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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進軍校添才干，思念東方望眼穿； 遠涉大洋再來華，駐軍天津十五團。 1923年7月，史迪威進了美國南部佐治亞州的美國陸軍本宁堡步兵學校。到這個學校進修步兵課程，是史迪威自己提出的要求。這個步校每期接納250名陸軍軍官，分別在普通班和高級班學習。校長布賴恩特·韋爾斯將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曾任歐洲遠征軍第4軍參謀長，是史迪威的老上司。他非常賞識史迪威的軍事才干、剛直性格和高度的責任心。史迪威在步校高級班學習一年畢業后，便擔任了輔助校長工作的助理執行官。1925年，史迪威又以优秀畢業生資格，轉到堪薩斯州利文沃思堡的指揮和參謀學院繼續深造。按陸軍部的規定，只有在這個學校畢業的軍官，才有可能升任高級指揮官。 利文沃思軍校教授的主要課程，是指揮官接受作戰任務后的職責。包括：對任務的說明，對敵情的分析，戰術選擇，制定方案，實施計划及其講解、制圖，進行野外演習等等。此外，還有戰時動員、部隊調動、行軍、救援、供應、偵察、防衛措施、阻滯作戰、撤退、改變方向、追擊等等。課程繁瑣，要求嚴格，學員們只有拼命苦干才能應付。由于學員精神壓力過重，學員隊曾發生過几次自殺事件。 史迪威進西點軍校時是年歲最小的學員，現在他成了學校中年齡最大的學員。許是實際工作磨練了他，他認為不值得去拼命拿好成績，達到畢業水准就夠了。所以，他晚上照常是10點鐘睡覺，絕不像許多人那樣學習到深夜或凌晨。班上最用功的是西點軍校1915年級學員德怀特·艾森豪威爾，畢業時他名列第一。史迪威畢業時，校長在他的成績簿上的批語是：“有常識和幽默感。” 法國參謀學院在西方軍界名聲最顯赫。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史迫威就向往去那里學習，在利文沃思軍校學習期間，他又為此提出了申請。然而申請獲准之后，他得知有重返中國的机會，便毅然改變初衷而積极活動到中國去。盡管這次不是去北京公使館任武官，而是去駐天津的第15步兵團任營氏，他也十分高興。妻于威妮和孩子們更是喜出望外，好像中國是他們的故鄉。 史迪威急于要見到去中國的調令，三番五次發信詢問在陸軍部工作的同學惠普爾。惠普爾回信說：“你簡直是一個杰出的中國人，是擔任這個戰斗部隊軍官的最合格的人選。”但史迪威仍不放心，又發電報去催。惠普爾回信寬慰他：“放心！別人得不到這個職位，那些背后有參議員支持的家伙，誰都沒有你的條件合适。你要隨時准備出發。”果然，在學期結束前調令下達了。史迪威一家到卡梅爾度過暑假之后，于1926年8月20日再次乘坐陸軍運輸船前往中國。威妮和孩子們都有一种即將回家的心情。 到中國了！和1920年到中國一樣，是個秋高气爽的季節，史迪威一家要在有英、美、法、日、俄、德、意、比、奧等九國租界的天津市住下來。 天津的外國租界不但最多，而且面積也最大，共占地23350.5畝，是清政府所轄天津城區面積的8倍。從1856年至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起，這里就成了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華北的立足點，控制了天津最好的地段以及鐵路与海河的交通要道。