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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戰爭會影響到輸油管道 內汽油的价格、超級市場里食品的 价格、證券交易所里股票的价格。 它們還會破坏生態平衡，通過電視 屏幕闖入我們每個人的家庭。 ——阿爾文·托夫勒 知曉了胜律并不等于就能鎖定胜利，這就像知道了長跑的技巧，并不等于能當上馬拉松冠軍一樣。對胜律的發現，可以深化人們對戰爭規律的認知，提高軍事藝術實踐的水准。但到了戰場上，能夠贏得胜利的人，卻斷不會由于對胜律的破解而增多。關鍵是看誰真正在本質上掌握了胜律。 在可能到來的下一場戰爭中，胜律對戰胜者的要求會非常苛刻。它除了一如既往地要求你通曉在戰場上角逐胜利的全部机巧，更提出了大多數軍人都准備不足或感到茫然的要求：在戰爭之外的戰爭中打贏戰爭；在戰場之外的戰場上奪取胜利。 從這個特定的意義上說，連鮑威爾、施瓦茨科普夫甚至沙利文、沙利卡什維利這樣的現代軍人都算不上“現代”，倒更像是一群傳統軍人。因為在我們所說的現代軍人和傳統軍人之間，已經出現了一條鴻溝。雖然這條鴻溝并非不可跨過，但卻需要一次徹底的軍事思維的騰躍。這對于許多職業軍人來說，几乎是窮其一生都不可能企及的事。說穿了卻又很簡單，辦法是：徹底做一回軍事上的馬基雅維里。 為達目的不擇手段，是這個文藝复興時期意大利政治思想家最重要的精神遺產[1]。在中世紀，這意味著對浪漫俠義又沒落的騎士傳統的突破，不加限制地采取可能有的全部手段去達到目的，在戰爭中亦如此，這恐怕即便不是最早（因為有中國的韓非子[2]在前），也是最明确的“超限思想”的濫觴。 -------- [1]B·羅素在論及馬基雅維里時說，“從來人們是慣于被他所震駭的，而他有時也确實在惊世駭俗。不過，人們如果能跟他一樣地擺脫掉假仁假義，那么，不少人也都能像他那樣思想……（在馬基雅維里看來），如果那個目的認為是好的，那我們一定要選擇一些足以胜任的手段去完成它。手段的問題可以用純科學的態度來處理，不必顧及目的之為善為惡。”（《君王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P115－123） [2]生于戰國的韓非子，是法家之集大成者。說話辦事，以實際功效為重，所謂“夫言行者，以功用為之的彀者也”，并無其它目的或限制。（見《中國思想通史》，侯外廬等著，人民出版社，1957年，P616） 事物彼此區別的前提是界限的存在，在一個万物相依的世界上，界限只有相對意義。所謂超限，是指超越所有被稱之為或是可以理解為界限的東西。不論它屬于物質的、精神的或是技術的；也不論它被叫做“限度”、“限定”、“限制”、“邊界”、“規則”、“定律”、“极限”甚至是“禁忌”。對戰爭而言，它可能是戰場和非戰場的界線、武器和非武器的界線、軍人和非軍人的界線、國家与非國家或是超國家的界線，也許還應包括技術、科學、理論、心理、倫理、傳統、習慣等等界線。總之，是把戰爭限定在特定范圍以內的一切界線。我們提出超限的概念，本意首先是指思想上的超越，其次才是指行動時，在需要并且可能超越的限度和界線上選擇最恰當的手段（包括极端手段），而不是指時時處處都非采用极端手段不可。對于技術綜合時代的軍人來說，現實存在中棱面的增多，可使用資源（指一切物化和非物化資源）的丰富，使他們不論是所面臨的限制，還是突破限制的手段，比起馬基雅維里所處的環境來，都要多得多。因此，對他們在超限思維方面的要求，也就更為徹底。 我們在前面說過，組合是戰爭大師們杯中的雞尾酒。但在以往的戰爭中，那些兵器、手段、陣法以及謀略間的組合，都是在軍事領域里進行的“限”內組合，這种狹義的組合在今天顯然已非常不夠。要想贏得今天或明天的戰爭，把玩胜利于股掌之間，就必須“組合”你所掌握的全部戰爭資源亦即進行戰爭的手段；這也還不夠，還必須按照“胜律”的要求去進行組合；這仍然不夠，因為胜律并不能保證胜利瓜熟蒂落在籃子里，它還需要一只得法的手去采摘。這只手就是“超限”，就是超越一切界限并且符合胜律要求地去組合戰爭。這樣，我們就得到了一個完整的概念，一個全新的戰法名稱： “偏正式超限組合戰”。 