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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黃橋一戰，韓德勤元气大傷，退守興化、曹甸等水网地區，不敢輕舉妄動，頗為惱火。 然而，最為惱火的人物要數蔣介石。此刻，他最后瞥了一眼放在辦公桌上的“黃橋戰況”，不禁陷入了沉思…… 1939年底，國民党五屆六中全會确定了以軍事反共為主，政治反共為輔的方針。爾后，經過周密策划，以胡宗南部進攻中共中央所在地陝甘宁邊區，以閻錫山部進攻晉西地區的山西新四軍和八路軍。可惜胡、閻不爭气，使蔣委員長丟盡了臉，在國人面前聲名狼藉。1940年伊始，蔣介石即把軍事反共鋒芒從華北移到華中，本想先從蘇北下手，后打皖南。因為蘇北新四軍力量小，而他有韓德勤、李守維兩個軍在那里。孰料韓德勤也是個不中用的東西，進攻黃橋未遂，卻損兵折將1万余人…… 蔣介石畢竟是一個与共產党打了十多年交道的老手。他不只一次地安慰過下屬：“不以一役胜敗論短長”。眼下，他深知，為兵敗黃橋而惱火已失去任何實際意義。于是，那种令人不悅的沉思被一幅輝煌的景象所代替。 他看到：德、意、日三國在柏林簽訂了軍事同盟條約，互相承認對方的歐洲和東亞的霸權地位。此時日本急于結束對華戰爭，以便放手南進攫敢東南亞。于是通過親日派加緊与蔣方對話，爭取在1940年末之前能建立“和平”關系…… 他看到：為了抗衡德、意、日軍事同盟，蘇美也簽定了聯防協定。他們采取了贊助中國抗戰，利用中國牽制日本南進和拉攏蔣介石加入英美同盟的政策。為此美國在1940年9月給中國貸款2500万美元；英國在10月8日重新開通滇緬公路，香港交通也正式開放；12月2日美國國會又通過議案，給國民政府1億美元巨額貸款，同時，美國還派了一批專家到國民政府各個部門參加工作…… 他看到：蘇聯為避免東西兩面受敵，也采取了大量貸款、支援物資、派軍事顧問等方法積极援助國民政府抗戰。在派朱可夫到中國的同時，蘇聯政府一次就給蔣方提供了飛机250架、大炮近300門、汽車500輛以及相應的裝備物資…… 如果說，抗戰以來蔣介石一再喪師被弄得一籌莫展的話，那么，此時的蔣介石已經開始春風得意，左右逢源。在風云際會的國際舞台上，蔣介石深知自己已經成為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從而引起各方面重視。假使這時蔣介石能充分把握時机，在國際上積极聯合世界反法西斯國家，在國內積极聯合中共和一切民主力量一致抗日，那么他在中國近代史和國際反法西斯戰爭史上的形象無疑將大為改觀。 然而，蔣介石沒有這樣去做，眼前那幅輝煌的景象無形中成為他下一個戰略決策的支撐點。他按照自己的邏輯在思考怎樣利用大好的國際形勢來完成他十多年的夙愿。他深知，攘外必先安內，八路軍、新四軍畢竟是他的心腹之患。然而，如若反共，必須有實力。實力何在？他不禁將目光落回到中國這塊版圖上。 就國民党而言，馮玉祥、宋慶齡、何香凝、柳亞子等國民党左派曾多次上書蔣介石，极力譴責反共。他們是指望不上了。 以何應欽為首的國民党親日派集團与蔣介石雖有矛盾，但在反共這一點上卻是一拍即合。何應欽反共有心，無奈手中實力有限。 以蔣介石為首的中央軍嫡系，實力雖強，但內部意見不一。胡宗南、衛立煌等都是擁兵一方的干將，可是對此次國共磨擦卻無戰意。 地方實力派諸如閻錫山、傅作義、馬鴻逵等人，大多數不愿綁在蔣介石的戰車上。 蔣介石想來想去，眼光最終落在了桂系首領白崇禧及其所屬李品仙的身上。桂系原為全國著名反蔣地方實力派。