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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筆女王湯蒂因


  1916年,湯蒂因出生在上海一個貧寒的市民之家,她父親給她取名叫湯鳳寶,希冀女儿將來能成為鳳中之鳳。1周歲的時候,她被過繼給鄰居沈文元家,沈家膝下無子,當即給她改名為“招弟”。上學讀書略通文墨后,她覺得“招弟”這個名字太俗,就懇請一位有學問的老中醫為她改個名字。老中醫問清她是12月出生的,便不假思索地說:
  “小姑娘,那你就叫湯萼吧!”
  老中醫說:“‘萼’就是梅花的蒂,希望你經得起摔打,受得住苦寒,就像梅花那樣,總在寒冬腊月綻放,顯示出与眾不同的錚錚風骨來……”
  好像冥冥中真的有种力量要驗證老中醫的預言,小湯萼亦即后來的湯蒂因在人生道路上果然屢經風雪,她也果然如寒梅一般,經風霜而不凋。
  她所遭遇的第一場風雪,是由父母的重男輕女的封建意識帶來的。她和哥哥湯錫蒙,本是同胞兄妹,又在一個學校讀書,但兩人在家里的地位和待遇卻有著天壤之別,這尤其表現在讀書受教育上。哥哥作為家里的獨子,他讀書似乎是天經地義的,而且砸鍋賣鐵也要送他上大學。對湯萼卻不同了,父親常說一個女孩家,讀再多的書,都是別人家的,因此只要能認几個字,會記几筆流水賬已經足夠了。
  在小學認認真真讀了6年,轉眼畢業了,湯萼在全班考了第二名。她拿著比哥哥优异的成績單,興沖沖地送給父母看,并准備提出考務本女中。誰知父母對她的好成績均不屑一顧,而且他們几乎是异口同聲地給她潑來一盆涼水:“女小囡還讀啥中學?家里有多少事等著你!”就在哥哥背著書包興高采烈地去上學的時候,她被母親叫上了閣樓,開始學習做針線活儿、管事務。對這些毫無興趣的她,這時就滿腹心酸地想:同是父母所生,為什么我和哥哥不能得到平等待遇?難道生為女人,天生就沒有受教育和闖天下的權利?這一切,到底是誰造成的?
  湯萼絲毫沒有因為被困在小閣樓上而甘向命運屈服。父親是報販出身,他對買書買報諸如買《儿童世界》、《小朋友》和《小說月報》這樣一類雜志,從來就不吝嗇。這為小小年紀就被困在家里的湯萼,打開了一扇無形的窗口,并促使她從心底漸漸萌動了這樣的念頭:“‘五·四’運動的狂飆早已過去,大人們拖在腦后的辮子也早已剪掉……但是反封建的浪潮洶涌過一陣后又似乎平复了,我依然生活在濃重的封建气氛中。我雖然是一只小小的蓬雀,但有一對翅膀,望著遼闊的長空,我多么想飛啊!”
  几個月過去,想飛的湯萼,終于透過她家那扇小閣樓的窗口,看見了一塊可供自己飛翔的藍天。
  這天的上海《新聞報》剛剛送到,湯萼照樣像往常那樣搶著打開報紙,尋找每天必讀的《啼笑姻緣》連載。但這次連載小說還未看完,另一行文字卻鬼使神差地跳入了她的眼帘。這是廣告欄里的一則由“益新教育用品社”刊出的招收女店員的廣告,廣告上白紙黑字地寫著:益新教育用品社需要招收女店員5名,條件必須是初中畢業。
  逐字逐句地看完這則廣告,湯萼心潮起伏,想入非非:“啊,小學生能考嗎?我早就想‘飛’了,現在有了‘飛’的机會,絕不能輕易放棄!”而此時此刻,報紙上每天連載的曾讓她著迷的《啼笑姻緣》,卻早已被她拋到了九霄云外。
  輕輕一閃念,几乎決定著一生命運的机遇,就在這時被湯萼緊緊抓住了。她當即按照報紙上提供的地址,以十分虔誠的心情,給益新教育用品社寫了一封懇切的信,信中希望能給她一次哪怕是試一試的机會。
  回信很快來了,同意她去應考!考試結果,湯萼以优秀的成績被錄取了,剛滿14歲的湯萼,第一次有了一份屬于自己的工作!
