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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5月28日，我連同我的兩個箱子和一台埃里卡牌的手提打字机一起被兩個美國人帶上了一輛吉普車。我必須跟他們到奧格斯堡去四夭，以便接受“專家們”的審訊。在貝希特斯加登換乘汽車的時候，打字机被扣了下來，不允許我把它帶在身邊。這是一台嶄新的打字机。應我的要求，人們給我開了一個收据，后來我才知道，收据上只有一個出厂號碼。還不知他們當時是怎樣嘲笑我的呢。70年代，有一個名叫洛澤的藝術商人曾對我認識的哈伯施托克女士說，一個美國人在紐約充滿自豪地告訴他，說他有一台“曾屬于希特勒”的打字机。 下午晚些時候我們來到奧格斯堡“伯倫住宅區”。住宅這里都是些小房子，里面原本住著梅塞施米特公司的工人。他們不得不离開這里，牢騷滿腹地搬到住宅區外面去住。他們對我們的惱怒是可以理解的，他們站在大街上對著我們罵：“納粹豬玀”等等。住宅里除了桌椅和床墊之外，其它東西他們都搬走了。 到達伯倫住宅區時，我還不知道當時我們住在什么地方。吉普車開到一個相當大的廣場上。那天天气很熱，陽光灼人，光著膀子的男人們瞪大了眼睛從窗子里惊奇地望著外面。我以為到了一所精神病院里。過了一會儿，我在一個窗子的旁邊發現了尤利烏斯·紹布和海因里希·霍夫曼教授。 我被帶到了一間辦公室里，一個美國人檢查了我的箱子，并且很有收獲地找出了一瓶法國白蘭地和一條香煙。我請求他還給我，但無濟于事。為此他對箱子里的其他東西就不感興趣了。 隨后，另外一個美國人把我帶到了一座樓的二層樓上，在樓梯口站著一個衛士，眼珠骨碌碌地亂轉，手握著上了刺刀的鋼槍。在空蕩蕩的廚房里，我碰到了希特勒在慕尼黑攝政王廣場16號住所里的管家安妮·溫特爾女士。在另外一個房間里住著萊伊的最后一個女朋友馬德萊娜·万德勒和他的奧地利籍的女秘書。 奧格斯堡俘虜營的頭頭是一位臉上長著危的墨西哥人，一他常常在左胳膊下夾著一根藤鞭。他同那伙負責監督俘虜營的美國高級軍官來到廚房，好奇地望著我們。相貌誘人的馬德萊娜·万德勒被允許參加他們舉辦的內部聯歡活動。這天晚上，她沒有被當作俘虜看待，然而就僅僅這一個晚上。過后他們再也不認識馬德萊娜·万德勒了。這是一种真正的令她難受的屈辱。 馬德萊娜·万德勒是一位美麗動人的愛沙尼亞女郎，高高的個子，披著一頭金發。她曾在萊伊博士下屬的柏林夏洛滕堡劇院里當過舞蹈演員。劇院遭到轟炸的時候，舞蹈演員們都得幫助做清理工作。萊伊博士那天晚上也來到劇院親自了解損坏的情況，借助火光他發現這位姑娘酷似他那位自盡的夫人英加女士。他被這位年輕的女人吸引住了。他拼命地追求她，可謂窮追不舍，直到她被他降服為止。 馬德萊娜詳細地向我講起過他与萊伊在一起度過的時光。那簡直是令人難受的一段時間，因為在萊伊的整個房子里挂的和擺的都是已去世的夫人的肖像，而且還要求馬德萊娜的梳妝打扮和行動舉止完全和死去的英加一樣。他起初不想与她結婚，在她為他生了几個孩子以后他才准備結婚。 赫爾曼·吉斯勒教授在他那部由德魯費爾出版社1977年出版的《另外一個希特勒》的書中第480頁上寫道，希特勒曾向他講過萊伊的“新夫人”，并且委托他到那里去拜訪一次，以便見識一下。由于吉斯勒回來后向希特勒匯報了他所得出的好印象，沒過多久，希特勒便親到萊伊博士家拜訪。在一次喝晚茶時他談起過這件事。但是，与吉斯勒相反，他對萊伊用犧牲一位年輕女子來迷戀死人的作法感到震惊，并認為這樣做是無聊的。希特勒說：“這個狀況不改變，我就不再踏進萊伊的房子一步。” 英加·萊伊夫人在世時，希特勒是萊伊博士家的常客。他認為英加女士長得很漂亮，是萊伊的一位好內助，并且相信，是她改變了萊伊抽煙喝酒的習慣。希特勒之所以特別愿和萊伊夫婦在一起是因為在那里一般他都能碰到一些藝術家們。英加出身藝術世家，她學習聲樂。她的自殺引起了大家的种种猜測，至今也未澄清。 我總有這么一种感覺，即英加·萊伊強烈地愛慕希特勒。