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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12日，北平。 北平學聯組織“一二·一二”示威游行，以聲援綏遠抗戰。 北平當局善意勸阻，未成。決定于景山与學生對話。宋哲元准備到場。 在學生隊伍向景山集中途中，宋哲元乘車与學生隊伍相遇。 學生高呼：“擁護二十九軍抗日！” 宋下車向學生要傳單。學生圍在他身旁，向他說明示威目的。雙方進行了誠摯的對話。宋听了學生的申訴，面帶笑容乘車离去。 下午，宋因故未能到景山。 秦德純与學生見面。學生高呼： “擁護二十九軍抗日！” “擁護秦市長領導救亡運動！” 秦德純在講話中對學生說： “諸位是愛國的，二十九軍也是愛國的，二十九軍愛國心是不讓于諸位的……國家最重要的東西是民眾的力量。” 當晚，張學良電宋，速派代表赴西安“共商國事”。 13日，宋召開高級將領幕僚會議。 宋作了最初的應付： 一、即日電張學良以國家為重，務請保護委員長安全，國事應由國人解決，一切問題從長計議。 二、為免除猜疑，引起混亂，复電何應欽，說張學良是被共党包圍而叛變。 三、為杜絕日方提出共同防共要求，宣布加強防共。 四、為保護東北軍眷屬在北平住宅及人身安全，決定立刻派人分門別戶進行訪問，囑咐他們切勿出門，少來往，以免發生意外。 13日、14日，致電軍政部長何應欽，及行政院代院長孔祥熙，同意他們的戡亂主張，但不公開指責張、楊。 后來，通過派員赴南京了解到何應欽等企圖以武力討伐張、楊，乘亂奪權。 馮玉祥力主政治解決，遭嚴密監視，馮暗派鄧簽三、韓多峰北上，轉告宋小心說話，宋悟，求以政治解決。 12月16日，南京空軍轟炸了隴海鐵路沿線的渭南、華縣。地面討伐部隊亦已開進潼關，大規模內戰將一触即發。 17日，張學良、楊虎城、周恩來、宋氏兄妹就和平解決西安事變進行談判。 21日，山東韓复矩發出“馬電”，稱贊張學良的行動是英明壯舉，并通知張學良、楊虎城，他的部隊“奉命西開，祈勿誤會”，但，電文中未說明奉誰之命。 “馬電”引起南京政府軍政大員惊慌。何、孔等怀疑宋哲元与韓复矩聯合行動。 第二天，宋偕秦德純、鄧哲熙匆匆赶往山東德州与韓會晤。韓興致勃勃，見宋即抖摟出個包袱： “明軒兄，你知道老蔣一生都干了些什么事？” 宋哲元感到沒頭沒腦，怀疑他會發出類似“檄文”一樣的話，未及開口，韓大概覺得這個提問艱深難答，于是自己回答了自己： “其實，這老蔣一生就干了兩件事，一件就是賺錢，一件就是撒錢。看懂了這一點，其實那個委員長的角儿，誰都能當。這回他蔫了！” 宋、韓在西北軍的時候，雖是袍澤，但在馮大帥嚴厲的管教之下，韓并無此放達，宋、韓又有上下級關系，韓見宋總是恭而敬之。但宋也感到韓屬“控他型”而不是“他控型”，往好的方面解釋，可以說是“領袖型”，往坏的方面解釋，可以說是“野心型”。可是現在，他已經不是“控他型”的問題，而是失控了。宋才略略明白，“馬電”中所提“英明壯舉”是何用意，宋說： “向方兄，‘馬電’是否莽撞，會使局勢更加复雜，反而不利于政治解決西安事變，結果只能使日本人坐收漁人之利。” 韓突然收住話題，宋見說話机會，向韓力陳利害。最后說服韓，韓同意与宋聯名，發出“漾電”，電文如下： “……慨自西安非常事變，舉世惊痛無已……万不容在國難嚴重之際，再有自伐自殺之行動……所謂親痛仇快者是也。目前急務，約有三大原則：第一，如何維持國家命脈？第二，如何避免人民涂炭？第三，如何保護領袖安全？以上三義，夙夜彷徨，竊維處窮處變之道，回与處經處常不一，似宜盡量采取沉毅与靜耐，以求政治妥善通适之解決，設趨极端斷然之途徑，上列三義，恐難兼顧，或演至兵連禍結，不堪收拾之時……倘蒙俯察，由中央召集在職人員，在野名流，妥商辦法，合謀万全無遺之策。” 