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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通常稱之為“十二月會議”）。 剛剛從蘇聯回國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王明在作著《如何繼續全國抗戰和爭取抗戰胜利呢》的報告。他慷慨激昂地說道：“今天的中心問題是一切為了抗日，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切服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他批評洛川會議過分強調了獨立自主，他說：“過去提出國民党是片面抗戰，是使他們害怕。要提出政府抗戰很好，要動員廣大人民幫助抗戰。不要提得這樣尖銳，使人害怕。” 人們心里都十分清楚，王明是共產國際的代表，是傳達著共產國際的指示精神。他的一番講話在會議上掀起了一陣陣波瀾，產生了相當的影響。雖然，他的講話与洛川會議精神相悖而未能最終形成決議，但是他的講話和這次會議的精神還是要向党內傳達的。于是在中國共產党內，在八路軍120師內，在如何堅持統一戰線的問題上，不同程度地出現了意見分歧。 1937年12月30日，賀龍、關向應、肖克离開嵐縣，日夜兼程，5天后到達山西洪洞縣馬牧村八路軍總部，參加八路軍高級干部會議（俗稱“臨汾會議”），其內容是傳達“十二月會議”精神及王明的報告。 在總部，賀龍等人見到了八路軍總部及各師的主要領導。當賀龍同朱德見面時，二人都激動得緊緊握手，共同回憶了一些難以忘怀的往事。 1936年7月。党中央電令，紅二、六軍團改稱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 那几天，甘孜歡騰了，原駐在這里的紅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緊緊握著二方面軍同志的手，邊揩淚水邊說：“同志們，你們辛苦了！”他們騰房子，送糧食，送牛羊，送毛衣，情深似海。當地的藏民蘇維埃政府組織藏民，跳起歡樂的舞蹈，捧著飄香的酥油茶，夾道歡迎紅二方面軍。紅二方面軍總指揮賀龍去看望四方面軍的干部戰士，回到指揮部后，滿面笑容，裝了一袋摻有樹葉的煙草，大口大口地吸起來。 在一張桌上，放著一疊文件，引起了賀龍的注意。他走近方桌，發現是些油印材料，封面刻有“干部必讀”四個字，翻開一頁，又有四個字“國燾講座”。心想：為什么這個時候送來這樣的材料，難道張國燾寫的東西是“干部必讀”嗎？有鬼！有鬼！ 他忙把警衛員喚到身邊，問： “這是誰送來的？” “剛才張政委派人送來的。” “發下去了沒有？” “听說下面已發了，這些是留給軍部的。” “哦！”賀龍眉宇緊鎖，思索了一下，便拿起一本，慢慢地坐在當亮的地方，裝了一袋煙點燃，含在嘴里，一字一句地看了好久，急急忙忙地翻著頁子，嘩嘩作響，然后猛然站了起來，握緊著拳頭，走到方桌前，一拳打在那疊材料上。 賀龍嚴肅地對警衛員說道：“你赶快通知各師團，這個材料是錯誤的，是反對毛主席的，全是反党的話，一律不准下發，發了的要迅速收回，集中到團部，放把火把它燒了。你听清楚了嗎。” “听清楚了！” “這些東西，你也把它燒了！燒了！把灰埋到土里去！”他憤慨地拿了几份“國燾講座”，撕得嚓嚓響，然后揉成紙團，使勁擲在地上。 為了把這場斗爭的具体情況弄清楚，賀龍准備去見當時被張國燾劫持的朱德。他披了件干淨的舊軍裝，取下八角帽，用衣袖把五角星揩了又揩。他端端正正地戴上帽子，大步流星，來到朱德同志的住所。 朱德和賀龍緊緊地握著手，你看著我，我望著你，激情滿怀，誰也沒有說一句話。是呀！南昌城頭，他倆肩并肩，心連心，在党中央代表、前委書記周恩來同志的領導下，与葉挺、劉伯承同志一道，向國民党反動派打響了第一槍；南下到潮汕地區時，他倆率領起義軍与瘋狂的反動派軍隊進行了頑強的斗爭。他們是團結戰斗，患難与共啊！轉眼分別了9年。如今又在這兩條路線激烈斗爭的風雨中見面了，怎能不叫他倆高興呢！賀龍爽直地對朱德說：“朱德同志，你有什么指示就說吧！ 你是曉得我賀龍的。” “你們來了，我們要一起北上，党中央在毛主席那里！” “對，党中央在毛主席那里！我雖然沒有見過毛澤東同志，但從我切身的經驗教訓中，從湘鄂西和湘鄂黔的革命斗爭中，從讀到他寫的文章中，深知他是我們的正确領導者。我們二方面軍堅決擁護毛主席，永遠跟著毛主席！” “好啊！”朱德面對著這位對党、對毛澤東赤膽忠心的戰友，無比激動。 “朱德同志，我們剛剛到這里，張國燾就發下了反党的小本本，什么‘國燾講座’？嗨！他的胃口真不小哩。” “是呀，賀龍同志，到里面坐，我把情況給你詳細說說。” …… 天漸漸黑了。賀龍同志听完朱德同志的話，才完全弄清張國燾另立中央和分裂紅軍的罪惡陰謀。這一下，他心中明白了，認識到眼前的這場斗爭，是關系党的存亡、紅軍存亡的大事，一定要站穩立場，針鋒相對与他斗！臨分別的時候，賀龍向朱德堅定地表示：朱德同志，請電告党中央、毛主席，我們二方面軍的領導同志和廣大指戰員，堅決反對張國燾的右傾逃跑路線的分裂主義，擁護毛主席的正确路線。 眼下，賀龍与朱德又緊緊地握手，二人心中都清楚：党內又出現了新的斗爭。 听了“十二月會議”精神傳達。賀龍、關向應等人都沒有發言，心中卻頗生疑惑：為什么一切都要服從統一戰線呢？ 關向應眉頭緊鎖，對于王明的思想方法及理論原則，他是很了解的，同時，對于國民党的兩面派手法，他也是有深刻体驗的。 1930年底，關向應任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而后，他被調到上海，在總工聯工作。