抗戰爆發后，桂系在全國人民抗日運動的推動下，同時也出于保護自己根本利益，獲得更多的政治、軍事實力的需要，主動請纓出征，表現了一定的抗日積极性，蔣介石為了籠絡桂系，吸收白崇禧“膀任中樞抉持”，擔任軍事委員、副參謀總長。而后，任命李品仙繼任安徽省主席。李品仙上任后，即听命于蔣介石。白崇禧不斷向皖南新四軍張云逸、羅炳輝部和豫鄂邊新四軍李先念部挑起兵端，頗受蔣介石賞識。 此刻，蔣介石的思緒透過層層迷霧漸漸地清晰起來，他很清楚，如果与何應欽、白崇禧結為聯盟，尤其是桂系參加反共，那么挑起一場大規模的局部內戰，實力足矣。 于是，他召來了白崇禧，在面授机宜之后，一個陰謀形成了。 黃橋戰役后第9天，即1940年10月9日，白崇禧根据蔣介石的面諭，同何應欽以正、副參謀總長名義發出“皓”電，命令八路軍、新四軍“限于電到一個月內，全部開到中央提示案第六問題所規定工作戰境地內”，即開到黃河以北地區。 延安。 毛澤東走出窯洞，极目遠眺，環視群山，目光終于融入清涼山上那一抹落日余暉之中。清涼山上留有宋代軍事家、大詞人范仲淹的墨跡。此時，毛澤東無心去吟誦范大詞人“四面邊聲連角起。千嶂里，長煙落日孤城閉”那种蕭條冷落、雄渾悲壯的詞句，而是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何、白“皓”電，使這位紅軍領袖不得不校正對時局的判斷。 1940年夏，法國戰敗，英法已失去干預東方事務的可能性，蔣介石失去了組織反蘇反共集團的帝國主義支持，因而毛澤東斷定“發動反蘇暗流与反共高潮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將要被迫著重新來考慮其政策了，他們有可能在不妨礙其階級利益即政權的范圍內，延長合作抗日時間。” 毛澤東還判斷，由于中共已發展到50万軍隊、60万党員，而大資產階級不統一不強大，國民党內中產階級即民族資產階級也竭力反抗，蔣介石將不得不被迫讓步，一方面承認共產党在黃河以北的實力地位，一方面承認在一定條件下有實施憲政的必要。于是，毛澤東很快決定：不僅要迫使這种好轉及時實現，而且還要爭取徹底好轉，即大資產階級下台，代以統一戰線三三制政權，即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与無產階級各得一票。 蔣介石集團是靠英法等帝國主義的支持而存在的，這是毛澤東在英法兩國失去東顧能力之后判斷蔣介石必定要向共產党妥協的基本依据。 然而，歷史并沒有按照毛澤東的判斷去書寫，而是与這位偉人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玩笑。 國民党并沒有妥協，而是于7月6日拋出了《中央提示案》，明确規定：八路軍、新四軍必須在一個月內“掃數”開赴黃河以北，并只允許八路軍編6個師，新四軍編2個師，其余數十万部隊一律遣散。8月16日，中共中央召開會議分析國際局勢，分析蔣介石有轉向日本尋求和平的可能，但認為這种情況不會在近期內發生。因此，毛澤東固然同意与國民党划界（以新黃河為限），但在其它方面仍舊不打算退讓。可是万万沒有想到，國民党毫無商量余地，以最后通牒的形式發出了“皓”電。 很清楚，“皓”電之后，國共關系高度緊張。此時，毛澤東作為中共的最高決策人不得不對時局重新進行審視，不得不對蔣介右集團的走向作出清晰的分析。 上饒。 就在毛澤東沉思于清涼山下的時候，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的辦公室里煙霧彌漫。作為國民党中央軍“八大金剛”之一的顧祝同，此刻正不停地吸著煙。站在一旁的參謀處長岳星明心里很清楚：司令長官是在吞云吐霧中渲泄著十余天來的不快。 