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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府赴會“三叉戟”，眾將難有回天力； 老兵輔佐蒙巴頓，聚首開羅前功棄。 話說史迪威奉召离開重慶，于1943年4月28日回到華盛頓。陸軍部考慮得很周到，他們已經把史迪威的夫人威妮從西海岸卡梅爾的家中接到首都，以迎接遠方歸來的戰將。 史迪威一貫屬守清教徒式的傳統道德觀，對家庭保持著一种神圣的感情。他從不放縱自己，甚至拒絕接受向中國戰區美軍司令部派遣女軍人。正因為如此，他對陳納德開辦妓院感到非常憤慨，把這看成是极為墮落和無恥的行為。 在中國期間，他和夫人保持著頻繁的書信聯系，時常在信中傾吐對威妮和孩子們的思念和愛戀。1942年底，他的大儿子約瑟夫·史迪威中校和女婿伊斯特布魯克上校也調到中國戰區任職，這多少排解了一些他遠离家人的孤獨。 到達華盛頓的第二天，史迪威拜訪了馬歇爾。馬歇爾向他通報了此次回國的任務和目前面臨的問題。他告訴史迪威，5月中旬將在華盛頓召開聯合軍事會議，以研究同盟國的作戰計划，其中包括中緬印戰區的任務，會議的代號為“三叉戟”。目前中國方面已通過宋子文提出了蔣介石的要求，即要求首先集中力量對日軍進行空中打擊，并要求將5月至7月運到中國的租借物資全部提供給陳納德，而根本不提整編軍隊和包括反攻緬甸在內的地面作戰問題。陸軍部認為，這一計划存在著明顯的缺陷，如果不盡快改善中國地面部隊的裝備和戰斗力，日軍將會很輕松地摧毀中國机場，并可能進攻昆明、桂林和重慶，以及阿薩姆的空運基地。這樣，不僅空戰計划會落空，而且中國戰區也將面臨更加危險的形勢。但是，蔣介石卻向羅斯福保證：“現有的中國軍隊能夠阻止日軍對地面机場發動的進攻。”馬歇爾要求史迪威在第二天會見羅斯福總統時，詳細說明中國戰區的情況和他的觀點。 4月30日，史迪威會見了羅斯福，向他陳述了自己的看法。他提出，中國戰區的首要問題應當是整訓和裝備陸軍部隊，并通過反攻緬甸打通地面交通線。這樣才能向中國運送充足的物資，挫敗日軍的地面進攻，從而保證空戰的實施。但是，羅斯福已經決心要支持蔣介石和陳納德的“空戰第一”理論，他根本听不進史迪威的任何意見和解釋，反而認為史迪威妨礙和拖延了陳納德的空戰計划。 當天晚上，史迪威應邀到史汀生家赴晚宴。史汀生明确表示支持史迪威的觀點，并很同情他的艱難處境。他馬上打電話對羅斯福說：“我很欽佩史迪威，愿意就總統對史迪威的明顯怀疑向總統作出解釋。”后來，他又寫信給羅斯福，表示了對史迪威的信任和支持。他在信中寫道：“我非常了解史迪威，才把這場戰爭中最艱巨的任務交給他……我相信，他是我所了解的唯一能夠順利完成這項任務的人。” 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圍繞著中國戰區“空戰第一”還是“陸軍优先”的問題，也分成了兩种意見。不過，只有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兼羅斯福的私人參謀長李海海軍上將支持陳納德，而陸軍的馬歇爾、空軍的阿諾德和海軍的歐內斯特·金都支持史迪威。盡管如此，羅斯福還是拒絕了多數人的意見，堅持把陳納德的空戰計划放在第一位。 5月2日，羅斯福對馬歇爾明确表示，他決不允許以任何理由再延誤陳納德的空戰計划。他認為：“蔣介石的處境非常危急，他的政府有徹底垮台的可能。”因此，“必須在政治上支持蔣介石”，而“空戰計划”對提高中國的士气具有极為重要的意義。他雖然同意向云南的中國軍隊提供“必要的物資”，并表示由他來就這個問題与蔣介石交涉，但同時又提出要修改“安納吉姆”計划，縮小反攻緬甸的規模，把戰役限制在緬甸北部，放棄進攻南部和奪取仰光的目標。