眾所周知，西安事變得到和平解決。 以后，宋哲元几次失策，甚至丟失北平城，蔣介石替他轉圜，沒拿他做“替罪羊”，据有些人解釋，与在西安事變之時，宋支持蔣有關。也為韓复矩終被蔣所殺留下伏筆。 作為宋哲元個人，其与韓复矩、石友三等翻三复四的人不同，与張學良這樣少壯軍人也不同，甚至与城府很深深通官場的其他將軍和政客也不同。宋儒家忠君愛國思想影響較深。蔣、馮、閻大戰后，在形式上韓复矩、石友三、吉鴻昌、龐炳勳倒向蔣介石，而宋哲元心里已認為國家之君即蔣，可惜的是，蔣一直拿他做异己，也是蔣狹隘之處。 話說回到“西安事變”。這里引用一段日本現代史家伊藤正德的說法： “……發生西安事件……結果使蔣委員長決心在民族戰爭的基礎上，對于日本軍部的侵略從事長期抗戰……在這种情勢之下，土肥原使‘華北五省獨立計划’，不得不像童話一般宣告破滅。由于國民政府漸趨積极的態度，遂使山西閻錫山，山東韓复矩，紛紛宣誓效忠中央。而冀察政權的內部，親日派也在逐漸的遭受淘汰……” 1936年在混亂紛紛的局勢中過去，往事不堪回首，未來又怎能展望！人們心情沉重，余悸在心。然而，出乎人們的意料，1937年的開始并不是狂飆突起，也不是紛亂糾葛。年初是一种罕見的平靜。 美國的中國通拉鐵摩爾曾對人說： “這太像1931年了，太平靜了，太平靜了，平靜得不能使我們放心，我們怕又要見到一個‘九一八’呢！” 以沉著、圓滑、老練著稱的美國駐日大使約瑟爾·E·格魯寫道： “這個運動我常常談到，并視之為恰似海邊的浪潮，堅信潮是在漲，而不是在落，重漲起來的侵略擴張運動的浪潮必定要比以前的潮水沖得更遠……” 日本政局自1936年“二二六兵變”以后，軍人更加跋扈專橫。“二二六事變”至使岡田啟介內閣倒台，促請東久邇宮大將出組皇族內閣。建議流產。于是日本各地謠諑朋興，風聲鶴唳，人人害怕另一個“二二六事變”又將來臨。所有的日本人都在少壯軍人的淫威之下觳觫戰悚。在此形勢之下，成立了廣田弘毅內閣。前面已經提到，廣田內閣已經成為軍部的傀儡，政權已經落到陸相寺內壽一、海相永野修身兩位大將之手。 廣田內閣壽命半年余，于1937年2月倒了台，又由曾任過陸相的林銑十郎大將，組成軍政府，軍政府面臨著軍政矛盾和國內外各种危机，壽命更短僅僅3個月，于1937年5月末宣布總辭職。 為平衡以天皇為中心，協調軍部与官僚政党之間關系，6月4日，由日本貴族院議長近衛文縻出馬，組成新內閣。近衛文縻年僅45歲。被報紙和國民譽為“青年宰相”。近衛是平安時代歷任輔佐天皇大臣之職的五世家之首。從近衛文縻的祖先藤原鐮足算起，已是46代。作為日本最高的名門望族的近衛家，与皇室的密切關系已達一千數百年歷史。近衛和天皇就像是一對親朋好友。表面上看，近衛對天皇甚至有些不禮貌，實際上這是与天皇家世代親密的表現。他的組閣當然有很高的權威性。 近衛于14歲時世襲公爵，后入京都大學就讀。早年一直在西園寺公望公爵的扶持下活動于政界。1933年任貴族院議長。他任宰相后，對軍部的行動和對處理中日關系，態度一直模糊，有人說他城府很深，也有人評价他猶柔寡斷。他對自己的身体十分精心，生怕患上什么病，就連生魚片也得煮著吃。醫生告訴他，每天照日光浴，從腳尖照起，每天向上照兩寸，他就忠實照辦。 他和夫人在輕井澤落滿火山灰的小路散步。近衛邊走邊說，照這樣下去日本將滅亡，應該決心舍命打開困難的局面，“為國家舍生命，万死不辭。”他精神抖擻地說。 忽然，天空響起了出乎意料的雷聲，夫人回頭一看，近衛竟躲到近處的一個大樹洞里，雷聲過后，他才從樹洞里出來。夫人譏笑他，“能万死不辭！被雷聲嚇得躲進樹洞里！”