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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 敵變化而取胜者，謂之神。 ——孫子 戰爭的指導，就像醫生給病人 看病一樣，是一門藝術。 ——富勒 “軍事革命”的說法，對于今日各國軍事界，就像喬丹之于NBA球迷一樣時髦。除了每一項新鮮事物的出現都有其必然性因素之外，恐怕更主要的是与美國人善于制造時髦有關。一向喜歡在各种問題上執世界牛耳的美國人，非常擅長對每一項有前景的事物進行美式包裝，然后再向全世界傾銷。盡管不少國家對美國文化的入侵憂心忡忡并加以抵制，但對他們在軍事革命問題上的見解卻大都依葫蘆畫瓢，全套照搬。其結果不難料定，自然是美國人患感冒，全世界打噴嚏。因看重隱形技術而被譽為“隱身之父”的美國前國防部長佩里，在回答中國訪問學者有關“美國軍事革命的重要成果和理論突破是什么”的問題時，不假思索地脫口答道：“當然是隱身技術和信息技術”。佩里的回答代表了美國軍界的主流看法——軍事革命就是軍事技術革命。在佩里們看來，只要從技術上解決了讓士兵們在山前就知道“山后面有什么”的難題，便等于完成了這一輪軍事革命[1]。從技術角度去觀察、思考和解決問題，正是典型的美國式思維。其長處和短處都像美國人的性格一樣一目了然。這种把技術革命等同于軍事革命的觀念，通過海灣戰爭的形象演示，對全世界的軍隊都產生了強烈的沖擊和影響。几乎沒有人在這种情況下還會保持足夠的冷靜和清醒，當然也就更不會有人發現由美國人開始的誤解正在引起整個世界對一場遍及全球的革命的誤解。“高技術建軍”的口號像太平洋颶風一樣在越來越多的國家登陸[2]，就連大洋西岸的中國也几乎在同一時間里濺起了回聲。 -------- [1]軍事科學院研究員陳伯江大校在美國做訪問學者時，采訪了一批美國軍界要員。陳伯江問佩里：“美國軍事革命所帶來的最重要的成果和理論上的突破是什么？”佩里回答：“最重要的突破當然是隱形技術。它是一种巨大的突破。但是我要說在一個完全不同的領域，同樣重要的是信息技術的發明。信息技術解決了士兵們几個世紀以來一直要求解決的問題，這就是：在下一座山的后面有什么？几個世紀以來，解決這一問題進展甚慢。最近10年，技術的進展非常之快，使解決這一問題有了革命性的辦法。”（《國防大學學報》1998年第11期，P44）作為斯坦福大學工程學院教授的佩里，顯然更愿意從技術角度去觀察和理解軍事革命。他無疑是一個軍事革命的唯技術論者。 [2]《1997年世界軍事年鑒》在“軍事形勢綜述”中指出：“1995－1996年軍事形勢中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一些主要國家開始在質量建軍的框架中，突出‘高技術建軍’。”美國以實現戰場數字化為目標，确立了高技術建軍方針；日本擬定了新自衛隊整備大綱，要求建立“精干的高技術化的軍事力量”；德國提出“德爾斐報告”，謀求在8項尖端技術上實現突破；法國為提高軍隊“技術素質”，推出改革新方案；英國和俄羅斯亦有所動作；一些中小國家也競相采購先進武器，力圖使軍隊的高技術水平“一步到位”。（《1997年世界軍事年鑒》，解放軍出版社，1997年，P2） 不可否認，軍事技術革命是軍事革命的基石，但它無論如何不能被看做是軍事革命的全部，充其量只是這一狂飆突進歷程的第一步。軍事革命的最高体現和最終完成只能歸結于軍事思想的革命，而不可能僅只停留在軍事技術、編制体制變革這些形而下的層面上。軍事思想革命，說到底是作戰樣式和方法的革命。軍事技術革命也好，編制体制改革也罷，其最后的結果都將落腳于作戰樣式和方法的改變。只有這一改變的完成，才意味著軍事革命的成熟[3]。如果把軍事技術革命稱作軍事革命第一階段的話，那么我們現在正處于這次革命至關重要的第二階段。軍事技術革命的接近完成在多大程度上為新階段的開始做了充分的舖墊，也就在多大程度上給這一階段進行思想作業的人出了難題：軍事技術革命使你可以在更大范圍選擇手段的同時，必將使你在同樣范圍內受到這些手段的威脅（因為壟斷一种技術在今天遠比發明一种技術要困難得多）。這些威脅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由于手段的多樣化而變得無邊無際，真正讓人有一种草木皆兵的感覺。任何方向，任何手段，任何人都可能成為國家安全的潛在威脅，而你除了能清楚地感受到威脅的存在以外，卻很難一下子弄清楚——威脅來自何方？ -------- [3]除了那种把軍事技術革命等同于軍事革命的看法之外，許多人更愿意把軍事革命看成是新技術、軍隊新編制和新軍事思想結合的產物。如，美陸軍軍事學院戰略研究所的斯迪文·麥茲和詹姆斯·凱維特在他們的研究報告《戰略与軍事革命：從理論到政策》中談到，“所謂軍事革命，就是在軍事技術、武器系統、作戰方法和軍隊組織体制諸方面同時而相互促進的變化，使軍隊的作戰效能發生一次飛躍（或突變）”。（美陸軍軍事學院戰略研究所研究報告《戰略与軍事革命：從理論到政策》）美國戰略和國際問題研究中心關于軍事革命的研究報告，也認為軍事革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而托夫勒把軍事革命与文明的更替等量齊觀，就顯得有些大而無當。 長期以來，無論是軍人還是政治家，都已經習慣于用一种定式進行思考，即對國家安全构成威脅的主要因素是敵國或潛在敵國的軍事力量。而20世紀最后十年發生的戰爭和重大事件，則在不動聲色地向我們出示相反的證明：軍事威脅已經經常不再是影響國家安全的主要因素。盡管与人類歷史一樣古老的領土爭端、民族紛爭、宗教沖突以及勢力范圍的划分，仍是人們干戈相向的几大動因，但這些傳統因素已越來越多地与攫取資源、爭奪市場、資本控制、貿易制裁等經濟性因素交織在一起，甚至讓位于這些因素，形成威脅某個或某些國家政治、經濟、軍事安全的新形態。這類形態從外觀上看可能毫無軍事色彩，因而被某些觀察家們稱為“亞戰爭”或“類戰爭”[4]，但其在所攻擊的領域里造成的損毀，卻絕不亞于一場純軍事戰爭。在這方面，我們只須舉出喬治·索羅斯、本·拉丹、埃斯科瓦爾、麻原彰晃、凱文·米特尼克[5]這些瘋狂的名字就足夠了。人們或許已經無法准确地指出，從什么時候開始，發起戰爭的主体不再僅僅是那些主權國家，日本奧姆真理教、意大利黑手党、极端穆斯林恐怖組織，哥倫比亞或“金新月”販毒集團、心怀叵測的黑客和掌握大量對沖基金的金融家，隨便哪個目標堅定、意志頑強、性格偏執的心態失衡者，都有可能成為一場軍事的或非軍事戰爭的制造者。他們所使用的武器可以是飛机、大炮、毒气、炸彈、生化制劑，也可以是電腦病毒、网絡瀏覽器、金融衍生工具。一句話，所有新技術能夠提供的戰爭新方式、侵略新手段，都會被這些狂熱分子用來進行形形色色的金融攻擊、网絡攻擊、媒体攻擊或是恐怖襲擊。這些攻擊大都不是軍事行動，但卻完全可以被視作抑或等于是強迫它國滿足自己利益訴求的戰爭行為。這些与軍事戰爭一樣甚至破坏性更大的力量，顯然已經對我們所理解的國家安全造成了不同于以往的、多重方向的嚴重威脅。 -------- [4]見趙英《新國家安全觀》。 [5]喬治·索羅斯，金融投机家；本·拉丹，伊斯蘭恐怖主義者；埃斯科瓦爾，惡名遠揚的毒梟；麻原彰晃，日本邪教“奧姆真理教”教主；凱文·米特尼克，著名電腦黑客。 在這种情形下，只要稍微撕開一點視野，我們便會看到，基于地緣概念的國家安全觀已經明顯過時。對國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脅的已遠不止是敵對勢力對本國自然空間的武力侵犯。在數月之內貨幣貶值百分之几十、經濟瀕臨破產的泰國和印尼，与被軍事打擊和經濟封鎖雙重遏制的伊拉克相比，在國家安全指數的低落程度上，恐怕已沒有多少差別。就連冷戰后唯一僅存的超級大國美國，也意識到了最強大的國家往往是敵人最多、所受威脅也最多的國家，在連續几個財年的美國《國防報告》中，除了把“敵視美國利益的地區強國”列在十种主要威脅的首位外，還將“恐怖主義；危及盟國政府穩定的顛覆活動和無政府狀態；對美國繁榮和經濟增長的威脅；非法毒品貿易；國際犯罪”，都指認為是對美國的威脅，因此擴大了對可能危及自身安全的多重空間的搜索范圍[6]。其實不止是美國，所有崇奉現代主權觀的國家都已經自覺地把安全邊界擴展到了政治、經濟、資源、民族、宗教、文化、网絡、地緣、環境及外太空等多重疆域[7]。這种“泛疆域觀”，是一個現代主權國家生存、發展和在世界上爭取影響力的前提。相形之下，以國防為國家主要安全目標的觀念就顯得有些陳舊，至少是很不充分。与“泛疆域觀”相對應的，應該是一种全方位包容國家利益的新的安全觀念。它所關注的絕不止于國防安全問題，而是毫不猶豫地將國家的政治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等方方面面的安全需要統統納入自己的目標區。這是一种把傳統的領土疆域概念提升為國家的利益疆域概念的“大安全觀”。 -------- [6]美國國防部長在1996、1997、1998財年的每一份《國防報告》中都提到美國面臨的多种威脅。但這种廣角視野，并不是美國人能自覺保持的觀察水准。1997年5月，美國國防部發表《四年防務審查報告》，在其第一部分“全球安全環境”中指出，美國的安全將面臨一系列挑戰，首先是來自伊拉克、伊朗、中東、朝鮮半島的地區威脅；第二是敏感技術的擴散，如核、生、化武器及投射技術、信息戰技術、隱形技術等；第三，恐怖活動、非法毒品交易、國際有組織犯罪及移民失控；第四，大規模殺傷武器對美國本土的威脅。“在2015年以前，能与美國分庭抗禮的國家不大可能出現，但在2015年以后，有可能出現一個地區強國或勢均力敵的全球敵手。有人認為，盡管俄羅斯和中國前景未卜，但有可能成為這樣的敵手。”這份由國防部長辦公室和參聯會通力合作的報告，顯然仍沉溺于半是真實半是虛幻的所謂軍事威脅之中。根据這份報告形成的1997年美國《國家軍事戰略》，在對威脅的分析中，專以一節提到“不可知因素”，表現了美國人對未來威脅的悄悄不安。 [7]澳大利亞的小莫漢·馬利克指出，影響21世紀國家安全的7個趨勢：全球化經濟；全球化的技術擴散；全球化的民主浪潮；多极化的國際政治；國際体系性質的變化；安全概念的變化；沖突焦點的變化。這些趨勢的綜合作用，形成了威脅亞太地區安全的兩類沖突根源。第一類為傳統的沖突根源：大國的霸權斗爭；成功國家民族主義的膨脹；領土和海洋權益的爭端；經濟競爭；大規模毀傷武器的擴散。第二類為未來沖突的新根源：衰敗國家中的民族（种族）主義；文化和宗教信仰沖突；致命的輕武器擴散；石油、漁業和水資源的爭議；難民潮和人口流動；生態災難；恐怖主義。所有這一切都對21世紀的國家安全构成了多重威脅。這位澳大利亞人對國家安全的見解，比美國官方要略高一籌。（詳見美國《比較戰略》1997年第16期） 這种大安全觀由于其載荷的增大，帶來了目標的复雜化和實現目標的手段、方式的复雜化。因此，作為确保國家安全目標得以實現的國家戰略即通常所說的大戰略，也就需要做出超越于軍事戰略甚至政治戰略之上的調整，對涉及整個國家利益安全指數的所有方面進行通盤考量，把政治（國家意志、价值觀和凝聚力）、軍事因素与經濟、文化、外交、技術、環境、資源、民族等參數疊加在一起，才能繪制出一幅完整的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重合的“泛疆域”——大戰略態勢圖。 任何人站在這幅態勢圖前，都會頓生望洋興歎之慨：如此眾多并且跨度巨大的領域，如此复雜以至自相沖突的利益，如此錯綜甚至彼此排斥的目標，怎么可能用一种統一的、單一的手段和方式去實現？比如說，用克勞塞維茨稱之為“流血的政治”的軍事手段，如何解決東南亞金融危机？抑或用同樣的方式，如何對付在互聯网上神出鬼沒的黑客？結論不言自明，作為對大安全觀層面上的國家安全的保障，僅有劍是不夠的。獨木難支。一個現代國家大廈的安全拱頂，已遠不是軍隊這一根支柱可以獨力支撐的。它的屹立不倒，關鍵在于涉及國家利益的所有領域能在多大程度上形成合力。而有了這种合力，還需要有把這种合力變成可以實際操作的方式方法。這應是一种把軍事和非軍事兩大領域間所有維度、所有手段組合起來進行戰爭的“大戰法”。与以往戰爭造就戰法的程式相反，這种大戰法一經誕生，勢必將造就出一种既包容又超越所有影響國家安全之維的全新戰爭型態。而它的原理拆開來看并不复雜，只是簡簡單單的兩個字：組合。“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不論二或是三還是万物，都是組合的結果。組合才有丰富，組合才有千變万化，組合才有多樣性。組合使現代戰爭的手段增至近乎無限，從根本上改變了既往人們賦予現代戰爭的定義：用現代武器和作戰方式進行的戰爭。這就是說，手段的增多在使武器的作用縮小的同時，也使現代戰爭的概念獲得了放大。在一場從手段選擇到戰場范圍都极大延展了的戰爭面前，那种僅憑軍事手段就想迎取胜利旭日的愿望，恐怕大半會在“只緣身在此山中”的痴迷下落空。眼下，所有怀有胜利野心的軍人和政治家們，要做的就是擴張視野，審時度勢，憑借大戰法之杖，撥開傳統戰爭觀的迷霧—— 去山那邊迎接日出。 ------------------ 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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