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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11月，李先念受中共中央委派，帶領數十名干部前往豫鄂邊領導和發展敵后游擊戰爭，中央還委派李先念擔任中共河南省委軍事部部長。抗日戰場上，從此又開創出了一塊信陽四望山根据地。
　　臨行前，毛澤東對李先念說：你們到豫鄂邊的任務，第一是武裝，第二是武裝，第三是武裝。
　　1939年1月，李先念一行到達河南省确山縣竹溝，那是一個山清水秀的山區，也是發展壯大新四軍的好地方。筆者曾經專程到竹溝，參觀訪問了新四軍將士當年戰斗過的地方，參觀了劉少奇工作的地方。劉少奇也是1939年1月到達竹溝的。尤其令作者難忘的是參觀竹溝附近的革命烈士紀念碑，那里有“确山慘案”中新四軍指戰員洒下的鮮血。
　　當時，竹溝駐有新四軍第8團留守處兩個中隊。李先念一行到達竹溝后，同留守處的那個中隊一起組成了新四軍獨立游擊大隊，共160多人。
　　不久，李先念率領游擊大隊离開竹溝，向敵后挺進。他們以豫鄂邊的四望山為立足點，在信陽、羅山地區往返活動，連打胜仗。
　　第一個胜仗是在2月份。當獨立游擊大隊到達應山羅家廟時，一百多日偽軍正向該地進犯，當地守軍有國民党軍隊的一個營。照理，對付這些日偽軍是不成問題的，但是，國民党軍隊不戰而退，新四軍獨立游擊大隊卻迎敵而上，奮勇抗擊。這一仗，擊斃了20多日偽軍。初戰告捷，當地人民深受鼓舞，部隊也得到迅速發展。
　　第二個胜仗是在5月份。李先念率領獨立游擊大隊向鄂中挺進，很快与當地的抗日武裝一起殲滅了偽軍第八司令部和一個多營的敵人，俘虜偽旅長以下300多人，繳獲槍枝500多支。這一仗，也打出了威風，提高了新四軍的聲望。
　　當新四軍這面旗幟在鄂中的威望日益提高時，蔣介石深感不安。蔣介石讓人打電報給新四軍軍部的國民党第5戰區，說：“鄂中非新四軍防區，必須馬上撤走，否則第5戰區當以武力解決。”
　　“當以武力解決”，這是蔣介石對新四軍的預謀。時間僅僅過了一年多，親者痛仇者快的“皖南事變”就發生了，蔣介石對新四軍使用了國民党第3戰區的武力。
　　實際上，國民党頑固派在“皖南事變”以前已經對新四軍使用武力了。1939年1月，國民党召開五屆五中全會以后，政策發生了變化，逐漸導致了全國性的反共活動，制造了一次又一次的大血案，許多八路軍、新四軍指戰員、机關干部遭到突然屠殺。請看：
　　1939年4月30日，發生博山血案。
　　1939年6月11日，發生深縣血案。
　　1939年6月12日，發生平江血案。
　　1939年9月1日，發生鄂東血案。
　　1939年11月11日，發生确山血案。
　　這触目惊心的“五大血案”中，發生在确山縣的竟然是對新四軍傷、病、殘人員、家屬和職工的大屠殺。
　　新四軍竹溝留守處主要是留守人員和一些傷、病、殘人員，他們理應受到保護和休養。誰知，11月11日那天，國民党第31集團軍總司令湯恩伯指使确山縣縣長，糾集确山、信陽、泌陽等縣的2000多名國民党地方武裝，突然圍攻新四軍竹溝留守處，將200多名新四軍傷、殘、病人員和家屬職工殘酷屠殺。這是一場慘無人道的屠殺。
　　确山慘案發生后，新四軍軍部向國民党當局提出強烈抗議。
　　歷史已經跨越了50多年，竹溝的烈士陵墓仍然在向人們訴說國民党頑固派的暴行。
　　筆者到竹溝訪問時，一位老戰士向我們介紹了劉少奇在竹溝工作的許多精彩情節。由于參觀訪問的人多，這位老同志整天不停地講呀講呀，他的嗓音已經沙啞，但他講述劉少奇的經歷卻是那么動人，令人難忘。
