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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抗辯(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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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斯·弗蘭克的抗辯代表著吉爾伯特上尉個人感情的某种投入。他不想要弗蘭克或任何被告開脫免罪,而希望證人席上的人認罪悔過,自責忏悔。弗蘭克值得贊賞的是,他實際上是第一個和戈林的恐嚇威脅對著干的被告。在他身上复活的天主教思想及其死后的許諾,似乎給了他面對死亡的勇气,如果說不是生的力量的話。但是這個人易受狂熱傾向的擺布。在最近的一次訪監中,他對吉爾伯特說:“今天是复活節前的星期天,我對耶穌受難圖發誓,我要說實話,把暴露我的罪率作為我在世上的最后舉動,而不管后果如何。”可是。就在第二天霍斯作證休庭當中,吉爾伯特無意中听到弗蘭克對羅森堡說;“他們盡力要把奧斯維辛一天殺害二千猶太人歸罪于卡爾登勃魯納。在對漢堡几小時的轟炸中炸死三万人又怎樣呢?對日本的原子彈轟炸造成八万人喪生又怎樣呢?正義安在?”吉爾伯特擔心,弗蘭克是個軟骨頭。
  在開庭審理弗蘭克的案子前兩天,吉爾伯特發現牢房里那個家伙淚水都快掉下來了。他從報紙上讀到一條雅各比大夫喪生奧斯維辛的消息。他意識到,這個被害人是他父親在慕尼黑最要好的朋友。“一個极好的慈祥而正直的老人”。听取霍斯的案子后,他明白了,雅各比就是每天在奧斯維辛被消滅排的無名無姓的人群中的一個。“我沒做任何事情加以阻止,”弗蘭克叫道,“不,我沒有親手殺害他。但正是由于我所說的一切、羅森堡所說的一切,才使這种恐怖有可能發生。我決心贖罪。’哈爾伯特离開牢房時,不知道這個搖擺不定的人物在證人席作證時會向哪一方申訴。
  4月18日上午,漢斯,弗蘭克入庭宣誓。他的律師阿爾弗雷德·塞德爾個子小,喜歡小題大做,平淡無奇,讓戈林取了個綽號,叫“米老鼠”。塞德爾問:“你曾參与滅絕猶太人嗎?"其實,弗蘭克完全可以繞開這個問題。他沒有掌管過死亡營。他冒險從波蘭返回德國,發表支持法制的演講。他曾痛恨過希姆萊。奧斯維辛不在他控制下的那部分波蘭領土上。他有著為自己的所作所為自我開脫的天賦。“我的回答是,我參与了。”弗蘭克聲音有點發顫,他接著解釋,“這是因為,在經歷過這五個月的審判后,尤其是听了證人霍斯的作證之后,我的良知不允許我把責任統統推到小人物身上。我本人從未設置消滅猶太人的集中營……但是多年來我們向猶太人開戰,我們醉心于用最惡毒的語言進行咒罵。我本人的日記可為我作證。因此,我有義務用是的’來回答你的問題。”他稍事停頓,而后心平气和地說,“千年易逝而德國罪責難洗。”
  古斯塔夫·吉爾伯特听到這一回答,敬仰之情油然而生。
  等電梯的時候,弗蘭克環視著本國同胞。支持他的有誰?又有誰在辱罵他呢?多年從事電台工作的漢斯·弗里奇從人群中向他擠來。弗里奇知情達理,是為揭露出來的殘暴感到奇恥大辱的人之一。“根据你的日記,’佛里奇道,“你不僅僅察覺到正在發生的事情,而且還了解正在發生的事情。如果你這么說,而不是藏匿在我們的千百万人民的心中,把它們擱置起來,那么你就會更為誠懇了。”他模仿弗蘭克作證時的情緒,說:“千古罪孽呀!”弗里奇轉身离去。弗蘭克卻感到了刺痛。本來,他已卸下心靈之累而感到心靈得到淨化。但是弗里奇,一個他視為朋友的人,同他翻了臉。