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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要是真想知道到底什么叫“百折不撓、愈挫愈勇”的話，那只要看一下中共湯原中心縣委建立抗日游擊隊的過程就會一目了然了。 在經歷了最初三次大的挫折之后，他們沒有气餒。 １９３３年６月，湯原中心縣委派出了戴鴻濱、黃吟秋、徐光海等人到義勇軍“青山”、“占中央”、“閻王”等部中去工作。這年８月，中共滿洲省委派人向他們傳達了中央“指示信”精神。中心縣委根据這一指示精神，決定以青山等部義勇軍為基礎，成立了“東北民眾聯合反日義勇軍”。但是沒過多久，這支隊伍就不宣而散了。殘酷的現實使湯原中心縣委認識到，在貫徹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時，党也必須要有自己的抗日武裝，并形成骨干力量，才能打開湯原地區的抗日游擊戰爭的局面。 然而，禍不單行。正當他們一面號召在義勇軍中工作的共產党員認真貫徹統一戰線政策，一面集中４０多名党員積极准備建立党領導的游擊隊的時候，由于特務告密，中共湯原中心縣委遭到了一次毀滅性的打擊。１９３３年１０月４日，在日軍的大搜捕中，縣委書記裴治云、縣委委員金成剛（女）等１２名共產党党團員和愛國青年被逮捕，施以嚴刑后活埋在深坑里；縣委委員高慶云和他的儿子一起在西北溝的高粱地里被日軍搜出來，當場用刀砍死在田野里。驟然間，湯原籠罩在一片陰森恐怖的气氛中…… 在這場浩劫中還有一個幸存者，這個命特別大的人就是中共湯原縣委委員夏云杰。 夏云杰，這個從山東沂水縣闖關東來到東北的漢子，种過地、做過工，還做過生意。曲折的生活經歷和朴素的愛國心使他對日本侵略者充滿了仇恨。１９３２年９月，他被中共湯原中心縣委吸收到積极分子培訓班學習，后經中共滿洲省委巡視員馮仲云介紹入党，不久即因工作積极、能力也挺強在１９３３年８月舉行的中共湯原中心縣委第６次擴大會議上被選為縣委委員。 現在，縣委的其他人都不在了，夏云杰成了湯原党組織的最高領導人。他勇敢地站了出來，通過秘密聯絡的辦法，把湯原各地的党組織逐漸聯絡起來，他自己則義不容辭地擔負起了縣委的領導工作。 血債要用血來還。討還血債就要建立自己的武裝。因此夏云杰在恢复党組織活動后所要做的頭等大事就是重新創建反日游擊隊。 創建游擊隊就要有槍，而槍卻在敵人手里。怎么去奪呢？１９３３年１１月末，夏云杰先派團縣委書記小于通過親戚關系打進了鶴崗東黃花崗偽軍自衛團內部。在小于把那里的情況摸得差不多以后，他又派外號叫鎬頭的徐振江和小于，還有一個叫老曲的隊員以賣大煙土為借口，再次混入黃花崗自衛團的營房。夏云杰帶著２０多個隊員拿著一枝大槍和一把沒有撞針的小擼子隱蔽在院外。等到那幫團丁們紛紛圍上來買大煙土的時候，鎬頭和小于兩人突然發出行動信號，這時，隱蔽在院外的２０多個徒手游擊隊員一擁而進，三下五除二地繳了這幫團丁的槍。此次行動十分順利，共繳得大槍１４枝，短槍２枝。 這次繳槍行動的成功，使湯原游擊隊再也不是一支玩“空手道”的隊伍了。 １９３４年２月８日上午，戴鴻濱根据夏云杰的指示，率６名隊員佩帶兩支手槍化裝成農民混入鴨蛋河街。這時，鴨蛋河區委書記李風林和他舅舅兩人滿臉是血，吵吵嚷嚷地一邊撕打著一邊向偽自衛團的大院走去，說是要到“衙門”里去講理。戴鴻濱等人則跟在后邊“拉架”，這一行人熱熱鬧鬧地沒費多大勁就闖過了哨兵的攔阻，進入了偽自衛團的大院。 偽自衛團當兵當官的一看來了一對打架的，覺得挺有意思，一邊幸災樂禍地喊著“出來看！出來看！出來晚了看不見！”一邊走出來看熱鬧。戴鴻濱一看他們人都出來了，便亮出了手里“家伙”，偽自衛團團長高魁一見這陣勢，當時就傻眼了，只好讓團丁們把１４支槍全交出來了。 戴鴻濱繳了他們的槍以后并沒有走，他讓大家立即占領炮台、封閉大門，結果又繳了１３個前來開會的反動地主的槍。此次繳槍成功，一舉扭轉了湯原游擊隊人多槍少的局面，大大增強了這支抗日武裝的戰斗力。 在此后的几個月里夏云杰帶著他親手創立起來的這支游擊隊在太平川一帶屢戰屢胜，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胜利。中共滿洲省委在７月份的一個文件中對湯原游擊隊的評价是：“在党的正确領導下，堅決執行反日綱領，成為下江反日反滿的唯一中心力量。” ８月份，夏云杰奉命調到哈爾濱參加中共滿洲省委舉辦的訓練班。主持訓練班的省委領導對他的評价是，“深刻學習，對党忠實，能夠認真執行党的政策。”并正式任命他為即將于１０份成立的湯原反日游擊總隊的總政委（戴鴻濱為總隊長）。 大火一場接一場地沖天而起！ 湯原縣境內的几個大戶人家的家園在這熊熊的大火中相繼化為灰燼。 街頭巷尾，議論紛紛——這火著得太不一般了！ 這火著得的确是不比尋常——是它沒人救，盡管這些房屋的主人就在跟前；二是縱火者就是一貫反對殺人放火的夏云杰領導的湯原游擊隊。 顯然，這把火是經那些被焚房屋的主人的允許之后才著起來的。接下來我們要講的就是這些做出了有悖于常理的決定的主人們——黃友、張傳福、劉鐵石。 先說黃友，這位在馮仲云“腦海里永遠不能忘的人”，此人本是湯原縣的一個大地主。就他這出身，如果是在那個大搞階級斗爭的年頭，准是一個被革命群眾帶上“四類分子”帽子的專政對象。可是，事實上并不是所有的有錢人都不愛國，在國難當頭的時候，黃友他并不愿意自己單獨在家享福，看著可怜的同胞遭受日寇的壓迫，于是他發奮起義，將自己的土地全拋棄了參加到抗聯游擊隊里工作去了。” 由于黃友后來在抗日隊伍里并不是顯赫的人物，所以對于他當年在所做的具体工作，今天我們已經所知無几，但他卻有一件很出名的“代表作”——“牽驢”。 那是抗聯三路軍成立以后的事情了。有一天，敵人發現了他并將他逮捕，要他帶路破坏三路軍的后方。對此，他一口答應了。那些鬼子還以為這個“老地主”回心轉意要給他們出力了呢，跟著他向湯旺河上游的小興安岭里走去。其實那儿哪有什么三路軍？哪是什么三路軍的后方啊！那里有的只是刺骨的寒風滿世界的冰雪。黃友就是成心把日寇們送進迷宮好餓死他們的。等到他覺得差不多了的時候，便瞅個空子溜走了。 黃友一走，那些跟著他進山的鬼子們可就慘了。你別看這幫洋鬼子能從他們日本國不遠万里來到中國，但真的一進了風雪茫茫的小興安岭，那就真成了牛犢子叫大街——懵門子了。