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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次于台灣的中國第二大島——海南島的解放，給台灣當局帶來了巨大的沖擊。為了安定人心，國民党的宣傳机构竟把這一慘敗說成是“從海南島向台灣轉移兵力順利完成”。但明眼的人都清楚，對戰略和經濟利益都僅次于台灣的這個大島若能守得住，何用“轉移”？不過翻一翻國民党几十年的報紙就可知道，所謂“轉移” 從來不過是敗逃的代名詞。 然而，人民解放軍并沒有就此罷休。早在第四野戰軍積极准備攻擊海南島的同時，第三野戰軍就在積极准備渡海攻擊舟山群島，中央軍委和第三野戰軍還計划在舟山作戰成功后，再乘胜以船隊南下攻占金門（舟山位于北航線要沖，不攻下舟山北方的船隊難以南下）。 大陸失敗后，對蔣軍來說，舟山群島的戰略地位就顯得更為重要。自1949年年底，蔣介石將在金門的第19軍和台灣守軍中戰斗力最強的一個軍——第52軍（這是第一批進入東北，在遼沈戰役中唯一逃出來的一個軍）調去增援舟山。至此，舟山群島上的國民党軍已達6個軍，連同海空軍共12万人，部署的軍隊數量超過了海南島。 從1949年年末起，國民党空軍根据蔣介石提出的“攻勢防御”的要求，加緊了對大陸城市特別是港口和船只的轟炸。由台灣起飛的作戰飛机到舟山的定海机場加油后，其航程可達到華東乃至武漢一帶的各要地。國民党空軍利用定海机場作為基地，在1950年1月和2月間對我國最大的工業城市上海轟炸8次，同時又對華東沿海、長江下游各港口連續進行轟炸，以破坏大陸的國民經濟恢复，并阻撓人民解放軍向華東沿海集結船只。2月6日的“二六大轟炸” 中，國民党空軍出動17架飛机分四批輪番轟炸上海市區的電力公司、滬南和閘北水電公司，一次就炸死炸傷上海市民1400人，使上海電力喪失90％，多數工厂停產。國民党海軍還利用舟山基地封鎖長江口，運送武裝特務襲扰江浙沿海地區。因此，攻占舟山，拔去定海基地這根釘子，已成為華東軍區最重要的任務。 根据金門、登步島失利的經驗教訓，人民解放軍對舟山作戰采取了十分謹慎的態度。接到毛澤東1949年11月14日致三野的關于准備未周宁可推遲時間的指示后，第三野戰軍決定將對舟山的攻擊推遲到來年的1月或2月，11月22日華東野戰軍副司令員粟裕給中央軍委回電，分析蔣介石有可能因金門、登步兩戰斗受到鼓勵，將台灣兵力增強舟山、金門諸島。這樣雖然增加了我們攻占舟山、金門諸島的困難，但如能在這些島上盡殲蔣軍，則對將來攻台行動在政治上軍事上均屬有利。因此，粟裕要求延長攻擊舟山的准備時間。12月上旬，中央軍委、毛澤東同意栗裕的意見，并強調進一步研究海空軍配合的問題，同時還決定從新建的海空軍中抽調部分部隊配合陸軍作戰。于是，攻擊舟山的准備工作改由陸、海、空三軍一起進行。 5月1日，四野部隊解放了海南島的消息傳來，使准備渡海的部隊十分振奮，而台灣和舟山的國民党軍万分惊恐。這時，國民党軍已經了解到人民解放軍將以陸海空三軍發起舟山群島的攻擊，其打擊力量勢必大大超過海南島作戰，而國民党軍僅剩的陸軍部隊有三分之一在舟山，如再遭慘重損失守衛台灣就更困難。5月上旬，蔣介石決定從舟山撤退，并在撤退前佯稱“反攻”。5月13日撤退秘密開始，守島的國民党軍12万人分批登船，同時把島上2万多名青年男女強行拉上船運往台灣，并炸毀了島上的重要設施，連花費了4000万銀元修筑的定海机場也在一陣陣爆破的巨響中被徹底破坏。 早在1949年5月下旬，毛澤東就責成華東野戰軍副司令員粟裕組織三野部隊進行攻台准備，因當時上海戰役剛剛結束，華東許多地區還未解放，已占地區又需要分兵剿匪，所以只能抽出野戰軍主力第9兵團的4個軍部隊進行攻台的訓練，并兼任上海地區警備。 金門和登步失利后，華東野戰軍首長對渡海作戰艱巨性的認識不斷提高，台灣戰役的計划也一再被修改。 1949年秋天制定的台灣戰役計划是投入8個軍的兵力，其中以第9兵團的4個軍（第20、第23、第26、第27軍）為第一梯隊。1949年末華東野戰軍首長經研究決定增加投入戰役的兵力，三野部隊除擔任剿匪和地方警備任務外，主力12個軍全部參加攻台。中央軍委馬上同意了這一意見。當時，因為美國公開表現出和台灣國民党當局拉開距离的政策，所以一般估計攻台時美軍不會介入。栗裕副司令員在《華東軍區一九五零年政治工作指示》中曾解釋說： 直接參戰在政策上、軍事上都是對美帝不利的，所以美帝只能間接參戰，如動員日本的“志愿兵”去幫助蔣匪。 基于這种估計，華東野戰軍在研究台灣戰役的計划時，曾設想了同日本援蔣軍人作戰的可能性，并有信心消滅這些“志愿兵”。根据當時的國際國內形勢，中央軍委認為應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完成台灣戰役的准備，早日完成解放全中國的任務，以實現祖國統一。 為爭取盡可能先在沿海島嶼殲滅國民党軍主力，人民解放軍在准備對舟山、海南島和金門實施攻擊時，都強調要集中优勢兵力，确保登陸后能夠有把握打殲滅戰。經中央軍委同意，在第四野戰軍攻擊海南島的同時，華東野戰軍決定調集第7、第9兵團共6個軍（第20、第21、第22、第23、第26、第27軍）20万人發起舟山戰役；并調第24、第25、第32軍入閩，接替第10兵團（轄第28、第29、第31軍）的剿匪及修筑道路、机場等任務，以騰出該兵團用以攻占金門。 華東野戰軍還准備將對舟山、金門的攻擊作為攻台的實戰演習。 為了更細致地籌划台灣戰役的具体事宜…1950年3月11日新任海軍司令員的肖勁光同粟裕會商了攻台的准備工作。中央軍委同意華野領導和海軍會商的意見，設想投入50万部隊用于渡海攻台，分兩次運送。 當時作出這一設想，是對東南沿海國共雙方軍事力量進行對比分析后作出的估算。國民党陸海空軍總共還有50多万軍隊，其中在舟山、金門和海南島的部隊隨時又有撤回台灣集中力量防御的可能，再加上少量日本“志愿”人員的協助，還有一定的戰斗力。解放軍進行的又是背水的登陸作戰，按照一般的登陸作戰規律，第一批登陸部隊要有能突破防線并向縱深發展的充裕力量，而最忌“添油”式的逐次增兵。所以預定第一梯隊要有足夠的兵力，再待第二梯隊上岸，總兵力至少應和台灣守軍大致相當。當時人民解放軍各部隊的戰斗力明顯高于同等數量的國民党軍，有50万部隊登陸就可以确保在短期內不間斷地發展胜利，以占領全島。根据這一設想，華東野戰軍准備在舟山戰役結束后，以第7、第9兵團擔任攻台的第一梯隊，第10兵團和入閔的另外3個軍擔任第二梯隊。這祥，華東野戰軍的12個軍部隊連同后勤支援人員，投入台灣戰役的總兵力將達50万人。在大陸內地，第四野戰軍以第13兵團（轄第38、第39、第40軍）擔任全軍的戰略預備隊，西北野戰軍抽出第19兵團（原華北第2兵團，轄第63、第64、第65軍），作為中央軍委可以隨時調動的机動力量。 當時，要實現這一登陸作戰的設想，最大的困難來自兩個方面：一是缺乏渡海船只，二是海空軍掩護問題還有待解決。 解決渡海船只問題，在建國初期的條件下是一大難題。要運送50万部隊渡海，連同裝備、糧彈、飲水、燃料、馬匹、車輛等，所需船只甚多。 根据金門作戰的經驗，第二梯隊不能依賴第一梯隊的船只返航接運，而必須自備船只。因此，中央軍委估計需籌集几十万吨位的船只。台灣海陝海寬浪大，漁民的小帆船難以航渡，需用輪船或較大的机帆船。近代中國海運一直不發達，沿海地區机器動力的船只很少，國民党軍從大陸撤退時又將大多數輪船帶走或加以破坏，所以要靠從沿海現有的船只中籌集几十万吨位的机動船是辦不到的。 解決海空掩護問題，也是保證渡海攻台成功所必不可少的前提，而人民解放軍當時确實不具備這种條件。