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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佩孚在北洋軍閥中毫無問題是個突出人物,因為他懂得政治戰,會抓題目。當他還駐軍衡陽時,就有取消南北兩個政府和另組第三政府的野心。直皖戰后,他即通電主張召開國民大會,想利用國民大會這個机构恢复北京政府所解散的舊國會,驅逐皖系所扶植的北方總統徐世昌,另外建立一個他所滿意的中央政府。他一直不喜歡徐世昌,他在衡陽時,徐就任大總統,他拍電給徐就不稱徐為大總統而稱為東海先生。他的國民大會計划,由于張作霖和北方軍閥的反對,所以沒有實現。 民國10年,西南很多省份宣布自治,主張建立聯省自治政府,可是吳主張中央集權,武力統一,聯省自治是他所反對的,所以這种形式的“第三”政府也不符合吳的愿望。因此當湘軍援鄂時,他就出兵擊退湘軍,擊退湘軍后,他又發起召集廬山國是會議,這個會議就是他原來主張的國民大會的翻版,可是張作霖和北方軍閥仍不贊成,使他改造政府的野心又一次落空。 如今,他的最大障礙奉系又已被擊倒,他的威望如日中天,當然可以舊調重彈,召開他所喜歡的國是會議了。不過,他認為直系只控制了北方的十几省,如果再發起一個會議,國民党、皖系、奉系和西南聯省自治派都不會贊同,因此他乃改采另一途徑。 直奉戰爭以前,息隱天津的黎元洪就曾向吳佩孚暗送秋波,黎元洪的策士哈漢章、金永炎等經常秘密到洛陽向吳佩孚進言。舊國會議長吳景濂也曾到過奉天,游說張作霖用“恢复法統”來促進南北統一,張作霖建議召開統一會議就是以恢复舊國會,改造政局為內容的一种作法。 奉系戰敗后,吳景濂又去游說吳佩孚的大將王承斌,吳、王兩人都是奉天省興城縣人,又是表兄弟,吳字廉伯,王字孝伯,當時人稱“興城二伯”。吳請王向吳佩孚進言,恢复舊國會。同時在天津的黎元洪策士与舊國會參議院議長王家襄、研究系分子梁啟超、熊希齡等通過張紹曾的關系,慫恿吳佩孚也用“恢复法統”的方法來“統一全國”。 吳當時對“統一全國”四個字最听得進,同時吳看出“恢复法統”對直系最有利,因為南方的借口就是護法,反對北方的新法,所以才成立護法政府。如果北京政府恢复了法統,南方政府就失去了借口,也失去了根据,這一來,在政治上已經使南方政府無所憑借了,豈不是不戰而胜。 同時如果迎接黎元洪复職,補足了他未任滿的總統任期,國會和總統都成為直系的傀儡了,要他們怎樣,他們便怎樣,這是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做法,也是曹操迎立漢獻帝的故事。 11年5月10日吳佩孚從天津到了保定,立即召開會議 討論未來政局的趨向。舊國會議長吳景濂、王家襄都參加了這個會議。 吳佩孚雖然有他的打算,可是曹錕左右的人卻是另外一种想法。他們認為現在直系已經基礎鞏固了,解決政局的辦法就是替曹錕“紅袍加身”,立即發動政變,逐走徐世昌,讓曹錕做總統,何必費力气做文章,把到手的天下送給已被赶走了的那位不中用的黎元洪。 然而吳佩孚當時的影響力最大,他不贊成如此做,大家便不敢太猖狂。保定會議因此決定先“恢复法統”,統一全國,然后利用國會選舉曹錕為名正言順的大總統,如此才是正途。 5月14日吳佩孚密電征求北方軍人的意見,當天就得到江蘇、山東、湖北三省的同意。 