希特勒也十分傾心于她，她的死給了他很大的打擊。萊伊博士為他的夫人英加感到十分自豪，愛她愛得很深，這一點我可以作證。那是在貝格霍夫的一天晚上，當萊伊引導我入席時，我發現他目不轉睛地望著他的夫人，她身披華麗的銀狐，由主人希特勒引導走在我們的前面。只要萊伊博士一激動，說話就開始結巴。他指著她對我說：“她不是、是、是很美麗、很漂亮嗎？” 我和安妮·溫特爾女士同住一個房間。這是一個工人家庭的臥室，人都已离開了這里，除了光禿禿的床墊以外，其他東西都拿走了。安妮·溫特爾是一個非常精明的人，瘦瘦的身材、褐色的頭發、棕色的皮膚加上那奸詐的棕色眼睛完全是一個卡爾梅克人的模樣。任何事情都逃不過她的眼睛，什么東西也都不曾被她忽略過。也就是說，每當希特勒到達慕尼黑時，他總愿听她匯報“慕尼黑的花邊新聞”。 安妮·溫特爾是一個地地道道的下巴伐利亞人，當她還是一個年輕姑娘時就開始為特林·施利夫伯爵夫人操持家務，積累了經驗和必要的知識。由于她具備了這种條件，她才得以自1929年以來一直在攝政王廣場16號希特勒的住所里獨擋一面，管理著這個家。她的丈夫是一名下級軍官，在希特勒的家里起不了什么特別作用。溫特爾女士很勤快，干起活來很利落。她不僅使住所里始終保持整洁，而且當希特勒住在慕尼黑時，一旦他不愿意在飯店吃飯，她還為他做飯。一般情況下，希特勒喜歡在施瓦賓區的“奧斯特利亞·巴伐利亞”餐館就餐。另外溫特爾女士總是不聲不響地干活，從而贏得了希特勒的信任。 希特勒非常眷戀他在慕尼黑的住所。直到戰爭結束為止，他從聯合作坊買的所有家具都還擺在那里。“只有在慕尼黑，我才真正感到像在家里一樣。在這里我所看到的一切，哪怕是一件小小的家具，一幅小小的畫，甚至一件衣物，都使我回想起我奮斗的經歷、我的苦惱和我的幸福。所有這些家具都是我靠省吃儉用節省下來的錢買的。我的外甥女陪著我，所以我的心總离不開這里。” 溫特爾女士能說會道，并總是忙忙碌碌，來到俘虜營里也還是閒不住。她一刻不停地打掃著廚房，同時口里還不厭其煩地吹著憂郁傷感的流行小調：“父親我不認識，母親又不愛我，我不想死，因為我還太年輕。” 這种單調無味的口哨簡直令我難以忍受，然而我卻忍了，因為從她那里我有時能听到任何別人都不曾見到過的事情。比如格莉·勞巴爾的痛苦經歷和她1931年自殺的事情。此后過了半年，愛娃·布勞恩開始于每個周末去看希特勒，對此溫特爾女士對我說：“星期六，布勞恩手提一個小箱子總出現在攝政王廣場的住所里。” 對于她講的有關希特勒同她的外甥女格莉·勞巴爾的情況，我非常感興趣，它雖然沒有涉及到希特勒和格莉之間不道德的關系，但是卻談到了充滿嫉妒的精神戀愛。 据溫特爾女士講，本想學習聲樂的格莉被希特勒接到了他的住所去住。他吩咐人在聯合作坊為格莉安排一個房間。希特勒無限寵愛她并帶她到各處去。她是希特勒帶著去看戲的唯一女人。1930年初藝術節期間，我在攝政劇院曾親眼見到他們倆在一起，格莉圍著白抓，顯得格外漂亮。 在拉德齊維爾宮內，希特勒唯一可以放松精神的地點是樓梯間。在那里喝茶時，他常常提起格莉，對他來說，談論格莉成了一种實際需要。從希特勒的言談話語中可明顯感到，他曾想讓格莉養成一种与他共同生活的習慣。有一次，在他談論完格莉之后說：“我想娶的只有一個女人！”我覺得此話說得很明确，我也能夠理解希特勒為什么那樣嫉妒地留意他所愛的姑娘的一舉一動。 當格莉要与林茨的一位畫家結婚時，希特勒便唆使格莉的母親，以考驗愛情為由，強行將兩個年輕人分開。這并非傳說，我在貝格霍夫從紹布焚燒的信件中曾搶救出的一封信中便可證明此事，信中講到：“你那位有意向你母親施加影響的舅舅目前正在厚顏無恥地利用你的弱點。不幸的是，我們目前還不能對這种訛詐做出回擊，只有在你成年之后我們才能這樣做。盡管他知道，我們倆猶如天生的一對，但他還是為我們的共同幸福設置了障礙。你母親強行逼迫我們分离一年，這會使我們倆的心更加連在一起。我這個人一向直來直去，使我覺得很難拒絕你母親的這种要求。你舅舅的這种做法只能說明他對你是自私的。