台灣距大陸最近距离也在8O海里以上，平均距离則有100多海里，解放軍對金門、海南島發起進攻時，航渡距离只有5－15海里，以帆船航行几小時即可到達，完全可以在一夜間起航并完成登陸，從而能大大減少國民党空軍的攻擊和海軍攔截的威脅，向台灣航渡則完全不具備這种夜航登陸的條件。解放軍當時擁有的艦船時速大多只有七、八海里，向台灣航渡需要一天一夜時間，龐大的船隊一旦沒有夜幕遮蔽，在完全暴露的海面上必然會遭到國民党海空軍的全力攔截攻擊，沒有海空軍掩護的船隊將會遭到极慘重的損失，根本不可能達成登陸成功的目的。因此有了渡海的船只后，還必須建成一支能夠較敵方具有优勢的海空軍，才能保證台灣戰役這种規模的渡海作戰的胜利。 中央軍委在籌划台灣戰役時，鑒于上述的這兩個主要困難，決定在不影響恢复國民經濟的前提下，籌集財力物力修造船只，并盡快建設海空軍。但是在當時中國工業基礎极為薄弱、技術設備极其落后的條件下，籌集修造大量船只和建設海空軍都非短期所能完成。 沿海地區解放后，人民海軍征集到可用的商船、漁船僅有169艘，總吨位6．48万吨。解放初期我國沿海的造船工業一般只能制造內河小船，修船能力也十分有限。當時國民党空軍又以沿海的造船厂和較大的船只為主要轟炸目標，如1950年1月25日對江南造船厂一次轟炸，就炸毀炸傷“常州”號、“万壽花”號等26艘艦船，嚴重影響了修造船的進度，鑒于這种情況。 中共中央在加強對港口上空防護的同時，要求沿海地區各造船厂抓緊修复被破坏的輪船，并大量赶造投資少、工期短并有一定抗風浪能力的机帆船。此外，中共中央利用英國已承認新中國，想建立關系的有利條件，在香港購買到舊船48艘，總吨位2．54万吨，并向英商繼續洽商購買。不過既便如此，至少還需要相當一段時間才能達到籌集几十万吨位船只的數量要求。 1950年6月6日至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七屆三中全會。會上，華東軍區副司令員粟裕匯報了解放台灣的各項准備工作。栗裕請求由中央軍委直接組織指揮台灣戰役，毛澤東則決定這一戰役仍由栗裕指揮。中央軍委、毛澤東作出這一決定，是由于粟裕在解放戰爭的多數時間里實際擔負了華東戰場的主要指揮責任，1948年陳毅調任中原軍區第一副司令員后粟裕還擔任了華東野戰軍代司令員，在華東解放戰爭中顯示出高超的指揮才能。台灣戰役由粟裕擔任指揮員，在當時是最合适的人選。 1950年春夏之交，是台灣國民党當局最為恐慌的日子。自海南島被攻占、舟山撤守后，許多人預感到下一個目標就是台灣。當時相當數量的“党國要員”對守台灣根本喪失了希望，而爭相逃往海外。蔣介石在大陸的兩個最有力的經濟支柱都遠飛而去——孔祥熙去南美洲經營橡膠園，宋子文去美國當了寓公。在國民党內位居第二的李宗仁更是在美國稱病不歸。蔣介石嫡系的軍事將領也有相當大的一部分自奔海外或寓居香港，其中特別有趣的是原徐州“剿總” 司令官劉峙竟不顧自己的上將之尊，跑到印度尼西亞當了一個華僑中學的教員。 然而，危殆中的台灣，出乎蔣介石的意料降臨了轉机。這轉机到來的如此及時，真使蔣介石惊喜交集。 1950年6月25日，蔣介石正在吃早飯，負責給蔣介石遞送情報的蔣經國，送來一份簡報，所獲情報零星混亂，只知朝鮮南北發生戰爭。直到深夜10點，始接到國民党台灣政府駐南朝鮮大使邵毓麟的首次報告，才了解大致的戰況。 令蔣介石望眼欲穿的第三次世界大戰，似乎終露端倪。他對朝鮮戰爭的反應，大致与邵毓麟在報告中的分析不謀而合。邵說： 韓戰對于台灣，更是只有百利而無一弊，我們面臨的中共軍事威脅以及友邦美國遺棄我國，与承認匪偽的外交危机，已因韓戰爆發而局勢大變，露出一線轉机，中韓休戚与共，今后韓戰發展如果有利南韓，亦必有利我國，如果韓戰演成美俄世界大戰，不僅南北韓必然統一，我們還可能由鴨綠江，由東北而重返中國大陸。如果韓戰進展不順而不利南韓，也勢必因此而提高美國及自由國家的警覺，加緊援韓決不致任令國際共党渡海進攻台灣了。 果不出所料，韓戰一發生，美國立即派第7艦隊協防台灣，台灣因此而喘了一口气。對于美國公然武裝入侵我國領土台灣，直接干涉中國內戰的行動，中國人民表示了极大的憤慨。1950年6月28日，毛澤東主席發出號召，提出：“全國和全世界的人民團結起來，進行充分的准備，打敗美帝國主義的任何挑釁。”隨后，全國開展了“反對美國侵略台灣、朝鮮運動”，這一運動不久以后發展為抗美援朝運動。 美國出兵台灣，使新中國面臨的軍事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6月3O日，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向海軍司令員肖勁光傳達了中央新的戰略方針：“形勢的變化給我們打台灣增添了麻煩，因為有美國在台灣擋著”。“現在我國的態度是，譴責美帝侵略台灣，干涉中國的內政。我們軍隊的打算是：陸軍繼續复員，加強海、空軍建設，打台灣的時間往后推延。” 自美國出兵朝鮮和台灣后，新中國在東北和台灣海峽兩個方向都受到嚴重的軍事威脅，而當時的東北是中國的工業中心，戰略地位更為重要，所以中共中央在軍事上的注重點自然轉到東北邊防問題上。7月上旬，中央軍委決定組建東北邊防軍。7月13日，中央軍委任命粟裕、肖勁光為東北邊防軍的正、副司令員，鄧華為第13兵團司令員（當時准備將東北邊防軍建成一個下轄几個兵團的大單位）。盡管粟裕、肖勁光二人因故都未到職，但是中央軍委決定這兩位原定的台灣戰役的主要指揮員到東北邊防軍任職，這本身就說明了中央軍委戰略重點的轉移。 在推延攻台計划的同時，中央軍委對于是否攻擊金門等沿海島嶼的問題還一時未最后決定。6月下旬至7月下旬，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軍華東軍區部隊對美國介入台灣海峽的程度采取密切注視的態度，攻金准備工作一時還未停止，原定入閩配合第10兵團進攻金門的第24軍、第25軍和炮3師繼續按原部署于7月間入閩。7月上旬，人民解放軍華東海軍協同陸軍攻占了浙江東北部海域的部分島嶼，7月12日解放軍華東海軍又突襲了浙東的披山列島。7月下旬，福建軍區發現金門守軍有撤退跡象，于是派遣1個營渡海對大擔島進行武裝偵察（因遇7級大風偵察失敗）。在7月下旬以前，美軍的軍艦只是在台灣海峽中巡邏，還未直接支援華東沿海島嶼上的國民党守軍，這些島上的國民党軍仍准備撤逃台灣。胡璉在1976年8月在台灣發表的《金門舊憶》中也公開承認說： 七月中旬我軍曾有放棄金門的計划。后經東京美軍當局的勸告“与共党斗爭，寸土不讓”，我乃仍堅守不放。正當決定撤守并准備實施時，7月23日，國防部忽派專員送命令來——仍然准備在金門作戰。 7月13日遠東美軍司令麥克阿瑟率16名高級官員組成的代表團抵達台灣，次日和蔣介石簽訂了“保衛協定”；8月4日，美國空軍第13航空隊司令抵達台灣，并成立台灣前進指揮所。 由于美軍的直接干涉，國民党軍停止從金門撤軍，并又進占了剛剛放棄的浙東部分島嶼。 考慮到美軍介入台灣海峽后的形勢，8月11日中央軍委致電華東軍區司令員陳毅，同意陳毅的意見并指示：台灣決定1951年不打，待1952年看情況再作決定。金門可決定在1951年4月以前不打，4月以*蟠𥐰蒓俅頡Ｋ婧螅𦲁*民解放軍停止了攻擊金門和沿海其它島嶼。當時，美國擁有的世界上最強大的海空軍，麥克阿瑟又預料人民解放軍會在台灣海峽進攻，在那里做了充分的准備。据美國軍方后來公布的材料說，“麥兌阿瑟特別關心福摩薩台灣問題。他發誓說，如果赤色中國愚蠢地去進攻那個島嶼，他將火速赶去指揮。”