當時的上海，籠罩著白色恐怖。因党的机關被破坏，關向應被捕入獄。在獄中，國民党對他進行了酷刑拷打和非人的折磨，但關向應始終沒有泄露組織的秘密。他對國民党的凶狠、殘忍和腐敗有了更加清醒的認識。1931年6月，中國共產党設法將關向應救出獄，后派其到湘鄂西根据地工作。 當時的湘鄂西根据地，因党內“左”傾路線的干扰和國民党的大規模進攻而遭受了嚴重的損失，正處在极為困難的時刻。關向應來后不久就和賀龍等人在一起，同執行王明“左”傾路線的中央代表夏曦進行了多次斗爭，力爭在襄北建立根据地，以粉碎敵人的進攻。1932年3月，關向應和賀龍一起率紅三軍奔赴蘇區外圍，取得襄北文家墩大捷。但是，由于夏曦堅持王明錯誤路線，實行消极防御，取消了紅軍中的軍事指揮机關，特別是“肅反”擴大化，將大批优秀的紅軍指戰員殺害，使得湘鄂西蘇區第四次反“圍剿”失敗。8月，紅三軍被迫退出洪湖蘇區，經過7000里的艱苦轉戰，于1933年初到達湘鄂邊。這期間，關向應与賀龍等同志一起与夏曦在作戰原則、肅反、對敵策略和要不要建立革命根据地問題上進行了堅決的斗爭。在這個過程中，關向應同賀龍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賀龍同樣眉頭緊鎖，雖然沒有發言，但慍怒之情已形于色。 他在舊軍隊里從營長當到了軍長，深知國民党的腐敗；對蔣介石其人，也深有了解。就他自己說，与蔣介石有著很深的階級仇恨。土地革命戰爭中，他的不少親屬都被國民党反動派殺害了。“西安事變”時，他高興极了。“打倒蔣介石”這個喊了10年的口號，看樣子真是可以實現了。后來，中國共產党為了爭取國民党、聯合蔣介石共同抗日，和平解決了“西安事變”，一時間，賀龍的思想陷入了矛盾之中。雖然，賀龍從革命道理上懂得中共中央促成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是從團結抗日、挽救民族危亡的大局出發，但是，在感情上一時還有點接受不了。有一次，賀龍在敘述當時的心情時說：“雙十二，國共合作，全國人民要和平，要抗日，階級矛盾起了變化。我主張殺蔣介石，奉命東下，半途听說放了，全身都軟了，气憤得很。后來，經過學習，特別是參加了洛川會議，听了毛澤東在會上的兩次發言，弄清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實質，在統一戰線中兩党關系上我党應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才解決了感情上的矛盾。”到晉西北以后，他盡力按照洛川會議确定的原則去貫徹統一戰線政策，積极團結國民党政府軍共同抗日。傅作義的第35軍在日軍進攻太原時損失很大，1個軍僅剩了几千人。為了團結抗日，賀龍批准將收容的散兵游勇和部分參軍青年約3000人輸送給他。賀龍更注意在統一戰線中堅持獨立自主原則，無論在作戰上、地方工作上，他都不愿受蔣介石、閻錫山的無理限制，特別是在壯大八路軍上，他力主“招兵買馬”。遇有矛盾，則進行嚴肅的斗爭。可是，現在怎么回事呢？他不理解，也不了解“十二月會議”的具体情況，心里很不自在。 臨汾會議結束了。賀龍、關向應預感到，王明的投降主義路線雖然沒有在全党全軍占主導地位，但其影響面是不小的，在晉西北和120師中如何堅持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和認真貫徹洛川會議精神，還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于是決定速回晉西北。 這時，賀龍接到通知：蔣介石在河南洛陽召開第2戰區將領會議。于是，他同朱德、彭德怀、林彪、劉伯承前往赴會。 會議是1月15日開始的。1月7日，蔣介石分別會見了參加會議的八路軍將領。 在一間不大的房間里，賀龍端坐在蔣介石對面。 蔣介石先詢問賀龍關于120師兵力部署等情況，然后問道：“現在部隊裝備情況好嗎？” 賀龍說：“裝備很差啊！槍都是禿的，沒有刺刀。我們在塞外，天气很冷，軍官、士兵都沒有皮大衣，沒有皮帽，子彈也少得很。” 蔣介石點點頭說：“喔，困難不少。”他心里很清楚，國民党政府每月發給八路軍軍餉40万元，120師實際上每月只能領到4至6万元。按照他的旨意，現在撥給八路軍的軍餉正逐漸減少。為了回避這個問題，蔣介石轉換了話題向賀龍問道：“民國十六年，你為什么好端端的軍長不當，去參加共產党的南昌暴動？” 賀龍爽直地回答：“我和委員長政見不同嘛！”說完，當年南昌起義加入中國共產党的情形又翻騰在賀龍的腦海里。1927年7月下旬，賀龍在第20軍軍部熱情地迎接了前來領導南昌起義的前敵委員會書記周恩來。周恩來緊緊握住賀龍的手說：“我來拜訪你，不是禮節性的。開門見山，我是和你商量起義計划的。我們立刻就談行嗎？”賀龍連連點頭說：“好极了，我洗耳恭听！”周恩來大笑，指著賀龍說：“洗耳恭听是不夠的。你是大將軍，光動耳朵怎么成？還要動手動腳動槍動炮呢！”賀龍也笑了。周逸群是陪著周恩來進屋的，看見他們要談事，就准備离開。賀龍卻揚手叫著：“逸群，你去那里？一起听听嘛。我都听得，你听不得？”周恩來說：“好，坐下听罷，你也要談談意見。” 接著，周恩來講了南昌起義的基本計划。周恩來講完以后說：“賀龍同志，我想听听你的意見。”賀龍說：“我完全听共產党的命令，党要我怎么干就怎么干。”周恩來點頭說：“共產党對你下達的第一個命令就是党的前委委任你為起義軍總指揮！”賀龍一怔，站了起來，有些訥訥地說：“我還沒有入党……”周恩來說：“你看，你剛剛講過完全听共產党的命令，怎么第一個命令就不听了？”賀龍說：“好，我服從。”