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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足輕重的一件小事竟然鬧得沸沸揚揚了。羅伯特·杰克遜的行政長官吉爾將軍指示塞利上尉為法官們打選椅子，四名正式法官的椅子是高背、像王座一樣的座位，而候補法官的椅子則是普通的扶手椅。美國候補法官帕克受到了傷害。這個平時溫文爾雅的北卡羅來納人滿腹牢騷，他說“小椅子”是一种侮辱。另外，椅子的不同進一步表明候補法官的身分不明。他們究竟為什么到紐倫堡來？除了等著有人生病或死亡外，還能做什么？帕克不僅希望在座位上平等相待，而且在投票上也要一視同仁。否則，他就要回家。 那天下午，杰克遜在法官會議室召集了一個會議，在那里，他試圖對“倫敦憲章”沒有給候補法官投票權作出解釋。只有正式法官缺席的情況下，他們才變成正式法官。令杰克遜惱火的是，弗朗西斯·比德爾突然為帕克進行辯護。比德爾含沙射影地說道，吉爾將軍的椅子政策是蓄意在法官中制造不和。听到此話，杰克遜怒气沖沖地离席而去。不論怎樣，法庭也要在椅子和投票問題上讓大家皆大歡喜。杰克遜尤其被比德爾不合作的做法攪得心煩意亂，他擔心在以后的几天中，還會有更加嚴峻的考驗。 被告中有一個人沒有在C牢區。盡管受到起訴，他還是住在家中，這個老人身患動脈硬化、早期衰老症、偏癱、絮叨和說話語句不完整的毛病。他的名字是軍火大王古斯塔夫·克虜伯。羅伯特·杰克遜知道，德國的實業家支持希特勒掌權，因為他們知道希特勒會制服共產主義者。沒有商人的共同參与，就沒有第三帝國。當戰爭開始時，他們衷心希望加強德國的戰爭机器。正是那個叫克虜伯的人引人注目地建立起巨炮組裝線。由于杰克遜想要有德國實業家階層的代表人物站在被告席上，所以，古斯塔夫·克虜伯被列為主要戰犯的名單之中。 問題在于，許多醫生已經證實，將克虜伯作為他的那個階級所犯罪行的化身是行不通的，因為他年老体衰無法出庭。杰克遜沒有被難倒。古斯塔夫·克虜伯有一個叫阿爾弗雷德的儿子，在整個戰爭期間，他一直是克虜伯工厂的總監。杰克遜請求法庭，如果不能起訴他的父親，就起訴阿爾弗雷德。至是月14日，法庭就這個問題在紐倫堡舉行首次正式會議。克虜伯家族的律師爭辯，由于父親不能出席審判就審判儿子的做法不公平，杰克遜予以反駁，德國實業家階層制造了戰爭罪行，必須受到審判。 听證會后，法庭成員离開法官會議室，討論如何作出決定。諾曼·伯基特爵士渾身發抖地表示怀疑，他說，杰克遜的辯詞令人憎惡：“這不是一場足球比賽，你不能因為一名運動員生病，就簡單地派一名替補隊員上場。”杰克遜的請求被否決了。 會后，比德爾法官請赫伯特·韋克斯勒到他的寢室來一趟。他說，他不喜歡在別人的面前同鮑勃作對。但是，比德爾認為，杰克遜表現得太蠻橫，甚至是愚蠢的。他說，他開始察覺，杰克遜是一個自以為是的、狂熱的人。比德爾問，韋克斯勒沒有注意到這种行為嗎？韋克斯勒答道：“我想，當法官拒絕杰克遜的請求后，他几乎都要精神崩潰了。” 弗朗西斯·比德爾逐漸地喜歡上了紐倫堡。但是，他不是法理上的法庭庭長，那個和藹可親、埋頭干活的杰弗里·勞倫斯爵士卻獲得了那個榮譽。然而，比德爾認為，事實上，其他法官在他所希望的一切事情上，克虜伯案件、椅子問題，甚至在他們應該在法庭上穿什么都附和他的觀點，這差不多都令人感到尷尬。在后一個問題上，比德爾建議，不管他們喜歡穿什么，只要在得体的范圍內就行。那個意見也被接受了。這時，天已經晚了。 杰克遜度過了困難的一天。他的年輕的助理檢察官、研究人員、文件專家和翻譯同他一樣，每周工作六十至七十個小時，他們為几天后就要開始的審判准備著。可笑的權力斗爭、房屋管理危机、同比德爾的爭執等等，這些令杰克遜惱火的問題已不是他考慮的最重要的事情了。他負責發表起訴用的公開講演。愛好修辭、天資聰穎、喜歡用短語的杰克遜要盡可能地利用一切時間，把他的致詞潤飾成一篇激情洋溢的稿子。然而，他卻被無關緊要的事情折磨著，他要決定誰睡在哪間屋里，他還要決定什么式樣的座位可以放在一個北卡羅來納法官的屁股底下。 多斯特爾特上校嚷道：“再快點！再快點！”艾森豪威爾的前任翻譯，尚未得到檢驗的IBM的同步翻譯系統的倡導者多斯特爾特上校在司法大廈的頂樓建起一個模擬審判定。