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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凱時代，政治上的流行名詞特別多，如北洋三杰、嵩山四友、四大將軍、四凶、六君子、七小人、西山十戾、十三太保等。 北洋三杰前面已介紹過，就是龍、虎、狗。王龍、段虎、馮狗。王士珍神龍見首不見尾，故曰龍，其實他在北洋三杰中官位不及馮的代總統和段的執政，也未抓過實權，也許正因為如此，人們才尊他為龍，因為中國士大夫傳統風格以讓為德；段祺瑞善怒而有威，故曰虎；馮國璋好說話，滔滔不絕，故呼之為狗。 嵩山四友前面亦已提過，就是徐世昌、趙爾巽、李經羲、張謇。 四大將軍是段祺瑞、馮國璋、王士珍、蔭昌。 四凶是趙秉鈞、陳宦、朱啟鈐、梁士詒。 六君子本書前面已提及，是楊度、孫毓筠、嚴复、劉師培、李燮和、胡瑛。 七小人是朱啟鈐、段芝貴、周自齊、梁士詒、張鎮芳、雷震春、袁乃寬。 西山十戾本書開頭時曾提到，是附會整個清王朝的重要人物，即：多爾袞（熊）、洪承疇（獾）、吳三桂（鶚）、和珅（狼）、海蘭察（驢）、年羹堯（豬）、曾國藩（蟒）、張之洞（猴）、西太后（狐）、袁世凱（癩蛤蟆）。 十三太保就是“六君子”加上“七小人”的總稱。 “六君子”本來是代表人物的名詞，史書上我們曾看到好多次： 第一批是唐玄宗時的陳宜中等六君子； 第二批是宋宁宗時太學生周端朝等六君子； 第三批是明僖宗時楊漣、左光斗等六君子； 第四批也是明僖宗時周起元、繆昌期、周順昌等六君子； 第五批是光緒朝戊戌維新的譚嗣同、林旭、楊銳、劉光第、楊深秀、康廣仁等六君子；這六君子因幫助光緒變法，被慈禧斬首于北京菜市口。 最后的六君子是民國4年發起籌安會的這六位先生。 第五次和第六次的六君子，都和袁世凱有關，戊戌年袁世凱出賣新党，以六君子的頭顱換得他的富貴，使他得以獲得慈禧的寵信，掌握清末的軍政大權，最后取得天下；到了民國4年，卻因洪憲六君子而促成帝制，最后因稱帝而眾叛親离，83天皇帝夢，把生命也賠了進去。后人論袁說他以“六君子”起家，以“六君子”亡身。 最妙的是：袁世凱一生与湖南人特別有關系，戊戌六君子的核心是譚嗣同，因為譚嗣同傳達光緒的密詔，要袁兵諫結束慈禧和她周圍的守舊派勢力，袁据此向慈禧和榮祿密告，而導致戊戌政變。譚是湖南瀏陽人。洪憲六君子的主角是楊度，楊度是湖南湘潭人。最妙的是打倒洪憲皇帝的蔡鍔，也是湖南寶慶人。 外國報紙稱洪憲六君子為“君媒”。其實這六個君媒真正主角是楊度，助唱是孫毓筠，其余四人都只是“邊務大臣”。這六君子如細分一下，其中有三個湖南人，有四支鴉片煙槍，一個縱橫之士，一個失意軍人，兩個國民党人，兩個書呆子。楊度是創辦人又是包辦人，其他五位都是他所物色而來的，其中只有李燮和是因窮困投奔老朋友找碗飯吃，碰上了這個“大好机會”。籌安會成立時楊發表談話稱：“我素為主張君憲之一人。辛亥年組織國事共濟會時，曾建議由國民公決政体，其時因國會未產生，只得從總統之后，成立共和政体。現与同志數人研究共和、君主孰宜于中國，与共濟之宗旨正同。我以為立憲非君主不可，君主又非立憲不可，這四字不能增減一個。” 