周恩來說：“南昌守軍有3000多人，朱培德的第一路軍總指揮部警衛團很有戰斗力。我們決定由葉挺同志任前敵總指揮，劉伯承同志任參謀團團長。想請你和伯承同志一起訂一個具体作戰計划。我想，起義軍總指揮部和參謀團就設在你的軍部，你看可以嗎？”賀龍說：“很好，一切服從命令。只是要快，我們這出戲是楊排風上陣，連燒帶打呢！”這句話一說，連剛剛赶來的葉挺也大笑起來。 1927年8月1日，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領導2万余人的革命武裝，舉行起義。中國武裝革命反對武裝反革命的第一槍打響了，從此揭開了中國共產党領導武裝斗爭的歷史！ 8月末或9月初的一天，在瑞金的一座學校里，由周逸群、譚平山介紹，賀龍加入了中國共產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來在賀龍入党宣誓儀式上講了話。他說：組織上對賀龍很了解，賀龍同志由一個貧苦農民經過斗爭，成為國民革命軍第20軍軍長很不容易。多年來，賀龍同志積极追求真理，是經過考驗的，是信得過的。中共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李立三、惲代英、譚平山也相繼講了話。他們回顧了大革命以來，賀龍反對軍閥、反對帝國主義列強，支持工農運動的一貫表現，贊揚了賀龍在革命危急關頭挺身而出，率軍參加了南昌起義的革命精神，也敘述了党對賀龍的考察經過。賀龍入党后，編入了中央特別小組，同組中有周恩來、張國燾、廖乾吾、劉伯承、周逸群等。 “政見不同”，話語不多，落地有聲，此刻的蔣介石一時語塞，心里暗想：賀龍与林彪可真是不一樣。兩個小時前，也是在這間房間里，蔣介石接見了林彪…… 林彪恭恭敬敬地站在蔣介石面前。蔣介石在詢問了一些有關八路軍中的黃埔軍校學生的情況后，站起身來，拍著林彪的肩膀說道：“平型關一役，你指揮得不錯嘛。” 林彪說道：“全靠校長教導有方。” …… 眼下，蔣介石望著賀龍不卑不亢的神態，心中不斷地嘀咕：不一樣，賀龍和林彪确實不一樣。 為了打破僵局，蔣介石說道：“過去的事情算了。”接著，以關心部下的口吻問道：“你家里可好？” 賀龍冷冷地看了一眼蔣介石，然后回答說：“我家的房子被燒了，家里人被殺光了。” 這個回答，出乎蔣介石之所料，一時十分尷尬。愣了片刻，蔣介石把臉一沉說：“喔，我知道，你是老革命。” 接著，蔣介石以領袖的口吻說了些要抗戰到底的話，把這次會面敷衍了過去。 列車在豫北大地疾馳，賀龍坐在車窗前，望著嚴寒籠罩下的原野，回想著蔣介石那副尷尬相，心中升出几許暢快。 洛陽會議結束后，彭德怀有事要見周恩來，去了武漢。朱德、林彪、賀龍、劉伯承同國民党軍駐晉將領一道乘火車向潼關而去，然后准備轉道風陵渡返回山西。 列車隆隆。伴著列車隆隆的節奏，一位國民党軍官走近賀龍。他整整衣帽向賀龍問道：“請問，您就是賀龍將軍吧？” 賀龍抬起頭，見來者身著國民党少將軍服，足蹬閃亮的馬靴，中等身材，頗為气派。 賀龍點點頭，然后詢問：“請問尊姓大名。” 來者謙恭地答道：“小弟是國軍第35軍第101師師長董其武。” 賀龍听罷，笑著說道：“你是101師，我是120師。咱們真是兄弟部隊啊。” 董其武被賀龍風趣的話語所感染，于是坐在賀龍身旁笑著問道：“賀師長，委員長同你們見了面，同你們談些什么？”賀龍把手中的煙斗一擺說：“嗨，他是膚皮潦草，談不出什么國家大事。”見董其武滿臉迷惑，賀龍話題一轉，“董師長，你是山西哪個縣的呀？” “津河縣，黃河邊上。” “嗨，你家是河津的名門望族吧？” “哪里，哪里，小弟出身貧寒。”董其武點燃一支煙，繼續說道，“小弟家里很窮。記得我小的時候家里借了債還不起，父親只好去給人背炭，母親把最小的弟弟送給了別人，自己去當了奶媽……” 賀龍听完后說：“你出身好嘛！不知道剝削，就不懂得革命。” 一路上，兩人談得甚為投机。 賀龍等人回到山西，在洪洞縣八路軍總部參加了華北軍分會會議。 會議期間，上海抗日救亡演劇第一隊，西北戰地服務團等几個抗日文藝團体來到了八路軍總部，慰問八路軍將士。許多著名作家、戲劇家也都在這里。 這天，大家正在排練、聊天。忽然听說賀龍師長來了，大家都有些興奮和激動。丁玲、劉白羽、歐陽山尊、賀綠汀、崔嵬、塞克等人，曾為賀龍那充滿濃郁傳奇色彩的一生所吸引，千方百計要找他采訪。賀龍為人豁達、開朗，歷來愿意与文化界人士交朋友，听說演出隊要找他，于是不請自來，主動登門了。只見賀龍掏出一個小本子，向大家詢問著：“你姓什么？” “噢，你在戲里演的是那個角色吧？”這些文化人，沒有想到賀龍這樣的高級將領竟如此平易近人，他們立即感到彼此之間的距离拉近了。大家圍上來，憑著職業的習慣和敏感，向賀龍提著各自所關心的問題。有的征求對慰問演出有什么意見；有的詢問八路軍打仗的情況；有的問120師的歷史。賀龍一一作答，還拿出一張山西省地圖，把120師在前線作戰的地方指給大家看。 劉白羽說：“賀師長，我們想請你談談兩把菜刀鬧革命。”賀龍哈哈大笑說：“這有什么好說的嘛。”可是他還是講了那段不平凡的經歷。 1917年8月，孫中山在廣州召開國會非常會議。會議決定組織中華民國軍政府，推舉孫中山為大元帥，開展護法活動，反對北京政府武力統一中國的主張。 12月，賀龍率部隨湘西護法軍開往常德，但由于護法軍互相吞并，賀龍被關押了7天。 被釋放后，賀龍決定离開常德回鄉重新組織部隊。路上，他碰見一位走得滿頭大汗的小伙子，向他打听去桑植洪家關怎么走。 賀龍問他：“你去洪家關干什么事？”小伙子說：“我的爺爺讓我去投奔賀龍，還說賀龍很仗義，跟上賀龍，他才放心。”賀龍問：“你爺爺是哪位？”小伙子說：“當年跟賀龍一起在泥沙奪槍的吳佩卿，和賀龍有過命的交情。我是他的侄孫儿叫吳玉霖。”