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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北平，也就是現在的北京，那是几朝古都，以北平為都城始于西周燕國，距今已有3000多年，以后又有前燕、金、元、明、清及當今人民共和國定都于此。定都是建國大事。為什么看中北京，自然是龍脈所系。歷代著名風水家對北京都有論述，我們不一一例舉，這里不妨引用几段文字。宋代大學問家朱熹說：“冀都是正天地中間，好個大風水。山脈從云中發來，云中正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于龍門西河，自脊從東之水則東流入于海。前面黃河環繞，右畔是華山聳立為虎，自華來至中原為嵩山，是為前案，江南諸山及五岭又為第三四重案，正謂此也。” 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北京時，蒙古貴族巴圖魯曾勸忽必烈說：出燕之地，龍蟠虎踞，形勢雄偉，南控江淮，北連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覲。大王果欲營天下，非定都北燕不可。 明代燕王朱棣擊退建文帝遷都北京，群臣對北京的形勢又作了一番論證。有的說，北京河山鞏固，水甘土厚，民俗淳朴，物產丰富，誠天府之國，帝王之都也。也有的說，北京北枕居庸，西峙太行，東連山海，南俯中原，沃野千里，山川形胜，誠帝王万世之都。 清末民初，北京修了鐵路其位置尤顯重要。雖然1911年清宣統皇帝退位，但其仍是政治、經濟、交通、文化中心。當時北京向四方修了鐵路四條。一條是經天津山海關，通往關外的北宁路。一條是經天津南下浦口、南京的津浦路。另一條是中國人自己設計自己施工的第一條鐵路京張路，即由北京經南口、居庸關、青龍橋達塞外張家口。現在青龍橋舊車站還依然保留舊貌，鐵路設計工程師詹天佑先生的銅像矗立著供后人瞻仰。再有一條鐵路，也是南控中原至關重要的京漢鐵路。京漢鐵路經丰台，過盧溝橋，沿著太行山的緩緩斜坡一直通向中原重鎮漢口。中間經過保定、石家庄、鄭州等重要城市，把黃河、長江等重要水路交通串連一起。當時北京還有水路碼頭，京杭大運河直通北京城內，碼頭所在地，就是現在的王府井南口的東交民巷附近，不過民國初年碼頭已廢沒有了通航能力。 明代建都南京，當時一個叫劉伯溫的人就向朱元璋說，“鐘山龍蟠、石頭虎踞，此乃帝王之宅，但不免有遷都之舉。”縱觀歷史，南京雖然是几朝古都，而恰恰凡建都南京者，無不是偏安一偶半壁江山小朝廷，而就沒有一統中國。朱元璋不信劉伯溫之言，建都南京。果然朱元璋死后發生燕王之亂。后燕王滅建文帝遷都北京，定鼎華夏。歷史又何其相似，國民政府依靠江浙經濟勢力定都南京，國無宁日，又引來了日本人的侵略，國共兩党之爭，國民党終于退守海島台灣。共產党統一大陸定都北京。歷史為何如此，這須由歷史學家們去研究考證了。 話說回來。北京人口的變遷，簡單的概括：外遷的進北京，謫退的遷天津。真正的祖祖輩輩的北京人怕是無從考證，那人數怕也是微乎其微，絕大部分是外來人口。從現在北京地名來看，也帶著歷史的痕跡。胡同，在蒙古語中就是有水源的人口聚集點的意思。文津街、貢院街、西總布胡同、外交部街、皇庄、宮門口、惜薪司、武衣庫、王府井等等，從名字上就帶著皇家和官場的气派。從姓氏上說，《百家姓》中非复姓姓氏408個，現代人統計北京人的姓氏多達230個。占一半還多。 老北京的人口地位反差比較大，一類是皇族、官僚和依附他們的文人學子；另一類則是為他們服務的三教九流，如：戲園子、妓院、商店以及修腳的、剃頭的、老媽子、掏糞的、拉車的等等。這些行業都有行幫，大都以地方而分。老媽子大概相當于現在的四川、安徽小保姆。修腳的是寶坻縣來的，剃頭的是薊縣來的，老媽子是香河縣的等等。 