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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1944年進軍俄國

　　1941年6月22日開始了對俄國的戰爭。6月23日，我們稍稍准備了一下便离開柏林。1941年6月28日，我在离東普魯士荒涼的小城市——拉斯騰堡8公里遠的新的“狼穴”大本營寫給女朋友的信中說：
　　“我們來到這個大本營已經五天了，我向你簡單敘述一下這里的情況，……掩蔽所分散在森林里，根据工作范圍划分各自的位置，每個部門分得一處。臥室的面積如同火車軟臥車廂里的包廂一般大小，牆上鑲貼著淺色木板，十分典雅，室內裝有隱蔽式抽水馬桶，上方有一面鏡子，室內還有一個西門子公司生產的小收音机，它可以接收許多電台的廣播。掩蔽所的房間里甚至還裝有尚未啟用的電暖設備和式樣新穎的壁燈。另外還有一張用大葉藻填充起來的床舖。房間雖小，但當我在牆上挂了几幅畫之后，它給人的總体感覺是优美的。
　　掩蔽所的房間里一般都有淋浴設備，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未使用過。主要是因為沒有熱水，其次我們往往睡到最后一分鐘才起床。掩蔽所內通風机的噪音干扰著我們，吸進來的風不停地吹在我的頭上，因為我有風濕病，所以特別怕這种風，鑒于這种情況，晚上睡覺時，我們就把通風机關掉。結果又出現了另一种情況，即睡覺時不能呼吸到足夠的新鮮空气，導致白天我們感到四肢供血不足。
　　盡管如此，除了可惡的蚊子叮人以外，總的情況還是好的。我的腿已全部被蚊子叮過并起了一層厚厚的丘疹。發給我們的防蚊藥可惜只能在短時間內起作用。男人們穿的是長長的皮靴和厚厚的制服，与我們相比，更能有效地防止可怕的蚊叮。他們唯一容易被蚊子叮的地方是脖子。因此，有些人常常為了買蚊帳四處奔走。我也在下午支了蚊帳，我覺得長期支下去太麻煩。這些該死的小東西在室內并不猖獗，見到它們立即赶走便了事了……”
　　可怕的蚊叮也給希特勒帶來了許多麻煩。他說：“人們為他挑選了最潮濕、蚊子最多、气候最坏的地方。”盡管如此，他表現得仍然很幽默，他提醒人們不要超越權限，一看到有人赶蚊子就說：“這是空軍的事。”
　　在進軍俄國初期，希特勒的情緒可以說一直是好的并且時常開開玩笑。每當開完形勢討論會之后，他總要邀請私人副官、軍事副官、醫生和女秘書同他一起喝夜茶。有一天夜里我們在“狼穴”里喝完夜茶之后，希特勒陪著我們一直走到掩蔽所門口，黑夜里（我們總是嚴格地注意天是否已黑）我們站在那儿又閒聊了一會儿。突然我發覺我的手電忘在他的房間里，我請求仆人幫我取一下。可是仆人卻空手而歸，因為他在我指給他的那個地方沒有找到手電。“咦，”我說，“手電到底哪儿去了呢？”這天夜里，希特勒大開玩笑，他微笑著表白說：“我反正沒偷，我是個竊國大盜，而不是竊燈小偷，這就叫大盜逍遙，小偷遭殃嘛！”
　　1941年6月28日我在“狼穴”大本營寫給女友的信中談到：
　　“前一陣子，這里運來一批蒼蠅拍，沒事干就打蚊子。据說到六月底，這种小蚊子將被另外一种凶得多的蚊子所取代。這种蚊子叮人更厲害。上帝保佑吧！使我意想不到的還有這里的气溫，室內太涼。人們不得不用自己的体溫來焐干總感到潮濕的床舖。森林把熱气完全隔開了。只有當人們走出森林之后才會感到這一點，帶有霉味的熱气扑鼻而來。你知道嗎，我一天要做的事情可多了。一過10點鐘我們（我和達拉）就得到軍官掩蔽所一號餐廳去。這是一個長方形的房間，四面牆都刷過白粉。房子的部分牆建在地底下，所以小小的鐵窗戶离室內地面很高。牆上挂著兩幅木版畫，一幅是背簍，另一幅是亨利一世畫像。几天后，繳獲的一面蘇聯旗也被挂在了牆上。
　　房間的中間，擺著一張可容納20個座位的長條桌，首長和他的將領們、總參謀部的軍官們、副官和醫生們中午和晚上都在這里就餐。我們兩個姑娘吃早餐也是在這里。首長坐的位置正好面對牆壁上挂著的一張俄國地圖，這自然而然地促使他反复地談到蘇俄和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危險。在与俄國締結了所謂的友好條約之后的這段時間里，看來他在思想上是非常痛苦的。現在他談到他思想上的憂慮，一再強調，布爾什維主義對歐洲來說將意味著一种极大的危險，認為如果他再觀望一年，那就太晚了。
　　最近，在柏林他像以往那樣每天在我們的房間里同我們一起喝咖啡；談話間他常說，俄國對他來說十分可怕，就如同《漂泊的荷蘭人》中的鬼船。我問他為什么一再強調這是他做出的最難的一個決定（指對俄國采取行動），他回答說：“因為人們根本不了解俄國，它也許是一個大肥皂泡，也許完全不是這樣……”
　　開始時還是很有希望的。進攻俄國開始后的前兩天在“狼穴”大本營我和達拉甚至還旁听了形勢討論會，最緊急的形勢討論會一般在軍官食堂舉行。會上，元首站在一張大的歐洲地圖前面，指著莫斯科說：“四個星期我們就將占領莫斯科，莫斯科將被夷為乎地。”
　　我于1941年6月28日在給女友的信中還寫道：
　　“是的，我完全离了題。早上，我們在一號餐廳等候首長，直到他走出地圖間（他听形勢匯報的地方）到達餐廳吃早餐為止。順便說一下，他的早餐是一杯牛奶和一個削好的苹果。他知足、簡朴，難道不是嗎？与此相反，我們姑娘們則貪得無厭，當我們吃完了自己那一份（一小塊黃油）之后，又去悄悄地取來一份，這樣，我們每次都吃三份。飯后，我們先請首長談一下新的形勢。接下來一點鐘到地圖間去參加一般的形勢討論會，會上由施蒙特上校和恩格爾少校輪流做報告。這些形勢報告非常有意思。從報告中可以得知被擊毀的敵机和坦克的數字（看來俄國人所擁有的飛机和坦克的數量很大，到目前為止，僅擊毀的飛机就有3500架，運油車1000輛，其中包括載重為40吨的重型運油車），他們借助地圖等指出我軍挺進的情況。
　　在這里，人們才真正知道俄國人打仗有多么瘋狂。如果俄國人組織領導得好，這場戰斗將是難分胜負的，然而，謝天謝地，目前情況并不是這樣。綜觀迄今為止的情況，可以斷言人們是在与一群野獸打仗。你知道為什么我們才抓了那么一點俘虜，這是因為俄國人受到了他們的政治委員們的煽動，他們听了捏造的有關我們不人道慘聞，謊說如果他們被我們抓住，他們就會受到這种不人道待遇。因此要他們戰斗到最后，必要時自殺。事實上，他們也這樣做了。在科烏諾附近發生過這樣一件事：我們的戰士把一個俄國俘虜送回俄國人的掩蔽所，讓他去說服呆在掩蔽所里的俄國人出來投降。他大概是這樣做了，結果被呆在里邊的政委槍斃了。接著整個掩蔽所也起火爆炸了，炸得粉碎。這就叫宁死不降。
　　每個部隊附設一名蘇聯國家政治保安部的政治委員，部隊的指揮官必須服從他的領導。組織上實行分頭領導，這就導致了一大批問題無人過問。他們根愚昧，打起仗來死板的很，這种情況自然孕育著一种危險，使得戰爭很殘酷。法國、比利時等國人則很聰明，一旦他們意識到再打下去沒有意義了，他們就放棄戰斗，但是俄國人還是要戰斗，他們擔心，如果他們投降，家里人會遭殃——實際上莫斯科也是這樣威脅他們的——何等的不理智。
　　他們有那么多飛机，根本不頂用，因為他們缺少理智。例如，在俄國的飛行大隊里情況是這樣的，飛行大隊長在前面飛，其它飛机尾隨其后，他們不找目標，只是簡單地尾隨而已。一旦大隊長的飛机被擊落，其它的飛机就找不到返回的路，因為他們大部分人不會看指南針。我已經寫信告訴過你，在這段時間里。我們已擊落了3500架蘇聯飛机。