在蔣介石軍事集團中，顧祝同与閻錫山、李宗仁等地方實力派不同，他從黃埔時期起就一直追隨、依附蔣介石，基本上沒有自己的地盤和軍隊，好不容易利用抗戰的机會，派其心腹、同鄉和同學韓德勤慘淡經營蘇北，保住了蘇北這塊地盤和第89軍這支實力。可惜，黃橋一役，韓德勤遭重創，顧祝同的心也隨之顫抖。他感到憤懣，他要為自己唯一的嫡系韓德勤出一口惡气。 手中的煙頭在閃爍，顧祝同的眼睛也發出了亮光。昨天，“皓電”發表了，他看到了委座的決心，也看到了自己的机遇。他心里很清楚，在限制新四軍的發展方面，他頗受蔣委員長賞識： 1939年5月5日，顧祝同根据國民党中央頒發的《共產党問題處理辦法》等密件，向轄區各地党政机關、部隊發出了關于取締中共和新四軍“違法”活動的密電。接著，他正式下達了《第三戰區各省防制共產党活動實施辦法》，命令各地加強肪范共產党和新四軍的活動，一有情況，立即上報。1939年9月，顧祝同從參謀處、政治部、軍務處和辦公廳挑選精兵強將，組成了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情報室。為了加強皖南特務工作，特派軍統特務張超坐鎮指揮。廣泛收集有關新四軍及當地共產党組織的活動情報。 1940年5月，顧祝同派遣戰區上校高級參謀、軍統特務陳淡如到云岭新四軍軍部任聯絡參謀，公開任務是調解新四軍与當地國民党軍隊、政府之間的“糾紛”，考察新四軍對日作戰情況，實際任務是收集新四軍情報。 1940年9月，第三戰區成立了以上官云相為主任委員的國民党党政軍聯合委員會，該委員會奉顧祝同旨意，擬定了防制共產党、新四軍方案，組織了特种委員會行動隊，嚴密監視新四軍。 …… 此刻，顧祝同看到了立功受獎的机會，于是，十余天來的不快，隨著“皓電”中暗藏的种种殺机，隨著手中煙頭的縷縷青煙而蕩然無存了。他狠狠地掐滅了煙頭，轉過身來，對佇立已久的參謀處長岳星明下達了指令：迅速擬出增強皖南兵力，作堵擊准備的“防堵計划”。 与此同時，蔣介石一期部署業已完成：湯恩伯率9個師10万人進兵豫皖蘇；李品仙率4個師5万人進攻皖東根据地；顧祝同、韓德勤、冷欣則准備掃蕩長江南北的新四軍。 云岭。新四軍軍部。 秋雨濛濛，項英站在窗前，透過細雨的屏幕望著朦朦的群山。身為中共東南局書記、中央軍委新四軍分會書記、新四軍副軍長的他，有著歷史的輝煌。 1928年6月，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蘇聯莫斯科舉行。會議期間，項英出盡了風頭。斯大林單獨接見了他，會見時的情形和斯大林那一字千金的評价，使項英久久甚至終生難以忘怀：“項英同志，你是中國革命真正工人階級出身的領導人，要不斷在斗爭中鍛煉，要加強理論學習，使自己完全布爾什維克化。” 他記得，斯大林眼睛里充滿希望的光芒。這位共產國際的最高負責人親手送給項英兩件禮物，一支手槍和一支鋼筆。 這也許是斗爭和學習的象征。 他的政治素質受到過共產國際領導人的贊賞，他的形体神態、音容笑貌又給一位美國人留下了難忘的印象。1939年，美利堅合眾國頗負盛名的進步記者埃德加·斯諾，在南昌新四軍軍部采訪了他。這位美國人是這樣描述他的：“他的外貌不給人好感，實際看上去，他很像通商口岸的外國人心目中的‘典型苦力’；他身体結實，肌肉發達，身材矮小，從背后看去，他的頭很像圓屋頂那樣突出；他的雙手手指粗短，布滿老茧，他的嘴唇和鼻子寬厚；他的牙齒突出，不整齊，不美觀，而且缺少了一些牙齒；但他的笑容是中國勞動人民的富有感染力的笑容……” 項英喜歡細雨，他有著自己的清高和孤傲。眼前這霏霏細雨給他以暢快，任他去遐想。 一陣急促的腳步和一聲“報告”，使他不得不從煙霧迷朦中收回目光，收回遐想。机要秘書送來了中共中央書記處致項英的電報。 