左走是山，右走是樹，前走是冰，后走是雪，反正就是走不出來了。這樣沒几天便不斷有人因缺糧斷炊凍餓而死，７００多人只跑出來３０多個。而黃友自己則也因衣服不多又沒帶火而把雙手雙腳都凍坏了，幸虧被咱們自己人發現了才沒被凍死。但是，日本人并沒有忘了他，兩年后專門派部隊把他殺了。 据說，黃友死前毫不屈服，破口大罵。 和黃友的出身差不多，張傳福也是湯原縣太平川田家屯的一個大地主。他家有３００多□地，還開著粉房和油房，小日子過得挺興旺的。１９３３年，他接受了敵偽的任命，擔任了太平川偽自衛團的團長。雖然是給日本人干事去了，但他的良心并沒有“坏了坏了的”。當他看到日本人當眾強奸婦女、劫掠財物，以十分殘忍的手段屠殺愛國群眾的時候，他感到心里很慚愧。听到夏云杰、馮治剛、劉鐵石等人拉起隊伍公開出來抗日的消息后，心里也很佩服這些人，但當縣委書記夏云杰派他的結義兄弟、游擊隊員蔡玉斌、王甲長前來勸他參加抗日時，他卻露出了一臉難色：“不抗日，看來別無出路，眼下日本人欺人太甚，拿咱中國人不如雞狗，說殺就殺，說剮就剮，不赶走這些強盜，連老祖宗都對不起。參加抗日吧？可惜我張傳福投降過日本人，雖說沒有干過什么喪盡天良的事，共產党也不一定信得過我。手下的兄弟心也不齊，往出拉隊伍恐怕還要費周折。” 蔡一听張出此言，知道有門，便對他說，“張兄如果有意抗日，何必顧慮？如今國難當頭，共產党以民族大義為重，抗日就是一家。過去你張傳福雖然給日本人干過事，那是出于無奈，你的事我還不知道嗎？錯了咱們就改過來，誰還會糾纏舊事！” “我遲早是要抗日的，但是——”張傳福是個精細人，他對蔡王二人的話還是感到不放心，“請二位給夏隊長捎個口信，告訴他，第一，我張傳福從今身在曹營心在漢，遵守共產党‘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政策；第二，要我公開出來抗日，得由抗日組織的主要領導人出面和我談談。” 張傳福從那以后，對共產党游擊隊開始有了好感。但日本人和漢奸對他卻有了戒心。加上与他平時就不太對勁的警察署姜署長又在日本人面前給他上了不少的“眼藥”，所以他在日本人那里的日子也越來越不好過。一次他被日本守備隊傳到縣城里，一進門，鬼子隊長就用戰刀在他背上砍了几下，然后又打了他兩個耳光，大罵：“八路，良心大大地坏了！”過了一會又像哄小孩子似地對他說：“張的，以后忠心地，金錢、地位，統統地給！”接著就命令他帶隊去討伐游擊隊。張帶著一肚子气回到自衛團后，對兄弟們說，“上頭有令，‘狗’也盯著我們，走！帶上武器，跟我去打馬胡子，不過有一條要記住，‘中國人不打中國人’，誰要是打了，小心自己的腦袋！”說完，領著隊伍在山里轉了一圈，朝天上放了一陣‘朋友槍’就草草收兵了。 沒想到姜署長又把這件事報告給日本人后，日本守備隊長大罵縣偽警察大隊長廉禿瓜子，接著又命他去整治張傳福。 廉禿瓜子在日本人那里受了气，回來就找張傳福算帳了。他來到張傳福自衛團的駐地后，不見張傳福來接，气得渾身發抖，站在門外大罵：“張傳福，你瘟死了嗎？” 張傳福聞聲出來報告說：“昨天夜里自衛團打了一宿的仗，弟兄們正在休息。” 廉禿瓜子用馬鞭狠狠地抽了他三下，然后又指揮警察把張打了一頓。