袁的局面在垂危時，帝制已撤銷，首倡帝制的楊度當然成為眾矢之的。早在袁尚未生病時，4月12日，楊度即呈辭參政職，他的辭職呈文如下： “……備位參政，一年于茲，雖勉竭其微忱，究無補于大局。世情翻覆，等于瀚海之波，此身分明，總似中天之月。以俾士麥之霸才，治墨西哥之亂國，即令有心救世，終于無力回天。流言恐懼，竊自比于周公，歸志浩然，頗同情于孟子。所有辭職緣由，理合呈請大總統鈞鑒！” 后來有好事之徒把這呈文戲改數字，刊于報上： “備位參政，一年于茲，雖勉竭其狐能，究無補于帝制。燃犀鏡澈，畢竟公道昭然，拍馬技窮，自悔天良喪盡。無俾士麥之霸才，羡日耳曼之宰輔，即今有心獻媚，終于無福封公。流言恐懼，竊難免于狗烹，歸志浩然，頗同情于兔脫。所有悔罪辭職緣由，理合奏請大皇帝圣鑒！” 平情而論，楊的政治主張是不合潮流的，可是他卻不是一個翻云覆雨、投机取巧的政客。他自清末民初，一貫主張君憲，他在政治節操上比梁啟超和章太炎有原則。若說籌安會是逢君之惡的亂階，楊度也不過是奉袁家父子之命行事，袁如沒有帝制自為之心，楊度又豈能把皇冠勉強加諸袁的頭上！ 自帝制取消后，過去陷害國民党的特務們，忽然負起了監視帝制禍首的新任務。懲辦籌安會六君子以謝天下之說大熾。達官要人均大難來時各自奔，紛紛出京避難。報載楊度畏罪先逃，這是小看了楊，他一直端坐在丰盛胡同私寓，在一片索債聲中，過著苦難日子，國史館員向他索薪，泰來洋行向他討修房子的工款。 5月1日京津《泰晤士報》記者訪問楊度，楊仍縱談大勢，一如平常。記者形容楊態度安閒，詞意堅決。楊說： “政治運動雖失敗，政治主張絕無變更。我現在仍是徹頭徹尾主張‘君憲救國’之人，一字不能增，一字不能減。十年以前，我在日本，孫、黃主張共和，我則著論反對。我認共和系病象，君主乃藥石，人民諱疾忌醫，實為國家之大不幸。………除君憲外，別無解紛救亂之方……梁任公是我的老同志，他一變再變，我則始終守著本位。但我們友誼未變。……國体問題，我應負全責，既不委過于他人，亦不逃罪于遠方。……報載我已‘竄’，你看我竄了否，俟正式政府成立，我愿赴法庭躬受審判。……且退一步言，政見不同，亦共和國民應有之權利。” 懲辦帝制禍首是在7月14日以黎元洪大總統名義發布的命令。禍首名單只有八人，就是楊度、孫毓筠、顧鰲、梁士詒、夏壽田、朱啟鈐、周自齊、薛大可。原來這個名單也是几經修改補充的，護國軍方面提出禍首名單是13名，后來人稱這13名為“十三太保”，那是“洪憲六君子”楊度、孫毓筠、嚴复、劉師培、李燮和、胡瑛加上“洪憲七凶”朱啟鈐、段芝貴、周自齊、梁士詒、張鎮芳、雷震春、袁乃寬。老實說，參加帝制活動的，怎么會才止這13人，不過護國軍方面認為袁是罪魁禍首，巨頭已死，不必牽連過廣，只要象征式地懲辦一下，以對全國人民有所交代就行了。 雖然只是象征式，可是北洋方面因為帝制禍首和他們是有血肉關系的，所以名單的決定就很困難。 照理，所謂罪魁禍首，應該是變更國体，制造內亂的國事犯，然而當北京政府研究禍首名單時，首先是袁克定從彰德打來急電，替雷震春、張鎮芳乞情。