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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度托夏壽田轉給袁的一篇大作《君憲救國論》，袁讀后曾擊節贊賞，歎為真是曠代逸才！這篇《君憲救國論》就文字來說的确是一篇好文章，只是立論不正而已。原文太長，特摘錄如下： “客有問于虎公曰：民國成立，迄今四年，賴大總統之力，削平內亂，捍御外侮，國以安宁，民以蘇息，自茲以往，整理內政，十年或二十年，中國或可以謀富謀強，与列強并立于世界乎？虎公曰：唯唯否否，不然！由今之道，不思所以改弦而更張之，欲為強國無望也，欲為富國無望也，欲為立憲國，亦無望也，終歸于亡國而已矣！客曰：何以故？虎公曰：此共和之弊也！中國國民好名而不務實，辛亥之役，必欲逼成共和，中國自此無救亡之策矣！ 客曰：何謂欲為立憲國無望？虎公曰：共和政治，必須多數人民有普通之常德常識，于是以人民為主体，而所謂大總統行政官者，乃人民所付托以治公共事業之机關耳，今日舉甲，明日舉乙，皆無不可，所變者治國之政策耳，無所謂安危治亂問題也。中國程度何能言此？多數人民，不知共和為何物，亦不知所謂法律，以及自由平等諸說為何義，驟与專制君主相离而入于共和，則以為此后無人能制我者，我但任意行之可也，其梟桀者，則以為人人可為大總統，即我亦應享此權利，選舉不可得，則舉兵以爭之耳，二次革命其明證也。加以君主乍去，中央威信，遠不如前，遍地散沙，不可收拾。無論誰為元首，欲求統一行政，國內治安，除用專制，別無他策。故共和伊始，凡昔日主張立憲者，無不反而主張專制。今總統制實行矣，雖有《約法》及各會議机關，似亦近于立憲，然而立憲者其形式，專制者其精神也。議者或又病其不能完全立憲，不知近四年中，設非政府采用專制精神，則中國欲求一日之安，不可得也。故一言以蔽之曰：中國之共和，非專制不能治也。變詞言之，即曰：中國之共和，非立憲所能治也。因立憲不足以治共和，故共和決不能成立憲；蓋立憲者，國家百年之大計，欲求教育、實業、軍事等各事之發達，道固無逾于此。然其效非倉卒所可期。至速之期，亦必十年二十年，行之愈久，效力愈大，歐洲各國之強盛，皆以此也。然觀今日之中國，舉國之人，人人皆知大亂在后，不敢思索將來之事，得日過日，以求苟安，為官吏者人怀五日京兆之心，謹慎之人，循例供職，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其貪狡者，狗偷鼠竊，以裕私囊，圖為他日避亂租界之計。文人政客，間發高論，詆毀時流，而其心則正与若輩相聯，已無所得，遂有忮求之心，非真志士也；為元首者，任期不過數年，久者不過連任，最久不過終身，將來繼任者何人乎？其人以何方法而取此地位乎？与彼競爭者若干人，彼能安于其位否乎？其對國家之政策，与我為异為同，能繼續不變乎？一概無從預測。以如此之時勢，即令元首為蓋世英才，欲為國家立百年大計，确定立憲政治，然俯視當前，則泄泄沓沓，誰与贊襄？后顧將來，則渺渺茫茫，誰為繼續？所謂百年大計，烏從樹立耶？故不得已退而求維持現狀之法，用人行政，一切皆以此旨行之，但使對內不至及身而亂，對外不至及身而亡，已為中國之賢大總統矣。即令醉心憲政者，處其地位，恐亦同此心理，同此手法，無術更進一步也。故昔之立憲党人，今皆沉默無言，不為要求憲政之舉；蓋亦知以立憲救共和，究非根本解決之計，無計可施，惟有委心任運，听國勢之浮沉而已。