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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到，盧溝橋事變爆發以后，蔣介石即命令亦在廬山的外交部長王寵惠立即回京。王即日啟程，7月10日抵達南京，旋即向日本大使館提出書面抗議。 日本駐華大使川越茂時在天津不回，日大使館由僅有的一位參事日高信久郎負責。日高悍然向王寵惠表示：“……日本不愿意以中華民國外交部為交涉對手，盧溝橋事件應予就地商談。” 日高參事的一席言詞令人惊愕。這也是“不以中華民國為交涉對手”一語的首次出現，翻閱過抗戰史的人，就會經常發現，日方在這之后，經常使用此語。這話何意？一是，就地解決，但從全局看，日方非此意。二是，對冀察當局施加壓力，使冀察當局就范，成為類似冀東殷汝耕那樣的偽政權。 就在這一天，蔣電冀察當局“固守宛平，就地抵抗”。并令孫連仲、龐炳勳率師北上保定一帶，准備在保定——滄縣一線与日軍作持久之戰。這一构想，恰恰体現蔣介石的“德國式的整軍布陣戰術思想”。豈料日軍在占領平津以后，先向西北，兵出南口，8月份即開始了南口大戰，得手后，又轉戰山西忻州、太原等地。平津失守后，恰遇平津河北天降大雨，遍地汪洋。二十九軍兵敗，軍多怨言，已無戰心，所以，保定——滄縣的陣地防御戰，未經大的接触，即行南潰。 蔣介石与宋哲元雖然在以儒學治軍治國的觀點上相近，但蔣曾受上海灘翻云覆雨的經濟政治潮涌的影響和青幫紅幫黑社會勢力的熏陶，手段要比宋哲元高明而靈活得多，這一點也是宋對蔣不信任的根源。再加上過去的芥蒂，一直潛伏著心理上的危机。反之，蔣也一直認為宋是馮玉祥的親信嫡系，也總是防他离心离德。 話說回來，日高參事的話不能不使蔣介石派生出很多想法。 7月13日，蔣電飭宋哲元“万勿單獨進行和与戰”。電文有謂： “盧案必不能和平解決，無論我方允其任何條件，而其目的，則以冀察為不駐兵區域，余區內組織用人，皆須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東。若不做到此步，則彼得寸進尺，絕無已時。中央已決心運用全力抗戰，宁為玉碎，毋為瓦全，以保持我國家之人格…… “此次胜敗，全在兄与中央共同一致，無論和戰，万勿單獨進行，不稍予敵方以各個擊破之隙，則最后胜算，必為我方所控。” “盧案必不能和平解決”的觀點，無疑是見地遠遠高于宋哲元。后面電飭既是針對日本的“不愿以中華民國外交部為交涉對手”，又是暗示宋哲元必須听從中央指揮。孫連仲、龐炳勳率師北上，既是威懾日軍，同時也是威懾宋哲元。宋哲元抵津之日，到19日离津之時，在這黑暗而漫長的8個日夜間，風波層出不窮，他确給國人留下了一個莫大的謎團，他所表現的矛盾与猶豫，險些使日本人的詭計得售，險些斷送二十九軍，國人可能淪于万劫難复之境地。 宋哲元乘專列回北平之時，日人見宋并不順從，企圖再制造一次“皇姑屯”轟炸張作霖那樣的事件，而使冀察當局及二十九軍群龍無首，趁亂出面收拾局面。所以在楊村西側鐵橋埋置炸彈，而圖炸毀宋的專列。慶幸的是，裝置炸彈的人是中國人，這個中國人在炸彈上沒有裝上引信，所以沒有爆炸。 19日上午10時宋的專列到了故都北平。當日，日報宣傳，19日，張自忠、張允榮与香月商定6條“細目”，即以香月提出的7條要求為基礎的商談內容。并說張自忠、張允榮還代表二十九軍簽了字。 宋將軍從火車上走下來。8天前，由于在老家兩個月的休養，又恢复了他那方臉黑髭高大魁偉的齊魯軍人形象。8天后的今天，跳下火車，几乎令人認不出來，人的輪廓好像小了一圈，面帶疲勞和憔悴。記者們圍了上去，劈頭就問： “宋將軍，今日日文報紙已報道，張自忠市長、張允榮委員已經和香月司令官簽訂六條‘細目’是否屬實？” “宋將軍，日方報道將軍參加田代司令官的葬禮，目的是見香月，并向他道歉！” 宋哲元面露慍怒，振振否定：“根本沒有道歉之舉，若是道歉也是雙方道歉。更沒有‘細目’之事。” 宋本來寡言，今天的話就更少，只說以上的几句話，就鑽進了來接他的汽車，在車上一言未發，回到武衣庫私寓。隨員知宋心境不佳，謝絕一切來訪者。