臨走時還交待說，讓張傳福第二天到縣里去找皇軍領罪。 張傳福從來也沒吃過這樣的虧呀！回到家后，他把哥几個都找到一起，恨恨地說，“這几天叫鬼子、漢奸折騰了好几頓，我哪能咽下這口气？看來，我得和他們拚個你死我活了，你們几個要是能守住家地過日子就過，守不住就各自找出路去吧！”全家人都出來相勸，但張傳福卻是下定了決心。 游擊隊一直在關注著張傳福的情況，張傳福的這些舉動早就有地下党的人報告給游擊隊了。為此，縣委專門召開了一個緊急會議。會上，戴鴻濱主動要求去作張傳福的工作。雖然有人替戴鴻濱擔心，但戴自己卻并不害怕。他說：“我這次去不是去送死，危險和希望都是有的，還是成功的面大。《三國演義》里不是有關云長單刀赴會嗎？我就不能去會一會張傳福嗎？” 夏云杰對他說：“這次去會張傳福，危險是有的，但并不可怕。但卻要注意隨机應變，張傳福要是不仁不義，就先下手。要想盡辦法爭取他起來抗日，這個人影響很大。希望這次會見，馬到成功！” 戴鴻濱走后，夏云杰把游擊隊調到了太平川附近，在距戴、張會面的地方三里地外埋伏好，又派了５名有經驗的党員到會面的地方暗中保護戴鴻濱。但是，這一切安全措施最后都沒有用上，因為戴、張的兩人會面談很順利，張傳福當場就要回團部把事情挑明，准備“能拉出几個就拉出几個”。對此戴鴻濱沒有同意，他讓張傳福回去以后再進一步做一做自衛團員們的工作，等時机成熟了再往出拉。 張傳福回去后便開始了起義的准備工作。到１９３４年農歷十月二十九這天，他認為時候到了，便派人給游擊隊送信。然后他把隊伍集合起來，以出去搜山為名直奔北面山里而去。 等到了荒山腳下的時候，張傳福對大家說：“弟兄們都跟了我一年多了，拍著良心想一想，我對你們哪一個也不薄。現在，我決心跟共產党上山抗日了，從此做個有良心的中國人。弟兄們你們有愿意跟我抗日的留下，不愿意抗日的就各奔家鄉；但有句話得先說明白，如果有誰日后再為鬼子、漢奸賣命，小心以后我的槍子不認人！” 張傳福的話一說完，他手下的那些兄弟們都說愿意跟他走。他從此帶著這些人走上了抗日的道路。 張傳福等人的加入，不但使游擊隊人多了，而且裝備也很快得到了改善。張家有錢，張傳福讓家里人賣掉自己的家產，為游擊隊買了６０多套棉衣、机槍（价值１２００塊現大洋）和手槍。他弟弟張傳祿有些心疼地對他說：咱們是自己家帶槍上山抗日的，還花這么多錢干啥？張傳福則說：我們抗日連命都豁出來了，還要錢干什么？ 張傳福帶著自衛團來到游擊隊后，夏云杰將他們這部分人改編為一個中隊。自然，中隊長就是由張傳福來擔任了。 劉鐵石，是年僅２７歲時就當上了湯原縣教育局長的年輕人，心高志大，早有一番了不起的抱負：“首先掌穩教育局的大權；其次把我的儿子、侄子都分批培養起來，念完中學后到各校去當教員，他們再結交朋友，培養學生，二十几年我的人就可以遍布全省教育局。那時我就可以競選縣議員、省議員、國會議員，直至同蔣介石競選總統。” 但是正當劉鐵石准備大展宏圖的時候，日本人的槍炮聲打碎了他的美夢，他感到了“自己作為一個炎黃子孫所蒙受的恥辱”和“作為一個中國人所應負的責任”。為了不給鬼子的奴化教育效力，他決定辭去教育局長的職務。但是，辭職后又該干什么呢？這個他倒沒有想好，這時，他想起了總在教育局門口賣香煙的夏云杰。