別人怎么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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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克遜法官很高興避開紐倫堡,到巴洛克風格的布拉格去小住數日。他這是應捷克總統愛德華·貝內什之邀前往的。他4月中旬動身,責成約翰·哈倫·阿門負責美方的盤問事宜。在布拉格,杰克遜出席了對“利迪澤的屠夫”卡爾·赫爾曼·弗蘭克的審判,此人与漢斯·弗蘭克無關。這個弗蘭克除了別的罪行外,還負責策划把這座捷克城市夷為平地,并對其男性居民斬盡殺絕,為遇刺的賴因哈特。海德里希報仇。審判很快就結束了,處死弗蘭克的日期定在5月22日,离審判開始還不到五個星期。
  捷克法官動作之迅速更加重了杰克遜對紐倫堡審判似乎沒完沒了這一狀況的憂慮。他曾一度認為,到圣誕節前后案子就會了結。四個月過去了,部分由于勞倫斯給予被告方無限的回旋余地,結案依然遙遙無期。杰克遜擔心,審判愈是拖延時日,判決就會愈來愈輕。甚至對納粹分子的殘酷行為的道義憤慨,也不可能無限期維持在恰如其分的水平上。
  在布拉格,杰克遜受到捷克政府隆重的接待,在經受紐倫堡的壓力和義憤后真有一种慶幸的感覺。最近,一個新的磨擦使他平添了一層不滿,他遭到最高法院同僚們的誹謗。他的頭號宿敵雨果·布萊克法官嘲笑國際軍事法庭,稱之為“嚴重的失敗”,指責首席檢察官,這使杰克遜感到意外。但是,他在華盛頓的代表查爾斯·霍斯基近來報告了更令人沮喪的消息。滿頭銀發、心地善良而為人正直的首席大法官哈倫·菲斯克·斯通對親朋密友說,鮑勃卷入了一場肮髒的交易。美國第一流的法學家認為,紐倫堡審判不過是“高級私刑”而已。這樣,回到司法大反對杰克遜已沒有什么吸引力了。
  4月19日,法庭進入复活節休庭,直到星期二,4月23日才复庭。到如今吉爾伯特上尉就像一匹給戴上眼罩的載重馬,從而使自己除了在牢房和審判室外,几乎沒有別的生涯了。休庭前那天,吉爾伯特与戈林就戰爭的實質進行了長時間的討論。“當然,人們不想打仗。’成林說,“當他能從戰爭中脫身的上策是不缺胳臂不少腿地回來時,鄉下的農人為什么要拿自己的生命到戰場上去冒險呢?平民大眾不要戰爭,在俄國、英國、美國是這樣,在德國也是如此。決定政策的是國家領袖……人民總能遵從領袖的要求去做。你所需要做的只是告訴他們說他們遭到了進攻,痛斥和平主義者沒有愛國熱情。這在任何國家也都是這樣。”吉爾伯特感到納悶,同以如此明晰的玩世不恭態度看待世事人情的人談論道義問題,究竟有什么必要。
  4月22日,首席大法官哈倫·斯通在美國最高法院宣讀一項持异議的意見時,突然倒地而亡。杰克遜的朋友們立即通過越洋電話傳來同一消息。如果他想繼斯通之后出任首席大法官,就必須立即回到美國。杰克遜与他信任的人進行了商議,其中有艾爾絲、他的儿子比爾和另外几個人。鮑勃·杰克遜是個現實的浪漫主義者,他拼命地想獲得首席大法官這一職位。這樣,他就可以擺脫雞零狗碎的雜事而胜利返回最高法院。可是,他怎能扔下紐倫堡的一大堆未了之事而回華盛頓游說一項工作呢?這樣做很不体面。如果他會見記者,如果他去部隊視察,“大理石廳”那一幫人已經談論他正在為競選總統而吹奏。上個月,為富蘭克林·羅斯福贏得總統選舉胜利的兩大競選經理之一的詹姆斯·法利,便是蒞臨紐倫堡的許多要人之一。据紐倫堡圈內人的說法,法利此行顯然是為白宮的出价而對杰克遜進行探底。
