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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留學美國


  進入80年代,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就香港前途問題与中國領導人的會談達成協議,由于對大陸的隔膜和受傳媒片面宣傳的影響,香港一度人心浮動,不少人准備移居國外,而地廣人稀的北美地區成為香港移民最熱衷的地點之
  加拿大記者杜蒙特与范勞爾在其著作中描繪道:“加拿大各省在(香港)中國銀行大廈附近一帶紛紛設立辦事處,全職的工作人員也忙著協助商人投資到他們的省份,每個星期天批加拿大商人和政府官員到香港來,物色投資家和富商。而大量加拿大律師和移民顧問亦替急于移民的商人辦手續,收取可觀的服務費……”
  這一切,李嘉誠看在眼里想在心里,他意識到,這是他的商業王國大舉進軍海外的天賜良机。在這個時候讓他的兩個儿子到美國讀書,并加入加拿大籍,對他名正言順地到北美投資非常有好處。而事實上,在1986年,李氏家族及和黃集團順利通過合營公司Union Faith 投資32億港元,成功購入加拿大赫斯基石油公司52%的股份就全靠兩個儿子的加國國籍幫忙,因為按照加拿大商務法例,外國人是不能收購“經營健全”的能源企業的。生活獨立
  冒著“李家走資北美”的風言風語,李澤楷与哥哥來到美國這片陌生而遼闊的土地。對于父親的安排,兩兄弟無法抗拒,這時的李澤鉅剛好中學畢業,而李澤楷還沒在香港完成中學的學業。李嘉誠在向傳媒解釋這一做法的時候說道:“那時因為Victor(李澤鉅的英文名字)考完會考將往美國准備考大學,所以就干脆把Richard都一起送過去,讓他們兩兄弟可以做個伴。”可是兩兄弟在美國反而甚少來往。
  小李澤楷剛開始并不理解父親的苦心,這個自小嬌生慣養,在溫室中長大的富家公子遇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個難關。在這個陌生的國度里,沒有父母体貼入微的照顧,沒有佣人隨叫隨到的服侍,一切都要重新開始。雖然,李澤楷自小學習英文,但因年紀尚輕,又沒有語言環境的幫助,所以他的英文并不太好,到了美國后根本難以与人溝通。他曾形容他在剛被送往美國加州的Memo Park High School繼續中學課程的時候,是他一生中最寂寞的日子,“好像在地獄一樣”。
  初到美國的時候,打電話回家与母親談心成了小澤楷每天晚上的必修課,母親庄月明除了安慰他外,亦不忘提醒他們兄弟倆要多學中文,故此還規定他們兄弟二人每星期要用中文寫信回家,看看他們的文字是否通順,改正后更寄回給他們參考,真是用心良苦。
  好在李澤楷從小就接受英文教育,而且也有點小聰明,在美國的學習很快就完全适應了。在這片充滿自由空气和活潑陽光的土地上,沒有人知道他是李嘉誠的儿子,沒有人要求他應該這樣做而不應該那樣做,他開始漸漸喜歡上熱情開朗的美利堅民族,更感受到沒有了父親“指手畫腳”的可貴。
  李澤楷開始學習獨立,他從最簡單的生活細節做起。尤其是一日三餐,總不能全在外面吃,所以,年紀輕輕的李澤楷,便要親自下廚。他學會了自己煮飯。炒蛋,因為自己喜歡与法國菜,就跟著電視台的烹飪節目學習各种法國菜式。据香港傳媒報道,李澤楷回到香港后,香港特區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和行政事務總署署長劉李麗娟就曾到李澤楷的大宅做客,由他親自下廚煮法國菜,菜式雖然不很特別,化味道部十分地道。