麥克阿瑟甚至說：“我每個夜晚都祈禱赤色中國能這樣做——我常常是跪下來在那里祈禱。”在這种情況下，人民解放軍再實行渡海作戰顯然是以我短擊敵之長，而選擇陸地戰場同美國侵略者進行較量，則能充分發揮我軍的优勢。 1950年10月1日，是新中國成立一周年的紀念日。在北京的街頭巷尾，到處是一片歡樂的節日气氛，一派和平的景象。 然而，共和國主席毛澤東，卻在這喜慶的日子里，收到一份不大合宜的“禮物”——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金日成首相和朴憲永外務相打來的加急電報。內容大意是：毛澤東同志： ……自9月中旬美軍在仁川登陸以來，對我們已造成了很不利的情況。 敵人利用約千架的各种飛机，不分晝夜地轟炸我們的前方与后方，我們兵力和物資方面的損失是非常嚴重的。 敵人登陸部隊与南線部隊已經連接在一起，切斷了我們的南北部隊，如果敵人繼續進攻三八線以北地區，只靠我們自己的力量是難以克服此危机的。 因此，我們不得不請求您給予我們以特別的援助，及在敵人進攻三八線以北地區的情況下，急盼中國人民解放軍直接出動援助我軍作戰。 北京的國慶焰火尚未熄滅，歡樂的人群還議廳，毛澤東主席在緊張嚴肅的气氛中開始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討論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面臨的嚴重局勢。 是日夜間，南朝鮮陸軍第3師開始越過“三八線”向朝鮮北部進犯。10月2日清晨，麥克阿瑟又根据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決定下達了“聯合國軍”第2號作戰命令，命令正在“三八線”南側集結待命的“聯合國軍”部隊立即從陸地和海上同時越過“三八線”向北進攻。于是，在“三八線”兩側，展開了一場激烈的攻防戰斗。但是，朝鮮人民軍因火力、人力大大遜于“聯合國軍”而陷入劣勢，被迫向北撒退，頃刻之間，裝備有大量飛机大炮和坦克的“聯合國軍”猖狂北犯，將侵略戰火迅速燒向中朝邊境。 鑒于這种嚴重局勢，毛澤東主席左思右想之后，于10月2日凌晨2時，給高崗、鄧華發出緊急電報稱：“（1）請高崗同志接電后即行動身來京開會；（2）請鄧華同志令邊防軍提前結束准備工作，隨時待命出動；（3）請鄧華將准備情況及是否可以立即出動即行電告。” 10月2日午后，高崗匆匆飛抵北京，他早已預測到，毛澤東此次緊急召他進京，無疑是出兵援朝問題，所以他內心已定：這次無論如何再也不能強調邊防軍准備不充分了。下午3時左右，毛、朱、劉、周、高及代總長聶榮臻等在頤年堂開會。毛澤東一開始就拿出一份電報對高崗說：“這是金日成來的急電，我們都看了，給你看看。”稍后，毛澤東說：“朝鮮的形勢已如此嚴重，現在不是出兵不出兵的問題，而是馬上就要出兵，早一天和晚一天出兵對整個戰局极為重要。 今天先討論兩個迫切的問題，一是出兵時間，二是誰來挂帥。”高崗首先插問：“挂帥人選不是已決定林總嗎？”毛澤東略顯急躁地答复說：“挂帥人選原先考慮派粟裕同志，但粟裕确實有病，正在青島休養，前些日子他托羅瑞卿給我帶來的信中談到病情仍很重，我回信就勸他安心休養吧。后來由于美軍和其他幫凶國家的軍隊大批進入南朝鮮，飛机、坦克大量增加，形勢越來越嚴重，我們認為出兵援朝已不是几個軍就能夠解決問題的，可能各個野戰軍將來都要參加援朝作戰。根据這一變化，常委几個同志又考慮派林彪同志來挂帥，誰知林彪認為我們國內戰爭剛剛結束，各方面都未就緒，他強調美國是最大的工業強國，軍隊裝備高度現代化，1個軍就有各种火炮1500門，而我們1個軍只有36門。美軍有強大的空軍和海軍艦艇，而我們海、空軍才剛剛開始組建。我軍入朝作戰既無空軍掩護，又無海軍支援，他認為在敵我裝備极為懸殊的情況下，如若貿然出兵，必然是“引火燒身”。其嚴重后果不堪設想。” 毛澤東吸了几口煙后接著說：“前些日子我找林彪談了一次話，說明我們為什么冒險出兵，不出兵將來會有什么結果，出兵有哪些有利條件，對美帝國主義應該采取什么對策，可是林彪表示說他每晚失眠，身体虛弱多病，怕風、怕光、怕聲音，哎呀呀，他有這“三怕”怎么率兵打仗呢！” 實際上鑒于朝鮮戰爭發展變化的實際形勢，使中國派兵援朝的必要性緊迫性越來越突出，中國援朝志愿軍的挂帥人選問題對毛澤東的困扰也就越來越大。經過兩晝夜的反复思考后，他考慮到了彭德怀。 10月的北京，几場秋雨過后，路旁的楊柳，雖枝葉茂盛，但已略顯枯黃。4日下午4時10分，一輛汽車由西郊机場飛速地直奔西直門大街，大街上熙熙攘攘，一派節日的和平景象。舊式的有軌電車，叮叮當當地穿來穿去忙個不停。 彭德怀從車內注視著街道兩旁的机關、學校門樓上的大幅標語：“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周年。”他感慨地說：“咱們的新中國已經滿一周歲了。新中國的誕生真不容易呀！這千千万万的生命換來的！這是我們党奮斗了几十年才取得的成果。”听了彭德怀的話，中央辦公廳警衛處處長李樹槐也說：“是呀！去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向全世界庄嚴宣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當時天安門廣場人山人海熱烈沸騰，中央和各大區的領導人差不多都來到北京參加開國大典了，可惜你沒有親眼看到當時歡樂的場面。” 彭德怀若有所思他說：“去年新中國成立時，我正在甘肅武威指揮部隊進軍新疆哩！不是不想來，而是前線离不開呀！” 汽車通過具有民族風格的西四牌樓，很快就進入中南海的西門，然后汽車停在“丰澤園” 門前，彭德怀急忙下車，隨李樹槐向后院的頤年堂走去。 當他來到頤年堂前時，周恩來總理首先迎來与彭德怀握手。周恩來解釋說：“彭總，會議下午三點就已經開始了，來不及等你，因為政治局會議定得很倉促，昨天就准備派飛机去接你，可是天气不好，只好推遲到今天。搞得你很緊張吧？吃過午飯了嗎？”“吃過了。”彭德怀一邊回答一邊隨周恩來進入會議廳。 毛澤東主席和政治局委員們見彭德怀赶來參加會議，都站起來和他握手。 毛澤東發話道：“老彭，辛苦了，你來得正好！美帝國主義軍隊已越過三八線了，現在政治局正在討論我國准備出兵援朝的有關問題，大家正在發表意見，請你也准備談談你的觀點。” 彭德怀坐定之后，猛然發現會議气氛很嚴肅，包括和他同舟共濟，在戎馬生涯中度過了几十年的朱總司令見了他也沒說几句話，有的同志更是只握手不說話，使他立刻感到這是一次不尋常的政治局會議。由于他來京前，滿腦子里裝的是如何建設開發大西北的經濟問題，對中央召開這祥的緊急會議，思想上并無准備，所以他只好側耳靜听。從几個同志的發言中，他才知道對出兵支援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有些不同意見，有的主張不出兵，有的主張暫不出兵，共同的理由是：（1）我國經過了几十年戰爭的摧殘，戰爭創傷急待恢复，而財政又十分困難；（2）國內還有部分邊遠地區和沿海島嶼尚未解放，約有100万國民党殘余部隊和土匪尚急待肅清；（3）廣大的新解放區尚未進行土地改革，新建的政權也還不鞏固；（4）我軍的武器裝備遠遠落后于美軍的裝備，更無制空權和制海權；（5）由于長期戰爭的艱苦生活，有些干部和戰士產生了和平厭戰思想情緒，等等。多加會議的大多數同志認為目前我國的情況是困難重重，出兵問題應慎重從事，聶榮臻元帥后來在回憶這次會議的情況時寫道：“總之，不到万不得已的時候，最好不打這一仗。” 