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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抗辯(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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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6日上午,被告們紛紛离開牢房,出庭听檢察官的辯論總結。他們知道自己前途黯然。他們剛剛得知卡爾·赫爾曼·弗蘭克的命運,在布拉格,杰克遜法官親眼目睹了對他的審判。這個把利迪澤夷為平地并屠殺其平民的弗蘭克,被送上了絞刑架。七十七名被控在馬爾梅迪殺害美軍戰俘的党衛軍中,四十三人被判處死刑。
  羅伯特·杰克遜利用驅車前往審判室的時間,對講演詞作最后的潤色。与他同車的有他的貼身保鏢莫里茲·富克斯中土。最近,年輕的富克斯向杰克遜吐透了自己對審判后的希望。戰前,那位中士在珀杜讀工程。但是日复一日在六0號房間听到揭露出來的一切之后,并且在遇到德國天主教圣徒特里薩·紐曼之后,富克斯發現花費在制圖桌上的生活前景是沒有吸引力的。他對杰克遜說,他打算從事神職。杰克遜覺得這個年輕軍人的決定令人感動,是對道義覺醒的确認,即他所希望的這個審判將促進這一覺醒大大超越六OO號房間。
  汽車減速,停了下來。當他們一行步入審判大樓時,艾爾絲最后一次檢查杰克遜的容顏儀表。
  這位美國檢察官同他的儿子比爾進行簡短商議,比爾手捧一雄有關文件立在他身后。當勞倫斯爵士宣布開庭時,羅伯特·杰克遜將第一個發言。在這一重要場合,哈特利·肖克羅斯爵士代替馬克斯韋爾一法伊夫,將接替杰克遜,隨后是奧古斯特·尚普捷,代表法國發言;最后是羅曼·魯登科,代表蘇聯發言。旁听席和新聞記者區再度擠滿了人。杰克遜開始說,有追溯效力的問題必須及早解決。這樣做未必是為說服法庭,而是要滿足世界輿論的要求。自然,他注意到,被告們“厭惡那項譴責他們的法律不是原件”。官話一句:盜賊不戀絞索之溫’。”杰克遜把他的起訴的賭注押在陰謀說上,宣稱陰謀家們的書面文字和口頭話語不容置疑地證明了這一點。
  他手指沙赫特,沙赫特以他一貫的姿勢坐著,雙腿交叉,兩臂抱胸,扭頭望著他處,那樣子似乎他受到很大愚弄似的。德國工業家沒有被送上法庭受審,杰克遜對此仍耿耿于怀,但有一個沙赫特頂著。“納粹党攫取政權二十天后,沙赫特宴請希特勒、戈林和大約二十名富商巨賈。”杰克遜指出。他把這位金融家描繪成“一群賊民中的貴族……他不能在社交場合与納粹分子混在一起,但從來不能在政治上与他們相分离……沙赫特總是為在一個他現在故意鄙視的政權中占有一席之地而斗爭”。
  唯有戈林遭到更為強烈的抨擊。傲慢而剛愎自用的帝國元帥在杰克遜提到他的次數超過四十次時就沒有再數下去。杰克遜依次指控其他被告:“狂熱的赫斯”,“凱特爾,馴服的工具”,“鄧尼茨,失敗的繼承人”。他指控呆頭呆腦的哲學家為“納粹暴行的清單”平添了“几許煩惱”。
  阿爾貝特·斯佩爾泰然自若地傾听著。一個月前杰克遜盤問他時很細心周到,甚至很溫和。講演至此,檢察官還沒有把他列入惡棍名單。突然,杰克遜援引斯佩爾的話語。他說,正如斯佩爾本人作證時所言,“1945年1月以后雙方做出的犧牲都是毫無意義的。”斯佩爾說得很清楚,那個對這些流血喪命的人負責的怪物便是阿道夫·希特勒。不錯,杰克遜是引用了斯佩爾的話,但不是攻擊他。他可以抱宣判無罪的一線希望嗎?
  艾爾絲從莎翁全集里找到了鮑勃需要的段落。因此,當講演快要結束時,她專心聆听著。“現在,這些被告要求本庭宣布,他們并未犯有策划、執行或同謀罪,犯下上述一長串罪行和惡行,”結語開始了,“他們面對本庭的審判記錄,正如濺滿鮮血的格洛斯特站在被害國王的尸首邊。他乞求寡婦,正如被告乞求本庭一樣:說我沒有殺死他們。’王后答曰:那就說他們還活著,可是他們已經斷气了呵……’假如你要說這些人是無辜的,那就等于說沒有發生戰爭,沒有大屠殺,沒有滔天罪行!”