一人扮演檢察官，另兩人則分別扮演被告和法官。多斯特爾特正在測驗一名前來自荐充當同步翻譯的求職者，著她是否跟得上“證人”。速度是嚴峻的考驗。翻譯必須在發言人開始說話后的八秒鐘內開始翻譯，否則，積壓的話就太多了。大學教師也許能成段地翻譯尼采或叔本華的書面文字，但是，當他們涉及到一個集中營廁所設置的題目時，就經常搞得一團糟。多斯特爾特的一名在維也納出生的美國助手彼得·尤伯拉爾中尉已經開發出一套實用檢測方法。尤伯拉爾要求應試者用兩种語言滔滔不絕地說出十种樹木、十种鳥類、十种醫學術語、十种汽車零件的名稱。他們正在尋找閱歷深、語言能力強、知識廣博的人。尤伯拉爾一直對許多城市居民不能用任何一种語言說出十种農具感到吃惊。 多斯特爾特作出一項基本決定。讓譯者用其母語听，用另一种語言譯，這將是最佳方法。他們發現，譯者首先必須完全理解听到的內容，然后才能找到合适的字眼，用第二种語言表達出來。 他們最感頭痛的是德語。由于動詞通常出現在句子的末尾，譯者根本就不知道一句話是從哪里開頭的。但是，他們又不敢等得太久再開始翻譯。用英語表達一句話是“我完全不知道死亡集中營的存在”，但是，譯者听到的德語都是“關于死亡集中營的存在我完全不知道”。 多斯特爾特派出他的副手，具有語言天賦的海軍少校阿爾弗雷德·斯蒂爾遍訪歐洲，尋找他們需要的語言天才。斯蒂爾在日內瓦的國際聯盟突擊尋找過。但是，他發現在那里的許多譯員歲數都較大，他們習慣于書面文件的翻譯，不能适應快速的、當場進行翻譯的壓力。在巴黎國際電話交換中心，斯蒂爾的運气還不錯。接線員習慣于每天快速地用外語對話。最后，斯蒂爾不管候選人的背景如何，在二十個候選人中只找到一個具有在同一時間里既能听又能說、思維敏捷的候選人。 最后一名候選人落選后，多斯特爾特開始搜尋修复司法大廈的丹尼爾·基利上尉。羅伯特·杰克遜正在尋找他。審判開始的那一天，一切都有賴于翻譯系統准備就緒。多斯特爾特發覺基利在樓下的審判室里，正監督著安裝證人席。多斯特爾特暴躁地問，IBM的設備抵達沒有？基利不慌不忙地回答，還沒有呢。 在11月的一天早上，電話從羅伯特·杰克遜辦公室打到文件調查人員的住地。首席檢察官要為他的開庭演說提供最令人信服的材料。杰克遜所需要的文件，是繼其他檢察官和辯護律師索取的文件后最重要的文件，在最近的几天中，所有這些文件使羅杰·巴雷特中尉的文件室變成一座有組織的瘋人院。斯蒂爾的文件架亂糟糟地從地面一直架到天花板，以便放置源源不斷地送來的文件。負責整理文件的工作人員在移動梯子上爬上爬下，為檢察官尋找可以判處被告有罪的關鍵材料。最近，鄧尼茨元帥的參謀又額外地上繳六千份德國海軍文件，這些文件必須進行分類處理，并增編進原本已經暴增的文件清單中。巴雷特撥通了他的上司斯托里上校的電話，要求更多的空間和更多的支援。他對上校能否堅持尋求支援缺乏信心，他認為斯托里很容易相處，但不太尊重他的意見。工作人員喜歡故意模仿斯托里隨和的舉止和帶口音的慣用語，尤其是他把他們處理的文件稱作“達卡門茲”。 芭芭拉·平尼思是一個有魅力的、活潑的英國戰爭寡婦，她剛剛從柏林搜集文件回來。她告訴巴雷特，這些德國人是不可信的。她拿回來的一份報告描述了一隊膽大妄為的党衛軍所干的一件事：他們把收容所的難民裝滿一輛運貨汽車，把汽車的排气管插進汽車后部，然后駛向墓地。汽車駛到目的地時，車上的人已被廢气薰死，只待掩埋了。這還沒有使平尼恩感到太大的震動。到目前為止，她事實上已經從文件上讀到了各种各樣慘無人道的暴行。最令她吃惊的是這些報告的附言，附言寫道：“狗希姆萊夫人和所有的小希姆萊們致以我最崇高的敬意。”他們怎么能寫下這种蠢話呢？她想不明白。他們一定從未想到有可能輸掉這場戰爭。 巴雷特知道，他們面臨著一場職業危机。作為文件室的負責人，他對此感受尤深。一份敘述射殺三十名無事人質的報告甚至不值得翻譯，因為還有許多更嚴重的事件。最近從毛特豪森集中營中取回來的“死亡之書”，使巴雷特再次受到震撼。條頓人熱衷于保存記錄，這就需要將每一個處死的人記錄在案。很明顯，真相不能透露。因此，党衛軍文書管理員就煞費苦心地將死亡者的名字、死亡時間和死亡原因—一記錄下來；根据這些記錄，人們在某一鐘點，按字母排列順序先后死去，一分鐘一個，死因是心髒病，下一個鐘點皆死于中風，再下一個鐘點則死于另一個虛构的原因。 但是，巴雷特發現，由于一再閱讀此類恐怖事件的記錄，意識變得麻木了。