宋心里明白必有很多前來詰責的客人被拒之門外。宋考慮再三，決定翌日發表公開談話。內容略約： “哲元對此事（指盧溝橋事變）之處理，求合法合理之解決，請大家勿信謠言，勿受挑撥，國之大事，只有靜候國家解決也。” 當日（20日）下午3時，日軍以大炮回答了宋哲元的講話，日軍用大口徑炮猛轟長辛店及宛平城，造成守軍及民眾慘重傷亡，宛平城最高軍事指揮官吉星文團長亦負傷。中日全面大戰開始進入不可收拾階段。 宋哲元到北平以后，首先見到了秦德純和馮治安。秦已經在府右街私寓，秘密构筑混凝土地下室，以備固守北平之日，做戰時指揮部。 被日本人看作抗日的主要人物馮治安，這時已被任命為北平警備司令。他往日精神抖擻气魄剽悍的形象，現在加上了一雙熬紅的眼睛，因為年輕，只有三十几歲，所以尚無疲勞之態。盧溝橋事變后，他已經在北平城內及郊區布置警戒，北平城內三步一哨五步一崗，檢查來往行人車輛。在交通路口均已壘起沙袋和拉起鐵絲网，以作臨時工事。 宋哲元听了以上報告以后，一言未發。之后，帶著馮治安等出去視察。坐在車中，見到林三街旁向車敬禮的軍人和交通要道如臨大敵的臨時工事。宋哲元向馮治安表示，為表示我們和平解決的誠意，要把這些工事拆掉，并和馮治安等商量將三十七師暫時南調。后經馮治安、佟麟閣等人反對，中央也不同意，事情擱置，待觀動靜。 7月17日，軍政部長何應欽密電宋哲元，要求二十九軍兵集南苑、宛平构筑工事作持久抵抗。日方壓迫，要求馮治安的三十七師南調，北平城區只准駐保安隊（天津城區根据辛丑條約，已不准駐軍），作為談判條件。兩种對立的要求，宋對誰的都得听，對誰的都不能全听。宋舉棋難定，只好將兩种指令要求折衷。 當時北平城內防務，主要由三十七師二二一、二二二團擔任。7月20日，日方要求將二二一、二二二團南調离北平城40華里以外，作為解決大炮轟擊宛平和長辛店的條件。因宛平、長辛店距北平30華里左右，南調40華里的意思，即調往宛平、長辛店以南，把北平防務讓出。宋等只好答應，采取偷梁換柱之法，將二二一、二二二團官兵速換成保安隊服裝，繼續住在城內，將原駐城內的保安隊南調，并令駐河北任丘、河間的趙登禹一三二師石振綱二十七旅換成保安隊服裝急行軍進平。一時保安隊服裝奇缺。 人心略略安定，北平城防務部隊又增至4個團。二二一、二二二團防守北平西北方向，由阜城門至德胜門一帶。安定門至東直門一線由六八一團一營防務。齊化門（現朝陽門）到東便門一線由六八一團二營駐守。東便門至大紅門由劉汝珍六七九團三營防衛。右安門至廣安門一線交給了劉汝珍六七九團李延贊一營警戒。此時，駐城內東交民巷日軍約有500人。 同時，宋哲元又令石友三的冀北保安隊下轄的一旅陳光然二旅吳振聲，在西苑布防。23日國民政府公布“懲治漢奸法”，漢奸為日人通風報信情形略略收斂。北平態勢粗定。 蔣在廬山令宋哲元到保定坐鎮指揮之后，蔣料宋必打折扣。11日果然得到宋到天津消息，蔣大怒，但此時不是發怒之時，一怒可能將宋哲元逼到日本人那面去。他只好忍怒召來參謀次長熊斌中將，向他面授机宜，令其馬上北上，向宋哲元傳達中央抗戰決心。熊斌中將12日即出發北上保定。因宋去天津，遲滯至22日兩人才在北平見面。熊斌是個說客，“塘沽協定”之時，曾是中方首席談判代表，也屬留日派。熊与宋的私誼也不錯。熊見宋先敘別情，再論國事，最后，又准确而又生動地講了中央的抗戰決心及委員長諄諄期望。 19日那天守軍得到蔣在廬山海寒寺向大學校長、教授、新聞界和知名人士談話的消息。這就是廬山講話，節錄如下： “中國民族本是酷愛和平，國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來主張對內求自存，對外求共存。……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后關頭，決不輕言犧牲……我們既是一個弱國，如果臨到最后關頭，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生存。那時節再下容許我們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全國國民最要認清楚所謂最后關頭的意義。