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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的小說， 寫盡了人生的浮華， 也寫盡了人生的虛空。 《天龍八部》的回目集起來，是這樣的一首詞： 輸贏成敗 又爭由人算 且自逍遙沒誰管 奈天昏地暗 斗轉星移 風驟緊 縹緲峰頭云亂 紅顏彈指老 剎那芳華 夢里真語真幻 同一笑 到頭万事俱空 胡涂醉 情長計短 解不了 名韁系嗔貪 卻試問 几時把痴心斷 在金庸所有的作品中，都寄寓著如此的感歎。 還是虛竹小和尚說得好： “庶民如塵土，帝王亦如塵土。大燕不复國是空，复國亦是空。” 《倚天屠龍記》中的謝遜最終悟得： “師父是空，弟子是空，無罪無業，無德無功。” 有人評論，金庸的小說中正義固然得以伸張，但伸張后只剩下空虛，給人“回首當時已惘然”的感覺。 如果說金庸的小說，寫盡了人生的“虛空”兩字，是并不過分的。他小說的焦點都是爭奪和仇殺，圍繞著武林秘笈、金銀財寶、名譽權位，一大幫人爭個你死我活，但到最后，誰都不是贏家。 《白馬嘯西風》，爭奪一張高昌古國迷宮的地圖。 《鴛鴦刀》，爭奪一對刻著“仁者無敵”的利器。 《書劍恩仇錄》，爭奪帝位，滿漢兩族爭得不亦樂乎。 《碧血劍》，爭奪金蛇秘笈及徐達府的寶藏。 《射雕英雄傳》，宋金蒙三方逐鹿中原，爭奪江山；武林高手云集江湖，爭奪《九陰真經》。 《神雕俠侶》中爭的是情。 《連城訣》，爭奪連城訣及江陵天宁寺內的金佛寶藏。 《雪山飛狐》，爭奪天龍門寶刀及冰窟寶藏。 《飛狐外傳》，田、苗、胡、范四家連環仇殺。 《倚天屠龍記》，爭奪倚天劍和屠龍刀，蒙漢爭霸天下。 《天龍八部》，遼、漢、慕容氏爭霸中原，蕭氏复仇。 《笑傲江湖》，爭奪辟邪劍譜及五岳盟主之位。 《鹿鼎記》，爭奪四十二章經內寶藏，漢、滿、蒙、藏民族大決戰。 對一般的人而言，最大的向往是“利”。在金庸作品中，有許多因財寶引起的糾葛和矛盾，尤其是最初的几篇小說中，人物的行動都是圍繞著傳說中上代遺留下來的巨大寶藏而斗爭。后來的几本書，奪寶的情節不再出現，直到最后一部《鹿鼎記》，又出現了爭奪滿人龍脈寶藏的情節。 至于武功秘笈，對于一般人沒有什么用，但在武俠世界，則人人都想得到，人人都夢想得到這些秘笈從而一朝稱霸武林，號令天下。与秘笈相關的東西是神奇的武器，如刀、劍、匕首之類。《射雕英雄傳》是爭奪武功秘笈的典型，《倚天屠龍記》是爭奪神奇武器的代表作。 另外一些人則看重權位。有了權力，就有財富；有了王位，就會有武林高手為他效勞。例如在明教中，一登教主之位，能人之輩，如左右光明使者、四大護法，還有所有邪派黑道高手，從幫主到小嘍羅都甘受驅使。所以名位之爭，對野心家而言，吸引力最大。 金庸的小說，大多涉及到名位的爭奪。小規模的，是掌門之爭、幫主之爭，大規模的當然是所謂正邪兩派和武林盟主之爭，最大的莫過于江山帝位之爭了。不論大規模小規模的爭斗，都是异常激烈，血腥味十足。 同門相爭正宗，《天龍八部》中有東宗之爭，《笑傲江湖》華山派有劍宗气宗之爭。雖然均為同門，但相爭之時也絕不留情，見面即拼，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而且都要將對方置于死地而后快，謂之“清理門戶”。 幫主、掌門之爭，爭斗手段殘酷，和与死敵相斗時是不遑多讓的。爭奪掌門之位，殺戮之狠又以全真派為最。全真派王重陽為祖師，二代掌門馬鈺，至第三代，人才鼎盛，掌門懸而未決。按理應是尹志平繼位，但趙志敬覬覦大位，借著蒙古人的勢力，將异己全部清除，斬草除根，殘忍之极。 