現在，我們似乎又一次面臨悖論：理論上說，超限，就應該是百無禁忌，超越一切；但事實上，無限的超越是不可能也做不到的。任何超越都只能在一定的限度內進行。就是說，超限并不等于無限，而只是擴大了的“有限”，即超出某一領域、某個方向的固有界線，在更多的領域和方向上組合机會和手段，以實現既定的目標。 這就是我們為“超限組合戰”下的定義。 作為一种以“超－限”為主要特征的戰法，它的原理是：在比問題本身更大的范圍、調集更多的手段去解決問題。比如，當國家安全面臨威脅時，不是簡單的選擇國家對國家的軍事對抗，而是運用“超國家組合”的方式化解危机。 從歷史上看，國家曾是安全理念的最高形態。對于中國人，國家甚至是与天下等同的大概念。如今，民族或地理意義上的國家，不過是“地球村”里人類社會鏈條上的大小環節。現代國家越來越多地受到區域性和全球性超國家組織（如歐共体、東盟、歐佩克、亞佩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貿組織以及最為龐大的聯合國組織等）的影響。此外，大量跨國家組織和形形色色的非國家組織（如跨國公司、行業協會、綠色和平組織、奧林匹克委員會、宗教机构、恐怖組織、黑客小組等）也同樣在左右著國家的走向。這些跨國家、非國家与超國家組織，共同构成了新興的全球力量体系[3]。 -------- [3]阿爾文·托夫勒在《力量轉移——臨近21世紀時的知識、財富和暴力》書中，以一小節談到“新型的全球性組織”，“我們正在看到一种意義重大的力量轉移，即從一個國家或國家集團向全球性角斗士轉移”。而所謂的“全球性角斗士”是指從歐共体到跨國公司，這些大大小小的非國家實体。据聯合國《1997年投資報告》的統計，全世界已有44000個跨國公司母公司和28万個在國外的子公司和附屬企業，這些跨國公司控制了全世界1／3的生產，掌握全世界70％的對外直接投資、2／3的世界貿易与70％以上的專利和其它技術轉讓。（轉引自《光明日報》1998年12月27日第三版，李大倫文章《經濟全球化的兩重性》） 也許沒有多少人注意到，上述因素，正在導引我們步入一個大國政治讓位与超國家政治的轉型期。這一時期的主要特征就是過渡：許多端倪正在顯現，許多過程正在開始。國家力量作為一類主体与超國家、跨國家、非國家力量作為另一類主体，在國際舞台上誰主沉浮的問題尚無定論。一方面，大國們還在起主導作用，特別是像美國這樣的全面大國，和像日本、德國這樣的經濟大國，中國這樣的新興大國，俄國這樣的垂暮大國，都還在試圖對全局施加自己的影響；另一方面，有遠見的大國，已開始明确地借助超、跨、非國家力量，去加倍擴大自己的影響，實現僅靠自身力量不足以達成的目標。如用歐元統一起來的歐共体，就是最新也最典型的案例。這一生机勃勃的過程發展到今天，不過剛剛走出了蹣跚期，遠未到結束的時候。近期走向和遠期前景不明朗，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某些跡象已經在顯現一种趨勢，即：通過國与國的較量定奪胜負輸贏的時代正在徐徐關上大門，而用超國家手段在比國家更大的舞台上解決問題、實現目標的時代，正在悄然拉開大幕[4]。 -------- [4]据布熱津斯基的看法，21世紀將出現數個的國家組群，如北美組群；歐洲組群；東亞組群；南亞組群；穆斯林組群；歐亞組群。這些組群之間的爭斗是未來沖突的主導。（《失去控制；21世紀前夕的全球混亂》中譯《大失控与大混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P221）。聯合國的作用日益增加，亦体現了這一趨勢。（見《走向21世紀的聯合國》，世界知識出版社） 基于此，我們把“超國家組合”列為超限組合戰的基本要素之一。 在一個政治、經濟、思想、技術、文化相互滲透，网絡、克隆、好萊塢、辣妹、世界杯輕松越過界碑所標志的疆域的世界上，那种企圖在純粹的國家意義上保障安全和謀求利益的愿望已很難實現。只有薩達姆這樣的蠢人，才會以赤裸裸的領土占領來實現自己的野心。事實證明，這一做法在20世紀的末葉，是明顯背時的，必然遭致失敗。同樣是追求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作為一個成熟的大國，美國就顯得比伊拉克精明得多。