1937年在近衛首相任期內，日中全面開戰。從開戰起，他确信定將戰敗，可惜當時他患有痔瘡，不論去哪里，都要在屁股上墊一個充气的膠皮圈。所以，后來他親近的人遺感地說：“如果近衛公爵的痔瘡不那么重，也許能避開這場戰爭。”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對中國是否發動全面戰爭，近衛猶豫了4天，終于同意軍部的觀點——膺懲暴戾的中國軍隊，向華北派遣3個師團的兵力。到戰爭后期，日本面臨戰敗，近衛也像中國軍閥一樣迷信起巫術。把巫婆請到宅邸，詢問自己前程，卜測國家命運。并請巫婆把先祖鐮足公（藤原鐮足）請來指點迷津。微胖的老婦人和中國的巫婆似是同出一轍，是會鬼魂附体的。 老婦人身体開始顫動起來，接著全身大搖大晃，大睜雙眼，連眨也不眨。突然，她橫躺在榻板上，一會儿又坐起來。接著，她閉上眼睛，老婦人舉止穩重，說話變成了庄重的男人的聲音，并且在悠悠然地作著手勢： “文縻，我是鐮足，一晃1300年過去了……” 近衛兩手著地，平伏在地上：“是，是……” 1937年新年伊始。也就是美國人說的“退潮”。除了田代司令官糾住建滄石鐵路、開龍煙鐵礦、修塘沽碼頭以外，又在華北各地，首先在北平、天津周圍大建兵營、飛机場，以積极准備開戰。在東京已經多次商討過對華全面戰爭問題。那些少壯軍人不斷以各种形式向政府、軍部要求“對南京政府一擊”，如： 2月1日，海軍軍令部第三部在《綜合情報》中要求對既定對華政策再作研究，准備和戰的兩手。 3月上旬，日軍參謀本部駐華武官喜多誠一少將，華北駐屯軍參謀和知鷹二中佐，關東軍參謀大僑熊雄主張：“……對蘇行動之前，首先對華一擊，挫傷蔣政權的基礎……” 5月下旬，來華北了解情況的井本熊男回國后向參謀本部匯報：“……大多數意見認為，對中國打擊一下，就能改變局勢。” 6月5日，來中國東北、華北等地了解情況的陸軍教育總監本部部長香月清司中將向日本內閣和參謀本部報告說，“華北形勢相當緊迫，因此，中國駐屯軍增強兵力很有必要。” 6月9日，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机對新政府建議：“…… 如我武力許可，則應首先對南京政府加以一擊……” 与此同時，日方開始積极軍事准備。 3月24日，70艘日本軍艦開到青島，進行以中國為假想敵的登陸演習。 4月1日，日本海軍派遣野村等人勘察塘沽港口形勢。 4月2日，日本海軍武官齊集天津，會商興筑塘沽港口，以備開戰后運送軍隊給養和彈藥。 4月，把國名改稱“大日本帝國”，似乎是向國外宣言，若有反抗我國者，立即將其擊退！ 5月4日，關東軍司令官植田在承德召開軍事會議。 5月8日，關東軍一個旅團開進熱河。 5月中、下旬，日軍參謀次長今井清中將率參謀們，在東北進行參謀旅行演習。 之后，參謀公平与井本又奉命到關內旅行，偵察各地情況。他們先后到過天津、北平、張家口、歸綏（現呼和浩特）、大同、太原、濟南、青島及華中等地。6月底回國。 平津地區華北駐屯日軍演習，比上一年更加頻繁。如：從4月25日起，在平津近郊戰斗演習。 6月開始，以攻擊盧溝橋，奪取宛平城為目標的晝夜演習。并且由駐屯軍大部幕僚聚集大棗園山（宛平城東約1公里），對演習部隊進行檢閱和現場指導。 6月21日，華北駐屯軍緊急成立臨時作戰科。 顯然日本軍方在積极備戰。而三屆內閣，又均伸出了橄欖枝，發出過和平的保證。如： 1月25日，日本“穩健派”主要代表，參謀本部第一部部長石原莞爾以參謀本部的名義向政府提出：“……應改變對華政策，即以互惠互榮為目的……” 2月，廣田內閣倒台，林銑十郎組閣，林銑內閣上台即標榜不尚武的新政策。 3月，以儿玉謙次為團長，由日本銀行家和實業家組成的經濟使節團來華訪問，稱此行“只談經濟，不談政治”。