于是這兩個名字便從名單上剔出了；接著馮國璋自南京來電替段芝貴求情，而李經羲則力保嚴复和劉師培，強調這兩人是當代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名單中又少了這三位；又有人向段祺瑞建議，李燮和和胡瑛曾是同盟會會員，為了對國民党表示好感，通緝名單中不必列國民党方面的人，因此又少了兩名；最后為了袁乃寬是袁世凱的族侄，所以也被取消，這樣一來，“六君子”只剩楊度和孫毓筠，“七凶”只剩朱啟鈐、周自齊和梁士詒三個交通系的領袖。而原來所謂十三太保的名單變成了“五太保”了。在決定五名禍首名單時，也有人替梁士詒求情，說：“加入此人，則金融界將起莫大之恐慌。不如留下他將來替政府籌款。”黎元洪大不謂然，他生气地說：“那么，我們不如干脆不下懲辦禍首的命令吧！” 由于名單上禍首名字越來越少，北京政府自己也覺交代不過去，才很勉強地加進了顧鰲、夏壽田、薛大可三名非首要分子。老實說罪魁禍首隨手拈來不計其數，如果顧鰲等三人都算數，這張名單可以達五百人了。所以懲辦禍首，在北京政府方面只是敷衍塞責，通緝令也是通而不緝。通緝令頒布前，楊度和孫毓筠避往天津，劉師培由西華門外私宅遷至法國醫院，后來知道自己榜上無名，才和嚴复同至黎元洪寓申謝。楊度在天津，卜居天津清鳴台八號。當時有人曾以“一羊驅三午”相譏，羊指楊度，三午是魏午庄、端午橋、夏午詒。楊在天津屢欲赴京自首，被家人環阻。 兩位變節的國民党人，一位是孫毓筠、一位是胡瑛。孫、胡兩人自二次革命失敗后，党人或死或逃，他們感覺到國民党已無复蘇之望，乃有自尋生路的企圖。籌安會成立后，孫自謂“大病不死，大難不死”，于是皈依佛法，延請諦閒、顯珠二大法師講經，并擬開辦佛教大學一所，且介紹諦閒至團城和袁克定見面。袁克定說：“因為多病，病中看佛經頗有心得。”諦閒告以：“公子將來大貴，請愛惜此身留為世用。人世法与出世法本自圓融。”袁說：“將來若有那一天，必為佛門盡力。”當國体投票前，孫著《反對世襲總統議》，是六君子的第三篇勸進大文。懲辦禍首的通緝令下后，孫已赴天津，外傳孫在天津廿七路自殺未遂。 胡瑛是宋教仁的同鄉，湖南桃源人，長沙經正學堂出身。辛亥革命前，他是個視死如歸的革命斗士，与吳樾同謀炸五大臣的有他；乙巳同盟會成立時首先加入的是他；化裝在京漢線跟蹤鐵良，欲伺机行刺的，也是他。他說話口音像桃源話又不像桃源話，像湖北話又不像湖北話，像四川話又不像四川話。至于他的身份，有時是革命党，有時是軍人，有時卻又是政客。他是個慣走极端的人，革命革到极端，坐牢也要革命，反動也反到极端，甘為帝制禍首。他在北京住在石駙馬大街。他的不幸是：做革命党要亡命，加入籌安會也要亡命，尤其不幸的，是如今亡命偏遇著對頭——京師警察廳長吳炳湘，吳正想找一個弱者開刀，所以派偵探一直監視他。 六君子中的著名學者嚴复，參加籌安會是糊里糊涂的，只由楊度一片說詞，第二天報上就登出他的大名，赫然在籌安會發起人中。不過以后籌安會的通知單一次兩次地送上門來，他既不移步到會，亦不否認列名，只來個不理不睬。當梁啟超發表那篇轟動一時的《异哉國体問題》，袁想借重他做一篇煌煌大文，乃派夏午詒登門以巨金為壽，可是這次卻摸錯了嚴的脾气，他淡然答說：“我老了，不怕什么了，文章也不能做了，你們另請高明吧！” 