　　現在再回到日常生活中來：听完形勢報告之后，慢慢又到了吃午飯的時間，我們吃午飯的地點是2號餐廳。因為午餐常常是一鍋煮，所以我們有時不去吃，若是用豌豆或菜豆煮的我們無論如何是要吃的。午飯之后，如果沒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我們就睡上几個小時，以便在這一天中漫長的工作時間結束以后還能保持足夠的精力。
　　大約5點鐘，首長請我們到他那里喝咖啡，同時還有點心招待。誰吃的點心最多，誰就會受到表揚。喝咖啡的時間一般要持續到7點鐘，有時還要長一些。然后我們又到2號餐廳去吃晚餐。飯后，我們要么在附近走走，要么看個電影。這樣我們就可以把這段時間消磨掉，直到晚間形勢討論會結束后再次應邀去喝咖啡……”
　　在希特勒的辦公室，對著正面窗戶的是一個壁爐，壁爐的前面擺著一張圓桌，桌子的周圍排放著帶有燈心草編靠墊的椅子。一般情況下同首長在這里聚會的有他的醫生、軍事副官、私人副官、馬丁·鮑曼、我們兩個姑娘和格曼的副官海姆。受鮑曼的指使，海姆將希特勒在喝完茶后的談話“秘密地”記錄下來。1980年，維爾納·約赫曼將這些記錄以《1941—1944年阿道夫·希特勒在大本營里的獨白》為題予以發表。
　　在這里，我要對亨利·皮克博士做點說明。据說在亨利·皮克的故鄉，有一位善良的仙女向人們施舍了各种各樣的救濟品，其中最突出的一件是可以用來預測未來的物品。所以，皮克早在1942年臨時替別人在元首總部擔任馬丁·鮑曼的副官期間，就已認識到他按照的曼的指示背著希特勒暗自記錄下來的希特勒的秘密談話將具有何等的价值。
　　人們可能會想；希特勒的獨白和秘密談話錄為發掘希勒勒的思想境界提供了有价值的資料。許多歷史學家已在利用這些資料并且將繼續用下去。然而他們并不知道《秘密談話錄》一書的前言和評注中的許多內容是不符合事實的。
　　這里僅舉以下几個例子說明：
　　1．根据某次講話，阿道夫·希特勒于1942年曾賦予皮克先生唯一的寫作《秘密談話錄》的權利。
　　事實是：阿道夫·希特勒根本不知道他的談話被秘密記錄下來。下述材料便可證明，他并不知道也不希望人們將他的談話記錄下來。
　　a）海姆与紹布在1945年后進行的一次談話；
　　b）1975年3月19日格爾達·克里斯蒂安寫給克里斯塔·施羅德的一封信的摘錄；
　　C）阿道夫·希特勒經常提到，戰爭結束后，他將向他的兩位女秘書沃爾夫和施羅德口授他的回憶錄。在秘密談話中所涉及的事件、經歷和思想自然將成為他的傳記的主要組成部分。特勞德爾·容格在一份沒有注明日期的聲明中證明希特勒有撰寫回憶錄的意圖。
　　2．還有一個說法，說阿道夫·希特勒曾指示馬丁·鮑曼，在皮克离開大本營時不要檢查他的行李。
　　然而事實是：大本營的人的行李從未被檢查過。希特勒當時的副官奧托·京舍所做的書面證明便可證明這一點。
　　要駁斥皮克的所有說法就得超出這些記錄的范圍，在此我僅列舉三個例子：
　　皮克錯誤地聲稱：
　　a）愛娃·布勞恩是貝格霍夫的女管家；
　　b）她是希特勒最寵愛的人；
　　C）由于格雷特爾·斯勒察克是猶太人的后裔，希特勒于1932年解除了与她的友好關系。
　　這三种說法都沒有根据，在后面的文章里我還將對此做詳細論述。
　　皮克博士每年在他生日時都舉行一個招待會，他在談話中常常把他并不認識的某重要人物說成是他的“老朋友”，以抬高他自己的身份，促使別人接受他的邀請。例如，他還給一位著名的雕塑家寫過信。在他去世的前几天，恩格爾將軍在訪問施瓦賓藝術家之家時曾向我談起過皮克的這些所作所為。
　　為使人相信他在《秘密談話錄》的前言中說的話是真的，他還邀請當時在希特勒身邊工作過、目前仍健在的老人們為他捧場。可惜的是，他們當中大概沒有人讀過《秘密談話錄》的前言和評注。當我向其中一位老人的夫人問起此事時，她坦率地回答：“哎，克里斯塔，這种東西我們是不看的。我們干脆把這种書都放在書柜里！”
　　皮克通過這种方法使得歷史學家們把他的《秘密談話錄》當作資料來源加以運用，在絲毫不怀疑的情況下繼續傳播皮克的說法。
　　1941年6月28日我在給女友的信中寫道：
　　“那是一次小范圍的愉快聚會，喝的還是咖啡，吃的還是糕點等食品。你听了我的話后肯定會認為我們歸來時体重不會減少。在這段時間里我們還拜訪了我們的廚師，他原來在中歐臥車和餐車股份公司工作，在旅行過程中他負責為我們做飯，在戰爭期間跟隨我們展轉了所有大本營，另外我們還參觀了舖著白色瓷磚、裝有最現代化電气設備的豪華廚房，并且看見使人嘴饞的東西就順手牽羊。
　　近來我們很想幫助他切面包、分黃油或者調制色拉，但是這家伙不希望別人幫忙。他是一個又矮又瘦的机靈人，不知為什么，我們元首護衛隊的青年人都叫他‘小鬼’，他越忙越快樂，事情亂得沒有頭序的時刻也是他感覺最好的時刻。他算得上是一位熱情的廚師。一切他都干得那么熟練，觀看他的操作真令人高興。很快他就可以做好一道菜，但決不是草率從事，總是精益求精。
　　從這個快樂的‘小鬼’身上人們可以認識到，的确很多東西都与工作有關系，當一個人完成了一項工作之后，這個人成功的感覺便溢于言表。然而這點對我來說卻常常是不适用、多余的。如果回想一下我在這一天中到底都干了些什么，那么我就會得出全面否定的結論：什么都沒干。不愿意講話時，往往就睡覺、吃、喝、消遣。生活非常平淡無味，人們改變不了這种生活，我們總處于令人心煩的無休止的待命狀態，同時又不斷地度過一個接一個的繁忙時刻，這是工作的性質所決定的。頭腦清醒的時候，我們也想學習點什么（我身上帶有法語一千句教材），學習的念頭我始終沒有放棄過，但是缺少一种動力。今天我的确打起了精神，為了再次向你做一較長的匯報……
　　在這段時間里，你肯定已听到積壓了整整一周的特別消息，首長今天早上說，如果德國士兵贏得了這場戰爭，就將最終摘取月桂花環。這里的一切确比人們想象的要好得多。怪事連連發生，例如集結在邊境地區的俄國人并不誘我深入其腹地，以造成我整個后勤供應困難；又如他們并不把多瑙堡鎮附近的兩座橋梁炸掉。這兩座橋一且被毀，我們就不得不修复它，這樣會使我們失去很多時間。我想，只要先占領了明斯克，我們就會飛速向前挺進。如果在我們士兵中間還潛伏著共產党員，那么只要讓他看一看那邊的‘恩賜’，他就肯定會完全改變信仰。我同曾有机會去過莫斯科的許多人交談過。可以想象，人們在那里過的是一种沒有希望的可怕生活。由于他們的無知而受剝削，被欺騙卻不能醒悟。要是能更多地知道一些這方面的真實情況，該多有意思啊……”
　　1941年7月13日我在“狼六”大本營給女友的信中寫道：
　　“在首長住處舉行的晚間討論會上，教會問題成了主要議題。可惜你不在場。首長談到的所有問題都那么通俗易懂，例如他講到，基督教通過欺騙和虛偽使人類發展——在文化方面——倒退了2000年。現在看來我必須著手在開完討論會之后將首長的講話記錄下來。
　　只是這种會議往往拖得時間很長，會后如果還沒累倒，也已疲憊不堪，無力寫東西。前天夜里，當我們從首長那里出來時，天已發亮。像生活有規律的人那樣，我們沒有馬上躺下睡覺，而是到廚房里吃了几塊三明治，接著睡了兩個小時，醒來時太陽已升起。起床后沿著牛、馬牧場和山丘轉了一圈，長滿了紅白兩色的三葉草的山丘在晨光的映照下簡直美麗如畫，這些地方我是百看不厭的。之后，我又繼續睡覺。
　　在下午二三點鐘之前我們是起不了床的。我們過的簡直是一种荒誕的生活，難道不是嗎？像我和達拉諾夫斯基的這种古怪的職業今后大概不會再有。吃、喝、睡、有時寫，并且長時間地陪伴人，這就是我們的生活。為使掩蔽所內不顯得過分光禿，最近我們為首長去采花，這樣做是很有益的……”
　　1941年7月28日我在“狼穴”大本營給女友的信中寫道：