賀龍笑了：“我就是賀龍！”吳玉霖沒想到這位比自己年紀大不了多少的年青人就是賀龍。他突然雙膝跪倒，惊喜若狂地說：“賀叔祖，受孫儿一拜！”賀龍急忙攙起吳玉霖笑著說：“不要從佩卿那里排輩份，我們各交各的朋友，咱們年紀差不多，我就叫你老弟吧！”賀龍問他：“你找我來打算干什么？”吳玉霖說：“跟著你殺富濟貧。”賀龍笑著搖搖頭說：“過時嘍，光殺富濟貧不夠，要打出一個讓貧苦農民都有田种的天下！”吳玉霖高興地解開衣襟露出腰間斜插的兩把珵亮的菜刀說：“我沒得槍，磨得兩把快刀，砍貪官惡霸腦殼，一刀頭落，用不著兩刀。”賀龍抽出菜刀看看，稱贊地說：“好嘛，看不出你還是個有心人。菜刀也是武器，有它就能奪槍，拿菜刀也能干革命！我也沒得槍，見面分一半，一人一把菜刀，如何？”吳玉霖笑著點頭，跟賀龍一道走了。 走著走著，賀龍發現從常德方向走來一些人。這些人護衛著一乘4人抬著的轎子，神气十足地朝慈利方向走去。轎前有几個兵開道，轎后有兩個兵背槍壓陣。大概是太疲憊了，后面的兩個兵步子越走越慢，和轎子逐漸拉大了距离。這兩個兵背著的兩支漢陽造步槍引起了賀龍的興趣。他和吳玉霖商量了几句，就不緊不慢地跟牢了這兩個掉隊的護兵。走到連三彎的偏僻小路上，賀龍和吳玉霖猛扑過去，掄起菜刀，結果了護兵，奪了兩支槍，飛快离去。事后得知，那轎子里坐的是到慈利上任的縣長。此后，賀龍就憑著用菜刀奪下的這兩條槍，重新召集18位志同道合的伙伴，組織了一支小小的隊伍，從石門渡澧水北上，自動和湖南援鄂的護法軍一起，在荊江兩岸与北洋軍閥部隊作戰，不斷取得胜利，在以后的兩個月轉戰中，賀龍的部隊發展到了100多人、70多條槍。后來，賀龍在參加中國共產党第七次代表大會填寫的履歷表上寫著：“1917年底，曾用兩把菜刀，發展到百余人的隊伍，任援鄂軍第一路總司令所屬之游擊司令。” 多年來，賀龍兩把菜刀鬧革命的事跡廣為流傳。1927年，毛澤東領導湖南秋收起義之后，在井岡山下的三灣改編起義軍時說：“賀龍同志兩把菜刀起家，現在當軍長，帶了一軍人。我們現在不只兩把菜刀，我們有兩營人，還怕干不起來嗎？”賀龍“兩把菜刀鬧革命”的故事，一直成為革命隊伍中的美談。 賀龍知識丰富，見多識廣，談笑風生，詼諧風趣，使劉白羽、丁玲等文化界人士折服不已。賀龍一邊同大家聊著天，一邊鼓勵他們到敵后去，到八路軍里來，特別歡迎他們到晉西北去。他笑著對大家說：“你們到120師來吧，部隊里許多故事可以編成戲演呀！你們不來，我可要來拉你們了。” 在与賀龍短暫的接触中，這些文化人感到非常輕松和愉快。 山西离石縣大武鎮。 國民党第35軍101師師部。 董其武站在八仙桌前，手握毛筆，揮寫著几行大字：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斷天涯路…… 董其武喜歡書法，也頗喜歡研究中國古典文化。此刻，他望著自己揮就的這幅中堂抽軸，覺得不太滿意，于是換紙易墨，准備重新書寫。 “報告，”副官走了進來，“八路軍120師師長賀龍返回晉西北，路過此地。” 董其武听罷，放下筆墨，說道：“快做准備，我親自去迎。” 董其武見到賀龍后，高興地說：“雖分別數日，但如隔三秋，懇請賀師長在大武鎮住上几天，小弟以盡地主之誼。” 賀龍生性好交朋友，他暗地尋思：董其武乃山西國民党軍事骨干，應与他們搞好關系，以利共同抗日。于是慨然答應。 董其武喜不自收，急忙吩咐屬下設專宴為賀師長洗塵。還專門請來正在离石的戰動總會主任、愛國將領續范亭和戰動總會武裝部長程子華作陪。 董其武的祝酒辭剛結束，賀龍便端著酒杯笑著說道：“今天，咱們吃的是國共合作飯，要吃好啊，不要搶。”一語雙關。董其武、續范亭、程子華等人皆心領神會，滿座笑聲不已。 閒聊中，董其武讓副官拿來一個精制的小盒，然后打開，里面擺放著一支十分精巧的日制小手槍。董其武笑著對賀龍說：“這支小手槍是我珍藏的心愛之物，特贈送賀師長以資紀念，請賀師長笑納。” 賀龍接過手槍，打量片刻，連聲說道：“好槍，好槍，我要用這支手槍多打几個鬼子，以表對董師長的謝意！” 席間董其武問賀龍：“你們八路軍為什么打仗那么勇敢，那么堅決？看看我們國軍，一碰到日本鬼子就垮，這是為什么？” 賀龍說：“我們是共產党領導的嘛！連隊里有共產党支部，班里有党員。為什么打仗，怎么打法，都給講得清清楚楚。打仗前，大家要開會討論一番，弄明白了，自覺自愿往前沖。所以，我們打仗，敵人連我們的一雙草鞋也揀不著。” 賀龍還分析了山西前期抗戰的情況。他告訴董其武，忻口會戰時，他曾去過前線，朱德、周恩來等人也去過前線，多次建議閻錫山要采取積极防御的方針，可是蔣介石、閻錫山一味消极抵抗，軍事指揮上漏洞百出，否則日軍進攻不會那樣順利。 賀龍走了，匆匆赶回晉西北。然而，這次會面卻給董其武印象很深，經久不忘。后來，在解放戰爭著名的平津戰役中，董其武毅然率部起義，脫离國民党陣營，投入人民解放軍的戰斗行列。 作為抗日根据地，晉西北有自身的特殊情況。國民党在晉西北的軍隊，在數量上較八路軍多得多。閻錫山在晉西北設有第二區和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代行國民党省政府的職權，直接委派縣長。閻錫山還在晉西北建立了反動的群眾組織“公道團”。這樣，在晉西北就形成了一個复雜的局面。如何開展統一戰線工作，如何堅持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是擺在120師面前的一個十分重要而复雜的工作。 中共“十二月會議”之后，在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的領導下，王明那种在統一戰線中的投降主義路線，沒有在全党占据主導地位，但是，在晉西北、120師內卻有著一定的影響。 