元朝定都北京，遷來一批皇室朝臣及文人學子，明朝遷都北京，又來一大批皇室成員朝臣墨客。清人入關定都北京，也同樣帶來一批類似的滿人和漢人。用現在的話比喻，就是中央各机關各部委各總部各軍兵种和各大專院校。他們住在皇宮、王府、貝勒府和大大小小的四合院中。你稍稍留意就會看到北京的大小胡同中彼彼可見名人舊居和重點文物保護的漢白玉石的石碑，如田漢舊居、文天祥舊居、于謙祠。上好之，下必甚焉。說成反話就是皇上和他周圍的人的政令愛好舉措，臣民會加倍地去做。皇室影響首先在京城然后綿及全國，國都自然堪稱國之風范，也就是皇家的“派”。民國以后建都南京，南京終未成為國之“派”，除形勢上蔣介石政權沒有達到真正統一以外，在心理上更缺乏凝聚力。汪精衛、胡漢民一直在經營廣州、武漢。馮玉祥在經營西北，李宗仁盤踞廣西，閻錫山封閉山西，西南各路諸侯各有說道。東三省剛剛依附中央，日本人就來了。 其實，北京并不出產什么。玉泉山的水好，用現在的話說夠上礦泉水的水平。但是那水是每天用水車拉到皇宮里皇上用的。京西稻好，那是御米，常人能吃得上嗎？北京沒有工厂，不生產机械，不織布，不造酒，沒有上海、天津那樣的商業繁榮、金融流通。北京有什么？有“派”，有派就有影響，有影響就是力量。派是上層建筑。比如說國劇京戲，其實那是徽班進京帶來的。比如北京烤鴨，山東人一直耿耿于怀，說那是山東烤鴨。京東肉餅，其實那是香河肉餅。香河地方小，沒影響，在北京的東面，店大主欺客，你在京城里賣，就叫你京東肉餅，經營不好了，怕砸牌子，表示正宗，添上一筆叫正宗香河京東肉餅！都冠以京東，表示是北京的正宗產品，欺人不！當然，這話也不盡然，用現在的話說，北京也有名优產品，像同仁堂的藥丸，瑞鑠祥的綢緞，六必居的醬菜，王致和的臭豆腐。不過這些也是外地人帶來的。它到了北京就沾上了皇家气派，上了檔次，那就會譽滿全球。再到別的地方開分店，那就是另一番風光！ 文化方面更是如此。著名的“五四運動”、“一二·九運動”，都為歷史划時代的杰作，都發生在北京。1935年土肥原賢二在北平搞華北自治，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學校的50個教授聯名反對，几乎等于定了案。試想，如果是山東或者湖南的50名農民聯名反對，有誰理睬！ 清帝遜位以后，袁世凱、段祺瑞、吳佩孚等都在北京建過中央政府，時气不行，垮了！但后人不想嗎？連日本人的大使館都從北京往南京遷了半個，武官等人還一直留在北京呢！“九一八”以后，北平成立了軍委會北平分會，張學良、何應欽只先后做了代理委員長，委員長一直是蔣介石，可見蔣先生對北平也是不放手的，只是鞭長莫及。“何梅協定”以后，中央勢力退出平津，宋哲元帶兵進了北平，那也是中央沒辦法的事。宋哲元的二十九軍進入平津以后，發展到十万大軍，宋本人也不單純是個一軍之長了，一舉成了封疆大吏，國之要員，舉手投足都會使四方震動。后來在盧溝橋爆發事變，就引發了全民族八年抗戰。 話說回來，1935年6月，石友三和吳佩孚的前秘書長白堅武、警務處長潘毓桂叛亂，日本浪人楢碕一良為總顧問，帶了500多人占領了丰台火車站，搶了一列鋼甲車。是在東交民巷組織人做內應。只要鋼甲車沖進城內，無論是占領中南海的居仁堂，還是占領段祺瑞鐵獅子胡同的前執政府，或是就在鋼甲車列車上一宣布自治，脫离中央，然后日本人表示支持，事儿就成了。 當時中央軍、東北軍已經南撤，不過尚有東北軍繆澂流率領千余人留守北平維持治安。打，這是不行的，日本人必然出來干預，事情就麻煩大了；不打，束手待斃！當時北平的內外城牆還比較完整，丰台開往前門火車站的火車必須通過永定門豁口才能入城。軍分會速派繆師官兵帶著鐵鍬麻袋占領永定門豁口。然后土填麻袋，迅速將豁口堵死，作為最有效的防御方法。 下面我們按時間順序，把一個月之內發生的事件排列如下，可把華北形勢窘迫之相總觀一遍。 1935年5月23日，發生“河北事件”（指孫永勤義勇軍事件和胡恩溥、白逾桓暗殺案）。 5月29日酒井隆提出武力威嚇。 6月1日何應欽宣布將河北省府遷保定。 