項英掃了一眼電報內容： ……皓電發表后，反共高潮上升，我們在軍事 上必須第一步以移動為名，將新四軍主力開至江北，以便于我軍集結應戰。 希夷（即葉挺）及一部分工作人員必須過江，指揮江北的大部隊。你及皖南部隊或整個移蘇南再渡 江北上，或整個留皖南，准備于國民党進攻時向南突圍，二者應擇其一。如留皖南，須准備打內戰，并蒙受政治上不利，望考慮。 黃橋戰役前，毛澤東、王稼祥即有電報稱：“韓德勤部是顧祝同唯一嫡系，受我打擊后，顧有對皖南、江南我軍采取壓迫手段可能，望項准備應付辦法。” 黃橋戰役后，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聯名致電葉、項：“整個南方有變為黑暗世界之可能。但因蔣介石是站在反日立場上，我們不能在南方國民党地區進行任何游擊戰爭，因此，軍部應乘此時迅速過江，絕對不要再延遲。” 項英不再去想，早在一年前中央就開始催促他北上，時至今日，他仍然感到很煩惱。 他認為，毛澤東算什么？不過是個農民知識分子，對工人階級并不十分了解，缺乏工人階級革命斗爭的鮮明性。而他自己是一個無產階級工人運動久經考驗的領袖，一個獨撐一片天的党的重要負責人，一個總結過敵后3年游擊戰爭經驗的英雄，一個共產國際給予高度評价的革命領導者，一個在新四軍中頗具威望和絕對權威的人，怎能讓別人來指手划腳？ 項英不愿北進，他有著自己的戰略构想。 一份剛剛送來的蘇聯大使通報端端正正地擺放在毛澤東的面前： 國民党正与德國、日本進行秘密談判。 毛澤東立即聯想到國民党的《中央提示案》，聯想起國民党的“皓電”，聯想起國民党兵力調動与部署情況，于是對時局作出了如下的判斷： 如果日美戰爭不能迅速爆發（這個可能多），或雖爆發美無胜利把握（兩年內是無把握的），如果英國被德意日三國在今冬明春打得落花流水（一定 的），如果日本能退出武漢等地，僅占沿海与華北并聲明主權仍屬中國，由蔣介石派人自行管理（可能 性很大），如果參加德意日同盟反對英美能使中國資產階級發財，蔣介石是愿做貝當的，……蔣介石走 這條路的可能性很大。 毛澤東很清楚，如果蔣介石直接准備投降德意日，共產党不僅要立即准備与大資產階級永遠決裂，更重要的是要立即准備与國民党進行全面戰爭，并承受日蔣兩軍的嚴重夾擊。 毛澤東深感事態嚴重。 中共中央深感事態嚴重。 毛澤東電告在重慶的周恩來：“中央几次會議都覺此次反共与上次不同，如處理不當，則影響前途甚大。故宣言与指示擬好又停。” 毛澤東舉棋不定。 毛澤東先后致電各地党的領導人，要求他們提出看法，中心問題：軍事上是坐以待斃，還是先机制敵，即：“我軍不待日蔣夾擊到來，即從50万人中抽調至少15万精兵，分數路入彼后方，而留其余部隊（多數）仍在原地抗日，以此來避免嚴重的日蔣夾擊。” 毛澤東當然傾向于這种帶有積极防御色彩的戰略性進攻，在他曾經指揮過的大小戰役中不乏這种精彩之筆。然而，毛澤東不僅僅具備了戰略家的膽魄，更重要的是具備了政治家的深邃灼見。他深知，這一著將在政治上帶來极大的不利。 于是，他難下決心，再次舉棋不定。 毛澤東站在延河水邊，平靜的水面倒映著西北灰渾的天際。他凝視著河水，仿佛看到蔣介石在向德國日本“手揮五弦目送飛鴻”，此刻，他做了最坏設想。 他深知，對于中國共產党來說，“此時錯一著將遺爾后無窮之患。” 他久久地望著迷蒙的遠方。 軍事行動會給政治帶來极大的不利嗎？戰爭是什么？毛澤東有著自己的戰爭觀，他曾反复告誡過全党：政治是不流血的戰爭，戰爭是流血的政治。當政治在前進道路上遇有障礙，用和平的方式不能解決，于是出現了戰爭。戰爭是用來掃除政治前進道路上的障礙的特殊工具。 眼下，國民党已步步逼進，生存便是政治。盡管毛澤東清楚地知道，在蔣介石還沒有公開投降日本的時候，向國民党發動局部戰爭是一种冒險，但比較被國民党軍隊赶過黃河，“置我于日蔣夾擊之中而消滅之”，到底是危險性較小的一种冒險。 