毛澤東听完与會者的討論后，對我國是否應該出兵援朝問題，在會議最后講了以下一段話：“你們說的都有理由，但是別人處于國家危急時刻，我們站在旁邊看，不論怎么說，心里也難過。”因為彭德怀是在會議開了兩小時后才赶到會場，還不了解會議進行的全部情況，對這事關國家命運的大事，他也就沒有輕易發言表態。 第二天上午9時左右，鄧小平受毛澤東委托來到彭德怀下榻的北京飯店。他和彭德怀兩人在房間交談約1小時后，即同車去中南海。因為在昨天下午政治局的會議上，彭德怀未曾發言，毛澤東不知道他對出兵援朝是什么態度，而且常委已決定派彭德怀率軍入朝，因此想親自听听他的意見和看看他是什么態度，所以特派鄧小平接他來中南海個別交換意見。當彭德怀來到毛澤東的辦公室，兩人在沙發上坐下后，毛澤東點起一支煙用力吸了一口說：“老彭，据朝鮮來的情況，美軍和南朝鮮軍隊正大批越過‘三八線’，因此政治局今天下午還要繼續開會，在昨天的會議上，你沒來得及發言，可你都听到了吧，大家擺了很多困難，當然，我們現在确實存在一些困難，有些是嚴重困難，但是怎樣戰胜困難，克服困難，我們還有哪些有利條件？不知道你彭老總是怎么考慮的！” 彭德怀喝了一口茶，望了望毛澤東疲困的眼神。直言坦率地說：“主席，昨天晚上我几乎沒有睡覺。我把你講的四句話，反复思考了几十遍，我体會到這是一個國際主義和愛國主義相結合的問題。如果我們只強調困難的一面，不同美軍正向鴨綠江進犯的危急后果聯系起來考慮，不僅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難保，就連我國東北邊防也直接受到威脅。出兵有利還是不利？經過反复考慮后，我擁護毛主席出兵援朝的英明決策。” 毛澤東听著彭德怀的話一邊贊同地頻頻點頭，一邊興奮他說：“嗯，好哇！還是你彭老總有戰略遠見，看來你是百分之百地支持我的意見羅！”然后毛澤東又仰躺在沙發上高聲說：“我們有些同志，只看眼前，看不到將來，更有人被美國的飛机、大炮嚇破了膽！我們過去經歷了几十年的戰爭，不都是以劣勢裝備戰胜了优勢裝備的敵人嗎？”毛澤東的話音越來越高，他的話，顯然是有針對性的。 兩人又沉默了一會儿后，彭德怀將話題接過來繼續說：“我們确有時多困難，大家擺的情況也是事實，但是，敵人也有困難，他們兵力不足，補給線長，從美國本土离朝鮮大約5000多海里，我們應全面觀察問題。但如果讓敵人占領了全部朝鮮半島，這對我國威脅很大。過去日本人進攻中國就是以朝鮮為跳板，首先進攻我國東三省，然后又以東三省為跳板，大舉向關內進攻的，這段歷史教訓不能忽視。這次我們的作戰對象，雖然是在武器裝備方面占絕對优勢的美國侵略軍，我們既不能輕視敵人，但也不能過低估計自己。1947年胡宗南進攻延安，他的兵力是24万人，有空軍支援，武器裝備几乎都是美式的，比我軍裝備不知要好多少倍。我軍只有25000人，只占敵軍的十分之一，武器落后，每枝槍平均不過几十發子彈。陝甘宁邊區地瘠民貧，人口才100多万，為什么我們能打敗了胡宗南？一是我們是正義戰爭，是自衛戰爭；二是邊區群眾的大力支援；三是靠靈活机動的戰略戰術。現在我們已取得了全國政權，有几百万軍隊，有全國人民的支援，我們有對付优勢裝備敵人的經驗，只要我們在戰略戰術上不犯重大的錯誤，我們就有信心打敗美國侵略軍。” 毛澤東聚精會神地听完彭德怀敘述的觀點后高興地用手捶了一下沙發大聲說：“你分析得對嘍！看來我們是想到一起了。現在美軍、英軍和南朝鮮軍隊正越過‘三八線’向平壤接近，麥克阿瑟已向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發出最后通牒，朝鮮已處于危急時刻，金日成同志要求我國盡快派兵支援朝鮮人民軍作戰，當前出兵援朝已是關鍵時刻，如讓敵人前進到鴨綠江邊，其后果不堪設想啊！” 彭德怀同意地說：“主席分析得很對，我們現在就是要和敵人搶時間，不能再舉棋不定了。”話題至此毛澤東一面吸煙，一面側過身來對彭德怀微笑說：“老彭，你看，帶兵去支援朝鮮人民軍作戰，這樣艱巨的任務，派誰挂帥合适呢？” 彭德怀急問：“我听說中央不是早已決定派林彪同志去嗎？” 毛澤東即刻緊鎖雙眉兩眼一閉，若有所思地歎了一口气：“是啊，前些天我和恩來、少奇、朱老總商量的一致意見是派林彪去，因為他在整個解放戰爭時期是東北地區的領導人，是東北第4野戰軍的司令員，現在集結在南滿的4個軍都是原東北地區的部隊，一旦打起仗來，首先也要靠東北地區支援。我國長白山地區的地形特點，民情風俗和朝鮮北部的情形大体相似，從各方面考慮，派他去率軍援朝，是很合适的。 可是7我前些天去征求他的意見時，他精神有些緊張，強調身体不好。每晚失眠，怕光、怕風、怕聲音，硬是不接受任務。” 毛澤東吸了一口煙繼續說：“現在很明顯，這場戰火很快就會燒到我國的大門口，情況危急喲！我們必須當机立斷，馬上出兵。既然林彪說他有病不能去，常委几個同志商量的意見，這副重擔，還是請你彭老總來挑，這是一場比保衛延安更艱苦复雜的戰爭，不知你的身体情況怎樣？你可能思想上還沒有這個准備吧，你考慮有什么困難？” 說到這里，毛澤東兩眼注視著彭德怀。此時，屋里呈現短暫的沉寂。片刻之后，彭德怀面對毛澤東，兩道濃眉一揚，剛毅果斷地說：“主席，我這個人的脾气你很了解，我服從中央的決定！”“還是你老彭在中央為難之時，堅決支持和服從中央的決定，這我可就放心了。現在美國已大批向北冒進，我們不能再等待，要盡快出兵，今天下午政治局繼續開會，請你說說你對出兵援朝的意見，擺擺你的觀點。”深為感動的毛澤東略帶感歎他講。 10月5日下午，中央政治局繼續在頤年堂開會，對是否出兵援朝問題再次進行討論。在發言中，仍有兩种觀點，即強調國內困難很多，主張不出兵或暫不出兵，彭德怀對出兵援朝問題早經過反复考慮，遂胸有成竹他講了自己的觀點，即：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爛了，最多就等于解放戰爭晚胜利几年就是了。如讓美軍擺在鴨綠江岸和台灣，它要發動侵略戰爭，隨時都可以找到借口。如等美國占領了朝鮮半島，將來的問題更复雜，所以遲打不如早打，這樣對國內外的反動气焰和親美派也是個沉重打擊。 在彭德怀發言后，毛澤東顯然心中早已有數，他向會場環視一周后，用手敲打著桌面說：“我們國內當前存在著一些困難，這是事實，但我認為今天老彭的發言是一針見血，很有說服力。現在是美國人逼著我們打這一仗的，猶豫退縮、擔惊害怕都沒有用，這些心理和情緒正是敵人所希望的。現在我們只有一條路，就是在敵人進占平壤之前，不管冒多大風險，有多大困難，必須立刻出兵朝鮮。關于由誰挂帥的問題，既然林彪說他有病已前往蘇聯養病，我提議由彭德怀同志率領志愿軍人朝，協助朝鮮人民軍抗擊敵人。至于志愿軍入朝具体部署和細節，會后我們再和彭德怀同志研究。” 在毛澤東發言之后，會場上嚴肅緊張的气氛頓時活躍起來，大家都以尊敬的目光投向彭德怀，一致同意由彭德怀挂帥率軍援助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對此，彭德怀沒強調任何困難，立即站起來表示：“我還是那句老話，服從中央的決定。” 10月6日上午，彭德怀又參加了由中央軍委周恩來副主席主持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這次會議就志愿軍入朝方案，更換武器裝備，后勤供應辦法和抽調干部組建彭德怀指揮所等問題進行了討論，并作出了有關決定。會議還決定，議定的各項工作均由代總參謀長聶榮臻負責籌辦。 緊張的抗美援朝臨戰准備工作，是在絕對保密的情況下進行的。朝鮮戰場日益嚴重的局勢，使彭德怀不能在北京久留。 