雖然以前他与夏云杰只是因為買煙賣煙而常常聊上几句，但他總覺得這個生意人不比尋常，來歷不淺。可當他來到老地方時，夏云杰早已不知去向了。 下了辭職的決心以后，劉鐵石先把妻子送回鄉下，然后便在一個漫天飛雪的清晨，沒有与任何人打招呼，一個人騎著馬回到了鄉下。 回到家后，劉鐵石心里很是苦悶，便不停地打探城里和外面的消息。這時，中共湯原縣委也注意到了他，特派宣傳部長劉忠民去找他作工作。劉忠民告訴他說，現在外面已經拉起來許多抗日的隊伍，并對他說：“你是教育局長，在社會上有地位、有影響，在縣里和上層人物也有關系，你可以利用這些有利條件為抗日出力。”還介紹他參加了“反日同盟會”。 １９３３年夏天，劉鐵石終于見到了夏云杰，這時夏已經拉起了隊伍。他向夏提出要跟著上隊，夏對他說：“你現在還不能來，要繼續留在地方上，利用你的社會關系和威望，動員更多的人參加抗日工作……” 劉鐵石在湯原有威望、有名气，當然也就是敵人重點注意的目標。所以沒過多久他就被抓了起來，是他家里人賣了２０多石黃豆才把他給保了出來。 從獄里出來后，劉鐵石又去找夏云杰，說這回我得跟隊伍一起走了。可夏云杰對他說，你還是最好先別上隊，現在游擊隊里的槍支彈藥都很缺，你最好能利用你的關系再給搞點。劉鐵石說，好吧，那我就再回去干。 劉鐵石到處為游擊隊搞槍支彈藥，被敵人知道了，就要抓他。為了不連累全家，也為了躲避敵人，他悄悄地把自己家搬到了一個小屯子里。但就在他剛剛搬到那里的第３天早上，他正在家里吃飯的時候，他的小儿子從外邊跑進來，結結巴巴地說：“爸爸，鬼子來抓你了，快跑吧！快……”還沒等小儿子說完，他就往門外跑，可是已經晚了——日本鬼子帶著偽軍正端著槍向他走來。 情況万分危急，以至于劉鐵石在多年后對當時的情形仍然記憶猶新： “跑是來不及了，怎么辦？沒容我思索，一個鬼子用生硬的中國話問我：‘劉顯（劉鐵石的名）的有？’從鬼子的問話和神情我斷定他們不認識我。我急中生智，用手指著胡家窩棚的方向說：‘那邊，南邊。’ “在這幫抓我的人中，多數警察是認識我的，但他們并沒有完全喪失中國人的良心而出賣我。后邊的兩個翻譯，一個正是出賣我的姓金的漢奸，但他不認識我本人。另一個原來是夏云杰游擊隊的少年連連長趙東國，曾和我多次接頭。后來不幸被俘，被迫做了翻譯。此時，他向我遞了個眼色，我窺空回了個眼色，彼此默契后，見他對鬼子說了几句日本話，這伙人便朝西院走去。 “我趁机借助于房子、柴垛和行人的遮擋，向村東頭疾行。正走著，遇見我大姐。她見我神色緊張，便問我：‘老兄弟，怎么了？’我急匆匆地說：‘鬼子正在抓我。’大姐一把拽住我說：‘快躲到豬圈里去。’我一看那不是藏身之地，又繼續向村外跑去。 “正在我朝東猛跑時，一個騎大白馬的人迎面而來，到我跟前他問道：‘干啥去？’我抬頭一看是本屯的耿三爺（開明紳士）。他一听鬼子正在追捕我，便立即跳下馬來，摘下身上的匣槍，連同馬韁繩一塊遞給我說：‘槍和馬我都不要了，都送給你，快騎上往東赶，鬼子攆不上你。’我接過槍，翻身上馬。耿三爺又接著說：‘老先生（當時人們對我的尊稱），快上山找游擊隊去，上隊打死也合适。’ “我騎馬一口气跑到河東，甩開了鬼子……” 當夏云杰得知劉鐵石逃出來的消息后，便立即派副官孟嘗君帶十几名戰士去接他。