自登上國際舞台那天起，美國人巧取豪奪，從別的國家獲得的利益，比伊拉克從科威特那里獲得的不知要多出多少倍，個中原由不單是“強權即公理”就能解釋的，也不單是個違背國際准則与否的問題。因為在所有的海外行動中，美國總是力求爭取最多的追隨者，以防自己變成形單影只的孤家寡人。除對格林納達和巴拿馬這樣的小國，直接采取了單純的軍事行動外，大多數情況下，它都是用超國家的方式謀求并實現了自己的利益。在對付伊拉克的問題上，美國人的做法，就是一次非常典型的超國家組合。整個過程中，它上下其手，縱橫捭闔，几乎讓聯合國內的所有國家都支持它的行動，使這個全球第一國際組織做出了令它師出有名的決議，并把30多個國家拉進了討伊聯軍。戰后，又成功地組織了對伊拉克長達八年的經濟封鎖，并利用武器核查，對伊保持持續的政治軍事壓力，使之長期處于政治孤立、經濟困頓的狀態中。 海灣戰爭之后，戰爭或沖突的超國家組合傾向愈加鮮明。越靠近今天，它的這一特征就越突出，越頻繁地成為一种手段被更多的國家所采用。這一傾向的形成，有著最近十年國際社會急劇動蕩變化的深刻背景。全球經濟一体化、國內政治國際化、信息資源网絡化、技術換代頻繁化、文明沖突隱蔽化和非國家組織強勢化，給人類社會帶來的便利和麻煩一樣多，這就是為什么大國甚至一些中小國家，都不約而同地把解決問題的指針瞄准了超國家組合的原因[5]。 -------- [5]如東盟、非統等組織已經或正在成為解決地區事務的不可忽視的超國家組織。 正是這一原因，使現代國家面臨的威脅，更多的來自超國家力量，而不是一個兩個具体國家。對付這類威脅，除了使用超國家組合的手段，不會有其它更好的辦法。其實，古來無新事，超國家組合并非是一片新大陸。早在春秋戰國和伯羅奔尼撒戰爭時期，合縱連橫即結盟，就已經成為古代東西方策略家們運用超國家組合手段最為古老也最為經典的方法[6]，至今仍不失其魅力。直到海灣戰爭時，施瓦茨科普夫式的超國家組合，仍可以說是古典的“聯盟＋聯軍”的現代版。如果非要在古代和今天划出一條代溝，找出它們之間有什么不同的話，那就是在古人那里，只是國家与國家間的組合，而不是超國家、跨國家、非國家組織之間的垂直、平行和交叉組合[7]。這三种古人無從想象的力量的出現，已使今天的戰法，除了不變的原理外，從技術手段到實際運作都發生了革命性變化。“國家＋超國家＋跨國家＋非國家”的嶄新模式，將從根本上改變戰爭的面貌和結局，甚至改變戰爭自古以來天經地義的軍事性本質。這种不僅是以國家力量而是以組合超、跨、非三种力量去解決沖突或進行戰爭的方式，我們統稱為超國家組合。從已有的成功范例中可以預見，超國家組合將是今后時代，一個國家在更大范圍內，謀求實現國家安全目標和戰略利益的最有力武器[8]。 -------- [6]戰國時期的“合縱”（六國聯合抗秦）“連橫”（秦聯一或數國攻擊他國的聯盟），即為國与國聯盟的范例。（《戰國策注釋》，中華書局，1990年，P4） [7]當代的超國家組合，不只是國家組織与國家組織之間的組合，它還包括了國家与跨國甚至非國家組織的組合。在東南亞金融危机中，可以看到某些國家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對沖基金的默契配合。 [8]布熱津斯基在其新著《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中，為世界安全開出新的處方，建立一個“跨歐亞的安全体系”，這個体系以美國、歐洲、中國、日本、俄羅斯、印度等國為核心。且不論布氏的處方是否有效，但他至少指明了一條与我們相同的思路，在更大范圍內解決國家安全問題。卡爾·多伊說，“國際組織往往被視為引導人類走出民族國家時代的最佳途徑”，一体化的首要任務就是“維持和平”。（見《國際關系分析》，世界知識出版社，P332） 作為目前唯一世界級大國的美國，是最善于把超國家組合作為武器加以運用的國家。它從不放過任何參与到与美國利益有關的國際組織里面去的机會，或者說它一向都把任何國際組織的行動看做与美國利益息息相關。不論是歐洲、美洲、亞洲以及其它地區性或全球性國際組織，美國都要力爭置身其列以便操縱。