10月7日吃過早飯后，他指示秘書把從西安帶來的全部文件，清理登記后，馬上移交給中央辦公廳保密室保存。然后准備出發。當天，彭德怀到中南海毛澤東住處，和高崗一起共同研究志愿軍出國第一步作戰方案和后勤供應問題，關于彭德怀指揮所設立的位置，毛澤東的意見，為保證安全，免遭敵机轟炸可設在鴨綠江北岸一個隱蔽位置。但彭德怀不同意，彭主張過江入朝与金日成在一起，以便協調兩軍統一指揮作戰。 關于志愿軍出國作戰前后的宣傳報道問題，彭德怀向毛澤東提議：“在戰斗打響之前，應絕對保密。打響之后，新華社在報道和廣播方面也應注意分寸。要設法轉移敵人的視線，使其產生判斷上的錯覺，以便我軍各路部隊迅速隱蔽過江投入戰斗，取得戰斗的主動權和有利戰机，力爭初戰的胜利，以提高士气，穩定人心，扭轉被動局面。” 千斤的重擔，緊張的工作，使彭德怀廢寢忘食地忙碌了一天，直到晚上才赶回飯店。因為次日就要离京，他首先進屋看了這兩天接來和他短暫團聚的侄儿侄女們，此刻他意識到，這次离別后，何時再見很難預測，遂把他給孩子們買的衣物分給每個人，然后語重心長他說：“伯伯明天就出發執行任務去了，你們要好好學習，不要想家，要經常給媽媽寫信，把你們在北京的情況告訴媽媽。”幼小天真的孩子們立刻反問：“伯伯，你明天到哪里去？還是回西安嗎？”彭德怀拍拍孩子們的肩膀笑道：“等你們長大了就會知道的，你們現在的任務就是好好學習。”接著他叫來秘書吩咐說：“你和小郭把我們需要帶的東西今夜准備好，明晨出發。” 10月8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以特急電報發布命令，內容如下： 1．為了援助朝鮮人民解放戰爭，反對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們的進攻，藉以保衛朝鮮人民、中國人民及東方各國人民的利益，將東北邊防軍改為中國人民志愿軍，迅即向朝鮮境內出動，協同朝鮮同志向侵略者作戰并爭取光榮的胜利； 2．中國人民志愿軍轄13兵團及所屬38軍、39軍、40軍、42軍及邊防炮兵司令部所屬之炮兵1師、2師、8師，上述各部須立即准備完畢，待命出動； 3．任命彭德怀同志為中國人民志愿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 4．中國人民志愿軍以東北行政區為總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和供應事宜以及有關援助朝鮮同志的事務，統由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高崗同志調度指揮并負責保證之； 5．我中國人民志愿軍進入朝鮮境內必須對朝鮮人民、朝鮮人民軍、朝鮮民主政府、朝鮮勞動党及朝鮮人民的領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愛和尊重，嚴格遵守軍事紀律和政治紀律，這是保證完成軍事任務的一個极重要的政治基礎； 6．必須深刻地估計到各种可能遇到和必然會遇到的困難情況并准備用高度的熱情、勇气、細心和吃苦耐勞的精神去克服這些困難，只要同志們堅決勇敢、善于團結當地人民，善于和侵略者作戰，最后胜利就是我們的。 同一天，毛澤東還親自起草了發給我國駐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大使倪志亮轉金日成同志的特急電報，電文如下： 1．根据目前形勢，我們決定派遣志愿軍到朝鮮境內，幫助你們反對侵略者： 2．彭德憂同志為中國人民志愿軍的司令員兼政治委員； 3。中國人民志愿軍的后方勤備工作及其它在滿洲境內有關援助朝鮮的工作，由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高崗同志負責； 4．請你即派朴一禹同志（內務相）到沈陽与彭德怀、高崗二同志會商与中國人民志愿軍進入朝鮮境內作戰有關的諸項問題。彭、高二同志由北京去沈陽。 1O月8日晚上，當倪志亮大使和參贊柴軍武將此電報面交金日成首相時，他高興得兩手一拍說：“太好了！”他立刻用手分別拉著倪、柴兩人的手進入會客廳，隨手拿出几瓶酒請倪、柴一起喝酒言談。其間他一再對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和中國人民的大力支援表示深深的感謝，并稱贊中朝兩國人民的戰斗友誼將永垂青史。 關于出兵援朝問題，本來中蘇雙方早已商定：地面兵力由中國負責。空軍掩護支援由蘇聯負責。因此當中共中央于10月2日決定出兵援朝后，毛澤東于當日深夜即將決定電告斯大林，以便蘇聯空軍作出准備。但是當8日晚周恩來飛抵莫斯科后，被告知斯大林正在蘇聯南方黑海之濱克里米亞附近的阿布哈季亞別墅休假，9日上午周恩來和翻譯師哲在蘇聯元帥布爾加宁的陪同下，乘蘇聯政府專机飛抵克里米亞，然后乘汽車前往克里米亞以東的阿布哈季亞，當晚7時与斯大林開始會談。蘇方參加會談的有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貝利亞、米高揚、布爾加宁和莫洛托夫。會談主要協商在中國志愿軍入朝時，蘇聯能出動多少戰斗机和轟炸飛机支援中國援朝志愿軍，并由誰擔任指揮，以及中國地面部隊更換蘇聯武器裝備等問題。 出乎預料的是斯大林根据朝鮮戰爭10月2日以后的事態發展，判斷美國已不惜代价和風險，決心向鴨綠江邊中蘇邊境進攻。他擔心如蘇聯空軍在中、蘇、朝邊境与美國飛机和地面部隊作戰，可能會引起蘇美之間的直接軍事沖突，有誘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危險。所以，在出動空軍支援中國志愿軍作戰的立場上猶豫后退了。 斯大林在与周恩來的談判中，明确表示，蘇聯可以先給中國20個師的武器裝備并盡快運到滿洲里，但是蘇聯空軍目前尚未准備好，暫時無法出動。其實，空軍和陸軍不同，飛机調動轉場不過三兩天就可准備完畢，而當時還有10天准備時間，完全可以作好一切准備工作。斯大林的態度，不過是猶豫推委之意。 中蘇這次高級會談直到次日凌晨5時才結束，中方代表周恩來對這一突然變化大吃一惊，立刻感到事關全局，于是他在蘇外長莫洛托夫陪同下，赶緊于10月10日飛回莫斯科，在中國大使館將蘇聯空軍暫時不能出動的情況迅速電告毛澤東。 毛澤東10月10日下午收到周恩來的電報未曾料到的突然情況立即使他陷入焦慮之中，是馬上出兵還是暫緩出兵呢？當夜他又突然收到彭德怀自安東發來的准備11日晨入朝与金日成會談的電報，這兩份電報使他翻來覆去更感決心難定。經与代總長聶榮臻商談后，他決定立即給彭德怀發電，通知彭明天先不要入朝而是和高崗一起迅速回京開會。 這時已是深夜，聶榮臻考慮万一明晨以前彭德怀收不到電報，彭就將入朝會見金日成，于是聶榮臻于11日晨1時左右赶到總參謀部作戰室給彭德怀打電話： 你來電已收到，原定方案有變化！ 有變化！主席請你和高崗明天迅速回京，中央有要事討論。” 10月11日下午，彭德怀奉命帶了指揮所負責人成普由安東乘火車于深夜抵沈陽。12日，彭德怀在沈陽和高崗召集東北局和東北軍區的領導緊急開會，針對他在安東調查到的部隊存在的困難，特別是后勤供應問題研究了一些緊急措施和解決辦法。當晚8時，彭、高又接到毛澤東急電： （1）10月9日命令暫不實行，13兵團各部仍就地進行訓練不要出動。 （2〕請高崗、德怀二同志，明日來京一談。 13日早飯后，高崗、彭德怀即乘專机由沈陽飛回北京，由聶榮臻代總長在北京飯店迎接，聶說：“下午要召開政治局會議，對出兵問題再次討論。” 