  全場靜寂無聲。杰克遜收好講演稿,起身回到檢察官席。尼夫和伯基特法官相互點頭。杰克遜可能在唇槍舌劍的口舌之戰中略遜一籌,但在尋找能吸引大法官注意的措辭上,他們剛剛目睹了大師之作。
  在“老人”餐廳,弗蘭茲·馮·巴本向吉爾伯特抱怨說,杰克遜忽視了他們的辯護詞。這位城府极深的老外交官抱怨道:“我們為什么一直在這里坐等了八個月?檢察官還是堅持稱我們是撒謊者和謀殺犯。”
  尤利烏斯·施特賴歇爾朝吉爾伯特走來。他想讓這位心理學家知道,如今他已准備跟猶太人一起為獲得家園而戰。他讀到了巴勒斯坦最近發生暴動的消息。“任何可以投入戰斗和抵抗的人團結一致手握鋼槍,對這樣的民族我唯有欽敬之极,”他說,“即便希特勒僵尸還魂,他也會承認他們是一個斗志昂然的种族。我准備加入并幫助他們戰斗。我不是在開玩笑!猶太人會統治全世界的。要是能幫助引導他們走向胜利,我會很高興的。我研究猶太人很長時間了,以致我認為我也養成了他們的性格。我提一個建議,讓我在紐約麥迪遜廣場花園的集會上發表講演,一定會引起轟動的!”約德爾和羅森堡無意中听到施特賴歇爾的一席話,不禁笑出聲來。
  施特賴歇爾的短短講演無疑是對這個粗俗的反猶斗士一生的莫穴嘲弄。每當法蘭克尼的猶太教堂遭到褻瀆,或是猶太教士被逐出家門時,施特賴歇爾作為地方長官,總是讓那些將付之一炬的書籍和手稿首先送交給他。他從中挑出最罕見、最有价值的資料送交《沖鋒隊員》圖書館。這樣,到戰爭結束,這么多的猶太人學術著作化為灰燼時,這個首要的使猶太人上圈套的人卻從烈火中搶救出一批价值連城的猶太文物。
  漢斯·弗蘭克的律師從杰克遜的辯論總結中搜集到一些他的午餐同伴們都沒有注意的東西。他指出,不管檢察官的譴責如何冷峻無情,他未曾要求判處死刑。
  下午開庭時,勞倫斯法官拜訪了顯貴的工党成員哈特利·肖克羅斯爵士。肖克羅斯爵士在娓娓動听的辯論總結上接近杰克遜,他不僅要求判被告有罪,而且還要求統統處以死刑。法國和俄國檢察官在結束發言時也要求處以死刑。
  現在只剩下納粹組織的答辯和被告簡短的最后陳述了。約翰·哈倫·阿門上校領導下的審訊組在完成任務后已經解散。羅伯特·杰克遜感到相當愉快,在他返回美國以便提醒最高法院注意他仍是其中一員時,他把起訴工作移交給托馬斯·多德領導。審判大樓里,爭辯的气氛開始讓位于評判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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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米·戈林曾寫信給勞倫斯爵士,請求獲准探視丈夫。勞倫斯附上一紙短箋轉交伯頓·安德勒斯,他寫道:“本庭無异議。”埃米的請求事關監獄的安全,故此事完全取決于上校。她的請求看來不過是人道主義的吶喊,干嗎不要她來呢?可是出了事,又該怎樣呢?比如說,盡管他采取了一切預防措施,她設法帶給戈林一份越獄計划,或偷偷塞給他隱藏起來的武器,或者毒藥?要是他弄丟了法庭的捕獲物,孰之過耶?當然不是那位庄嚴的英國法學家的過錯;他伯頓·安德勒斯腦袋就得搬家。就為戈林太太的事,他已讓沃森將軍訓斥了一頓。几天前,隨軍牧師格雷克少校前往戈林太太的小木屋辦施救的差事,卻讓沃森的反情報人員釘上了梢。安德勒斯作為牧師的上司而當了替罪羔羊。甚至使安德勒斯更加迷惑不解的是,有傳聞說羅伯特·肯普納帶著一大堆在美軍消費部買到的奢侈品去看望埃米。這肯普納是猶太人,當年戈林根据紐倫堡种族法革了他肯普納的職,并將他攆出德國。肯普納對被起訴人的老婆表示同情,是想證明什么嗎?他覺得詫异。安德勒斯啥也不想證明,唯知忠于職守。他知道一旦失職,后果不堪設想。他已下定決心,拒絕埃米·戈林的請求。