儿玉等人几次与蔣介石、張群、吳鼎昂等頭面人物數次接洽會晤，一改過去責問、刁難的神气，態度樂觀、气氛友好。儿玉表示，要調整兩國邦交，改變對華政策，協助中國的統一和复興。 日本官方采取一系列措施：令蒙古軍自動停戰。示意德王發表通電，擁護南京政策，并解散王英等部隊。 日本外務省通過了《第三次處理華北綱要》，表示：“……采用公正的態度……形成日中間的友好關系。” 4月16日，日四相會議，又強調“必須以公正的態度”改善与華北當局的關系。 4月間，華北駐屯軍參謀和知鷹二邀請宋哲元、張自忠赴日參觀陸海空聯合演習。表示親善和友好。 宋哲元以不能分身為由，派張自忠率代表團前往。行前，田代司令官，日駐天津總領事堀內干城、海軍大佐久保田等，設宴為張自忠餞行。出發時，田代与堀內又特派代表到車站送行。代表團分兩路訪日，訪日期間，日顧問笠井半藏，櫻井德太郎親自引路，形影不离，表示了高度友好。 除此之外，華北駐屯軍還撥給二十九軍1個營的三十八式野山炮。這也是件空前絕后的事。 在這同時，日本也极力改善与美國、英國和蘇聯的關系。 人們對這個宁靜的春天感到惊异，許多人相信，中日兩國已經共同度過了嚴重的危机，所有懸而未決的糾葛与矛盾將會一一獲得解決。 絕大部分的中國人對張自忠率軍事代表團能夠理解嗎？ 張自忠率代表團訪日消息發出，全國上下，輿論嘩然，一時間成了國內輿論關注的中心。許多人不理解宋哲元為何在全國抗日气氛高漲之時，出此親日之舉，而中央政府對此緘口不言，使人們疑心重重。全國上下質問宋哲元的信件如雪片飛來。宋的故舊，甚至親自乘火車北上，當面對宋詰責。 不久，斥責之聲驟起，指斥宋在擁護中央同時，又背离中央。《中央周報》在一篇題為《天津特函》的文章中指出： “（日本）軍部之意，除使張自忠等悚于日本之富強，自動徹底親日外，則欲拉住冀察一部實力派頭腦簡單分子，根本排除其抗日反日思想，而無形中做到破坏我收拾華北計划。” “實力派頭腦簡單分子”顯然是指宋哲元一伙。 人們還猜測宋等有政治企圖，張自忠有重要而秘密的政治使命。外交部駐北平特派員程錫庚在給外交部的報告中說：“宋哲元有通過張自忠訪日，繞過日本關東軍和華北駐屯軍，与日本政界商談冀東、察北收回問題。” 另一方面，關東軍与華北駐屯軍對張自忠訪日也非常警惕，在兩軍聯席會議上，決議反對張利用訪日之机，和日外務當局商談冀東和察北問題。 宋、張在日駐軍的強烈反對下，為了緩和矛盾，不得不百般掩飾。在回答英國駐天津總領事阿弗榮克的詢問時，張自忠解釋說：“這僅是一次禮貌上的訪問。”在啟行前對新聞記者也強調： “此次系旅行性質，并考察日本軍政商航空等狀況，俾作借鏡，如有机會，亦將与日本朝野人士一談，但并無政治上使命。” 宋哲元也對新聞界表示： “中日為遠東大國，應對于遠東事件，共同負責，否則他人獲益，而中日兩國俱蒙不利，渠希望兩國負責領袖，各了解其本國地位，而勉力消除現有困難，并根据平等原則，以增進雙方之繁榮与和平。” 諸位看到宋將軍以上講話也許會感到惊訝，話雖未講到“中日提攜”，“東亞共榮”，話中實際內容已与其相同。把其講成通俗的意思，即：中國人和日本人應該團結起來對付英國和美國。 令人似乎很難理解當時的情況。日本人肆無忌憚地侵占中國東北又進一步蚕食華北，中華民族已經到生死存亡關頭，為什么中國的領袖們，尤其如宋哲元這樣的愛國將領，也不斷地提出“對遠東共同負責，否則他人（他人顯然主要指英美）獲益，而中日兩國俱蒙不利。”為什么要忍辱向侵略自己的敵人靠攏，而眼睛警惕地球另一邊的民族？ 因為中日兩個民族太相近了。不光地理位置相近，在文化習俗、政治傳統、面孔文字、繁文縟禮、心胸狹隘、思維方式、說話兜圈子、生活惡習、官本位、窩里斗、告密、偶像崇拜等等，均能找到共同之處。