　　竹溝慘案發生前數十天，劉少奇就在竹溝。當時，劉少奇已經覺察到國民党頑固派的反共預謀，為了以防万一，劉少奇要朱理治率領中原局机關和直屬隊600多人离開确山，轉入豫鄂邊區。劉少奇的這一決策，減少了新四軍的損失。
　　這是劉少奇第二次到竹溝。
　　1939年初，劉少奇也到過竹溝。
　　1938年11月，中共中央根据戰爭形勢的變化，決定撤銷武漢長江局，設立中原局和南方局，劉少奇為中原局書記。中原局當時在竹溝辦公。1939年1月，劉少奇從延安到達竹溝。為了應付各种事變，确立中國共產党和新四軍在鄂中的地位，中原局要求鄂中區在最短時期內創建一支5000人以上的由中國共產党領導的新四軍隊伍。
　　6月，鄂中區党委在養馬畈召開擴大會議，成立新四軍豫鄂獨立游擊支隊，李先念為司令員，陳少敏兼政治委員，下轄第1、第2、第3團和挺進團。以后又組建了第4、第5兩個團，為開展游擊戰爭和創建根据地奠定了基礎。
　　9月，中原局進一步要求：鄂東、豫南、鄂中敵占區域是今天党開展華中游擊戰爭最重要地區之一，創立堅強的游擊隊伍，建立鄂東、豫南、鄂中抗日根据地，并使之逐漸打成一片，這是今天鄂豫皖、鄂豫邊區以及鄂中三個區党委最主要的任務。
　　11月底，劉少奇到達合肥東北大橋鎮新四軍江北指揮部。
　　1939年12月至1940年2月，劉少奇連續3次召開中原局會議，深入研究了華中新四軍的發展問題，再次提出了向東發展、開辟蘇北的發展戰略，認為這樣做政治上有理，軍事上有利。其中：
　　1939年12月召開的第1次中原局會議，确定了今后大力向東發展的任務。
　　1940年1月召開的第2次中原局會議，決定了建立根据地的方針和任務。
　　1940年2月召開的第3次中原局會議，确定了反磨擦的方針。
　　這三次會議前后，為貫徹新四軍東進北上的方針，劉少奇同項英和中共中央之間有一系列電報來往。其中：
　　1939年12月19日。
　　劉少奇致電中共中央并東南局書記兼新四軍軍分會書記項英。該電提出：皖東在武漢失守前后完全有可能建立相當完善的根据地，但現在時机已失。目前，大有發展希望的地區是江蘇北部，新四軍應集中最大力量發展蘇北。
　　這也是進一步肯定了“北上”的方針。
　　1940年1月11日。
　　中共中央复電劉少奇，同意關于全力發展蘇北的意見。
　　1月13日。
　　劉少奇致電中共中央和項英，指出：目前時局緊張，在半年內外將發生變化，我須迅速發展自己，不然時机稍縱即逝。
　　劉少奇的這份電報，是把新四軍進軍蘇北的建議具体化。
　　這也是完全符合中央精神的。
　　但是，項英有不同意見。
　　1月14日。
　　項英致電中央軍委，提出：華中南部各省在政治与群眾基礎上均有利于我，要發展北部，必須有南部配合。因此，中原局和劉少奇要求皖南部隊北渡，這不僅是困難的，而且是危險的，新四軍應按戰略要求努力發展与增強皖浙贛等地的工作。
　　項英認為，新四軍北上是危險的。這也是他在“皖南事變”中，猶豫動搖，處置失當，對新四軍皖南部隊遭受嚴重損失負有責任”的一個原因。
　　1月19日。
　　中共中央致電項英，明确指出：新四軍向東向北發展的方針，中共中央六中全會早已共同确定，后來周恩來到新四軍時，又取得向南鞏固、向東作戰、向北發展的一致意見。華中是我目前最好發展的地區，而大江以南則受友軍的限制。大江南北的新四軍應在現地力求發展。
　　中央的這份電報，是為了說服項英接受向東向北發展的方針。
　　1月29日。
　　毛澤東和王稼祥致電項英和葉挺：“你們主要出路在江北，雖已失去良机，但仍非力爭江北不可。”“須秘密准備多數渡口，為緊急時用。”