6月5日第二次“張北事件”。 6月10日“何梅協定”出籠。 6月10日國民政府發布“敦睦鄰邦令”。 6月19日行政院發布免宋哲元察哈爾省主席令。 6月27日秦德純、陳覺生、雷壽榮与土肥原賢二、高橋坦在北平簽署“秦土協定”。 同日，石友三、白堅武、潘毓桂叛亂。 同日，肖振瀛向北平軍分會建議調二十九軍移駐北平。 几小時后，馮治安三十七師開進北平西郊。 從以上時間表可以看出，華北形勢在急驟變化，中國方面在緊鑼密鼓与日方調整關系，而日方气焰甚囂塵上，步步逼迫。 1935年6月27日這一天是北平熱鬧的一天。清晨，土肥原賢二、大使館武官高橋坦就坐著特務机關的黑色專車來到了府右街秦德純的家（現址自忠小學）門前，沒等值勤哨兵通報就闖了進來，副官早已認識土肥原，力圖上前“接待”，土肥原揮了揮手，把他赶到一邊，就一直闖入了秦的客廳。然后有禮貌地在客座坐了下來，緊跟著高橋坦坐在他的下手。秦德純得到副官報告，不得不出來接待。陳覺生、雷壽榮得到通知也赶來了。 土肥原仍是笑嘻嘻和靄的臉色，似是老朋友來問安，先是問秦德純昨天吐血后身体情況，明知秦德純吐血是被自己气的，黃鼠狼還是要給雞拜年。話很快轉上正題，土肥原又出現一副為國操勞的嚴正表情，告訴秦德純：“你們說，是我們日本軍人制造事件，我可以告訴仁兄，我這個人到支那來，就是來制造事件的，我們還可以制造第二次事件，第三次事件，第四次事件……” 秦德純知道他的話不假，事件肯定是愈鬧愈大的，上面的意思是苟安忍辱，無法爭取的情況下答應土肥原的一切要求。看來爭也是沒用的，時間拖得越長，日本人的胃口越大，條件越苛刻。 就在這同時，北平街頭少有行人。日本浪人們脫下了和服身著中國老百姓的長袍或是短打冒充北平市民，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們是“膺品”，當然這其中也混雜著地道的中國人——漢奸，他們拉拉雜雜地拉著隊伍打著小旗，用日本腔的中國話高呼著： “歡迎華北國成立！” “歡迎建立第二個滿洲國！” “日中提攜！” “日中親善！” “民眾要求成立華北國！” 也有少數居民出來喊反對口號。大多數居民只是扒在門縫里向外看。 這時候繆澂流留守部隊得到命令：持槍監視，不准自由行動，不准開槍。所以他們只得站在路邊持槍放哨，像樹樁一樣站著不動。 歡迎華北國成立，話從何說起？ 原來26日夜，從天津開來的火車上有100多名日本浪人、漢奸和在天津收買來的閒人已經乘火車到達了丰台火車站，与接應的數百名叛軍匯合。恰好丰台站停著一列軍分會的鋼甲車。他們早已收買了鋼甲車大隊第五中隊中隊長沈錫之，第六中隊長段春澤（石友三舊部）將鋼甲車劫持。此時，指揮他們的石友三正匿藏在北平城里的東交民巷日本軍營。原來，石友三在天津想借日本人的勢力起事，已經受到當局的監視，尤其在醞釀灤洲自治以后，事情難成，成為眾矢之的，他想帶著人來北平當然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先潛入北平，在東交民巷日本兵營組織叛亂指揮部。各路人馬分頭在27日晨在丰台火車站集中，由白堅武任總司令，然后里應外合，沖入北平城，占領中南海居仁堂，宣布成立華北國。 叛軍劫持鋼甲車后，利用鋼甲車上的通訊設備与石友三、潘毓桂取得了聯系，准備攻城。 前面已說，鋼甲車開到了永定門豁口，見繆澂流的部隊已經用裝上的麻袋將豁口堵死，知城內已有准備。繆澂流部隊此時也將東交民巷包圍，准備東交民巷中叛軍一出即行繳械。豁口外鋼甲車上的叛軍見城內接應部隊遲遲不出，而城牆上布滿了城防部隊，見大事不妙，匆匆向中南海開了几炮，還真的在城內引起了一陣惊慌。 府右街在中南海的西牆外，炮聲听得清清楚楚。此時，土肥原還是秦德純的座上客。說：“華北國今天就成立，關東軍也在入關，仁兄不同意簽字，這炮聲就會愈加猛烈，難道你愿意轟平整個北平城嗎？” 