  上校對于他的一部分工作是滿喜歡的。隨著宣判日的臨近,一大批知名人士被吸引到紐倫堡。這使他精神再次振作起來。他們都想在樓座前排有個座位,并到監獄走走。毛姆勳爵是英國主要的法學家,又是小說家薩默塞特·毛姆的兄弟,來到了紐倫堡。世界樂壇上大名鼎鼎的弗吉爾·湯姆森和查爾斯·芒奇也來了。此外還有紐約前市長菲奧雷洛·拉瓜迪亞、女演員麗泰·海華絲和瑪琳·黛德麗。《真理報》的鮑里斯·波列伏依沖樓座里的瑪琳·黛德麗賣弄風情,可他根本不認識她。而且,安德勒斯還注意到,眾議員和政府官員訪問紐倫堡的路線安排總是以加米施一帕膛基辛療養地為最后一站。
  法官們打破禁令,破例允許安德勒斯帶几個嚴加挑選的記者到C區監獄參觀。安德勒斯鋼盔寒光閃爍,腰別短馬鞭,領著記者打開監獄一道道鐵門,穿過一個個崗哨,來到牢室。其中有一個二十四歲的記者,叫安迪·洛根,剛畢業加盟《紐約客》不久,設法給派到紐倫堡与她做檢察官的丈夫在一起。她發現多數牢房犯人沉默寡言,戈林則斷然一言不發,而斯佩爾卻使記者看了迷。他舉手投足之間,嚴然一個樂滋滋的主人,問他們都是哪家報社的,口齒伶俐地回答他們的問題。洛根還以記者的眼光打量著上校,發現此人得其所哉,訪問者們經過牢房時,他不時插話談談安全措施,介紹每個囚徒的歷史。他暫時忘卻了每天折磨他的各种壓力、沖突和競爭。安德勒斯上校,這位紐倫堡的看守人,嶄露了頭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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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對日,七個被控有罪的納粹組織的答辯開始了。這些組織是:納粹党領導集團、帝國內閣、党衛軍、蓋世太保、納粹安全局、沖鋒隊和最高統帥部。正如去年12月份檢察官開始提起公訴時,司法大廈收發室郵件再次泛濫成災。法庭下令在德國各地張貼告示,說明受影響方如何申請出庭作證,得到三十一万三千人的響應。在這些人員中,有六百零三名受到指控的組織的成員被送到紐倫堡,并被甄選為可能的證人。最后,法庭從中挑出九十人進行取證。他們一遍又一遍地說出同樣的話或表達同樣的感情:“我作為党衛隊員,人們從未期待我執行不体面的任務,我從末奉命從事犯罪活動。”
  弗朗西斯·比德爾法官在听取這些組織的案情時,几乎不能掩飾自己的厭煩之情。他知道檢方的簡單推論:個人陰謀作惡的意圖;個人創建組織以達此目的;因此個人和組織均有罪。比德爾認為,這看起來很對等,卻法理難道。單是認定納粹党領導集團有罪,就往往自動地給六十万德國人打上戰犯的烙印。但是像羅森堡這樣的人應受的懲罰与不過是收稅的大區領導應受的懲罰几乎是不能相提并論的。對比德爾來說,起訴這些組織不過是鮑勃·杰克遜的正義感過頭的產物。
  這些組織的答辯平淡無奇地一直進行到8月ZO日,當時審判室突然出現了預期的歡快气氛。新聞席和旁听席再度擠滿了人。赫爾曼·戈林重返證人席。
  在審理党衛軍的案子期間,檢察官盤問了一個名叫沃爾弗萊姆·西佛斯的證人,他是日耳曼祖宗遺產學會的負責人。西佛斯談到,他曾与党衛軍達成一項安排。据此,党衛軍將殺害“猶太人布爾什維克”人民委員們,并將他們的頭蓋骨送交他進行科學研究。西佛斯在作證過程中暗示,戈林是帝國研究理事會主席。戈林的律師奧托·斯塔馬爾使他的當事人确信,他不得不對他的同謀關系進行反駁。這樣,戈林再次作證。斯塔馬爾問帝國元帥,他是否曾下令對人進行醫學實驗?西蒙德·拉歇大夫在達豪為納粹空軍對人進行醫學實驗,他認識西蒙德·拉歇大夫嗎?戈林是否下令暫停對囚犯進行實驗?作為德國研究理事會主席,他是否下令開展對細菌戰的研究?戈林一概予以否認。
