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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不詳） 1595年的早春，一位昏死過去几次的病人又一次頑強地睜開雙眼，46年來走過的風雨歷程又在他的腦海中流淌，他感慨万千，不禁口占一絕：“ 妄擬古之人，歲月蹉跎忽至今。一息尚存應有事，莫將夭壽貳吾心。”意見是說，我從小就立志要像古代的偉人那樣做出大事業，但歲月如白駒過隙，稍縱即逝，而今年近半百，生命垂危，且一事無成。然而我怎能去考慮自己的生老病死呢？一息尚存就當奮然進取。這位病人就是明代進步思想家顧憲成。 矢志求學 關心國事 顧憲成，無錫涇里（今無錫縣張涇）人。字叔時，號涇陽。因創辦東林書院而被人尊稱“東林先生”。他生于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八月初七，卒于万歷四十年（1612年）五月二十三日。顧憲成小時候家境十分清貧，他的父親顧學開了爿豆腐作坊，但因家庭人口多，常常入不敷出，要向人借貸，他家住的房子很破舊，不蔽風雨。但是，艱苦的生活環境反而激發了顧憲面奮發讀書的決心与進取向上的志向。他6歲就進私熟讀書，即聰明，又刻苦，而且怀有遠大抱負。他在自己所居陋室的牆壁上題了兩句話：“讀得孔書才是樂，縱居顏巷不為貧。”顏回，是孔子著名的學生，家里十分貧窮，但他不以為苦，師從孔子，刻苦好學，以學為樂。顧憲成以顏回自喻，表達了自己的苦樂觀和貧富觀，希望做一個知識的富翁。 知識是海洋。顧憲成既不拘守于一家一說，也不厚古薄今，視野開闊，博覽群書，涉獵百家，還讀了大量宋代人的近作，如周敦頤的《太极圖書》、程顥的《識仁篇》、張載的《西銘》以及朱熹、陸九淵、邵雍、王陽明的著作。他善于掌握全書的主旨大意，不沉溺于訓詁章句之類，所以吸收了很多有益的思想。顧憲成在讀書中，非常仰慕前賢先哲的為人，一心想仿照那些德高望重的人的思想舉動去行事。他自撰了一副對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表達了他讀書期間對社會的關注。當時社會風气不正，一些人品德很不端正，沒有是非觀念，注重私利，見風使舵。顧憲成對這种狀況憤憤不平，時時想找出矯正的辦法，做到把書本知識和社會實際結合起來進行研究。 明万歷四年（1576年），27歲的顧憲成赴應天（今江蘇南京）參加考試，他在應試的文章《習書經》中指出：天下治理的關鍵在于用人得當。只有選拔、任用賢才，使之各司其職，這樣才能使國家穩固、政治清明、民情安定。同時，顧憲成還強調朝廷要廣開言論，虛心納諫，以法治國，注意總結前代的經驗教訓以供借鑒，把國家的事情辦好。由于顧憲成的文章立意遠大，分析透徹，結果以第一名中舉，時人將舉人第一名稱為解元。顧憲成從此名聞遐邇。万歷八年（1580年）解元顧憲成赴京參加會試，又被錄取在二甲第二名，被賜進士出身。當時，得中進士的人就可進入官場，顧憲成從此也就開始了他的仕宦生涯，投身到了社會激流中。 持正為官 反遭削職 顧憲成帶著強烈的政治熱情踏上仕途，想為國為民做些有益的事。但當時皇帝明神宗和宦官、王公、勳戚、權臣結合成為一股最反動腐朽的勢力，操縱朝政，政治黑暗，軍事窺敗，財政拮据，而人民由于苛政暴斂被迫反抗的事件也層出不窮。由于明朝國力漸衰，崛起于關外的滿州貴族也逐漸不服明朝中央政府的管轄，并且逐漸构成對明朝的威脅。面對這种國是日非的形勢，顧憲成初入仁途，就不顧自己位微言輕，上書直諫，主張舉用人才，評論時政得失，無所隱避。