第一次讀到關于屠殺儿童的文件時，簡直就不敢相信，第十次讀到此類文件時，覺得悲傷，到第五十次讀到此類文件時，思想就走了神，竟然會想著今晚在紐倫堡大飯店的餐桌上能吃到什么菜。巴雷特相信，那是他們的工作中最糟糕的部分了。 十月十五日，距審判開始還有六天，一隊IBM的工程師乘坐一架C－47運輸机，帶著六箱貨物在Y28跑道降落。包括為法庭官員和參觀者准備的五百五十副耳机在內的同步翻譯設備，被胡亂地送往各地，其中一些設備被送往秘魯。設備最終送抵后，多斯特爾特上校就纏著丹尼爾·基利把它們安裝好。基利已經干了許多令人心惊的事。就在最近，審判室的一處地板掉到地下室去了。這位建筑師通常在他辦公室的長沙發椅上，每晚勉強睡上四個小時。他向多斯特爾特保證，他的翻譯系統在審判開始的那天肯定會安裝就緒。 羅伯特·杰克遜吼道，難道那個女人就不能不攪局嗎！他在菩提樹大街住處樓上四周圍以玻璃的保管室里。艾爾絲气喘吁吁地跑進來，目睹了凌亂的場面。杰克遜把他為起草開幕演講作准備的文件整理成堆。他們的好管閒事的女管家哈塞爾太太非要打開室內窗戶通風，杰克遜說。一場大風刮來，他精心排列好的文件現在被弄得亂七八糟。艾爾絲手腳并用，收拾起散落的紙張來。杰克遜賴然倒在一張椅子上，看著她利落地收拾好一切。現在是星期日晚上，實際上，夜晚的几個小時是他唯一能夠用來撰寫演講稿而不被打斷的時間。 杰克遜說：“令人傷感的壯觀。”那是他要在他的開幕式演講中要采取的調子，那也是他展望審判的心境。他說，他把這篇講稿視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舉動。他要通過它向全世界宣告“紐倫堡之謎”。他們對杰克遜的講稿再次進行加工。杰克遜搬來一把扶手椅，艾爾絲也坐在桌前。他們工作的方式是如此的步調一致，以至于不用說什么話。杰克遜從公文包內取出一本黃色的律師用便箋本，艾爾絲找出她的速記本。他開始說：“德國成為一座巨大的行刑室，全世界都听到受害者的慘叫，它令文明人顫栗。”杰克遜通常僅在本子上隨手做些筆記，一旦開始口述講演詞，就是一篇絕好的文章。艾爾絲對此一直感到惊异不解。 杰克遜腔調一變，轉換成洪亮的聲音。他說，他有一個問題。“倫敦憲章”規定了死刑，當罪行達到极為凶殘的程度時，按照慣例，檢察官就會要求判處极刑。然而，他一生都反對死刑。他說道：“一個完全文明的社會從來不會對人宣判死刑。”所有的死刑懲處都是對暴力的制裁。當然，他能夠理解是納粹屠夫的暴行激起人們要求以血還血。他有權以他個人的道德觀念拒絕憲章所允許的理由非常充分的最苛刻的懲罰嗎？艾爾絲問杰克遜，他想要求什么樣的刑罰呢？杰克遜最后說，在這個問題上，他什么也不會說。處罰應由法官們去決定，他的作用是定罪。 安德勒斯上校盯著他的剛來的工作人員說：“牧師，記著，你到這里是來履行《日內瓦公約》的要求的。你要提供精神上的規勸，你來到這里不是讓任何人皈依宗教信仰。”亨利·F·格雷克少校站在安德勒斯面前，他是一個魁梧的路德教派的軍隊牧師，五十四歲的年齡，來自圣路易斯，他剛剛被派到保安局。格雷克在密蘇里州一個講德語的農家長大，他講的語言質朴無華。當大多數人滿足于待在家中，通過收音机收听戰況的時候，他就參軍了。他的兩個儿子在戰斗中身受重傷，而他們与之戰斗的人就是安德勒斯上校要他到C牢區去見面的那些家伙。 信仰新教的犯人發現新來的牧師有著謙恭的品行和普通人的長相，也就是說，一個本應被納粹政權消滅掉的那种普通的神職人員。可是，凱特爾陸軍元帥卻立即喜歡上了格雷克牧師。凱特爾覺得格雷克不像逮捕他的人和同他在一起的犯人那樣鄙視他。 巡視單人牢房后，安德勒斯詢問格雷克對這些犯人的看法。格雷克答道，他不考慮他們的世俗罪問題，他的職責僅僅在于照料他們的靈魂。他們路過當作監獄辦公室的那間單人牢房。安德勒斯停下來，為格雷克介紹他的天主教同行西克斯圖斯·奧康納神父。奧康納握握格雷克的手，他微笑著說：“我們天主教徒最終只能負責這些罪人中的六人，你身邊有十五個人惦記著你呢。”格雷克笑了，他覺得他和犯人會融洽相處的。 古斯塔夫·吉爾伯特和凱利安排了一次智商測驗，吉爾伯特正在記錄被告們的答案。距審判開始只有几天了，這兩個美國人意識到，任何分散注意力的活動都有助于減輕犯人們的焦慮，測驗結果也會為他們的專著提供令人著迷的內容。 