他的老朋友林紓見他列名籌安會，乃气喘吁吁地跑來，問他：“又陵，你怎么干出這樣事來，無論袁家成敗，你都不值得啊！”嚴卻淡然說：“不相干，讓他們去鬧！”林說：“你應該否認吧！”嚴以漫不經意的態度說：“不否認也罷！”后來帝制取消了，袁也死了，楊度也走了，通緝禍首令也下了，林又气喘面白地跑來說：“又陵，你要离京啊！”嚴仍淡然說：“不离也罷。”林急得搓手跌足說：“不离京也許要坐牢，老朋友要救也無能為力。”嚴說：“是禍就不能逃，我老了，已不怕什么，文章我沒有做，都是他們做的，是非終可大白，最好听之任之。” 嚴有十足的中國讀書人怪脾气，老而倔強，賢于患得患失、畏首畏尾的后生小子。當別人恭維康、梁是先知先覺，嚴則說：“誤清室者乃此二人，誤蒼生者，亦此二人。慈禧垂暮之年，倘康、梁不采取急進態度，則光緒終可暢行變法，乃康熱中過甚，卒演成賣君、賣友慘劇。康最后只身遠竄，施施然以忠臣志士自命，堪云無恥之尤，梁則出風頭之念太甚，救國之心不足，不惜以昨我与今我宣戰。”袁死后，有人問嚴說：“黎黃陂扶正，可以天下太平了。”嚴說：“不行不行，黃陂德有余而才不足。”他的怪癖是歡喜唱反腔，人之所好惡之，人之所惡好之！ 六君子中另一位著名的學人是劉師培。劉師培字中牧，江蘇儀征人，出身書香之家，博覽群書，經史百家無所不通，旁及釋道諸經典，不剽竊前人余緒，所以當時很多人都認為劉好為大言。其實他是有真才實學。早年他和章炳麟辦《國粹學報》鼓吹革命，又和章創光复會，其后亡命日本，也算是一個气度觥觥的革命志士。他的太太是揚州何家輅的胞妹何班（后改名何震），是一位風流跌宕的交際人物。兩夫婦亡命日本時，劉与章炳麟、陶成章稍有意見，何因不慣流亡的苦日子，便慫恿丈夫不如歸去。劉是個書呆子，懾于嬌妻的閫威，又不胜浸潤之譖，因此一天比一天和革命党人疏遠，于是大家异口同聲說：劉光漢是老婆俘虜，做了清朝走狗了。彼此既有意見，章炳麟等亦時對劉指謫，劉乃放棄党人，束裝回國。返國后入了兩江總督端方幕府，章炳麟曾貽書責劉，劉因內疚于心，不加答辯。迨端方卸任，劉惘然無依，遂赴四川任國學院講師。辛亥革命后，端方奉命率兵入川，在資州被殺，川中革命党人認為劉師培是端方故舊，欲置之于死。章炳麟聞訊，急電謝天星等營救，詞意懇切。章電云： “……昔姚少師語成祖曰：城下之日，弗殺方孝孺，殺孝孺，讀書种子絕矣！今者文化凌替，詩書凋喪，一二通博之材，如劉光漢輩，雖負小疵，不應深論，若拘執党見，思复前仇，殺一人無益于中國，而文學自此掃地，使禹域淪為夷裔者，誰之責耶？” 劉獲章營救后，乃遠走山西，后因蔡元培之照顧，得執教于北京大學。民國4年受袁世凱委為總統府咨議、教育部編審、參事、參政、上大夫。他列名籌安會后，曾發表《國情論》鼓吹君主。可是他也真是一個苦命人，他的第一座靠山（端方）倒了，第二座靠山（袁世凱）也倒了，他像斷了線的風箏，又像做了場黃粱夢，由西華門私宅遷至法國醫院。幸虧李經羲一言，才把他從“帝制禍首”名單中剔了出來，于是他去邀了嚴复同至東厂胡同黎宅謝恩，黎沒接見。 劉畏妻如虎，堪稱懼內泰斗，為其是張繼（溥泉）形容起來，簡直讓人歎為觀止。据說張繼寓居北京時，某夜劉愴惶掩入，喘息未定，忽有叩門聲甚急，劉凄然告張：必是我太太來了，我怎么辦？我一定要躲一下。