他的目的很明确，你最終不應屬于任何人，而應屬于他。”信中另外一處寫道：“你舅舅始終把你看成是一個‘不懂事的孩子’，不想知道你已經長大成人并在謀求自己的幸福。你舅舅具有說一不二的格。在他的党內，一切都得听他的。我真不理解，他那么個聰明人，竟然在我們的愛情問題上表現得那樣固執。他希望在這一年中能改變你的主意，然而他對你簡直是太不了解了。” 這位年輕人的這是有道理的。遺憾的是，這封信在奧格斯堡俘虜營里被阿爾貝特·佐勒上尉拿去了并且再沒還給我。 溫特爾女士堅信，格莉曾夢想過与他舅舅結婚，因為其他任何男人都沒有那樣寵愛她。据說戰后在美國檔案中曾發現過格莉購買奇裝界服的發票。否則她肯定不會對希特勒那么俯首貼耳，并且親眼目睹著希特勒把其身邊的崇拜者一個個地弄走。 希特勒与女人搞精神戀愛，已不是第—次了。過去与林茨一名叫斯特凡妮的姑娘戀愛，情形与此完全一樣。他是在散步的時候望見她的，當時他沒敢接近她，而是給她寫了封信，告訴她，在他達到了他的目的之后，就娶她為妻。 据溫特爾女士講，格莉自殺前曾發生過這樣一件事：希特勒請當時到只希特斯加登看望母親的格莉馬上回到塞尼黑。然而上午格莉剛剛抵達，希特勒就离她外出了，說好回來一起吃午飯。可是當他回來時，已是下午四點了，并且說他必須得馬上去紐倫堡。格莉很失望，因為他完全可以讓她仍然留在貝希特斯加登。于是格莉提出要到維也納去驗驗歌喉，這是她早有打算的。希特勒堅決拒絕她這樣做。就這樣他們分了手。偏偏在這個時候，格莉在希特勒走后無意中發現了愛娃·布勞恩寫的一張紙條，這是她上次与他見面時塞到他的大衣口袋里的，上面寫到：感謝“与他度過了一個美好的晚上并希望不久再見”。 這下格莉可受不了了。她對溫特爾女士說，她要去看電影。實際上她卻一直呆在她的房間里。當第二天早上溫特爾女士給她送早餐敲門時，她怎么也不開門。當溫特爾女士發現門是反鎖著時，便慌了神，她馬上告訴她丈夫把門打開。這才發現格莉在沙發床上持槍自殺了。 溫特爾女士向我講述了這件事和其它許多事情。她還告訴我，在希特勒上台前，有些女人到攝政王廣場的住所去，任意編造一個重要的理由，以便無論如何也要見到希特勒。一旦把這些女人引見給希特勒，她們就設法勾引他。有一個女人解開上衣的紐扣，兩個乳房赤裸裸地露了出來，她想為他生個孩子。從此以后，溫特爾女士再也不能把陌生人引見給希特勒。 在從奧格斯堡俘虜營把我轉到曼海姆·塞肯海姆的過程中，我們的行李被翻了個底朝天。我被叫到俘虜營的頭頭那里。在一個大房子里，桌上擺滿了貴重物品，有寶石和金條，如同在首飾店里。這些東西大部分是從那些大人物那里搜出來的。我被帶到另一張桌子旁邊，上面放著從我的箱子里翻出來的壁畫，這些都是我在請示了柯爾貝特·鮑曼后從貝格霍夫拿出來的，這樣就避免了這些壁畫后來遭到破坏。還有那個裝有希特勒的設計草圖的亞麻布信封也是在紹布焚毀之前搶救出來的。我被兩次帶去看這些壁畫，他們問我壁畫是屬于誰的，從哪里來的等等。在我第一次看時，所有的畫都在，第二次再看時。就少了好几幅。我不得不將每幅畫的作者、主題和尺寸開列了一個清單，就此我得到了一個收据。 后來，他們又將裝有希特勒的建筑設計草圖的信封還給了我，因為我說過這是我父親的。“你父親是干什么的？”我被問道。“建筑師，”我回答說。過后我對自己感到十分惊奇。這些話說得那么自然，又都是脫口而出，美國人絲毫沒有怀疑地相信了，事情辦得竟是那么簡單！ 几天以后，我的兩個箱子又回到我的手中，但所有貴重物品都被拿走了，如我過生日的時候希特勒送給我的自來水金筆盒和帶有希特勒簽名的鉛筆、一個貴重的搪瓷盒、一份意大利文的鑒定書，這是弗里德里希大帝送給他的一位將軍的禮物。封面是一幅波希米亞地圖，七年戰爭中的所有戰役都在上面標了出來。還有貴重的手工藝品、長靴、希特勒的一條法蘭絨褲子等等都不見了。申訴也沒有用。他們謊稱，這些東西都被匈牙利戰俘偷走了。 上面我曾談到過后來改名為阿爾貝特·佐勒的伯恩哈德上尉，在我被轉移到塞肯海姆之前曾表示愿意幫我把裝有壁畫的那個箱子從俘虜營里運出來并為我保存。