1996年《美國國防報告》中對此直言不諱：“為保護和實現美國利益，美國政府必須有能力影響其它國家的政策和行動。這就要求美國保持在國外的參与，尤其是那些使美國最重要的利益處于危險的地區”[9]。如在成立亞太經合組織問題上，創議人澳大利亞總理霍克的最初考慮，只包括亞洲國家和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但立刻遭到布什總統的強烈反對，遂擴大到美國和加拿大。与此同時，為遏制亞太經濟合作的勢頭，美國极力鼓動部分亞洲國家，單獨与北美自由貿易區簽訂協議，既打進又拉出，可謂是一套雙重組合的策略。 -------- [9]美國國防部長1996財年度《國防報告》，軍事科學出版社，P5。 讓人感到諱莫如深的，是美國人在處理亞洲金融危机時的態度和方式。風暴伊始，美國就迅即否定了日本建立亞洲貨幣基金的提議，主張通過以其為大股東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實施有條件的救援計划，意在迫使亞洲國家接受美國推行的經濟自由化政策。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向韓國提供570億美元貸款的同時，提出的條件就是要其全面開放市場，讓美國資本有机會以不合理的底价收購韓國企業。如此明火執仗地要求給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敞開或騰出市場空間，已經近乎于一种變相的經濟占領[10]。如果我們把美國政府的這种做法与索羅斯之輩對亞洲國家的金融狙擊，与美國人的共同基金總額10年間從8100億美元增加到5万億并仍以每月300億的速度遞增[11]，与穆迪公司、標准－普爾公司和摩根斯坦利公司在最關鍵或是最微妙的時刻降低日本、香港及馬來西亞信用等級，与格林斯潘對香港政府反擊“對沖基金”會否改變游戲規則的擔心，与美聯儲對投机失敗的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TCM）的破例救助，与曾經在亞洲喧鬧一時的說“不”聲和“亞洲世紀”的提法日漸沉寂等所有現象，統統聯系起來，就會發現這一切的銜接是如此巧妙，天衣無縫[12]。倘若有意識地將它們組合在一起，用以打擊覬覦已久的目標，豈不是一次成功的超國家組織＋跨國家組織＋非國家組織的組合行動？雖然沒有直接證据顯示，美國政府和美聯儲刻意設計并使用了這一威力巨大又不露聲色的武器，但從跡象上看，起碼可以說，某些行動事先得到了他們的鼓勵和默許。只是這里我們想要討論的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美國人是否有意識地使用了它，而是作為一种超級武器，它是否可行？ -------- [10]日本《文藝春秋》月刊1998年8月號，石原慎太郎文章《新亞洲攘夷論》，認為美國在這次亞洲金融危机中的种种行徑表明了其打擊亞洲的戰略圖謀。這位“不”先生的看法雖有几分偏激，但仍不失見地。（見1998年8月15－16日《參考消息》） [11]見1998年9月29日《參考消息》，11版，轉載美國《財富》雜志文章。 [12]与石原慎太郎持相同看法的觀察家并不在少數，俄羅斯《論壇報》7月16日發表經濟觀察家康斯坦丁·索羅金的文章《盟國在亞洲金融危机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也談到了相同的看法。（見1998年8月15日《參考消息》） 回答是肯定的。 領域，是從領土概念中引申出來用以區別人類活動范圍的概念。從這個意義上，戰爭領域，就是對戰爭所涵括范圍的標定。我們提出“超領域組合”与“超國家組合”一樣，都是個縮略語，确切地說，在它們的后邊還應綴上“戰爭行動”四個字，才可以完整地表達出我們營造并使用這類概念的意圖。之所以要指明這一點，是為了把“超……組合”這种被超限思維驅動的主張，限定在戰爭及其相關行動的范圍內。 “超領域組合”，介于前面已經談過的“超國家組合”及后面將要論述的“超手段組合”兩者之間。正像它在我們論述時所處的位置一樣，它對突破性的超限思維，是不可缺少的一環。