犯人們用的是德國版的韋克斯勒一貝爾維尤成人智力測驗，這是為測試記憶力、使用文字和圖像進行思維的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思維速度，以及觀察力而設計的方法。赫爾曼·戈林像一個活躍、聰明的小學生那樣開始進行測驗。在記憶部分里，戈林能夠記住不斷增加的一連串數字中的前八位數和后六位數。他哀求道：“噢，得了，醫生，讓我再來一次。”吉爾伯特告訴他，他已經是做得最好的一個了。六十九歲的雅爾馬·沙赫特擔心他的年紀會影響他的得分。吉爾伯特告訴他們，測驗結果要根据年齡進行調整。平素极為傲慢無禮的沙赫特向吉爾伯特承認，他連簡單的數學題都覺得費勁。吉爾伯特問，你不就是為德國重整軍備籌措資金的那個天才嗎？沙赫特答道：“任何一個精通數學的金融奇才都更像一個騙子。” 尤利烏斯·施特賴歇爾證實了吉爾伯特對他的智力的怀疑。這個上了歲數的暴亂煽動者，他要在一分鐘內算出，用五十芬尼買七張兩芬尼的郵票，應當找多少錢。施特賴歇爾說：“不要用這些小孩子的算術題來煩我，考考我复雜一些的計算題吧。—— 如果把一百分作為一般人的智商，一百二十至一百四十分當作大學畢業生的水准，那么，施特賴歇爾的得分最低，只有一百零六分。帝國駐荷蘭的最高長官，有學者風度、沉穩的阿圖爾·塞斯一英夸特得到了最高分一百四十一分。但是，由于沙赫特有年齡上的优惠，他得到一百四十三分的最高分。沙赫特說，這恰好如他所預計的那樣。吉爾伯特感到奇怪，具有非凡才智的阿爾貝特·斯佩爾只得到區區的一百二十八分。吉爾伯特知道，測驗是一种有局限性的方法，不可能把构成才智的諸多因素—一查明。漢斯得到一百三十分，比得到一百三十八分，名列第三位的戈林低得多。但是，吉爾伯特和這兩個人都打過交道，在掌握抽象哲學、社會問題，以及審美的細微差別上，弗蘭克明顯地优于戈林。 艾爾絲惊慌地把頭伸進羅伯特·杰克遜的辦公室，報告魯登科將軍要求立即見他。杰克遜說，當然可以，他來得正是時候。羅曼·A·魯登科來自蘇聯司法部，他是蘇聯首席檢察官，与杰克遜的職務對等。三十八歲的魯登科出身于烏克蘭農民家庭，長著一副寬闊、英俊的臉龐。杰克遜希望，魯登科是為答复他多次向蘇聯人提出的提供更多的文件這一要求而來的。美國方面已經提供了非常多的證据。迄今，俄國人打算提供的文件是一個蘇聯政委提供的一些納粹分子的供認狀，它們遠未達到杰克遜所要求的客觀而且足以證明其有罪的標准。就在几天前，各登科自杰克遜擔保過，一輛載滿符合杰克遜要求的文件貨車從蘇聯占領區的萊比錫上路，估計在這几天就會抵達紐倫堡。 魯登科坐下來，挑釁地瞪著雙眼。他說，文件不會來了。美國士兵沖進貨車，恣意焚毀了蘇聯文件。杰克遜試圖抑制住他的惱怒。他知道，俄國人在納粹手下遭受的苦難比其他任何國家的人都多。他們的軍民死亡總數超過二千万人。他表示同情，但是，杰克遜揣摩不透俄國人自拆台腳，故意作對的做法。這是另一個口實嗎？美國士兵當真焚毀了珍貴的蘇聯證据？杰克遜告訴魯登科，他自然會調查蘇聯文件的事情。但是同時，他說，他希望在10月17日星期六，由他主持的為來訪的蘇聯副外長安德雷·維辛斯基接風的宴會上，能夠見到將軍。杰克遜的熱忱似乎平息了魯登科的怒气。 杰克遜法官收到來自軍方的一份關于一車蘇聯文件下落的報告。一隊美軍确實焚毀了文件。他們感到寒冷，而一車文件紙就成了他們最湊手的取暖材料。杰克遜希望他為維辛斯基接風的宴會能夠緩和同俄國人的關系。他指示沃內特斯上尉要把宴席准備得盡可能丰盛。同時，他不得不向羅曼·魯登科做出這個令人難以置信的解釋。 紐倫堡對多諾万將軍來說已經成為一個令人動情的救生筏。多諾万在遠東長時間駐留后來到紐倫堡，尋找審判中最有影響力的職位，而這已經各有其職。而且，在杰克遜家中的令人不快的晚餐后，他強烈地意識到，他和這位首席檢察官的蜜月已經結束。但是，令他欣喜的是，他有了一個落腳的去處。杜魯門把戰后的美國戰略情報局看作是初期的美國蓋世太保，并且實際上已經解散了多諾万的命根子——情報局。將軍的無盡的活力現在在司法大廈找到了一個新的施展机會。 不過，多諾万無事可做，只能在過道里閒逛，同秘書們話家常。終于，他的机會來了，他收到雅爾馬·沙赫特的一封信。狡猾的沙赫特巴結多諾万，稱他為“一位名聲顯赫的軍官”和一個“理所當然地享有國際聲譽的人”。