當時我拒絕了，但是卻愚蠢地將裝有希特勒設計圖的信封交給了他。今天我還認為我那樣做是愚蠢的，因為在后來持續到1948年的整個監禁過程中，我的行李沒再被檢查過。然而佐勒卻牢牢地抓住那些設計圖不放，經我多次催要，他才還給了我約50張，最值錢的他保留了下來。 1945年12月12日。我進行了一次体檢。在体檢過程中，波蘭女看守奧爾加發現了縫在我制服裙子里的一個裝有氫氰酸小瓶子，這使我深受打擊。對于我來講，這個小瓶子既起一种鎮靜、又起一种安慰的作用，它使我處于某种安全和獨立的狀態之中。 于是，女看守叫來了她的上司卡恩。這位年輕的美國軍官問我知不知道怎樣把小瓶子打開，我說不知道。問我瓶子里裝的是什么？會不會爆炸？我只是微笑著聳聳肩膀。他們倆望了望我，便拿著小瓶子和奧爾加取來開瓶子的錘子走了。 体檢過后不久，一位海軍軍官用一輛吉普車將我拉到紐倫堡的司法宮內一個大房間里。等了一會儿，安德魯斯上校走了進來，他表情冷談、拘束，頭戴鋼盔，胳膊上挎著警棍，通過譯員赫爾曼問我：“你是作為重要的證人來紐倫堡的。你的口供很重要，你對此要負法律責任，你將單獨住一個牢房！你必須服從命令！你吃的是好飯好萊！你想要一位律師嗎？你身上有沒有自殺或殺害別人用的工具？你想要一本祈禱書嗎？” 接著我被兩名衛兵帶走，穿過長廊關進底層的一個牢房里。走過長廊的時候。我設法向兩側的牢房里望，牢房門口的牌子上的名字許多都是我所熟悉的。進了牢房之后，他們命令我脫光衣服，蓋上被子。我脫了衣服，但是還有一件襯衣沒脫，然而不行，襯衣也得脫掉。之后，五六個美國人走了進來。一個墨西哥醫生与另外兩個人對我進行檢查。抬起胳膊，張開嘴，側身躺著，腳趾叉開。耳朵和頭發細細檢查，連發卡也被取下來。在發現我的傷疤和由于色素沉著造成的雀斑后，提出了一連串令人難以回答的問題。在對我進行檢查的同時，另外几個人徹底檢查了我的衣服。后來我得知那位名叫赫爾曼的譯員在我的制服領子里發現了5000馬克。這是我縫在里邊的。 在他們對我進行了令我難堪的檢查這后，我穿好了衣服。然后在辦公室里一連填了16張表格。我始終沒弄清楚我所填的都是些什么東西。由于我患有坐骨神經痛，所以允許我從存放在地下室的行李中把在貝格霍夫用的駱駝毛被子帶在身邊。這床被子在以后的兩年半中一直陪伴著我，后來把它改成了一件大衣。所有的帶子、鞋帶、就連服裝上的金屬紐扣我都不能帶，凡是玻璃和金屬制品我都不能保存。然后我帶著被挑選出來的、允許帶走的東西穿過轉梯和鐵的狹長走道進入轉梯附近的一個牢房。從里面我可以准确地看見走上轉梯的人。 我剛剛踏進牢房，門就關了，并且從外面鎖上了。當我看到光禿禿的寒冷的牢房時（門旁邊的牆角上有個沒有任何遮擋的廁所），我一下子愣住了。然后開始嚎叫，直到我逐漸鎮靜下來時，已過了很長時間。透過門縫，看到衛兵每隔几分鐘就走過來一次。牢房本身是很暗的。然而從門縫和窗外射進來的光線則十分耀眼，牆上映出了鐵窗柵的影子。監獄的小教堂里不時響起管風琴的音樂聲。 我失望地哭泣著，哪里想到我居然還有重溫達段牢房生活的時刻。假如沒有這段經歷，我怎么也体會不到遭監禁并輾轉于几個俘虜營生活的滋味。我曾被安置在木板房里居住，例如在黑爾斯布魯克，80名女犯擠在一個房間，只用一個臉盆，睡的是上、中、下三層鐵床，床上沒有墊子，由于人多，空气不好，真讓人擔心會憋死，對大小便也不得不加以控制。前途莫測使人們忍受著令人痛苦的精神折磨…… 在坐牢期間，我曾兩次恭听安德魯斯上校訓活。1945年9月19日下午4點鐘，我們被集中到監獄的大廳里，在那里除了我和我的同事沃爾夫以外，還有馮·布洛姆貝格陸軍元帥、澤爾特部長、比爾芬格先生、沙伊特先生、厄廷先生、康拉德博士、拉胡森將軍、博萊思將軍。安德魯斯上校還是以往那身裝束，再次向我們訓話：“你們是作為重要證人來紐倫堡的，很遺憾，我們不得不安排你們住在監獄里，因為本來安排證人住的房子還沒有騰出來。今天你們將搬到另一個大樓里去住，在那里可以有更多的自由，在那里也必須服從命令，但是你們會方便得多。” 我們乘囚車來到菲爾特的兵營。