而且，即使是這個縮小了規模的反攻戰役，也必須放在陳納德的空戰之后。 史迪威听到這個消息后非常气憤，他認為，由于宋美齡在美國住了半年，并且兩次住進白宮，“已經弄得羅斯福分不清是非了”。因此，羅斯福“對蔣介石的品質、企圖、權威和能力作了完全錯誤的判斷”。史迪威怀著郁悶的心情在日記中寫道：“亨利·史汀生和喬治·馬歇爾是通情達理的。陸軍部也不錯。甚至空軍對陳納德也有些厭煩。但是，當世界上最偉大的戰略家不贊成你的時候，這一切又有什么用呢？” 5月12日，有美英兩國首腦和三軍參謀長參加的“三叉戟”會議在華盛頓開幕。史迪威在卡梅爾的家里度過短短5天假期之后，也赶回來參加了這次會議。雖然會議的主要議程是關于歐洲戰場問題，但亞洲戰場也成為爭論的焦點之一。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通過英美參謀長聯合委員會，向會議提出了一份建議，主張把中國作為打擊日本的主要基地，要求加強對華援助和對日空戰，并對緬甸北部發動一次有限度的地面攻勢。英國人對中國戰場毫無興趣，他們宁愿支持羅斯福的空戰計划，也不愿參加一場規模已大大縮小的緬甸戰役。不過，在馬歇爾、歐內斯特·金和史迪威的積极爭辯下，他們還是不得不作出了讓步。 5月20日，聯合參謀長委員會通過了關于中緬印戰區的作戰方案，決定首先集中力量擴大對華空運，同時加強對日軍的空中作戰；反攻緬甸的作戰被限制在曼德勒以北地區，目標是打通中印公路。會議同意從7月起把對華空運提高到7000吨，9月以后達到每月1万吨。但是，羅斯福又特別命令，自7月1日起每月的7000吨物資中，必須向陳納德提供4700吨，還要給中國空軍300吨，另外的2000吨，“用于所有其他目的，包括地面部隊”。這2000吨物資除了向中國軍隊提供1500吨之外，史迪威每月只有500吨可以裝備云南的遠征軍部隊。“他們實際上使我根本無法整訓遠征軍，可是又命令我用這支部隊發動一場進攻。”史迪威對此不能不感到憤憤不平。 會議期間，丘吉爾怀著极大的興趣在英國駐華盛頓的大使館約見了史迪威。英國首相似乎很誠懇地詢問了他對駐印英軍的看法。史迪威坦率地指出，韋威爾陷入了失敗主義情緒，印度戰區處于一种懶散的狀態，缺乏活力。令史迪威感到惊奇的是，丘吉爾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事實上，丘吉爾已經在考慮撤換駐印英軍統帥，不久韋威爾就改任印度總督，而由奧金萊克將軍出任英印軍總司令。史迪威還談到了他對“三叉戟”會議關于緬甸問題決定的不同意見，給丘吉爾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丘吉爾后來曾多次表示，他“十分尊敬和欣賞史迪威將軍”。 “三叉戟”會議結束之后，史迪威离開華盛頓，取道倫敦和開羅返回重慶。此次美國之行，他不僅一無所獲，還遭受了一系列挫折，反攻緬甸戰役被限制在北部一隅，陳納德的空戰計划被放在第一位，租借物資的絕大部分被划給了空軍，他的所有建議和要求几乎全部被拒絕和駁回。但是，他心中的希望和熱情并沒有熄滅。他相信，陳納德的空戰計划絕不會像他吹噓的那樣靈驗，事實終將證明那些把陳納德當成救世主的人是多么愚蠢！他相信，總有一天他能完成對中國軍隊的整訓，這支擁有現代化裝備的軍隊必將所向無敵，他們不僅能奪回緬甸，而且能向華南、華東、華北和印度支那反攻，給日軍以致命的打擊。 6月16日，史迪威回到重慶，第二天便會見了蔣介石，向他匯報了“三叉戟”，會議的情況和關于中緬印戰區的決定。他希望能盡快得到蔣介石的答复。但是，結果仍和過去一樣，事情被擱置起來，遲遲沒有回音。現在有美國答應的每月1万吨物資，有陳納德指揮的美國飛机去打擊日本人，蔣介石干嗎還要冒著風險去進行地面作戰呢？