　　“……最近，我的心情再度不愉快。首長在戰爭中有一個私人工作班子跟隨左右，尤其是班子中還有兩位女性，這一點成了某些人的眼中釘。一名傳令兵將人們在1號軍官食堂狂飲后說的有關這方面的一些話告訴了我，使我万分气憤。我要重視此事，這畢竟是反對首長的一場嘩變，是對他的指示和命令的批評。我們不是自愿到這里來的，而是首長希望我們來的，他說只有与我們在一起他才能工作。他多次在這些先生們在場的情況下強調，沒有我們（我和達拉）他將寸步難行。我認為，這些先生對我們的存在進行抨擊，說明他們狂妄、愚蠢。
　　對說閒話的人我閉口不談此事，這种態度使他們的良心受到譴責。事隔沒几天，就發生了這樣一件事，首長問軍事副官是否在下一個大本營已為兩位女士准備了帳篷，想必當時這些先生們的處境是很難堪的，副官回答：‘沒准備！’對此，元首憤怒地命令他必須創造條件安排我們住宿。副官說：‘是，我們原以為您在這個營地只短暫逗留几天，她們沒必要了。’諸如此類的話只不過是企圖排擠我們的托詞而已。首長根本不想讓別人干預他的事情。下令立即准備一輛大汽車供我們睡覺和工作。
　　過去，當我還參加狂飲的宴會時，我曾抱有幻想，認為人們坐到一起來是一种友誼的象征。現在我才認識到，在那种場合所談的話并不能表達友情，而是在撒該死的酒瘋。
　　這樣的聚會根本不會帶來任何好的結果，更不能促進友誼。過了几天，人們相遇時，相互間仍然存在著某种諱莫如深的生疏感。還是罷手為好。為什么非要上一次當不可呢？人還是要靠自己。好心未必能贏得友誼，得出這一認識是痛苦的。
　　所有的男人都只有一個念頭，盡可能多地獲取好處。他們喜歡最大限度地表現自己，總想拋頭露面，并不認為這种作法在聰明人看來有多么可笑。在首長与一些男人站在一起時，我就覺得這些人最可笑不過了。攝影師一拿起相机，他們就像飛蛾見了光，閃電般地簇擁在首長周圍，其目的只不過是搶個鏡頭而已。這种病態的求名欲望簡直令人惡心。瞧，我又發了一大堆牢騷。但你將會理解，這個空虛的社會是何等的令我厭惡，我有必要時而發泄一下心中的不快……”
　　1941年8月20日我在“狼穴”大本營給女友的信中寫道：
　　“……我們這里的生活變得相當單調。我們在這里已呆了九個星期，听說我們還將呆到10月底。這段時間的确漫長而無聊：工作寥寥無几，有時整天無事干，呆在一起的總是這一幫人，談的也總是這么一些話。對這种無所事事我厭倦到了极點，以至于我最近正試圖向首長說明，實際上一位女秘書就足以完成他的工作，因為長期以來我自己就是這樣干過來的。但他馬上制止了我，使我愿在戰時做點有益的工作的愿望——要么在醫院，要么在兵工厂——暫時根本無法實現。無奈，我只好繼續呆下去。
　　几天前，我們看了英國的每周新聞片，該片來自美國，描寫了倫敦的整個街道遭到破坏的情景。所有的大商店、議會等等都被摧毀。畫面上，整個市區都在烈火中燃燒著，一座座倉庫變成了火海。解說員講道，英國人對所有這一切都是可以忍受的，他們認為柏林的情景也同樣如此。假如可怜的英國人知道他們給柏林造成的損失与倫敦的損失相比只是微不足道的，那么他們肯定會洗手不干了。被俘的英國軍官供認，他們的政府做事不負責任。英國人自己，包括他們的軍官都承認這一點，這就足以說明了問題。
　　我所希望的只不過是在我們拿下俄國之后英國人提出和平建議來。与英國打仗只能導致我們雙方城市的相互毀滅。羅斯福幸災樂禍并期待著繼承英國的遺產。對于英國人的不理智，我的确不能理解。我們向東擴張了地盤，我們不需要它的殖民地。我認為，我們相互之間在所有問題上都保持和諧的關系，對我們雙方都有利。烏克蘭和克里米亞的土地那么肥沃，我們可以在那里种植我們需要的一切作物，其余的東西（咖啡、茶、可可）我們可以到南美去換。本來一切都是如此的簡單、明了。愿上帝使英國人不久將恢复理智……”
　　1941年8月30日我在“狼穴”大本營寫給女友的信中道：
　　“……我們到加里欽去了几天，回來后才見到你的信……我們在這個大本營逗留的時間越拖越長。開始我們想，7月底就可回到柏林，后來人們又說10月中旬，現在已有風聲說在10月底以前——可能甚至更晚些——我們不會离開。現在這里已明顯感到秋天的涼气，假如我們首長心血來潮，要在這里過冬。那我們就得挨凍了。在掩蔽所中長期生活無疑對我們大家的身体都是無益的。首長的身体看上去也欠佳，他出來呼吸新鮮空气的時候太少了，每當他乘上几個小時的汽車，就會出現風吹或日晒過敏現象。
　　我非常喜歡呆在加里欽，實際上几乎所有人都喜歡呆在那里，然而那里的安全卻沒有保障。每天都出事，因為那個地方不像我們在大本營里有嚴密的安全措施，那里無法采取這些措施，所以危險系數很大。但是那儿風景优美，簡直出乎我的意料。一邊是林區，另一邊是連綿起伏的丘陵。山脊上，藍天之中襯托出耕牛拉犁的影子，老農緊跟在犁的后面。富有浪漫色彩的俄羅斯式的農家茅舍，拱起的、傾斜的蘆葦頂子，見不到一處窗戶。房前有一口用鐵鏈打水的汲水井，鐵鏈上已生了銹，井旁長著几株向日葵。被太陽晒黑了的婦女們都赤著腳，頭上頂著一塊搭拉到臀部的深色大毛巾，她們站在她們的母牛旁邊，看上去有點悶悶不樂，使人感到神秘，然而這种情形与這里的自然景色卻相輔相成。此時此刻，一种回到故里的親切感油然而生。
　　那邊整個地區是那樣令人心曠神信，而這邊森林中的气氛卻是今人壓抑。這也許是由于我的一种感覺所致，我覺得那里的人們沒有被監禁感，農民自由自在地在田野里勞動；然而我們這里卻是崗哨林立，人們不得不連連出示證件。我們長期与世隔絕，不論是在柏林、在山上還是在旅途中，總是活動在同一個有限的圈子里，總是循環往复同樣的鐵絲网內的生活。這种狀況孕育著一种很大的危險：怕見人并且斷絕了与實際生活的聯系，而且會導致可怕他心理沖突，即人們向往外部世界，而當接触到外部世界之后，卻又不知如何是好，因為人們已完全被這种与世隔絕的生活禁錮了，無法再習慣于這個圈子以外的生活。共同的經歷才使以希特勒為首的小圈子得以維持，如果這個圈子不复存在了，那將是痛苦的，一切都會亂套（勃蘭特博士也持這种觀點），對那些与外界斷絕了聯系的人來說那將是糟糕的。請你体諒我如此詳盡地談到這個問題，我認為，對于今后來說，這將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
　　德國軍隊對1941年冬和1942年春這段可怕的寒冷季節毫無准備，當他們陷在冰天雪地里肘，希特勒經常垂頭喪气，但仍然希望盡快取胜：“我們要沖破的最后防線只不過是一層薄薄的面紗”，他說道，“我們必須耐住性子，俄國是抵擋不住的。”然而面紗并未被撕破，我們在“狼穴”大本營逗留的時間越拖越長。
　　1942年1月6日我自“狼穴”大本營寫給女友的信中說：
　　“……你在信中談及的國內情緒和教會等問題引起了我的很大興趣。我想，如果我們的進攻進一步得手，如果拿下了列宁格勒，那么國內情緒將會再次高漲起來。今后10天是大獲全胜的時刻。首長的原則是，在真正贏得大戰的胜利之前，一不要發布特別消息，因為過急發布消息會引起敵人的注意，由此招致不必要的生命危險。他常常左右為難：一方面他想安撫家鄉的人民，另一方面他又不想讓敵人抓到任何線索。
　　你提到教堂里人都擠滿了，這我可以想象，我完全贊成你的觀點（這也是首長的觀點），人們目前無所作為，只能待到戰爭結束后再說了……
　　……順便說一下，兩周來，元首的掩蔽所里添制了一台留聲机，我們几乎每天晚上都听施特勞斯、胡戈·沃爾夫，特別是瓦格納的曲子。尤其令我陶醉的是施特勞斯的《秘密的請求》終曲和聲音优美的男高音歌唱家彼得·安德斯（你如果買唱片就必須記住這個名字）的歌喉。從他的唱腔看他更像男中音歌唱家，他的聲音柔和、悅耳，吐字非常清楚。這些曲子很美，人們完全被帶進了愛和溫暖的气氛之中，看來對首長也產生了影響，因為昨天晚上他對我們兩位姑娘說：‘孩子們，你們每時每刻都要抓緊啊！’我當時真該問他一下，我們長年日复一日地呆在他這里，怎么能利用好青年時代。是啊，理論与實際……”