最后關頭一到，我們只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唯有犧牲的決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徬徨不定，妄想苟安，便會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備應戰而決不求戰……（一）任何解決，不得侵害中國主權与領土完整；（二）冀察行政組織不容任何不法之改變；（三）中央政府所派的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換；（四）第二十九軍現在所駐地區，不能受任何約束…… “盧溝橋事件能否擴大為中日戰爭，全系日本政府態度；和平希望絕須之關鍵，全系日本軍隊之行動……如果戰端一開，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如果放棄尺寸土地与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時候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們最后的胜利。” “講話”19日發表，國人极度激奮，零涕相告，掀起全民族抗戰熱潮。同日將“講話”送交日本大使館。同時以《備忘錄》形式向日方提出和平倡儀。20日日軍大炮轟擊宛平、長辛店，大概也是對“講話”的回答。 熊斌向宋哲元講明中央意圖，宋才相信中央已經決心抗戰。 20日前后，軍政部撥發給二十九軍300万發子彈，并將河南鞏洛警備司令部所屬高射炮部隊，全部調赴保定，撥歸宋哲元指揮。魯、豫各地兵站倉庫一律向北推移，以備作戰補給之用。 宋哲元才作下國人殷望的決斷，他要誓死抗日，固守國土，跟日軍決一死戰。7月24日宋緊急召集二十九軍高級將領軍事會議，研究兵力部署和方案。不過此時，無論采用參謀長張樾亭的“三線防守”方案，還是采用副參謀長張克俠的“以攻為守”方案，還是其它方案，都已為時過晚。自11日日內閣發表向華北派兵聲明，已過13天，日方在這13天里緊鑼密鼓布置，作戰方案已接近完成。也由于二十九軍無法掌握日方軍事情報，和對日軍向華北調兵目的反應遲鈍，宋哲元等人還以國內內戰的經驗而決策，決定趙登禹一三二師石振綱旅守北平，其余和三十七師進攻丰台、通州，三十八師進攻天津海光寺。劉汝明一四三師自南口出來，進攻昌平、密云、高麗營截斷古北口通路。決定8月1日行動。而被日人搶先動手，二十九軍极為被動，戰事也极慘烈。 兩國交兵，爭取好的國際環境和其他國家支援，也是決定胜敗的重要條件。 在亞洲及太平洋地區，勢力最大的莫過于美國、英國、蘇聯。自從日本退出与英美等國簽訂的海軍條約以后，日本不愿再在海上稱小兄弟，而使美英不悅。“九一八事變”以后，日本又退出國聯，而与英美等國關系鬧僵，但是，不等于美英支持中國，英國一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一直以中國為“敵性國”，中英關系存在敵性性質由來已久。鴉片戰爭，就是英國的兵艦敲開了中國閉關鎖國的大門。廣州的平英團，平津一帶的義和團，高舉著反帝大旗，主要面對英國。況且，30年代以后，德國納粹興起，已經對英國构成极大的威脅，英國也感到無暇東顧。英國也已明确表示，中國如与日本發生戰爭，英國不能支持中國。而美國對中國与日本之間的摩擦一直抱著觀望的態度，只有日本損害美國在華利益之時，美國才出面表態。中國与日本爆發戰爭，如請美國支持中國也是不可能的事，假如為中日之間戰爭之事在美國公民中進行公決，恐怕支持中國的觀點會不足一半。因為美國人會認為，兩個黃种人的國家爭吵，我們不必介入，尤其中國人的形象在西方人眼中比較惡劣，一個留著長辮子面黃肌瘦的鴉片鬼，在外國的街頭打著滾要求洋人施舍。駐外國的中國大使趿拉鞋在巴黎街頭撿罐頭盒等等，給洋人的印象太深。美國人會認為將納稅人的錢支援中國，無疑是給東方鴉片鬼以更多的條件去過煙癮。