當有賢大總統之時，而舉國上下，全是苟安心理，即已如此，設一日元首非賢，則并維持現狀而不能，且并保全一己之地位而不能，惟有分崩离析，將前此慘淡經營之成績，一舉而掃蕩無遺，以終歸于亡國一途而已矣，尚何百年大計之足論乎？故曰：欲為立憲國無望也。 客曰：如子所言，強國無望，富國無望，欲為立憲國亦無望，誠哉，除亡國無他途矣！然豈遂無救亡之術乎？虎公曰：平言之，則富強立憲之無望，皆由于共和；申言之，則富強無望，由于立憲無望，立憲無望，由于共和！今欲救亡，先去共和！何以故？蓋求富強，先求立憲，欲求立憲，先求君主故也。 客曰：何謂欲求富強，先求立憲？虎公曰：富強者，國家之目的也；立憲者，達此目的之方法也。不用立憲之方法，以謀富強，古之英主，固亦有之，如漢武，唐太之儔是也。然而人存則政舉，人亡則政息。中國數千年中，豈無圣帝明王，然其治績武功，今日安在哉？各國古代歷史，亦豈無特出之英豪，成一時之偉業？然其不忽焉而滅者，又有几人也！惟其有人亡政息之弊，不能使一富不可复貧，一強不可复弱，故自一時論之，雖覺小有興衰，而自其立國之始終論之，實為永不進步。歐洲各國立國之久，雖不及我中國，然亦皆千年或數百年，前此并未聞西方有許多強國者何也？其時彼未立憲，不能為繼續之強盛也。日本与我鄰者千年，前此亦未聞如許之強盛者何也？其時彼亦未立憲，不能為繼續之強盛也。惟一至近年，忽有立憲政体之發明，歐洲列國行之，而列國大盛，日本行之，而日本大盛。我中國所猝遇而輒敗者，皆富強之國也，又皆立憲之國也，豈不怪哉！然而不足怪也，不立憲而欲其國之富与強，固不可得，既立憲而欲其國之不富不強，亦不可得也。此言雖奇，理實至常。蓋國家所最痛且最危險者，莫如人存政舉，人亡政息，惟有憲政一立，則人存政舉，人亡而政亦舉，有前進，無后退，有由貧而富，由富而愈富，斷無由富而反貧者也；有由弱而強，由強而愈強，斷無由強而反弱者也。人亡而政不息，其效果必至于此。今之德皇非威廉第一，德相非畢士麻克也。而德不因人亡而政息，乃反日盛者，憲政為之也。今之日皇非明治天皇，日相非伊藤博文，桂太郎也，而日不因人亡而政息，乃反日盛者，憲政為之也。由此言之，憲政功用之奇而且大，可以了然矣。蓋立憲者，國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國人，皆不能為法律以外之行動，人事有變，而法制不變；賢者不能逾法律而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為惡，國家有此一定之法制以為之主体，則政府永遠有善政而無惡政，病民者日見其少，利民者日見其多，國中一切事業，皆得自然發達，逐年遞進，循此以至于無窮，欲國之不富不強，烏可得乎？故人莫不羡富強，而在立憲國則富強實為易事，此非大言而實至理也。雖然，富強甚易，立憲甚難，謀國者難莫難于立憲之初，易莫易于立憲之后。初立憲時，官吏狃于故習，士民憚于更張，阻力至多，進行至苦，譬之火車擱之于軌道之外，欲其移轉尺寸，用力至多，費時至久，或仍無效；及幸而推入軌道，則机輪一轉，瞬息千里矣。我國人無慮富強之難也，惟慮立憲之難已耳。立憲之后，自然富強，故曰：欲求富強，先求立憲者此也。 客曰：何謂欲求立憲，先求君主？虎公曰：法、美皆為共和，亦复皆行憲政，則于中國共和國体之下，實行憲政，胡不可者？而必謂改為君主乃能立憲，此說無乃不經？然試問法、美人民有舉兵以爭大總統之事乎？人人知其無也。