天津被分割得支离破碎，是典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城市。 美國陸軍第15步兵團的兵營，設在九國租界的中心，是些磚木結构的三層樓房。前邊有一個練兵場，面積約三四千畝，相當于美國大城市的一個街區，通常稱為“美國大院”。大院里除了營房外，還有軍人醫院、軍人俱樂部、娛樂廳等。娛樂廳里每周上映三四部美國影片，展示美國的新潮流、新時尚。 史迪威從未到過天津，以為天津也是北京那樣富有中國古老文明色彩的城市。事實卻相反，這叫他非常失望。原來那些和北京一樣的街道、民房，早已在26年前被八國聯軍的炮火夷為平地了。代之而起的是些英國舊時代那种沉悶的西方式建筑物，根本找不到北京那种四合院式的平房宅院。他無可奈何，只好住進英國租界賽馬路24號院里一座備有笨重家具的三層樓房，全家人為此都不高興。 史迪威到職時，英國租界最大，占地6149畝，日本租界也很大，占地2150畝，美國于1860年攫取過130畝租界，后來并入了英國租界，而在1919年的巴黎和會上，卻把德國1900年攫取的4200畝租界的大部分据為己有。這本應是歸還中國的土地，如今卻成了美國的租界和兵營。 天津的租界也和上海一樣，行政權不在中國手里，由英國派出的印度錫克人當警察，管理租界的主要街道。史迪威到這里時，以德皇凱撒·威廉命名的大街，已改為用美國總統命名的伍德羅·威爾遜大街。英國祖界叫維多利亞路，法國租界是法蘭西大街，意大利租界叫意大利街。九國租界嚴然是世界列強瓜分中國的縮影。 駐九國租界中心的第15步兵團，是1900年為同“義和拳”作戰由菲律賓調來的，1900年辛亥革命后增兵至兩個營。第15團的另一個營仍留在菲律賓。在天津的兩個營約有50名軍官，800名士兵，比英法兩國的駐兵少一點，和日本駐屯軍人數相仿。 第15團的代號是“胜任”，意思是有能力執行美國在華職責。在唐山，有該團的一個警備分隊‘負責保衛奉（天）（北）京鐵路線上的修理所；在山海關有一個夏季訓練營地；還有一支由團里當過騎兵的軍人組成的騎兵巡邏隊。全團都雇用中國“苦力”干活。每個連的仆役頭都穿藍色布長衫，頭戴黑瓜皮帽。在美國兵進行野外練習時，苦力為軍官搭帳篷，進餐時在旁邊侍候，于各种体力活，甚至為官兵擦槍。美軍的日常生活很糜爛，士兵延期服役的人多，尋花問柳的多。駐華美軍司令卡斯特納將軍常對此大發脾气。他向陸軍部報告說：這里的女人、酒和毒品便宜得很，只要花几美分就可以弄到。為了壓低兵營的性病發病率和死于非命，他要第15團在酒店、妓院晚間關門時，雇用中國的黃包車，免費把士兵拉回兵營。 第15步兵團的軍官們穿軍裝而不帶武器時，大多手持團里特制的馬鞭或輕便的短手杖，史迪威對此非常反感。無論在香港見到英國軍官手持此物，還是在歐洲戰場上見到法、英指揮官手持此物，他都立即無名火起，厭惡、咒罵這种凌駕常人之上的舉止。 史迪威高興的是，這個團的軍官和上士值勤時都佩帶指揮刀，他以為這才像個軍官的樣子。還有，為了鼓勵團結和“團隊精神”，人們常常進行禮節性拜訪；每逢5月末的“陣亡將士紀念日”，要為在華陣亡將士掃墓，表示美國不會忘怀亡命海外的人。 第15步兵團的職責，最初是保護北京公使館人員，系公使館的一個下屬單位，但指揮關系仍屬陸軍部。1922年，由于美國支持的直系軍閥吳佩孚在北京的統治地位較穩定，步兵團曾划歸國務院管轄，接受的命令是避免和中國軍隊發生沖突，不介入中國爭端，不妨礙中國內政。 