一邊說一邊爬入床下，蜷伏不敢動。張出啟門，乃是另一位客人。為之大笑，急返臥室拖劉出，劉再三不敢，以為張誑己，既出，手足戰栗不已，談話亦不終而告辭。 劉的《左釁詩文集》中，曾有《書楊雄傳后》五古一首云：“苟孟不复作，六經秦火余，篤生楊子云，卜居近成都。文學窮典墳，頭白勤著書……雖非明圣道，亦复推通儒。紫陽作綱目，筆削而口誅，惟据美新文，遂加莽大夫。班固傳信史，微詞雄則無，大醇而小疵，韓子語豈疏？宋儒作苟論，此意無乃拘？吾讀楊子書，思訪楊子居，斯人今則亡，即吊空躊躇。”這首詩是替楊雄辯誣，也是替自己辯誣，集中雖說是游川舊作，但人們都說是帝制失敗后解嘲之作。 劉在死前，曾有悔恨之語，說“我一生當論學不該問政……”事實上，他所著的《國學發微》、《清末學術史》、《左釁文集》、《讀左札記》、《論文什記》、《中古文學史》等書，均系确然可傳的。到了民國8年初冬，他一病不起了，死前，著人請黃季剛來到榻前，授以一本手抄的《音韻學》，哽咽地說道：“這是我畢生研究得來的，此學非公莫傳，算是我臨終的一點自贖的心愿吧！” 這些臨終遺言，使得黃季剛大為感動，也不再拘于年齡班輩，竟連忙跪下磕頭，行了隆重的拜師禮，兩人生前同在北大執教，臨終卻成為師生，一時傳為儒林佳話。 六君子之中以李燮和為最消沉。籌安會宣言發表后，忽有龔先曜其人謂系光复軍宿將，控李冒領軍餉盡入私囊，又有“李百端恐嚇，謂吾為籌安會理事，何求不得，若再嘵嘵不已，即交軍政執法處、步軍統領置之死地”等語。李正在“頭痛醫頭”之際，又要“腳痛醫腳”，原來報載頒他四等嘉禾章，前湖南省議會議員《湖南公報》經理李誨乃燮和之弟，忽有大義滅親之舉，請誅六君子以謝天下。那時李誨与不避斧鉞之誅的賀振雄齊名，輿論均謂首先發起帝制的是湖南人，首先反對帝制的也是湖南人，且將湯化龍、湯薌銘兄弟与李誨、李燮和兄弟并列，以其同為兄弟，而路線不同之故。 六君子中名列帝制禍首的只有楊度、孫毓筠兩人。另外六名，是顧鰲、梁士詒、夏壽田、朱啟鈐、周自齊、薛大可。 顧鰲字巨六，四川人，光緒卅一年赴日本留學，在明治大學攻政治經濟，回國后服務法界。汪兆銘和黃复生在北京謀刺攝政王失手被捕后，顧鰲和章家祥承辦此案，暗中多予維護。民國成立后在北京擔任律師，2年政治會議成立，顧任秘書長。洪憲帝制籌備時期，袁派顧為法典組主任。洪憲法典多是顧所起草，因此顧遂得以列名帝制禍首中。此后若干年都抬不起頭來，北伐后顧隨楊度投奔上海杜月笙門下為食客，在陶爾菲斯路寓所挂牌做律師。生意不好，最后乃改營古董掮客生意，不再在政治圈內活動。 梁士詒是袁世凱時代紅得發紫的北洋派要角，在民國初年袁世凱政府中，他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無論重要性或地位，比北洋三杰的王、段、馮高出很多，即是袁的老友徐世昌亦不能望其項背。民元袁任大總統，梁即為總統府秘書長，掌握外交、財政、交通大權。由于交通部和交通銀行在梁手中控制，遂有交通系的組織，為民初北洋政府中一重要政團。洪憲帝制籌備時，梁發起“全國請愿會”為勸進的行動組織，一舉而取代了籌安會。不過有人說梁并不贊成帝制，系被迫參加，任人擺布，梁被宣布為帝制禍首，亦從不聲辯。