  一開始湯萼就被分配在金筆柜台,她當時當然不可能想到,這一分配,竟然讓她從此和金筆結下了不解之緣。當時她所能想到的,只是以最快的速度,掌握一溜儿擺放在自己面前的几十种各式各樣、花花綠綠的金筆的性能、特點和价格,以便迅速、准确地找到顧客所需要的商品。
  3個月后,湯萼在柜台上已能應付自如,她不僅對柜台里的金筆价格和性能爛熟于心,而且能視顧客的地位和身份,提出深得他們滿意的建議,讓每個顧客都高高興興地來,又高高興興地走。這樣她和顧客便漸漸地熟了,与他們慢慢地交上朋友。窄些熱心的顧客到店里來,有時什么也不買,僅僅是為了來看她一眼。店里回頭客的增多,使金筆的銷量急劇上升,這便引起了老板的注意,并開始對她另眼相看。
  當時中國的金筆制造業,還是門十分年輕幼稚的工業,就連近代資本主義發展最早的上海,也只有10多年的生產歷史。因此陳列在柜台上的國產金筆,只有先后問世的關勒銘、金星和華旱等屈指可數的几個品种,而且工藝和式樣都無法同舶來品相比。
  湯萼一來到益新教育用品社,就听行家們介紹說,中國的金筆制造業之所以發展緩慢,是因為從它的誕生之日起,就受到外國資本的瘋狂排斥。最早壟斷國內市場的是日本貨,這些几乎是隨同“九·一八”踐踏我國東三省的日本皮靴一道擁進來的金筆,因价格低廉,每支只售二三角,遠遠低于國產的成本,所以很快占領了我國的市場。緊接著,美國的“康克今”、“華脫門”、“愛弗釋”、“犀飛利”和“派克”等老牌金筆又蜂擁而至,舖天蓋地地雄踞于上海十里洋場。此時上海各大文具商店、書店,特別是著名的“永安百貨”、“先施百貨”、“新新百貨”等大公司,往往只經銷一种或兩种以上的進口金筆,國產金筆卻被拒之于柜台之外。
  有這樣一件事情,讓湯等在几十年后記憶猶新:創立以后聞名全國的金星金筆厂的老板周子柏,為了讓自己的金星金筆打入永安這樣的大公司,不惜采用一條苦肉計。他先是派人不斷擁到永安公司柜台上去詢問“有沒有金星筆?”然后再托人向永安公司的金筆柜長、進貨部長送禮說情,請求他們試銷。如此好一番周折,永安公司才終于答應采取“寄售”方式銷銷看,但要等到貨賣出后才算成交。如果一個星期內無人問津,貨物全部退回。周子柏把貨送進永安公司后,每天派厂里和家里的人裝扮成專買金星筆的顧客,一支一支地把寄售的筆再買回來,造成金星筆大有銷路的假象。這樣持續了一段時間,總算在“永安”等大百貨公司打開了一線銷路。
  湯萼是個有心的人,她把有關金筆制造和銷售的這些點點滴滴的信息,暗暗牢記在心頭,連她自己也弄不明白,自己一個小小的新店員,為什么會對這些如此感興趣。一段時間下來,她惊奇地發現,自己竟然對陳列在眼前的各种金筆有种莫名其妙的留戀。她喜歡看見這些金筆一支支地通過自己的雙手賣出去,也樂于為老板及時總結銷售規律,提出一些諸如該進什么貨,該向哪些學校和團体聯系批發業務等建設性的意見。
  只短短的兩個月時間,湯萼就摸索出一條經驗:她認為所有顧客都不外乎3种類型,每种類型都能做到讓他們滿意。她說:“第一种是目標明确的,需要買什么,我們就拿出什么。第二种是想買,但舉棋不定,這就要我們做參謀,幫助拿定主意。如對方要買金筆,我總是重點推荐‘關勒銘’、‘金星’、‘新民’等國貨,講它們的优點。說到美國貨,質量是不錯。但价錢貴舊本貨价雖廉,但質量不好;中國貨价廉物美,我們中國人還是用中國貨好……第三种人是潛在的顧客,他們完全無目的,僅是逛逛、看看而已,這种人我們照樣要不厭其煩,服務周到,因為今天不是買主,留下良好的印象,說不定明天就是我們的買主。”
  當時日本軍隊已兵臨上海城下,上海市民怀著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刻骨仇恨,紛紛奮起抵制日本貨。湯萼如此熱心地推銷國貨,而且服務又如此周到,很快便深得顧客的歡迎。她總結出的接待顧客的經驗和她不時提出的建設性意見,使她更是深得老板的青睞。久而久之,湯萼成為店里的頂梁柱。她先是被提升為門市部主任,接著又被升為權力更大的進貨部主任。
  就在湯萼干得紅紅火火的時候,她決沒有想到,她生命中的第二次風霜又降臨了!
  原來,益新教育用品社的老板如此重用湯萼,除了确實欣賞她的才干,還想把她一步步地引進自己的臥室,做他的小老婆!老板的這個意圖被湯等發現并斷然拒絕了。從此,每天坐在老板對面辦公成了一件令她尷尬的事,而且老板并沒有徹底死心,仍想繼續說服她。在這种情況下,湯萼悄悄下定了离開益新教育用品社的決心,而且,她決定要自己當老板!
  19歲那年,湯萼徹底离開了益新,自己開辦了一家“現代物品社”,并再一次將自己的名字改了,更名為湯蒂因。
  但她沒有料到的是,益新的老板并沒有就此放棄他的那個念頭——現在,他要想盡辦法,擠垮她的現代物品社,讓她走投無路,再回到“益新”去!