就像飛机突破音障，才能進入超音速飛行一樣，從事戰爭的人，只有突破領域的局限，才能進入戰爭思維的自由態。思想的破限是行動破限的前提。如果沒有思想的破限，即使憑借直覺在行動中有所突破，也終難成就正果。如美軍的“全維作戰”理論与我們的“超領域組合”异曲同工（所謂全維度亦即全領域），但由于美軍的“全維作戰”更多的像是一群聰明軍人的突發奇想，而不是建立在徹底的突破性思維基礎上，所以，這一有可能導致一場軍事革命的思想火花，很快便由于不徹底思維必然要面臨的种种障礙，令人惋惜地熄滅了[13]。 -------- [13]在今天的美國陸軍那里，“全維”是一個局限在軍事領域中的概念，如在《2010年聯合部隊构想》中的“全維保護”原則，主旨是強化對美軍的信息保護。在美國陸軍器材司令部司令E·威爾遜上將看來，能夠在全球范圍內机動的“后天的陸軍”就是“全維部隊”。可見，美國陸軍對“全維”思想，是去其精髓而徒留其名。（參見《聯合部隊季刊》1996年夏季號） 戰爭領域的擴大，是人類活動范圍日趨擴大并相互融合的必然結果。對此現象，人們的認識始終處于相對滯后的狀態。雖然遠在曹劌近在柯林斯，這些遠見卓識者都不同程度地指明了戰爭各領域間相互制約的關系，但迄今為止，在大多數從事戰爭的人那里，一切非軍事領域，都被看做是戰爭中必須服從于軍事需要的附屬品。視野的狹窄和思維的狹隘，使戰場的擴展和戰法的變化都被局限在了一個領域之內。從庫圖佐夫火燒莫斯科，不惜毀掉大半個國家，以堅壁清野的策略對付拿破侖；到二戰時德累斯登大轟炸和廣島、長崎核爆炸，不計平民傷亡地把軍事胜利絕對化，以及“大規模報复”、“确保相互摧毀”戰略的提出，都沒有突破過這一模式。 現在是對這一偏謬進行清算的時候了。技術的大融合已為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外交、宗教各領域間的交叉互動，准備好了接口，各領域的一体化傾向已非常明顯，再加上人權意識的高漲對戰爭倫理的影響，所有這些都使那种把戰爭局限在軍事領域，并以傷亡大小來衡量戰爭烈度的觀念日漸過時。戰爭正在超逸血腥殺戮之境，呈現出低傷亡甚至零傷亡但卻高烈度的趨勢：這是信息戰、金融戰、貿易戰等全新戰爭樣式，在戰爭領域開辟出的新空間。就此意義上說，已經沒有什么領域不能為戰爭所用，也几乎沒有什么領域不具備戰爭的攻擊性形態。 1987年10月19日，美國海軍艦艇在波斯灣攻擊伊朗鑽井平台，消息傳到紐約證券交易所，立即触發了華爾街歷史上最慘烈的股市崩盤。這個令人聞之變色的“黑色星期一”，使美國股市僅帳面損失即高達5600億美元，等于淨賠掉一個法國。事隔數年，由軍事行動引發股災進而導致經濟恐慌的一幕再次重演。1995－1996年，中國大陸兩度宣布在台灣海峽試射導彈并舉行軍事演習。彈跡划空之時，台灣股市應聲而落，出現了雪崩式的連鎖反應。以上兩例，雖然并非就是我們所說的超領域組合，特別是前者還屬于搬起石頭砸自己腳的蠢舉，但其出人意料的結局，卻足以啟發我們的思路：如果有意識地把兩個或更多的看上去互不相干的領域，組合成一种戰法去使用，效果豈不更好？ 從超限思維的角度，“超領域組合”就是戰場的組合。每一個領域都可能与軍事領域一樣，成為未來戰爭的主導性戰場。而“超領域組合”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考慮，選擇哪個領域作為主戰場，對實現戰爭目標更有利？從美伊對抗的實踐來看，在“沙漠風暴”42天軍事行動之后，持續了8年的軍事壓力＋經濟封鎖＋武器核查，是美國在新的戰場上用超領域組合打擊伊拉克的戰法。且不談經濟封鎖對伊拉克造成的巨大非軍事性損毀，僅巴特勒為首的聯合國武器核查特委會，在几年間通過檢查和銷毀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對伊拉克軍事潛力形成的打擊，就已經大大超過了海灣戰爭空中轟炸的戰果總和。 這些事象表明，戰爭已不再是純粹軍事領域內的行動，任何一場戰爭的走勢和結局，都將可能被政治因素、經濟因素、外交因素、文化因素、技術因素等等非軍事因素所決定或改變。面對影響廣被全球各個角落的軍事和非軍事沖突，我們只有從思維模式上突破划地為牢的种种界限，把被戰爭所全面波及的各個領域，變成手中熟練翻洗的紙牌，用超限戰法組合所有戰爭資源，才有可能操得胜券。 