至于蘇聯，西面面臨納粹德國的威脅，蘇聯不愿東西兩面受敵，几乎和日本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蘇聯愿意中國牽制住日本，但也不愿明顯地支援中國，而激怒日本，影響日蘇關系。 可想中國政府在外交上步履艱難。 原來1905年日俄戰爭結束之后，日本的陸軍元帥山縣有朋和海軍大將東鄉平八郎鑒于日本既結了与中俄兩國的仇恨，又招來了英美的嫉妒。英美俄三國干涉日本歸還遼宁的余痛未消，各國聯系的威脅可懼，為國家百年大計起見，曾制就日本未來戰略數則，奏准天皇，列為兵典，那戰略就是將歐亞強國，分為假想敵，按其敵性深淺，定其交戰等等。照當時計議：日本的假想敵，帝俄居第一位，美國居第二位，英國是同盟國，中國國力未充，不在假想敵之內。山縣、東鄉自覺日本國力与任何一個假想敵作戰，都可獲得胜利；如与兩個假想敵同時作戰，胜負還可相等；如与兩個以上假想敵作戰，則日本必敗。因此他們議定日本國防公式：應以避免与兩個強國同時作戰為鐵則。這鐵則經過后來1918年、1923年的改訂，假想敵次序有數度變更：美國第一位，俄國第二位，中國第三位。而不与兩個假想敵同時作戰的鐵則，仍無變動。 日本元老、內閣對于大陸政策的推行，格外小心謹慎。1922年宇都宮太郎大將在病榻彌留時，命他副官土橋勇逸把荒木貞夫（1932年擔任陸相）召喚前來，在地圖上划了一條粗線，這條線在東經60度与70度之間。他說：“這是你們一代應該努力的日本。”這條粗線包括：西伯利亞全部，中國、印度、東南亞、澳大利亞。后來日本創造的大東亞共榮圈也即此范圍，只是將其性質分為兩种：第一种是日本屬地，包括海南島、香港、東南亞、蘇門答腊、婆羅洲、錫蘭和印度洋沿岸。第二种是受日本指導的國家，包括中國、滿州國、緬甸、越南、菲律賓、阿富汗、暹羅和爪哇。 1927年前后，日本首相田中義之曾向天皇上奏，說“要征服世界，就得先征服中國；要征服中國，就得先征服滿蒙。”雖然此奏折是否屬實，已難考證，但日本所實行的大陸政策确是這樣做的。史稱“田中奏折”。“田中奏折”將宇都宮太郎大將的遺囑更加明确和具体化。 日本的大陸政策，在1936年以前，仍以山縣東鄉鐵則為基准，所以無論怎樣，他們還是小心謹慎地對待与美國、英國和蘇聯的關系。至于1942年爆發与美英的太平洋戰爭，德意日三國結成軸心同盟，英美中蘇成為同盟國，那是后話。 話說回來，蔣介石在17日向大學教授們講話之后，7月20日自廬山返抵南京。7月21日英國大使許閣森謁見蔣，蔣對許閣森明确表示：“我國非不可考慮為适當之解決，但…… 日人無信用，最好請你作中間保證。” 三天后，許閣森再度請謁蔣介石，他說：“貴國駐英大使郭泰祺，和貴國特使孔祥熙先生，已与敝國外相哈里法克斯會晤。敝國刻已知會日本，停止原在進行的英日談判計划，并且促使日本全力節制日軍在中國的行動，日本必須深切了解，中國的忍耐是有一個限度的。” 蔣對許閣森大使說：“中央對于宋哲元与日本人間的協議可以同意，實已達到最后限度，日方如再提出其他條件，我方必予拒絕，彼時戰爭必不可免。” 7月25日，美國大使詹森請謁蔣，蔣首即說明：“在我方已盡最大容忍，對于日方之兩項目的已予同意，蓋日方要求：一、盧事當地解決，我方已允由當地解決。二、中央不妨礙當地解決之實行，我政府對于宋哲元請示之三點已予同意。凡此均為謀求和平，曲予优容。但我政府至此已到最后限度，若日方再提其他要求，向我威脅，我方決難接受，唯有出于一戰！”……蔣又正告詹森大使：“美國是九國公約的發起國，對此項事件，實有法律上的義務；美國又向來主張和平及人道主義，所以在道義上，也有協助制止日本的義務。” 26日，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謁見蔣介石時，向他提出報告：“敝國……极望貴國与日本能和平解決，昨天和王寵惠部長晤談的時候，本人曾經表示：敝國政府甚愿協同第三國，對日本為友誼的勸告，或出面調解。但日本已聲明不愿意第三國出面干涉，敝國雖欲調停，恐亦不可能收效了。” 