丐幫的幫主之爭，在几部小說中都有反映。丐幫自洪七公、黃蓉之后，后繼無人。霍都王子曾化妝何師我入幫，企圖奪取幫主之位，但終于敗露。野心家陳友諒也曾挾天子以令諸侯，用人冒充幫主史火龍，最后也失敗。 教主之爭，最深謀遠慮的是任我行和東方不敗。后者早有不臣之心，前者將計就計。最后二人難免當面一戰，結果東方不敗身死，而任我行也被刺瞎一目。兩人爭奪教主之位，禍及下屬，非我一派，立遭誅殺，絕無妥協之處，殘酷冷血。 還有左冷禪、岳不群五岳盟主之爭，曠日持久，陰險狡詐，手段狠辣。一個是處心積慮早有野心，蠱惑人眾，暗中使坏；一個是假冒為善，見机下手，毫不留情，決不手軟，甚至要將別派赶盡殺絕。 武林至尊之爭也是代代不息的。什么東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華山比劍，歷時二十五年，非要決出個胜負來，以便當上大哥大，號令一統江湖。什么正派、邪教，白道、黑道，總要打個你死我活，殺個天昏地暗，為了所謂武林正統、武功正宗爭執不休。 更有民族之間的仇殺，江山國土的爭奪，更是慘烈非常，生靈涂炭，百姓遭殃，血流天下，延綿數百年而不絕。 金庸對于這种种爭戰的刻畫和描繪，表現出他對中國社會、歷史、文化，對民族性格、民族心理的深刻理解感悟，也反映出他對這一切的批判和厭惡。 即使在刀光劍影當中，在生命懸于一系之際，讀者也不難体會到金庸對于人類寬厚同情的心靈。看出那种對世俗、對競爭的厭倦和無奈。所以，就有劉正風的“金盆洗手”，宣告退出江湖；江南四友藏身梅庄，与琴棋書畫為伴；還有謝遜的自我流放荒島，誓死不回中原；南帝的佛影青燈，与世無爭；…… 耐人尋味的是，不管怎樣的開篇，經過什么歷程，金庸作品中主人公的結局大多是歸隱。 其實，所有的征兆都表明，金庸總歸要走到這一步來的。 那個古老的中國，似乎是懸在俠客們的那一柄銀光閃亮的長劍上，和由這長劍反映日月所搖起的浮光掠影的玄思中。屈身在武俠的歷史中，某些人生態度便從一個被遺忘的角落到，向現實世界中快樂或痛苦的人們伸展著触須。 金庸說，“我覺得人生永遠美滿的似乎不太可能，就算最后圓滿，茫然的感覺也在所難免，一切目的都達到了，還是很空虛的。于是我們也可以品味得出，中國人的悲歡苦樂往往是交織著茫然了。” 所以，金庸給了他的人物兩种選擇，要不就是死，要不就是隱逸，沒有第三种選擇可作人生的緩沖。 多么決絕的態度。 從第一部《書劍恩仇錄》開始，他的作品就是以悲劇收場的，無論是陳家洛等紅花會英雄的抗清大計，還是陳家洛本人的儿女私情，均以悲劇告終。而小說又通過陳家洛的悲劇性格及其具体的愛情悲劇与事業悲劇，揭示了更為深刻的歷史悲劇。紅花會英雄試圖通過換一個漢族皇帝，乃至通過同一皇帝換一套漢族服裝，便以為是抗清大計的完成，而對封建社會的歷史本質毫無認識，對封建社會的政治体制毫無反抗。這就決定了這一干英雄人物的失敗及其悲劇結局的必然性。 《天龍八部》中的喬峰最輝煌，他不知圓了多少人的英雄夢。几乎金庸筆下所有英雄的影子和美德，在他的身上都能找到。但這樣的英雄必須死。他首先不能見容于漢家武林，因為他有契丹血統，他只能在必須殺人或者自殺之中選擇一個。 世道有時候就是這般不平！ 人有時候就是那樣混賬！ 于是，喬峰一咬銀牙，選擇了“掌心一翻，把匕首送進了胸膛”這一條路，死在父親當年被漢家武林無辜相逼而跳崖的附近。他父親碰巧沒有死，活過來了，然而喬峰能嗎？當然不能。 喬峰的悲劇是那种命運的悲劇，是因自己內心產生的各种价值觀念的沖突，一种無法分別是非，無法分辨善惡的無可奈何的沖突所造成的希腊式的悲劇。