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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主戰派不斷地向馮國璋施壓力，皖系政客們放出一個空气，說是如果馮堅持不下討伐令，皖系即以非常手段對付馮，不待新國會成立，即由臨時參議院通過議案，迎接黎元洪复任大總統。這個威脅相當有效，馮于是想出一個敷衍辦法，是在王占元的困難環境中，找出一條解除自己困難的辦法，企圖把南方的“全面討伐”壓縮為“局部討伐”，把主戰派對南方討伐的一股熱流引導向荊、襄一隅之地，使大事化小。不過他仍然不想采用“總統命令”，于1月9日以參陸辦公處奉大總統諭對前方軍隊發出電令：“凡抗命者均以土匪論”。他采用這個方式，對南方也好交代，因為荊、襄自主軍本來不是屬于西南方面的，而是地方上的抗命部隊，北軍進攻荊、襄只是剿匪行為而不是對南用兵。這一來也解決了王占元的困難。 馮又怕桂系誤會，所以通過陳光遠向桂系解釋，荊、襄問題是湖北內部問題，又叫王士珍向岑春渲解釋：“局部討伐令決不會影響南北的和局。” 為了答复陸榮廷請岑春渲為南方議和總代表的電報，他拍電給岑春渲，邀請岑到北京利他磋商南北和平問題。這是馮在主戰派壓力大增后的掙扎。 7年1月13日，主戰派倪嗣沖接受段祺瑞智囊徐樹錚的邀請到了天津。在他的鼓動下，16省區的軍閥聯名通電，反對“局部討伐”，堅持全面討伐。倪嗣沖、張怀芝、張敬堯聯名提出罷免李純。盧永祥也提出免除李純“調人”的責任。徐樹錚懂得利用倪嗣沖，讓倪到天津來火上加油。 李純成為段系攻擊馮系時的受罪包，段系把一切怨气出在李純身上，李純一連發出三個電報請求辭職，他在最后一次電報中憤慨地說：“反复矛盾之所為，君子所恥；而進退出處之際，古人所難。二者不可得兼，則宁犧牲其所難，而決不容忍遷就以忘其所恥。既知任重力微，即當洁身遠行。并非避嫌負气，不過行其所安。” 針對天津的16位主戰派通電，西南方面在1月14日由唐繼堯，程璧光、伍廷芳、譚浩明、劉顯世、莫榮新、李烈鈞、程潛、黎天才、陳炯明、石星川、熊克武12人聯名通電，對北京政府在發布停戰布告后又派出兩路征南軍司令，參陸辦公處發出進攻荊、襄的電令，以及起用大段、小段，利用劉存厚扰亂四川，利用龍濟光扰亂廣東的种种挑釁行為，提出了嚴厲質問。陸榮廷在這電報中未曾列名。 馮國璋的局部討伐，是想大事化小，避重就輕，既讓主戰派出了一口气，又讓西南方面沒有受到進攻，把戰爭局限在荊、襄一隅。想不到既不能取得西南的諒解，又不能滿足北方主戰派的要求。主戰派堅持必須以總統名義正式發布對西南的討伐令，不然他們就不管有沒有令都要討伐。并且宣布与北京政府脫离關系。 馮國璋身邊，王士珍一無主意，只是求去，也不愿戰，又不敢和；新任陸軍總長段芝貴則在國務會議上催促即下討伐令。北京內外盛傳徐樹錚正部署要召奉軍入關，要在北京發動政變。馮面臨一個嚴重的抉擇，或是順從主戰派的意見，下討伐令；或是放棄總統。 1月14日，馮自己不出面，仍令參陸辦公處回答主戰派說：“各軍先行，戰令隨發。”