不管梁士詒在何种情況下參加洪憲，他對袁世凱的事業和毀譽，總要負极大責任的。 夏壽田字午詒，湖南湘潭人，和楊度是同鄉又是同學，為王湘綺的弟子，少有才名，倚馬万言。光緒廿四年中一甲第二名進士，曾為端方的幕僚。后隨袁世凱，深獲器重。2年10月袁就大總統，夏為文官次長，3年5月國務院撤銷，設政事堂于總統府，總統府秘書長為內史長，夏為內史。袁死后，夏名列帝制禍首，匿居天津租界，后去上海，做了猶太財閥哈同義子的食客。晚年信佛，在福州鼓山受戒。 朱啟鈐字桂莘，貴州紫江人，光緒卅一年，清廷設立巡警部，朱任北京外城巡警總廳廳丞。民元先后任陸徵祥和趙秉鈞內閣的交通總長。趙秉鈞因刺宋教仁案受株連辭職，朱曾兼代國務總理兩天。熊希齡組閣時任內務總長，3年2月并兼交通總長。4年9月洪憲帝制籌備期間，以朱兼任“大典籌備處”處長。列名帝制禍首后，直到7年始被取消通緝令。后來朱一度在徐世昌總統任內南北和議時受任為北方總代表。從此退出政壇，卜居天津，著有《李仲明營造法式》和《存素堂絲繡錄》。 周自齊字子廙，山東單縣人。北京同文館出身，后赴美留學。清末曾繼伍廷芳以參贊名義代理駐美公使。曾向美國交涉退還庚子賠款1200万美元。民元3月任山東都督，2年8月出任中國銀行總裁，九月任熊希齡內閣的交通總長。3年出任財政總長，兼鹽務署督辦。4年四月繼張謇為農商總長，5年5月复任財政總長。是袁時代財政方面的紅人，也因為這樣列名帝制禍首。 薛大可字子奇，湖南益陽人，留學日本，是同盟會會員，曾因革命在上海被捕。民國成立后在北京為新聞記者，民國2年春被選為眾議院議員。籌安全事起，結識了楊度，楊度叫他辦一張《亞細亞報》，專門鼓吹帝制。袁世凱稱帝前后，袁克定和楊度偽造《順天時報》，刊登各地擁戴的消息送給袁過目，据說就是薛從中做的手腳，因為《順天時報》用的是日本字模，別的印刷所摹仿不來，可是薛子奇的《亞細亞報》設在后孫公園，《順天時報》設在新華門大街，相距咫尺，所以薛每天可以花錢向《順天時報》買鉛字，在《亞細亞報》排印，印成一張假的《順天時報》，每天專供袁閱覽。袁每天從這張假報上看到盡是假消息，因此薛亦可以說是洪憲帝制運動中的一個要角。据說誘脅當時的名記者黃遠生和劉少少也是薛負責的，《亞細亞報》曾在袁登极前兩個月在上海設分館，對外聲言已請黃遠生為主筆，劉少少為編輯，黃遠生為此曾登報否認，隨后即逃往國外，怎知他到美國后，卻被愛國華僑把他當作帝制余孽炸死了；劉少少也從未加入亞報。這個《亞細亞報》的上海分社在出報的第二天就遭愛國人士投擲炸彈，嚇得職員們不敢去上班，報紙不久也壽終正寢。薛子奇之与洪憲帝制，不過如此，比起那些洪憲帝制的重要軍政人物，就只能算小巫了。 薛子奇名列禍首后，仍一直寄居北京，到了張作霖入關，雄据故都為大元帥時，薛曾一度活躍，其后又銷聲匿跡。薛、顧名列帝制禍首后，有好事者把“顧鰲薛大可”兩人名字聯在一起征求對聯，某名士對以“潘驢鄧小閒”，含意諷刺，令人叫絕。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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