在兩國交戰、兩軍搏殺之際，是否需要使用特別手段，針對遠在后方的敵軍家屬展開心理戰[14]？在保衛國家金融安全時，是否可動用暗殺手段去對付金融投机家[15]？對毒品或走私品策源地，能否在不宣戰的限度內使用“外科手術式”打擊？為對他國的政府和議會施加影響，可否建立專門的院外集團運作基金[16]？是不是還可以用購買或控股方式，把別國的報紙、電視變成對其進行媒体戰的工具[17]？ -------- [14]美國國防部對互聯网軍方网站已加強控制，以防止敵對力量利用軍人家庭住址、福利號碼和信用卡號對軍人進行攻擊。 [15]既然英國政府允許其特工人員可以對被認定為恐怖主義國家的政府首腦實行暗殺，那么，如果某些國家把對本國經濟造成毀滅性打擊的金融投机家視為戰犯或恐怖分子并依同樣方式處置，是否可以認為是正當的？ [16]代議制國家的議會都躲不開院外集團的包圍，如美國的猶大人組織和槍支協會，都是一些著名的院外集團，其實，類似做法遠在中國古代就有，秦末楚漢相爭，劉邦給陳平許多錢就是為了在戰場之外打敗項羽。 [17]有文章披露，索羅斯通過控制阿爾巴尼亞的報紙，操縱阿國政局。 除開手段使用的正當性，即是否合乎公認的倫理規則這一點，上述問題的另一個共同之處是，它們全都涉及到了超國家、超領域地使用手段也就是我們要說的“超手段組合”問題。而要弄清楚什么是超手段并且為什么要超手段，首先需要弄清楚的是—— 什么是手段？ 這個問題似乎根本不是問題。誰都知道，手段是用以實現目標的方法和工具。但如果大到一個國家、一支軍隊，小到一個計謀、一件武器，都被籠統地稱做手段時，問題就遠不是那么簡單了。 手段的相對性，是一個讓人頗費周章的問題。 這种相對性表現為，在一個層面上可能是手段的東西，在另一層面上又有可能變成目的。對于超國家行動來說，國家就是手段；而對于國家行動來說，軍隊或其它國家力量是手段，國家則成了目的；依此類推下去，大小不一、尺碼不同的手段，就像是重重疊疊的中國套盒，每一層手段在服務于更高目的的同時，本身又成了低一級手段的目的。 拋開目的不談，手段的复雜性還在于，可以從任何角度、任何層面把任何事物都作為手段來理解。 從領域的角度，軍事、政治、外交、經濟、文化、宗教、心理和媒体這些領域，通通可以視為手段；再沿領域細分，如軍事領域，從戰略戰術、軍事威懾、軍事聯盟、軍事演習、軍備控制、武器禁運、武力封鎖直到使用武力，都是當然的軍事手段；而經濟援助、貿易制裁、外交斡旋、文化滲透、媒体宣傳、制定并運用國際規則、利用聯合國決議等等手段，則在分屬政治、經濟、外交等不同領域的同時，也越來越被政治家們當做准軍事手段去運用。 從方法的角度，哲學方法、技術方法、數學方法、科學方法和藝術方法，都是人類用以造福自身、也可用于戰爭的手段。比如技術。信息技術、材料技術、空間技術、生物工程技術，每一項新技術的出現和發展，都在擴張著手段的陣容；再如數學，從兵力配置、彈藥基數、彈道測算、殺傷概率、作戰半徑、爆炸當量這些軍事術語中，無處不見數學方法的影子；此外，哲學、科學、藝術的方法也是支撐軍事智慧以及軍事行動的有力手段，這也就是人們常常把軍事思想、軍事理論和軍事實踐稱做軍事哲學、軍事科學、軍事藝術的原因，利德爾·哈特就曾把戰略一詞，定義為“運用軍事手段來實現政策目標的藝術”。 由此可見，手段是一個涵蓋廣泛、層次丰富、功能交叉因而不易把握的概念。只有從視野上拓寬對手段的認識，懂得無一物不可以是手段的道理，才不至于在手段的運用上捉襟見肘，黔驢技窮。1978年在伊朗占領美國大使館扣留人質的危机中，美國最初只知貿然采用軍事手段，失敗后才改變手法，先凍結伊朗的海外資產，又實施武器禁運，并在兩伊戰爭中支持伊拉克，再加上外交談判，多管齊下，最終使危机得以解決[18]。這說明，在一個空前复雜化了的世界上，手段的樣式和适用范圍也處于不斷的變化中，再好的單一手段也不會比多种手段的并用更有优勢。因此，超手段的組合，就變得非常必要。可惜在這方面有自覺意識的國家并不多，倒是那些有多樣利益追求的非國家組織，在极力尋求多种手段的組合運用。