并說討伐對象可以擴大到國民党，第二路軍可以開到閩粵邊境作戰，但在湖南方面不要進兵，以待桂系自動取消自主。主戰派气焰迫人，堅持“全面討伐”，要桂軍先退出湖南，同時堅持討伐令必須及時發布，馮答复說：“你們在湖南打了胜仗再下討伐令不遲。”主戰派說：“不先下討伐令，豈不是師出無名？” 于是皖系（主戰派）主張“先下令后出兵”。直系（主和派）主張“先出兵后下令”。大家在這問題上兜圈子，糾纏不清。 北洋軍于7年1月14日向荊、襄進攻。當時進攻兵力的分配是：襄樊方面第三師吳佩孚部在東，南陽鎮守使吳慶桐部在北，分兩路進兵；荊州方面，吳光新部李炳之旅經長陽、百羊從西面進攻，王占元派第十八師王懋賞在潛江，第三混成旅盧金山部在監利從東面夾攻。 荊州自主軍無力抵抗，譚浩明在湖南坐視不救，且制止湘西民軍前往救援，所以1月22日吳光新軍輕而易舉地攻入荊州。襄樊方面也很少戰斗，25日第三師第五旅旅長張學顏部攻入襄樊。 馮國璋接到攻克荊州的戰報，立即擬就几道總統命令： （一）恢复陸榮廷的兩廣巡閱使，龍濟光另候任用；（二）北軍從岳州撤退，但南軍不得進駐；（三）桂軍從湖南撤退；（四）令譚延闓迅速回到湖南，實行湘人治湘；（五）責成川、滇兩省當局協商解決滇軍駐川人數及駐兵地點。24日王士珍在國務會議上提出這命令正待討論，突然接到南軍進攻岳州的急電，大為震動，乃把議案擱在一邊，匆忙偕閣員到總統府向馮請示。 南軍突然向岳州進攻，打破了馮國璋想把戰爭局限于一小塊地方的打算。情勢如此發展，主戰派更振振有辭要迫馮下討伐令，如果下討伐令，就表示南北全面戰爭開始，這樣就把直、桂兩系的聯盟打破，而馮的政治影響力也大為減低，因此馮心慌意亂地赶到東四牌樓五條胡同訪問徐世昌，請這位政壇老狐狸出個主意。徐主張邀段祺瑞共同商議以求一致。于是用電話請段來，一會儿段來了，態度是冷冰冰的，沒有表示意見。馮忽然站起來發言，大罵南軍欺人過甚，太欺負北洋派，是可忍，敦不可忍！最后說：為了要團結和鞏固北洋派，我決定親自出征，不挫折南方的气焰決不罷休。 徐世昌和段祺瑞看見馮國璋這种慷慨激昂的態度，實在來得突然，他們和馮共事二十年，還沒有見馮發過這么大的脾气，頓時弄得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一時倉促，不知道用什么話來答复。 馮由徐寓回到總統府，立刻命令拱衛軍司令劉詢在第十五師中挑選精兵一旅，補充軍火，作為自己的南行衛隊，下令整裝待發，同時召見王士珍，令他坐鎮北京。維持治安。同時頒發一道通電，電云： “奉大總統諭：近年以來，軍事屢興，災患疊告，士卒暴露于外，商民流离失業，本大總統惄焉心傷，不敢宁處，茲于本月二十六日，親往各處檢閱軍隊，以振士气。車行所至，視民疾苦。數日以內，即可還京。所有京外各官署日行文電，仍呈由國務院照常辦理。其机要軍情，電呈行次核辦，并分報所管部處接洽。凡百有司，其各靖貢乃職，慎重將事，毋怠毋忽等因！特此轉達。” 馮總統要親征，使分府軍事處的人惶惶不安。25日上午，他們一齊見馮勸阻“南巡親征”。北京商會也派代表吁阻“總統出巡”。馮對他們說：“出京以一個星期為期，在此期間，國事委由內閣主持，大家不必惊惶”。