又試問何以彼無而我有乎？此人民程度不及法、美之明證也。惟其如此，故非如今日專制之共和，無術可以定亂。夫憲政者，求治之具也，乃中國將來競爭大總統之戰亂，不知已于何時？后來之事，思之膽寒，方備亂之不遑，而何有于致治？故非先除此競爭元首之弊，國家永無安宁之日。計惟有易大總統為君主，使一國元首，立于絕對不可競爭之地位，庶几足以止亂。孟子言定戰國之亂曰：‘定于一’，予言定中國之亂亦曰：‘定于一’，彼所謂一者，列國并為一統；予所謂一者，元首有一定之人也。元首有一定之人，則國內更無競爭之余地，國本既立，人心乃安。撥亂之后，始言致治，然后立憲乃可得言也。世必有疑改為君主之后，未必遂成立憲者；予以為不改君主則已，一改君主，勢必迫成立憲。共和之世，人人盡怀苟安。知立憲亦不能免將來之大亂，故亦放任而不為謀；改為君主以后，全國人民又思望治，要求立憲之聲，必將群起，在上者亦知所處地位，不与共和元首相同，且其君位非由帝制遞禪而來，乃由共和變易而成者，非將憲政實行，先以為收拾人心之具，亦不能不應人民之要求也。且既以君主為國本，舉國上下，必思妥定國本之法，則除立憲又無他術。在上者為子孫万年之計，必圖措之至安，若用人行政，猶恃獨裁，斯皇室易為怨府，其道至危；欲求上安皇室，下慰民情之計，皆必以憲政為歸。故自此面言之，非君主不能發生憲政；自彼面言之，又非憲政不能維持君主也。若謂立憲之制，君主不負責任，必非開創君主所能甘，是則終無立憲之望。不知凡為英主，必其眼光至遠，魄力至大，自知以專制之主，而樹功德于民，無論若何丰功偉烈，終有人亡政息之一日；不如确立憲政，使人存政舉者，人亡而政亦舉，所造于國家較大也。…… 客曰：子言以君主立憲救國，于君主之利害，既詳言之矣，至言立憲，則應研究之問題亦甚多。自前清末年，以至民國，國中未嘗不行憲政，而弊端百出，為后世詬病者，其故何歟？虎公曰：前清立憲之權，操于清室，然清室之所謂立憲，非立憲也，不過懸立憲之虛名，以召革命之實禍而已。前清光緒季年，皇室危机已著，排滿革命之言，充滿全國，及立憲党崛起，發揮主義，實際進行，适大總統方掌軍机，知清室自救之方，無過于立憲者，即以此為其最大方針，隱然為全國立憲党之魁，挾毅力以實行，雖僅有造端，而海內思望郅治。最初立憲党之勢力，遠不及革命党，及立憲有望，人心遂复思慕和平，冀此事之成立。革命党之勢力，因此一落千丈。使清室真能立憲，則辛亥革命之事，可以斷其必無；蓋立憲則皇族政治無自發生故也，乃天禍中國，大總統之計划未行，而朝局以變，漳濱歸隱之后，立憲党失主持之中堅，而与憲政极端反對之皇族政治以生，一面懸立憲之假名，為消极之對付；一面与皇族以實柄，為積极之進行，二者皆所以創造革命也。皇族怙權弄法，賄賂公行，凡其所為，無一不与憲政相反，人民請開國會，無效也，人民請廢皇族內閣，無效也。立憲党政策不行，失信用于全國，于是革命党代之而起，滔滔進行，所至無阻。當時識者早已知之，立憲党由盛而衰，革命党由衰而盛，即清皇室存亡之所由分也。果也，武昌一呼，全國響應，軍隊為其主力，而各省咨議局議員和之，議員中以立憲党為多，至此亦不能不贊成革命矣！清室直至此時，始去皇族內閣，頒布《十九信條》，亦既晚矣，不可及矣！故終清之世，并未成立憲法，更無憲政利弊之可言，僅設資政院咨議局等以為之基，然以皇族所為，無异命之為革命之机關。西儒有言：‘假立憲，必成真革命’，清室乃欲以假立憲欺民，焉得而不顛仆？大總統當時奏對，即言‘不立憲即革命，二者必居其一’，果哉此言，不求其中而竟中也！