  太子也兼職

  在美國讀書的日子,李澤楷甚少向人透露自己的身份,即使父親李嘉誠的生意愈做愈大名滿世界時他還是希望与平常人一樣,拒絕高人一等与眾不同。
  雖然李嘉誠每年都給儿子寄去足夠生活無憂的生活費,但李澤楷日漸受到美國新一代思潮的影響,對家里的“接濟”越發不以為然。尤其是上大學后,目睹大部分同學和朋友,不論是出身富家還是平民,都有很強的獨立意識,耳濡目染,他越來越希望可以自己賺錢。自食其力。
  于是,李澤楷瞞著父母,在放學后跑到學校附近的麥當勞餐廳當兼職。在麥當勞,他僅僅是做一個最低層的收款員,白天上課、夜晚打工的日子的确不容易,特別是受主管的气,最令他覺得難受。現在,他自己身為領導一個大集團的老板,也深知作為員工的艱辛。每到圣誕節,他都會特地為員工挑選禮物,并親自出席各個分公司的圣誕晚會。他這些“親民”的做法恐怕都是得益于那間麥當勞餐廳。
  隨著學業越來越忙,李澤楷再也沒有時間在晚上兼職,只是利用假日到一個高爾夫球場做球童。打高爾夫球是他的父親李嘉誠最鐘愛而且天天都要做的運動,但李澤楷到現在仍然不諱言最討厭別人打高爾夫球,這是因為他當年做球童的時候常常背負沉重的球棒袋,結果拉傷了右邊肩膀的筋骨。到現在,只要仔細觀察一下,就會發現他在站起或者坐下的時候,經常都會有拉一拉右邊胳膊的小動作。
  對于做球童的生涯,李澤楷并不感到辛苦,反而覺得從中學到了不少靈活變通的道理,并為日后經商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使他對做生意萌生了一种無師自通的哲學。他相信,商人最好的老師,就是經商本身,即“從戰爭中學習戰爭”。
  李澤楷回想在美國兼職的那段日子,也曾提到他的“經驗之談”。他指出,在麥當勞賣漢堡包的經歷,對他用處不算很大,因為賣漢堡包沒有變化,全部都是划一地做,難以靠自己的隨机應變賺更多收入。他舉例說,你總不能降低漢堡包的售价來爭取更多生意吧!
  而當球童就不同了,在球場內,球童多,客人少,競爭很大,這份工作要有相當的進取精神和靈敏的觀察力才可干得好,所以可學到的東西确實很多。他說:“這份工作的收入全靠“貼士”,所以你要有所選擇。你想做一整天拿到許多‘貼士’,結果一天下來會累得筋疲力盡……所以你要小心地選擇客人,從而使自己可以不必做太多工作,但又确保多獲‘貼士’。他更邏輯地指出,拾球雖是一項极好的收入來源,但當中的竅門要你自己去摸索。去決定。從當球童到升讀斯坦福大學計算机工程系,這段日子李澤楷都過著簡朴的生活,棄豪宅而住普通洋房。

  結緣高科技

  1983年,17歲的李澤楷進入大哥李澤拒就讀的美國斯坦福大學,專修自己喜愛的計算机工程。這顯然不是出于父親的意思。李澤鎮听從父親的安排,念土木工程系,如果從家族事業的角度考慮,李澤楷應該讀商科。法律等适宜管理綜合企業的專業,并与李澤級的建筑專業互補相輔。況且在當時的香港,電腦并未完全普及,計算机工程專業更談不上熱門。雖然當時的李嘉誠并不明白小儿子的選擇,但他還是尊重他的決定。
  有一次,李嘉誠到美國探望正在讀大學的儿子。那一天正下著雨,他遠遠看見一個年輕人背著大背囊,騎著自行車,在車輛之間左右穿插。李嘉誠心想:“這有多么危險。”再仔細一看,原來正是儿子李澤楷!早期的留學生涯鍛煉了李澤楷獨立的性格,而在硅谷發源地美國斯坦福大學的經歷,則奠定了他今天的科技創業之路。
  美國斯坦福大學建校于1885年,是全美排名第四的高等學府,用加州的天气來比喻斯坦福學生的冒險精神再合适不過——不管今天的雨下得多大,明天又會陽光普照。斯坦福的校園是硅谷的第一站,高科技和創業精神是這所大學最突出的特色,而這也恰恰在日后的李澤楷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現。
  一走進斯坦福的校園,就不斷有學生踏著滾軸飛輪擦身而過。在斯坦福,隨時隨地都可以看到各种新奇的東西:在計算机實驗室,你可以看到歡喜佛;教學樓過道里,你會碰到一個獨自漫游的机器人;實驗室里,研究生會戴著特殊的眼鏡,擺弄只有他自己才看得到的三維桌面;教室里會有教授高談闊論為什么人們應該禮貌地對待計算机。
  在那里沒有人理會你干什么,也沒有人介意別人怎樣看自己。斯坦福少了美國東岸名校那份嚴肅,卻多了一份西岸拓荒者獨有的率直和自我。斯坦福吸引了超級學術精英和全美甚至全球最聰明的學生。在校園里,光是諾貝爾獎獲得者就有30多位。只要看一看計算机科學大樓前那塊刻著捐款人名單的金匾,就可以知道從斯坦福走出了些什么樣的企業家和人才:网絡之最COSCO,最受好萊塢青睞的SGI和一串著名的高科技風險投資家:Reddemins 和Donal Dvalentlne。
  除了良好的學術研究和教學環境,斯坦福最具特色的是彌漫整個校園的創業精神——美國之夢的典型象征。在大學校園里,到處都貼著教人如何創業的大字報,而學生們日常的話題也离不開創業。李澤楷的同門師兄楊致遠就是在這里創辦了世界聞名的Yahoo!(雅虎)搜索引擎。
  像楊致遠靠“吃腦”賺到超過340億美元身家的人,在斯坦福多不胜數,像William Hewlett和David Packard,即惠普電腦的創辦人,也是斯坦福最廣為人知的創業傳奇人物。在數不完的創業神話的帶動之下,校園內外創意之風盛行,只要一有新點子或者新發明,就有師生在學校附近自組公司,几十人的有,几個人的也有。而世界聞明的硅谷就是在這樣的斯坦福文化下孕育出來的。
  斯坦福自由創新的創業精神令李澤楷感到新鮮和振奮,這与他以前所接触到的父親那套商業操作手法有了明顯的區別。他意識到,不僅僅是蓋一座大廈能賺錢,一塊電腦芯片或者一個電腦軟件,只要是帶上一點小小的發明外加上一個具有創意的包裝,也可能賺到更多的錢,而且投入更低,速度更快。
  李澤楷毫不猶豫地選擇了計算机工程。