秦德純在和土肥原談判的過程中，出去接過几次電話，外面發生的事情大概清楚，雖然預料石友三、白堅武不會成气候，土肥原現在也不過是訛詐，可是稟承上峰之意，求得暫時喘息，只有在“秦土協定”上簽字。 何應欽在居仁堂辦公室里急得團團打轉，隨時准備打舖蓋南撤。華北形勢“山雨欲來風滿樓”，石友三等人不過是個信號。不知道什么時候又出來什么人，會鬧得更大更不可收拾。 這時候門外二十九軍總參議肖振瀛求見。何應欽同意他進來了。肖振瀛行過上下級拜見禮之后，說：“何部長，平津局勢危矣，不知何部長有何打算？” 肖振瀛一直是西北軍的政客、文職，与何不是一個体系，來往也不多，不過是官場應酬關系。見這次來見，料其必有說道，互不知心，不得不用官場話應酬。“仁兄有何高見？這局勢不是明擺著嘛！” 肖說：“何部長，日本人不允許中央軍和東北軍駐在平津，實則等于把平津讓給了日本人？” 何知道肖在暗示自己丟了平津，國人不容，此時他無可辯駁，只是低著頭听著。 肖說：“現在沒有辦法，离北平最近的就是二十九軍了。 平津不能有一日軍事真空。” 何應欽低頭在想，是呀，离平津最近的有二十九軍和現在駐在河北的商震的三十二軍。但平津形勢險象環生，商震在這風口浪尖必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態度。二十九軍駐在察哈爾，秦德純和日本人訂了“秦土協定”已遭國人唾罵，難道他們還想到平津來？說不定什么時候在日本人的脅迫下再訂什么協定。搶地盤？現在也不是時候呀！二十九軍居然想到平津惹是非來！ 何說：“二十九軍進駐北平，要報告中央，不過，我想中央不會反對！只是日本人能容？” 肖振瀛從居仁堂退了出來，連家都沒回叫汽車夫火速去天津。肖振瀛到天津沒有來得及拜訪在天津私寓的宋哲元，直奔天津駐屯軍特務机關，求見剛回來的特務机關長土肥原賢二。說明來意，著重解釋前年在長城發生兩軍沖突，純系兩國公事，二十九軍進駐平津能与日方友好相處。土肥原馬上答應了肖振瀛的要求。 土肥原為什么答應得如此爽快？ 原來長城抗戰以后，肖振瀛料定日軍必深恨二十九軍，二十九軍又屬雜牌，中央必然不撐其腰，甚至會借敵之手消滅异己。二十九軍必處境險惡。肖借机不斷向日方輸誠以緩和与日方緊張關系。“秦土協定”雖是二十九軍的恥辱，二十九軍也因禍得福。日本人認為二十九軍也是可以利用的。1933年以后，日方對二十九軍情況不斷研究，認為其為地方軍，可以樹立為反對中央的勢力。土肥原答應肖振瀛的要求，也是他們研究已久的結果。 肖振瀛從土肥原那里出來，又馬不停蹄返回北平求見何應欽。此時何已經將肖的要求報告蔣介石，蔣也馬上答應。蔣為什么馬上答應？用蔣后來對宋哲元評价的話解釋這個問題也就比較清楚。蔣認為宋哲元這個人受過正統（指儒家）思想教育，“是個純朴厚重，性格直爽的山東軍人，他不像其他人在政治上有那么多的花樣。” 在石友三叛亂的几天之前，宋哲元已經被免除察哈爾省主席之職，原因即為与日方“頻生摩擦”。當時蔣介石在廬山，行政院由院長汪精衛主持。后來蔣介石解釋說，此事他不知道，行政事務是由汪院長主持。汪精衛后來投靠日本，成立偽政權，成為中國頭號大漢奸，態度自不必說了。當時戰必敗的思潮籠罩全國，尤其是上層。就連主戰的“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時也說過這樣的話，“戰是必敗的，敗也要打”。蔣介石對抗日并不積极，曾經先后談到他的觀點，認為中日大戰在所難免，但愈晚愈好。蔣曾估計中日大戰發生可能在民國27年（1938年）夏。中國全面抗戰的條件尚不成熟，愈晚愈好，免生与日摩擦也符合蔣的觀點。 但是日本的戰時体制刺激其經濟、社會結构在惡性膨脹，飛速發展，并不會等待中國的調整和准備。 宋哲元被免除察哈爾省主席職務之事，宋著實憤懣，其實在日本人面前一而再，再而三地受欺辱，為國家計、為民族計，已經委曲求全，一再忍讓，沒有想到中央依然釜底抽薪，撤其行政職務，同時還謠傳著准備調二十九軍南去“剿共”。宋如抗拒，顯然被撤軍職也是早晚的事。