劉鐵石上隊的第一天，就遇上了一次不大不小的戰斗。這次戰斗同樣給他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 “在格節河邊的一片樹林里，我們（劉鐵石与其兩個內弟）同游擊隊相見了。孟副官握著我的手說：‘劉先生，您受惊了，我受夏云杰之托接您上山……’ “孟副官叫我先休息一下，吃完了飯好赶路。這時我才覺得又饑又累。几個戰士忙著做飯，只見一個戰士從河里舀了一盆水，倒進一些小米就放在火上煮了起來，谷秕子和谷糠漂在水面上。還有一個戰士手里提著剛剛摸來的魚，膛也未開，扔在盆里就煮上了。 “我心想，做飯不淘米、做魚不開膛，這飯可怎么吃呢？飯好了后，孟副官客气地請我吃飯，可是看著飯，我怎么也吃不下去。孟副官看透了我的心思，對我說：‘要不你去你妹夫家吃點吧，餓著肚子怎么赶路呢？’我一听心里挺高興，等他們吃完飯，我們就向离僅半里地遠的我堂妹家走去。 “到那里后，听說我沒吃飯，妹妹赶緊點火做飯，我和小內弟到另一個院去休息。不一會就听到‘叭叭’几聲槍響。原來是一輛日軍的送款馬車經過這里，有六七個日軍在后押車。站崗的小戰士沒經驗，一見他們慌了神，沖著馬車打了兩槍。槍一響，日軍如臨大敵，滾下馬車，把机槍支在上院外的豬圈上，沖著院子開了火。 “我和小內弟赶緊貼著牆根往回跑，這時兩個日本兵已到了大門口，幸虧大門沒上底閘，我就地一滾便進了院。跟在后面的小內弟翻身上了院牆，剛一上去就被擊中了，‘啊’的一聲掉到了牆外。院內大內弟已倒在血泊中。院里院外打得十分激烈。后來多虧義勇軍從另一個大院支援我們，几個日本兵因腹背受敵才逃跑了。 “為了我一頓飯，使三個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心中悲痛、悔恨，更對日本鬼子刻骨銘心的仇恨。 “到游擊隊后，夏云杰派我擔任了軍需官……” 張傳福帶著太平川自衛團投奔游擊隊的消息一傳出，敵偽又惊又怒，并派出大兵對其進行大討伐。他們從佳木斯調來好几百名日軍和兩個團的偽軍，在太平川到格節河金礦擺開了１０公里長的陣勢，想一舉將湯旺河畔的這把火給扑滅。 敵人來勢洶洶，但夏云杰可不是那种只知拚命的莽漢，他不和敵人硬拚，而是把隊伍拉到山里去，等敵人追進山后，再找有利地形打他們。這樣一來，敵人不但沒有消滅游擊隊，反而倒死了不少人，最后只得收兵回營去了。 沒打著游擊隊，怪誰？ 日本人對和他們一起行動的偽軍說：皇軍是大大的能干的，是你們能耐的沒有！你們也配拿槍嗎？ 日本人不光是這樣說，而且說著說著還真的把一部分偽軍的槍給繳了。這一下把那些本來就對日本人有些反感的偽軍給弄火了，就連偽軍的旅部也告訴下面要准備防止和反抗日本人再來繳他們的槍。有一排偽軍還殺死了日本指導官和翻譯官，公開進行了嘩變。這時，游擊隊則抓住這個机會發動群眾，去繳偽軍的槍，一時間搞得敵人草木皆兵。而他們自己也在想出各种各樣的辦法去打敵人、繳武器。其中在下江一帶廣為流傳的“四扮日本指導官”的故事就是在這种情況下發生的。 這個故事的主角是一對堪稱“黃金搭擋”的朝鮮族戰士徐光海和裴敬天。 徐光海老練、勇敢，遇事沉著，通曉日語，一臉的絡腮胡子，長得也像日本人，當然就是“日本指導官”了；而裴敬天不但會說漢話，而且也會講日語，自然就是翻譯官的角了。