下午馮召見陸軍總長段芝貴、步軍統領李長泰、京師警察總監吳炳湘等，面諭要他們協助總理王士珍維持一切。 26日下午8時半，馮由北京專車出京，12時半抵達天津。直隸督軍曹錕在車站迎候。馮下車后即赴曹家花園憩宿。兩人密談至天明，曹本是直系，因被徐樹錚利誘，才參加主戰派，馮和他密談何事，外人無法獲知。27日晨5時，馮即動身，仍乘原車由天津啟程，在車上休息，下午車過濟南，山東督軍張怀芝上車隨行，經過徐州，張敬堯也上車隨行，火車徑趨蚌埠，轉赴南京，但到了蚌埠時，倪嗣沖雖然到站迎接，車子就開不出去了。 馮在北京徐世昌宅內宣稱的是親自出征。出征該由京漢線到湖北，不應該由津浦線到南京。馮臨行時的通電則說是：“南行巡閱”，可是一路上行色匆匆，既沒有下車巡視，也沒有檢閱軍隊。馮對京中人說出京以七日為期，可是卻又挑選了一旅精兵衛護，還攜帶子彈200余箱，輜重數十車，這一切使段覺得所謂“南巡”，所謂“出征”都是假的，馮的目的一定是南京，南京是馮的根据地，到了南京，馮會表示他脫出北京主戰派的虎口，說不定還會宣布總統蒙難，臨時以南京為行轄，甚至下令討伐，這討伐令將不是對南方而是對皖系！ 段既然有這樣的怀疑，乃密令倪嗣沖予以阻止。 馮抵蚌埠后，倪上車請示馮的行止，態度雖然恭順，可是車站內外全是倪的軍隊，馮告訴倪說：准備到南京召開一次軍事會議以討論對南作戰問題。倪說既然開軍事會議，何必遠赴南京，請總統就在蚌埠召開，自己愿備辦一切，務使總統滿意。同時自作主張，當馮的面命令秘書用馮名義發電給江蘇督軍李純，請他到蚌埠來參加軍事會議。倪嗣沖曾為袁世凱忠實走狗，也是段祺瑞得力爪牙，他既然用武力布防車站，馮雖有一旅精兵，畢竟寡不胜眾。客不胜主。因此遂告行不得也。幸而李純机警，接到蚌埠來電，推說有病派第十師長王廷楨為代表來皖。 馮在蚌埠曲予敷衍，對倪說：現在各省督軍都不肯服從中央，我這總統實在難做。倪答：總統可以懲一儆百，誰敢反中央就撤他職，總統如撤我職，我一定服從。馮听了只作苦笑。 29日下午，馮乘原來的專車回返北京，他的出巡前后只有四天，比七天之期少了三天。 馮國璋是借題南軍進攻岳州而出巡的。南軍為何進攻岳州呢？ 原來在南方，桂系既然和北方的直系暗通款曲，自然不愿擴大戰爭。桂系既不愿擴大戰爭，因何又讓南軍對岳州采取軍事行動呢？在桂系來說，當然是被迫的，當時客觀情勢使得桂系必需同意：第一是湖南軍民的情緒，因湘軍戰意极濃，如果過分予以壓制，桂系在湖南的領導地位將受影響；第二是國民党對桂系在湖南按兵不動的情況日益不滿，如果桂系再与湘軍為敵，迫使國民党和湘軍聯結一气以對桂系，桂系在廣東的領導地位也將動搖；第三是北軍已進攻荊、襄自主軍，荊州已經陷落，襄陽也保不住，直系主和派并不能夠控制局勢，皖系的主戰派兵鋒必然直入湖南。所以桂系對于南軍進攻岳州，終于同意。 南軍的軍事行動沒有受到堅強抵抗。守岳州的北軍是王金鏡的第二師，李奎元的十一師，王汝賢的第八師，范國璋的二十師，都是直系部隊或是接近直系的部隊，他們在內心并不愿和南軍作戰。 7年1月23日南軍開始進攻，26日北軍放火焚燒岳州，然后撤出，27日南軍赶到，進入岳州，扑滅了空城的漫天火焰。 