宋在當天即坐專列從張家口回到天津。在張家口火車站上不顧影響，當著手下送行的高級將領就發表了即席講話，指責蔣介石，“誰再相信蔣介石抗戰，誰就是傻瓜笨蛋”。當時在場的張自忠、馮治安、秦德純等都是灰不溜秋的，抬不起頭來。宋的講話及當時情景，很多報紙都作了報導。 宋哲元回到天津私寓以后神情沮喪閉門謝客，准備在哪一天被遞解軍職解甲隱居。可是，拜訪他的客人多了起來，而且大都是過去交往不多的朋友、名士。其中有陳覺生、王揖唐、齊燮元、曹汝霖、陳中孚等，這些人后來都成了有名的大漢奸。再有就是肖振瀛和實業家齊協民等老友。這里我們引用一段文字，可略觀宋哲元當時情況及轉變為“靈活”的情形： 齊協民帶陳覺生進來，陳覺生令隨員送上一盒普通的點心匣子為禮物。 齊向宋介紹：“這是陳覺生先生，從日本回來不久，是我們天津政界活躍人物。” 陳說：“宋軍長，久仰大名，父母之官，早應叩見，今日才來，甚歉甚歉！” 齊協民道：“我是搞實業的，政治上的事，我從來不過問。這回來拜見仁兄，也是受陳先生之托，引見引見。仁兄不計較的話，我認為仁兄居高位住天津，不妨和各界人士來往來往。” 宋說：“仁兄言之有理，我這人只是粗通軍略，送迎之事，一向遲拙，認識陳先生三生有幸！” 陳道：“宋先生真是爽快之人，如宋先生的气度韜略，怕是在國家也是鳳毛麟角吧！” 陳又道：“如宋先生愿疏通与日方關系，愿為閣下奔走。 若論親緣關系，梅津將軍還是我母親的遠房親戚。” 宋說：“華北局勢，閣下如何看法？” 陳道：“當前，閣下在日軍和中央軍夾縫之中，投靠中央，必為所吞并，親日尚可生存，日本國小，必以華制華，如滿州國。” 宋說：“陳先生高見，我近日勞頓，不胜辛苦，他日再談。” …… 宋對齊協民拍案大怒：“對日本人前倨后恭，不但國人不恥，自己良心也過不去！” 齊道：“深感仁兄處境之難，不過仁兄也不能得罪日本人。” 夫人派隨員來告訴宋哲元，把陳的禮物退回，因其禮物太重，有金條二十根…… 后來宋的“前倨后恭”的話在報紙上發表，恰是中央發布“敦睦鄰邦令”之后，無疑在“赴江西剿共”的傳聞中火上澆油，這是宋最擔心的事。秦德純來津勸宋采取韜晦之計。肖振瀛建議宋公開發表主張中日合作的談話，一方面緩和与日本的緊張關系，一方面給南京政府一點顏色看看。并在宋的同意之前，擅自向土肥原透露愿与日本人合作的意思。后來又在宋的同意之下，向日本方面作試探性的活動。 自此，宋的私寓天天高朋滿座，每日搓十五六圈麻將，似在昏昏然度日。裝成胸無大志，已被王揖唐、曹汝霖、陳覺生、齊燮元、陳中孚等漢奸包圍。一旦中央通令調二十九軍南下“剿共”，宋即倒向日方。 對政治不太敏感的實業家齊協民惊愕地問宋：喜峰口一戰，譽滿全國，威望甚高，現在簽訂了“何梅協定”、“秦土協定”，仁兄文武全才，智勇足備，當前國家正是用人之際，仁兄与日本人頻繁來往，似是不妥。 自6月19日宋哲元回天津到6月27日二十九軍進駐北平，前后不過8天，這是宋哲元一生中一個重要的轉折，即從一個單純的軍人向軍人兼政客的轉折。 6月27日，宋哲元得到肖振瀛從北平打來的電話，得知令二十九軍三十七師進駐北平，宋拍案而起几乎掀翻桌子。立即通令馮治安師急行軍5小時后到達北平西苑。張家口北平之間120公里，沿途大多土石路并不好走，并要翻越關溝南口等關塞。好在長途急行軍是二十九軍將士的拿手好戲。几路人馬相互比賽，呼著口號，你隊爭先，我隊跑步，4個半小時，就舖天蓋地地到達了頤和園門前的西苑。西苑營房，溪邊小路，行柳樹蔭之下，藕池岸邊，農舍的場院都站滿了气喘吁吁、衣襟濕透的西北軍的軍人。 平津，是非之地。宋哲元能否運籌帷幄，駕馭得体，是否還會簽訂“秦土協定”、“何梅協定”之類的賣國文書，或是再生長城抗戰的局面，后來又怎么爆發盧溝橋事變，下文步步分解。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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