在一段時間里，尤其是收复7城后，閻錫山憑借晉西北軍事力量上的优勢与八路軍相對抗。面對這种情況，120師內有人提出用遷就、讓步和捧場的辦法維系統一戰線，給放手發動群眾、壯大抗日民主力量帶來了一定困難。 賀龍不能容忍這种現象，他尖銳地批評說：“這叫什么統一戰線，亂彈琴！這明明是捆住自己的手腳，讓人家把你搞掉嘛！” 他義正辭嚴批評國民党在晉西北消极抗戰，指責國民党政府机构給八路軍制造困難的行徑，力求排除發展抗日進步勢力的障礙。 然而，有人卻認為賀龍這种堅持獨立自主的態度會損害統一戰線，并就此向中共中央反映，建議將賀龍調离120師，去延安“學習”。 “砰！”賀龍一拳砸在桌子上，憤怒之情溢于言表。他對党內同志的這种作法不能理解。 “老賀呀，要冷靜嘛。”關向應走過來安慰著。他很理解老戰友此刻的心情。他也認為，借口將賀調去“學習”，這种方式极為不妥。 賀龍望著關向應說道：“向應同志，我就是不能理解，為什么党內總有一些同志生怕破坏統一戰線，為什么總有一些人喜歡背后搞一些小名堂！” 賀龍喜歡直來直去，一貫反對那种內部互相爭斗的傾向。早在蘇區党內“肅反”時，賀龍就大聲疾呼過：“自己為什么要搞垮自己？” 1933年1月初，夏曦應賀龍提議召開了他和賀龍、關向應3個人參加的湘鄂西中央分局會議。會議討論了三個問題：一是恢复根据地和整頓紅三軍；二是打下一個縣城以便休整部隊；三是停止“肅反”。賀龍提出：全力恢复湘鄂邊根据地，以鶴峰為后方向比較富庶的湘西發展，先取得桑植，為久已疲憊的部隊取得一個适于休整的地區。夏曦同意恢复根据地，卻反對整頓紅三軍和停止“肅反”。他認為洪湖失敗的原因是“暗藏在党、蘇維埃和紅軍中的大批反革命改組派的破坏”；主觀上錯誤“是反机會主義斗爭不徹底和對反革命的党的警覺性异常不夠”，所以主張在紅三軍中進行清党（審查党員、重新登記），并且繼續“肅反”。賀龍堅決不同意。關向應支持賀龍，夏曦指責他右傾。賀龍力爭說：“肅反停一個時期，以后有反革命再說嘛！”夏曦堅決不同意，賀龍無奈，找關向應說：“你當書記，我們開個會選一下，選出誰是誰。”關向應嚴厲批評賀龍無組織無紀律，賀龍有苦難言。后來賀龍回憶說：“那時，我是個新党員，只懂得遵守党的紀律和服從組織決定，肅反的后期与夏曦确也有過多次尖銳的斗爭，但最后總是認為按党的紀律只能服從他。起初，中央指示湘鄂西要進行肅反，還批評湘鄂西中央分局、省委開展肅反不力。當時國民党強大，我們弱小，斗爭殘酷。中央說有反革命打進蘇區和紅軍，我們也是相信的。后來，夏曦不停地一批又一批殺人，其中有許多人都是從大革命時期就跟我的，怎么會是改組派呢？我才怀疑，才和夏曦有了分歧，進行斗爭。夏曦說我是軍閥出身，我倒不怕，是不是他說我是軍閥，我就變成軍閥，我心里有數。只是怕弄不懂党的政策，搞錯了。還有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按中共中央規定，政治委員有最后決定權，中央代表、中央分局書記更有最后的決定權。那怕所有的人都反對，只要中央分局書記一個人贊成，也必須按書記的決定執行。這是非服從不可的。捕殺師、團干部，我和夏曦爭，從來爭不贏。對基層人員只好不征得他的同意，就下令釋放。夏曦皺著眉頭不吭聲，人也就放了。這類情況我干了許多次。保大的，保不下來，只好服從。后來，實在忍不住了，我向關向應政委建議讓他代替夏曦當中央分局書記，關向應嚴肅地批評了我。我那時政治水平不高，一些事也弄不明白，自己為什么要搞垮自己？心里很苦。” 此刻，關向應望著賀龍那痛苦的面容緩緩地說道：“中央會理解你的，有机會，我要向中央說清楚這件事情。” 后來，毛澤東就這件事同關向應談話時，批評了那种在統一戰線中放棄獨立自主的錯誤傾向以及將賀龍調离120師的錯誤意見。同時，對賀龍作了很高的評价。他說：“賀龍總有三條嘛：一、對敵斗爭堅決；二、對党忠誠；三、聯系群眾。” 在毛澤東与賀龍交往中，互相之間都充滿了信任和關心。1959年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對賀龍仍然這樣評价：對敵人斗爭堅決，忠于党，忠于人民，有這三條就好。這三條不能駁，對人民有功。毛澤東的這种信任一直持續到“文化大革命”。 國民党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部。 閻錫山背靠在木制的沙發上閉目養神。對面牆上挂著三個草体大字“中”、“种能”。 閻錫山頗為欣賞這几個字的內函。他認為，“中是理的极則”。所以把“中”字作為自己立身處世的座右銘，以致于他死后也要把“中”字刻在墓碑上。至于“种能”，閻錫山認為，宇宙的本性是心物合一的“中”，而這個“中”是靜的，因有“种能”故能動，動即演衍成陰陽的兩個方面，陰陽异性要吸，就成為“种能”和“种能律”，“种能律”會成就“种能”。就陰陽而言，陽為种能，陰為种能律。陰陽交經表現作用而發生心物，心物相成而為質能，由質能而成為万物。万物又各具种性而繼續演變為各子。“中”、“种能”集中代表了閻錫山的哲學思想。閻錫山，山西省五台縣河邊村人，生于1883年。小名叫万喜子，字百川，號龍池。青年時加入同盟會，奔走革命，對辛亥革命作出過重要貢獻，民國初年力主抵抗沙俄侵略外蒙，日軍制造“華北事變”后，他主張守土抗戰和聯共救亡。先后組織大同會戰、忻口會戰和太原保衛戰，但在日軍進攻面前，他一敗再敗……。 “報告”，貼身副官走進來，將一封電報呈在閻錫山面前。 閻錫山接過電報一看，是國民党軍令部長徐永昌從武漢打來的。他揮揮手，副官退了出去。 