岳州自從民國2年二次革命后一直控制在北軍手中，歷時四年余，這時才重入南軍怀抱。 岳州易手后，西南各省人心大振，多數主張長驅直下武漢，由于北軍主力集中在荊、襄方面，武漢軍力异常空虛，因此南軍如果乘胜挺進，武漢是可以攻下的。如果攻下武漢，唐繼堯以護國元勳身份出兵北伐，北方的民軍一定會響應，局勢將會大變，對于北方局勢的變化是難逆料的。 但是，桂系不愿放棄對北方求和的愿望，他們認為北軍攻占荊、襄，南軍收复岳州，各有所得，誰也沒有胜利，南軍應該适可而止。并且應該轉戰為和，訊速召開南北和平會議。 就在南軍占領岳州的當天，譚浩明立刻下令嚴禁前線湘軍跨入湖北一步。并且在1月30日給李純陷電中聲明：“已飭前方停止進攻，不入鄂境”。保證“北不攻岳，南不攻鄂。”希望李純和主和派能：“毅力斡旋，促成和局”。湘軍總司令程潛也向李純致電說：“此次用兵，實為促進和平起見。已向王督（注湖北督軍王占元）聲明，此后對于荊、襄不事吹求，我軍決不進窺武漢。倘代總統不失其主張正義之宗旨，則我軍仍本以前擁戴之赤忱。” 1月31日，湘軍全体將領發出通電，把南軍進攻岳州說成是：“以武力為手段，以和平為目的。” 直系主和派的中心長江三督，對于南軍攻占岳州視為理所當然，并不感覺惊訝。長江三督中的首席督軍李純接到譚浩明和程潛的電報后，隨即代為轉報。1月31日，王占元向李純建議以荊、襄歸鄂，岳州歸湘為南北停戰議和的前提條件。李純即以此發出世電（31日）。世電當即獲得桂系熱烈歡迎。接著岑春渲、譚延闓發表佳電（2月9日）響應，陸榮廷有真電（2月11日）響應。 在南軍攻占岳州后，主戰派和主和派聯成了一气。馮國璋已經出巡北返，變成主戰派的政治俘虜，所以1月30日馮被迫發布命令斥責“譚浩明、程潛節節進逼，黎天才、石星川倡言自主，釁自彼開，即應視為公敵。”同時下令曹錕和張怀芝進兵、派曹錕兼任兩湖宣撫使，張敬堯為援岳前敵總司令。褫奪了黎天才、石星川的官職和勳章。這個命令就是“討伐令”，也正是馮國璋多月以來，用盡各种方法規避的行動，現在被迫出此。王士珍在副署這道命令的時候，神色非常沮喪，他解釋說：是為了替老朋友解圍，不得已而為之，馮在莫可奈何中下達這道討伐令，他在命令中仍耍了一套手法，他用“宣撫兩湖”的名義表示在兩湖的戰爭不是討伐，他所謂的“援岳”也不是“援湘”，就暗示軍事行動只以收回岳州為目的。 皖系對馮的討伐令仍不滿意，張敬堯首先通電質問：（一）岳州已失，還用什么“授岳”？（二）既然進攻岳州，則又何必派員“宣撫”兩湖？（三）總統態度應當明朗，如果主戰，就該責成主和各省（指直系所屬的長江三省）明白改變態度，以便一致進行，如果主和，就該“宣示”真意免得前方將士無所适從；（四）張敬堯認為曹錕以第一路軍總司令兼任兩湖宣撫使，位在已上，大感不滿，因此宣稱無法節制各軍而不肯接受新職。張敬堯這通電報把參戰督辦段寫在前，內閣總理王寫在后。 段對馮的態度益趨強烈，也對馮的討伐令极為不滿，他親赴總統府見馮，提出要求懲戒拒絕北軍假道的江西督軍陳光遠。這分明是打馮的耳光。馮自然受不了這种臉嘴，因此也提出懲戒傅良佐棄職离湘作為抵制。兩人為此聲色俱厲地爭吵，彼此惡言相向。 