盡管羅斯福總統把蔣介石捧得很高，給史迪威施加了很大壓力，但事實卻使他無法改變對蔣介石的看法。“回來后看到，蔣介石依然如故——一條貪婪、頑固、丑惡的小響尾蛇”。 中國戰場形勢的變化，使史迪威整訓云南部隊的工作遇到了新的困難，同時也更堅定了他推動蔣介石實行軍事改革的決心。5月，駐武漢、沙市一帶的日本第11軍向湖北宜昌地區發動了一次大規模的攻勢，中國軍隊遭受了嚴重損失。日軍沿長江迅速西進，大有威逼四川之勢。蔣介石急忙把剛剛出任遠征軍司令長官不久的陳誠調回第6戰區，并從云南部隊調走了兩個軍和7万多新招募的補充人員。6月，日軍已劫走宜昌地區的2万余吨船舶，達到了作戰目的，遂主動撤回武漢、沙市地區。事實又一次證明，中國軍隊難以抵擋日軍的地面進攻，如果不盡快地整訓部隊，更新裝備，中國戰場隨時都可能出現嚴重的危机。 羅斯福對陳納德的偏愛和對蔣介石的退讓，嚴重削弱了史迪威的影響力，使他難以就中國軍隊的改革和整訓問題同蔣介石交涉。他深深地感到：“接連地退讓已經使蔣介石确信，只要他堅持，并且大喊大叫，我們又會讓步。情況就是這樣。” 蔣介石确實看透了這一點，他試圖采取進一步的措施，以達到削弱并迫使美國召回史迪威的目的。抬高陳納德，冷落史迪威，成了他實現這一企圖的重要手段，7月5日羅斯福致電蔣介石，提議派空軍參謀長斯特拉特邁耶中將出任中緬印戰區美國空軍司令，以協調第10、第14航空隊和空運司令部的工作。蔣介石回電，要求由陳納德擔任中國戰區空軍參謀長，和史迪威平起平坐，并完全獨立。最初，羅斯福准備欣然接受蔣介石的要求，但又一次遭到馬歇爾的強烈反對。馬歇爾指出，陳納德“也許是個戰術天才”，但他對后勤事務一竅不通，而且“多年來一直領取中國政府發給的薪金·与委員長的關系過于密切，很難代表美國的利益”。羅斯福只是部分采納了馬歇爾的意見，他在任命斯特拉特邁耶為中緬印戰區美國空軍司令的同時，同意由陳納德出任中國空軍參謀長。陳納德雖然沒能取得与史迪威平起平坐的地位，但卻得到了直接与蔣介石打交道而不必通過史迪威的權利。 陸軍部早就擔心，總統對陳納德的過分偏愛會損害史迪威駐華美國代表的地位。他們認為：“必須盡一切努力使中國人相信，美國政府完全信任史迪威，并全力支持他，他是我們在有關中國重要問題上的主要決策人。”3月16日，經馬歇爾批准，決定授予史迪威一枚總司令級的榮譽軍團勳章。但是，羅斯福卻想讓蔣介石成為接受這种勳章的第一個外國人，他認為首先向史迪威授勳會降低蔣介石對得到這枚勳章的感激程度。因此，向史迪威授勳的事被延誤下來了。 7月7日，在中國抗戰6周年的紀念日，中國方面安排了史迪威代表美國向蔣介石授勳的儀式。會場上，史迪威和蔣介石都同樣板著面孔，毫無表情。榮譽軍團勳章是由美國開國總統喬治·華盛頓設立的，后曾廢除，1942年重新恢复。總司令級榮譽軍團勳章，專門授予國家元首和高級指揮官，是美國可以授給外國人的最高勳章。史迪威反對向蔣介石授勳，他認為蔣介石根本沒資格得到這枚勳章；而蔣介石也對從史迪威手上接受這枚勳章感到郁郁不快。史迪威冷冰冰地用漢語宣讀了美國政府對蔣介石的“輝煌成就”的贊揚，然后站過去把勳章別在蔣介石的胸前，“當我提起他的上衣把勳章別上去的時候，他猛地跳了一下，好像是怕我殺了他似的”。 史迪威的反感不僅僅是個人感情問題，他認為這會使美國陷入“不得不支持這么一個腐朽政權”的危險境地。“我們的政策錯了。我們東方政策的概念錯了”。他并不反對向中國提供援助，而且十分重視中國戰場在對日作戰中的作用，他對中國人民和中國軍隊抱有很高的希望；但是，他反對無條件地支持蔣介石和國民党政權，主張在對華援助上提出附加條件，以保證美國的援助物資真正用于積极的對日作戰。 7月上旬，中國共產党開展了一場宣傳攻勢，揭露了國民党正在調動胡宗南的部隊准備進攻延安。