（沈君山語） 万念俱灰之后，過去的俠士們往往于悲愴中追尋和營造了一個精神家園，那就是隱逸。 金庸的作品中明顯區分出兩大生活方式，便是忙于世与隱于世。在他筆下，年輕的主人公都曾經“有為”過，他們總是在塵世中先忙上好一陣子，到了很后頭才找到通往佳境的一條門徑。而年高有成之人，已經固定其生活方式，凡事能處得其主，很少受到外界干扰，他們現身的形式，通常是歸隱。但這并不是他們的專利，年輕的年老的最終都會殊途同歸，這就是造化弄人了。 不是嗎？《倚天屠龍記》中的張無忌，他的內心總是向往自然、平和与無為的。他的所作所為，都是被環境、形勢所逼，万事之來，往往順其自然而不愿拂逆旁人之意，往往宁可舍己從人。他之習乾坤大挪移心法是小昭之造成；任明教教主既是迫于形勢，亦是楊逍、殷野王等動之以情；与周芷若訂婚是奉謝遜之命，不与芷若拜堂又是為趙敏所逼；……若非最后一“死”（沒有死成），他會困在這些錯綜复雜的网中窒息。這固然也因了他本身性格的不夠明朗，不夠堅執。 其他的頂天立地的英雄又如何呢？且不說郭靖無意于華山論劍，但卻成了公認的武林盟主。即便是《俠客行》中那位被叫做“狗雜种”的小叫化，他也万万想不到居然因偶然能得到“玄鐵之令”的机緣，隨之即有武林怪杰摩天崖謝煙客可供驅策。小叫化沒有登堂入室的奢望，甚至大字不識一個。然而后來卻又因目不識丁而致心智上的“無著”、“無住”、“無作”、“無愿”，一舉破解俠客島上的《太玄經》，并就此練成神功。他對生活可說是毫無非份之想，一向是無人陪他捉迷藏玩泥沙的，但是卻在莫名其妙之中，成了江湖大幫會長樂幫的幫主石破天，身邊幫眾如云。而且小叫化還未來得及認真去想想“我是誰”時，卻又成了大俠石清夫婦的次子石中玉。作為一個一下子是“狗雜种”，一下子是“小叫化”；一下子當了“石破天”，一下子成為“大粽子”；一下子被人稱作“史億刀”，一下子又變成“石中堅”的人，面對或低賤或尊貴的身份，他都不樂于那些陰差陽錯的鴻運巧合。然而面對眾人异口同聲地強加于他的一切，他也只能無可奈何，有口難辯。 “對于真的東西，你不能不怀疑，你又不能不信奉，這也許就是离奇古怪的生活對人所進行的异化吧？金庸似乎意在告訴我們，你如果想去适應社會，那么你最好是先去怀疑自己。”（劉新風語） 這就是東方神秘思想的啟悟嗎？武俠們一旦走到了這种境地，沖突或者挫折，斗爭或者胜利是否便告消弭了呢？ 金庸是希望如此的，在和朋友談話時他提到：“佛家經常講‘變’，所謂一剎那，是比一秒鐘還要快些，而且是無從度量的，剎那間即是一‘變’，這當然是象征性講法了。透過了‘變’，佛家不認為人生在任何方面是單向完滿的，悲亦不久悲，不止于悲，喜亦不常喜，不止于喜。同樣的道理，可以解釋偉人与美人總難出脫于自己的法律，也就是注定會衰會老了。這就是所謂的無常，所謂的茫然。茫然之感，恐怕更能貼切地傳達出人生百態的訊息。我常想著：什么樣的感触都會在時間中淡去，談成了茫然。” 既然造化弄人，茫然無措，因此《碧血劍》里袁承志在歷經种种曲折之后，發現了清朝新主皇太极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樣道德淪喪，窮凶极惡，相反卻是精明強干，頗有順天愛民之識。又見到崇禎皇帝雖剛愎可惡，糊涂可恨，但卻也是滿腹苦悶兩鬢早衰，殊無為人君之樂。反而自己義無反顧支持的李自成，攻陷北京，登上龍位，做了大順皇帝后，不思進取，狂妄自大，加害功臣，致使根基不穩，龍椅還沒坐暖，便被清軍所敗。赶出北京后，更是兵敗如山倒，一發不可收拾。面對此情此景，他不由得心灰意懶，空負安邦之志，遂吟去國之調，遠走海外，到荒島上去創建自己的“桃花源”。 