　　1942年1月15日我自“狼穴”大本營寫給女友的信中講道：
　　“……給你的第二封信剛剛投出就接到了你親切的來信，我一口气把它讀完，接著馬上又給你寫了一封長長的回信，但這封信我要壓几天再寄出，因為我在信中發泄的東西肯定會使你產生一种壓抑感，對此我感到遺憾。當然，最好是我先不把所有這些事告訴你，待到3月份休假時再說。我已与我的同事們商量好，從現在起我們實行定期輪流休假，這樣我們至少可以有時間處理一下個人的事情。今天，達拉諾夫斯基去度假了，我3月份才有幸休假。我現在只能告訴你這么多，因為這里的節日太令人失望了。恰恰在圣誕節前夕，元首接管了最高指揮權。他的工作量因此大為增加，現在他再也不可能按時吃飯了。
　　午飯本來兩點鐘開始，但現在越來越拖，拖到了正常人吃晚飯的時間。几天前，首長的午飯是六點鐘吃的，創造了最晚紀錄。晚飯也相應地往后推，在元首的掩蔽所里喝晚茶的時間一般是從十點鐘開始，可現在過了十二點才開始（最晚時到午夜兩點才開始），這樣一來，到四點至五點之間才能上床睡覺。
　　一种自然的生活節奏根本已不复存在，然而正是這种自然節奏對身体至關重要。沒有一個階段的習慣過程就從一种境換到另外一种環境，對我來說，不承受一定的精神損失是不可能的。除夕，我們是在第二軍官食堂吃的晚餐，當時气氛十分活躍。接著我們像往常那樣，被請去喝茶。見到首長時，他已很疲勞，剛談了一會儿活，他就打起盹來，這時我們不得不相應地安靜下來，剛剛出現的歡快气氛一下變得死气沉沉。
　　近來，首長每次參加三個小時的形勢討論會。前來覲見他的先生們這時神情緊張，不敢流露絲毫微笑。我簡直無法向你描述這里的悲觀情緒。例如在掩蔽所里，我感到很痛苦，就又回到軍官食堂，那里元首護衛隊正直的年輕人見到我就看出我剛剛哭過。看到他們我使一下子又哭了起來，他們勸我，讓我喝點酒，設法安慰我。他們的努力還是奏效的。待我鎮定下來之后，我們便堅定地唱起了激動人心的歌曲：‘我們停泊在馬達加斯加，船上染上了瘟疫……’盡管人們一再下決心不再喝酒，但我感到，生活在這樣一种得不到任何安慰的環境里，借酒消愁的确是一條唯一的出路。
　　我現在也不怎么跑步了。一是因天气太冷，二是地上積雪過多，路滑，跑步時總是提心吊膽，所以宁可躺在溫暖的掩蔽所里。我們的辦公室原是一間空房子，無任何陳設，現在我已將宣布置成了舒适的臥室。不過為此我也費了不少口舌。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我發現了我喜歡的東西，總要設法將它弄到手。現在我的辦公室兼做臥室。我再也無法忍受在掩蔽所里住下去了。通風机整夜整夜地開著，一刻不停地對著頭頂吹，吹得我的發根痛。睡在躺椅上雖并不理想，但不管怎樣，我的辦公室里總算有一個窗戶……
　　……那些不得已在兵工厂干活或是被召到電車和地鐵等服務部門工作的婦女們非常艱苦。但比起我們來，她們卻有很大的优勢，她們在下班后活動自由，可以干她們想干的事情。現在我又在發牢騷了。好啦，到此為止吧……前几天，澤普。迪特里希和迪特爾將軍到這里來了兩天。他們兩位多才多藝，是活躍后方气氛的主要人物……”
　　后來，我在筆記中寫道：掩蔽所里有一個裝有通風机的小房間。机器一開，新鮮空气便吹進來，但是它的噪音太大。關掉它吧，人們又覺得空气不好。所以我就睡在辦公室里。它坐落在掩蔽所的前半部，室內裝有一個窗戶。這里沒有辦公的環境，連固定的工作時間也沒有。希特勒常說，人們為他選擇了最潮濕、蚊子最多、气候最坏的地方。然而我卻覺得東普魯士還是迷人的，初升的太陽映照著一大片紅色的三葉草地，綠色的牧場，蔚藍的天空，冬天還有處于原始狀態的雪景等等。
　　1942年2月27日我自“狼穴”大本營寫給女友的信中說道：
　　“……我的同事本來一直給人一种相當穩健的印象，可這种令人不滿的生活現在使她的情緒也非常低落。一切用正确的態度來對待難以避免的問題的良好想法總是過几天就崩潰了。我們的情緒起伏波動。這与不守紀律無關，而是關聯著許多其它因素，就此我想三月份再与你交談……
　　……天气熱了兩天突然又冷了起來，白天的气溫實際只有17攝氏度，凜冽的東風寒气襲人。這种寒冷對我們來講也已算不了什么，因為我們已經磨煉出來了，只是那討厭的風令人難受。盡管如此，現在我們每天至少要走上一個小時，穿過這個地區，通常一直走到下一個荒蕪的村子為止。夏天，這個村子看上去非常令人難受，但是到了冬天，在松軟的白雪覆蓋下它卻顯得非常浪漫。一天工作之余人們就閒散地呆著。盡管首長常感到很累，然而他卻不去睡覺，令人很痛苦。過去，我們經常在晚上放唱片，人們可以沉浸在思考之中，但是，自從托特不幸遇難以后，這种音樂晚會就很少搞了。因為在一起喝茶的老是這一伙人，沒有來自外部的刺激，加上這伙人中誰都沒有什么特殊的個人經歷，所以我們的談話常常很平淡，令人感到乏味、沉悶。實際上，這种談話也只能是這樣……”
　　后來，我曾就此做過如下記載：娛樂：每天晚上看電影，下午喝茶。人們從不談政治。希特勒的影響到處可以感到，人們要么沒有主見，要么有主見而不敢說。誰要敢于講出自己的意見，誰就會被赶出這個圈子。對于在希特勒身邊工作的人來講，他就是他們的主心骨。
　　在斯大林格勒戰敗之前，希特勒還時常舉辦音樂晚會。他喜歡听貝多芬的交響樂、瓦格納的歌劇片段或胡戈·沃爾夫的曲子。音樂一放，他閉目靜坐，聚精會神地欣賞起來。同一張唱片他往往播放數次，參加晚會的听眾一般都可以熟練地說出唱片的編號。假如希特勒說：“阿依達的最后一幕《封墓》。”那么听眾中就會有人把唱片編號告訴仆人：“第一百多少多少號。”
　　斯大林格勒戰役之后，希特勒不再听音樂了。晚上總是嘮嘮叨叨地講個沒完。然而他說來說去不外乎那些內容：他在維也納度過的童年、斗爭年代、人類歷史、微觀世界和宏觀世界等等。就大多數話題而言，他所要講的我們都早已知道。這樣，晚上則成了我們的累贅。世界上和前沿陣地上發生的事件喝茶時是不能談論的，所有与戰爭相關的事情都不能談。
　　這樣一來，談的最多的就是那种決不會使人難堪的話題，如布隆迪如何頑皮、听話或有一天一只突然出現在“狼穴”里的雄貓如何冒險的故事。本來希特勒不愛貓，据說是因為貓追鳥的緣故。但對“彼得”，他已逐步習慣了。不僅如此，假如這只雄貓跑到我們的怀里，他甚至還嫉妒。要是他的警犬布隆迪這樣做，他就更嫉妒了。如果有誰悄悄地靠近布隆迪。他會生气的。誰要是用肉來引誘它，他會馬上怀疑這個人的用心，他是嚴格禁止用肉來引誘布隆迪的。他認為，誰都不能博得布隆迪的喜歡，布隆迪只能忠誠于他一個人。
　　每天早餐之后，希特勒都帶著布隆迪環繞著他的掩蔽所散步。他為有這只由專人（塔諾夫）照管的狗感到自豪。布隆迪的确是一只容易訓練、動作靈活的狗。他可以表演節目，如走平衡木、跳躍兩米高的牆和爬梯子。希特勒不喜歡小狗。他常常把愛娃·布勞恩的兩只蘇格蘭猛“內古斯”和“施塔西”稱作“木刷子”，愛娃·布勞恩則回擊道：“布隆迪是一頭小牛。”
　　我那時曾寫信告訴我的女友，“我們養了一只雄貓，這使我們感到愉快，它常常坐在我們身邊，它玩耍起來的优美風姿不止一次地使我們從談話中出現的令人不快的尷尬局面中解脫出來。我特別喜歡它，每當它跳到我的怀里，我就將疼痛的雙手伸到它那柔軟的毛里，此時我倍感舒服。我們還養了一只蘇格蘭猛，但它不怎么受歡迎，因為它過于倔強執拗（另外，首長說它象一把木刷子，他永遠不會同它合影）。有那只貓在場，它就不能和大家坐在一起，不管怎樣它還是很重要的，因為即使它不在場。也常起到活躍談話气氛的作用……”