我和約翰娜·沃爾夫被安置在看上去根本就不曾有人住過的、一座遭到過炸彈破坏的大樓內二層樓一間房子里，室內有兩張鐵床和一個窄柜。我們倆与那些先生們都在地下室進餐，服務員是從“德國飯店”調來的。在單獨關押几周之后，大家又可以相互講話了。我們感到真像進了天堂。我們也可以在哨兵的陪同下出去散步。 然而好景不長。有一天晚上，一個美國人向我們的房間走過來，身上只穿件网眼襯衫和褲子。他拿手電筒先照了一下約翰娜·沃爾夫，然后照我，我喊了起來。于是這個美國人匆匆跑掉了。這件事所導致的結果是我們又被用囚車送回了紐倫堡，再次關進了單人牢房。 安德魯斯上校對我們進行的第三次訓話是1945年9月27日在監獄的接待室里。他當著一大群醫生、女軍官和精神病專家的面宜布說，“萊伊博士于今天夜里自殺了。”美國人認真地觀察著萊伊博士過去的女秘書、對馬德萊娜·万德勒恨之入骨的布呂宁霍夫女士的反應。安德魯斯詳細地談了萊伊博士如何在廁所里懸梁自盡的經過。 布呂宁霍夫女士被允許离開接待室。在約翰娜·沃爾夫的攙扶下，她跌跌撞撞地走了出去。在我看來，布呂宁霍夫是在逢場作戲，因為她對萊伊博士的印象并不怎么好。 審訊我時，他們問我希特勒是否向我口授過1939年他向軍官們發表的講話，說約翰娜就此已做了交待。我如實地回答說，在他計划采取某种行動之前，他從不口授任何講話。然后又問我，紹布是否曾威脅要把我送進集中營。1945年9月27日，精神病專家凱利博士要求我寫一份關于希特勒的書面材料，經他多次催促我才寫了出來。 一段時間以后，單人監禁結束了。也就是說，白天牢房的門一直敞開著，我們可以按照時間表從事勞動（為美國人打掃辦公室，為犯人縫補被褥和衣服）。有一天我們听說孔蒂博士用一件毛衣將自己吊死了。此后又對我們的牢房進行了搜尋，檢查有沒有危險物品。在犯人們住的大樓里，窗台都被拆掉了，牢房里的凳子也都被拿走了。 1945年11月13日下了第一場雪，這天下午，“首腦人物”的女秘書們如里賓特洛甫的女秘書布蘭克小姐、弗蘭克部長的女秘書克拉夫特齊克小姐、萊伊博士的女秘書布呂宁霍夫小姐、欣斯特女士、一位女護士和我被帶上一輛卡車，向著不明的方向駛去。像往常一樣，誰也沒告訴我們要到什么地方去。不過，不久我們就知道了我們的去向，因為美國司机半路上曾向站在路邊的美國大兵詢問通向黑爾斯布魯克俘虜營的路。正在這時，海倫娜·克拉夫特齊克（美國人稱之為一個“非常可愛的姑娘”）談到某件事情放聲大笑了起來，站在路邊的美國大兵對著她說：“別看你今天笑，明天就笑不出來了！”這句听起來帶有威脅口吻的話使我感到恐懼。 我后來才知道，在“黑爾斯布魯克四號文官俘虜營”里監禁著3000至4000人。俘虜營里全是木板房子，其中有兩座木板房容納了几百名女俘。這兩座木板房的四周又外加了一道高高的鐵絲网，与男俘隔离開。只有一個小門能夠通過鐵絲网。因為這個地區泥泞不堪，所以在木板房周圍舖設了一條條狹窄的木板，供人們行走。 安排我住的這個木板房分成兩個房間，一間住60人，一間住80人，上中下三層的鐵床上都沒有床墊，連草褥都沒舖，只有光禿禿的木板，床与床緊挨在一起，几乎沒有活動的余地。 房子里的空隙處拉著晾衣服的繩子，上面挂滿了洗過的衣服。管理人員常常來查房，在這以前就必須解下繩子。床下邊和陽台上堆滿了紙板、箱子和各种包裹。整個房子里只有一個白鐵制的臉盆。許多婦女用鐵皮盒洗臉。1946年2月才建起了一個淋浴間。 大房間里也只有一個爐子，冬天總是被人們圍得嚴嚴的。另外還有一張桌子。凳子也為數不多，所以我們不得不坐在床上吃飯。大家希望爐子總生著，因為一方面可以取暖，另一方面也可以烤面包片。 “廁所是用木頭圍起來的，上面沒有頂。在一塊木板上面挖几個洞，洞下邊就是便桶，廁所里撒滿了煤灰。只要人們從廁所前路過，就能看到坐著上廁所的人。例如1946年3月19日我生日的這一天，我正在那里“方便”，一位由此路過的伙伴站在我面前，握住了我的手，高興地說：“施羅德小姐，你今天過生日，衷心祝賀你！” 隔著鐵絲网是不能与男人們講話的。