在彭德怀与高崗奉命回北京之前，以美軍為首的“聯合國軍”已全部越過“三八線”，并已作好大舉進攻平壤的准備。10月9日麥克阿瑟以威逼口吻向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領導人發出最后通牒： 最后一次要求你和你指揮下的軍隊，立即放下武器并停止作戰。 10月10日下午4時，印度駐中國大使潘尼迦又到我國外交部轉交了英國外交大臣貝文致我國外交部部長周恩來的電報，稱：“如果北朝鮮不愿放下武器，那么‘聯合國軍’統帥將無他途可循。”面對敵人大軍壓境威脅恫嚇的情況，金日成首相于10月10日緊急召見我國駐朝鮮臨時代辦柴軍武同志，明确表示：“我們決不會放下武器，決不會投降，我們要抵抗到底。” 11日金日成首相以誓死保衛祖國的決心向朝鮮全國發表廣播說：“今天我們最重要的任務是用鮮血保衛祖國的每一寸土地。” 10月13日下午，毛澤東主席再次在中南海頤年堂主持了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彭德怀在會議上匯報了三個問題：（1）与朝鮮代表朴一禹會談的內容。（2）當前侵朝“聯合國軍”兵力部署和動向。（3）志愿軍各部備戰情況和存在的亟待解決的問題。 經徹夜會議后，政治局同志一致認為，即使沒有蘇聯空軍的支援，也必須立即出乓援朝。 會議號召要自力更生，發揚我軍歷史上以劣勢裝備戰胜优勢裝備敵人的丰富經驗，克服各种困難，即刻入朝迎擊冒犯之敵。 聶榮臻元帥在回憶毛澤東主席在政治局會議上對是否出兵援朝作戰時寫道：“對于打不打的問題，毛澤東同志也是左思右想，想了很久。 毛澤東同志對這件事确實是思之再三，煞費心血的，最后才下了決心。中央作出最后決定后，彭德怀為防止部隊對出兵援朝產生怀疑和松懈情緒，立刻在中南海給与他同机飛回北京正在軍委作戰部待命的成普打電話，讓他給志愿軍參謀長解方發出急電，要求志愿軍各部仍要繼續作好出國准備。” 就在13日政治局會議結束后的當晚，毛澤東給仍在莫斯科的周恩來發了火急電報： 与政治局的同志商量結果，一致認為我軍還是出動到朝鮮為有利…… 我們采取上述積极政策，對中國、對朝鮮對東方、對世界都极為有利。而我們不出兵，讓敵人再壓至鴨綠江邊，則對各方卻不利，首先是對東北更不利，整個東北邊防軍將被吸住，南滿電力將被控制。總之，我們認為應當參戰必須參戰，參戰利益极大，不參戰損害极大。 政治局緊急會議結束后，毛澤東還与高崗、彭德怀進一步研究了志愿軍出國時間、渡江方案，以及東北對志愿軍后方供應保障問題。 14日清晨，由于天气不好，飛机飛行有困難。根据毛澤東的指示，高崗先乘火車离京返回沈陽，立即召集志愿軍、東北軍區和東北局的負責人開會，傳達了政治局的最后決定。宣布立即作入朝的各項准備，并決定准備召開參戰部隊師以上干部動員大會。 14日全天，毛澤東与彭德怀又詳細研究了志愿軍的出兵和作戰方案，最后确定志愿軍各部于10月18日或19日分批渡江，先在平壤以北适當山岳地區組織防御，待机殲敵。 10月14日21時，毛澤東將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13日作出的關于立即出兵援朝的決定和第一步作戰方案電告周恩來，其要點如下： （1）我已告彭德怀在他到德川研究情況后，在平壤至元山鐵路線以北，德川、宁遠公路線以南地區构筑兩道至三道防御陣地。如敵來攻，則在陣地前面分割殲滅之； （2）美軍進攻到平壤需要時間，由平壤再向德川進攻又需要時間； （3）我軍決于10月19日開動，全軍26万人渡過鴨綠江需要10天時間； （4）為准備在11月內在敵進攻德川區域時，打一個胜仗，我們決定12個步兵師3個炮兵師均開進為好； （5）在我軍開進修筑工事期間，朝鮮人民軍方面還是繼續抵抗，盡可能遲滯美偽軍前進為有利。 毛澤東為什么將上述決定告知周恩來？因為“斯大林本來希望我們出動6個師”而中央根据彭德怀的建議改變了原來的方案，將12個步兵師和3個炮兵師及戰車團、高炮團、工兵團等全部出動。中央認為這种改變出兵方案，有必要通告蘇方，以便蘇聯方面了解我國出兵情況，從而盡快解決中國人民志愿軍的困難。 10月15日清晨，彭德怀乘飛机自北京飛回沈陽。這一天他在沈陽一面部署志愿軍出兵援朝的各項准備工作，一面又利用短暫時間視察了鞍山鋼鐵厂和沈陽兵工厂。因為他知道東北是我國重工業基地，打仗要靠重工業，戰爭的胜負，除了人是主要的因素外，武器是重要的因素。 當他在沈陽參觀了剛試制生產的六管火箭炮實彈射擊后，又惊又喜地稱贊工厂的負責同志說：“你們工作很有成績！我們也有自己的火箭炮了。”他還親切地鼓勵職工們加緊生產，支援前線，要在技術上精益求精，并指示工厂領導要采取措施，改善工人的生活條件和勞動條件。 15日，由于敵軍已全面開始圍攻平壤，平壤危在旦夕。金日成首相特派副首相兼外務相朴憲永前來沈陽會見彭德怀。朴向彭說明敵軍已逼近平壤，金首相要求中國盡快出兵，并希望与彭德怀同志早日會面，彭德怀告訴朴：“我們中央已最后決定，預定自10月19日開始，部隊分批渡江，希望人民軍繼續阻擊敵人，遲滯敵人，我同高崗今天要赶赴安東，去布置13兵團部隊渡江汁划……”。 1950年6月25日晚，蔣介石在收到駐南朝鮮大使邵毓麟關于朝鮮戰爭的報告同時，也收到了李承晚由其駐台灣的大使面交的告警求援急電：他當即向李承晚馳電聲援，并予以鼓勵，表示將來取有效步驟對南朝鮮進行援助，同時在台北陽明山“總統官邸”召集緊急軍政會議，出席人員中有陳誠、王世杰、谷正綱、黃少谷、張道藩、張群、雷震、張其昀、吳國楨、俞大維、葉公超、何應欽、周至柔、孫立人、王叔銘、桂永清、蔣經國、黃鎮球、彭孟緝等。會上決定台灣、澎湖、金門、馬祖地區從6月26日零時（即25日午夜后）起，全面進入緊急備戰狀態，實行宵禁，停止三軍官兵的休假和外宿，加強台灣海峽和大陸沿岸的海空巡邏，加強各島及台灣海防的戰斗准備，加強台灣的防空和民防措施，加強對交通運輸和經濟活動的管制，加強特務活動。台灣島頓時處于弓上弦，刀出鞘的臨戰狀態。 据麥克阿瑟派到台灣擔任聯絡的費爾德上校和漢斯上校透露，1950年6月25日清晨朝鮮戰爭爆發后，當天一早，麥克阿瑟在東京就得到了布朗（駐南朝鮮軍事顧問團團長）和穆西奧（駐南朝鮮大使）的戰況報告，立即同正在東京的約翰遜和布萊德雷、塔斯塔德舉行緊急磋商。 中午和下午又陸續得到了朝鮮戰況的進一步報告，獲悉：南朝鮮第一師在瓮律、開城被殲，第七師被擊潰，春川被圍，江陵失守，共軍主力指向漢城。麥克阿瑟、約翰遜、布萊德雷和諾斯塔德再次開會到深夜，會上，麥克阿瑟提出了一份“在亞洲遏制共產党的戰略計划”，經約翰遜、布萊德雷等人研究贊同后，交由約翰遜向杜魯門轉達。該計划的主要內容是：1、立即援助南朝鮮，并建議由台灣調一個軍馳援南朝鮮；2、認為台灣具有极其重要的戰略地位，應以海空軍保衛該島，并給予落介石以廣泛的軍事援助；3、加強菲律賓和印度支那的軍事力量；4、保衛日本的安全。征得約翰遜和布萊德雷同意后，麥克阿瑟連夜派出以費爾德為組長的“駐台灣軍事聯絡組”進駐台灣，同時致電蔣介石，通報朝鮮戰況和向台灣派駐聯絡組的決定，并詢問蔣介石在确保台灣安全的前提下能否派一個軍馳援南朝鮮以及台灣所急需的援助，并請蔣介石嚴密監視大陸中共的動態，對大陸沿海采取積极的行動，以探測中共對台灣進攻的緊迫性。 6月26日晨，李承晚再次向蔣介石急電求援，蔣介石便立即召集陳誠、俞大維、葉公超、周至柔、孫立人、王叔銘、桂永清、黃鎮求、彭孟緝、蕭毅肅、俞濟時和王世杰等在陽明山“總統官邸”開會，直到深夜。 26日中午稍過，差軍駐台灣軍事聯絡組在組長費爾德率領下，由東京飛達台北。“國防部”廳長賴名湯、劉廉一前往接待，并陪同費爾德到陽明山會見蔣介石，費爾德向蔣面交了麥克阿瑟的親筆信件。 