至今頑固之徒，或曾附和皇族之徒，有謂前清之亡，亡于立憲者，是欲以皇族之罪加于立憲党，立憲党不任受也。故謂皇族不愿立憲，致釀革命之禍，則可耳；謂立憲不便皇族，致釀革命之禍，則其理何自而通乎？故予謂清室所謂立憲，非立憲也，不過懸立憲之虛名，召革命之實禍而已。 客曰：清室之事則然矣，民國元、二年中有《約法》、有內閣，有議會，似亦實行憲政，然國會之力万能，政府動皆違法，叫囂紛扰，舉國騷然，此种憲政，設令長存，國家亦豈有不亡之理？今子猶談憲政，國人已覺聞此名詞而生戒懼，是亦不可以已乎？虎公曰：民國立憲之机，操于民党，民党之所謂立憲，亦非立憲也，不過借立憲之手法，以達革命之目的而已。予于民國元、二年中，每遇革命党人，与之論政，亦多謂非用專制不能統一者，是明知中國程度決不能行极端之民權，乃所議《約法》，輒与相反，是明知之而故違之也，果何故歟？且即以初次《約法》而論，其施行于南京政府時代者，尚在情理之中，因參議院將移北方，乃臨時加入內閣等制，及种种限制政府條文。及至后來，國會即据此以束縛政府之一切行動，又何故歟？豈真心醉共和，欲行程度极高之憲政乎？非也，不過欲以此削減政府之權力，使之不能統一全國，以為彼等革命之預備耳。合前后而觀之，自南京政府取消之日起，以至湖口起事之日止，一切行為，皆此目的耳。不知者謂此為彼等立憲之宗旨，其知者謂此為彼等革命之手法。人并未欲立憲，則但欲革命，而我乃以立憲誣之，并以此誣憲政，不亦冤乎！若云里面雖為革命手法，表面仍為立憲宗旨，究竟不能不謂為立憲，且不能不謂立憲之足以釀亂；不知此又非立憲之咎，而共和之咎也！設非共和，何能借口民權，定成此种《約法》；又何能以一國《約法》，全由民党任意而成？更何能即借《約法》以預備革命，為競爭大總統之地乎？議者不咎根本之共和，而咎枝葉之憲政，是不知本之論也。予嘗謂中國之共和，非專制不可，由此以談，尚何憲法、約法之足言乎？議初次《約法》者，亦非不知此義，不過知之而故為之耳。故予謂民党所謂立憲，亦非立憲也，不過借立憲之手法，以達革命之目的而己，其功用与清室之立憲正同，所异者清室為他人預備革自己之命，民党自己預備革他人之命而已。 客曰：然則子所謂立憲，不与前清，民國同乎？虎公曰：然！予以為他日之君主立憲，有二要義焉：一日正當，所以矯民國之弊也；二曰誠實，所以矯前清之弊也。…… 客曰：正當則國安，誠實則民信，前清与民國之弊皆可掃除矣。以此而行君主立憲，中國之福也，予雖愚蒙，敢不從教。于是虎公之言既竟，客乃欣然而退。” 這時汪鳳瀛有一封《致籌安會和楊度的論國体書》，這封信曾傳誦一時，茲摘錄如下。其中有七不可，引經据典，原文過長，故刪去。 “讀報載，我公發起籌安會，宣言以鑒于歐美共和國之易致扰亂，又念中國人民自治能力之不足，深知共和政体，斷不适用于中國，因發起斯會，期与國中賢達，共籌所以長治久安之策，并進而研究帝制之在我國，是否适用于今時，是否有利而無害。宏謀遠慮，卓越恒情，令人欽仰不已。然就目前事勢論之，斷不可于國体再事更張，以動搖國脈，其理至顯，敢為執事縷晰陳之：自上年改訂新《約法》，采用總統制，已將無限主權，盡奉諸大總統，凡舊《約法》足以掣大總統之肘，使行政不能敏活之條款，悉數剷除，不得稍留抵触之余地；是中國今日共和二字，僅存國体之虛名，實際固已极端用開明專制之例矣。夫謂共和之不宜于中國者，以政体言也，今之新《約法》，總統有廣漠無垠之統治權，雖世界各國君主立憲之政体，罕与倫比，譚歐化者豈無矯枉過正之嫌？