段還提出另一問題，要馮下一道极嚴厲的命令，告誡馮玉祥离開浦口，開往福建，不然便以抗命罪懲辦馮玉祥。馮國璋了解如果不調開馮玉祥，直、皖兩系就有戰爭的可能，而直、皖真的發生戰爭，江蘇就在皖系四面圍攻，直系多少是會吃虧的。何況北洋派真的發生了內戰，占便宜的便是西南方面。為了和緩皖系對李純的進攻以及津浦線南段的緊張局勢，馮乃讓步把馮玉祥一旅調開，不過不是把馮旅調到福建，而是調他去湖北。湖北是直系范圍，馮旅調鄂后既可增加王占元的力量，又不會受到皖系的吞吃。 主戰派激烈分子張敬堯，是主和派中心人物李純的門生和舊屬，可是自他參加皖系后，為了前程，對于“秀帥”便不假以辭色。1月30日，張敬堯通電揭發主和派勾結南方和阻撓對南作戰的种种陰謀，電報內稱：岳州失守后，1月28日李純還有勘電致北方各省稱，奉中央密電，仍然主和，請各省協助進行。他說他截獲了譚浩明的皓電（1月19日）內稱：南軍攻岳一舉，是因為接到李純辭職的電報，不胜气忿，所以采取這一報复行動。他又說岳州“失守”以前，本人早已調集大軍准備進援，只因王占元接連發出真電（1月11）、皓電（1月19日）堅決主和，因此不愿孤軍深入，致蹈傅良佐入長沙的覆轍。在這通電報上，張不僅對他的恩師李純大為攻擊，對王占元亦加以誣蔑，同時明白地指責長江三督奉有馮國璋的密電主和。 張敬堯這通電報中，許多都不真實，實際上南軍進攻岳州是在1月22日獲悉荊州陷落的消息后才作決定，在此以前，譚浩明曾竭力阻止湘軍進攻岳州，并且阻止湘西民軍開往鄂西援助荊、襄自主軍。他怎會發出皓電？ 主戰派倪嗣沖、曹錕、張怀芝亦隨聲附和，嚴厲質詢李純，要李公布一切真相。 馮國璋也被主戰派的叫囂嚇倒，他很緊張地發表冬電（2月2日），否認發過主和密令，并且替李純解釋說：“蘇督前以調人自處，不過默察鄙人愛重和平之意。來電有主和不成仍可主戰一語，初非中央有所委托，不辨自明。”他又解釋譚浩明的皓電為“敵人反間之計，斷不可中其狡謀。”最后他表示自己是徹底的主戰派：“鄙人以愛重和平之故而橫受欺紿，忿不能平，較之向日主戰之人，痛恨尤烈，若因循畏葸，其何以立于天地之間？” 馮自南巡歸來，已成主戰派俘虜，他對主戰派已沒有反對的余地。可是雖然低聲下气，主戰派仍不滿意，所以他的冬電發表后，倪嗣沖、曹錕、張怀芝又聯名來電質問：“政府既未發主和密令，則此令果何人發出？請复飭李純將原電公布、以釋群疑。” 2月4日李純有支電向馮解釋他根本沒有發過“奉密令主和”的電報，他說：“不知張總司令何所見而云然”。又于2月6日發表魚電向北洋派全体解釋他根本沒有奉到過“主和密令”。自己對和戰問題毫無成見，對中央明令討南尤屬极端服從。以前主張和平，純系個人政見，對于北洋團体的破裂，深引為懼。他強調自己不會不懂得“樹有根，水有源”的道理，也不會“燃萁煮豆、自迫同根，反搖尾乞怜以向西南討生活。” 到此為止主和派完全向主戰派低頭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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