  這天上午帝國元帥來到被告席時,注意到杰克遜法官沒有出庭——這就意味著可能是由馬克斯韋爾一法伊夫進行盤問。斯塔馬爾放棄證人時,馬克斯韋爾一法伊夫爵士确實站了起來。他把問題引向對飛行員穿的防寒服進行的實驗上。“你本人是有實戰經驗的飛行員,在上次戰爭的空戰中有過輝煌的戰績。”他這么開始。由于這种個人興趣,戈林“不記得對集中營的囚犯進行飛行服的實驗,這可能嗎?’戈林說,他戴這么多帽子,數以千計的命令都是以他的名義簽發的。即便杰克遜先生在辯論總結中指控他“什么事都插一手”,他也不可能了解在第三帝國進行的所有醫學實驗。
  馬克斯韋爾一法伊夫提出一份文件,里面包括希姆萊和戈林的副手米爾希。米爾希在一封信中,為西蒙德·拉歇大夫在高空飛行問題的研究工作對希姆萊表示感謝。其中有一項試驗,把一名猶太囚犯置于一個無氧的海拔二万九千英尺的模擬艙中。被試驗者十三分鐘后死亡。像米爾希這樣高級、關系近的助手都了解進行的這些致命的試驗的情況,戈林怎么可能一無所知呢?馬克斯韋爾一法伊夫爵士質問道。戈林辯稱,他管轄的事情被划分成“非常重要”、“重要”和“一般”三個級別。由空軍醫學視察團審查的實驗歸入最低級別,并不送交他過目。馬克斯韋爾一法伊夫爵士認為,這個回答足以說明罪證确鑿,讓它維持原樣吧。
  俄國檢察官亞歷山大羅夫少將緊隨其后。亞歷山大羅夫拜訪五十三歲的大國軍醫瓦爾特·施萊勃,并要求他談談德國出席1943年在柏林附近舉行的一次醫學會議的情況。施萊勃說,克拉麥大夫在這次會議上討論了在達豪為納粹空軍進行的實驗,尤其是對飛行各項目的保熱性實驗。這些實驗是通過把囚徒扔進冰凍的水里進行的。亞歷山大羅夫道:“請告訴本庭,戈林被告与這些實驗有什么關系?”施萊勃答,當時克拉麥大夫向他們解釋說,“戈林下令進行這些實驗,帝國領袖希姆萊很友好地提供用于實驗的人”。當戈林离開被告席時,對他的律師咕噥了几句。斯塔馬爾敦促進行這場冒險,但戈林輸了。
  8月30日,法庭听取關于受指控的几個組織的最后證詞,這是提交國際軍事法庭的最后證据。第二天,每名被告將有十五分鐘的時間作最后陳述。之后,法官們將閉庭討論決定被告們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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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姆斯·羅來到弗朗西斯·比德爾的辦公室,并問能否与這位美國法官私下談一談。比德爾很贊賞這個蒙大拿人,認為他既有一流的法律頭腦,又有當机立斷的領導膽識。戰爭期間,羅所在航空母艦“西沃尼號”是首批被日本神風飛机擊中起火的航空母艦之一。由于大部分人在救火過程中當場斃命,羅則勇敢地操起救火水管壓住火勢,救出他的部下,在太平洋戰場上,他獲得了八枚戰斗星章。比德爾十分重視詹姆斯·羅的意見。
  羅說,他們面臨安全問題。夜里有人朝比德爾的辦公室開槍。這可能是小偷或野心勃勃的記者干的,或者有人代表被告行事的。審判大樓防衛极不嚴密。就在這天上午,羅在語言部里,發現扔著一次法官秘密會議記錄的法文譯本。他估計,在書記員、翻譯、口譯、打字員、校對員、油印員以及其他技術人員中間,有十四人閱讀僅供法官及其重要助手參考的机密文件。羅接著說:“如果你想知道判決詞的內容如何,就到大飯店的大廳里坐著听。”這些泄密必須堵住。一旦法官們最机密的討論內容落人記者之手,法庭工作會受到嚴重損害。