顧自此制實行后，中央之威信日彰，政治之進行較利，財政漸歸統一，各省皆极其服從，循而行之，苟無特別外患，中國猶可維持于不敝。茲貴會討論之結果，將仍采用新《約法》之開明專制乎？則今大總統已厲行之，天下并無非難，何必君主？如慮總統之權過重，欲更設內閣以對國會，使元首不負責任乎？則有法國之先例在，亦何必君主？然則今之汲汲然主張君主立憲，而以共和為危險者，特一繼承問題而已。顧新《約法》已定總統任期為十年，且得連任，今大總統之得為終身總統，已無疑義，而繼任之總統，又用堯荐舜、舜荐禹之成例，由今大總統荐賢自代，自必妙選人才，允孚物望；藏名石室，則傾軋無所施，發表臨時，則運動所不及，國會選舉，只限此三人，則局外之希冀非望者自絕。法良意美，舉凡共和國元首更迭頻繁，選舉紛扰之弊，已一掃而空，尚何危險之足云？若猶慮此三數人之易啟競爭，不如世及之名分有定，抑知競爭与否，乃道德之關系，非法制之關系，苟無道德，法制何足以閒之？竊恐家族之競爭，為禍尤甚于選舉。然而公等皆甚愛今大總統者也，君子愛人以德，不聞以姑息；今在總統于受任之初，即以遵約宣誓，且屢次宣言決不使帝制复活，其言至誠剴切，亦既播諸文告，傳諸報章，為天下所共見共聞矣。往者勞乃宣盛倡复辟之說，天下嘩然，群起而辟之，以是為謀叛民國之大罪也。今大總統复嚴申禁令，后再有議及帝制者罪無赦！誠以今大總統為民國元首，愛人民委托，信誓旦旦，為民國永遠保存此國体，禮也義也。至貴會宣言，但研究國体之何宜，不討論主名之何屬，蓋本意在求繼承之際，匕鬯不惊，而不知學說之禍人，有時竟甚于洪水！前清末葉，妄人盛倡种族革命之說，竟至風靡天下。迨辛亥武昌發難，并無何等成算，何等實力，而天下遽土崩瓦解，則种族之見，革命之說，中于人心者深也。及民國政府成立，革命已告成功，而借此作亂者，猶屢仆屢起，蹈死不悔，流毒余焰，至今未息，此說之陷人于死者，不可更仆數矣。今國基甫定，人心粗安，而公等于民主政体之下，忽倡君主立憲之异議，今大總統又有予決不為皇帝之表示，綱常之舊說已淪。天澤之正名未定，使斯議漸漬于人心，不獨宗社党徒，幸心复熾，將不逞之徒，人人咸存一有天命，任自為之見，試問草澤奸究，保無有妄稱符命，惑眾滋亂者乎？專閫將帥，保無有沉吟觀望，待時而動者乎？召亂速禍，誰為厲階？心所謂危，不敢不告！不佞之愚，以為新《約法》創大總統開明專制之特例，治今中國，最為适當。民國憲法，謂宜一踵前規，無所更易。若公等必謂君主世及，可免非分之凱覦競爭之劇烈，則請取干寶分晉史論及六朝、五代之歷史，博觀而詳究之！憂危之言，不知所擇，幸垂諒焉！” 梁啟超在當時，人們常說他的文字像利刃一樣可以殺人，梁的政治立場在歷史上評价是有問題的，可是他的文章确是蕩气回腸，令人百讀不厭，尤以《异哉所謂國体問題者》一文，對籌安會和袁稱帝的打擊，不下于蔡鍔領導的護國之役。 原文太長，所以摘錄如下： “秋霜腹疾，一臥兼旬，感事怀人，百念灰盡，而戶以外甚囂塵上，豗然以國体問題聞。以厭作政談如鄙人者，豈必更有所論列？雖然，獨于茲事有所不容己于言也，乃作斯篇。 吾當下筆之先，有二義當為讀者告：其一，當知鄙人原非如新進耳食家之心醉共和，故于共和國体非有所偏愛，而于其他國体，非有所偏惡，鄙人十年來夙所持論，可取之以与今日所論相對勘也；其二、當知鄙人又非如老輩墨守家之齦齦爭朝代，首陽蕨薇，魯連東海，此個人各因其地位而謀所以自處之道則有然，若放眼以觀國家尊榮危亡之所由，則一姓之興替，豈有所擇，先辨此二義，以讀吾文，庶可以無蔽而邇于正鵠也。 