這兩個人第一次出場亮相的時間是在１９３４年秋天，地點是在湯原縣龍區，任務是按照夏云杰的指示去除掉一個經常給日本人通風報信的藥房先生王風舞。 “日軍大佐”徐光海知道王不懂日語，便用朝鮮話問道： “你的，內嫩摸儿哈那？” 王風舞回答說：“太君，我是行醫看病的。” “啊！看病的，你是給馬胡子看病的！八嘎呀路！”徐光海對“日本兵”說，“代一嘎路（帶走）！” 王風舞赶緊說：“太君，你可別把我當外人，我和佳木斯憲兵隊的有聯系。這不，前几天有三個馬胡子被抓住了，都是我送的信呢！” “那就把他帶出去死了死了的有吧！” 第二次扮日本指導官是在１９３５年正月十四那天。地點是在樺川縣的火龍溝和依蘭縣的舒木河。那天火龍溝的大地主姜海泉正在組織大秧歌隊准備歡迎一支日本守備隊的到來。沒想到卻先迎來了徐光海他們。徐光海他們在大街上等看熱鬧的群眾來得不少了以后，便露出了真面目，在向群眾做了一通抗日宣傳工作后，便押著姜海泉、帶著秧歌隊，仍然以日本指導官的身份來到了舒木河不費吹灰之力就繳了那里自衛團的槍。 第三次裝扮日本指導官是在１９３５年８月，順利地繳了太平川反動地主耿子修、喬玉柱家的槍。而在此后沒几天，他們就又出現在一個名叫何木林的大地主家里。 這第四次出演的出發地是一塊苞米地。除了領銜主演的兩位外，還有２０多個“警察”跟在后邊。 何木林一听皇軍來了，急忙來把“日本指導官”徐光海的“警察署長”戴鴻濱迎進上房。何家有錢有勢，家里的几個儿子也都有兩個老婆，槍就更多了。戴鴻濱等人一時也不好下手。這時，正好何家的三個儿子回來了，他們身上都帶著匣槍。一見上屋有“日本人”，便到下屋去了。但當他們出來時卻沒帶槍。戴鴻濱估計那肯定是一支沒領槍照的槍，便到下屋找出那支槍，把它交給了“日本指導官”，還一邊使眼色一邊說：“太君，他家窩藏槍支，求皇軍治罪！” 徐光海會意，沖著“翻譯官”喊了几句，裴敬天使對何木林說：“槍的，執照的有？” “有哇，有哇！” “統統的拿出來，驗照！” 等到何木林把家里的４０多支槍都拿出來后，“警察署長”戴鴻濱對“日本翻譯官”說：“報告皇軍，這些槍大都沒有槍照。” “巴嗄呀路！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然后又沖著嚇得抖的何木林說：“皇軍念你忠心，不予治罪了，把槍都拿到集賢鎮重新起照，明天去取吧。” 何木林嚇得赶緊讓他儿子備上三匹好馬，馱上那４０多支槍，送“皇軍”走了……。 夏云杰對貫徹“中央指示信”精神十分得力，自從湯原游擊隊成立后，和湯原一帶的各支抗日部隊關系弄得非常好，經常和他們一起戰斗。在這些反日隊伍中就有一支是由格節河金礦礦警隊改編的“文武隊”，隊頭名叫馮治綱。這支隊伍曾經和游擊隊一起聯合采取過多次行動。經過夏云杰的不斷教育和啟發，馮治綱對党有了越來越多的了解，就主動提出要參加游擊隊。１９３５年９月，他終于如愿以償，他的“文武隊”成了湯原反日游擊總隊的第２中隊。 １９３５年１２月，趙尚志的三軍李延祿的四軍相繼到達湯原，与夏云杰他們會師了。趙尚志來了以后，根据夏云杰的建議，利用一次喝酒的机會成功地說服了駐亮子河金礦的一個偽軍連長，使他帶領全連把武器交了出來。