  羅有啥建議呢?比德爾問。羅回答說,除一個俄文口譯外,將所有口譯排除出法官們的秘密會議。比德爾本人可以胜任法語。与此同時,羅想出了一套确保法官們的秘密會議安全無虞的制度。
  兩個月來,法官的助手一直在評估證据和擬定判決書初稿。伯基特,法官席上的筆杆子,完成了最終判決書的初稿。法官們舉行會議審議伯基特五万字的成果。与此同時,最后一名被告漢斯·弗里奇還在證人席上作證。他們當即知難而上,著手解決陰謀理論問題。檢方根据1937年11月的霍斯巴赫會議和其他證据,以證明數名被告陰謀發動侵略戰爭。法國法官多納迪厄·德瓦布雷斯在法庭上從未提過問題,在法官秘密會議上也少言寡語,后來終于直言不諱了。德瓦布雷斯說,陰謀意味著或多或少平等的几方的參与。對于那种認為施特賴歇爾、丰克、弗里克、紹克爾及里賓特洛甫可与希特勒比肩的說法,被告們首先會笑掉大牙的。這位法國人說,這是荒謬的。咬住荒誕不經的陰謀說不放,往前追溯到過去二十年中發生在一個主權國家的事件,他們對那些詆毀追溯既往審判的批評者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多納迪厄·德瓦布雷斯告誡說,對這些人作出判決,是根据他們所做的事情,而不是根据他們据說計划要做的事情。把陰謀說扔到一邊去吧。
  但是,勞倫斯爵士表示反對。法庭章程第六條有專門的陰謀罪一款,他們是受章程約束的。
  比德爾對首席法官說話,就像教授對天資愚鈍的小學生訓話似的。是因為章程有某一罪之說,他們就必須說犯有此罪嗎?難道他們就不能說陰謀指控“未得到證實”嗎?有罪總是要判罪的,是因為犯罪而被判罪。企圖确定1919年在某個慕尼黑啤酒館已發生一起征服世界的陰謀,這是沒有什么意義的。他們應當把陰謀指控局限于1937年以后發生的事件,比德爾堅持說。多納迪厄·德瓦布雷斯不同意。他說,要是他們接受領袖原則即是對領袖的不容變通的服從這一說法,那么真正意義上的共謀說在1937年之前或其后都是沒有任何意義的。他主張拋棄陰謀說。
  諾曼·伯基特爵士激動得來回踱步。他說,他原先也不喜歡陰謀指控。但是隨著審判的展開,他終于看到杰克遜在很大程度上是客觀的。倘若個別人只為其個別人行為被判罪,那么,本次審判的水平就絕不會超脫普通的刑事訴訟。他們意欲奉獻世人的,乃是對一個蓄意發動戰爭的政權進行譴責。拋棄陰謀說,將使本次審判失去其道義上的雄厚与庄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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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25日星期天,倫敦《快報》上出現大字標題:“戈林与其同伙在牢房里都說些什么?”下面的小標題是:“希特勒的食欲乃万禍之源”、當里賓特洛甫想要一枚勳章時”、“希特勒因何延遲娶妻?”《快報》的消息來自道格拉斯·凱利大夫,被稱為“在紐倫堡審判中的主要精神病醫生”。該文援引了戈林、赫斯和里賓特洛甫的談話,吐露出當時尚未揭示的第三帝國內幕机密及紐倫堡監獄的秘密。安德勒斯上校拿著這張剪報,就像手里捏著一件受污染的物品。他如此仰慕的人,杰弗里·勞倫斯爵士,將剪報送交他,并附有一張手書,曰:“上校,我們不應該再看到這种報導。”
  安德勒斯將剪報一把扔給古斯塔夫·吉爾伯特,責問這是怎么回事。吉爾伯特回答說,他對凱利報導的來源一無所知。上校問:吉爾伯特是否知道,他這位精神病醫師朋友回到美國作巡回講演批評這次審判?安德勒斯打算調查此事,希望吉爾伯特予以合作。
