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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0月底飛到上海，才下飛机，就覺得空气冰冰薄薄，台北還像初夏，略一跑動就流汗，上海卻不，已經是深秋了。 手上的劇本不曾离開過，讀了又讀念了又念，我向來覺得自己才華不多，只是比較敏感和愿意嘗試，因此可以演戲時，我每每都告誡自己一定要用功，常常朋友問我在做什么，我都答“做功課”，像個小學生，把劇本當課本，戰戰兢兢地念。 演戲很怪，像一個會上情緒魔術的魔術師，一叫哭就哭叫笑就笑，有時對著空气劍拔弩張，有時深情款款，事后回到屋子再想都好笑，到內地拍電影是第一次，心下也有些緊張，但上影厂將一切招呼好，我也就放心地休息了几天才開始拍攝。 《我血我情》是一個很有趣的故事，我說的有趣并不是指好笑或好玩，而是名值得探討的部分。一個啞巴的女孩因為党爭而嫁到上海，但丈夫卻不久后离世，她年紀尚輕又清洁單純，和丈夫的弟弟年齡相仿，于是兩人有了一段朦朧的情感。只是弟弟為替哥哥報仇，一夜不辭而別，再過几年，這家中的長子，也就是她未婚丈夫的大哥央求她嫁他，為感念大哥照顧她的恩情柔義，她便嫁了，卻在結婚當天，弟弟又出現，并且為家中帶來了敵人的殺机，于是家中陷入了情感、義气和恩怨的漩渦里。 這樣的故事，剛看真是惊心動魄，30年代的上海雖然正是開放的前衛都市，但一個啞巴女孩和三個男人糾纏，而且還是三兄弟，想必現在這么開放的叨年代听起來都會咋舌，于是找來導演和制片在飯店討論，問了一堆道德論的問題。對我來說，演戲最快樂就是“尋找角色”的過程，我常會自問“為什么她這么做”、“為什么她這么選擇”，先問一大堆為什么，從很抽象的對待角色，再慢慢惜由找到答案的過程進入角色，這個階段有時很像一個心理分析醫師，在“尋找角色”的過程當中，你可以發現人性的善惡強弱，心中全有同情，會有感動，而這些情緒，身后就是表演吐最好的傳達。當然每一部戲和電影的導演都不同語求的也不同，我也試過拍候孝賢導演的《南國再見南國》，完全不做功課，只憑感覺，在現場即興表演，這樣的調整會視情形而定，但真的很有趣，像一個好的香水師，采了千百朵花，最后卻只萃取一滴精華，這种經驗常常會令我覺得人存在是有意義而且有創造生趣的。 導演一一回答了我的問題，他很年輕，長發技在預測，沉思時會用手指頂著下巴和唇，像是大學里憂心國家的知識青年，當他給了我答案又給我空間自己去發揮后，我就又回到房間里抱著劇本發呆了。 直到有一天我看了一部電影“Break A Wave”，是1997年坎城影展的參展片，也獲得了獎，我忽然頓悟，劇中的女主角很愛她丈夫，她丈夫卻因為鑽油而受了重傷，腦部受創神智混淆，他常會要她的小妻子去和別的男人發生關系，然后講述給他听，借此刺激他的求生意志。我在看片途中泣不成聲，一直罵那個妻子太笨，等到片尾妻子因遇到坏人喪生，丈夫卻活了下來，于是審判長問醫生：“你要怎么填這個女人的死因？”醫生思考了很久說“善良”。對，死因是善良，在英文叫TOO GOOD我們中文會說濫好人，一個濫好人為了要讓每個人都快樂她可以犧牲自己，但卻反而弄巧成拙越來越糟。對我來說，《我血我情》里的女主角盈盈就是個濫好人，TOO GOOd，善良，當初二哥在党爭中救了她；她父母懼亡，于是請她到上海，她回首前程茫茫，眼前的人深情款款，她不忍拒絕，也不會拒絕，從小到大她是家人的掌上明珠，家人在包庇地下党她自己并不知道，直到父母去世，她才惊覺自己只剩一個人了，失去了父母的羽翼遮蓋，她來不及摸索就被二哥信誓旦旦地接到上海，她原想這樣也好，這就是我的一生了，卻沒想到三弟晴光年輕好動卻不知覺感動了她，她甚至純良到不曾察覺這樣的事有何不妥，盈盈沒談過戀愛，她是個小孩子，只是浸在一种增俄的喜悅里，直到二哥出事，三弟晴光跟著离家，她才惊覺，原來，這可能是愛情，但她情何以堪，這些男人走時不通知她，來時也不通知她，只給她愛卻不給有形的呵護，她漸漸的死心，而且成長。 那為什么嫁大哥呢？對這個一向只有陽剛沒有陰柔的大宅，盈盈無异帶給每一個异性一种美好印象，沾有香气的衣服、麻花大辮，這都是一直只顧兼代父職及一家之長的大哥想都沒想過的，他知道他們之間的感情，所以沒有表達，但時間一點一點過去，盈盈不再是女孩，他怕歲月回憶都會孩找了她，于是問她“嫁不嫁”？盈盈見？似乎也只能是“嫁吧！哪里也去不了，而眼前的人對她，真是生生世世的重情”。于是嫁給了他，從此不再多思。當我把這些條理一想明白，心情立即大好，相信會是一部好的電影。 在上海拍戲很快樂，上海電影制片厂的人們待我好得如同手足，吃的喝的從來也不少，知道我想家，也會約我去吃飯听音樂解悶，三個男主角中以飾晴光的黃亞男在對手戲份上較多，年齡又相仿，我們常在片場抬權打發漫長的等待和寒冷，還有攝影組、燈光組的用心，每上鏡頭都好美，還被吳永林大哥開玩笑說“拍的太漂亮了”。最常在一起的是服裝和化妝，一伙人圍著小火爐吃瓜子、糖炒栗子好像已經是過年的气氛，這些和我在台灣的經驗是大不相同的，我很珍惜。 快拍完的前几天，我因入圍1997年金馬獎最佳女主角，整個劇組就說是他們帶了好運給我要我請吃飯，正好導演也很感謝這次大伙近乎共同創作，一人指揮的配合，就和我一人攤了一半費用請客作東。吃到一半時，周圍人開始敬酒，平常不喝的我也因离情依依喝了起來；又被起哄叫唱歌，唱完歌后又和大伙一一拍照，每個工作人員的每一張臉，喝的紅彤彤的臉龐，我至今仍一一記在腦海里。 在飛回台北的回程上給劇組打電話，劇組的人還說“飛机不飛了”，要不就說“轉一圈又回上海改”。听著他們熟悉的聲音，再想下次見面怕又要一段時間，終于感覺离別的不舍，班我來說不論演技，或者人生的路途上，都像多獲了一盤珍寶似的，這些滴滴點點的經驗及回憶都將深植在我心里，收在我的寶盒中，永遠珍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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