崗樓上全副武裝的哨兵嚴密地監視著。誰要是被抓到，無論如何也得被送進水牢里。就連在圣誕節晚上和除夕之夜隔著鐵絲网問候一聲自己的丈夫或父親的女人也都得被關起來。甚至只要犯人彎下腰撿崗樓上扔下來的煙頭，哨兵們就開槍射擊。好多人都死于這种情況。 哪些女人屬于被監禁的呢？一般說來是指那些戰后在美管區被自動管制起來的、政治上負有責任的人。這些人全都是女助手、女職員、党衛軍成員和納粹保安部成員、地方婦女組織領導人中的所有党的女干部、集中營的女看守、納粹女青年會的領導人、部長、納粹党區領袖們和希特勒的女秘書等等。最年輕的是一個名叫吉德龍·希姆萊的、頭上扎著兩條小辮子的孩子，最老的是來自蘇德台地區的已年過花甲的賴宁格教授。 我們每天有三次點名。自1946年2月起，我們每隔兩天就被帶到男俘虜營去淋浴一次，同時可以用一塊小小的肥皂洗一下少得可怜的內衣。我們常常冒著寒冷站著等兩個小時，哨兵才把我們帶到男俘虜營去。由于在既潮濕又寒冷的環境下長時間地等著，我的坐骨神經痛又發作了，使我在一段時間內不能參加點名。 記得我病愈后第一次參加點名的情形。由于地上泥泞不堪，人們都站在房前的木板上，這時一隊全副武裝的美國人扛著上了刺刀的步槍出現在我們面前，他們把我們從不板上一推到泥泞的地上，然后就沖到木板房里，我們在沒有穿任何避寒衣服的情況下，在冰冷的泥泞地里站兩個半小時。由于我是病愈后第一次參加點名，所以賴宁格女士又把我送回了木板房。室內看上去像剛剛遭到炮擊一樣。閣樓陽台上堆的那些紙板、箱子和包裹統統被扯了下來，打開后將里面的東西扔得到處都是。桌子上擺滿了各种各樣被查抄的東西，其中有少量的咖啡豆，极少量的香煙，甚至還有過圣誕節分配給我們的油炸沙丁魚罐頭。我們的所有這些東西都被拿走了。被大家稱之為德國人死敵的菲塞特下士，每當我走進木板房時，不僅用凶惡的目光看我，而且還將手槍威脅性地對著我。我害怕极了，不得不赶快再躲到外邊去。通過欣斯特女士我才知道，他們這樣做是在尋找秘密電台。欣斯特女士當時在俘虜營的病房里當護士并且經常与美國醫生在一起。 初期我极力控制著自己，清早即使我看到男人們在霧中列隊沿著鐵絲网走著，也不同他們打招呼。沉重的木鞋發出了低沉的格嗒格嗒聲。他們由于缺乏營養、肮髒凌亂、衣衫襤褸，完全是一副慘相，這不禁使我聯想起我曾經看過的描繪安德烈亞斯·霍費爾時代農民起義的一幅畫。 夜里，我常常睡不著覺，呆呆地躺在床上。室內的空气不好，每當我感到堅持不住的時候，我就輕輕地起來到外邊的陽台上散步。這是唯一有可能獨自流淚的地方，任何地方甚至連廁所都不行。就這樣，我在這里熬過了艱難的半年。 1946年5月10日，12名女俘乘坐一輛用帆布罩著的卡車被轉移到路德維希斯堡。我們坐在緊靠著卡車兩側擋板安放的沒有扶手的板凳上，兩排板凳中間坐著一位手持沖鋒槍的年輕的美國哨兵。他不斷地講這講那，以消磨時間。他很擔心我們當中有人逃跑，所以他對几位年紀較大的女俘急于下去小便的請求根本不予理睬。于是就出現下述情況：要小便的人撩起裙子，屁股向板凳后面移了移，使汩汩地尿了起來，尿便順著卡車板流了下去。后來我們還是停下來休息了一下，休息時他死死盯住我們，盡管大家誰都沒有离開他，他總是無休止地講著。 到達路德維希斯堡的一個兵營之后，我們被安排在D棟第6O號房間。在這里，取了我們的指紋。照相的時候，我們必須胸前挂一塊牌子，上面寫著各自的編號。在我們穿的軍灰色破舊制服褲子背面都印著一個“囚”字。我們住的地方經常更換，但我一直沒搞清，為什么要這樣做？難道說為了防止我們結伙嗎？我們睡的是木板床，上面連草墊子都沒有。 我同魯道夫·赫斯的兩個女秘書英格·施佩爾和希爾德加德·法特、納粹党紐倫堡區領袖的夫人阿德勒·施特賴謝爾以及曾在納粹婦女組織工作過的安妮·施塔克勞夫和克里斯特爾·路德維希住在一起。我們一起學英語、裝訂書本并且用罐頭盒做成“臨時餐具”。我們還做具有奇特風格的布娃娃，以感謝“外面”那些偶爾給我們寄包裹的人們。女人們很有想象力，她們把棉被拆了，用棉絮搓成毛線織毛衣，她們用精袋子做成連衣裙，用馬鞍做鞋子。 