　　毛澤東和王稼祥的這份電報，明确告訴項英和葉挺，皖南部隊須力爭江北。
　　3月，當項英還沒有完全貫徹中央的方針時，劉少奇預料的時局“變化”提前發生了。蔣介石指使國民党軍隊李品仙部第138、第171師越過淮南鐵路，向皖東進逼，先頭部隊5000多人圍攻位于合肥以北青龍厂的新四軍第4支隊和位于定遠以南大橋地區的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兩個保安團也向新四軍江北游擊縱隊進攻。
　　与此同時，蘇北地區的國民党韓德勤部隊也前后呼應，准備向津浦鐵路東的新四軍第5支隊進攻。
　　國民党軍隊南北夾擊，嚴重威脅新四軍皖南部隊的生存和發展。
　　延安。毛澤東對新四軍十分關切，在短短20多天里，連續發出了7份電報，對反對國民党頑固派的斗爭策略作了明确指示，對新四軍的發展提出了明确要求。其中：
　　3月19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王稼祥和總政治部副主任譚政起草了給新四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的電報，要袁國平匯報“在政治工作之各方面如何保證中央路線之實行”的具体措施。毛澤東還具体指出，新四軍要在敵人后方堅決地廣泛地建立獨立自主的抗日民主政權，設立財政机關，征收抗日捐稅，設立經濟机關，發展農工商業，設立各种學校，大批培養干部，執行擴軍計划，使1、2、3支隊在一年之內擴大至10万左右人槍，使4、5、6及李先念支隊在一年之內擴大至15万左右人槍，發展統一戰線工作等。毛澤東還要求袁國平把新四軍的政治工作“逐一見告”。
　　3月21日。
　　毛澤東考慮到要援助新四軍，代表中央軍委起草了給朱德、彭德怀等人的電報。該電報指出：安徽主席李品仙奉某方令，實行全部反動政策，堅決進攻皖東淮北新四軍，欲將我張云逸、彭雪楓等部完全消滅，切斷新四軍、八路軍的聯系。八路軍有堅決迅速援助新四軍，打破李品仙的反動進攻，創立皖東、淮北、蘇北抗日民主根据地，鞏固新四軍与八路軍聯系之緊急任務。
　　3月29日。
　　毛澤東和王稼祥又發出電報，對反對國民党頑固派的斗爭策略作出了明确指示，指出：華中武裝磨擦，我軍應以淮河、淮南鐵路為界，在此線以西避免武裝斗爭，在此線以東地區則應堅決控制在我手中，先肅清地方頑固派，對桂系的軍隊力求緩和，對韓德勤的部隊在有利有理的條件下，當其進攻我軍時，應堅決消滅之。陳毅部隊應當加緊向蘇北發展。
　　根据毛澤東的指示，以劉少奇為首的中南局一面命令新四軍江北指揮部隨時做好應付頑固派進攻的准備，一面派人同李品仙的部隊進行談判。新四軍方面提議，以淮南鐵路為界，分區抗日，我不向西，彼不向東。
　　4月1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及中央軍委起草的電報中提出：某方現在鄂中皖東淮北三區大舉進攻新四軍，我新四軍應堅決而有計划地進行自衛戰爭，其皖東淮北兩地，務須獨立堅持三個月，以待援軍到達，然后大舉反攻。
　　但是，毛澤東還在考慮新四軍能否“獨立堅持三個月”，項英能否應付國民党的襲擊？兩天以后，毛澤東要項英明确回答這些問題。
　　4月3日。
　　毛澤東致電項英，要項英電告下列各項：
　　（一）軍部及皖南部隊被某方襲擊時是否有沖出包圍避免重大損失的辦法，其辦法以向南打游擊為