毛澤東善于把戰爭詩化，也有著“敵軍圍困万千重，我自巋然不動”的气概。此時，他也許想起一、二，三次反“圍剿”那种硝煙中的浪漫，也許想起克勞塞維茨“防御中應有進攻的利劍”這句他頗為贊賞的名言，也許看到一支浩蕩的大軍在創造著人間的奇跡…… 11月3日，毛澤東不再徘徊，他在取得了其他中共領導人的同意后，毅然決定：一方面以朱、彭、葉、項名義起草答复何白“皓電”，准備示以團結姿態，并指示皖南新四軍軍部“答應北移”，爭取延緩國民党剿共軍事行動的時間；一方面采取重大軍事步驟，以15万精兵分几路深入到國民党后方河南及甘肅等地，以粉碎其剿共陰謀和封鎖計划。同時，毛澤東擬就“炸彈宣言”，并通知重慶辦事處等中共在國民党區域的机關即刻開始作緊急布置。 弓舉弩張，一切引弦待發。 然而，這畢竟是孤注一擲的重大冒險步驟。毛澤東十分清楚，這一重大決定必須取得共產國際和蘇聯的理解和支持，才有備而無患，并有利于在內戰形式的民族革命戰爭爆發后長期作戰。于是，毛澤東向共產國際最高領導人發出了請示函。 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作戰室。 參謀處長岳星明來回踱著，他這种机械反复的動作已經從早晨6點持續到下午4點。盡管如此，他的目光似乎一時也沒有离開皖南地區的軍事沙盤，沙盤在告訴他： 新四軍皖南部隊万余人，正面抗擊著蕪湖、繁昌一帶的日軍第15師團和116師團，其余三面受到蔣介石軍隊4個師4万兵力的防范和監視、右有第25軍的52師和108師，左有新7師，后有川軍的144師。 岳星明不愧為是訓練有素的參謀處長，隨著那長時間机械反复動作的停止，一份完整的“防堵計划”也躍然胸中。 傍晚，《防堵皖南新四軍作戰計划》端端正正地擺放在顧祝同的辦公桌上。 莫斯科。 斯大林第五次拿起毛澤東的請示函： ……蔣介石計划是驅逐我們至華北，修筑重層縱深封鎖線（正在大規模修筑）置我們于日蔣夾擊之中而消滅之，反共有戰爭一触即發之勢；在我們取讓步態度而彼仍堅決進攻之時，我們擬舉行自衛的反攻。在日蔣夾擊中，如不采取此种軍事步驟，打破進攻与封鎖是不可能的，我之地位是很危險的；但此舉有可能使蔣介石与我們最后大破裂，故在政治上是不利的。因此，我們如處置不當，可遺將來無窮之禍。我們最后決心還沒下，請求你們給予指示。 斯大林習慣性地拿起那支碩大的煙斗，一張毫無表情的臉卻明顯地說明，他不贊成毛澤東的計划。 斯大林認為，中國共產党還顯得太孱弱，其在國內的地位還不鞏固，蔣介石可以輕而易舉地聯合日本人來反對共產党。因此，把槍口對准國民党，必然使中國共產党處于走投無路的境地，而由此把蔣介石逼到日本那邊去，不論對中國革命還是蘇聯的安全，都是一种嚴重的危險。 共產國際的領導人明顯地表示，不贊同毛澤東的形勢估計和戰略方針。他們認為：蔣介石的主要危險，還只是有被親日派拉入圈套而由反共走向投降的可能性，并無全面剿共和投降日本的決心。而親日派的目的，正是要設法挑起國共戰爭，逼蔣介石降日，共產党切不可中此詭計，在政治上軍事上只應做防御准備。 11月23日，季米特洛夫給中國共產党領導人回信： ……在沒有詳細弄清情況之前，中國共產党不 要對國民党采取任何行動。舉行自衛反攻，有可能使蔣介石在人民面前把你們說成是抗日斗爭團結的 破坏者，并利用你們的行動來為自己同日本人締結妥協性和平的企圖辯解。當前的任務，是要消除抗 日民主統一戰線中的分歧，首先需要停止中共武裝力量和國民党軍隊之間的沖突。 毛澤東放下季米特洛夫的來信，良久沒有說話。此刻，沒有人能夠知道，這位愛吃辣子的湖南農民的儿子在想什么。 