這個老金融家接著問多諾万是否有興趣看“一份闡明納粹政權恐怖的根本原因和形勢的摘要，因為我体驗過它們”。作為一名有經驗的審判室律師，多諾万感覺到，這個被告离准備提供揭發同謀犯的證詞已不遠了。如果他能讓沙赫特站在法院的證人席上作不利于他人的證明，那將是一個重大的突破。 當戈林得知多諾万表示愿意听取他們的證言后，他也抓住這個時机。他給多諾万捎話，他愿意開价作不利于里賓特洛甫、卡爾登勃魯納、沙赫特和斯佩爾的證明，戈林同所有這些人共事多年，他要向曾對他的男子气進行過誣蔑的猜移施特賴歇爾做反證。戈林的代价是，在行刑隊前体面地死去，而不是在繩索的一端丟臉地結束生命。多諾万不難想象出這樣的情景：沙赫特反證戈林，戈林反證斯佩爾，斯佩爾反證紹克爾。多么壯觀的場面，納粹領導人們在世界面前相互毀滅。多諾万開始親自審訊紹克爾。 當約翰·哈倫·阿門過來抱怨多諾万干涉他管轄的事務后，杰克遜法官才知道發生了什么事情。阿門想要弄清楚，他是不是審訊行動隊隊長？為什么多諾万要越俎代庖？杰克遜面對一個痛苦的兩難局面。他深知他欠多諾万的太多。但是，他不滿將軍的干預，不贊成多諾万想要介入審判的想法。杰克遜派斯托里上校詢問多諾万，他到底想要干什么。多諾万受到了傷害，尤其由于杰克遜用斯托里這樣的戰略情報局的舊人來負責處理這件事。多諾万認為，他們這种身分的人不配做調解人。 后來，杰克遜請多諾万到他的辦公室。他們彼此仍然稱呼“鮑勃”和“比爾”，但是，屋里的緊張气氛是顯而易見的。杰克遜沒有立即提及爭論中最讓人頭痛的內容。杰克遜先發了一通牢騷，他的意思是說多諾万反對把德軍最高統帥部作為一個犯罪集團起訴。多諾万說，這不完全對。他贊同將軍人作為個人起訴，而且，他當然同意起訴像党衛軍和蓋世太保這樣的組織。單是這些組織的成員這一條，就足以給那些人判定犯有戰爭罪。但是，只是由于將軍和元帥是高級將領，就給他們定罪嗎？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自己就是著名的第六十九戰斗團團長，率領部隊戰斗過。他知道他的“愛爾蘭士兵”在激烈的戰斗中槍殺過投降的德國士兵。如果德國人贏得那場戰爭，難道多諾万也會成為一名戰犯？多諾万說，絞死一名將軍是因為他犯下罪行，而不是因為他是一個將軍。杰克遜答稱，他無論如何也要義無反顧地起訴德國最高統帥部。 杰克遜接著提出多諾万与沙赫特和戈林進行交易的問題。杰克遜說：“我不想要任何交易。”一個檢察官可以利用訴訟交易，讓一個同謀提供另一個犯人的罪證，從而查清一件普通刑事案件。但是，這种審判室里的鬼打戲在一個涉及深刻道德問題的國際法庭里沒有市場。杰克遜說，無論何時，根据同謀犯的揭發，給一個被告定罪，這項罪名都帶有异味。 多諾万反駁道，來到審判室，告訴德國人說，因為我們認為他們的上司有罪，所以就有罪，這些德國人絕不可能相信。但是，將第三帝國名气最大的那個人帶到被告席上，讓他當眾招認自己有罪，那將使人人信服。杰克遜說：“比爾，你也許是對的”。唯有時間能說清楚。“煙是，這很湊巧，我負責這一切。而且，我將用無可爭辯的文件證据審判這個案子”。 第二天，多諾万收到杰克遜的一封短信，信中稱，“由于我們的觀點不同”，他不准備在審判中讓他處在更顯著的位置上。多諾万完了。他沒有靜悄悄地走。他拜會了弗朗西斯·比德爾，并且告訴他，用所有的文件證据審判，會像堪薩斯一樣令人乏味。此外，他還發現杰克遜是一個平庸的管理者，起訴辦公室是一片混亂。無論如何，他也不愿成為這場大失敗的一部分。他聲明，他沒有在杰克遜背后談論這些話。他在紹杰克遜的一封信中同樣說了這樣的話。 阿爾貝特·斯佩爾決定下來的策略是果斷地為他的行動負責，并且為德國人侵略和殘暴的戰爭行徑表示真誠的悔悟。但是，從他能夠搜集到的戈林、沙赫特和美國人搞的默契看，他認為打另一副牌尚需時日。難道他在被捕之后沒有給美國戰略轟炸調查團提供非常寶貴的訊息嗎？他沒有勸說其他的德國科學家与美國人合作嗎？他相信，這种合作對于擊敗日本起到了作用。雖然他們不能公開地承認，但是，美國人明顯地准備同俄國人進行不可避免的對抗，而且，當這一對抗到來時，斯佩爾的知識就會變得毫無价值。他必須迅速地行動。現在是11月17日，審判將在三天之內開始。斯佩爾向他的牢房看守要了鉛筆和紙，開始用整洁的印刷体字母寫道：“我擁有某些涉及到軍事和技術問題的情報，需要有關人員了解。”