　　有些談話也還是很有意思的，人們至今仍可以在海姆那里查到一些。比如，有時在喝晚茶時，希特勒談到日本人時說：“人們譴責我同情日本人。什么叫同情？日本人是黃皮膚、小眼睛，但他們与美國人和英國人對著干，因而對德國是有益的。也就是說，我喜歡他們。”新加坡事件之后，里實特洛甫到元首那里匯報情況。他本想通過電台和新聞界大張旗鼓地將新加坡事件公布于世。在掩蔽所內小小的辦公室里，希特勒面對里賓特洛甫站著，回絕說：“里實特洛甫，我不同意把這件事鬧得這么大。必須從長遠考慮，總有一天會与黃种人鬧翻！”
　　希特勒經常談起与他共過事的人。有一次在談到施佩爾時他說；“他是一位藝術家，与我感情很好。我与他個人關系最好，因為我非常了解他。像我一樣，他是一位設計師，既聰明又謙虛，不像軍人那么刻板。沒想到，他對他所從事的偉大工作是那樣駕輕就熟。他有很強的組織才能，始終胜任他的工作。假如我向施佩爾提出一個設想，交給他一項任務，他先考慮片刻，而后說：‘是，元首，我認為此事可行’，或者回答：‘此事不能這么辦’，然后擺出他的論据，可謂頭頭是道。”
　　施佩爾是希特勒堅定的追隨者，在他被拘留之后，我才真正發現，希特勒說的“一切責任我來承擔”的話是那樣深地銘刻在他的腦海里。希特勒這句話在他所有的追隨者中激發了一种“責任感”，進而變成了對希特勒不可動搖的信任感，相信他就像信奉上帝那樣。只要希特勒活著，施佩爾就認為他是一位“非凡的人物”，隨著希特勒的死，他對施佩爾產生的魅力也就不存在了。
　　希特勒有時還談到霍夫曼：“霍夫曼過去曾是個棒小伙子”，他說，“那時他敏捷，靈活，身上背著那個复雜的舊相机不知疲倦地工作。為了照出好照片，他還鑽到黑布下面使用沉重的相机，這是要冒一定危險的。”
　　霍夫曼也愛喝酒。有一次他在吃飯的時候喝了過量的酒被希特勒發現了，希特勒對他說：“霍夫曼，你的鼻子看上去像個爛南瓜。我想，如果有人在你呼出的气下面點上一根火柴，你就會爆炸，不久在你的脈搏里流的不是血，而是紅酒。”過去，當著希特勒的面霍夫曼是不這樣干的。而現在霍夫曼居然敢這樣干，使希特勒感到震惊。最后希特勒命令紹布和阿爾貝特·鮑曼：“請你們注意，霍夫曼教授到我這里來時頭腦要清醒。我請他來是与他聊天的，而不是要灌醉他的。”有一天晚上喝茶時，我稱霍夫曼為“最靈活的人”，這可大大地触怒了希特勒，這事我后來才知道。
　　霍夫曼教授是一位19世紀壁畫的收藏家，同時收集希特勒作的所有水彩畫。每當他到埃伯斯貝格大街希特勒的別墅去拜訪他時，從不忘記向他提及水彩畫的事。對此霍夫曼非常自豪。我還記得，希特勒在許多談話中都曾告誡霍夫曼不要出那么高的价錢購買他的水彩畫，因為他——希特勒——當時畫一幅畫也只能得到20—30馬克。霍夫曼教授的收藏品后來是怎樣處理的，我就無從知曉了。但是我想，這些收藏品的命運与戰后我從貝格霍夫內搶救出來的那批壁畫和藝術品所遭受的命運別無兩樣。
　　1944年3月12日希特勒和霍夫曼教授在貝格霍夫曾進行過一次談話，談話的記錄我曾見到過，從記錄中人們可以了解到希特勒對他過去的工作所持的態度。
　　記錄副本
　　今天吃午飯的時候，霍夫曼教授向元首呈上一幅水彩畫，這是元首1910年的作品，是霍夫曼教授近日在維也納得到的。
　　元首：“霍夫曼，但愿這幅畫不是你買來的？”
　　霍夫曼教授；“它是別人送給我的，也就是說人們告訴我，這幅畫是送的，不要付錢。”
　　元首：“這些東西今天也值不了150或者200德國馬克。如果有人出更多的錢來買它，就是發瘋。我本不想當一名畫家，畫這些東西只不過是為了能夠糊口和學習。這樣一幅畫當時連12馬克都不曾賣到過。我作畫的數量是以足夠支付生活必需品為限。我每個月的生活費用不超過80馬克。午、晚兩餐一馬克就夠。那時我都是通宵學習。我所制作出來的建筑設計圖是我寶貴的財產，是我的精神財富，我賣掉了我的畫，但從未出賣過我的設計圖。必須指出，我今天的所有思想，我的建筑設計都源于我當時在長期通宵達旦的勞動中所掌握的知識。如果說我今天還有可能親手繪制一座劇院的草圖，那么我干起來，頭腦并不模糊。所有這一切都應歸功于我那時的學習。非常遺憾，我那時制作的絕大多數設計圖都丟失了……”
　　上薩爾茨堡
　　1944年3月12日
　　希特勒眷戀他的建筑設計圖，不想將它們賣掉，這一點我可以證實。紹布1945年4月底在貝格霍夫清理了希特勒保險柜里的文件并且拿到台階上焚燒，在這些文件中夾雜著許多希特勒的建筑設計圖，我順手抱起一捆圖紙，使其免遭焚毀。但是這些圖紙已不在我手。有一半，阿爾貝特·佐勒沒有還給我，其余的一半我傻乎乎地賣給了皮克博士。
　　1942年夏天，希特勒臨時遷址到文尼察附近名為“狼人”的大本營。在那里，不管怎樣我們還是住進了木板房。
　　1942年8月14日我自文尼察附近的小米哈依洛夫斯卡“狼人”大本營寫給女友的信中說道：
　　“……”對于你能夠理解我思想上的懶惰我真感到高興。四周以來，自從我們來到新的營地以來我始終沒有情緒寫私信。實際上，我的身心還是正常的，只是缺少為我填補精神空虛、給予精神刺激的人。非常遺憾的是，這儿籠罩著令人感到沉悶的气氛，簡直讓你無可奈何。自從讀完了本拉特撰寫的兩本厚厚的書之后，我就沒有再讀過正經的東西，主要是情緒不穩定，不愿再看書。
　　給我們看的電影都是老掉牙的、無聊的和沒有思想的。我和約翰娜前兩天晚上又心血來潮，看了些過去看過的片子，否則的确沒有更好的片子可看。乏味的片子看后使人感到受刺激，并且周身不适，天知道這是些什么片子。但盡管如此人們還得看，不然就只有上床睡覺了。現在我簡單向你談一下我們的新營地和我們搬遷的情況等。
　　7月17日，我們一行約十六七架飛机啟程向著東方進發。机場上是一副雄偉壯觀的場面，所有的大型飛机都并排停在那里，發動机都已啟動，准備起飛，抖動著的机翼和發動机發出的聲音響徹天空，直到進入跑道的飛机一架接一架起飛后這种響聲才算消失。机長請我坐在駕駛艙里，我欣然同意，因為從机艙里望去完全是另一种景象。從飛机的窗子里向外望，只能看見一面，一小部分，而在駕駛艙里視野卻要開闊得多。在這里你明顯感到是在飛行。
　　此外，在飛行過程中跟蹤查看地圖我覺得是很有意思的，這是一門我所掌握不了的科學。我很佩服懂得這門科學的人。說地形貌似地圖，這樣講未免太簡單了。固然它們有某些相似之處，但實際上具体情況是錯綜复雜的，難于將二者相互協調起來。比如主要街道，在地圖上是用粗粗的紅線條標出的，實際卻是灰色的，而且不引人注目（最好我也應該了解一下鐵道的路段的顏色）。地面部分地被云影遮蓋著，在低霧的籠罩中時隱時現，它的歸宿究竟何在，無論如何我是搞不清的。
　　書歸正傳。經過長時間的飛行之后我們到達了指定的机場。下飛机后我們乘坐一輛克虜伯公司制造的越野汽車繼續前進，這种車根本不适合在俄國的道路上行駛。約翰娜·沃爾夫乘飛机時就已感到不舒服，現在又不得不繼續忍受痛苦。她已完全精疲力盡，抵達目的地后的初期，她根本無法工作。她的情緒越來越低落，當我們看到辦公室時，我的心也涼了。這個房間的左右兩側都有門，分別對著兩個洞口。洞中擺著一張帶欄杆和行李架的小床。而且辦公室又那么窄小，我們實在無法活動。我們的大件行李、巨型辦公文具箱、木箱和五台打字机就把房間裝得滿滿的。
　　我們在黑暗、空气稀薄的掩蔽所里生活的時間足夠長了，本來指望能在有大窗戶的明亮的房間里栖身。誰知小臥室的窗戶只有35—40公分大小，小的簡直令人難以想象，而且外面還同上一層鐵絲。這個“窗戶”對我們的震動是最大的。好在有人還算明智，在我臨時住了八天之后，把我調到另一個房間，我總算有了一個象樣的辦公室，室內還裝有挂帘子的壁櫥。由于我的精心布置，這個房間——我可以心安理得地講——是整個營地里最舒适的。