他有著自己的原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他喜愛革命戰爭，喜愛用革命戰爭去消滅反革命戰爭。他懂得，“以斗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 以15万精兵千里躍進敵后，變敵后為前線，這的确展示出一位軍事戰略家險中求胜的膽識。如果是這樣，歷史又將如何寫？毛澤東為后人留下了一個嚴肅而活潑的課題。 也許，他在下決心，總有一天毛澤東會導演出一幕敵進我進的威武雄壯的歷史活劇。此刻，有誰能料想到，7年以后，當蔣介石軍隊重兵進攻陝北和山東的時候，劉鄧大軍竟中線突破，千里躍進大別山，三軍配合、兩翼箝制、逐鹿中原，在也許不該反攻的時刻拉開了戰略反攻的序幕。 史載： 1940年11月9日，中共中央決定以朱德、彭德怀、葉挺、項英的名義發出“佳”電，申明中國共產党為顧全抗戰大局，相忍為國，挽救危亡，決定新四軍皖南部隊“遵令北移”，但須寬限時限。15日，毛澤東在向全党發出的《關于擊退蔣介石反共高潮的措施》中，進一步指出：“對于蔣介石這次反共進攻，決定對皖南取讓步政策（即北移），對華中取自衛政策，而在全國則發動大規模反投降、反內戰運動，用以爭取中間勢力，打擊何應欽親日派的陰謀挑釁和蔣介石反共進軍，拖延抗日与國共合作時間，爭取我在全國之有利地位。” 蔣介石得意地笑了。他在1︰500000的中國大地圖前笑了。 他曾有過夢想，要像希特勒統一德國那樣統一中國。為此，他曾親自挂帥圍剿江西一隅的中共中央蘇區。第一、二、三次圍剿，他敗在毛澤東的手下，第四、五次圍剿，他胜了，可惜敗的卻是別人，而不是毛澤東。為此，他失眠過。他深知，在中國是不能有兩個領袖的，胜者乃為王。于是，他等待著。終于等來了中國共產党的“佳”電，毛澤東讓步了，毛澤東在關鍵時刻還是怕破裂的。如果在此時不一鼓作气壓服共產党，恐怕將來就無辦法了。 油燈下，毛澤東在奮筆疾書，在起草電報。這几天，經他起草的電報像雪片般飄向各地，這紛飛的雪片貫穿著一個基本思想： ……蔣介石的一切作法都是逼我讓步，許多中 間派被他嚇倒了，紛紛要求我讓步，我須善為說詞以釋之。我除在文章上《佳電》表示和緩及皖南一點小小的讓步外，其它是寸土也不讓，有進攻者必粉碎之。 只有軟硬兼施，雙管齊下，才能打破蔣介石的詭計，制止何應欽的投降，爭取中間派的向我，單是一個軟或單是一個硬，都達不到目的。 我之方針是表面緩和，實際抵抗，有軟有硬，針鋒相對。緩和所以爭取群眾，抵抗所以保衛自己，軟所以給他以面子，硬所以給他以恐怖。 毛澤東在給蔣介石留面子。 然而，蔣介石卻不要這個面子。 中共“佳”電之后，國民党由“皓”電所鼓起來的反共熱情，到11月上旬便開始演變為華中局部規模的具体軍事行動： 李品仙電令桂系在皖南的部隊，具体部署准備擊滅新四軍渡江部隊…… 桂軍第138師莫德宏部開進淮南津浦路西地區，向皖東新四軍張云逸部第四支隊挑釁…… 魯蘇戰區東北軍第112師霍守義部2個團越隴海路南進至蘇北淮陰地區以東蘇家嘴一帶，与八路軍黃克誠部對峙，企圖以“武裝調停磨擦”為由，打通蘇魯聯系…… 韓德勤雖然兵敗黃橋，但余勇猶存、擁兵數万，此刻已按捺不住，揚言要“恢复黃橋決戰前的狀態”…… 蘇北，有個不大的鎮子，名叫曹甸。今天，它像一朵小小的浪花，融匯在祖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滾滾浪潮之中，像祖國千万個小鎮一樣平凡。然而在史學界，這座不起眼的小鎮卻裹著一層濃濃的迷霧。 黃橋戰役膾炙人口，可是知道曹甸戰役者甚寡。据說，對戰役的打法，當年八路軍第一縱隊司令員兼政委黃克誠与中共中央中原局書記兼華中總指揮部政委劉少奇有不同看法。對這場戰役的評价，至今史學界眾說紛紜。