同一天下午，蔣接見法國大使那齊雅，那齊雅以英法間的“百年戰爭”為例向蔣感慨地說： “敝國在歷史上，曾与英國有百年戰爭，當時英國謀伸張其勢力于歐陸，認為敝國將永遠為英國所征服。但是，百年戰爭的結果，卻是英國勢力仍須縮回英倫三島。現在日本在亞洲大陸得勢，也以為可以征服貴國。可是戰爭的結果必然是日本歸于失敗，將來仍須退回島上。然而，在此和平尚未絕望以前，敝國极希望仍能和平解決，所可惜的是日本軍人太多，意見不能一致，因此，和平的前途實在不可樂觀。”蔣回答說：“日本全為軍人所控制，國事無一人能夠作主，實在可惜。” 可惜的是，這些國家只是在道義上對中國表示同情，并無任何實際支援。 蔣為做最后和平努力，電令駐日大使許世英晤見日本外相廣田，要求日本政府以和平解決之愿望，平息中日爭端。日本外務省官員幸災樂禍地回答：“今后為軍人對軍人交涉，非外交當局時期。” 這實等于戲謔式宣戰了！ 到7月25日左右，日軍在平津集結兵力有： 一、關東軍第十一獨立旅團，即鈴木重康混成旅團，由熱河兵出古北口，已近北平北郊。 二、由東條英机統率的關東軍察哈爾派遣兵團獨立混成第一旅團，即酒井鎬次旅團，亦由熱河向北平推進，并攻占平北沙河鎮。 三、日本駐朝鮮駐屯軍第二十師團，由師團長川岸文治郎率領，已進入山海關，向北平以南地區進犯。 四、由板垣征四郎統率的第五師團，自日本國內循海路運抵華北，配合海軍在塘沽登陸。 五、原華北駐屯軍。 六、日飛机50架飛抵天津。 以上兵力，約6万人以上。 另外，冀東偽保安隊約1．7万人（后反正），蒙漢回偽自衛軍計2万余名，偽滿蒙征綏聯合軍約1．2万名，偽蒙古征綏軍聯隊約7000名。 日方實力已遠遠超過二十九軍。 日軍在塘沽已卸下10万吨軍火物資，天津日軍以40輛載重汽車日夜不停向丰台等地運送。 日軍目的，首先分割北平与天津，而使北平、天津二十九軍駐軍成為孤立形勢。這樣，北平与天津之間重鎮廊坊的戰略地位就顯十分重要。 當時的廊坊是河北省安次縣的一個小鎮，被北宁鐵路（北平到沈陽的鐵路）線分為南北兩部分，小鎮坐落在廊坊火車站的兩側。早年八國聯軍進攻北京，義和團曾在此与八國聯軍大戰，以廊坊大捷而使廊坊知名。平津地區如若戰起，爭奪廊坊是不可避免之戰。 因在廊坊地區有北宁鐵路和平津公路連結北平与天津，二十九軍進駐平津以后，即派三十八師一一三旅劉振三旅長率旅部及二二六團駐守這一帶。旅部、團部和特務營駐在鐵路路南，第一營駐在車站東端的侍衛府。第二營（欠第五連）駐防廊坊以東的武清，其第五連駐守楊村。第三營（欠第十二連）配置于廊坊鐵路以北，其第十二連駐在廊坊東北的河西務。團迫擊炮連駐在鐵路以北的一個小貨棧內。机關槍連則配置在車站以北的一個小村子里。 盧溝橋爆發戰事以后，二二六團官兵知道固守廊坊，鉗制阻止日軍由天津增援北平，對整個戰局至關重要。團長崔振倫首先把隨軍家屬送走，隨即构筑工事，把車站和街巷隔開。各街口用枕木、麻袋填土堵塞，在房頂上則壘起各种類型的掩体，并在車站兩端布置了便衣隊，准備于必要時拆除鐵路。 二二六團官兵得知盧溝橋消息后，全團官兵上書師部請命，表示愿到前方殺日寇保家園。几天后，得到師部備戰避戰的命令，要求他們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准先敵開火，但又要求寸土不失。官兵對這命令感到茫然不知所措。 當年大清國簽訂的《辛丑條約》現在還在生效，條約中規定北宁鐵路不做運兵使用。盧溝橋戰事爆發后，日軍從天津向北平運兵，因日援兵尚未到達，也不愿在各地惹起麻煩。所以由天津增援北平的日軍沒有利用鐵路，而是以汽車運輸，甚至徒步行軍。但從天津到北平，必須經過廊坊，必須通過二二六團防區，二二六團官兵眼看著日軍輜重和軍隊日夜不停地經過防區，已是怒不可遏，但也不敢違抗軍令。7月11日以后，日軍更加囂張，不斷到廊坊進行挑釁、偵察，了解鐵路和車站的地形和情況，目的不言而喻，似已注定大戰必由此處引起。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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