　　我只能盡一切可能來布置：室內擺了一個長沙發（是用布帶把板凳纏起來，沙發的上面擺放著深綠和藍兩种顏色的布做的坐墊）。牆上挂了一塊壁毯，它本來是擺在床前墊腳的。壁毯下面擺了一張小桌子，它是用行李箱架子和從大衣柜上取下來的木板自制而成的。桌上舖著鑲紅邊的紅點桌布，旁邊擺著兩把椅子，一把是用布帶纏的，一把是用稻草纏的。地上舖著一塊地毯，牆上還挂著針織品和印刷品。另外室內還擺放了各种各樣的鮮花，主要有百日草，還有非常別致的黑柄飛廉草。在這個房間里我們搞過一次節日聯歡，一直持續到早晨六點鐘。這种情況是常有的……這事不能對外面講，然而人們不免還是要議論一番。
　　這里的居住條件与“狼穴”大本營差不多，不同的是，這里不是混凝土筑的掩蔽所，而是木板房。這些房子外觀很美，內部卻很潮濕。所有營地的情況大同小异：開始住時床舖都是潮濕的，凍得可怕，大家都認定將來要得風濕病。白天的气溫非常高（45—50℃是司空見慣的），夜間卻相對很涼。天气變化無常。
　　蚊叮比去年還厲害，而且今年又多了一种蚊子，被它叮后會導致瘧疾。有一种名叫阿的平的防蚊藥，吃起來非常苦，每天晚上服用時大家總要抱怨一番，盡管如此還是強忍著吞下去，因為如果不服用這种藥，一旦得了瘧疾，就會受到別人的譴責，說你是在自我摧殘。炎熱的天气，晚上總要与從紗窗鑽進來的蚊子展開一場惡戰，它們無孔不入，圍著貧睡的人嗡嗡作響，它們使出一切本領，直到人們實在控制不住罵著從床上起來為止。最近有一天晚上，我不得不用下述辦法為自己解圍。我從床上起來，拉開臥室的窗帘，打開室內所有的燈，把壁旮旯里的蚊子統統引到燈光下，當它們團團聚在那里時，我再拉上窗帘，上到床上，而燈則繼續開著。剛要躺下，床邊發出了嘰嘰吱吱的聲音：原來我為補養身体備了些牛奶，這下又把老鼠引了進來。我大叫一聲，再次下了床，坐到室內的沙發椅上，此時圍在燈光下的蚊子還在嗡嗡作響。這真是一個該死的不安宁的晚上。弗朗克·提斯在一本書中曾說過，所有的女人都是愚蠢的，遇到一只無關緊要的老鼠也像是遇到老虎那樣大惊小怪。他的話不無道理。
　　我們已經有了一個10×15米的游泳池，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可惜經常沒有熱水，涼水非常之涼。我們的伙食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因為我們的給養來自農村，所以早上的黃油很丰富，經常吃到一個雞蛋。新鮮蔬菜是由一個大菜園供給的。
　　在离營地不遠的一個城市里有一屠宰場，總面積為10万公頃，在同行業中屬歐洲最大的。我曾有机會參觀了這家屠宰場，觀看了從牲口的麻醉、屠宰一直到制成腸子和罐頭食品的全過程。
　　這家工厂是按照美國模式建立的，全是流水作業，剝掉一張牛皮只需30秒鐘，時間极短，這個過程在德國總得持續兩個小時。這里每天屠宰大約250—300頭牛，制做12000—15000盒熟肉罐頭。罐頭裝好之后，要對其進行耐久性抽樣檢查。方法是，把要檢查的盒裝罐頭放進保溫箱，在熱气溫下放24個小時，取出后如沒有變化，就將它們運往前線。
　　在這個工厂里，牲畜屠宰后剩下的部分都可利用，最后制成肥皂、紐扣、梳子和煙嘴。皮子要腌四至六周，每天都得翻個，撒上一層新鹽。這的确是一項了不起的工作。干這項工作的主要是婦女。由于她們勤勞，因此适合干這項工作……
　　市內還有一座劇院，是沙皇時代留下來的，現已非常破舊。木頂上長滿了虫子，早晚會倒塌的，是明天還是十年以后，這只是個時間問題。确切時間專家也下不了定論。這個頂部有70吨重，一旦坍塌將會造成。場嚴重的災難。
　　劇院內的燈光由于設備簡陋照射能力很弱。樂隊演奏出色，相互配合默契。芭蕾舞片段的表演也很成功，男女主角完全可以登上柏林的舞台，并會受到熱烈歡迎。尤其他們在表演本國作品時，表現得更為自如，比如跳烏茲別克（蒙古）舞蹈時，就突出体現了具有明顯的亞洲人特征的民族特點。然而，他們卻不會跳華爾茲舞，這是一种節奏极快的快步舞，他們可以不去跳它。有意思的是，他們在演完一場歌劇之后都要加演大段的芭蕾舞。
　　我看了《茶花女》和《浮士德》。歌劇演員化裝的像是一尊蜡像，尤其是男演員表情呆板，動作生硬，如同模子刻出來的一般。這也許是學校教育的結果。然而他們的聲音卻都几乎無一例外地出色。演員的服裝（如在《茶花女》中）体現了20世紀的新潮，裙子要么很短（如1920—1924年），要么很長。但這一切都被他們那种實實在在的表演掩蓋了。總的說，演出是很有意思的。
　　我們剛剛到達這個地方就認識了市政委員和地區委員，并且有机會通過他們了解很多情況，比如，我可以到許多集体農庄去參觀。那是個晴朗的天气。早晨八點鐘汽車出發了。早飯是在一位集体農庄主席家里吃的。他住在湖邊，离我們這里有一個半小時的路程。早飯有德國風味的煎牛排、炒蛋和乳酪，飯后我們喝了一杯蛋黃利口酒。接著開始參觀。田野里雜草叢生，因為布爾什維克從不往地里施肥。指望他們來滿足我們的需要是件費力的事。我非常喜歡這里的風景，它喚起了我對家鄉的怀念。美麗的田野上生長著正在開花的養麥和向日葵，那紅色和粉紅色的罌粟簡直漂亮极了。人們曾在這里試种過大豆，但未成功，成熟不了。現在又引進了保加利亞的大豆來試种，這种大豆提早六周成熟。
　　在這里定居的我們的人無疑是很不容易的，然而卻也提供了干大事的許多机會。在這個幅員廣闊的國家逗留的時間越長，對這里的各种情況了解得越多，就越發感到，今后究竟誰來完成我們的偉大使命是個問題。人們越來越感到，無論從哪個角度講，异族不适宜完成這一偉大任務。所以不适宜，這是因為隨著世代的變遷，統治階層即德意志成分終將与异族混合起來。這顯然与我們的基本觀點相左，即我們必須維護北日爾曼有限的民族特征。如若這樣，我們今后的歷史將与羅馬民族的歷史同出一轍。每個仔細觀察事物的人都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即戰爭擴大了領土，戰后我國人民應該做出的貢獻至少不應少于在戰爭中所做出的偉大貢獻。我們這一代決不能游手好閒。要努力，再努力！
　　看，我又扯遠了。再來談談集体農庄主席，他是一個吃得极胖的石勒蘇益格一荷爾斯泰因人，店面整理得井井有條。參觀結束后吃午飯，下午還去看了一座被布爾什維克破坏了的大型制糖厂。接著又喝咖啡吃油煎餅，之后來到湖中盡情地玩耍。我是唯一的女性，因此成了注目的中心，我愉快极了。晚上，一桌丰盛的晚餐又擺到了我們面前。地區委員是個大膽的小伙子，他講的故事常常使我們捧腹大笑。
　　我們也常應市政委員的邀請到他那儿去作客。他的住所過去曾是一所儿童療養院。房子已很破舊，然而花園卻极富有浪漫色彩（這恰恰是我喜歡的，我并不怎么喜歡那种整齊的道路和花壇）。房子坐落在小山上（士兵們稱這座庄園為‘上薩爾茨堡’），由這里望去，遠方的城市、寬闊的河流构成一幅迷人的景致，令人陶醉。那蜿蜒于山丘、草原和森林的河流強烈地使我聯想起威悉河。
　　晚上，我們坐在花園里的長餐桌旁，桌子上擺放著點燃了的蜡燭。生活多么浪漫，只可惜人太多了。我越來越主張搞小范圍的聚會。這樣，大家還可以相互有所收益。地區委員剛剛給我打來電話，奉承我說，參觀集体農庄時見到我的所有人都對我的到來感到高興，并且要我務必單獨再去一次。