不過，這些還屬次要。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前，和中國的社會情況几乎沒有差別。明治維新以后，日本開始強盛。日本貌似學習了英國的君主立憲制，而實際上仍是以天皇為中心的國家主義的專制制度，天皇還是“現人神”，更加強了專制的內容。其根本不同點是，英國的君主立憲基于人權与民主思想，而日本的天皇中心制度，基于東方式的專制制度。西方式的強盛是基于民主的強盛，日本的強盛是基于專制獨裁式的強盛。孫中山先生提出的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大有西方式的民主特征，后來蔣介石解釋為“實行三民主義，就是實行仁政。”“施仁政”是儒家建立政權的根本思想。仁政的行為順序是統治者向小民恩賜，并不是民主，而是主民。做民時希望民主，做了領袖就開始懼怕起民主，而希望主民。中國人都想國家強盛，是歐美民主式的強盛還是日本獨裁式的強盛？所以，當時中國人被日本人打得焦頭爛額，中國的領袖們和日本的關系，也還是剪不斷，理還亂。 話說回來，雖然當局感到兩國大戰難免，但也希望互相理解，開始緘口，《中央周報》一發文章，這事儿就等于完全推給了宋哲元、張自忠。宋、張有口難言。 當時，華北的形勢，無論在“經濟提攜”的談判桌上，還是在“燒餅夾肉”式的軍事演習上，都是處于僵局。可是同時，日本政府卻派經濟考察團來華，受到蔣介石等頭面人物多次接見和熱情款待。華北駐屯軍力圖打開与二十九軍的僵局，所以策划宋哲元、張自忠等訪日。 華北駐屯軍為什么單單看中宋、張？將二十九軍的高級將領分成兩派，即：親日派和南京派，宋、張屬親日派，馮治安、秦德純，佟麟閣屬南京派。邀請宋、張訪日，既是反間活動，又是拉攏他們，使他們進一步了解日本的軍事實力。鑒于華北的“抗日空气駸駸乎彌漫京津一帶”而有必要采取新對策。1937年3月底，華北駐屯軍司令部遂主動邀請宋哲元組團訪日，費用由日本退還庚子賠款中撥支。 宋哲元接到邀請后，真有點左右為難。鑒于到日本兵營吃飯而被迫簽訂“經濟協定”的教訓，現在再深入敵國，再遇要挾，如何轉圜？難道自己去做現代的蘇武？還沒有蘇武那樣光采照人，恐怕更不會留名青史。但若拒絕，又擔心會使局勢更加惡化，甚至有与日方立即決裂之險。宋与張自忠、秦德純等再三商議，宋決定以自己身体不适，改派張自忠代替自己訪日，以李代桃僵之計敷衍日方。 4月中旬，組成了以張自忠為團長張允榮為副團長的“冀察赴日考察團”。主要成員有：三十七師的何基灃旅長，三十八師的黃維綱旅長，一四三師的田溫其，一三二師參謀長徐廷璣，天津市政府交際主任兼中英文秘書翟維祺，天津市政府參事徐維烈、邊守靖，天津市商會會長王文典，原冀察政委會外交委員會主任陳中妥等，加上隨行家屬共20余人。赴日考察團啟程前，宋哲元特別約集劉汝明、馮治安等人為張自忠餞行，囑咐要事。外人不知，還以為像諸葛亮送劉備去江東相親，親授錦囊妙計，或是燕太子丹送荊軻去刺秦王，擊筑而歌。結果都不是。宋哲元只是對張自忠一再叮囑：“要為中國人爭气，要住最好的旅館，錢該花的不要小气，別叫小鬼子看不起我們。” 張自忠率團于4月28日抵東京，后分“內地組”和“青島組”分別訪問東京、京都、奈良、大阪等地。宋哲元在全國輿論的壓力之下，電催代表團回國，代表團提前于5月23日离日。 日方就此大造輿論，說他們在日“受到各方面的熱烈的招待，滿載而歸，每個人都滿臉喜气，親日气氛造成，已收到相當的效果。” 張自忠回到天津，在全國輿論壓力之下，不得不向國人交待情況。不得不在報紙上發表書面講話，稱“此行走馬觀花，沒有什么心得。”