當蔣介石“得悉北朝鮮發動了全面的武裝進攻，已斷定南朝鮮將難以進行有效的抵抗，所以他首先考慮的是用什么辦法及時地對南朝鮮作有效的援助，以“擊破北朝鮮共軍的進攻”。蔣介石同費爾德等人從外交到軍事，從保衛台灣到援助南朝鮮等各方面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決定派遣52軍（附3師）立即作開赴朝鮮戰場的准備，并對52軍的干部配備、兵員裝備的補充更換、運輸等問題作了部署。當天下午蔣介石分別向李承晚、麥克阿瑟复電，表示一經同意，52軍即可經空中和海上運赴朝鮮戰場，投入戰斗。同時通過外交程序向杜魯門提出這項建議。 在美國布萊爾大廈杜魯門召集的晚餐會宣讀麥克阿瑟關于“在亞洲遏制共產党擴張的計划”時，宣布了蔣介石的這項建議。當時，約翰遜、布萊德雷和柯林斯從朝鮮戰爭的實際需要和軍事原則考慮，都主張接受蔣介石的建議。杜魯門也表示：當他听到落介石愿意派兵援助南朝鮮時，他的“第一個反應是應當接受蔣委員長的這番好意”。他并且希望看到有盡可能多的聯合國會員國積极地參加“對朝鮮的行動”，他還希望聯合國發出號召并組織行動。 國務卿艾奇遜則對台灣出兵南朝鮮一事堅決反對，他說：“當前台灣是最容易受到攻擊的地區，麥克阿瑟明确指出了這個危險，所以我們才決定派第7艦隊和13航空隊去保衛台灣，怎么反而叫台灣跑到別處去保護他人呢？況且蔣介石的軍隊并不見得比南朝鮮軍隊高明。這樣就不如把這些需要給蔣介石的裝備直接送給南朝鮮，其效果是可以預期的。”約翰遜馬上進行辯解，說台灣只是缺乏海空軍，其地面部隊在亞洲地區的反共國家中卻是最強大的。蔣介石要求派去支援南朝鮮的52軍，是蔣介石在東北的60万軍隊中唯一沒有被中共消滅的一個軍。約翰遜認為在第7艦隊進入台灣海峽后，從台灣調52軍去增援南朝鮮是可取的。杜魯門看到雙方相持不下，爭論不休，遂宣布暫予擱置，望待下次會議再從長計議。 6月27日，麥克阿瑟又向杜魯門告急，并再次請求批准蔣介石的建議。而艾奇遜卻將地收到的建議蔣介石出兵的電報擅自扣壓，并繼續反對討論蔣介石派兵援助南朝鮮的建議。 6月28日，蔣介石駐美大使顧維鈞和胡适在白宮會見杜魯門時，面交了蔣介石建議派軍馳援南朝鮮的電報副本。杜魯門表示他是十分愿意接受蔣介石的意見，同時答應將擴大對台灣的軍事援助。 麥克阿瑟于6月29日，從朝鮮前線視察回到東京后，第三次急電杜魯門，請其從速采納蔣介石的建議。空軍參謀長范登堡上將也向杜魯門進言，應當接受麥克阿瑟的請求，批准蔣介石的建議。杜魯門、約翰遜、布萊德雷、柯林斯都主張動用蔣介石的52軍，而不急于使用在日本的兩師美軍。他們認為，這樣做不但可以爭取時間，及時穩定戰局，并且可以減少美軍的傷亡損失，使有限的美國地面部隊能夠在緊急情況時使用到別的更重要的地方去。可是，艾奇遜和國務院卻一致反對。艾奇遜用一种歇斯底里的神情提醒約翰遜和布萊雷德等人注意中共6月28日聲明所包含的嚴重性和蔣介石關于援助南朝鮮聲明發表后在西方盟國中所引起的震動和惊愕（注：中共聲明即6月28日周恩來針對杜魯門的6月27日所發表的聲明。蔣介石聲明，系指蔣介石在6月26日晚廣播講話中所講對南朝鮮將進行軍事援助和派兵馳援的事）。艾奇遜說：“中共的聲明不只是一种實實在在的威脅，而且是他們打算出兵干涉的預兆。如果蔣介石的軍隊開進朝鮮打擊北朝鮮共軍，毫不怀疑，中共必將加倍地進行還擊。那樣一來，朝鮮戰爭馬上就會擴大，局勢的發展也必然難于控制，其結果不僅美國將要深深地陷進去，而且會把我們的盟友嚇跑。” 蔣介石的建議和麥克阿瑟的三次請求，終于在艾奇遜的阻撓下，于6月30日被杜魯門最后否決。 7月1日，52軍各部隊也先后收到命令，重新恢复正常的軍事訓練和沿海的防衛施工。 蔣介石二度准備出兵朝鮮是美軍在朝的“圣誕節攻勢”遭到了徹底失敗之際，當時美第8軍和10兵團都面；臨著极其危險的處境，麥克阿瑟立即請求采取下列步驟，以期挽回敗局，減少美軍傷亡： （l）緊急從台灣空運一個軍增援第8軍，進而救援在東線被圍的第10兵團向興南突圍。 （2）請求授權他派飛机轟炸中國境內的軍事目標，并封鎖中國的海岸。 （3）促使蔣介石在華南、華東地區采取積极的軍事行動以牽制中共，使其不敢向朝鮮戰場增兵。 同時致電落介石告以南朝鮮在戰爭中的危急情況，請其仍派52軍前往朝鮮戰場解第8軍之圍，并說已分別從沖繩和菲律賓派出飛机和船艇載著補充52軍的武器裝備駛向台灣，以接運該軍從空中和海上馳赴平壤地區。 麥克阿瑟希望52軍從速完成作戰准備，一俟杜魯門總統批准，即可啟航赴朝。他還請蔣介石火速派出一個參謀指揮軍官代表團，立即飛赴漢城，會晤聯合國軍司令部參謀長諾斯塔德和第8軍軍長華克，當面商定52軍到朝鮮戰場后有關問題。 11月28日上午，蔣介石收到了麥克阿瑟的上項電報，下午便在陽明山召集緊急軍事會議。參加者有周至柔、肖毅肅、侯騰、孫立人、王叔銘、杜永清、黃鎮球、劉玉章、胡漣、劉安祺、唐守治、闕漢騫、趙家驤、陳麓華、郭永、王楚英、楊敬斌、何志浩、劉明奎，另外還有陳誠、俞大維、葉公超、王世杰、蔣經國及其美軍聯絡組長費爾德等。蔣介石扼要說明朝鮮的戰局和麥克阿瑟的請求后，宣布： 仍然決定派52軍馳援南朝鮮，限24小時內完成出發准備，要求空軍加強對大陸的偵察，海軍及金門、馬祖的防衛部隊要加強戰備，隨時應付共軍的進攻；空軍、海軍均應密切同第7艦隊及駐台美國空軍的聯系；另就加強台灣防務和增援前線島嶼作戰的問題，52軍的戰備問題及將運到台灣的武器裝備的接收處理問題等，進行了研究并作出了決定。 同時他又指派侯騰、陳麓華、郭永、王楚英于29日凌晨飛往漢城，同華克等商洽52軍到達朝鮮戰場后的作戰行動及其他有關事項。 麥克阿瑟于28日急電杜魯門，要求空運台灣的52軍馳援南朝鮮，杜魯門接電后立即召集國防部和國務院有關首腦會議，研究有關問題。 雖然柯林斯和布萊德雷主張接受麥克阿瑟的意見，空運台灣的52軍援助南朝鮮并轟炸中國東北，但艾奇遜、杜魯門都害怕蘇聯出兵和中共增加兵力，再加上英國的反對，杜魯門于29日复電麥克阿瑟拒絕其建議。麥克阿瑟一气之下，又于12月3日再次給杜魯門發去一份措詞激烈的電報，電述朝鮮局勢嚴重，如不采納他的建議，后果不堪設想，但是，杜魯門不僅不為麥克阿瑟的威脅所動，而且下決心要除掉麥克阿瑟，遂于12月6日給麥克阿瑟下了一道嚴厲的命令： （1）禁止他采取任何未經許可的行動，并責成他用現有的兵力保住陣地并盡力保存實力。 （2）禁止他發表任何未經國務院批准的政策性聲明但麥克阿瑟卻不甘心受杜魯門的桎梏，分別向馬丁、惠里等申述他与杜魯門、艾奇遜在朝鮮、台灣問題上的不同觀點。他已知道杜魯門正在策划除掉他的步驟和設置整他的圈套，但出于与蔣介石的密切關系和要全力給予支援的目的，他在12月6日電告蔣介石取消52軍行動計划的同時，向美國國防部建議將駐台聯絡組升格為“美國協防台灣軍事顧問團”，保荐騎一師少將師長蔡斯任團長，進一步擴大對蔣介石的軍事援助，并把南朝鮮的兵力擴充到30万人，再編25個師。這項建議在馬歇爾、布萊德雷的贊同下，很快被批准，52軍馳援南朝鮮的行動于12月6日第2次被取消了。 蔣介石前兩次要派52軍馳援南朝鮮之事已成為過眼煙云。但是，到了1952年5月，在李奇微凋往歐洲，克拉克到東京上任不久，又刮起了一陣“從台灣調一個軍去朝鮮戰場替換美軍” 的風。于是，第三次從台灣國民党調52軍開赴朝鮮戰場作戰的計划又在東京、台北、華盛頓之間熱烈地討論起來了。克拉克由意大利調到東京后，發現在蘇聯虎視耽耽之下，日本的防務极其空虛，除7万5干名警察外，竟無一營美國的地面部隊，他非常吃惊，遂向五角大樓和白宮建議：從台灣抽一個軍到朝鮮戰場，以便從朝鮮戰場抽出3師美軍去防守日本。