如俄羅斯黑手党為攫取財富，把暗殺、綁票和使用黑客攻擊銀行電子系統等手段組合在一起；一些恐怖組織為政治目的，把投放炸彈、劫持人質和网絡襲擊等手段組合在一起；索羅斯之輩為在金融市場上混水摸魚，把匯市、股市、期市的所有投机手段都加以組合，并利用輿論廣造聲勢，誘導糾集像美林、高誠、摩根－斯坦利這些“巨無霸”与其聯手[19]，形成規模巨大的市場合力，展開一場又一場惊心動魄的金融大戰。這些手段大都不具有軍事性質（雖然時常會帶有暴力傾向），但其組合使用的方式，卻對我們在戰爭中如何有效地使用軍事或非軍事手段不無啟發。因為在今天，衡量一种手段的有效性，主要不是看手段的屬性和它是否合乎某种倫理標准，而是要看它是否符合一個原則，即實現目標的最佳途徑原則。只要符合這一原則，即是最佳手段。其它因素雖不能說可以完全忽略不計，但卻必須以有利于目標的實現為前提。這就是說，超手段組合首先要超越的不是別的，恰恰是手段本身所隱含的倫理標准或原則規范。而這遠比把一些手段与另一些手段組合在一起，更困難也更复雜。 -------- [18]見卡爾·多伊《國際關系分析》，世界知識出版社，P272－273。 [19]巴頓·畢格斯作為摩根斯坦利控股公司的全球策略分析員，被認為是全世界最有影響的投資策略家，因為他是這家有300億美元公司的總裁，并握有15％的股權。在泰國和香港金融風暴前，他和他的公司都有所舉動，為投机家指引方向。（參見《中國社會科學》1998年第6期，宋玉華、徐憶琳《當代國際資本運動規律初探》一文） 只有完成了對既有觀念的超越，才能使我們擺脫禁忌，進入手段選擇的自由－超限之境。因為對我們來說，僅僅通過現成手段去實現目標是不夠的，還需要找出實現目標的最佳途徑，即如何正确有效地運用手段，換言之，就是如何有意識地把不同手段組合起來，創造新的手段去達到目的。比如，在經濟一体化時代，某個經濟大國如果想打擊它國經濟，同時也打擊其防務，完全可以不采用經濟封鎖、貿易制裁或軍事威懾、武器禁運之類的現成手段，而只需調整本國的金融政策，以貨幣升值或貶值為主，組合以輿論造勢、改變規則等手段，就足以使目標中的國家和地區出現金融動蕩、經濟危机，削弱其綜合國力包括軍力。從東南亞金融危机導致該地區軍備競賽熱降溫的事例中，即可看出這种可能性完全存在，雖說此次危机并非哪一大國有意改變本國幣值所致。即使像中國這樣的准全球性大國，目前也已具備了只要改變自身的經濟政策，就可對世界經濟造成沖擊的能力。如果中國是個自私自利的國家，在1998年違背諾言，讓人民幣貶值的話，肯定就會使亞洲經濟雪上加霜，同時也將誘發世界資本市場的激變，其結果就連依靠外國資本流入支撐本國經濟景气的世界第一債務國美國，也必然受到經濟重創，這樣的結局肯定會胜過一次軍事打擊。 聲气相通、利益相連的現實，使戰爭的外延日趨擴大，也使任何一個舉足輕重的國家，都具備了多种而不僅僅只靠軍事手段威脅他國的能力。單一手段在使用中將越來越收效甚微，多种手段并用的优勢愈見凸顯，這就為超手段組合并把這种組合運用到戰爭或准戰爭行動中敞開了大門。 當一場戰爭成為一段戰史，像鋼水般逐漸冷卻的戰爭過程，就會一點點凸現出來。從最初的、小規模的、局部的戰斗，到由這些戰斗前后左右拼接而成的戰役，再由數個甚至更多的戰役构成的戰爭，最后還可能由一場戰爭蔓延成一次洲際或世界性的大戰……戰爭，就這樣沿著一級級看不見的台階走了過來，也許還將這樣一級級台階的走下去。每一級台階上，都布滿了呻吟的傷兵和陣亡者的尸体，布滿了胜利者高揚的炮口和失敗者丟棄的槍支，也布滿了許多愚蠢的或睿智的計策、謀略和方案。如果我們從戰史的最后一頁，一章章地往前翻，就會發現，一切過程都是累積，一切結局都由累積而成。胜利是累積，失敗也是累積。對交戰雙方而言，通向結局的道路是同一條，唯一的區別，是看你拾級而上，還是拾級而下。飛躍和突變，都發生在你踏上最后一級台階的那一刻。 這似乎就是規律。 而規律是需要尊重的，對規律的違背或打破則須慎重。 問題是我們所想的，恰恰正是如何違背或打破這一規律。我們不認為所有的戰爭，都必須一級級循序漸進，直到累積出決定命運的“那一刻”。我們認為，“那一刻”是可以制造出來的。找到能夠不斷地制造而不是等待累積到那一刻的辦法，并將它固定成一种戰法，這就是我們要做的事情。 我們當然知道，一次戰斗构不成一場戰爭，就像一名士兵构不成一支軍隊一樣，但這并不是我們想說的問題。