  專欄作家德魯·皮爾遜披露出一項報道說,威廉·O·道格拉斯和雨果·布萊克兩位大法官揚言說,如果杜魯門總統提名杰克遜為首席大法官,他們就退出法庭。對這篇報導,兩人誰都沒有予以否認。杰克遜不能公開表示他想要這項烏紗帽,只能靜居紐倫堡,等哈里·杜魯門點頭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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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格堡·卡爾諾基伯爵夫人經常覺得自己像個馴獅手,把天生不共戴天的死敵分開。在“證人之家”,她接納了集中營的幸存者、前蓋世太保特務、反對希特勒的抵抗陣線成員和元首的密友,如海因里希·霍夫曼。結果證明她最少惻隱之心的客人是大個子漢斯·貝恩德·吉澤菲烏斯。他戴一副深度近視眼鏡,半個瞎子,天生一副傲慢自負的樣子,家鄉語言總那么尖酸刻薄。然而,卡爾諾基甚至向吉澤菲烏斯也施展她無窮的勉力。她之所以這樣做,部分是希望更看得起她的德國同胞。她十分厭惡德國人在美國人面前卑躬屈膝的樣子,相互詆毀,相互監視。甚至吉澤菲烏斯這樣一個隨時准備破坏其智能低下的屬下的人,在任何一個美國少尉駐足“證人之家”時,也都屈膝后退。卡爾諾基總是誠實地供認,她也是這樣做的。
  不管她別的客人表現出多么的輕視鄙薄,吉澤菲烏斯以罕見的騎士气概對待卡爾諾基。他向她透露,他曾經是早期的蓋世太保的一員,后來在一場權力游戲中被攆了出來,最后還是進了反情報部門(Abwehr)。他指出,現在美國人對他盛情款待,乃是因為他在戰爭期間為美國戰略情報局竊取情報,并參加了“七·二O”事件的圖謀。他被召到紐倫堡,將出庭為他以前的上司、曾一度出任納粹內政部長的威廉·弗里克作證。卡爾諾基覺得奇怪,這位前盟軍間諜、希特勒抵抗陣線成員,即將成為納粹分子的證人。吉澤菲烏斯狡猾地回答說,他不知道他對弗里克有多大用處。
  在被告席的人當中,威廉·弗里克是個隱蔽的人物。他唯一明顯的特征,是他天天穿在身上那件不相稱的格子花運動夾克衫。他的律師奧托·潘倫貝克爾想盡辦法尋找任何可以幫助他的當事人的人。毫無疑問,弗里克幫不上自己的忙,他只會鸚鵡學舌般地重复迂腐過時的納粹教條。因此,潘倫貝克爾無意將他置于證人席上。吉澤菲烏斯一直在冒險下賭。既然他在弗里克手下干過,他至少可以确認此人并不操有實權,因為權力都落入了更精明而冷酷無情的納粹分子手中。
  4月24日,吉澤菲烏斯出庭作證。潘倫貝克爾完成直接訊問后,向美國檢察官屈服。所有的眼睛都盯住了羅伯特·杰克遜,他厭倦了別人背后的嘀咕,說他已無心投入戰斗。到杰克遜的盤問結束時,吉澤菲烏斯愉快地供認,赫爾曼·戈林曾命令一個下屬謀殺格雷戈爾·斯特拉塞爾,納粹党內希特勒的政敵;供認卡爾登勃魯納作為帝國中央保安局的頭目比令人毛骨悚然的賴因哈特·海德里希還要危險;而且供認,人們使陸軍元帥凱特爾對東部出現的死亡工厂有充分了解。在据說他要為之辯護的人中,吉澤菲烏斯說,“七·二o”事件密謀者肯定要使弗里克上納粹党人要毀掉的黑名單,要是密謀者成功的話。到作證結束時,戈林站起來,咒罵說:潘倫貝克爾傳吉澤菲烏斯出庭為被告作證是背信棄義,而且愚蠢透頂。帝國元帥給拖走,并被推進了電梯。
  漢斯·吉澤菲烏斯沉重地認證人席上站了起來。他覺得痛快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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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斯·弗蘭克心里一直保守著一個秘密,眼下他在回憶錄里做了記述。撰寫回憶錄占据了他在十五號牢房的時光。