1963年編寫的《新四軍抗日戰爭史》在提到曹甸戰役時，對黃克誠持批判態度，指責他“右傾保守，致使戰役目的沒能圓滿達到”。彼時黃克誠已被打成“彭、黃、張、周反党集團”的重要成員。這种新賬老賬一起算的作法本不足為奇，問題是半個世紀后的今天，一些軍戰史載体仍以“不宜”等种种原因，對曹甸戰役的介紹若明若暗、欲言還休…… 蘇北阜宁且東溝鎮，八路軍第五縱隊黃克誠部駐地。 劉少奇放下剛剛閱讀几遍的“軍情通報”，以敏捷的思維速度將几千文字濃縮為一句話：霍守義師南下和莫德宏師東進，蘇北形勢逆轉。 劉少奇的臉上掠過一絲不易察覺的焦急和煩躁。11月4日，他曾与黃克誠長時間地分析了南下八路軍与新四軍在蘇北會師后的形勢。而后，他代表黃克誠向中央提出了“我們的建議”，明确提出“迅速消滅韓德勤，統一蘇北于我手中”。孰料，這意見遭到新四軍蘇北指揮部正、副指揮陳毅和粟裕的強烈反對。陳、粟二人聯名致電中共中央及劉少奇、黃克誠：“立即消滅韓德勤固然便利，恐先給蔣大舉進攻的口實，于政治不利”。 想到這些，劉少奇不禁又憑添几分煩躁。他懂得，戰爭不是儿戲，戰机稍縱即逝，容不得長時間地筆墨往來。昨天，他已致電中央，陳述利害：“如不迅速解決韓德勤部，鞏固蘇北陣地，不集中華中主力給反共軍主力以痛擊，消滅一二個主力師，則華中形勢愈趨危險愈難對付。”可是，中共中央沒作任何反應。 劉少奇越發著急。 1939年秋，他抵達華中后，朝思暮想的就是如何執行中央的戰略決策，做好發展華中這篇大文章。經過在豫皖蘇、皖東北等地區的實地考察，他最后認定只有蘇北才是有最大發展的地區，應集中最大力量向這方面發展。此后，他先后与項英的南進政策和彭雪楓、黃克誠的西進主張產生過嚴重分歧，但最終得到了毛澤東的支持。 現在，他仍堅信，毛澤東會很快回電，毛澤東會支持他的。于是，他再次擬就電文，建議“首先消滅韓德勤，鞏固蘇北，确保津浦路以東地區，集中全力在皖東決戰后再相机向西大發展。” 与劉少奇徹底解決蘇北問題的急躁情緒相比，延安的態度比較冷靜。 毛澤東在考慮：華中形勢极其复雜，越是复雜越需要慎重。動哪一顆棋子都無疑會影響全局，更何況，消滅韓德勤決不是可有可無的一招棋。毛澤東清楚，只要這顆棋子一動，皖南新四軍將承受更大的壓力。葉挺、項英能否承受得住，毛澤東心里沒底，中共中央心中沒數。 11月11日，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聯名复電陳毅、劉少奇、黃克誠等人： 目前立即動手打韓德勤、霍守義、何國柱，在 政治上极端不利。 第一次攻擊令須由延安下，你們不得命令不得 動手。 “第一次攻擊令須由延安下”，說明毛澤東的忍耐已經到了相當的程度。蘇北的形勢嚴峻，這一點，毛澤東是非常清楚的。但是，他剛剛得到情報：胡宗南重兵正虎視耽耽，准備進攻關中的八路軍，陝北的形勢亦趨緊張。于是，他以中共中央名義給劉少奇、黃克誠進攻韓軍提出了一個前提條件：須等胡宗南向關中動兵之后，如此才有理由向韓德勤和霍守義部發動局部戰斗。 就在劉少奇向中共中央頻頻言兵的時候，皖南的項英也在同延安展開了一場“蘑菇戰”。 11月22日，毛、朱、王致電葉、項： 皖南鄰隊及軍部以在動手解決韓德勤之前移至 蘇南為有利。准備情況如何，几天可以開完？盼告。 中共中央十分著急！ 同日，項英复電延安： 我們意見极短時間內無法開動，如估計有戰斗 情況發生，反不如暫留皖南為好。 項英安穩如山。 11月24日，延安确認曹甸戰役不可避免，對韓德勤攻擊在即，急電指示葉挺、項英： （一）你們必須准備12月底全部開動完畢； （二）希夷率一部分須立即出發； （三）一切問題須于20天內處理完畢。 中共中央万分焦急！！ 11月27日，項英复電延安： 中央大計如何？究竟有何舉動？ 