1924年，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和史迪威相識的馮玉祥將軍聯合皖、奉兩系，打敗吳佩孚，率國民軍由河南北上，奪下京、津、保地區，發動了北京政變，推倒賄選總統曹錕，驅逐清帝博儀出紫禁城，電請孫中山北上“主持國事”。但就在此時，張作霖背棄与馮玉祥簽訂的擁孫北上主政、奉軍不進關的協議，勾結段祺瑞逼馮引退。于是，中國北方又處于新的激烈動蕩中。 這期間，第15步兵團的老團長已奉召回國，同史迪威相識的馬歇爾，帶著妻子莉莉和岳母到達天津。由于新團長尚未到任，團里的軍務便由馬歇爾中校主持，名稱是團執行長。這是馬歇爾生平第一次統領一個團，而且上任伊始就面臨著危机和動亂。 為了防范意外，便于軍事行動，馬歇爾在兵營里組織學習基礎漢語口語。這對于軍官是強制性的，士兵則自愿參加。馬歇爾和官兵們一起學習，而且達到了熟練程度。學習結束，進行了考試，合格者，佩帶的藍底袖章當中寫上一個紅色的“中”字。這個“中”字，一來是中國的字頭，二來表示合格者可起‘”中堅”作用。 馬歇爾陷入的嚴重“危机”，是不足800人的步兵團面臨10來万敗兵的沖擊。當時，有消息說，吳佩孚的隊伍被赶出了北京，很快會到達天津，可能要搶占鐵路、倉庫、車場和机車。第15步兵團奉命進入戒備狀態，任務是固守鐵路，一旦遭到敗兵騷扰時進行自衛，但盡可能不開槍。到11月末，10來万敗軍果真涌來了，徒步的，騎馬的，騎騾子、毛驢的，混亂不堪。他們大都饑腸轆轆，衣衫襤樓，而且疲憊、惊恐、絕望、暴躁。他們雖無糧草，但槍支彈藥齊全，大有搶劫商民之勢。一些商民代表找到兵營，請美軍出兵保護，馬歇爾接受了請求。他派人從團的給養庫和城中的糧店收集起一批糧食，赶制熟食，然后派出部隊在天津郊外各要路口、車站、碼頭設崗，每處1名下士、5名士兵鎮守，外加一些中國人從旁協助，向敗兵們供應大餅、饅頭、米粥、熬白菜、茶水等，但隊伍必須把武器留下，作為交換條件。 馬歇爾告訴下士們：“要講清楚，他們交槍，我們給飯，不交槍，就別想吃飯。” 這樣一來，盡管在數量上中國兵和美國兵相差十分懸殊，但公平交易，合乎情理，加上美國兵的威儀和高傲自信的神气，确實把敗兵們唬住了，沒有人再敢帶槍進城或進村了。 1924年11月，皖系軍閥段棋瑞再次在北京執政，1925年3月孫中山在北京逝世，緊接著上海發生了轟轟烈烈的“五卅”工人運動。香港25万工人，為聲援上海“五卅”運動，開始了為時兩年多的大罷工。夏天，張作霖又要武力統一全國，奉軍沿津浦線直扑上海。日本由東北而華北不斷擴張勢力，第15步兵團的行動范圍在進一步縮小。有一天，奉軍12000人正開往市郊的美軍禁區，馬歇爾中校要李奇微上尉（后為美國四星上將，曾指揮美軍在朝鮮作戰）帶上必要的兵力出城，用“虛張聲勢”的辦法，向奉軍提出警告，但他囑咐，絕對不許開槍！李奇微鑒于有諸多限制，擔心去人多了會引出麻煩，所以只選了兩個精明強干的士兵騎馬出城，尾隨奉軍，擺出監視其行蹤的架式，如此整整一天，終于使奉軍改變了行進方向，李奇微胜利而歸。 由于步兵團處于這樣一种危險境地，前駐華美軍司令威廉·D·康納將軍回國前，曾向陸軍部建議：將第15步兵團調出中國。康納是西點軍校的高材生，工兵部隊的謀士之一。他提出這個建議，是對中國局勢進行了一番考察之后得出的結論。他認為中國的“民族主義精神”正在增長，外國駐軍不撤走，只會引發這种精神持續增長；在軍閥混戰中，第15團好不容易才避免了卷進沖突，再繼續呆下去，是有害于美國利益的。撤离天津才是明智的。陸軍部同意他的看法，并及時同國務院和北京公使館討論了這個問題，但一直未能做出決定。因此，第15步兵團在天津又駐扎了長達12年之久，直到1938年平津完全被日軍占領之后，才不得不撤离天津。 