所有的一切都始于1930年,那時納粹党還在台下。希特勒當時的風華正茂的律師給召到了希特勒府上。希特勒异常激動,給他看一封信,并說這是一個“令人惡心的敲詐陰謀”。得知希特勒有個遠房侄儿住在英國,弗蘭克大吃一惊。希特勒同父异母的兄弟阿洛伊斯的儿子威廉·帕特里克·希特勒曾撰寫道,如果在新聞界流傳的謠言得不到證實,這會對阿道夫叔叔有所裨益的。流傳的謠言說,阿道夫·希特勒有猶太人血統。希特勒把威廉的來信視為含蓄的披露恫嚇。這次談話中弗蘭克雙腿直哆嗦,因為他擔心他自己的猶太人祖先給曝了光。使弗蘭克意外的是,希特勒要他對他的家譜進行秘密調查。
  現在,弗蘭克在回憶錄中披露了他所發現的一切。原來,希特勒的祖母瑪麗亞·安娜·席克爾格魯貝在奧地利的格拉茨工作過,是在一個名叫弗蘭肯伯格的猶太人家里做廚娘。瑪麗亞·安娜四十二歲那年未婚而育,生下一個儿子。在孩子受洗禮的檔案上,未說明父親是誰。她給儿子取名叫阿洛伊斯·布克爾格魯貝,這個阿洛伊斯長大成人后娶妻生子,生養了阿道夫·希特勒。
  瑪麗亞·安娜的東家有一個儿子,弗蘭克寫道:“弗蘭肯伯格代表這個儿子,那年他十九歲,為阿洛伊斯·席克爾格魯貝提供一筆生活補貼,從小孩出生一直到十四歲為止。”其含義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他這個儿子可不是第一次讓這個女仆怀孕。弗蘭克在調查期間,找到了弗蘭青伯格一家和瑪麗亞·安娜之間的來往信件,“雙方背棄這一默認,即席克爾格魯貝的私生子是在使弗蘭肯伯格一家對其負責贍養的環境下生下來的”。
  小孩長到五歲那年,瑪麗亞·安娜嫁給了一個名叫約翰·格雷戈爾·希德勒的磨坊工人。盡管如此,弗蘭肯伯格一家繼續支付生活補貼。這位新丈夫對于把他妻子的孩儿立為合法婚姻生下的儿子一事毫無興趣。后來,年輕的阿洛伊斯自己把姓從席克爾格魯貝改為希德勒;根据一份官方記錄,牧師把希德勒錯誤拼成“希特勒”。
  弗蘭克在他的回憶錄里,描寫了他把自己的調查結果向希特勒報告時的恐懼心情。因為,如果小弗蘭肯伯格确實是阿洛伊斯的父親,那么希特勒就有四分之一的猶太人血統。使弗蘭克不胜惊愕的是,希特勒沒讓他的腦袋搬家。他啥也沒有否認,包括弗蘭肯伯格一家給他父親的生活補貼。看來他對這一背景十分了解,似乎派遣弗蘭克只不過是打听一下別人了解多少。至于說那位公認的猶太人祖父,希特勒自有說詞。跟瑪麗亞·安娜發生不正當關系的是約翰·希德勒。她怀上小孩后,指控弗蘭肯伯格家的公子,只是為了從東家那儿榨取錢。按照希特勒的說法,“猶太人付了錢而不對簿公堂,大概是因為猶太人不能面對可能導致法律解決的公開宣揚。當猶太人的后裔還是當敲詐勒索者的選擇中,希特勒選擇了當敲詐勒索者。”
  律師出身的弗蘭克推斷出僅有的可能性:要么是小弗蘭肯伯格确實是孩子的父親,使希特勒成為四分之一血統的猶太人;要么是約翰·希德勒留下的种,使希特勒成為百分之百的非猶太人;要么是馬麗亞·安娜跟兩個男人都發生過關系,連她自己也弄不清究竟誰是她孩儿的父親。在記載的結尾處,弗蘭克寫道:“希特勒有四分之一猶太人血統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
  對弗蘭克來說,難以否認的問題是,這一不明不白的家世怎么可能形成希特勒的凶惡殘酷的反猶思想。施特賴歇爾那份滿紙胡富妄語的《沖鋒隊員》上,經常有猶太闊佬引誘德國天真少女的報導。無獨有偶,在希特勒《我的奮斗》里,有一個“黑頭發猶太青年”埋伏一邊等待著玷污她。在紐倫堡种族法出爐的過程中,希特勒在一個問題上堅持一項特別條款:任何四十五歲以下的亞利安女人——比他祖母生育時大三歲,不得在猶太人家庭里做佣人。