他先在戶部、吏部任職，后外放桂陽（今屬湖南）、處州（今浙江麗水）等地為官，后又奉調再入吏部，不管在什么地方、什么部門任職，他都不媚權貴、廉洁自守、正直無私、辦事認真。 万歷十年（1582年）六月，時任內閣首輔（相當于宰相）、權傾天下的張居正病情加重，舉朝官員深諳張居正喜歡別人恭維、歌功頌德的心理，便聯名醵金到東岳廟為張居正祈祉禳災。顧憲成認為現在全國官場風气日下，一切不問是非，一味迎合順從，朝政敗坏到了歙人憂心如焚的地步，自己不能同流合污。這樣，他便拒絕參加。同事擔心他日后因此遭到打擊，便好心地代他簽名出錢，顧憲成得知后立即騎馬前去將自己的名字抹掉，表現了不附權勢的耿直性格。不久，張居正就去世了，他才沒有受到追究。 張居正去世后，繼任首輔王錫爵只知道在朝中一味迎合神宗，不能听取君臣的合理意見，弄得人心离异。一次，王錫爵對顧憲成說：“當今所最怪者，朝廷認為對的，外人一定認為不對；朝廷認為不對的，外人一定認為是對的。”意思是責怪官員百姓心不向著朝廷。顧憲成針鋒相對地回答：“我看應該這樣說，外人認為對的，朝廷一定認為是錯的；外人認為是錯的，朝廷一定認為是對的”，指出國事搞不好的責任在朝廷而不在下面，一語道破了朝廷當權者們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真相。 万歷二十二年（1594年），顧憲成任吏部文選司郎中，掌管官吏班秩遷升、改調等事務。時逢首輔王錫爵年老引退，明神宗便命吏部根据品望推選六七位能夠胜任首輔之職的官員听候點用。顧憲成与吏部尚書陳有年不徇私情，拒絕請托，根据品望合擬了七人名單上報，請神宗親裁。不料，顧憲成他們提名的人，都是神宗所厭惡的，神宗不由分說，指責吏部有“徇私”做法，在吏部的奏疏上批了“司官降雜職”5個字，就把顧憲成文選司郎中的職務給撤掉了。陳有年作為吏部尚書，上疏引咎自責，認為有責任也在自己身上，不能追究下屬，懇請恢复顧憲成的文選司郎中職務。其他正直的大臣也紛紛上疏申救顧憲成，奏疏共達几百封。不料，神宗一意孤行，將有些上疏申救的官員外放、降調、削職，顧憲成則被革職為民。從此，顧憲成結束了十几年的官場生涯，以“忤旨”罪回到原籍無錫。 顧憲成孜孜國事，反而獲罪罷官，朝野許多人士為朝中失去這樣一位正直無私的官員扼腕歎息，也對顧憲成的品格十分欽佩，顧憲成的名望反而更高了。 主持東林書院 堅持講學議政 万歷二十二年（1594年）九月，顧憲成從北京回到家鄉涇里。顧憲成在朝中因公務繁忙，積勞成疾，再加遽遭削職，冤屈難伸，因此在長途跋涉回到家中后体質极弱，病痛頻發，好几次生命陷入垂危。然而他絕不放棄自己為國為民的抱負，盡管已不能在朝中實現自己的志向，也要在故鄉做些有益的事。顧憲成認為：講學，可以傳授知識，風范人物，扶持正論，為國家培養人才，這和自己重人才、重輿論的政治思想是一致的。于是便把精力集中到講學上來，顧憲成一生最輝煌的事業就此展開。 由于顧憲成在學界政界都有很高的聲望，所以慕名來請教他的人很多。顧憲成不顧病体，不管其貧富貴賤，一視同仁，熱情歡迎接待。后來，他看到前來涇里的人很多，小小的涇里鎮上，連祠宇、客棧和自己周圍鄰居家都住滿了客人，還容納不下，就与長兄性成、次兄自成及弟弟允成商量，在自己住宅南邊造了几十間書舍供來人居住，顧憲成的夫人朱氏給學生們燒飯做菜，使學生來了就像回到家里一樣。涇溪南北，晝則書聲琅琅，夜則燭火輝輝，一派日以繼夜奮發攻讀的景象。即使許多已有功名、才學亦高的學者也爭相前來求教。 