因為蔣介石提出的要共產党取消陝甘宁邊區、交出軍隊的要求被拒絕了。這正是史迪威所擔心的，同時他也怀疑蔣介石企圖以此來拒絕參加緬甸作戰。史迪威馬上向馬歇爾請示，如果中國發生內戰美國將采取何种政策，他認為，美軍人員不應當卷入蔣介石的軍事行動。他還嚴厲地警告，陳納德，絕不能參加襲擊延安。 情況突然發生了變化，或許真是由于美國的勳章鼓舞了蔣介石的勇气。7月12日，蔣介石約見史迪威，交給他一份書面文件，正式作出了按照“三叉戟”會議确定的方案參加反攻緬甸的承諾。這一方案代號為“索茜”，計划以中國駐印軍、中國遠征軍和英印軍，從利多、云南和英帕爾三個方向會攻緬北，同時盟軍出動海空軍控制孟加拉灣的制海和制空權。 經過近一個月的拖延、等待，終于得到了蔣介石的正式承諾，史迪威如釋重負地松了一口气。他在日記中寫道：“神明的上帝，我差點就要山窮水盡了。”兩天以后，他便离開重慶赶赴印度，以檢查阿薩姆的空運情況、中印公路的工程進度和駐印軍的作戰准備。 阿薩姆的空運情況有了很大改善，英國動員了大批印度民工幫助美軍工程部隊新建了4座机場，另外7座机場也將很快完工。比較落后的C－43型運輸机，大部分換成了新式的C－46型運輸机。7月份的對華空運量，從一個月前的3000吨增加到5500吨。9月份又上升到8000吨。11月雨季過后，新建的机場全部投入使用，空運量奇跡般地達到1．3万吨。 中印公路已在年初開工，准備從印度利多經緬北修到中國云南。美軍調來36000多人的工程部隊和一批筑路机械，印度動員了約10万民工參加這項工程。這條公路不僅關系到將來的對華運輸，而且反攻緬北的部隊也要用它來保障后勤供應。但是，自5月進入雨季以后，筑路十分艱難，再加上許多工程机械被調去修建机場，因此，進度十分緩慢。史迪威撤換了領導不力的阿魯史密斯上校，任命軍事工程專家皮克上校負責筑路工作，以求加快工程進度。 中國駐印軍自羅卓英調回國內以后，未再任命副總指揮。1943年春，鄭洞國赴印出任新編第1軍軍長，負責統轄新22師和新38師，但他的責任主要是管理軍紀方面的事務，在訓練和指揮方面并無實權。史迪威對鄭洞國不感興趣，在他的筆下這位軍長只是個“蠢東西”。 9月1日，史迪威從印度回到重慶，他為反攻日期的日益迫近感到興奮，同時也為作戰准備感到擔憂。第二天，何應欽交給他一份准備在桂林整訓第二批30個師的名單，這又激起了史迪威的希望和熱情。9月份他一連向蔣介石遞交了4份報告，詳細闡述了他對中國戰區整訓和作戰的具体設想。在9月16日的一份報告中，他甚至建議國民党和共產党的軍隊，向華北日軍的側翼發動一次聯合進攻，并要求向包括共產党軍隊在內的西北部隊“給予充分的供應”。 然而，正在史迪威滿怀熱情地為中國戰場出謀獻策的時候，一場新的陰謀和風波正在向他襲來。 8月14日至24日，羅斯福和丘吉爾率領各自的三軍參謀長在加拿大的魁北克再次召開聯合軍事會議。英國人像在“三叉戟”會議時一樣，仍然起勁地反對發起緬甸戰役。只是由于美國方面的堅持，英國人才勉強同意維持“三叉戟”會議決定的方案，但對出動海軍力量控制孟加拉灣和緬甸沿海仍堅持保留態度。 會上，丘吉爾為了維護英國在東南亞地區的利益，并分散美國人對中國戰區的注意力，要求成立一個以英國人為統帥的東南亞戰區。美國方面表示贊同，因為這似乎有助于拉住英國人在亞洲和太平洋戰場上承擔一些責任。會議決定，以英國海軍中將路易斯·蒙巴頓勳爵為東南亞戰區最高統帥，史迪威任副統帥。這樣的安排使史迪威面臨著更加复雜的形勢，他要同時對三套指揮系統負責。作為中國戰區參謀長，他要對蔣介石負責；作為東南亞戰區副統帥，他要對蒙巴頓負責；作為美國駐華代表，他還要對本國政府負責。史迪威認為，這簡直像是“誰也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的中國式的九連環”。 