他繼續寫道，他是唯一知道美軍對德國空戰中犯過的，而美國人不想再犯的那些錯誤的人。他知道如何有效地使工業停止運轉。他寫道，如果被判監禁，“我不想落入俄國之手。我的知識要待在篱笆的這一邊”。他指出，如果被判死刑，他所知道的一切就會喪失。他把起紙來，在外側寫道“轉交杰克遜法官”。 杰克遜、他的儿子比爾和艾爾絲离開在菩提樹大街的房子，鑽進軍用雪佛蘭轎車，它已經取代了里賓特洛甫的豪華轎車。杰克遜本想在汽車里潤色開幕式講話的最后草稿。但是，多諾万的干預顯然已經在C牢區交口傳開了，訴訟交易可能因起訴而被取消。還怎么解釋他從公文包中抽出來的信呢？杰克遜讀完斯佩爾的陳述后，非常煩躁。斯佩爾在信的結尾處提出，不能讓“第三方”指俄國人獲悉他所知道的任何東西。使俄國人排除在外的唯一辦法是，斯佩爾不必走上法庭。很明顯，被告們還不知道多諾万和他的起訴謀划已經失敗。阿爾貝特·斯佩爾將同其他被告一起受到審判。 上個月，俄國人為慶祝十月革命節舉辦宴會，引發了一場社交界的轟動。客人們惊喜地發現從高加索空運來的一碗碗的魚子醬、一瓶瓶的伏特加酒，以及美味佳肴。蘇聯副外長安德雷·維辛斯基剛剛抵達城里，來出席審判的開幕式，而現在，輪到杰克遜在紐倫堡大飯店回報俄國人的感情招待了。作為首席檢察官，維辛斯基在蘇聯30年代進行的審判中具有令人恐懼的名聲。他涉嫌操縱對一名叫塞雷布雷夫科夫的同志的審判和死刑，為的是得到他在莫斯科郊外的一處別致的鄉間小別墅。在紐倫堡，杰克沙發現維辛斯基具有自相矛盾的扭力，他一會儿是一個教條主義者，用標准的共產主義語言詆毀西方，一會儿又成為一個精力充沛、志趣相投的机智伙伴。杰克遜認定，維辛斯基既是演員，又是忠誠的共產党員。當杰克遜向俄國人發出邀請時，他想，為慎重起見，應該告訴俄國人，國際軍事法庭的法官們也將出席宴會，請維辛斯基不要發表任何有關審判的談話。 在雞尾酒招待會期間，眾人議論紛紛的是一樁看起來初露端倪，而且很可能是危險的事。帕克法官的首席助手是參加過“突出部之役”，相貌英俊的羅伯特·斯圖爾特少校。斯圖爾特和他的南方人老板一樣，早在市民生活里就受雇做帕克的法律秘書，他在紐倫堡同樣做這种工作。這天晚上，斯圖爾特似乎离不開房中那個最有吸引力的女人，尼基欽科的口譯翻譯塔尼亞·吉莉亞雷夫斯卡僅。這個身材嬌小、亞麻色頭發、藍眼睛的美人，在十月革命招待會上初次登上紐倫堡社交界。她證明自己是可愛、活潑的，她談論《飄》和馬克·吐溫的作品，以及一批最流行的歌曲，所有這些都是用美式英語說的。斯圖爾特成為第一個打破東西方沉默屏障的人。他邀請塔尼亞·吉莉亞雷夫斯卡婭在紐倫堡大飯店共進午餐。在那里，他們覺察到俄國候補法官A·F·沃爾奇科夫中校怀疑的目光，有傳聞他是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在紐倫堡的人，蘇聯秘密警察的一條看門狗。第二天，斯圖爾特向比德爾法官請教他應該怎樣得体地處理這件事，比德爾答道：“大膽些，不要放棄。”現在，在為維辛斯基舉行的宴會上，斯圖爾特獨占了這個年輕女士的注意，她似乎是斯圖爾特的一個心甘情愿的同謀。 燈光暗淡下來，這是宴會准備開始的信號。在用甜點和上咖啡的間隙，杰克遜站起身，向貴賓致以措辭考究的祝酒辭。結束講話時，他向在座的客人介紹：“外交部的A·I·維辛斯基先生，我想他要講几句話。”維辛斯基手中端著一杯伏特加酒站起身。站在他右邊的是一個可能被人誤認為是美國大學生的靦腆的年輕人。事實上，他是蘇聯首任駐美國大使的儿子，他叫奧列格·特羅雅諾夫斯基，畢業于達特茅斯學院。特羅雅諾夫斯基已經被派到紐倫堡，為法庭做翻譯。 維辛斯基喝干他的杯中物后說：“伏特加是男人的敵人，因此必須要把它消滅光！”客人們歡呼喝彩，并紛紛效仿。接著，他簡要地述說法律界的友好關系，以及他們能為從事這項可以自由表達觀點的職業而感到十分幸運，而不像外交家那樣不得不“像一條系著皮帶的狗一樣”行事。他的話引起更多的笑聲。維辛斯基舉起一杯重新斟滿的酒杯說：“現在，我提議為被告們干一杯。”屋內一片寂靜。維辛斯基繼續說：“這里是為下星期二接受審判的所有被告定罪的地方。”奧列格·特羅雅諾夫斯基看上去不自在，但是，他還是把維辛斯基的話譯成英語。維辛斯基又說：“他們的路將直接從法庭通向墳墓。”