顧憲成在居家講學的同時，還經常到蘇州、常州、宜興等地去講學，經常与蘇州、松江、常熟、太倉、嘉興、宜興等吳中學者聚會于無錫惠山天下第二泉畔研討學術。在講學活動中，顧憲成迫切感到必須具備一個固定的講學場所，從而將分散的講學活動變成一個有協調組織的統一活動，從而對吳地乃至整個社會產生良好的影響和作用。万歷三十二年（1604年），經顧憲成和吳地學者的共同努力，官府終于批准在無錫城東門內的東林書院遺址重建興复東林書院。重建工程開始于這年四月十一日，至九月九日告竣，共用了1200多兩銀子。作為首倡發起人之一的顧憲成捐銀最多，又去策動吳地官員和縉紳捐資助修，出了大力。顧憲成又親自為書院講會審訂了宗旨及具体會約儀式，這年十月，顧憲成會同顧允成、高攀龍、安希范、劉元珍、錢一本、薛敷教、葉茂才（時稱東林八君子）等人發起東林大會，制定了《東林會約》，顧憲成首任東林書院的主講。顧憲成的講學活動成為他一生事業的輝煌時期。 東林講學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适應時代、社會和學人的共同需要興舉起來的。它規定每年一大會，每月一小會，除了嚴寒盛暑外，定期會講。這就將原來士紳的分散游學形式變為集中固定的有組織的講學活動。而且書院不分尊卑、不限地區、不論長少、不收學費，只要愿意，均可參加，還提供食宿方便。講授方式十分靈活，有時采用演講方式，講了一段時間后，就穿插朗誦一段詩詞以活躍气氛、開發性靈，主講者還隨時回答提問。有時采用集体討論方式，溝通思想、交流心得。 東林講學博采諸家合理之言，去短集長、不執門戶之見，講學內容也較為廣泛、丰富、适用，主要以儒家經史著述為主，但也兼及并包括一些必要适用的自然科學知識和具体實際的應用与管理方面的知識在內，還与評論政事得失、鄉井是非連在一起，還把理論与實踐結合在一起，要求學生身体力行。由于東林講會開創了一种嶄新的講學風气，引起了朝野的普遍關注。一些學者從全國各地赶來赴會，學人云集，每年一次的大會有時多至千人，不大的書院竟成了當時國內人文薈萃的重要會區和江南講學者遙相應合。東林書院實際上成為一個輿論中心，這里的人們便逐漸由一個學術團体形成為一個政治派別，從而被他們的反對者稱為“東林党”。那時所謂的“党”，不同于今天的政党，而是指政治見解大致相同、在政治活動中經常結合在一起的一批人。東林党与朝廷中的腐朽勢力展開了殊死的斗爭，東林書院的主講顧憲成則以其卓越的思想气度成為東林党的精神領袖。 顧憲成思想的最大特點是重視社會政治，關心世道人心，充滿了以天下為己任的救世精神。這种救世精神本是儒學祖師孔子、孟子的傳統，但在漢以后封建專制統治下的儒生，不但多數沉溺為科舉功名之士和從事考据、詞章之士背离了這种精神，只是把它當作升官發財、豬取名利的手段，即使連標榜義理之學的儒生，也多半只是脫离社會實際地空談玄理。顧憲成花了大量時間和精力，深入研究各家的學術觀點，從現實和封建國家利益出發，認為沉溺功名或空談心性都是有害的，因為這兩种學術思潮都將導致人們對現實社會和具体學問的漠不關心。他認為如今的政治形勢已危机四伏，如同把干柴放到烈火之上那么危險，因此顧憲成強調研究學問的出發點必須是為了社會國家民生所用，他認為如果眼光短淺，營營于一己之私，即使功名很高、學問很深、修養很好也不足挂齒，提倡士人不管是作官為民，身處何境，都要明辨明非，注重气節，敢于和惡勢力斗爭。在東林書院的講堂里，就挂上了顧憲成在青年時代寫的那付對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把讀書、講學同關心國事緊緊地聯系在一起。 