5月15日孫傳芳發出通電,贊成恢复舊法統,迎黎元洪复職,電云: “鞏固民國,宜先統一,南北統一之破裂,既以法律問題為厲階,統一之歸來,即當以恢复法統為捷徑。應請黎黃陂复位,召集六年舊國會,速制憲典,共選副座。法統既复,异幟可消,倘有扰亂之徒,應在共棄之列”。 接著孫又另有一電給廣東的護法政府,電云: “自法統破裂,政局分崩,南則集合舊國會議員,選舉孫大總統,組織廣東政府以資號召。北則改選新國會議員,選舉徐大總統,依据北京政府以為抵制。誰為合法?誰為違法?天下后世,自有公論。惟長此南北背馳,各走极端,連年內爭,視同敵國,鬩牆煮豆,禍亂相尋,民生凋弊,國本動搖,顛覆危亡,迫在眉睫。推原禍始,何莫非解散國會,破坏法律,階之厲也。傳芳刪日通電,主張恢复法統,促進統一,救亡圖存,別無良策。近得各方复電,多數贊同。人之愛國,同此心理,既得正軌,進行無阻,統一之期殆將不遠。惟念法律神圣,不容假借,事實障礙,應早化除。廣東孫大總統原于護法,法統已复,功成身退,有何流連?北京徐大總統,乃新國會選出,舊國會恢复,新國會無憑,連帶問題同時失效。所望兩先生体天之德,視民如傷,敝屣尊榮,及時引退,中國幸甚!” 孫傳芳在直系中這時還是二三等角色,由于他駐軍長江一帶,對南方有嚇阻作用,所以吳佩孚選他來發通電,試探各方空气,而他也樂得受人利用,以建立改造政局的“首功”。 16日吳景濂和王家襄參加保定會議后回到天津,立刻組織“第一屆國會繼續開會籌備處”。這個消息給許多寂寞了好几年的政客一劑興奮劑。 16日曹錕、吳佩孚、田中玉、陳光遠、李厚基、齊燮元、馮玉祥、劉鎮華、蕭耀南、陸洪濤等聯名請王士珍出山,組織內閣。在這通列名電報中,李厚基本屬皖系,田中玉、劉鎮華都是投机分子,直系戰胜后,他們便跟在直系后面搖旗吶喊,借以保全地位。 5月27日吳佩孚有一密電致徐世昌,主張恢复舊國會,大意略謂:目下解決時局辦法,可分為兩大綱,(一)常法,(二)變法。常法即恢复第一屆國會,變法即召集國是會議。常法有三利:(一)法律上有根据。(二)手續便利,不致多費時日。(三)易与西南護法各省融洽,可為促成統一捷徑。變法有三不利:(一)法律上無根据。(二)手續紛繁,徒費時日。(三)西南表示反對,去統一之時愈遠,故于二者之中決定取常法而不取變法,前經通電与西南各省及中央直轄各省區磋商,今已得十余處之复電,均贊成恢复舊國會,一俟各省區复電到齊,即當轉呈,并請中央積极主張云云。 同日,江蘇督軍齊燮元亦有電報給徐世昌,電云: “我大總統本以救國之心,出膺艱鉅,頻年以來,艱難干運,宵旰殷憂,無非以法治為精神,以統一為蘄向。乃不幸值國家之多故,遂因應之俱窮,因國是而召內訌,因內訌而构兵釁,國人之苦怨愈深,友邦希望將絕。今則關外之干戈未定,而西南又告警矣。兵連禍結,縻有已時,火熱水深,于今為烈。竊以為种种痛苦,由于統一無期,統一無期,由于國是未定。群疑眾難,責望交叢。曠觀大勢所趨,人心所向,對于政府欲其鼎新革故,不得不出于改弦易轍之途,欲其長治久安,不得不謀根本之解決。今則恢复國統,已成國是,万喙同聲,群情一致。伏思我大總統為民為國,敝屐尊榮,本其素志,倦勤有待,屢聞德音,虛已待賢,匪伊朝夕。若能俯從民意之請愿,仍本救國之初心,慷慨宣言,功成身退,既昭德讓,复示大公,進退維公,無善于此。” 徐世昌被這一連串的“逼宮”電報弄得頭昏眼花,這位北洋元老,最有經驗的老狐狸,面對當前局面,也有手足無措之苦,他畢竟還是個老油條,所以裝做很謙和的姿態,發表一個電報,電云: “鄙人憂患余生,忝膺國宰,原思竭盡智慮,力求和平,保全黎庶,統一國家。