　　有利還是以向東會合陳毅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絕對不可能？
　　（二）党內干部是否已有應付某方可能襲擊的精神上充分准備？
　　（三）皖南、江南地區各友軍中是否有堅持抗日同情我党的高級中級進步軍官与進步部隊，在突然事變時是否有掩護我軍或与我軍一致行動的可能，我在附近友軍中統一戰線工作如何？
　　（四）某方在第三戰區的意向如何，顧祝同等中央軍態度如何，黃紹竑態度如何？
　　毛澤東向項英提出的一連串問號，表明他對當時的形勢已經看得十分清楚。
　　4月14日。
　　項英致電中共中央，提出將江北新四軍全部南調。
　　這樣做，實際上是要執行顧祝同的命令。
　　4月16日。
　　中央軍委复電項英，明确指出：江北部隊不應南調，應配合八路軍向蘇北發展。
　　四天以后，中共中央又致電項英，明确指出：蔣介石和顧祝同的陰謀是要把新四軍全部集中到蘇南敵后的狹小地區，從而隔斷新四軍与八路軍的聯系，再在适當的時机消滅新四軍。
　　可見，中共中央早已覺察到蔣介石反動派發動皖南事變的陰謀。
　　中共中央還強調，皖北、皖東、淮南、蘇北是新四軍、八路軍在全國最重要的戰略地區之一，也是同蔣介石的陰謀進行斗爭的一個重要地區。因此，絕對不能答允新四軍第4、第5支隊和葉飛領導的挺進縱隊第6團、張道庸領導的蘇皖支隊第4團等部隊南調。葉飛、張道庸的兩個團和蘇北的部隊應按照中央的電令調動。
　　這就明确告訴項英，不能盲目听從蔣介石、顧祝同那一套。
　　5月4日。
　　毛澤東為了使項英堅決執行中共中央關于發展華中的戰略方針，為中共中央起草了《放手發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頑固派的進攻》的指示：
　　在一切敵后地區和戰爭區域，應強調同一性，不應強調特殊性，否則就會是极大的錯誤。
　　華北、華中、華南，江北、江南；八路軍、新四軍或華南游擊隊，雖然有特殊性，但是都有同一性，即都有敵人，均在抗戰。因此，我們都能夠發展，都應使其發展。
　　對國民党頑固派必須實行針鋒相對的政策，要采取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只有堅持對頑固派的斗爭，才能振奮精神，擴大力量，鞏固党和軍隊。
　　毛澤東提出的發展，就是要不受國民党的限制，獨立自主地放手擴大軍隊，建立根据地，建立抗日政權。
　　毛澤東還要求把這一指示傳達到党和軍隊的全体干部。
　　5月5日。
　　毛澤東以中央書記處的名義打電報給項英和陳毅，明确指出新四軍的主要發展方向是蘇南蘇北廣大地區。其中講到：
　　同意軍部、后方机關及皖南主力移至蘇南，惟請注意皖南力量不要太弱，并須設置輕便指揮机關。
　　新四軍1、2、3支隊主力的主要發展方向，也不是溧陽、溧水、郎溪、廣德等靠近中央軍之地區，而是在蘇南、蘇北廣大敵人后方直至海邊之數十個縣，尤其是長江以北地區。請按這個方針部署兵力，分配指揮人員及指揮机關。在郎、廣、兩溧上應配置一部分兵力及一部分人員机關，并須在适當時机取得該地政權。
　　速令葉飛在北岸擴大部隊，建立政權，不要顧慮顧祝同韓德勤李明揚之反對。
　　陳毅接到以上兩份電報以后，堅決執行了中央部署的戰略任務，取得了著名的黃橋戰役的胜利。
　　与此同時，劉少奇也對新四軍的發展作了多次重要指示。其中講到：
　　蘇北党的總任務是以現有蘇北的新四軍部隊為基干，抵抗敵寇、漢奸及頑固反動勢力對于我党我軍的圍攻，徹底戰胜頑固反動勢力，建立民主的抗日政權与根据地，以便最有效力地長期堅持蘇北敵后抗戰，直至最后胜利。