  衛星拆裝戰

  在斯坦福讀書的日子可能是李澤楷到目前為止生活得最輕松和最愉快的時期,斯坦福的學習氛圍很輕松,教授們都愿意給更多的時間讓學生自由發展。在斯坦福大學的名教授當中,對李澤楷影響最深的,可說是Jim Clark。
  Jim Clark早在1981年任斯坦福大學計算机工程系副教授時,已設計了能繪制立体圖案(3D)的計算机芯片。一年后,他一邊教書,一邊創辦了舉世知名的Silicon Gmphics 公司(SGI),不久,該公司發展為設計高性能計算机的主要供貨商,在同行中長期占有領導地位。Jim Clark也由此身价暴漲,并离開斯坦福大學,于1994年再与人合作創辦网景(Netscape)瀏覽器公司,遂成為世界首富比爾·蓋茨的強勁對手。李澤楷曾表示,他非常欣賞Jim Clark,認為他是一個勁度十足而且了得的人。
  在斯坦福,李澤楷真正感受到了學習的樂趣,和斯坦福的其他學生一樣,他對任何新鮮的東西都充滿了興趣。
  有一次,丹佛市政府把一個已經廢棄的人造衛星送給丹佛大學,李澤楷就自告奮勇跑到丹佛去和那儿的學生一起研究。
  這是李澤楷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接触衛星。面前的龐然大物令他感到新奇。他下定決心,一定要把這個東西搞清楚。但是,怎樣才能更深入地了解整個衛星的結构和每一個零件的功能呢?李澤楷靈机一動:何不把整個衛星拆散!
  當時,這個衛星放在那里已經有好几天了,而且還引來了許多像李澤楷這樣的好奇者,不過從來沒有人像他那樣提出如此瘋狂的建設。他的“狂想’得到了那里的學生的一致附和,而丹佛大學的教授們則提出了一個條件——拆散后一定要把衛星恢复原狀。
  机會難逢!李澤楷与丹佛的一群學生完全投入到這一場“衛星拆裝戰”。除了吃飯,他們就与衛星為伴。下山容易上山難,把拆散的衛星再裝回去并不如想象的那樣輕易。雖然,校方并沒有規定時限,但在深夜,實驗室里依然光明如晝。那段日子,李澤楷連續數天几乎是不眠不休。
  終于,一伙人把衛星恢复了原狀。
  李澤楷清楚地記得,這期間雖然大家都很辛苦,但卻覺得很有意思,在這個過程中,大家的合作精神得到了充分的体現。他承認,這次難忘的學習經歷或多或少都有助于他日后創辦衛星電視。
  李澤楷在斯坦福讀書的日子平淡但又富有生气,身邊的同學們很少有人知道他是李嘉誠的儿子。他讀書沒有大哥勤奮,但成績也不算很差。而在日常生活中他也相當低調。當年与他同宿舍的同學TOdd Bonner曾說:“他并不希望自己与眾不同,我們能成為好朋友,是因為他一點不像富家子。”這位Todd Bonner后來加入李澤楷創辦的盈科集團,成為集團的高級副總裁。
  而据另一位斯坦福的香港校友描述:“她那時候的确很低調,課余活動都不算很活躍,在學校宿舍住了一段日子就搬出去了。”据傳聞,李澤楷在斯坦福最廣為人知的,反而是他与ball場(舞場)名媛姚樂碧的緋聞,不少在李澤楷后几屆的香港學生都听說過,而且傳聞是由女孩子采取主動的。這段緋聞最后不了了之,而李澤楷現在也不愿在人前提到這段桃花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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