  弗蘭克在《我的奮斗》里還發現了其他惊人的相似之處。希特勒寫道,混血儿“從第三代開始……總是通過一种明确無誤的信號顯示出其混血性來。在任何危急關頭,純种人會作出正确決定,亦即明确的決定,而混血儿則將舉棋不定,換言之,他們將采取折衷辦法。”(我的奮斗》再譴責“折衷辦法”和“三心二意”。希特勒的決定,無論對錯,都是明确和當机立斷的。任何人企圖要用相互矛盾的事實或中庸之道進行調和儿都是充耳不聞的。他證明自己沒有身受第三代舉棋不定之苦(而這往往暴露其為部分猶太人的混血性)所采取的辦法就是要過度補償,過于矯枉過正,比任何其他人都要堅決、肯定和反猶。
  赫伯特·韋克斯勒、詹姆斯·羅、阿德里安·費希爾,還有羅伯特·斯圖爾特,都在法庭充當法官的助手,幫助法官們确定每個被告的指控哪些得到了證實,哪些證明不能成立。已有几名被告的起訴和抗辯已經完成,這伙工作人員開始准備草擬判決書。鑒于他們處理的是罪惡滔天的罪行,首要問題是判定誰對最后解決方案負有責任。在汗牛充棟的文件檔案中,檢察官就是找不到使這一套机器運轉的希特勒的一紙手書。希特勒的管理風格無濟于事。他是個直覺型的領導人,不把机构圖表放在眼里,很可能在突然想起誰或看到誰對就發布口頭命令。因此,納粹德國成了一堆相互競爭的重疊的雜亂無章的封建采邑。
  法庭几乎只能确定,1935年希特勒本人首次使用“最后解決”這一詞組。有一次,他在談到紐倫堡种族法時說,如果國家的法令不足以處理猶太人問題,“該問題就必須交給國家社會主義党最后解決”。1938年11月,希特勒命令他的副手戈林制定“猶太人問題”的解決方案。1939年1月24日,戈林把這個任務下達給當時的帝國中央保安局局長賴因哈特·海德里希去辦。在魯道夫·霍斯的證詞中,出現了希姆萊的面貌。霍斯說,1941年6月,希姆萊告訴他說,元首下令通過种族滅絕最后解決猶太人問題。
  1941年7月對日,戈林向海德里希發布了一道命令:“現對1939年1月24日下達給你的任務作出補充,該令以移民和疏散方式解決猶太人問題;据此,我責成你做好一切准備……此外,我要求你……為猶太人問題滿意的最后解決提交給我一項全面的計划。”在特雷布林卡、奧斯維辛和其他集中營業已實行种族滅絕的情況下,賴因哈特·海德里希于1942年1月20日召集十四名党政官員,在柏林郊區万塞的國際刑警組織總部舊樓舉行會議。海德里希只有一項議程。他在提到戈林的命令時,說將把歐洲的一千一百万猶太人清理掉,將他們遣送東部。那些尚能干活的充做勞工,直到通過“自然減員”大量被殺死。剩下的進行“特殊處理”。證人迪特爾·韋斯利西尼作證說,1942年7月或8月份,艾克曼向他出示過希姆萊下達的“最后解決”的書面命令。
  法官們從這亂如麻的東西中只能得出如下結論:最初的最后解決方案的命令從希特勒下達到戈林,再下達到海德里希。然而,戈林可以爭辯說,他的命令只提到“移民和疏散”。實際的屠殺令似乎是希特勒口述給希姆萊的,最初适用于波蘭的猶太人。但該計划一旦付諸實施,海德里希便開動官僚机器,在整個歐洲實施最后解決方案。希特勒、希姆萊和海德里希均已作古。在幸存者中,戈林和海德里希的后任卡爾登勃魯納,可与种族滅絕方案直接挂上鉤。
  至于說犯罪意識,約瑟夫·戈塔爾在日記中寫道:“戈林充分意識到,如果我們在這場戰爭中表現出任何軟弱,等待我們的將是什么命運。特別是在猶太人問題上,我們采取了一种毫無退路的立場。”這段文字說明了兩點:納粹領導人是明白“最后解決”的罪證确鑿性的,他們決定決一死戰与意識形態信仰關系不大,更多的出于苟且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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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9日,星期一上午,審判室里擠滿了書記員。