　　在3個月內（在今年9月1日以前）要擴大新四軍至1万人槍，并加以鞏固。在目前頑固派尚未武裝圍攻我軍時，應到處動員民眾加入我軍，并在可能地區組織新四軍的游擊隊。……在武裝沖突發生后，則應更加放手地擴大我軍，武裝人民，最廣泛地動員民眾同我軍一起堅決戰胜頑固派与反共派的進攻，直至民主政權的建立。
　　為了貫徹中共中央的指示，新四軍第4、第5支隊在大橋鎮東南的古城集又一次打退了國民党頑固派的進攻，加強了皖東根据地的建設。
　　8月，新四軍第5支隊与八路軍第5縱隊共同開辟了淮（陰）寶（應）區，這就使皖東与淮海地區的聯系更為密切。9月5日至17日，我軍作戰60多次，殲滅日偽軍600多人，進一步鞏固了皖東根据地。
　　葉挺處理完高敬亭事件不久，就离開了新四軍軍部，兩度到重慶，歷時10個多月。新四軍東進北上和同頑固派斗爭期間，葉挺軍長也經歷了种种甜酸苦辣——
　　1939年8月15日，葉挺和項英聯名拍電報給位于重慶的中共中央南方局。該電稱：
　　希夷已返部。葉擬赴重慶解決江北部隊編制問
　　題及全軍經費問題，但不知重慶關系如何，是否可去，請即電示。
　　8月21日，葉挺又單獨給周恩來拍電報。該電稱：
　　恩來同志：
　　我已由江北南返，本軍經濟困難情形极端嚴重，擬即來渝向委座報告并力求解決，你意如何，請即答复。
　　不久，葉挺沒有得到答复就离開了皖南。
　　其實，周恩來早在7月份就离開重慶回延安。在延安時，周恩來騎馬跌傷，住進了醫院，准備去莫斯科醫治。葉挺就不能及時收到回電了。
　　一路上，葉挺思緒万千。數月前，他离開新四軍軍部，也离開了項英，他覺得自己干得很順心，江北部隊的東進問題也解決了，盡管經費困難，彭雪楓的部隊沒有正式番號，但他相信通過他的努力這些問題可以解決。項英對他處理高敬亭的問題也很滿意，項英還給軍委打電報說：“此次解決高敬亭葉最堅決起作用很大而很努力，在政治上對党均有极大進步。”
　　到南昌以后，葉挺改乘火車，有時還特意看望沿途的朋友。9月底，葉挺到達廣西桂林。
　　10月初，葉挺乘飛机到達重慶。當時，周恩來不在重慶，葉挺就向董必武和葉劍英談了他要找蔣介石解決的新四軍的經費問題和編制問題。
　　10月3日，中共中央南方局給中共中央書記處發電報，其中匯報了葉挺到重慶后的情況。其中講到：
　　葉已到渝，昨日晤談。据說對新四軍問題他將
　　向蔣提出：
　　一、經費至少須增至30万元一月；
　　二、江北各部隊均須以合法名義；
　　三、如經費不加，則新四軍將在其駐防區內設
　　縣長，就地籌給養。
　　在重慶，葉挺住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大梁子青年會招待所。葉挺向董必武、葉劍英談了自己的想法以后，又通過設在重慶的國民政府軍委會要求見蔣介石。有空時，葉挺也同李濟深、陳銘樞等一些老四軍的熟人聚談。
　　談到戰場情況，葉挺有時很气憤。他說：新四軍在前方打日本鬼子，國民党軍隊卻在后方圍攻新四軍，誣蔑新四軍“破坏軍令”，這算什么事？
　　葉挺還說，我今天既不是共產党，也不是國民党，情況這么复雜，我實在干不下去了。
　　旁人听了，說：現在，國家遭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你的處境不管多么困難，都要忍辱負重，奮斗到底呀！
　　听到這些勸慰的話，葉挺不再作聲了。他想起了當年在北伐戰場上沖鋒陷陣，他多么希望也在打擊日本侵略軍的戰場上沖鋒陷陣……
　　不久，葉挺接到通知，蔣介石要見他。