我們的問題是，如何用一种方法打破所有的台階，并將這些台階任意組接拼裝，比如把一個戰斗或戰術級的行動，直接与戰爭或戰略級的行動組合對接。如同把肢体、軀干和頭顱任意拼接一樣，使戰爭變成一條可以在所有環節上隨机組合、亦可在任何方向上自由擺動的龍。 這個方法就是“超台階組合”。台階也是一种限制，与國家界限、領域界限和手段界限相同，都是超限組合戰在實際運用時需要超越的界限。 赫爾曼·康恩曾把通向核戰爭的門檻分成若干級台階，類似的台階同樣存在于其它樣式的戰爭中。但如果真的按照康恩的思路走，就會發現，44級台階的划分過于瑣細且不便操作[20]，并由于更多的著眼于從戰爭的烈度去划分台階，而缺少了對戰爭層級的實質性洞察。在我們看來，從戰爭的規模和与其對應的戰法這兩方面切入，戰爭台階的划分便可以大大簡化，分為四個層級就足夠了。在這一點上，我們和美國某些軍事分析家的看法基本一致，只是提法上有所不同。具体划分如下： -------- [20]關于赫爾曼·康恩的《升級階梯：概括的（或抽象的）說明》，可參閱卡爾·多伊《國際關系分析》，世界知識出版社，P234。美軍則通常把戰爭活動分為三個等級：戰略級；戰役級；戰術級。（見美國空軍條令AFM1－1《美國空軍航空航天基本理論》1992年版，軍事科學出版社，P106－111） 大戰－戰策 戰爭－戰略 戰役－戰藝 戰斗－戰術 第一級，“大戰－戰策級”。從規模上，是以超國家為上限、以國家為下限的軍事和非軍事戰爭行動。与之相對應的戰法是“戰策”，也就是柯林斯所謂之“大戰略”。因這一級戰法，主要涉及戰爭的政治策略，故我們名之為“戰策”。 第二級，“戰爭－戰略級”。國家級的軍事行動包括這一級別上的非軍事戰爭行動。与之對應的戰法是“戰略”，即國家的軍事策略或戰爭策略。 第三級，“戰役－戰藝級”。從規模上低于戰爭，高于戰斗的作戰行動。此級別一直沒有与之對應的戰法稱謂，通常套用“戰役”概念，顯然混淆了作戰規模与作戰方法的含義，故我們選用“戰藝”一詞為其冠名。取這一級作戰比“略”低，比“術”高，需講求作戰藝術之意。 第四級，“戰斗－戰術級”。最基本規模的作戰行動，与之對應的戰法是“戰術”。 一望可知，每一級作戰規模的台階上都有与之相應的作戰方法。對于傳統的軍人來說，也許他們終身的課業，就是如何熟練操作這些戰法，在所處的每個層級上打好每一仗。 而對于即將置身于下個世紀的軍人們，僅止在固定的層級上操練這些戰法，已顯得遠遠不夠。他們必須學會如何打亂這些台階，去組合從超國家行動到具体戰斗的所有要素，以贏得戰爭。這并非是一項不可完成的任務。說穿了很簡單，作為一种試圖把戰策、戰略、戰藝、戰術任意對接的方法，超台階組合的原理，無非是角色互換或角色易位。如用某种非軍事行動的戰略手段，去配合一次戰斗任務的完成；或用某种戰術性手段，去實現戰策級的目標。因為從戰爭的走勢看，越來越顯現出這樣一种跡象：并不是哪一級的手段才能解決哪一級的問題。無論是四兩撥千斤，還是殺雞用牛刀，只要操作得好，都是可行的辦法。 本·拉丹，僅用兩車炸藥這一純戰術級手段，就對美國國家利益构成了戰略級的威脅；而美國人也只能通過對其進行戰術級的報复行動，達到保障自身安全的戰略級目標。再如，与以往戰爭中“人－机”組合是最小的作戰單元，其作用一般不會超出戰斗規模這一點不同，超限戰中“人－机”組合，具備從戰術級直至戰策級多重跨度的攻擊能力。一名黑客＋一只調制解調器，給敵方造成的毀損几乎不亞于一場戰爭。而由于具有跨台階作戰的廣譜性和隱蔽性，這种單兵作戰的方式很容易達成戰略甚至戰策級的效果。 這就是超台階組合的要領和意義。 在以國家和超國家為主体的戰爭与非軍事戰爭中，沒有什么領域不能超越；沒有什么手段不能用之于戰爭；也沒有什么領域、手段相互間不能組合。戰爭行動對全球化趨勢的适應就表現在一個“超”字上，這一個“超”字便足以以一應万。而我們所說的万法歸一，就恰恰歸在一個“超”字上。 需要再次指出，超限組合戰，首先是思路，然后才是方法。 ------------------ 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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