  對吉爾伯特來說,甚至更為令人震惊的消息來得還要早些。既然凱利似乎已在單獨干了,吉爾伯特開始把他作為犯罪心理學家所做的訪監記錄融進自己的書里,書名暫定《紐倫堡日記》。他聘請一個書商,而書商則与出版商法拉、斯特勞斯商洽了一份合同。前不久,書商打電報給吉爾伯特,說凱利正在跟西蒙和舒斯特談判。這事儿變成一場賽跑,凱利處于較好的位置。他已回到美國,完成了他打算進行的一切研究工作,而吉爾伯特還在三千五百英里之外做訪監活動。法拉、斯特勞斯通知吉爾伯特說,他們無法在1947年3月以前出版他的書。吉爾伯特手里握有的王牌是一部完成一半的手稿。他把手稿交給一個回美國的朋友,并要他將手稿轉變化的書商。他是想表明,他已遠遠走在對手前面,西蒙和舒斯特試圖壓倒古斯塔夫·吉爾伯特將是一個錯誤。
  安德勒斯上校向勞倫斯爵士提交了一份報告,解釋說2月7日凱利少校离開紐倫堡時,“就已蒙上一層陰影,因為人們已產生這种印象,即他把他所有的專業職務從屬于一項為達到個人利益面搜集資料以求發表這一工作”。為達此目標,“他竟然濫用了法庭的部分官方檔案”。
  當然,上校同古斯塔夫·吉爾伯特也從未輕松自在地相處過。前不久,軍團指派W·H·鄧思中校來做監獄的精神病醫師,安德勒斯寫了一張字條給杰克遜法官,說吉爾伯特對保安局不再有用了。只要杰克遜堅持,他會把他留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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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31日,星期六開庭,在宣布判決前,被告們將作最后陳述。前一天晚上,多數被告在會客室里与他們的律師進行臨戰前的交換意見。赫斯卻留在牢房里給妻子寫信。“你多半肯定從收音机里收听到,”他在信中寫道,“又發生了一個奇跡’:我已完全恢复了理智。或者他們可能告訴你,我發了瘋或急固執’病。我希望你看到這一切的幽默之處。卡爾(豪斯霍費爾)曾經寫道,為了成就千秋功業,人們必須能夠承受那种一度被本國同胞視為奸逆的壓力。我要補充一點,或者被視為發瘋,…我將以接受判決書時同樣的沉著冷靜二…面對命運。”
  在監獄區的最盡頭,十七號牢房,斯佩爾得出結論說,誠實將證明畢竟是最好的辯護。他越是承認自己受了希特勒的誘惑、他的才華濫用于效勞納粹主義的事實,他就越容易低頭認罪并棄惡從善。這一事實不僅使他擺脫掉自我欺騙的包袱,而且使他豁然開朗,看到了個人命運之外的廣闊世界。他掌握的一度應用于使工厂生產更多的坦克的同一技術,如今他用來預測原子時代的人類生存條件。這就是他在那十五分鐘的使命——不是為斯佩爾免于喪命,而是為人類邁入新世界指明一條希望之路。
  閒聊几句后,約德爾把一封給妻子的信交給他的律師弗朗茲·埃克斯納。因為他偶然能在法庭上看到露易絲,約德爾被認為是最幸運的被告之一。但是,讓妻子親眼目睹他蒙受恥辱的情景,也加劇了他的痛苦。他是一個慌張而手足無措的人,但骨子里是他使人捉摸不透的鎮定自若。約德爾真不明白自己何以入庭受審。“我無法擺脫自己遭遇不公的信念。”他對妻子寫道。再者,如果發生最糟糕的事情,“死亡將不會降臨到一個心靈破碎而悔恨不已的受害者,而是降臨到一個高傲的、可以冷冷地直瞪他一眼的人……但是,在我心魂深處,我不相信這將是對我的判決”。他看著埃克斯納拿著信消失了,心里怀著希望,不管會是多么痛苦,第二天他講話時,露易絲會出現在法庭上的。