吾自昔常標一義以告于眾，謂吾儕立憲党之政論家，只問政体，不問國体，驟聞者或以此為取巧之言，不知此乃政論家恪守之原則，無可逾越也。蓋國体之為物既非政論家之所當問，尤非政論家之所能問。 夫國体本無絕對之善，而惟以已成之事實，為其成立存在之根原，欲憑學理為主奴，而施人為的取舍于其間，宁非天下絕痴妄之事？僅痴妄猶未足為深病也；惟于國体挾一愛憎之見，而以人為的造成事實，以求与其愛憎相應，則禍害之中于國家，將無已時！故鄙人生平持論，無論何种國体，皆非所反對，惟在現行國体之下，而思以言論鼓吹他种國体，則無論何時皆反對之！ 今喘息未定，而第二次變更國体之議又复起。此議起因之真相何在？吾未敢深知。就表面觀之，乃起于美國博士古德諾氏一席之談話。古氏曾否有此种主張，其主張之意何在？亦非吾所敢深知（古氏与某英文報記者言，則謂并未嘗有所主張云）。顧吾竊有惑者，古氏論中各要點，若對于共和君主之得失為抽象的比較，若論國体須与國情相适，若歷舉中美、南美、墨、葡之覆轍，凡此諸義，本极普通，非有甚深微妙，何以國中政客如林，學士如鯽，數年之間，并此淺近之理論事實而無所覺識，而至今乃忽借一外國人之口以為重？吾實惑之！若曰此義非外國博士不能發明耶？則其他勿論，即如鄙人者雖學識譾陋，不逮古博士万一，然博士今茲之大著，直可謂無意中与我十年舊論同其牙慧，特其透辟精悍，尚不及我十分之一百分之一耳！ 夫孰謂共和利害之不宜商榷？然商榷自有其時。當辛亥革命初起，其最宜商榷之時也，過此以往，則殆非复可以商榷之時也。（湖口亂事繼起，正式大總統未就任，列國未承認共和時，或尚有商榷之余地，然亦僅矣）。當彼之時，公等皆安在？當彼之時，世界學者比較國体得失之理論，豈無一著述足供參考？當彼之時，美、墨各國豈皆太平宴樂，絕無慘狀呈現，以資龜鑒？當彼之時，迂拙愚戇如鄙人者，以羈泊海外之身，憂共和之不适，著論騰書，淚枯血盡（我生平書札不存稿，今無取證，當時要人，誰得吾書者，當自知之。吾當時有詩云：報楚志易得，存吳計恐疏。又云：茲括安可触，馳恐難复張。又云：讓皇居其所，古訓聊可式。其余則有數論寄登群報也）。而識時務之俊杰，方日日以促進共和為事，謂共和為治安之极軌，謂共和為中國歷史所固有也。嗚呼！天下重器也，可靜而不可動也，豈其可以翻复嘗試，廢置如弈棋，謂吾姑且自埋焉，而預計所以自搰之也？夫使共和而誠足以亡國也，則須知當公等興高采烈，以提倡共和促進共和之日，即為陷中國于万劫不复之時，諺有之：‘既有今日，何必當初’？人生几何，造一次大罪孽，猶以為未足，忍又從而益之也？夫共和之建，曾几何時？而謀推翻共和者，乃以共和元勳為之主動，而其不識時務，猶稍致留戀于共和者，乃在疇昔反對共和之人。天下之怪事，蓋莫過是，天下之可哀，又莫過是也！ 今之論者則曰：‘与其共和而專制，孰若君主而立憲。’夫立憲与非立憲，則政体之名詞也；共和与非共和，則國体之名詞也。吾儕平昔持論，只問政体，不問國体，故以為政体誠能立憲，則無論國体為君主為共和，無一而不可也；政体而非立憲，則無論國体為君主為共和，無一而可也。國体与政体，本截然相蒙，謂欲變更政体，而必須以變更國体為手段，天下宁有此理論！果爾則并世諸立憲國，其國体之紛更，恐將無已矣！而前此論者，謂君主決不能立憲，惟共和始能立憲；（吾前此与革命党論戰時，彼党持論如此）。今茲論者，又謂共和決不能立憲，惟君主始能立憲，吾誠不知其据何种理論以自完其說也！吾今請先与論者确定立憲之界說，然后徐察其論旨之能否成立。