特羅雅諾夫斯基翻譯之后，听到几聲神經質的竊笑。帕克法官大聲地向斯托里上校耳語道：“在我听到證据之前，不管他犯了什么罪，我都不為任何一名被告判刑而干杯。” 在乘車回菩提樹大街的路上，羅伯特·杰克遜蜷伏在他的轎車的后排座位上陷入了沉思。在紐倫堡大飯店的酒會之后，他正在試圖揣摩維辛斯基和魯登科，以及先后出現的大多數蘇聯人——一夸夸其談的、扭怩作態的、鄉巴佬似的、可愛的、過分敏感的、或者沒有思想的蘇聯人的行為。英國和美國的工作人員始終在互相開玩笑，彼此說些并無惡意的帶刺的話。俄國人不會受人戲弄，他們會立即有所戒備。今天晚上，痛飲的這二十多杯酒到底是什么意思？一些美國人認為這是使他們放松警惕而失言的圈套，以利于蘇聯情報机构。杰克遜不這么認為。俄國人通過對他們的革命，根除了貴族階級。他們摧毀了中產階級及其价值觀，只剩下一個無產者的領導階層。他們通過狂飲把整個社會降低到他們感到舒适的那個水平，男人們按照陳腐的陋習比賽酒量，看誰最后喝到桌子底下去。他們的品行使杰克遜得到另一個不可避免的結論：俄國人患了一种民族自卑症。 泰克少校從牢區巡視回來后，向安德勒斯上校報告，卡爾登勃魯納說自己頭痛得厲害，在操場上，施特賴歇爾往一名新來的犯人身上吐口水。安德勒斯問，向醫生通告卡爾登勃魯納的情況了嗎？泰克答道，是的，通知了。安德勒斯想知道，施特賴歇爾向哪一位犯人吐口水。泰克說，漢斯·弗里奇。俄國人剛剛把他移交過來。上校命令道，暫停施特賴歇爾的運動特許一個星期。 施特賴歇爾想要同弗里奇攀交情。他說，他們終究都是新聞界人士。弗里奇答稱，施特賴歇爾的《沖鋒隊員》是低毀納粹運動的令人作嘔的報紙。弗里奇告訴施特賴歇爾：“每當我在國外的報導中看到轉引的一派胡言亂語，我就躲開。”施特賴歇爾就是因為這向弗里奇臉上吐口水。接著發生的施特賴歇爾和守衛的扭打使每個人都沒有注意到卡爾登勃魯納古怪的行為。他已經開始在院子里搖搖晃晃地移動著了，不久，他就頹然仰倒在他的單人牢房里。醫生診斷他患了亞蛛网膜出血症后，將他送往醫院。覆蓋在大腦上的薄膜里的一條血管已然破裂，病情可能是致命的。 安德勒斯上校被搞得心煩意亂。卡爾登勃魯納的病不是他的錯。但是，在開幕式那天，又一名被告將不能被送上法庭的被告席。他問凱利和吉爾伯特，怎么搞的？他們解釋道，恐懼和緊張可能導致卡爾登勃魯納的血壓升高到崩潰點。安德勒斯歎了口气，恐懼和緊張，這些情況正是監獄的精神病醫生和心理學專家應該設法預防的。 審判開始的頭一天，司法大廈處于臨戰的一片繁忙景象。丹尼爾·基利正在審判室緊張地指揮舖設從巴黎黑市購買的地毯。他把安裝隊長時間地留下來檢查通訊設備。他仔細檢查安裝好了的日光燈，這些日光燈取代了廢棄的枝形吊燈。這樣，新聞記者不用令人分散注意力的閃光燈就可以拍照。他在厚實、不顯眼的玻璃后面安設了許多攝影點，攝影机可以從這里悄然無聲地拍攝。他又跑到底下一層，檢查他安裝的記者室，這間記者室大得足以同時容納一百多名記者。 在記者室里，正在為CBS做報導的威廉·L·夏伊勒和霍華德·K·史密斯坐在一台打字机前，啪啪作響地打報導。复伊勒曾從德國對納粹主義興起做了大量的報導，現在故地重游，報導納粹主義的覆滅，他覺得這是一個令人滿意的結局。在參觀了這座城市的廢墟后，他現在正在報導他的感受。夏伊勒寫道：“紐倫堡消失了，一堆堆難以言表和沒有修复希望的碎石。”他試圖尋找他特別喜歡的啤酒園“美鈴酒家”，它已經蹤跡皆無了。他搭乘一輛汽車外出，來到齊柏林田徑場，站在他于1937年聆听希特勒演講的正面看台前。他回憶起當希特勒宣布“德國人的生活方式一定會主宰下一個一千年”時，一群群觀看的德國人叫喊得聲嘶力竭。 夏伊勒對德國人，甚至是他所遇到的最好的德國人，在表達他們目前的不幸的方式上感到沮喪。他就30年代德國軍事集結的教訓問題詢問過一位反納粹的工程師。工程師答稱，如果戈林把德國空軍建設得更好，那么，他們的城市現在就不會是一片廢墟。复伊勒埋頭整理他的報導的同時，轉身詢問身邊的一個正在工作的德國記者，德國人對審判抱有多大的興趣。德國記者答道：“噢，他們覺得這全是宣傳。” 第二天就要上法庭，但還沒有什么像樣衣服的被告被集中在牢區的門廳里，試穿一种木起眼的、藍色和棕色相間的套服。一位應征的德國裁縫為施特賴歇爾量袖口。紹克爾正在試穿一雙新鞋，弗蘭克正在穿一件白色襯衫。