  新聞界一些大名鼎鼎的人物云集紐倫堡,其中有約瑟夫·艾爾索普、沃爾特·李普曼、哈羅德·尼科爾森以及麗貝卡·韋斯特。弗朗西斯·比德爾很高興韋斯特又回到城里。在她7月份的紐倫堡之行期間,他便盯上了這位記者并取得了成功。他們一起离開,去了布拉格四天。現在,由于韋斯特又回來寫審判結局的報導,她便成了他在康拉蒂別墅的常客。在被告作最后陳述的前一天晚上,比德爾為韋斯特舉行一次雞尾酒會。客人們不無惊訝地發現,這個時而行文如詩,時而筆墨尖刻的女人身材不高,衣衫不整。而且,人們像環繞蜂王的蜜蜂一樣圍著她轉,听她三言兩語歪評被告。她稱施特賴歇爾為“清醒而明智的德國早應將他送往精神病院的人”;戈林嘛,“脾气好的時候好像老鴇子”。她喜歡杰弗里·勞倫斯爵士,他“牢騷不絕的嘴,清脆的聲音,卻殺人不見血”。
  韋斯特回到比德爾的客房后,草草寫下對她的紐倫堡主人這個小天地的筆記。英國人提醒她注意基普靈斯克附近某個“殖民山站’”的生活,那里的人民因害怕變得土里土气而堅持傳統的行為舉止和服飾衣著。至于美國人,她寫道:“就像紐約電話公司的全体職員被送往一個諸如俄亥俄州托萊多那樣的城鎮。由于一些令人憂傷的視察,城鎮被剝奪了她的舒适愜意,而他們卻不得不在那儿住上十個月,在這期間,根据他們不許与托菜多本地人交往…、的條令,他們都有各自特殊的理由想要做些別的事情。”’
  被告將根据其被起訴的順序,出庭作最后陳述。當戈林走到被告席中間時,看守把懸挂在支架上的麥克風放到他面前。他确實沒有讓那些最終勉強欽佩他的好戰的堅韌性的人們感到失望。這是進行審判的一個不當的借口,戈林開始說:“當被告支持檢察官的意見時,被告的陳述即被作為真實的而加以接受;當他們駁斥指控對,他們的陳述即被作為偽證來對待。”為什么他在被告席上被當作一個普通的刑事犯對待?就讓他的法官們丟掉幻想吧。“鑒于地球上最強大的三個國家同其他國家一起反對我們,我們終于被擁有巨大优勢的敵人征服”。公正同這場審判毫無關系。
  赫斯第二個發言。他問首席法官,“由于健康狀況”他是否可以坐著發言。赫斯用他在蘇格蘭的年歲里所使用的尖聲音說:“在我受監禁期間,我周圍的人對待我的態度促使我得出結論,這些人多少是在不正常的精神狀態下行事的……一些新來的替換那些撤換下去的人目光很奇怪。他們目光呆滯,如在夢中。”法官們相互之間不安地瞥了一眼,赫斯的律師塞德爾看起來好像想要銷聲匿跡。赫斯繼續說:“1942年春天,一位客人來看我…這位客人也是這种奇怪的眼神。”突然,赫斯話鋒轉到1938年莫斯科轟動一時的審判。“人們的印象是,通過一种迄今不為人知的手段,這些被告被弄得置于一种不正常的心理狀態中……”戈林用手肘碰了赫斯一下,叫他別說了。“住口!”赫斯大叫一聲。勞倫斯爵士提醒這位被告,他已超過十五分鐘。末了,赫斯說:“我很高興,我一生的許多年來,都是在我國人民哺育的千年驕子手下的工作中度過的。”他雙臂抱胸,身子向后坐,下巴向上抽動。
  艾雷·尼夫少校從旁听樓座里觀看著。自他宣讀這些人的起訴書的那一天起,他就一直在估量著這些人。有的人逐漸成熟了,有的人則沒有。下一個被告里賓特洛甫就屬于后一种人。這位前外交部長說,德國之所為也,正是英國在其帝國羽翼下席卷全球五分之一的土地上之所為,正是盤踞新大陸的美國之所為,正是俄國將其統治從歐洲擴張到亞洲之所為。當里賓特洛甫作完陳述坐回椅子時,仍然流露著一絲他昔日的傲慢之態。
  作為一名軍人,尼夫對凱特爾濫用戰士的榮譽律條感到惊訝。但尼夫相信,凱特爾是一個逐漸成熟起來的人。今天,他在這個人的身上看到了安詳和平。凱特爾對法庭說,他的悲劇是“我作為一名戰士所必須獻出的美德服從与忠誠,被用于達到當時所不可能認識到的目的……而且我不懂得甚至一名戰士在履行職責時也有一個限度的規定。這就是我的命運。”