執行團長馬歇爾很高興史迪威到這個團來工作。他們在歐洲遠征軍共過事，彼此相知。馬歇爾比史迪威年長兩三歲，畢業于弗吉尼亞軍事學院，給名將潘興當了6年助手，在陸軍中很有些名气。他待人謙恭、嚴謹，不論和誰談話結束，都說一句：“非常感謝。”人們把他看作是潘興的門徒。團里的士兵們說他是“整個陸軍中軍人气派最足的人”。在許多人的印象里，他是位高高在上的人物。 史迪威到團里沒几天便去馬歇爾家拜訪。過了一周又接受了馬歇爾夫婦的專門宴請。有些軍官說，和馬歇爾是不容易成為朋友的，史迪威恰恰相反，他与馬歇爾相處時，毫無拘束之感。有一次，馬歇爾夫婦舉行宴會，被邀請的一對夫婦未准時到達。等了片刻，他宣布進餐廳吃飯。剛端上湯，門鈴響了。馬歇爾制止了准備去開門的仆役，親自向門口走去。在座的客人們听到他說：“對不起，宴會快結束了。”隨手關上了門。然而在訓練中他卻不是這樣。有個上尉狠狠訓斥了一位班長之后，馬歇爾讓上尉和他一起走到那班人听不見的地方說：“你責備那個班長是對的，但是，你一發脾气，就有損你的地位了。你也應該記住，那個人同你一樣，都是美國公民。”在兵營里，關于馬歇爾体諒下屬、愛護士兵的佳話，還有不少。對于說話尖刻、脾气暴躁的史迪威來說，這些佳話成了他如何對待下屬的优良范例。 馬歇爾夫婦沒有孩子，他漸漸喜歡上了史迪威的孩子，而且對他們非常友好，孩子們也喜歡和他一起玩耍。對于中國和中國局勢的看法，他和史迪威有很多相同的或接近的觀點，能說到一塊儿。可惜，這一次他們僅僅在一起工作了七八個月。1927年5月，馬歇爾被調回國，任本宁堡步校主管教學的副校長。 1926年7月，中國國民党、中國共產党合作組織的國民革命軍，在廣州誓師進行北伐，震惊了世界，也震惊了駐天津的美軍。馬歇爾歸國前夕，對史迪威提到，他給潘興將軍的信中說過，北伐軍很可能“迅速發展，不久便拿下華北”，北京公使館“處境很不妙”。他還提醒第15步兵團要有防范措施，不論對哪派胜利或失敗的中國軍隊，都要有防范措施。自然，這也是史迪威面臨的大事和任務。 10年之后，1938年，史迪威在武漢常常听到人們唱著一支曲調徐緩，令人怀念、向往的歌曲。他感覺到人們非常喜歡這支歌，歌詞是這樣的： 今天大家都來想一想， 大革命時代中國情形是怎樣？ 五卅運動掀起了大浪潮， 北伐軍的雄師到長江， 帝國主義嚇得縮緊頭， 軍閥官僚一掃光。 不平等條約取消， 收回租界漢口和九江， 四万万同胞快得到解放， 中華民族好風光。 國民党，共產党， 兩党合作中國不會亡， 兩党合作中國就富強。 歌曲很實在地描述了第一次國共合作進行大革命的情景。史迪威雖然當時不在南方，但也同樣感受到了大革命的威力和影響。當時的京津，在張作霖控制下也受到革命潮流的震蕩。1926年初，英國的《字林西報》公布了英國要用10万大軍在兩年內征服中國的計划。得到了英國巨款的吳佩孚坐鎮河南，与張作霖、張宗昌結盟，妄圖以武力推翻在廣州的國民政府。2月27日，北京各界4万多人，在天安門前舉行國民大會，共產党領導人霍秋白發表重要演說，大會發出宣言，號召全國民眾援助廣州國民政府，打倒英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吳佩孚、張作霖。隨后，京津都出現了不少宣講隊，開展打倒列強、除軍閥的輿論活動。 北京公使館和天津租界的外國人，每遇到這种形勢，就視為中國起了“排外風潮”，他們對20多年前的“義和團”運動一直心有余悸，耿耿于怀。