正是利用這一點，宋子文在華盛頓大肆活動，以“改組中國戰區”的名義，試圖要美國方面取消史迪威中國戰區參謀長的職務。9月15日，宋子文在得到蔣介石的允許之后，向羅斯福呈遞了一份備忘錄。其中談道：“目前史迪威既是中國戰區的參謀長，又獨立掌握著中緬印戰區美國空軍的指揮權，他還負責印度和中國的后勤補給、中印空運司令部和蘭姆加爾的中國駐印軍，并參与云南中國遠征軍的部分指揮事務。此外，他還握有美國陸軍部授予的、沒有中國方面參与的對華租借物資控制權。在如此千差万別的范圍里掌握那么多錯綜交叉的權力，將會造成對未來戰爭可能十分危險的摩擦。”他要求美國政府重新考慮史迪威的地位。 羅斯福不反對接受宋子文的要求，但為了避免与陸軍方面引起麻煩，他把此事推給了馬歇爾，并寫了一個條子：“親愛的喬治，你和宋子文博士談談這件事好嗎？”馬歇爾的態度是可想而知的，史迪威是他最信任最器重的將領之一，又是經他推荐才出使中國的，這些人不遺余力地要摘掉史迪威，可以說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給他出難題。他明白地告訴宋子文，美國不會改變現在的指揮結构。但是，羅斯福的特別助理霍普金斯卻私下里向宋子文表示，如果委員長本人正式提出要求，總統會考慮召回史迪威的。有了從白宮后門放出來的這股風，宋子文仍然沒有放棄撤換史迪威的企圖。 10月初，宋子文從華盛頓回國，途中在新德里稍事停留。在那里，他會見了剛剛就任東南亞地區統帥的蒙巴頓和羅斯福派往中國的信使、美國陸軍后勤司令索默維爾將軍，他們的任務是去重慶向蔣介石通報魁北克會議的決定事項。宋子文試圖在這兩位將軍去重慶以前，就給他們造成先入為主的印象，讓他們支持他撤換史迪威的要求。他對蒙巴頓蠱惑說，史迪威和中國軍隊的關系非常緊張，任命史迪威作東南亞戰區的副統帥可能會造成“難以預料的災難性后果”。接著他又告訴索默維爾，羅斯福總統已經同意召回史迪威。他的這些伎倆并沒有得到積极的反應。蒙巴頓不會在上任之初就讓人擠走他的副手，一個最精通中國事務的人；索默維爾不相信宋子文說的話，因為他离開華盛頓之前，羅斯福絲毫沒做這方面的表示。 宋子文如此費盡心机，不擇手段地要搞掉史迪威，与其說是為了蔣介石，倒不如說是為了他自己。他認為，如果擠走史迪威，他就有可能掌握美國對華租借物資的控制權和分配權，這不僅可以給他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還可以增強他在政治上的地位。他可不是一個甘于寂寞的人，在他心中永遠燃燒著對權力和金錢無法熄滅的欲火。 10月7日，史迪威從重慶赶到新德里會見了蒙巴頓和索默維爾。蒙巴頓是英國女王的表兄弟，出身于一個顯赫的貴族家庭，從他狐狐落地就已經獲得皇家海軍上校的終生軍銜。在出任東南亞戰區統帥之前，43歲的蒙巴頓被提升為海軍中將。史迪威對居于一個比他年輕17歲的統帥之下，并沒有感到什么不快。他和蒙巴頓的第一次會面十分融洽，日記里留下了他對蒙巴頓的第一印象，“路易斯是個好人”，“精力充沛，厭惡消极和保守”，“非常真誠友好”。蒙巴頓沒有提起來子文對他說的話，只是表示希望中美英三國在這個戰區的合作能像“一個幸福的家庭”。 10月15日，史迪威和索默維爾一同飛抵重慶。第二天，當索默維爾去會見蔣介石的時候，一場醞釀了許久的疾風暴雨突然向史迪威襲來。蔣介石在宋子文的鼓動下，明确地向索默維爾表示，史迪威必須被解除職務。“一條響尾蛇沒有發出響聲就咬人了”。 出人意料的是，蔣介石的“攤牌”，竟引出了戲劇性的變化。 宋美齡和宋藹齡找到蔣介石，反對撤換史迪威。她們認為：“如果你使這位美國英雄失去在中國的指揮權，那么你在美國就會非常不得人心，那就可能得不到他們的飛机大炮或其他任何東西。”