同時，顧憲成也以一庶民身份積极參与事務和評論朝政，將注意鄉井民情和關心國事落實到實際行動上。万歷三十二年，以販糧謀點微利的趙煥在江陰長涇（今江陰長涇）為稅棍俞愚、金陽暗下設計，被活活打死，并將尸体沉入附近河內。他的儿子趙希賢多次為父訟冤，由于鄉宮相互包庇，一直得不到申雪。顧憲成為此一面寫信信巡撫江南的地方官周怀魯，請他代呈災情，上達朝廷，以便量情及時給予救濟。顧憲成又寫信給漕運巡撫李三才，向他反映災區情況，懇請他盡力通融接濟災民。顧憲成對朝局的敗坏十分關心，但他鼓勵東林這員不管時局千難万難，一定要堅守職責，直言敢諫，精誠謀國，“即使天下有一分可為，亦不肯放手”，“天下有一分不可為，亦不可犯手”。意思是說，只要天下還有一線希望，就要堅決地干不去，切不可知難而退，歸居林下，使一邦宵小奸党全面控制朝政，同樣，只要有一絲一毫不該做的，也絕不參与插手，絕不能同流合污，使政局更為糟糕。 政局反复 不改初衷 顧憲成等人在東林書院聚眾講學，因言行舉止，竭誠坦蕩，贏得了朝中一些正直官員的欽佩，而顧憲成的許多學生也已走入官場，這樣就形成了一股較大的政治勢力。許多東林官員紛紛上疏推荐重新起用顧憲成。万歷三十六年（1608年），顧憲成被正式任命為南京光祿寺少卿，顧憲成為了實現自己的救世理想，便奉旨動身前往南京赴任，由水路放舟至丹陽附近，不料因頭痛毛病复發，無法堅持，只得作罷，棄官折回，繼續從事講學議政。 万歷三十八年（1610年）朝局反复，廷臣之間因東林官員李三才能否入閣發生了激烈的党爭。掌京畿道御史徐兆奎攻擊朝廷內有許多官員与削職為民的顧憲成勾結一起，結成“東林党”。這樣東林書院公開卷入政治漩渦，許多士人懼怕因与東林書院有瓜葛而罹禍，因而對東林書院的講學活動產生戒畏之心并抱回避態度。但顧憲成認為東林講學不能因心有人攻訐，不能因為政局變化，就改變講學議政的初衷，一年一度的東林大會也要按原定計划進行。 万歷三十九年（1611年），是朝廷規定的京察之年，即對朝廷官員進行考察調整。主持此事的東林官員葉向高等希望積极設法解除以往紛爭，秉公辦事，澄清吏治，使政治朝局煥然更新。但不料其他派別的官員聯合起來栽贓陷害，把目標集中在東林官員身上，全部意圖就是想將朝中正人搞倒，由他們來控制內閣大權。徐兆奎更是將朝廷紛爭的全部責任推到東林官員頭上，說國家吏治、人品、學術都因顧憲成的東林講學而弄得敗坏不可收拾，污蔑東林借講學之名，行結党營私之實，將功名利祿与學術气世統統混為一談，弄得吏治人心大敗。明神宗看了徐兆奎的奏疏后，對東林官員的提議不予采納。這次京察，東林官員的努力沒有實現。相反，一幫奸党因禍得福，都紛紛擠到各要津重地，不遺余力地捏造借口打擊排擠朝中正人。從此，國家政治更加枯稿。被指控為“講學東林。遙執朝政”的顧憲成處境艱危，東林書院的景況也開始走下陂路，与會人員銳減，已只有“二三真正如蒼然隆冬之松柏”的君子前來听講，講事也逐漸凋零。 次年，一生憂國憂民的顧憲成走完了他62歲的人生歷程。留下的著作有《小心齋札記》、《還經錄》、《證性篇》、《東林會約》、《東林商語》、《南岳商語》、《仁文商語》、《虞山商語》、《經正堂商語》、《明道商語》、《質疑篇》、《桑梓錄》、《朱子二大辨序》等。 顧憲成一生，早年立志把求學与服務社會緊密結合，中年以后把講學与議政活動結合起來，開辟了知識分子議政的風气。他的高風亮節和愛國至深的精神也一直在鼓舞激勵著后人關心國事，熱忱報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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