乃事變紛乘,朝夕遷易,百艱躬試,劫運難消。兢惕憂戚,衰頹益甚,茹荼集蓼,莫喻此衷。頃閱孫傳芳勘電所陳,忠言快論,實獲我心。果能如此進行,使億眾一心,悉除逆詐,免斯民涂炭之苦,躋國家磐石之安,政治修明,日臻強盛,鄙人雖居草野,得以余年而享太平,其樂無窮,胜于今日十倍。況斡旋運數,挽濟危亡,本系鄙人初意,鄙人力不能逮,群賢協謀以成其意,更屬求之而不得之舉。一有合宜辦法,便即束身而退,決無希戀。先布區區,敬候明教。” 徐世昌比袁世凱當年高明了一點,不像袁用咬牙切齒的態度對待陳宦的勸退電,可是徐所謂的“合宜辦法”也与袁所耍的“籌商善后”手法异曲同工,無非是拖延時間,等待新的變局。 徐不如袁之處,袁在最后,雖然眾叛親离,但還有几個死党,而徐世昌在這個時候,卻沒有一個人支持他。 5月20日舊國會籌備處在天津發出通電,定于6月1日“依法”自行集會。28日曹錕、吳佩孚聯名回電表示贊成。徐世昌還想做最后努力,挽救他自己的垂危命運,因此他去拜訪王士珍,請他出面組閣,可是這位北洋元老依然像以前一樣,毫無表示,深藏若虛。接著徐世昌任命董康兼署財政總長,高恩洪署理交通總長,派彭壽莘為第十五師師長,改任張錫元為察哈爾都統。徐這些做法,都是根据曹吳的意見發表的,也就是愿居總統之名,一切唯曹吳之命是從的具体表現。然而曹吳并不將就。 6月1日舊國會議員以吳景濂和王家襄為首,共有203人聯名發表宣言,指徐世昌為非法總統,全文如下: “民國憲法未成以前,國家根本組織,厥惟《臨時約法》。大總統無解散國會之權,則六年六月十二日解散參眾兩院之令,當然無效。又查《臨時約法》第二十八條,參議院以國會成立之日解散,其職權由國會行之,則國會成立以后,不容再有參議院發生,亦無疑義。乃兩院既經非法解散,旋又組織參議院,循是而有七年之非法國會,以及同年之非法大總統,選舉會。徐世昌之任大總統,既系選自非法,大總統選舉會顯屬篡竊行為,應即宣告無效。自今日始,應由國會完全行使職權,再由合法大總統依法組織政府,護法大業,亦已告成。其西南各省,因護法而成立之一切特別組織,自應于此終結。至徐世昌竊位數年,禍國殃民,障礙統一,不忠共和,黷貨營私,种种罪惡,舉國痛心,更無俟同人等一一列舉也。六載分崩,扰攘不止,撥亂反正,惟此一途。凡我國人,同此心理,特此宣言。” 天下事就是這么可笑,從前痛斥國會為暴民專政机關,要挾北京政府迅予解散的北洋軍人們,現在卻都變成了舊國會的擁護者,歡呼“法統重光”。 徐世昌不管外間如何驅逐他,卻盡一切努力賴著總統的位子不讓。 6月2日吳佩孚的駐京代表錢少卿一連打了好几次電話到總統府,問總統何時离開北京?徐世昌正在設宴招待回國不久的顧維鈞。席散后,才宣布辭職,离職全文云: “查大總統選舉法第五條內載‘大總統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以副總統代理之。’又載‘副總統同時缺位時,由國務院攝行其職務’,各等語,本大總統現在因病,宣告辭職,依法應由國務院攝行職務”。 徐世昌頒下辭職令后,即將總統印信交付國務院,當日即挂專車由北京去天津。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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