原來，從9月中旬開始，宋美齡和宋藹齡突然改變了對史迪威的態度，多次主動找史迪威密談，表示支持他的軍事改革方案。她們圍繞的一個話題是搞掉何應欽，讓宋美齡擔任軍政部長。同時也談到了許多其他問題，甚至包括宋美齡和蔣介石的夫妻關系。史迪威曾在9月13日的日記中記載：“我們訂了攻守同盟，不管原因何在，她們是認真的，也許我們能取得一些進展。” 至于宋氏姐妹為什么會突然對史迪威采取這樣的態度，直到今天仍是一個很難說清楚的問題。許多人嘗試著從某些方面找出背后的真實的動机和原因，但都無法得出一個讓人信服的結論。美國著名記者白修德認為，“蔣夫人和孔夫人以女性的方式介入了史迪威与蔣介石之間愈發深重的苦難”。“她們站在史迪威一邊的介入，也許是由于對涉足重大政治問題的渴望；也許是由于仍不為人所知的家庭不和；也許是出于對同盟國合作事業的最真誠奉獻。不論他們動机如何，他們對史迪威的突然支持取得了成功”。 10月16日當天，蒙巴頓從印度赶到重慶。索默維爾立即向他通報了情況，史迪威和他們一起進行了長談。蒙巴頓雖然對史迪威的剛烈性格和暴躁脾气也有些憂慮，但他剛到一個新的戰區任職，正需要有熟悉情況的副手協助，因此，對突如其來的變故感到十分惊訝和气憤。他同意先由索默維爾去勸說蔣介石改變主意，并要他傳話給蔣介石，如果一個指揮了中國軍隊近兩年的軍官在作戰的前夜被調走，這將使他無法使用這些軍隊。 第二天晚上，宋美齡和宋藹齡給史迪威打來電話，告訴他“有個轉敗為胜的机會”，她們勸史迪威去見蔣介石，當面向他做些解釋。史迪威已准備平靜地接受事實，他對她們說：“我不想呆在一個不歡迎我的地方。”宋美齡很誠懇地勸史迪威“大度一些”，“堅持一下”。宋藹齡也接過電話，說：“如果能闖過這件事，你的地位會比以前更為穩固。……你會成為一顆不斷升起的星。”史迪威記下了他當時的心理活動和反應：“我猶豫了好大一會儿時間，但她們竭力堅持，我最終點了頭。” 宋氏姐妹馬上陪史迪威一起去見了蔣介石。剛烈倔強的史迪威壓住心中的憤懣，按照宋氏姐妹導演好的話對蔣介石說，我的唯一目的就是為了中國的利益，如果我有什么錯誤，那只是由于誤會而并非有意，我將盡全力給予合作。“‘花生米’改變了立場，演起了戲，竭力顯得態度和藹。他說了兩點：第一，我應明白總司令和參謀長的職責；第二，我應避免任何优越感。……蔣介石說，在此條件下我們可以和諧地繼續工作。” 一場風雨來得猛，去得也快。已久經波折的史迪威對此亦處之泰然，“在整個亂子的過程中，我覺得十分輕松，沒有遺憾，也沒有自責。一种令人愉快的感覺。”而蔣介石卻在气勢洶洶地攤牌之后，不到48小時，便無奈地草草收場，盡管史迪威給他舖了台階，但仍不能不使他顯得十分尷尬。不久，導演了這幕鬧劇的宋子文神秘地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半年多的時間。 10月18日至20日，史迪威、蒙巴頓、索默維爾和蔣介石、何應欽等人在黃山召開會議，討論反攻緬甸的作戰問題。會議出現了新的气氛，“快樂的家庭式會議”。中美英三方共同商定，反攻將在1944年1月15日開始，整個戰役由蒙巴頓統一指揮，中國駐印軍在作戰前期亦由英方指揮。蒙巴頓對會議的結果感到非常惊喜和興奮，史迪威卻仍然保持了謹慎的態度。他認為：“我面對的全都是拖延、虛偽、懶散、遲鈍和麻木不仁。此外，還有陰謀、攻汗、欺詐和阻礙。只有當真正的戰斗開始以后，我才能愉快起來。” 一場風波過后，出現了新的局面。盡管史迪威對蔣介石的反复無常和形勢變化的波譎云詭保持著警惕，但仍不能不為取得的一個個進展感到高興。 11月6日，史迪威應召拜會蔣介石。那天蔣介石的態度十分熱情，會談一開始便滿足了史迪威期望已久的一項緊迫要求，答應向云南整訓部隊調派5万人的補充兵員。