學者和其他想滿足好奇心的人。哪一种文人會嫁給尤利馬斯·施特賴歇爾呢?一個在廁所臉盆里洗臉的男人,一個沖小孩說髒話的男人,一個對安德勒斯上校說艾森豪威爾是猶太人并稱杰克遜把名字從雅各布森改過來的男人,一個聲稱“興登堡號飛船”的被炸毀是猶太人陰謀的男人,一個甚至讓他的同伙被告當作人行道上的一口痰對待的男人!施特賴歇爾的律師漢斯·馬克斯傳施特賴歇爾太太出庭,為丈夫辯護。
  上個星期五,施特賴歇爾在證人席上出盡了洋相。他站在那里傻笑,好像他在万人矚目下光彩奪目。他不斷地打斷馬克斯,以致這位律師詢問法庭,是否可以免于處理這樁案子。頗有貴族風范的英國盤問人默文·格里菲思一瓊斯以一針見血的語言,使施特賴歇爾為之心碎。其中,格里菲思一瓊斯指出,施特賴歇爾在《沖鋒隊員》上發表的文章,把猶太人稱為“一個吸血鬼和勒索者的民族”,于是問道:“你是否認為這是在煽動种族仇恨呢?”“不,”施特賴歇爾答道,“這不是煽動仇恨,只不過是敘述事實而已。”
  阿黛爾·施特越歇爾竟然是個年近四十的金發女郎,姿色過人,至少比她丈夫小二十歲。她舉止优雅,說話通情達理,渾身散發著難以抵御的魅力。一看便知她忠于施特賴歇爾,在他生命中的這一危急時刻,她對他關愛備至。她作證說,1940年1月,她來到尤利烏斯·施特賴歇爾的离紐倫堡不遠的普萊克斯霍夫乳牛場,擔任他的秘書。那時,他已手無權柄。她明确表示,几乎在整個戰爭期間,他都賦閒歸家,做“農活”,采石伐木,飼養牲畜。當她起身离去時,頗具風度,昂首挺胸。約德爾將軍不禁歎道:“不可思議的愛情的力量呀!”
  阿黛爾·施特賴歇爾离開法庭后,直奔弗魯克大夫在紐倫堡的寓所。弗魯克曾設法捎口信給家人,在美國人把施特賴歇爾的普萊克斯霍夫乳牛場轉交离鄉背井的猶太人后,把她收留下來。她終于因其不屈不撓和滔滔不絕的反猶言論而被捕入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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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我們不能判雅爾馬·沙赫特有罪,那我們也不能判任何工業界人士有罪。”杰克遜法官對特爾福德·泰勒將軍說。泰勒沮喪地听著。杰克遜可是個天賦的善良之人。但在這里,在紐倫堡,他的判斷似乎因持續不斷的緊張而模糊起來。顯然,他還對早些時候的受挫感到傷心。當時,人們阻止他把軍火制造商阿爾弗雷德·克虜伯,以取代克虜伯的老態龍鐘的父親,送上法庭。對工業家的案子何以如此至關重要?泰勒心里納悶儿。杰克遜認為,工業家們曾密謀把希特勒推上台,密謀重新武裝德國,除了發動侵略戰爭還能有什么目的呢?如果這种密謀說成立,那么,譴責和懲罰工業家就十分關鍵了。
  泰勒或許是紐倫堡的美國人中最有法律頭腦的。現在他相信,密謀說已經過時。當我們手頭有充分的證据來判決被告實際從事侵略戰爭的時候,卻占用國際軍事法庭的時間來判決他們密謀侵略,這有什么意義呢?泰勒有時覺得難以接受杰克遜的固執判斷和公正立場。不過,他知道,他在勸阻杰克遜方面几乎是無能為力的。杰克遜由于決心剝了沙赫特的皮,決定再度披挂上陣進行盤問。泰勒認為,他挑了一個難以捉摸的靶子。