項英在裝糊涂。 11月30日，延安致電葉、項： 蘇北動作不礙大局，只在淮安、寶應間開一個 缺口，以便隔韓、霍，打通蘇皖。顧、韓會叫几聲的，你們敷衍一下就完了，……以大局判斷，蔣、顧是不會為難你們的，現在開始分批轉移，12月底以前移完不算太遲。 然而，毛澤東對蔣、顧的分析和判斷卻失算了。 蔣介石、顧祝同對孤懸蘇北的韓德勤部的關注，絕不稍遜于延安對孤懸皖南之新四軍的關注。 曹甸地區戰云滾滾。 華中指揮部10個整團的兵力与韓德勤部展開激烈戰斗。 韓德勤部遭受重大打擊。 韓德勤癱軟在指揮所里。黃橋一役惊魂未散，眼下又遭如此打擊，几天前那种勃勃雄心已蕩然無存。一种求生的欲望，在強烈支撐著他口述致蔣介石、何應欽的告急電文： “我軍疲憊之余，餉彈奇缺，長久消耗，斷難維持。擬令89軍主力及霍守義、李明揚、陳太運各部向鹽城、海安出擊，作死中求生之計。務懇鈞座顧念蘇北大局，速調大軍馳援，并即日派飛机送款接濟，以挽危局。” 他的口述漸漸變成哭訴，副官几乎听不清他在說什么。 韓德勤的告急電報到何應飲的辦公桌上，已是12月3日。何應欽閱后，并沒有過分為韓德勤上火著急，而是立即繃緊了一根十分敏感的神經。當他把蘇北戰事同皖南北移進行聯想分析之后，發覺如果新四軍經蘇南北渡，勢必增加對韓德勤的壓力，遂提筆在此件上批道： “可令湯恩伯東進，但仍恐不濟急。故對在江南之新四軍不准由鎮江北渡，或另予規定路線，以免該部直接參加對韓德勤部之攻擊。若江北异軍竟敢攻擊興化，則第三戰區應將江南新四軍立予解決。本案請照上意速呈委座核示。” 無疑，葉挺、項英的心中又籠罩上一層陰影。 12月7日，蔣介石得知韓德勤受損。 他拿起軍令部于上月14日擬定上報的《剿滅黃河以南匪軍作戰計划》，沉思良久后提筆批道：“此部署与計划可照辦，但日期當略暫緩，須本月下旬再定實施時間，故本計划可暫緩下令。” 12月8日，蔣介石令何應欽、白崇禧發出“齊”電，重申“皓”電立場。9日，蔣介石發出“佳”電： “限令黃河以南八路軍、新四軍至1940年12月31日前必須開到黃河以北地區；長江以南新四軍限于12月31日以前開到長江以北地區，并于1941年1月底前撤到黃河以北地區。” 國民党軍令部長徐永昌掏出手絹拭去額頭上的汗珠，繼續向蔣介石慎述己見：“委座，暫緩下令實施《剿滅黃河以南匪軍作戰計划》恐為不妥，”他又擦了一把汗，見蔣介石微睜雙眼并無慍怒之色，便繼續說下去，“眼下已近12月中旬，如果命令遲遲下達，恐各部隊准備不及。……韓德勤危在旦夕，為避免國軍被各個擊破和聲援蘇魯，使我立于主動地位，實有先行下達命令之必要。” 蔣介石抬了抬頭，緩緩地說道：“你可以走了。” 1940年12月10日，蔣介石接受了徐永昌的獻計，向上饒的顧祝同發出了特急電報： （一）查蘇北匪偽不斷進攻韓部，為使該軍江南部隊不致直接參加對韓部之攻擊，應不准其由鎮江 北渡，只准其原地北渡，或由該長官另行規定路線亦可。 （二）該戰區對江南匪部，應按照前定計划，妥為部署并准備。如發現江北匪偽竟敢進攻興化，或至期限（本年12月31日止）該軍仍不遵令北渡，應立即將其解決，勿再寬容！ “勿再寬容”，一場精心策划的內戰一触即發！ 顧祝同接到蔣介石的特急電報后，立即召開高級軍事會議，擬定進剿計划。 顧祝同限期赶修重慶至上饒長途載波電話，積极調兵遣將，并決定由上官云相擔任前線總指揮。 白崇禧指揮李品仙在江北沿江布防，焚燒渡船，控制渡口，積极策應顧祝同部。 皖南上空，陰霾密布，雷聲滾滾，腥風在前，血雨在即……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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