我們又一次搬家，這次与希姆萊的夫人和女儿住在一個房間。六張雙層床只安排了九個人。我們把上下床分開，把下床作為“長椅”，把上床固定在牆上作為書架。 1946年10月初，我們來到了德國人管理的路德維希斯堡集中營。這里的飯食更坏，每天中午和晚上，不是吃豌豆湯就是玉米湯，而且湯里任何調料都沒有，吃起來無滋無味。1946年10月30日，我在速寫筆記中寫道：“昨晚吃的是面包湯，飯后几小時，几乎所有的人都像是中了毒，簡直是可怕的一夜。” 由于我体弱多病，1946年11月我不得不住進城市醫院，后來我也經常住院接受治療。當我做完闌尾炎手術從麻醉狀態中醒來時，我看到希特勒過去的副官馬克斯·溫舍那張棕色的面孔正在望著我，他剛剛被英國人釋放回來。在這里我還与希特勒的司机班長埃里希·肯普卡見過几次面。他乘坐的美國汽車出了車禍，受傷后已在這家醫院住了數月。從他那里我才第一次听到后來柏林發生的事情和希特勒的死。 接著便開始了非納粹化運動。萊伊博士過去的女秘書希爾德加德·布呂宁霍夫于1946年獲釋后找到美軍最高司法當局，并提醒他們，還有几個同伴仍然被監禁在路德維希斯堡。1947年2月18日美軍最高司法當局函告她說：“本軍事法院無意堅持監禁克里斯塔·施羅德，并將這個意思已告訴路德維希斯堡俘虜營。” 1947年2月13日第77號俘虜營的法庭給我下達了逮捕令，即所謂的“假處分”。把我列為一類或二類，也就是說，我可能被打發到勞教所去，理由是“我在希特勒掌權以前就當了他的女秘書”。 我剛剛在兩天前向公訴人詳細匯報了我的工作情況，因為我所碰到的人都認為，元首的女秘書有相當的權力，且能接触机密情況，實際上并非如此。 在接到逮捕令之后，我立即到俘虜營找到公訴人并告訴他，逮捕令上列舉的理由是不對的，在希特勒掌權之前我不是他的女秘書。我問他是否收到并看過我寫的書面報告，他的回答是肯定的。我又問他，那為什么還下達逮捕令呢？他回答說，這是W庭長搞的。 1947年2月14日上午，我与克里斯蒂爾·希爾德勃蘭特一起去找W，在一個空空的房間里，路德維希斯堡法庭庭長W坐在一張桌子后邊，上面擺著几份文件和一頂帽子。他是一個身材矮小、易急躁的人，肥大的西服穿在身上直晃蕩，里面穿一件沿洗淨的襯衫，戴著一條不象樣的領帶。克里斯她已被監禁2O個月了，他卻說：“假如是我，在這种環境下根本堅持不了這么長時間，早就不在人世了。” 然后他還做出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說，照他看，所有的女俘都可以出去，但他要履行公務，不得不簽署逮捕令。說到這里我插話道：“噢，是這樣？之所以現在這里關了這么多人，只是因為你履行了公務！” 他不想讓我插話，嘴里開始嘟噥，眼睛斜看著我，停頓了一下說，盡管他簽署了40個逮捕令，但這并不意味著他無情，他是迫不得已才這樣做的。然后說到我的事，我問他是否看過我的書面匯報，他說沒有。于是我遞給他一個副本但他不理會，說他將讓K先生將這份材料拿給他。當我再次請他務必看看這份材料并相應地改變逮捕令時，他火了，說他只能根据公訴人提供的材料行事。 公訴人把責任推給了法庭庭長，而庭長又說根据公訴人提供的材料行事，看來我找誰都沒用了。這個初級法院的所作所為与第三帝國時毫無兩樣，有些人違心做事，不但不受到懲罰，而且還繼續于執法工作，這使我极為惱火。我毫不客气地再次對他作為一名德國法官簽署此類文件的這种做法表示不理解。 “不許你放肆，赶快离開這里。不許你批評，”法官气呼呼地叫道。我回答說：“我不是批評你，而只是想告訴你，你要負責任。我不是放肆，而只是爭取我的權利。”當我到他那里辦理“物品托管證”時，他又火了起來說：“怎么你們又來了？”我們解釋說是K先生讓我們到這儿來的，他才消了火。他在證明上簽了字之后說：“但愿這就夠了，你們看到了，我這里墨守成規個章都沒有。”然后指指空蕩蕩的房間說：“一張桌子加一個凳子，這就是我這個庭長辦公的地方。” 