  在所有這几個月里,在法庭上,雅爾馬·沙赫特采取了一种姿態,使人覺得他試圖避免受到被告席的同僚們的感受。回到牢房后,他對訊問員尼古拉斯·多曼中尉說:“年輕人,你知道我為什么在這里嗎?”多曼當然作了回答。沙赫特搖晃一根手指,道:“不,你不曉得的。我之所以在這里,是因為杰克遜法官想要在這些被告中有一個可以被宣判無罪的無辜者,以證明這是一場公正的審判。”4月30日,沙赫特穩坐證人席,他不是面對原告的囚徒,而是一個急于同去芙眾生共享其真知灼見的智者。
  這個世紀之交的人物,鐵灰色的頭發梳著中分頭,領子筆挺,脖上青筋畢露,以一种未必浪漫的形象嶄露頭角。然而,在他早年結婚生下的女儿年已四十的時候,他竟以六十四歲之軀,贏得了南首·沃格勒的愛情,一個比他小三十歲的漂亮女人。六十六歲那年,他當上了最后一個孩子的父親。現在六十九歲了,根据測試,他在被告中最為聰穎明達。
  在所有的被告中,唯有沙赫特用英語作證。這對他有益無害。他出生時取名叫雅爾馬·霍勒斯·格里利·沙赫特,取自一個极有創新意識的美國新聞記者之名。他父親在美國生活過几年,在重新定居德國前甚至加入過美國籍。沙赫特被視為金融怪才,主要是他負責把20年代德國災難性的通貨膨脹控制了下來。希特勒上台后,很有見地地提名他為國家銀行總裁,而后是經濟部長。
  在盤問過程中,杰克遜決意要駁倒沙赫特的如下抵賴,即他曾幫助策划和發動侵略戰爭。檢察官手里有希特勒1934年簽署的一紙命令,提名沙赫特秘密總管戰時經濟。杰克遜還有證据表明,沙赫特的方案确實為德國的重新武裝提供了財政支持;他發表演講頌揚希特勒;他把庇護猶太人商店的人稱為“叛徒”;他捐款支持納粹党。杰克遜出示照片,表明沙赫特与納粹領導人走在一起,沙赫特致以納粹的敬禮,坐在希特勒身邊,如是等等。
  然而,納粹分子無意中向沙赫特提供了一件強大的防御武器,來對付杰克遜的攻擊。沙赫特不是“七·二O”事件中密謀反對希特勒的人之一。當密謀分子找上門來時,他支吾其詞,說他需要了解更多有關新政府的情況。盡管如此,密謀失敗后他鋃鐺入獄,最后給關在達豪。試圖將一個在集中營待了十個月后由美國部隊釋放的人判有戰爭罪,這對杰克遜的檢察官天賦的考驗,推至了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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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天進行這場審判是适合的。鉛灰色的天空,淺灰色的碎石瓦礫,与被告席上的滿面愁容,同一种憂傷平靜融合在一起。當時春天已來臨。在這座古老的城鎮,人們走出穴居,支起帳篷,或者用燒得焦黑的木材,籌巴巴的錫鐵皮和美軍用后扔掉的板條箱,臨時赶造隱蔽處。在郊外,農夫們把稀釋的農家肥從牛車上澆潑到干渴的田野里。國際軍事法庭的釣魚人,如戴維·馬克斯韋爾一法伊夫爵士,蹲在盛產娃魚的佩格尼茲河邊垂釣。審判室的窗戶打開了,滯悶的空气里飄蕩山植的芬芳。春天似乎在嘲笑這場審判,使它与葳蕤复蘇的世界很不和諧。
  5月4日星期六,一個迷人的夜晚。紐倫堡歌劇院的上等包廂早就讓國際軍事法庭的要員們預訂一空,新到的劇團在這里演出節目。該團最初有三十五名音樂家,在納粹德國剛占領不久,最初在立陶宛考納斯的少數民族聚居區演出。他們的音樂救了他們,至少救了他們中的一些人。德國人讓他們在勞工營和處決人時演出、后來,他們到集中營巡回演出。歷經戰火的劫難,今夜只有劫后余生的十二人登台演奏。
  演出在相當輕松的气氛中開始,上演標准的浪漫劇目,有萊翁卡瓦洛的,有梅耶貝爾,有羅西尼的。快結束時,劇團表演的一支歌曲卻喚醒了另一個世界:
  聚居區,我永遠忘不了你,
  灰暗而幽幽曲曲的街道,
  死神在各個角落游蕩。
  被上帝和人類遺忘,
  沒有家,沒有父母,饑腸轆轆。
  妻儿家室去何處?