趙尚志和李延祿一商量，決定把這批武器（兩挺輕机槍，百余支步槍）全交給了夏云杰。這樣，湯原反日游擊總隊的力量更強了，擴編為東北人民革命革命軍第６軍的條件也就成熟了。１９３６年１月，以夏云杰為軍長、張壽籛代理任政治部主任、馮治綱任參謀長的東北人民革命軍第６軍宣告成立，并發表了如下成立宣言： 全東北工農勞苦群眾及各反日義勇軍士兵學生們： 万惡的日本強盜占領我們東北四省已經有４年多血腥的慘史，在這４年多的殘酷的黑幕里，日本帝國主義一貫的執行其殖民政策，轟炸了不知多少城市，燒毀了不知多少農村，屠殺了不知多少勞苦群眾，掠奪了不知多少土地財產，強奸了不知多少婦女，整日炮火連天，殺聲震耳，日本強盜用盡了殺人的武器無時不在向我們全東北民眾轟炸与掃射著，這就是說：我們全東北民眾日日都有掉頭的危机…… 四年多被日本帝國主義血洗壓榨中的東北民族，不但沒有在它的奴隸的統治中屈服著，沒有甘心做亡國奴，反而激起了全東北反“滿”抗日的怒潮日益澎湃起來，東北的人民革命軍第一、二、三、四、五軍及各反日游擊隊，各反日義勇軍等，到處与日“滿”匪軍做長期的戰斗，予它無數的打擊，開展了廣大的反日游擊區，團結了廣大的反“滿”抗日群眾，產生了更多反日民眾武裝隊伍（如農民自衛隊、青年義勇軍等）；及地方反日政權（如人民革命政府、農民委員會等）最近匯合東北一切反日隊伍，組織東北民眾反日聯軍，成立東北民眾反日聯軍臨時政府，號召全東北民眾參加偉大的反日民族革命戰爭，不但能完成東北民族的獨立解放的任務，同時還能在日本帝國主義瘋狂的進行反革命反蘇聯戰爭爆發的前夜，予它致命的打擊。 在東北民族革命浪潮這樣的高漲中，我們湯原民眾反日游擊隊兩年來在与敵人的血戰中，已經獲得許多光榮胜利的歷史了，如寶寶山之戰，黑金河之戰，涼子河之沖鋒，三甲陣地解除敵之全体武裝，關旅二營一連之全部繳械，与屢次的沖破敵人之大舉討伐，真使敵心惊膽戰，同時在湯、蘿、綏及富錦地域開展了反日游擊區，號召与領導了許多反日義勇軍，團結組織与領導了下江廣大的勞苦民眾，進行了反“滿”抗日斗爭，實際上得到了民眾的深刻同情与擁護，因此湯原的民眾反日游擊隊的聲望和威信，在全東北日益高漲起來，但是我們為了更有力的為東北民族解放而戰，為收复東北失地而戰，為徹底實現東北民族自由平等而戰，還需擴大与堅強我們的隊伍，所以我們繼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一、二、三、四、五軍之后，成立東北人民革命軍第六軍，是有万分的必要，并有非常偉大的意義，由是我們敬告于全東北的勞苦民眾之前，特此宣言。 東北人民革命軍第六軍全体指揮員、戰斗員 １９３６年１月３０日 東北人民革命軍第６軍的成立，標志著松花江下游地區的抗日武裝斗爭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湯旺河畔的大火越燒越旺了！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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