　　蔣介石已經知道一些新四軍的情況，也听到了“葉項不和”之類的話。因此，他見到葉挺時，顯得格外親熱。
　　葉挺向蔣介石報告了新四軍召開參謀會議和整頓第4支隊的情況。蔣介石不時地“嗯嗯”几聲。當葉挺提出要把新四軍的每月經費至少增加到30万元，要給江北新四軍第5、第6支隊下達正式編制時，蔣介石顯得不耐煩了。
　　讓我考慮考慮，蔣介石說。但蔣介石馬上又說：你葉挺沒有在新四軍起到領導作用，光知道要錢、要槍、要擴大編制。你是一軍之長，有負我的希望。
　　蔣介石想來想去，還是要拉攏葉挺。他問葉挺：“你在新四軍自由不自由？”
　　“我是軍長，怎么會不自由？”
　　蔣介石又問：“你想不想參加國民党？”
　　葉挺馬上說：“我只想參加抗日救國。”
　　談話中，葉挺明顯感到了蔣介石那种挑撥和拉攏的用意，他感到气憤，新四軍在前方殺敵，蔣介石連合法的名義和最基本的經費都不解決，他無法當好這個軍長，他想請求辭職。
　　蔣介石對此并不感到意外，他對葉挺說：“你离開也好，或許有比四軍更有意義的事要你去做。”
　　片刻，蔣介石又問葉挺：“如果你离開四軍，誰可以代替？”
　　“最好是葉劍英。”葉挺說。
　　蔣介石“嗯”了一聲，臉上露出一絲不快的表情。蔣介石顯然不能接受葉挺的建議。
　　事后，葉挺把同蔣介石談話的情況詳細向董必武、葉劍英作了匯報。不久，葉挺找個理由請假回到澳門家中。
　　葉挺离開新四軍軍部以后，項英漸漸不安起來。項英擔心為此受到党中央的批評，就問沈其震：“葉挺是你送走的？”
　　沈其震說：“葉軍長离開皖南時，我到績溪為他送行。”
　　項英一听，心里更惱火，說：“既然是你把他送走的，現在就要你去找他，把他請回來。”
　　項英還給葉挺打電報，希望葉挺以新四軍數万部隊的生存發展為重，就新四軍的經費和編制問題再到重慶去交涉。沈其震离開皖南時，項英還寫了一封信要他帶給葉挺。
　　沈其震一路尋訪，來到澳門，由廖承志陪同去找葉挺。葉挺看了項英給他的信，對廖承志說：我可以再到重慶去交涉，但有無結果，我沒有把握。
　　不几天，葉挺同沈其震一起來到香港找宋慶齡。那時候，宋慶齡主持保衛中國同盟，許多國際友人支援中國抗戰的藥品，醫療器械、被服、食品等物資都集中在宋慶齡這里，然后再由宋慶齡設法送往內地。見到葉挺和沈其震，宋慶齡很高興，她把葉挺和沈其震帶到倉庫里，說：新四軍需要什么，你們就挑選什么，盡量多帶走一些。
　　保衛中國同盟還贈送給新四軍一些港幣和國幣，這些物資和款項后來都轉送到皖南的新四軍部隊。
　　1940年春節過后，葉挺再次到重慶同國民党方面交涉。這一次，葉挺主要是找國民党軍委會的一些熟人疏通關系。蔣介石沒有見葉挺，但是國民党方面認可了江北新四軍部隊的番號，新四軍的軍費也比原來增加了4万元。
　　葉挺的要求盡管沒有完全滿足，但總算有了收獲。
　　3月25日，出國治傷的周恩來回到延安。不久，中共中央听取了周恩來的匯報，周恩來和大家一起討論了一系列重要問題后，又踏上了前往重慶的征程，繼續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工作。
　　5月31日，周恩來到達重慶。當周恩來看到中央書記處發來的一份電報時，不顧20多天旅途的疲勞，立即去找葉挺。
　　這份電報講到：
　　蔣在西安向我們同志表示，葉挺已离開新四軍，因此新四軍問題須重新解決，有另派他人去新四軍
　　任軍長之意。
　　周立即約葉挺到重慶談話，徹底解決其在新四
　　軍工作問題，并要葉挺向蔣表示愿回新四軍工作。
　　對新四軍之其它解決辦法如另任軍長等，我們