史迪威覺得：“這條響·尾蛇真是和善极了。”蔣介石一再詢問了史迪威的想法和要求，當史迪威表示再沒有其他問題之后，蔣介石端出了他的真實目的：“那么好吧！現在我正式請你為中國方面准備一份在開羅會議上的報告。” 原來，羅斯福和丘吉爾已商定于11月下旬在開羅召開一次中美英三國首腦會議，蔣介石將應邀出席。這是他第一次出席正式的國際會議，自然十分重視。他想通過這次會議提高他的國際地位，并爭取到更多的物資援助。而借史迪威之口說出他想說的話，或許能產生更好的效果。 史迪威愉快地接受了這項要求，很快就起草出了一份包括作戰設想和具体要求兩部分的文件。關于作戰設想，他提出了要分三批裝備和訓練90個陸軍師。第一批30個師將于1944年1月投入反攻緬甸的作戰；第二批30個師計划于1944年8月向廣東方面發起進攻；第三批30個師將在1945年1月開赴前線。關于對軍事援助的具体要求主要有，同盟國應在1944年雨季之前以陸海空軍力量全力以赴地打通中印地面交通線；美國提供90個師的裝備器材；每月向中國空運1万吨物資；幫助中國建立起一支獨立的空軍，待占領廣州、香港地區后，美國應向華南派出10個陸軍師和3個裝甲師，組成由美國人指揮的中美聯合部隊，爾后會攻華中和華北。 11月13日，史迪威把這份計划交給蔣介石，“‘花生米’接受了，或用他的話說，在打通太平洋的聯系之后，將任命一名美國司令統領在華的中美軍隊。”毫無疑問，這個指揮職務是史迪威為他自己設計的，所以他在整個文件中對這一條最為重視；而當蔣介石接受這一條時，他自然感到十分興奮。不過，也正是這一設想，成了日后史迪威与蔣介石矛盾激化的重要起源。 11月22日，史迪威与蔣介石夫婦等人一道出席了開羅會議。會議的主要議程是中美英三國的聯合對日作戰問題，而反攻緬甸。則成為三方代表激烈爭論的焦點。會上，蒙巴頓以緬甸戰役總指揮的身份，提出了東南亞戰區最高司令部起草的作戰計划。該計划除規定了從利多、英帕爾和云南三個方面進行地面作戰外，還提出了集中海空軍力量和兩栖部隊占領安達曼群島，控制孟加拉灣的“海盜”行動。但是，丘吉爾和英國皇家參謀長艾倫·布魯克反對立即向亞洲調派大批海軍艦船，要求推遲或取消“海盜”行動。蔣介石對此十分不滿，他認為：“反攻緬甸之胜利關鍵全在海陸軍能否同時配合以為斷，僅僅陸軍集中，如海軍未集中，仍無胜利把握。”23日，史迪威正准備將事先經蔣介石同意的計划提交會議，突然接到蔣介石的通知：“不要提出計划。”25日，蔣介石對羅斯福的特別助理霍普金斯表示，他不能接受推遲或取消“海盜”行動的蒙巴頓方案。 “天那！他又縮回去了。”26日上午，史迪威和蒙巴頓、阿諾德、索默維爾、斯特拉特邁耶、惠勒、陳納德等一大群美英將領赶到蔣介石的住處，像集群轟炸似的對蔣介石進行了勸說。下午，羅斯福也會見了蔣介石，向他保證將說服丘吉爾同意發動海上作戰。經過這一連串的勸說和許諾，蔣介石終于在會議結束時，表示接受蒙巴頓方案，同意參加1944年春對緬甸北部的反攻。 11月27日，羅斯福和丘吉爾飛往德黑蘭，与斯大林舉行關于歐洲戰場問題的首腦會談。蔣介石夫婦起程回國。史迪威被留在開羅，等候德黑蘭會議的結果。 在11月28日至12月1日的德黑蘭會議期間，形成了兩項對亞洲戰場有重要影響的決定。第一，由于斯大林的強烈要求，英國同意于1944年春發起“霸王”戰役，在法國開辟第二戰場。這一承諾，使丘吉爾更加堅定了取消孟加拉灣“海盜”行動的決心。第二，應羅斯福的要求，斯大林明确重申，蘇聯將在戰胜德國之后，立即參加對日戰爭。這在英美決策者看來，中國戰場在對日作戰中的地位和作用，已遠不如過去那么重要了。 德黑蘭會議之后，羅斯福和英美兩國參謀長，于12月2日重返開羅，再次就“海盜”行動展開了激烈的爭論。英國人變得极為強硬和頑固，堅持取消“海盜”行動。羅斯福事后對史迪威說：“我像頭騾子似的堅持了4天，但是，毫無用處。