加上北伐軍占領武漢、九江，順江向東進軍時，1927年3月，發生了“南京事件”，即北伐軍（美國人常稱為“南軍”）進入南京城之際，城內地痞勾結奉軍（美國人常稱作“北軍”）敗兵打家劫舍，殃及外僑，美國領事館人員和僑民生命財產受到損失。事后北軍竟嫁禍是南軍所為。于是，早就集結在上海准備鎮壓中國革命的英國鄧肯將軍率領的第二艦隊；從馬尼拉赶來的由威廉司令率領的美國亞細亞艦隊；日本的第一外遣艦隊和2000名士兵；以及英、美、法各有1500人的海軍陸戰隊，紛紛以保護僑民為借口開往下關江面。一時間，這里集結的帝國主義軍艦，多達125艘。他們為掩護張宗昌部隊向江北撤退，竟向南京城里開炮，中國兵民死傷2000多人，造成“南京慘案”，激起全國人民大眾的极大仇恨！但蔣介石卻被嚇坏了，赶忙委派白崇禧拜會上海各國領事，為求得帝國主義的歡心，一改他宣誓就職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時說的与帝國主義及其工具絕無妥協調和之余地，而申盼他是列強各國的好朋友，決不用武力改變租界狀況,并決心掃除他与列強各國間的障礙。緊接著于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開始了“宁可枉殺一千，決不漏掉一人”的對工農和共產党人的大屠殺；4月18日，蔣介石在南京建立國民政府。6月，北京的張作霖逮捕并絞死了共產党領袖李大釗和一批共產党人。中國從南到北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 但是，在天津的美國大院里，軍官們在公務之余，依然參加茶會、晚餐舞會，到賽馬場打馬球。士兵們依然去“尋花問柳”。史迪威的工余活動仍像上次在北京那樣，絕不打馬球，只是偶爾和威妮參加晚餐舞會。比較起來，他最有興趣的是閱讀包括中文書報在內的讀物，和几個孩子在一起講故事，讀、寫漢字，學說漢語。他已是40歲出頭的人了，越來越樂意享受天倫之樂。另外，他還專注于整理參加打手球賽的体會。手球是20年代剛剛興起的体育項目，對其技法、戰術和賽事規則，他都進行了精細的研究。 第15步兵團的《哨兵報），在美國陸軍中小有名气，不僅在本團和駐華美軍中發行，還在全陸軍各個團里發行。報上的“國內欄目”中，常有對中國局勢的議論。史迪威喜歡看這個欄目內的文章，他注意到，對國民党的北伐，開始時得到不少美國人的贊揚，有位參議員撰文反對出兵鎮壓中國革命，他說：“富有爭取獨立与國家完整精神的叫乙民眾，最終是不能被征服的。沒有任何力量能夠控制他們或使他們永遠順從。”“南京事件”后，包括美國官方在內，有各种各樣對中國的指責，甚至國民党也說是共產党所為。但第15步兵團的人接触過軍閥部隊的敗兵，不大相信那些說法。到蔣介石轉而屠殺共產党人后，美國政府對他的態度改變了。樹立芝總統表示，為了不使蔣介石為難，不再追究“南京暴行”的責任。他對新聞界說：在革命時期，不可能總能保護好外國人的生命財產；將要建立起來的（蔣介石的）政府，會彌補美國蒙受的損失。史迪威不了解為什么會有如此變化，只是對于一切出爾反爾、不負責任的話，他都反感、厭惡。 不管南方局勢有什么變化，張作霖仍控制著京津。美國公使館的處境，仍然很不妙，人們的孤立、恐懼情緒有增無減。南軍是什么樣，誰都沒見過，所以必須有新的防范措施。 措施之一，是駐北京的美軍司令部与第15步兵團指揮部合并。接替威廉·康納將軍職務的卡斯特納少將到了天津，加強對團的領導。這位少將已年過六旬，沒有進過西點軍校，穿著很不講究，神經質，脾气暴，但他喜歡体育運動，常以自己的健壯体格而自豪。