  去哪儿?為誰去?為何去?
  對于國際軍事法庭的工作人員來說,這音樂會比他們日复一日听到的滔滔不絕的陳詞和枯燥的統計數字更有感染力,它触動了尚未触及的情感之弦——感受到那些命遭劫難的無辜百姓的悲哀和辛酸。
  托馬斯·多德再次成為大理石廳里大伙儿爭著向他敬酒祝賀的人。前一天他在法庭上的表現使他留在紐倫堡是值得的。在為他出庭作證進行准備工作的几個不知名字的報刊編輯的支持下,他粉碎了瓦爾特·丰克的辯護。辛克是個胖子,下顎黑乎乎的,動輒哭鼻子的柔弱之人,乍看是個不值得上陣与之較量的對手,一個乖戾的戰犯。丰克因為膀胱虛弱,一次大戰期間就調离了部隊。在紐倫堡,他經常讓人從審判室領到洗手間。看守們都叫他“尿布”。然而,這個未必可能的人物,被控犯有四大罪狀。
  把丰克引向紐倫堡被告席的羊腸小道,是在似乎是一個成功的時机踐踏而成的。有一次,柏林上演《波希米亞》,希特勒下旨召見他,甚至連他自己都不敢相信。希特勒對他說:“我終究要讓你當上經濟部長的。”就這樣,辛克接任年率已高的怪才沙赫特。他确實精明能干,前程似錦。但是在納粹党的圈子里,丰克最知名的乃是他講究美食,喜歡抽上等的雪茄,喝上等的蘇格蘭威士忌,好傷風敗俗之事,喜徹夜之狂歡。雖然是有婦之久,好做折花之人,他卻謹慎地選擇男色為他最親近的伴儿。
  他所干的頭等惡事,是在明年代起草法律,禁止猶太人從事零售業。此舉注定了成千上万的人或陷于貧困,或逃亡他國。然而在紐倫堡,仿佛在丰克心頭的是更實實在在的令人恐怖的事情。美軍攻克法蘭克福后,美軍電影隊把國家銀行地窖里不同尋常的貯藏物拍成電影——堆積如山的鑽石、珍珠、金眼鏡架、金戒指、金耳環、金表、金牙。這地窖与其說像銀行的組成部分,還不如說像個當舖。檢察官在法庭上放映了這部片子。
  此前,在蒙多爾夫的時候,丰克一時悔恨,向安德勒斯上校承認,他知道這些貴重物品,包括金牙,是怎么弄到他的銀行里的。但審判一開始,丰克就矢口否認自己知道這些貯藏物。多德在盤問他時,宣讀了埃米爾·普爾的一份日供,此人是他在國家銀行的助手。普爾宣稱,希姆萊与丰克商議,接收党衛軍從東方搜括而來的貫重物品。當普爾問丰克這些東西的來源時,丰克叫他不要問。普爾還供述,他和丰克不時到地窖察看,看積累了多少。
  證人席上,丰克堅持說,普爾的口供是謊言。他們為什么不讓普爾本人出庭,丰克提出抗議說。普爾會使他的老上司的事得到澄清的。多德通丰克繼續否認党衛軍貯藏物的性質。“許多人都把珠寶存起來,盡管沒有要求銀行調查這些珠寶。”丰克怒气沖沖地說。對此,多德答:“沒有人會把他的金牙存進銀行來的。”
  几天后,埃米爾·普爾确實出庭作證了。不料證明丰克罪證确鑿。他告訴法庭,党衛軍有七十七個貴重物品存放處,丰克是知道的。這些贓物,他說,從一開始就冒著腥臭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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