《笑傲江湖》實應為“笑傲江湖而不可得”。“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實在是一句至理名言。且不說衡山派掌門人劉正風想与日月教中的曲洋長老退出武林，共奏那“笑傲江湖”之曲，反成了他的喪命亡家之因由。他的“笑傲江湖”的夢想，只能是他內心的一种渴望，不可能見容于江湖間的同道，不可能跳出政治斗爭的漩渦。日月神教中的江南四友盼望在孤山梅庄隱姓埋名，享受琴棋書畫的樂趣，然而卻終究無法做到，遂以身殉，其悲可感。即便是令狐沖和任盈盈經歷了許多周折，最后終于結成了夫妻，從此息影江湖，恐怕多半是一种“良好的心愿”而已，世上岳不群之流的人物太多，而令狐沖是斗不過他們的，唯有逃逸。 只是我們擔心，在那种政治斗爭、政治体制以及由此組成的“泛政治社會”之中，何能如此天遂人意？而在這种時時處處人人事事皆是政治、斗爭、陰謀、迫害的情境之中，他們又能到哪里去尋找過上自由自在，放浪形骸，平和恬淡的生活的干淨地方？ 但是，除了死，就唯有這條路了，金庸只得繼續讓他的人物退隱下去。在他還未封筆之前，越女阿青為了愛情一隱再隱，留下了一套越女劍法和“西施捧心”這一最美麗、最令人難忘的形象。狄云在經歷了不可思議，不可胜數的磨難与欺凌之后，帶著初戀情人的遺孤，心灰意懶地來到荒蕪人煙的宁靜雪谷，和也被別人棄若敝履的水笙一起，開創自己的“理想福地”。楊過在俗世中盡了應盡的義務后，也攜著小龍女，到他們曾經憧憬過的天長暖、花長開、葉長綠的地方生儿育女去了。頭銜多得不得了的韋小寶，饒是他如何隨机應變，滑頭無比，忠義不能兩全仍然逼得他無所适從，只能橫下一條心，棄官退隱，告“老”還鄉，從此不知所終…… 細數一下，我們才惊覺，金庸的十四部作品，占半數之強的結局，都是或暗或明往“歸隱”一途走去的。兜兜轉轉，他還是回到了中國知識分子源遠流長的最本質的地方來了：從儒到道到佛。 中國知識分子從來也不是一股獨立的政治力量和社會力量，他們必須依附于君權，方始能顯示其自身的价值，必須在君王的關照之下，才能匯聚成可發揮其功能和作用的士大夫集團。這就使得中國的傳統知識分子既不得不參政，又在君王的統治下失去參政前的原初意向。他們只能扮演著上情下達，經邦治世的角色。叵遇明主，他們就做了許多好事；若遇昏君，他們一樣遭人詬罵。 但實際上，他們与民眾又常常是脫節的，難以溝通的，故有“君子”与“小人”之別。這就使得士大夫們即便“身在江湖”，仍然“心在魏闕”。不得起用時，也就只有慷慨悲歌，看破紅塵，甚至看破生死，達到某种十分接近宗教意識的通達解脫。但在他們內心深處卻總是恪守這樣一個既定的信條：忠君等于愛國，愛國必須忠君。 屈原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個。在他的身上，楚文化原始生命張力与中原文化中儒的宗法思想，十分矛盾地糾葛在一起，而且，往往是前者占了上風。所以，他才不時以香草自喻，而已露才揚己，天馬行空，孤芳自賞，“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正因了他的孤傲自許，他那种詩人气質的清高，使他在政治上不可能得意。試問，作為君主的楚怀王何以非要听從下臣的教導呢？屈原所言之“來吾道夫先路”，不是很自負地告訴世人，他比別人，甚至比君王更高明嗎？ 金庸在《鹿鼎記》里也寫到韋小寶和康熙的關系，但描寫的卻是在一個特殊的社會政治圈或文化性格圈中發生的故事：統治者的儒雅風流与被統治者的鄙陋無文，統治者的偽善守禮与被統治者的赤裸無恥，統治者的虛榮与被統治者的阿諛，乃至統治者的“統治”需要与被統治者的“自我保護”及“尋求倚賴”的需要之間，……顯然有一种极為微妙而又隱秘的渠道相通。