也許就是這個緣故，一向愛好体育的史迪威同他一見如故，后來工作中也善于理解他的意圖，成了團里從不和他吵架的軍官之一。 卡斯特納來華之前，長期在荒涼的阿拉斯加駐防。他到第15步兵團來，決意要使這個團的胖子們体重減輕到能干活的程度，使那些養尊處优的家伙們，能夠學到一點真正的軍人之道。他向陸軍部報告的訓練目標是：步兵團要能夠應付最糟糕的情況，經過三天急行軍，能由天津赶到北京解救公使館，保護美國人，使他們不至于陷入“義和拳”時代被圍困的厄運。為此，他身先士卒，每天圍著天津賽馬場步行，監督團隊天天跑步，進行急行軍訓練史迪威以自己的長跑、短跑知識在這次訓練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很受卡斯特納器重和賞識。 史迪威和所有居住京津的外國人一樣，是現實主義者。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賦予他們許多特權，但并不賦予他們絕對安全。對于南軍，他們不能區別和軍閥隊伍有什么不同。為此，有人問1911年到過南方的史迪威，史迪威腦子里保留的，是上海青年報名當革命軍的樣子，他們純洁、朴實；而在梧州見到的“革命軍”卻和土匪一樣野蠻、殘忍。他在中國的經歷，教會了他對于大言不慚、自吹自擂的人，要冷眼以對，甚至使他養成了從不幸和坏的角度推測生活的習慣。這期間，他常常想到的是威妮和孩子們的安全，万一有風暴，怎樣進入美國大院？仆人們是不是靠得住？他一一作了推測，并寫在了日記里。 北軍接連敗下陣來，向江北撤退。參加過八國聯軍的美國海軍巴特勒將軍，從上海到了天津，和第15步兵團以及英、法等國駐軍的司令官們，舉行緊急會議，討論了如何确保京津各國僑民的安全。一致的意見是，建議各國都把京津駐軍擴充一倍。日本已將一個旅從大連調到青島。卡斯特納將軍也向美國陸軍部提出計划；為确保京奉鐵路暢通，總兵力要達到25000人；5月份的運輸艦，應把馬尼拉准備援華的部隊運來，返回時把婦女儿童從華北送回美國。巴特勒將軍認為，北方局勢比上海的形勢更嚴重，他要給天津調來一個海軍陸戰旅，有4000多人。 到達天津的海軍陸戰旅，裝備有20架飛机，還有一些輕型坦克。這是別國的派遣隊無法相比的，因而在天津大出風頭，惹得第15步兵團的官兵很惱火。陸戰隊官兵熟練、出色地從艦艇上卸下了野戰炮、迫擊炮、榴彈炮。机關槍、筑壘沙袋、卡車、坦克、飛机，以及成堆成堆的彈藥、補給品，顯示了美軍雄厚的實力。但巴特勒警告官兵們說，絕不容許同中國人發生沖突。如果哪個陸戰隊員哪怕是向一個中國車夫動武，也要受到軍法制裁。 巴特勒和卡斯特納兩位將軍，馬不停蹄地展開了工作，准備隨時去北京解救公使館和美國僑民。為此，要加固公路橋，以能承受住坦克通過的壓力；要在白河河口修建戰時飛机場；還有其它的戰備工程，一個接一個，都要同中國有關方面溝通關系。他們要史迪威做聯絡官和全權代表，取得當地中國人的支持与合作。巴特勒將軍天天乘飛机往返于北京和天津、大沽之間，督促、協調工程進度，很快便做到了能夠緊急出動。裝載著机槍、彈藥和10天給養的卡車，都加滿了油，隨時可以啟動；一個營的兵力可以在接到警報14分鐘內，乘車開往北京；飛机5分鐘之內可以起飛。同北京各公使館商定的計划是：一旦爆發“排外”運動，立即派兵占領天壇，以此作為僑民集結點，然后用卡車、飛机將他們撤到海濱、港口…… 南軍接近徐州了！這個緊急消息立刻使公使館、美國大院的惶恐、憂慮驟然加劇起來。 美國人估計，若南軍真的到了徐州，北軍是守不住濟南的。那么，天津轉眼就會成為作戰區域。南軍的進攻會不會順利？