所謂立憲者，豈非必有監督机關与執行机關相對峙，而政權之行使常蒙若干之限制耶？所謂君主立憲者，豈非以君主無責任為最大原則，以建設責任內閣為必要條件耶？認定此簡單之立憲界說，則更須假定一事實，以為論辯之根据：吾欲問論者以將來理想上之君主為何人？更質言之，則其人為今大總統耶？抑于今大總統以外，而別薰丹穴以求得之耶？（今大總統不肯帝制自為，既屢次為堅決之宣言，今不過假定以資辯論耳，不敬之罪，吾所甘受也）。 如曰別求得其人也，則將置今大總統于何地？大總統盡瘁國事既久，苟自為計者，豈不愿速釋此重負，頤養林泉？試問我全國國民，能否容大總統以自逸？然則將使大總統在虛君之下，而組織責任內閣耶？就今大總統以國為重，肯降心相就，而以全國托命之身，當議會責任之沖，其危險又當何若？是故于今大總統以外，別求得君主，而謂君主立憲即可實現，其說不能成立也。如曰即戴今大總統為君主也，微論我大總統先自不肯承認也，就今大總統為國家百年大計起見，肯自犧牲一切，以徇民望，而我國民所要求于大總統者，豈希望其作一無責任之君主？夫無責任之君主，歐美人常比諸受豢之肥腯耳，优美崇高之裝飾品耳！以今日中國万急之時局，是否宜以如此重要之人，投諸如此閒散之地？借曰今大總統不妨為無責任之君主也，而責任內閣能否成立，能否适用，仍是一問題。非謂大總統不能容責任內閣生存于其下也，現在國中欲求具此才能資望之人，足以代元首負此責者，吾竟苦未之見。蓋今日凡百艱鉅，非我大總統自當其沖，云誰能理？任擇一人而使之代大總統負責，微論其才力不逮也，而威今先自不行。昔之由內閣制而變為總統制，蓋适應于時勢之要求，而起廢之良藥也，今后一兩年間之時勢，豈能有以大异于前，而謂國体一更，政制即可隨之幡然而改？非英雄欺人之言，即書生迂闊之論耳！是故假定今大總統肯為君主，而謂君主立憲即可實現，其說亦不能成立也。 然則今之標立憲主義，以為國体論之護符者，除非其于立憲二字，別有解釋，則吾不敢言。夫前清末葉，則固自謂立憲矣，試問論者能承認否？且吾欲問論者挾何券約，敢保證國体一變之后，而憲政即可實行而無障？如其不然，則仍是單純之君主論，非君主立憲論也。既非君主立憲，則其為君主專制，自無待言。不忍于共和之敝，而欲以君主專制代之，謂為良圖，實所未解。今在共和國体之下，而暫行專制，其中有种种不得已之理由，犯眾謗以行之，尚能為天下所共諒；今如論者所規畫，欲以立憲政体与君主國体為交換條件，使其說果行，則當國体改定伊始，勢必且以實行立憲宣示國民，宣示以后，万一現今所謂种种不得已之理由者依然存在，為應彼時時勢之要求起見，又不得不仍行專制，吾恐天下人遂不复為元首諒矣！夫外蒙立憲之名而內行非立憲之實，此前清之所以崩頹也！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論者其念諸！ 吾言几盡矣，惟更有一二義宜為公等忠告者：公等主張君主國体，其心中之將來君主為誰氏，不能不為公等質言之，若欲求諸今大總統以外耶？則今大總統朝甫息肩，中國國家暮即屬纊，以公等之明，豈其見不及此？見及此而猶作此陰謀，宁非有深仇積恨于國家，必絕其命而始快，此四万万人所宜共誅也！若即欲求諸今大總統耶？今天總統即位宣誓之語，上以告皇天后土，下則中外含生之儔，實共聞之！年來浮議漸興，而大總統偶有所聞，輒義形于色，謂無論若何敦迫，終不肯以奪志，此凡百僚從容瞻覲者所常習聞，即鄙人固亦歷歷在耳；而馮華甫上將且為余述其所受誥語，謂已備數椽之室于英倫，若國民終不見舍，行將以彼土作汶上。