張的講話使國人不滿，不得不調查其在日言行。 材料證明，他們在日确沒有同日本談判政治軍事問題。僅有一次涉及經濟提攜，張的表態和中央精神一致，即：經濟提攜的前提是消滅冀東偽組織。 張等還有一次与日本少壯軍人吃飯，日方挑釁，言稱中國聯合其他國家反對日本。何基灃致答詞否定。 此外，張自忠還拒絕為名古屋國際博覽會中國館剪彩，迫使日方將展覽會對面的偽滿洲國國旗撤除。 張自忠訪日之事，風波略略平息，華北又回到往日的糾纏、對峙之中。 因宋哲元被迫在《華北經濟提攜》文書上簽了字，日方加緊催逼兌現，變本加厲不斷提出層出不窮的要求。如：開發龍煙鐵礦，必許以日人投資，而以礦產為抵押；滄石鐵路必須壟斷井徑煤產。凡此問題，宋哲元均不敢專擅表態，而必須請示南京政府。在此期間，日人的脅迫又無所不至，不分昏夜清曉都來拜訪宋哲元，或到綏靖公署膠著紛扰，使得宋等要員沒有片刻休息洗浴時間。 當年宋哲元已經五十有二歲，長年征戰已患高血壓和胃病。宋本來話少，現在更加沉默，有時脾气非常暴躁，無法忍受日方盡日騷扰。人在病中，難以避免一种軟弱者的心理：“眼不見，心不煩。”1937年2月，宋哲元就向秦德純表示：日本种种無理要求，皆關系我國主權領土之完整，當然不能接受，而日方复無理取鬧，滋扰不休，确實使我痛苦万分。日方以我為交涉對象，我暫离開平津，使日方失去糾纏目標，可以緩解日方脅迫之勢。”并告訴自己的想法：“准備請假數月，暫回山東樂陵原籍，為先父修墓。” 秦德純和佟麟閣都不很同意，事情擱下。3月宋又提出：“本人原擬在春節內返籍掃墓，惟以天寒不便，未成行，俟春暖后或仍將一行。” 5月，宋哲元決意返魯，經中央批准，成行。 宋哲元偕秘書長鄧哲熙一行，從天津接了老母和全家老小，浩浩蕩蕩地返回山東樂陵縣后顏家村老家。自從投筆從戎以后，几十年間他很少回家居住。此次宋已是國家上將軍和雄踞一方的封疆大吏，衣錦還鄉言之不過。 宋家老屋只是几間土坯房和一個小四合院，豈能容下全家20几口和勤務、秘書、幕僚及一個警衛連的居住。在來之前，宋已在后顏家村選購了宅院地基，新建了前后兩座二層樓的宋家大院，留給隨員居住。 宋到家后，來訪鄉紳耆宿絡繹不絕，宋与風水先生堪輿墓地。變得精神松弛，露出了很久少見的笑容。 宋和所有的中國人一樣，非常重視家鄉。 回鄉几天，即在宋的主持下，成立了縣公益事業促進委員會、縣志局，并聘請編撰人員數十人編寫縣志。組織修繕文廟，建設了圖書館等。此外，他還選送家鄉13—16歲子弟兵500名，到二十九軍當兵，編成學兵營，送往南苑軍事訓練團訓練。 宋返家鄉，亦非完全休假，他隨時通過攜帶的短波電台与平津保持聯系，并以幕僚戈定遠、王式九等往返于南京、天津与樂陵之間，磋商各類要事。 在這期間，各种跡象表明，戰爭可能一触即發。作為一個統帥此時离開确實不妥，但無他策。 由于對敵人內情一無所知，長期膠著相處，摩擦——沖突——解決，已使麻痹意識漸漸滋生，而且二十九軍上下普遍有一种輕敵思想，認為：“天時、地利、人和都對我們有利，日軍勞師遠侵，補給困難，語言不通，困難重重，用不了一兩年的時間，就可以把日本軍隊打垮。”宋將軍在鼓勵士兵時，經常這樣講：“真打起來，我們這個軍毫不含糊，日軍有飛机、坦克，我們有大刀，手榴彈。在喜峰口和他們較量過，兩軍殺到一塊，飛机、坦克不如大刀頂用……” 大戰臨頭，不光宋將軍輕敵，6月22日蔣介石派人給宋送來的親筆信中，也只是說宋含垢忍辱、苦撐精神，“久而彌篤”。未及一語，提醒警惕。當事者迷，大將亦然，當局亦然。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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