閻錫山掃一眼電報內容，是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轉交蔣介石的日本政府所擬的6項停戰條件，即： “一、承認滿洲和內蒙古獨立； 二、擴大《何梅協定》，規定華北為不駐兵區域； 三、擴大《淞滬協定》規定的非武裝區； 四、中日經濟合作； 五、中日共同防共； 六、根絕反日運動。” 閻錫山放下電報，沉默良久，然后自言自語道：“這些條件不苛刻，可以接受。打下去會亡國滅种的。” 他又看了一眼電報，目光停留在“中日共同防共”几個字上。抗戰以來，他逐漸感到，中共軍隊在山西雖不如國軍多，但已經呈現出迅速擴大的勢頭。尤其在晉西北，賀龍、關向應所部的影響日益擴大。晉西北的中共党組織雖然不公開，但八路軍120師卻大大利用了“戰地動員委員會”這個組織。 閻錫山歎了口气，他后悔當初承認和容忍了共產党、八路軍對戰地動員委員會的領導權…… 1937年9月初，晉北戰事處于緊張激烈之時，中國共產党中央派周恩來到山西就八路軍挺進山西抗日等問題和閻錫山談判。9月7日，閻錫山在岭口行營同周恩來面談。談判中，周恩來首先分析了當時的抗戰形勢，指出敵強我弱是暫時的，日本帝國主義是可以打敗的。周恩來向閻錫山提出保衛華北，保衛山西，光靠軍隊是不夠的，必須成立一個有共產党、八路軍參加領導的各級戰地動員委員會以組織民眾，在第2戰區行營直接指揮下，組織游擊戰爭。是時晉北的天鎮、陽高均已失守，閻錫山大同會戰的計划亦已落空，正准備將軍隊從大同一線撤到雁門關至平型關的內長城陣地防守，也就是說晉北的十几個縣就要丟失了。而且隨著軍隊的撤离，閻錫山的舊政權都已土崩瓦解，舊官吏紛紛棄職而逃。在這种情況下，經過周恩來的多次說服，閻錫山同意在綏遠、察哈爾、晉北淪陷區成立第2戰區的戰地總動員委員會。但規定戰地總動員委員會必須限于在淪陷區，只動員群眾，不干涉縣政。他要求中共方面先擬出一個工作綱領來。9月13日由續范亭等將這個綱領送至岭口行營交閻錫山批准。閻錫山看后，對綱領中規定的戰地動員委員會由共產党、八路軍領導一句很不高興，他認為將大片淪陷區（此時整個雁北和綏遠都已失守）交給共產党方面去領導，以后就沒有自己的地盤了。當時在犧盟會總會工作的薄一波向閻錫山解釋說，現在把這些淪陷區交給共產党、八路軍領導，是最大的人情，同時還可以加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如果不讓，共產党、八路軍一定要堅持也無可奈何，連個人情也得不到。閻錫山想了想，也就默許了。但他還覺得這個工作綱領缺少什么，于是又加上了他提出的“合理負擔”、“民族革命戰爭”等詞句，才予以批准。 閻錫山雖然默認了共產党、八路軍對戰地動員委員會的領導，但他不肯就此放權，千方百計地想把他的人安插進戰地動員委員會的領導層中去，堅持要派他的人擔任人民武裝部部長一職。周恩來對閻錫山說：你們的軍官不會打游擊戰爭，我們干部都會打游擊戰爭。戰地動員委員會是在淪陷區，在敵后打游擊戰爭，我們的人可以，你們的軍官就不行。這樣一說，閻錫山無言以對，只好同意由共產党方面派代表擔任戰地動員委員會的武裝部長。9月20日，第2戰區民族革命戰爭戰地總動員委員會在太原正式成立。 在戰動總會中，中國共產党和八路軍建立了高級党團。党團書記是擔任戰動總會武裝部長的程子華。程子華表示：“我任党團書記，直接接受中共中央、北方局和華北軍分會以及120師賀、關領導。”1938年3月，戰動總會遷駐120師師部駐地嵐縣后，賀龍、關向應對戰地總會的領導更為直接。 閻錫山干咳了兩聲，然后叫來副官吩咐道：“把這兩天的情報信快些送來。” 控制地方政權，閻錫山有他的一套辦法。他專門辦了個訓練班，許多村長都進過他辦的訓練班。畢業時，閻錫山同他們一起照像，并送給每人一張閻錫山簽名的照片，約好每周直接通信，閻錫山通過這些情報信了解共產党和120師的活動情況。這些村長都是當地的地頭蛇，對閻錫山非常忠實，成為各地發展抗日救亡運動的阻力。 副官很快赶了回來，手里拿著几封“情報信”。 閻錫山看后，臉上布上一層陰云：賀龍、關向應正在各地“招兵買馬”…… 就在閻錫山在晉西北竭力限制共產党和120師的同時，賀龍、關向應、肖克、甘泗淇等人對晉西北的情況進行了認真具体的分析，他們認為：日軍在山西的軍事進攻暫時失利，其分裂統一戰線的政治陰謀活動更為猖狂，閻錫山已日趨反動。晉西北已形成了一個极其复雜的局面。一、群眾團体和社會團体的力量方面，120師占有优勢；二、軍事方面，120師是骨干和模范；三、政權方面，閻錫山占优勢，這是主要的；四、軍事与政權結合上，閻占优勢。 面對這种情況，120師的領導人們決定：大力扶植戰動總會和犧盟會等進步力量，爭取動搖分子，孤立親日派，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統一戰線中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 賀龍、關向應等人對獨立自主的原則思想上很明确，他們一方面主動与晉綏軍及其他國民党軍進行合作。在作戰行動上，經常保持与傅作義、趙承綬、郭宗汾、楊愛源等國民党軍高級將領的接触。只要有机會，賀龍便主動前去各個拜訪。通過協商，爭取互相協同。在政權問題上，則盡量避免与之發生摩擦。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是放手推動和幫助戰地總會、犧盟會等抗日團体充分發揮它們在統一戰線中的作用，辦120師不宜出面辦的事，大力發展抗日力量。 賀龍、關向應充分發揮戰動總會的作用，在晉西北各地建立縣、區動委會，將中共縣、區委設在動委會內。有的縣或區的動委會主任、同時就是中共縣、區委書記或部長。這樣，晉西北的建党工作就比較順利地展開了，控制地方政權。動委會發動群眾，改選村長，改造舊政權。