由此以談。則今大總統之決心可共見也，公等豈其漫無所聞？乃無端而議此非常之舉，万一事机洊迫，致我大總統憤踐其前言，以翔夫寥廓，不知公等何以善其后也？而其不然者，其必公等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私謂大總統居常所談說，咸非其本意，不過如孔子所云‘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吾姑一嘗試焉，而知其必不吾訶也；信如是也，則公等將視我大總統為何如人？食言而肥，匹夫賤之！設念及此，則侮辱大總統人格之罪，又豈擢發可數？此亦四万万人所宜共誅也。 复次，公等曾否讀《約法》？曾否讀《暫行刑律》？曾否讀《結社集會法》？曾否讀《報律》？曾否讀一年來大總統關于淆亂國体懲儆之各申令？公等又曾否知為國民者應有恪遵憲典法令之義務？乃公然在輦彀之下，號召徒眾，煽動革命（凡謀變更國体，則謂之革命，此政治學之通義），執法者憚其貴近，莫改誰何，而公等乃益白晝橫行，無复忌憚，公等所籌將來之治安如何，吾不敢知，而目前之紀綱，則既被公等破坏盡矣！如曰無紀綱而可以為國也，吾复何言？如其否也，則請公等有以語我來！且吾更有愿為公等進一解者：公等之倡此議，其不愿徒托諸空言甚明也，其必且希望所主張者能實見施行，更申言之，則希望其所理想之君主國体，一度建設，則基業永固，傳諸無窮也。夫此基業，果遵何道，始能永固以傳諸無窮？其必自國家机關令出惟行，朝野上下守法如命。今當開國承家伊始，而首假途于犯法之舉動以為資，譬諸欲娶婦者，橫挑人家閨闥，以遂苟合，曰但求事成，而節操可勿沾沾也，則其既為吾婦之后，又有何詞以責其不貞者？今在共和國体之下，而曰可以明目張膽集會結社，以圖推翻共和，則他日在君主國体之下，又易為不可以明目張膽集會結社，以圖推翻君主，使其時复有其他之博士提示別种學說，有其他之團体希圖別种活動，不知何以待之？詩曰：‘毋教揉升木，如涂涂附。’謀人家國而出于此，其不智不亦甚耶！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以不可繼者詔示將來，其不祥不亦甚耶！昔干今升作《晉紀總論》，推原司馬氏喪亂之由，而歎其創基植本，异于三代。陶淵明之詩亦曰：‘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嗚呼！吾觀今茲之事，而隱憂乃無极也！ （附言）吾作此文既成后，得所謂籌安會者寄示楊度氏所著《君憲救國論》，偶一翻閱，見其中有數語云：‘蓋立憲者，國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國人，皆不能為法律外之行動，賢者不能逾漢律而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為惡。’深歎其于立憲精義，能一語道破，惟吾欲問楊氏所長之籌安會，為法律內之行動耶？抑法律外之行動耶？楊氏賢者也，或能自信非逾法律以為惡，然得勿已逾法律以為善耶！嗚呼！以昌言君憲之人，而行動若此，其所謂君憲者從可想耳！而君憲之前途，亦從可想耳！”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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