由于服裝設計呆板，品質低廉，裁剪粗糙，被告們看上去就像一群第一次參觀大城市的鄉巴佬。 魯登科將軍的副官Y·V·波克羅夫斯基上校正在給杰克遜法官打電話，堅持要見檢察官。波克羅夫斯基來到辦公室，他戴著好戰的盾形徽章，這种徽章在蘇聯通常是報喪的人帶的。波克羅夫斯基宣布，必須要延遲審判。杰克遜不信任地看著波克羅夫斯基。杰克遜問，延遲？多長時間？俄國人答道，不能肯定。魯登科將軍在柏林病倒了，他患了瘧疾。杰克遜感到怀疑和惱火。杰克遜說，審判不能在最后時刻改變原來的日程。波克羅夫斯基警告說，審判在沒有蘇聯首席檢察官參加的情況下開始，會被看作是一种當眾故意冒犯蘇聯的舉動。波克羅夫斯基說完后离開了辦公室。 尼基欽科將軍給杰克遜法官帶來內容相同的消息。那天下午，杰克遜帶著這一消息在法官室召集了一次會議，商討解決危机的辦法。同時，他指示艾爾絲給軍醫處打電話，查詢是否确實有人在柏林因瘧疾而病倒。 同杰克遜有交往的新聞記者戈登·迪安不久就獲悉俄國人剛剛制造的麻煩，他向杰克遜建議，杰克遜應該就審判安排事宜，用几分鐘時間向新聞界做出說明。迪安問，杰克遜要取消審判嗎！杰克遜告訴他，一切都按照准時開始審判的程序在進行之中。 擠成一團的記者向后退著，給迪安和安德勒斯上校讓路。大多數新聞界人士是頭一次見到監獄長官，從他的外表和舉止看，他似乎胜任他的角色。他們不清楚的是，為什么安德勒斯這么不喜歡同他們打交道。直到這次不可避免的露面，他依然讓他的副官泰克少校同大多數記者接触，搪塞了事。 迪安開始向記者們說明他們可以使用的專用設備。他向一個士兵做了個手勢，那個士兵按動一枚按鈕，一個蜂音器響了一聲。迪安說，一聲蜂鳴是審判室發生值得注意的事情的信號，兩聲蜂鳴是重要的意思。三聲蜂鳴是有轟動新聞的意思。他們無論在大樓的什么地方，都可以听到蜂鳴聲。連法院周圍都安裝了擴音器，他們就是不在審判室里，也會听到里面的訴訟活動。 迪安剛說完，一個粗啞的聲音就爆發出來。一個記者問，恩斯特·卡爾登勃魯納是否真的自殺未遂？迪安請安德勒斯來解釋。安德勒斯說，卡爾登勃魯納患了輕度中風，醫生估計他能夠出席審判。一個記者問，他們什么時候能采訪被告？安德勒斯答稱，不允許采訪，但是，他正在安排一個小型記者團到監獄里參觀，他們可以短時間地觀看籠子里的獅子。 杰克遜來到法官室，見到剛剛從英國回來的哈特利·肖克羅斯爵士。盡管肖克羅斯打算讓馬克斯韋爾一法伊夫負責每天的起訴事務，但是，作為英國的首席檢察官，他已經決定出面主持開幕式。魯登科將軍的副官波克羅夫斯基上校也將出席開幕式。杰克遜通告法官，他已經就此事請教了可靠的醫學權威，在柏林患上瘧疾几乎是不可能的，他要求審判照原定的日程進行。杰克遜指出，在魯登科到達之前，他們毋須就有關俄國人的公訴問題采取任何行動。在此期間，難道波克羅夫斯基不能代替魯登科嗎？ 肖克羅斯站起身，他的修飾极為整洁的外表和慢吞吞的談吐，令人完全不會想到他是英國工党的成員。肖克羅斯爵士評論道，如果俄國人想要延遲審判，法庭或許會贊同的。杰克遜顯得有些吃惊。肖克羅斯補充道，但是，波克羅夫斯基上校應向他的政府轉達，俄國人必須在全世界面前承擔延遲對納粹戰犯進行審判的全部責任。 波克羅夫斯基說，就在此次會議之前，他得到了好消息。借助醫學的最新進展，魯登科將軍的病情正在明顯地好轉，屆時，他可以到達紐倫堡。波克羅夫斯基苦笑著坐下來。勞倫斯爵士說，他打算作出決定，審判將在明天早上按計划開始。 杰克遜像以往那樣對俄國人的行為感到困惑。他們為什么要延遲審判？再也沒有什么比俄國人突然決定讓魯登科不可思議地康复更使杰克遜搞不懂的了。 黎明的第一道光線穿透了審判室窗戶上厚實的窗帘。十一月二十日早晨六點鐘，丹尼爾·基利頹然坐在桌后的椅子上，開始在一本便箋簿上胡亂地涂寫。他要乘著記憶還清晰，把它們都寫下來。修复司法大廈的工作已經完工，為此平均每天使用八百七十五名工人，共用去五千二百加侖油漆，二十五万塊磚，十万平方英尺木材，一百万英尺電線和電纜。當他把頭枕在他的桌上時，他的鉛筆也掉了下來，他打起了瞌睡。 ------------------ 圖書在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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