改選的村長不一定都是共產党員或進步分子，但至少也不是閻錫山訓練的人。這樣一來，閻錫山那套統治辦法不靈了，抗日民主政權的建設就有了可能。當時，閻錫山派到晉西北的兩個專員，一個叫武靈初，一個叫張雋軒。這兩個人都是秘密的共產党員。賀、關和戰動總會就通過他們撤換了一些不抗日的反動縣長，盡可能地使晉西北一些縣級政權掌握到進步人士手里，為建立起真正的抗日民主政權准備了必要的條件。 与此同時，120師大力動員群眾，“招兵買馬”，壯大抗日武裝。賀龍、關向應多次強調：人民的抗日武裝得不到壯大，就談不上抗日，也談不上堅持和擴大統一戰線。 于是在晉西北，八路軍120師与國民党閻錫山的軍隊展開了一場“兵源爭奪戰”。 120師359旅一部駐在一個叫上村的地方，有一部分國民党軍隊駐在下村。上村和下村相距不過十來里路，中間橫著一條小河。別看這條河不大，卻把上下兩村隔成了兩個世界。359旅向上村進發的那天，迎面遇上一群逃難的群眾。他們背著包袱，挑著家什，孩子哭，女人叫，憂慮而惊慌地走著。這种顛沛流离的景象，誰見了心里都沉甸甸的。可是，日寇离這還很遠，為什么他們就如此惊慌失措呢？ 原來他們都是上村人，只因下村來了國民党軍隊，嚇得他們急忙逃難。一提起國民党軍隊，大家又恨又怕，都爭先恐后地向八路軍訴說由下村傳來的消息——國民党軍隊一進村，就吹胡子瞪眼，吹什么抗戰“有功”，要老百姓慰勞。說是慰勞，實際上是趁國難當頭，搜刮民脂民膏。今天派糧，明天攤款，倘若交不出，不是吊打，就是翻箱倒柜，見啥搶啥。耕畜被拉走殺了吃，桌椅床板被搶去當柴燒了，那些當官的整天花天酒地，打麻將，耍紙牌，見了姑娘媳婦，擠眉弄眼，動手動腳。日寇還沒有來到，下村就已成了人間地獄。老鄉們說：“鬼子來是死，國民党來了咱們也活不了，反正沒活路。” 八路軍的到來，給人民帶來了指望，誰愿意背井离鄉？他們又背著東西和八路軍一起回村了。 部隊駐下，便組成了若干工作組，四面活動。從東頭到西頭，從村南到村北，到處張貼布告，訪貧問苦，幫助群眾解決生產和生活上的困難，運用各种方式進行宣傳。党的抗日主張，“合理負擔”、“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政策，猶如春風化雨，沖走了人們的憂慮和不安，帶來了一片朝气勃勃的景象。不几天，359旅就協助地方的党組織，把抗日民主政權的基層組織建立起來了；農救會、青救會、婦救會、儿童團等群眾性的抗日組織也相繼成立了。群眾的抗日情緒高极了。經常看到這种景象：一群農民圍在一起听宣傳員講解“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滿臉興奮的神色；一個小戰士在教儿童團員唱歌：“向前走，別退后，生死已到最后關頭……”；村口，進來一群收割歸來的農民和戰士，他們挑著金黃色的谷物，邊說邊笑。屋檐下，婦救會的會員們正赶著做軍鞋，“三個姑娘一台戲”，她們在一起唧唧喳喳，好不熱鬧。村外邊的打谷場上，游擊隊正在練操，“一、二、三——四”的口令聲，震天動地。一聲號令動員參軍，小伙子們雀躍而起：“走，當八路打鬼子去！”一串倆，倆串仨，馬上掀起了參軍的熱潮。來報名的人絡繹不絕，連不夠年齡的儿童團員，也哭哭啼啼鬧著要當小八路。部隊机關真是門庭若市，應接不暇，沒有几天，359旅的一個連就擴大到二三百人。 下村的國民党軍隊听說八路軍和上村的老百姓團結無間，隊伍天天擴大，又眼紅又嫉妒，便千方百計和八路軍爭群眾。 開始，他們在橋頭、河岸，設下了一道封鎖線，五步一哨，十步一崗，不准老百姓過河。但是，下村的小伙子們看到上村那股熱鬧勁，心里怪痒痒的。他們借口赶集，走親戚，做買賣，偷偷地往上村溜，有的來了以后就再也不愿回了，要求立即參加八路軍。 后來，國民党軍隊也搞擴兵了，自然，擴兵的辦法是很可笑的。他們要保長打著小鑼在街上喊：“當兵要當國軍，國軍是正牌軍，票子多，可以養家活口！”“不要當八路軍，八路軍是窮光蛋！”喊了几天，卻沒有一個人去報名。 一計不成又生一計，他們敲著小銅鑼又喊開了：“誰當國軍，四十塊大洋一個兵，當面交現款！”可是他們怎么也想不到：老百姓愛的不是錢，愛的是真理。盡管鑼聲敲得當當響，人們卻在背后議論：“白洋買不了我們的心。” 國民党的軍官气紅了臉，橫眉豎眼，罵老鄉們：“放著正大光明的國軍不當，偏要偷偷摸摸去當窮八路，真他媽的賤种！”誰知罵得越凶，老百姓躲得越遠。他們施盡了种种伎倆，一個兵也沒有擴到。最后，惱羞成怒了，便干脆把他們慣用的那一套搬了出來——抓。于是，這儿打槍，那儿罵娘，不論老幼殘弱，碰上了就難幸免，弄得下村一帶的群眾，叫爹喚娘，晝夜不安。尤其惡毒的是，把抓來的壯丁關在一起，連大小便都要監視，晚上睡覺都把衣服搜去，以防止逃跑。殊不知壓力愈大，反抗愈強。晚上，常有只穿短褲的小伙子，吁吁帶喘，滿身是汗地跑來上村。逃來的人用這樣兩句流行于下村的歌謠來咒罵國民党軍隊：“國民党、遭殃軍，不打日本害人民！” 由于和國民党軍隊還是統一戰線關系，有些來往。一天，國民党派了個軍官前來，問左齊：老百姓為什么都跟你們走？左齊回答說：因為我們是人民的軍隊，執行了我們党的全民抗戰的方針，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与人民同舟共濟，人民有民主、自由，人人有抗日的自由，因而他們都能自覺使人民自愿地起來抗日；你們對人民依然沒有放棄壓榨的錯誤政策，使人民呻吟于痛苦之中，無法抗日，也無心抗日。那個軍官不知是不感興趣，還是無理反駁，竟瞠目結舌，回答不出一句話，只是哼哼哈哈了一陣便走了。 送這位“客人”過河的時候，左齊站在橋頭，望著小河潺潺流水，心中無限感慨。