開會也沒用。英國人就是不愿投入行動，我無法使他們同意我的看法。”12月5日，羅斯福無可奈何地對英國人作出讓步，同意取消“海盜”行動。 這一次，羅斯福多少体諒到了史迪威的難處。他不得不承認，由于取消了曾經對蔣介石作出的承諾，讓史迪威成了首當其沖的受害者。他留在開羅苦苦地等待了10天，但卻兩手空空，一無所獲，這肯定會影響他在蔣介石面前的地位。12月6日，羅斯福親自致電蔣介石。向他解釋了目前的情況，并詢問蔣介石是否能在沒有海軍配合的條件下繼續進行緬北作戰；或是將這一戰役推遲到1944年秋季以后。同一天，羅斯福還和霍普金斯一起約見了史迪威。 “哎，我說喬，你對這個坏消息有什么想法？”羅斯福以十分誠懇的態度開始了他們的談話。他坦率地承認：“我們走進了一條死胡同”。史迪威不想停留在這個問題上，其后果是顯而易見的。他急切地想知道“這對我們的對華政策會有什么影響”。羅斯福又像往常一樣，海闊天空地談起了“提高中國的地位”和“美中友誼”等問題。不過他也明顯地產生了疑問，這就是在同盟國的支持和幫助大大受到限制的情況下，蔣介石政權還能否在對日戰爭中堅持下去。史迪威認為，如果日軍再發動大規模進攻，蔣介石可能就難以支撐。羅斯福似乎也意識到了這一點，他說：“好吧，那我們就該尋找另外一些人物或集團，以便繼續把戰爭堅持下去。”史迪威告訴他：“這些人也許正在找我們。”羅斯福完全同意這一看法，他接著說：“他們會來找我們的，他們确實喜歡我們。”盡管羅斯福到此為止，馬上又把話題轉到了不著邊際的一些事情，但關于“尋找另外的力量”的提法，仍給史迪威留下了极為深刻的印象。事實上，史迪威對“另外的力量”了如指掌，其中也包括已發展到近50万人的八路軍。 12月12日，史迪威回到重慶。他發現，蔣介石故伎重演，又一次以“中國戰區危机”為由，提出了新的三項要求：第一，美國提供10億美元的貸款；第二，為第14航空隊和中國空軍增撥至少是現有數量兩倍的作戰飛机；第三，駝峰的空運量增加到每月2万吨。這一次即使是羅斯福想退讓，也無法滿足蔣介石如此巨額的要求了。 12月15日和16日，史迪威和蔣介石、何應欽等人連續兩天召開會議，討論緬甸戰役問題。結果是史迪威已經預料到的，“今天我們獲胜的机會甚至比1942年還要小”，“條件不成熟”，“我們要等待時机”等等。總之，“這小畜牲根本不想打”，憤怒的史迪威又一次在日記中寫下了罵人的話。 宋氏姐妹也出面幫助史迪威做工作。宋美齡曾沮喪地告訴史迪威：“我苦苦哀求了他，什么辦法都用了，就差殺了他。” 反攻北緬，打通中印公路，對中國戰場的意義是顯而易見的。盡管英國人不愿更多地出力，但中國軍隊顯然有責任為自己打開一條獲取援助的地面通道。12月19日，蔣介石終于做出了有限的讓步，同意由史迪威指揮中國駐印軍在利多方向投入戰斗。但他同時表示，如果英國海軍不采取行動，他決不讓云甫的遠征軍參加緬甸作戰。蔣介石還同意授予史迪威指揮和使用中國駐印軍的“全權”，不受干預，可以解除任何一名軍官的權力。但是，“不要為了英國人的利益犧牲這支部隊”。根据來美齡的要求，蔣介石把對史迪威的授權寫成了正式文書，并蓋上了委員長的紅色印章。 蔣介石的讓步和授權，使史迪威燃起了胜利的希望，一個軍人的熱血在周身沸騰。他在日記中寫道：“我們終于有了一個机會，可以殺向密支那，包圍孟拱，甚至在遠征軍堅守的情況下打進云南。這也許只是一個愿望，但它畢竟是可能的。”第二天，史迪威便急不可待地离開重慶，飛往印度。正是：動輒得咎難放手，時乖命賽多悲愁；臥薪嘗膽謀大計，峰回路轉披甲胄。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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