敗退的北軍會給京津造成什么影響？京津的北軍會怎樣？美軍該制定怎樣的應急計划？這些問題，史迪威都想過，雖然他不是駐軍指揮官或決策圈里的人，但曾是歐洲戰場情報官的他，有不斷觀察、分析戰局變化的習慣，他還是把想過的問題，以及种种計算，都寫在了筆記本上。他得出的結論是：若等北軍敗退下來，再集中，婦女、儿童向海濱撤退是不适宜的。 親眼見過京津“義和團”厲害的巴特勒將軍，從不掩飾自己心中的余悸，甚至在下屬面前也一樣。他直率地提出，如果南軍到來，誰能保證不出現“南京暴行”？若大沽、秦皇島港口都遭到中國人攻擊，誰阻擋得住？ 美國公使和巴特勒、卡斯特納將軍，焦急之中一致認為首先要獲得關于南軍和北軍的可靠材料。他們認為，來自新聞記者、領事館人員和傳教士們的消息、情報，都不可靠，不能据此判斷局勢變化。雖然進行情況調查有种种困難，但還是必須派一名美國軍官親自出馬才行。本來這應是武官處的任務，約翰·馬格魯德少校責無旁貸，但公使和將軍都選定要第15步兵團的史迪威少校擔此重任，因為他精通漢語，了解中國，以前有過多次惊險旅行。大家公認他為人正直，有极強的責任心，叫人信得過。 史迪威也愿意擔此重任。盡管他要丟下4個孩子和即將臨產的妻子，他還是毅然于5月26日登上了開往徐州的火車。和他同行的有仆人老趙，這是他左思右想后選定的隨行者。事后證明，他選對了，老趙确實是個勇敢、誠實而又能隨机應變的人。在事關生死的緊要關頭，史迪威還真的感到老趙有燕趙豪杰之風，注重信義，臨危不懼。一路上多虧有老趙照護，他才得以順利行進，化險為夷。 上了火車才知道，南軍沒有過長江，徐州在山東軍閥張宗昌手里。人稱張宗昌是“狗肉將軍’”，傳說他身高兩米一還多，体格賽大象，腦子如蠢豬，性子如虎狼，就是看他一眼都有三分危險。 張宗昌現在是奉系直魯聯軍總司令。他原籍山東掖縣，年輕時當過搬運工，在海參崴華商總會當過門警頭目。投靠張作霖后，當過旅長、軍長。人們還送他個綽號叫“三不知”。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錢，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兵，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個姨太太。別人給他數過，他有42個姨太太，包括中國人、日本人、朝鮮人，還有21個白俄、一個邋邋遢遢的美國人。每次出發作戰，都要有兩節專用火車廂拉著她們一塊去。最奇怪的是，他的專列單挂一節平板車拉著一具雕刻華麗的油漆麻栗木大棺材。他夸口說，如果他不能征服敵人，就躺在這具棺材里回來。可是這一次，張作霖令他沿津浦線南下，到上海接替孫傳芳駐防。他鎮壓了上海工人的第二次武裝起義，卻被上海工人的第三次武裝起義消滅掉3000多人，他狼狽不堪地退過長江，到了徐州一濟南一線。 撤退中，張宗昌并沒有躺在棺材里，有人見他坐在棺材上面，醉醺酥醺，還吸著煙。山東在這位軍閥的“督辦”下，1927年發生了饑荒，不是因為水災、旱災，而是由于他的苛政猛如虎，無止境的橫征暴斂。在他的奢華衙門里，大批形形色色的軍官成了他豢養的食客，吃飯用的是比利時雕花玻璃餐具，每餐每桌必備白蘭地、香擯酒和40道菜，据統計，每頓飯要吃掉5000美元。此時的山東，真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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