　　表示堅決反對，并對4支隊8團不准用新四軍名義事，表示抗議，要求蔣下令糾正。
　　周在与葉談話中，應确定葉在新四軍之實際地
　　位与實際職權，以堅定其在新四軍之安心工作。
　　周恩來一到重慶，董必武和葉劍英主動向周恩來報告了葉挺的有關情況。那天，周恩來同葉劍英一起來到青年會招待所找葉挺。
　　大家一見面，周恩來一眼就看出葉挺鬢角上的白發又多了。葉挺也注視著周恩來那只因傷致殘的右臂。
　　周恩來把中央的電報給葉挺看后，耐心地勸葉挺，國民党頑固派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以后，又在醞釀新的陰謀，新四軍面臨著新的危險。在這种情況下，葉挺不能去職，不能給蔣介石以可乘之机。個人的處境再困難，也要堅持抗戰到底。
　　葉劍英也在一旁勸說。
　　葉挺深受感動，他說：我本來不想改變去職的想法，現在我改變主意了，我要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回到皖南去。個人的委屈再多，也要同新四軍共命運。
　　“應該向蔣介石表示愿意回新四軍工作，堅決反對蔣介石另派新四軍軍長。”周恩來又說。
　　葉挺微微點頭。
　　周恩來給項英打電報，要項英派一名高級干部到重慶來接葉挺。項英接到電報后，馬上派政治部主任袁國平赶往重慶。
　　在重慶，周恩來先后三次找袁國平談話。
　　第一次是周恩來個別找袁國平談話。周恩來指出，項英沒有積极執行中央關于新四軍應向北發展的方針，沒有執行中央關于對頑固派應進行“有理有利有節”斗爭的方針，在同國民党的談判中沒有堅持党的立場，這些都是錯誤的。周恩來還說：新四軍發展的主要中心是江北，第二是蘇東，第三是蘇南、皖南。新四軍必須建立蘇北、皖北根据地，其次是湖北根据地。在年內新四軍要擴軍20万人。
　　周恩來第二次找袁國平談話時，博古、葉劍英、饒漱石和葉挺都參加了。葉挺還表示了三個同意：即同意中共中央提出的發展方向，同意用各种游擊隊的名義發展武裝，同意在敵后建立民主政權并大批募款。
　　當時還決定：新四軍軍部爭取移往蘇南；今后有關新四軍問題的談判，一律在重慶由周恩來負責，不再由袁國平在上饒同顧祝同進行談判。
　　第三次談話時，饒漱石也參加了。周恩來在同他們的談話中，确定東南局仍以項英為書記，饒漱石、曾山為副書記。
　　周恩來還要求袁國平回新四軍以后要支持葉挺做好工作，幫助項英改正錯誤。
　　7月9日，葉挺离開重慶回新四軍。臨走前，周恩來同葉挺一起字斟句酌，寫了一封給蔣介石的信。這封信寫得很巧妙，既回避了辭職的字眼，又承當了“迄未完成”“旨意”的“責任”，從而使蔣介石無法阻止葉挺回新四軍工作。這也是周恩來高超的斗爭藝術的体現。現把這封信輯錄如下：

　　委座鈞鑒：
　　年來挺以愚拙無能，諸凡鈞座所付托之旨意，迄未完成。按其責任，挺實無可辭卸。乃蒙委座曲諒，感戴靡涯。倘能追隨鈞座，仍許為國效力，則挺唯有摩頂捐軀，以報万一。臨稟待命，肅叩鈞安
　　　　　　　　　　　　　　　　　　　　　　　　　　　　　　　葉　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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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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