他滿以為這項建議能獲得通過，遂同時電告蔣介石預作准備。蔣介石明知只要杜魯門還在白宮、艾奇遜還當國務卿，從台灣派軍隊去南朝鮮的事就永遠無法實現，但他為了配合克拉克的行動，還是叫孫立人進行准備。到了6月下旬，艾奇遜又頂住了五角大樓和國會的壓力，再一次使杜魯門拒絕了克拉克的建議。克拉克深怀歉意致電蔣介石，請其撤銷52軍支援南朝鮮的安排。自此之后，52軍馳援南朝鮮一事就再也無人提起了。 就在中國人民志愿軍積极准備渡江出國与美軍作戰的同時，在美國方面，卻出現了十分樂觀的气氛。美國五角大僂的官員們認為“蘇聯和中國出兵干涉的時机已過”。所以他們判斷美軍在向鴨綠江邊前進時，不會受到阻礙。 麥克阿瑟猖狂揚言要在感恩節（1950年11月23日）前占領北朝鮮，直達鴨綠江邊。他曾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說：“聯合國軍的空軍具有絕對优勢，共產党人要跨過鴨綠江進入朝鮮，他們的軍隊就會損失一半”，“紅色中國的干預會被迅速報复的威脅所嚇住。”美方要員們根本就沒把中國放在眼里，更沒料到經過長期戰亂、百廢待興的新中國竟敢与美國相抗衡。這些錯誤的判斷，是美國政府的戰略上的重大失策，也是導致美軍在朝鮮戰場上失敗的基本原因。彭德怀在安東部署渡江方案時曾說：“麥克阿瑟越猖狂，對我們越有利，我們可以利用敵人的錯誤判斷，隱蔽渡江，對敵人進行突然反擊。” 毛澤東在此時也來電指示，“我各部派遣的援朝志愿軍偵察隊，均要扮裝成朝鮮人民軍，而不要稱中國人民志愿軍，借以迷惑敵人。”同電又指出：“穩定改變戰局的關鍵，在于能不能利用突然襲擊。” 美國總統杜魯門的頭腦畢竟還是比較清醒些，他在進入10月以來，不斷收到來自各方面判斷中國可能要出兵的情報。這些情報有的估計：“中共在滿洲已集結了3O万人的兵力。”有的估計“中共約有45万人的軍隊正在滿洲集結”，這使杜魯門“對中國在北朝鮮進行干涉的可能性日益擔心。”于是杜魯門緊急決定，必須和麥克阿瑟進行當面磋商，以便從麥克阿瑟那里得到關于中國出兵的第一手材料和判斷。 1O月15日，杜魯門由華盛頓乘飛机經過30個小時的飛行，飛抵太平洋上的威克島，与麥克阿瑟當面會談。杜魯門問：“中國進行干涉的可能性怎樣？” “可能性极為微小。中國在滿洲約有30万軍隊，其中不超過10万至12．5万人部署在鴨綠江邊，但只有5万至6万人能夠渡江作戰，他們沒有空軍，如果中國人試圖前進到平壤，那將會出現一場最大規模的屠殺。”麥克阿瑟毫不含糊地回答。他向杜魯門斷言保證：“朝鮮戰局是贏定了。中國共產党人不去進攻，我認為到感恩節，正規抵抗在整個朝鮮就會終止。” 杜魯門和麥克阿瑟的會談，使美國政府認為侵朝戰爭已近尾聲。于是杜魯門親自授予麥克阿瑟一枚像葉勳章，以示對麥克阿瑟在朝鮮所謂卓越功績的表彰后，于10月16日返回美國舊金山。17日杜魯門得意地向全國發表廣播演說：“我們在美國國內的人們對我們自己的陸、海、空軍和陸戰隊戰士們的卓越成就特別感到自豪。聯合國要求我國為聯合國提供第一位司令官也是我們莫大的光榮。我們有這么一位合适的人選來完成這個歷史使命，真是全世界的幸運，這個人就是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一個非常偉大的戰士。” 就在杜魯門和麥克阿瑟為暫時的胜利興高采烈的同時，中國人民志愿軍在彭德怀司令員的領導下，正緊張地為出國作戰加速准備工作。 17日上午，彭德怀指示參謀長解方帶作戰參謀龔杰隨朴憲永過鴨綠江到達新義州李委員長處，商談彭德怀司令員和志愿軍渡江后進一步展開行動的具体安排。下午，彭德怀与高崗乘飛机返回沈陽与東北局、東北軍區等領導同志進一步研究志愿軍出國作戰的裝備器材，被服和醫院的保障問題。 但此時，彭、高突然又接到了鄧華和洪學智的來電稱： 昨日渡江部署會議結束后，經過討論許多同志表示，現在部隊高射炮太少，又無空軍支援，敵人可集中大量飛机、大炮、坦克，毫不顧慮地向我陣地進行大規模攻擊。而朝鮮多為山地水田，天寒地凍，工事更不好挖，如敵大舉進攻，則陣地很難堅持。大家認為，各項准備工作也不充分，政治思想未普遍深入動員，建議渡過冬季明春再出動為宜……。 彭德怀和高崗接到來電后，感到此事有關戰略全局，問題重大。正好這時又接到了毛澤東17日下午5時發來的急電，令他倆于18日乘飛机火速回京。這縣因為周恩來定于18日自莫斯科回北京，所以毛澤東電告彭、高：“對出兵時間，以待周18日回京向中央報告后确定為宜。” 并要求彭、高緊急回京參加中央會商。 18日清晨，彭德怀与高崗乘飛机返回北京，當面向毛澤東主席匯報了渡江部隊的情況和鄧、洪17日來電內容。 此時敵進甚速，平壤告急。就在當日晚召開的中央會議上，當周恩來和彭德怀各自匯報了情況后，毛澤東主席最終決斷說：“現在敵人已圍攻平壤，再過几天敵人就進到鴨綠江了。我們不論有天大的困難，志愿軍渡江援朝不能再變，時間也不能再推遲，仍按原計划渡江。”隨后毛澤東又指示彭德怀先以電話通知鄧華、洪學智等，要求志愿軍各部隊嚴格保密，嚴密偽裝，立即進行政治動員，補足食品彈藥，召開誓師大會，立即准備出國作戰。 彭德怀奉毛澤東指示，以毛澤東的名義，給鄧、洪、韓、解及東北軍區副司令員賀晉年發出了特急絕密電報。電文如下： 鄧、洪、韓、解并告賀副司令：四個軍及三個炮兵師決定按預定計划進入朝北作戰。自明（19日）晚從安東和輯安線開始渡鴨綠江。為嚴格保守秘密，渡江部隊每日黃昏開始至翌晨4時即停止，5時以前隱蔽完畢，并須切實檢查，為取得經驗，第一晚（19晚）准備渡兩個至三個師，第二晚再增加或減少，再行斟酌情形。余由高崗、德怀面告。 毛澤東。 10月18日21時。 同一天，為加強和統一志愿軍司令部的指揮机构，中央軍委發布命令，決定：“彭德怀的臨時指揮所与團部（即原東北邊防軍司令部）合并，組成中國人民志愿軍總部，彭德怀為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鄧華、洪學智、韓先楚為副司令員，解方為參謀長。” 當此緊張時刻，一個統一的精干的中國人民志愿軍總部正式成立了。同時志愿軍各路渡江部隊亦開始向鴨綠江邊急速開進。中華人民共和國偉大的轟轟烈烈的抗美援朝戰爭的序幕就此揭開了。 10月19日清晨，彭德怀、高崗由北京乘飛机火速赶回安東。當天黃昏時分彭德怀僅帶了一名參謀，兩名警衛員和一部電台乘一輛吉普車，在渡江部隊的先頭，開始跨過鴨綠江大橋。 在硝煙彌漫、炮聲隆隆的朝鮮戰場上，我党我軍的一代名將——彭德怀又開始導演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為威武雄壯的一幕戰爭活劇。 這場戰爭，我志愿軍同朝鮮人民經過3年的浴血奮戰，打敗了不可一世的美軍，實現了朝鮮停戰，保衛了世界和平和祖國人民的安宁！ 〔取材自徐焰《金門之戰》（《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2月版）；李健《金陵秋夢》（《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1年12月版）；李健《新中國六次反侵略戰爭實錄》（《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1月版）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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