1947年10月24日我接到起訴書，書中把我列為主犯，1947年12月8日將在路德維希斯堡第77號俘虜營開庭審判我的問題。判決結果我被划為主犯并判我三年勞動改造，除了剩余的5000馬克之外，蓁全部財產充公，該條款有交期10年。 1947年12月10日《斯圖加特日報》第98期對此做了如下報道： “希特勒的女秘書認為自己無罪 她被列為主犯 一位能干的速寫打字員的經歷。 以庭長万納為首的路德維希斯堡第77俘虜營法庭根据公訴人的審訴于1947年12月8日將希特勒副官團的女秘書、39歲的克里斯塔·施羅德列入主犯一類，此外判處她三年勞動改自1945年5月28日被監禁時算起。其財產除了剩余的帝國馬克以外全部充公，本條款有效期10年。 經歷了這一聳人听聞的審理過程的人無不感到失望。施羅德1930年為找工作來到慕尼黑，在她看到招人的代號廣告之后便去應考，以优异的成績在沖鋒隊最高領導机關爭得了一個工作崗位，當了速寫打字員。同年她不可避免地入党，直到1945年為止她一直是該党党員。1933年以前，她一直在慕尼黑納粹領導机關工作。据說后來由于在慕尼与一名猶太人合不來才調到柏林。在柏林，她先后在几個單位工作過，最終在希特勒的私人副官團布呂克納處落腳，為希特勒口授演講和文章效勞。 對于所有服務于專制統治的方法和意圖以及准備措施等等据說她一無所知，因為這些情況是希特勒直接与各個軍事部門和各部的副官談及的。根据元首一號命令，即使是在最接近希特勒的人中，也絕對不能与女職員或當著她們的面談論政治和軍事問題。當時屬于希特勒圈子里的許多人為了為她開脫罪責在書面材料中都證實這一點。表面看來，這种材料似乎無關緊要，但由于它是出自于旁觀者、非當事人之手，所以這些人道主義的材料還是起了作用的。被告曾是金質獎章的獲得者，自然被當作一類犯人控告。孰不知這种獎章原本是希特勒為表彰他手下做出了优异成績的司机、飛行員和女秘書等設立的。 盡管她本人并沒有什么罪責，但是公訴人提議把她列入一類犯人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令在場的所有人乃至庭長本人感到惊奇的是，法庭竟完全同意了這項提議的內容。 以上是《斯圖加特日報》就對我的審判寫出的報道。在附近另外一個俘虜營里關著一名原元首護衛隊沖鋒隊的領袖，他對開脫我的罪責十分重要，然而卻未讓他出庭作證當我在法庭上發現他不在而提出指責時，我被告知“已請過他”。后來我才知道，當時我那位證人在等待傳票。他的證詞對我太事要了。公訴人稱，即使當時我不參加形勢討論會，在會議之后，我也肯定會与參謀部的人碰到一起，“因為開會的時候，當著希特勒的面是不許違抗吸煙禁令的，所以与會者會后都來到前廳，你就等在那個地方！”如此等等！這時，我多么迫切需要發誓證明這不是事實的人啊！奇怪的是，我當時非常鎮靜，事后我竟然還去安慰為我出庭作證的女朋友。我繼續被監禁在俘虜營里。1948年4月20日，傳來巴登符騰堡政治釋放部一項指令，稱1947年12月8日的主判決予以取消，理由是，“由于誤解了法律，將當事人作為主犯。因此法庭將重新審理這一案件。” 1948年5月7日法庭第二次開庭審理我的案子，經過對我所從事的工作和有關此案證明材料的審查确認，“當事人不屬于一類犯人……她作為速記打字員自始至終從事的完全是机械性的工作，而不曾有過任何形式的獨立權限，對事變過程的影響只是微不足道的。她的薪金之所以高，是因為她作為速記員工作出色，能力超群……對她采取懲罰時務必考慮到她已徹底地一無所有、長期被監禁這一事實，根据第二項修正法已對她進行了足夠的懲罰……” 1948年5月12日，在經過了三年的監禁之后，路德維希斯堡俘虜營將我釋放了。我的罪是否有我所受的懲罰那么嚴重，至今我還沒搞清楚…… ---------------- 网絡圖書 獨家推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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