　　我想，對你來說這封信寫得太長了。可是現在我正好來了情緒，還想對你多講些。傍晚，我們經常到附近村里去散步，那里的孩子們常常期待著我們的到來。漂亮的孩子們，都長著一頭黃發，一對藍眼睛，十分引人注目。我有一本供士兵們使用的字典，借助于它与孩子們搭話。見到此景，別人常常捧腹大笑，不過總還是可以對付的。至少我們因而得到了很多樂趣。從沙皇時期過來的老人們几乎都很通情達理，待人也很有禮貌，然而那些（接受過布爾什維主義教育的）青年男女們則不同，我是不愿在黑夜碰見他們的。街道糟糕透頂：雨天時路面滑的像肥皂，簡直無法行走；晴天時路面則又坑坑洼洼、崎嶇不平，走起路來深一腳淺一腳。房子遠遠望去很富浪漫色彩：白色的，都是草頂，內部則很簡陋。風土人情就寫這么多吧……”
　　如上所述，希特勒在進軍俄國的初期情緒一直很好，有說有笑。但當1941年冬至1942年春天的寒冷使進攻受阻時，首長的情緒便開始低落下來。我本人忍受了長期無所事事的痛苦，每逢負責衛生保健工作的勃蘭特大夫處理大量信件時，我就与他一起干上几個小時，這使我特別高興。
　　進軍俄國的時間拖得越長，“狼穴”大本營里需要補充的設施就越多。我們逐步有了電影院、茶館。我們感到，有了這些設施以后，生活舒服多了。
　　遺憾的是，我未能說服首長這里只留一位女秘書就足夠了。我想隨便到一個地方做些有益的工作，但他不讓我走。這种游手好閒，天天沒完沒了的茶會，千篇一律的生活，對所有這一切我都感到厭倦，產生了一种反抗心理。有一天晚上喝茶時我的厭煩情緒明顯地表露出來。
　　日子總是那么單調乏味，晚飯后我看了一部電影，然后來到了俱樂部，剛想在那儿舒服一會儿，希特勒的仆人便來叫我去喝茶。我想今晚的茶會也許持續的時間不會太長，因此可望過一會儿再到俱樂部來。
　　興奮的情緒消失了。我皺著眉頭來到首長處。我知道，他的情緒也不好，因為前線正吃緊。但是首長還是提起了吸煙有害這個常提及的話題。希特勒反复講吸煙有害，會使毛細血管萎縮。吸煙者的胃里肯定令人非常可怕。吸煙者目中無人，迫使別人呼吸污濁的空气。他真想在德國徹底禁煙。要通過在煙盒上印骷髏頭來發起禁煙運動。“我要是發現愛娃偷偷地吸煙，”他經常強調說，“我就有理由立即并永遠与她分開。”當愛娃的妹妹格雷特爾答應她不再吸煙的時候，他便送給她一枚珍貴的藍寶石戒指。
　　當時，我吸煙吸得很厲害。希特勒說，由于對煙葉制品實行平均分配的辦法，所以那些本來不吸煙的青年士兵也成了吸煙者。不應該發給他們香煙，而發巧克力。大家都表示贊同，唯獨剛剛去過俱樂部、略帶醉意的我毫無顧忌地插話說：“啊，我的元首，還是讓這幫可怜的年輕人（我不敢肯定當時我是否甚至用上了‘可怜虫’這個詞）分享這种樂趣吧，否則他們還有什么可享受的！”
　　希特勒對我愚蠢的插話未予置理，接著說，尼古丁和酒精都有損人的身体健康，精神上也會因此變得麻木不仁。我例舉攝影師海團里希·霍夫曼的例子嚴厲駁斥說：“我的元首，不能這么說，霍夫曼整天吸煙喝酒，然而他卻是全店最敏捷的人。”對此希特勒顯然是生气了。他雖然沒講什么，但卻很快站起身來，帶著一副冷冰冰的嚴肅面孔离開了大家，我這時才感到我闖了禍。
　　第二天上午，當人們習慣地向仆人打听首長的情緒時，漢斯·容格向我們（我和約翰娜·沃爾夫）透露，今晚的茶會不請女士參加。希特勒讓阿伯特·鮑曼把這個消息告訴了我們。當我進一步向阿爾貝特·鮑曼詢問此事時，他很尷尬地承認，首長生我的气了并且不想請女士們參加茶會。
　　下午我必須到希特勒處進行口授打字。我設法向他道歉，但希特勒卻打斷我的話說：“為此你無需道歉。”后來，約翰娜，沃爾夫想在他那儿調解一下此事，他卻不滿地回答說，“他覺得我們在他身邊感到無聊，他不想讓我們為他來犧牲這些晚上的時光。”
　　從此以后，他的眼中再也沒有我。在旅途中，我們在餐車上要么圍坐在一張桌旁，要么坐在鄰近的桌子旁邊。由于他不理我，我根本就不到餐車去進餐，而是讓人把飯送到我的包廂里。這种情況持續了一段時間，直到有一天，阿爾貝特·鮑曼找到我對我說：“施羅德，首長問你為什么不到餐車去。”我錯誤以為這是一种請求、一個和解的姿態，于是我便來到餐車，心想一切都重歸于好了，然而首長還是不理我。這下我徹底的病倒了，此后我离開了大本營一段時間，療養去了。
　　在我不在期間，那時剛剛結過婚的達拉代替我的工作。此外，又招聘了一名營養師馮·艾克斯納女士，茶會又恢复了。我療養歸來后的第一、天晚上就參加了茶會，坐在希特勒的右手，馮·艾克斯納女士的左手。像以往那樣，希特勒吻了吻我的手以表示問候，繼而又問了我的境況，此后整個晚上就再沒有与我說過一句話。
　　很長一段時間以后，希特勒才原諒了我的失禮。1943年，在前線日趨吃緊時，他計划于9月赴索帕羅什耶一第聶伯羅彼特羅夫斯克最前線去并且要我同行。抵達后的當天晚上他向我口授了向戰士們下達的堅守陣地的命令。這時，他才第一次又与我談起了一些私事。
　　然而，真正的和解還是在1944年3月份。由于息嚴重的坐骨神經痛，我到加施泰因療養浴場去療養，在此期間，為祝賀我的生日，他讓人給我送去了一束玫瑰花，并附上他的親筆賀辭。賀辭寫在印著希特勒簽名和帶有燙金國徽的白色卡片上，得到它是一种殊榮，通常像戈培爾夫人、戈林夫人、特羅斯特夫人和維尼弗雷德·瓦格納和受他寵愛的人才享有這种榮譽。我當時非常激動，并在感謝信中寫道，我向上帝發誓，決不再吸煙。看來，這封信給他留下很深的印象，因為在貝格霍夫的那段時間里，晚上坐在壁爐旁聊天時，這封信曾多次成為他談話的題材。
　　在加施泰因療養地結束療養之后，我又在貝希特斯加登附近的比紹夫斯維森察貝爾教授的療養院里休息了一段時間，接受了比歇爾一本納的飲食療法，這才算最后結束了療養生活。
　　在此，我還想補充談一下有關希特勒的營養師馬倫娜·馮·艾克斯納女士和康斯坦策·曼加莉的情況。進軍俄國期間，希特勒的胃病越來越嚴重，為此他曾專門找過長期忍受這种疾病折磨的羅馬尼亞元帥安東內斯庫。安東內斯庫提起了維也納大學醫院的營養師馬倫娜·馮·艾克斯納女士，她運用嚴格規定的、美味可口的飲食治好了他的胃病。
　　遵照希特勒的吩咐，莫雷爾教授為他去物色一位同樣好的營養師。這位教授到了維也納大學醫院，成功地找到了倍受安東內斯庫贊揚的那位營養師。大本營里專門開了一個制做特种飲食的小灶，馮·艾克斯納女士精心制做的所有菜肴都是有利于希特勒消化的。希特勒高興地夸獎飯菜丰富，他尤其對維也納甜食和味美的苹果蛋糕贊不絕口，這种蛋糕我們也覺得极好吃（一層薄薄的面餅，上面放一層苹果塊——可能的話——再放上少量的摜奶油）。
　　自從与希特勒就酒精和尼古丁拌嘴之后，夜間茶會就再沒搞過。但在我療養歸來之后，茶會又恢复了。馬倫娜·馮·艾克斯納女士也加入進來。她的到來使談話活躍起來，尤其每當她談到她的家鄉維也納時，希特勒听得總是津津有味。安東內斯庫元帥有一次訪問大本營時再次見到馮·艾克斯的女士。他非常高興并送給她一只很小的小狗，這只小狗像約克郡猛，很有活力并且很聰明，但個頭卻比一般的狗要小，在希特勒看來，作為政治家把這只小狗當作禮物送人就失禮了。因此，希特勒指示全國領袖的曼為馮·艾克斯納女士搞了一只价格昂貴的獵狐犬。
　　但是，當馮·艾克斯納与馬丁·約曼手下的一位副官的愛情發展到必須澄清她的身世時，人們才知道他的祖母是一個棄儿，此時正值非猶太血統的白种人條款在醞釀過程之中，此事的出現使得這位可愛的維也納人的命運遭到了悲慘的結局。從此以后，希特勒再也不沾這位不幸的女士所做的菜肴，致使他又犯了胃病。此事發生時，人們正計划加固“狼穴”大本營的掩蔽所，因此大本營必須轉移到上薩爾茨堡會。利用這個机會停了馮·艾克斯納的職，接著她就被解雇了。全國領袖鮑曼奉命對艾克斯納家族實施了雅利安化。