這二者合而為一，當然就能建功立業，所向披靡。 試想想，若是把韋小寶這個角色換成是一個知識分子，還會有這本“傳奇的歷史”，“歷史的傳奇”出現嗎？因此，屈原只能滿怀悲憤自沉汨羅江，而韋小寶得意洋洋地當上了通吃侯。 与屈原不同的諸葛亮，則是先“不遇”而隱居臥龍，以后得劉備三顧茅廬出隆中而成大業。“受任于敗軍之際，奉命于危難之間”，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堪為人臣之師，万世之表。然而，若是沒有劉皇叔之三顧，或出山后未得重用，或重用之后，明主又一時昏聵听信讒言，疏遠了孔明，則孔明能“風夜憂歎，恐托付不效”嗎？ 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之优點和弱點可見一斑了：知遇之恩是激勵進取，鼓舞奮進的最大精神動力。 金庸從“正義之俠——大俠——中俠——小俠——無俠”寫到“反俠”，從“江山”寫到“江湖”，就是想擺脫傳統知識分子的窠穴，而還原人的本真。 屈原式的知識分子代代都有，但變肉体的“自天”為精神的“天放”也逐漸流行起來。 天然放浪，遠离塵俗，陶淵明最有代表性。當他意識到“誤落塵网”后，便掉轉頭來，“守拙歸園田。”在家鄉，他“采菊東篱下，悠然見南山”，“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畢竟家有“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且還常攜帶僮仆游山玩水，酒足飯飽，比起一般農民樵夫不知強了多少倍。所以誦詩作畫，撫琴對奕，不脫文人之雅興。但他既自感“久在樊籠里，复得返自然”，卻又問何時顯“金剛怒目”相呢？畢竟心中念著的還是“歲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 而后來的蘇東坡，同樣也是個十分矛盾的具有雙重性格的文人。他既欽慕屈子、孔明、陸蟄等經世濟時之風云人物，又酷愛陶潛、謝靈運、王維這樣的避世高人，追求禪理之精妙，欣賞隱士之逸趣。故而一時認為“丈夫重出處，不退要當前”，顯露出正宗的儒家風范；一時又有感于“人間如夢，一樽還酹江月”，發出了“吾生寄如耳”之類低沉的詠歎。后世文人，大抵都有著這樣的作風心態。 就總体而言，中國傳統的士大夫不管是“一朝看遍長安花”的得意者，還是“明朝散發弄扁舟”的失意者，都曾有過在進取与隱逸中選擇自身价值的痛苦磨煉和抉斷，有時還是反反复复的。一方面，儒的“正雅”，包括宗法秩序，一統思想，大濟蒼生等等，在歷史的沉積層中已根深葉茂，且又富有人情味和責任感；另方面，庄与禪的變通、圓融，又是他們逃避精神煩惱，擺脫內外交困之心靈壓力的唯一出路。 所以，“兼濟大下”与“獨善其身”不僅是互補的，而且是文人心態的矛盾統一的兩個方面：如不“獨善”就談不上“兼濟”，而無“兼濟”則“獨善”也不痛快。正所謂“進亦憂，退亦憂”。而一旦想通了，看破了，則進与退原本并無質的差別。按佛家的理解“一切方法由心生，若悟真性，即無所住，無所住心，即是智慧。”這樣就“達亦不足貴，窮亦不足悲”了。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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