  弗蘭克在早些時候作證時,以其對納粹主義的猛烈譴責而打動了法庭。今天,他開始了:“在這個證人席上,我曾經說過,由于希特勒進行的這場戰爭,千年易逝而對我國人民犯下的罪責難洗。”這筆債“已經完全一掃而光”。這筆債由于“俄國人、波蘭人和捷克人對德國人犯下的和正在犯的”大規模罪行而被一筆勾銷。弗蘭克宣布撤回。在最后一刻,一個原本可能幫助德國拋棄過去的破坏性神話的人,反而非要毒化未來不可。
  瓦爾特·丰克流了淚,詐稱自己跟銀行出納員相差無几。紹克爾敘述了与他被指控剝削的征募工人一起過圣誕節的情景。約德爾以“抵抗運動分子采取一切他們認為得策的手段”為德國的報复行動辯護。塞斯一英夸持把他的時間用于開列一份他引入荷蘭的健康、保險和嬰儿福利方案的詳細清單。比德爾法官在文件邊角上寫道:“我總是被如此多的被告顯而易見的誠懇和充滿激情的理想主義所打動!可這是什么樣的理想可!”
  斯佩爾穩健而充滿自信的聲音使審判室不得不保持沉靜。希特勒將在歷史上占有什么樣的地位?他問道。“經過這次審判,德國人民將把他作為不幸之源而譴責他,鄙視他的獨裁統治呢?“德國人民將從所發生的一切中吸取教訓,不僅更憎恨獨裁統治而且要害怕它。”一個像德國這樣先進、有文化而精明老練的國家何以墜入希特勒惡魔般的統治之下?答案在于現代通訊手段,斯佩爾解釋說,如電台、電話、打字電報机。領導人再也不必把權力下放到遙遠的行使獨立判斷的屬下了。有了現代通訊技術,希特勒之流就可以通過傀儡進行直接的個人統治。“因此,技術愈是發達,人類社會就愈需要更多的個人自由和自治”。
  許久以來,尼夫一直在反复捉摸斯佩爾与紹克爾之罪孰大孰小的問題。在他的心目中,在希特勒的宮廷里誰是上級誰是下級是不可能紊亂不清的。在今天的最后答辯中,正如對審判中的所有問題一樣,紹克爾總是悲哀憂郁的。但是,尼夫真想知道,法庭將立足于什么來判決他們各自的罪行:是立足于實質還是作風,是立足于階級偏見還是鐵的證据?
  “無線電制導的火箭,接近音速的飛机,潛艦,可以自動跟蹤目標的魚雷,原子彈以及化學戰的可怕前景,為這場戰爭畫上了終止符,”斯佩爾接著說,“在五到十年內,這种戰爭將有可能以不可思議的精确度發射洲際火箭。通過原子分裂,一枚或許由十個人操縱的火箭可以在瞬息之間將紐約城的百万人口化為灰燼……一場新的大規模戰爭將以人類文化与文明的毀滅而告終。這就是這場審判必須有助于防止未來的這類戰爭的原因所在……一個堅信未來的民族將永不會毀滅。愿上帝保佑德國,保佑西方的文化。”
  全場鴉雀無聲。尼夫意識到,觀眾傾听斯佩爾的講話,不是把他作為一個乞求饒命的人,而是作為一個有金玉良言要告訴他們的人,一個陷入罪惡淵我而得以贖罪的有遠見卓識的人。他們听到了想要听的,甚至听到更多:希特勒將為后人所鄙視,民主必將戰胜暴政,地球上的生命已經變得更加危險。注意吸取這一有歷史意義的法庭的教訓,就可以使人類從原子時代自殺性侵略中拯救出來。從此,斯佩爾將可能以其作為人類一員的情感,而非作為納粹分子犯下的罪行而為世人所記住。尼夫注意到,斯佩爾只字未提他本人或他的罪行。
  漢斯·弗里奇結束了被告們的陳述。勞倫斯爵士宣布休庭。听取了九十四個證人證詞的最后一個證詞,四千多份文件的最后一份文件列為證据。被告們下次魚貫而入六OO號房間時,將會了解到他們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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