　　希特勒在山上逗留期間，他的食譜是察貝爾教授在貝希特斯加登附近比紹夫斯維森療養院里按照瑞士醫生比爾歇一本納的方法配制，由年輕的蒂羅爾人康斯坦策·曼加莉制做的，飯做好后再用汽車運到山上來。1944年7月初，在返回腊斯騰堡大本營的前夕，有人問曼加莉小姐，是否她愿意跟隨希特勒去當營養師。由干我過去曾在察貝爾的療養院里療養時認識了她，所以她便來問我。遺憾的是，我對她進行了積极的勸說，她答應了。就這樣，這位個子高高、長著一頭黑發的年輕漂亮的姑娘，一位有才華的鋼琴家于1944年來到希特勒身邊，當了營養師。希特勒根欣賞她，炫耀地說：“我有一位名叫莫扎特的廚師。”
　　1945年，曼加莉的營養灶起初設在柏林元首地下避彈室里，她常常与希特勒一起進餐。1945年5月撤离總理府后，在逃离柏林的過程中，她悄悄地溜走了。后來人們再也沒有听到一點有關她的音訊。有人說，她服了希特勒發的氰化鉀毒劑自殺了。
　　在察貝爾教授的療養院結束了療養生活之后，我于1944年7月又開始了在“狼穴”大本營里的工作，這時，掩蔽所已加固完畢，頂上种了草和樹，以免被飛机發現。我歸來后，希特勒對我熱情如故。因為他知道我也接受了比歇爾一本納的飲食療法，所以問我愿意在軍官食堂与大家一起吃飯還是單獨吃飯，當我說要單獨吃飯時，他便邀請我同他一起在掩蔽所里用餐。在他遭到行刺的前一天，即1944年7月19日，吃午飯的時候他對我說：“對我來說，現在不能出任何事，否則我的事業就完了。”
　　那時，形勢討論會都在賓館（臨時木板房）的休息室舉行。那是一個炎熱的夏天，在如同沼澤一般的草地里，飛舞著成群的蚊子，哨位上都罩了蚊帳。7月20日，人們正在吃午飯，外面傳來了一聲巨響。由于在离此地不遠的地方有一片布雷區，有時人們不小心踏上去會引起爆炸，所以人們時常會听到爆炸聲。然而此次的響聲卻不同与往常。人們惊慌地呼喊醫生：“炸彈爆炸了，好像是在賓館發生的！”突然，各處都被封鎖起來。我當時還想，“今天我肯定不需要与首長共同進餐了。”接著有人喊：“首長安然無恙，但臨時木板房給炸毀了！”
　　出乎我的預料，下午3點左右我被召到首長那里。當我走進希特勒的房間，他便略顯吃力地站起身來，握住了我的手。他的气色看上去格外好，向我講述了這次行刺的經過：“沉重的桌子腳擋住了爆炸的力量。坐在我旁邊的速記員被炸掉了兩條腿，對我來說，真是万幸！假如爆炸發生掩蔽所，而不是在臨時木板房，那我們性命就都交代了。難道我這段時間以來不是料到要出什么事嗎？你不記得昨天我還向你講過這一點嗎？”
　　然后希特勒還問我是否已看過會議室，那里變成了一堆難以想象的廢墟。我說沒看到，因為那里已被封鎖了。他說，我至少得去看一眼他那件被炸得粉碎的制服。說著便吩咐仆人把制服拿來，隨后將那條炸得破爛不堪的、唯獨那條褲帶尚可使其連在一起的褲子攤在我的面前，上衣中間也被炸了一個正方形的大窟窿。這些幸存物使希特勒有某种自豪感，他請我將它們寄給住在貝格霍夫的愛挂·布勞恩，并且告訴她，收到這些東西后要妥善保管。
　　然后，希特勒還講到這次行刺對他的服務人員產生的影響：“林格非常惱火，阿恩特也兩眼淚汪汪的。”行刺發生后，莫雷爾大夫心情非常緊張和恐懼，每當希特勒讓他看病，就得先勸他鎮靜下來。行刺使希特勒患了腦震蕩，但還沒有損傷鼓膜和擦破表皮，盡管如此，他不像其他軍官那樣臥在床上，而是靠打針來支撐自己，這是我在与希特勒一起吃飯時所看到的。
　　根据事先通知，領袖于下午來訪問。我本以為希特勒會推遲接待，但當我問他時，他回答說；“當然我要接待他。我必須這樣做，否則你想，外界就會散布關于我的什么樣的流言蜚語呀！”
　　當我們下午聚集在希特勒那里喝茶的時候，傳來了有關施陶芬貝格被捕的消息。起初，希特勒對讓施陶芬貝格逃往柏林感到惱火，但當他得知此舉可把他的同伙一网打盡時，則滿意地說：“現在我才放心，德國得救了。現在終于抓出了多年來暗中使坏的這幫雜种。我經常提醒施蒙特，然而他稀里馬虎，就是不信我的話。現在我證据确鑿：整個總參謀部都被污染了。”他接著又說：“這些想除掉我的犯罪分子根本不考慮，這樣做會給德國人帶來什么后果。他們也不了解敵人的企圖，是要置德國于死地并使德國永世不得翻身。如果這些人認為，沒有德國參加，西方國家照樣可以阻擋布爾什維主義，那他們就錯。我們必須打贏這場戰爭，否則歐洲將落入布爾什維主義的手中。我所關心的是，別再妨礙我或想除掉我。我是唯一看到這种危險的人，也是唯一能夠制止這种危險的人。”
　　我們在柯尼希貝格定做了一輛裝有無線電設備的車輛，在大本營的茶館里安裝了一套轉播設備。時近午夜，我們同希特勒一起進入茶館。坐在那里的還有經歷了行刺并負有輕傷的軍官們，如頭部裹著綁帶的約德爾和兩只手上打了綁帶的凱特爾。1944年7月21日午夜過后，希特勒發表了一個簡短的講話，目的是告訴人民他還安然無恙地活著。他感謝上帝使德國人民免遭了一場巨大的不幸。
　　1944年9月上旬，希特勒的腸胃病嚴重發作，盡管他臥床休息，但仍不見好轉。莫雷爾大夫的診斷是：膽囊排泄管神經性痙攣，導致膽汁倒流。希特勒在床上冷清地躺了數日，直到1944年10月初他才逐步恢复工作。
　　施蒙特的死使希特勒非常悲痛，他們曾進行過認真、艱難的談話。“我們已經清除了來自左邊的階級斗爭的干扰，”希特勒說，“但遺憾的是，与此同時我們卻忽視了克服右的傾向。這种疏忽是個很大的錯誤。”他還說：“無能的將軍怎能打仗。斯大林就無所顧忌地清洗了他的軍隊。”他旁若無人地講著，突然意識到自己講得太多了，便轉了話題。
　　希特勒不喜歡軍官階層。有一次他在貝格霍夫說：“戰爭結束以后，我將解甲歸田，政府工作由別人來管。我去寫回憶錄，去結交有才智的，聰明的人，而不愿再見到軍官。他們一個個都是固執己見的大草包，既片面又古板。多年跟隨我的兩位女秘書屆時還將隨我，給我當秘書。”
　　1944年底，在“狼穴”大本營里生活越來越變得令人不安。天天都有敵机從大本營上空掠過。希特勒一直在等待机會來一次突然襲擊，他警告那些麻痹大意的人不要离開防空洞。盡管有不少人催他撤离大本營，返回柏林，但他絲毫不動。他說：“留在這里是我的義務，這將會對人民起到一种安撫作用。我的戰士們也決不容忍敵人打到他們元首所在的大本營。只要他們知道我還堅守在陣地上，他們就會拿出更大的力量去戰斗，頂住敵人的進攻。”當前沿陣地越來越迫近大本營時，我們才于1944年11月底遷到柏林。
　　早在“狼穴”大本營里，希特勒就開始策划阿登進攻戰，指望這次戰役能扭轉在西線的敗局。1944年底，他焦急地等待著合适的時机，以便實施這一作戰方案。至于确定哪天開始行動，他的直覺已不起關鍵作用，現在到了只有气象學家才有發言權的時候。他天天都要向他們討教。有位專家曾預告，1944年12月份的一段時間有霧天，這有利于戰前軍隊集結。為了感謝這位專家的正确預告，希特勒送給他一塊金表。
　　1944年12月中旬至1945年1月中旬我們搬進了“鷹巢”大本營，圣誕節也是在那里度過的。大本營建在洪格地區，在巴特瑤海姆市附近。“鷹巢”大本營處在一個林區，房子是用木板臨時搭成的，還有地下掩蔽所。有一次，希特勒、達拉和我在掩蔽所外邊的樹底下站著，美國和英國的轟炸机群在光天化日之下從我們頭上飛過。我問元首：“我的元首，你認為我們還能打贏這場戰爭嗎？”希特勒回答說：“我們必須打贏。”達拉后來又向我提起這次談話，她說：“……我當時听到你提的問題，恨不得鑽到地底下去。”
　　阿登進攻戰失敗后，我們又回到柏林。希特勒起先在新總理府他的辦公室里舉行形勢討論會，在我們前面多次提到的樓梯間里用餐。后來由于開會和用餐不斷受到突如其來的飛机警報的干扰，所以希特勒才躲進了他的地下避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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