上村和下村僅僅一河之隔，卻是兩种景象：八路軍執行了党中央制定的全面抗戰的方針，采取了种种發動群眾的辦法，結果搞得轟轟烈烈，群眾奮起抗日；國民党部隊倒行逆施，執行了片面抗戰的方針，采取壓制群眾的辦法，結果是眾叛親离，陰風慘慘，人們根本無心抗日。兩种方針，兩种辦法，就必然產生這兩种結果。但是，河水永遠東流，真理必定獲胜，全面抗戰的正确方針，必然將在全中國土地上開出燦爛的花朵來。 120師在晉西北极力推動戰動總會把動員農民參軍、補充抗日部隊作為他們的主要任務之一。收复7城之后，戰動總會在主任續范亭主持下，在嵐縣召開了動員新兵的各界聯席會議，決定動員1．3万人。晉西北人口稀少，要動員這樣一個數目的新兵并非易事，但由于共產党、八路軍影響的擴大，戰動總會充分發揮自己的宣傳組織作用，動員的新兵大大超過了計划。据1939年7月戰動總會的一份材料記載，那一次，在晉西北共動員新兵28180人。這些新兵，除補充給120師、新軍（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工人自衛旅和戰動總會游擊隊）以外，為了團結友軍共同抗日，經賀龍為首的軍政委員會批准，也補充了一部分給駐晉西北的國民党軍。 山西吉縣古賢村。國民党第2戰區司令長官部。 閻錫山在主持晉綏軍高級干部會議。 他操著濃重的五台口音說道：“此次會議，是我軍的生死關頭，如能走上新的道路，就是我們的慶功會，若走不上新的道路，就成了我軍的追悼會。” 他見在座的高級將領們露出迷惑不解的目光，便進一步解釋道：“某軍自抗戰以來人員就增加了4倍，我軍某軍抗戰以來減少了一半，按這個比例，再過10個月，就是友軍的1變成16，我某軍的1變成4分之一，這就成了64与1之比了。你們看新与舊，一膨脹一縮小的結果可怕不可怕，知此尚不覺悟，不改新，則明餓了尚急走，凍了尚搶冰，豈非自殺？”會后，他又對自己的小圈子里的嫡系們說：“抗戰以來，晉綏軍抗光了，唯獨八路軍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今后還有我們的立足之地嗎？現在你們的力量已大大減少，再這樣下去，不到3個月你們就完蛋了。我們不能抬著棺材去抗戰！” 閻錫山推了推架在鼻梁上的眼鏡，目光久久停留在晉西北的版圖上。他心里在盤算：欲与八路軍120師抗衡，必須擴張晉西北的頑固勢力，充分利用他的軍隊和行政机构。 于是，他召來了楊集賢。 楊集賢是左云縣的大地主，國民党第6集團軍總司令楊愛源的外甥。得知閻錫山召見，他受寵若惊，急急忙忙赶到了吉縣古賢村。 見面寒暄后，閻錫山拍著楊集賢的肩膀說：“眼下八路軍日益猖狂，晉西北眼看就要姓共了。” 楊集賢問：“如此，尊意如何？” 閻錫山說：“据查，第2區行政督察專員武靈初是共党分子，准備由你接替他的職務，你要堅決守住第2區這塊陣地。” 楊集賢受領了密令之后，匆匆走馬上任。 撤換了第2區行政督察專員后，閻錫山又在古賢村召開。會議，親自制定了抗戰行政10大綱領，提出了抗戰人員必戒20條。其中對漢奸采取縱容包庇的態度。他說：“做漢奸真實者少，被迫者多，應當盡力爭取。我們万不可拿少年气盛得意苛刻的態度，侮辱誹謗的方法處理漢奸，使人本非漢奸而成漢奸，原是假漢奸而迫成真漢奸。” 會后不久，閻錫山得悉汪精衛公開投敵當了漢奸，他思索了一陣說：“兆銘走得太早了。汪先生不是當漢奸，只是政見不同而已。”后來犧盟會草擬討汪通電送他簽字時，他拒絕了。他說：“我個人從來沒有用個人名義去反對另外一個人。”犧盟會再表示，對汪精衛這樣的大漢奸，全國共討之，全民共誅之，如果不表態，會使全國人民表示怀疑和失望的。但閻錫山仍堅持說：“你們犧盟會要發，由你們發好了。” 閻錫山心頭之患，就是在他的地盤內不斷擴大影響的共產党和八路軍。1938年12月山西臨汾失陷以后，閻錫山守土抗戰的政策逐步演變為對日妥協。他看到大勢已去，山西的大片土地陷入敵手，共產党在山西的力量不斷擴大，越來越對他們的“存在”构成威脅。于是他開始對聯共抗日的政策發生動搖，轉而開始積极反共。 楊集賢得意洋洋地當上了第二區行政督察專員。他召來了几個心腹，密授机宜：要嚴密監視共產党，尤其是賀、關的120師。他明确規定，戰動總會沒有權力調換各縣縣長，并且停止八路軍和游擊隊的糧食供應。當120師的部隊用錢去購買糧食時，楊集賢的心腹們逼迫人民群眾不得賣給。賀龍憤怒地申斥說：“八路軍要抗日要打仗，不籌糧，不籌款，不征兵，那怎么行？難道要困死八路軍，餓死八路軍嗎？” 閻錫山嘉獎了楊集賢，同時，又派出“敵區工作團”到晉西北，撤換進步縣長，爭奪縣級政權，加緊制造摩擦。這樣，晉西北形勢就變得更為复雜，斗爭逐步尖銳化。 面對這种情況，賀龍、關向應、肖克等人多次研究對策，并向中共中央報告，提出建議說：“我們認為，我們如能有代表隨閻周圍，可能隨時將我們的意見傳達給閻。”這個建議，在閻錫山尚未公開降日反共的情況下，對緩解國民党在山西搞摩擦，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有价值的。 中共中央得知這一情況，立即研究決定，對閻錫山采取團結和促進的政策，力爭其不要公開投日。在堅持獨立自主的前提下，鞏固晉西北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938年8月，朱德從西安赴延安，途經洛川，轉道吉縣古賢村与閻錫山會晤，經商定，設立第18集團軍駐第2戰區長官部辦事處。 閻錫山深知，這是共產党設在自己身邊的一根釘子，于是，他開始思考下一步的反共陰謀……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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