  “益新”的老板使用了一個极為巧妙的手法:前斷客戶,后斷貨源。他向全國各地的用戶發出通知,聲明:“上海最近有一家文具批發店,大發廣告,招搖撞騙,請勿輕信;如有吃虧上當,責任自負,与本店無關。”另外,“行大欺客,客大欺行”,湯蒂因的現代物品社,比起益新教育用品社來,自然是小巫見大巫,不能望其項背。“益新”的老板以此為优勢,通知各厂商,如果和現代物品社往來,就不要再和“益新”做生意。
  這辦法果然靈驗。“益新”的老板不愧是生意場上經驗丰富的老手,他一下子就找到了進攻的最佳策略。客戶不明真相,惟恐吃虧上當,自然不去冒險和現代物品社做買賣;規模較小的厂商,懾于“益新”的威脅,不敢得罪“益新”,批貨就沒有原來痛快了,有的干脆表示歉意,不批發貨給現代物品社了。
  沒有客戶,沒有貨源,湯蒂因這個白手起家的女老板,還沒有站穩腳跟,就遭到了狠命的一擊。
  當她從打擊中清醒過來后,馬上就明白自己該怎么去做了。
  她先打出了第一拳——攻破銷售關。她連夜草擬了一份通知,字斟句酌,仔細修改,力圖清晰明了,第二天便复印了若干份,寄往全國各地的客戶手中。她在通知中說明,現代物品社貨真价實,信譽可靠,愿与各地客戶增進聯系,互利互惠。湯蒂因知道通知僅限于此,還不足以招徠客戶,贏得客戶的信任。所以,她根据在“益新”工作時了解的情況,對那些信用可靠的客戶,給予优惠,即放賬或郵購的方式,用戶收到通知,只需寄來一張訂貨單,等收到貨、驗過質量之后再付款。
  湯蒂因這一大膽的舉措很快收到了效果。那些被允許放賬的客戶,當然是喜不自禁:可以先驗貨后付款,這便對他們有了許多保證。貨好,他便付款;貨不好,他可以拒收拒付款,無論如何不會有損失。而那些一時還不能被确認放賬的用戶,看到現代物品社有這樣的膽量和气魄,還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通知發出去沒有多久,她便收到了很多要貨單。“生意做成一半了,”她翻動著面前的訂單,高興地對母親說.“‘益新’的老板斷不了我的客戶了。”
  她現在開始打出第二拳——攻破進貨關。她仔細分析了厂家和商店不愿意批貨給她的原因,大多是出于不愿“丟了西瓜揀芝麻”:“益新”要貨量大,厂商賺頭也大,他們當然不能得罪了大客戶而去滿足賺頭小的小客戶。益新已經有話在先,他們不想砸了自己的生意,也在情理之中。
  這樣一分析,湯蒂因就知道了從何下手,那些中小厂商不是懾于“益新”的威脅而不敢批貨嗎?那么我就找那些規模比“益新”大的厂商,他們是不會听憑“益新”擺布的。她很快將集中起來的訂貨單一一分類,到上海灘有名的“合記”、“合眾”、“育新”、“鼎新”等文具店去批發進貨。這些文具店果然是有生意就做,對“益新”的通知毫無顧忌。
  一時間,現代物品社生意興隆。湯蒂因每天都忙得不可開交。每天清晨,清理打掃舖面后,她就馬上去拆開郵寄來的一份份訂單,鉛筆多少,鋼筆多少,橡皮多少,簿本多少……她都仔細數清,一一分門別類做好統計;然后和哥哥湯錫蒙登車去文具店或厂家將這些貨物全部批齊;哥哥在前蹬車,她就坐后面簡易的車廂里仔細看護貨物,不讓它們有半點損傷。連續3年,這件事他們從來沒有延誤過,即使刮風下雨或是當天的要貨量很少,他們也沒有停止去做這件事。湯蒂因常說生意人的信譽比黃金還珍貴,如果你今天不守信譽,明天就會被客戶拋棄。回到店里,他們再打包、裝箱、核對郵寄的地址,再由哥哥載到郵電局去辦理郵寄手續。寄出的每一件貨物,湯蒂因都不會忘記在里面附上一封簡短的致謝信和新的貨物詳表。這雖然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它究竟給客戶的心里帶去多少熨帖,有生意的蒸蒸日上為證。
  湯蒂因邊做生意邊學習,只不過這种學習不僅在書本方面,更多的是積累成功的經驗和開發自己的智慧。她知道,要使現代物品社蒸蒸日上、不斷發展,成為大文具店,必須不斷地增加投入,擴大業務,以此來增加自己的實力。
  她沒有雄厚的資金做背景,怎么辦呢?平時的留心學習給她指了一條路——擴股合資。經過多次洽談,她籌集了5000元作為物品社的啟動、周轉資金,由獨資改為合伙,成倍地增加了實力。小小的現代物品社一時間空前興隆。
  1936年春,湯蒂因的現代物品社經過3年的苦心經營,職工從6人增加到14人,舖面也由南市遷到繁華的福建中路。正當她雄心勃勃,全力發展自己的事業時,“八·一三”淞滬抗戰打響了。日寇的戰火毀滅了湯蒂因的家。不久,淪陷區范圍越來越大,現代物品社對外的批發業務被迫停頓,放在外面的賬款,也都因為收不回來而吃了倒賬,僅這項損失就占去物品社一半的資金!而門市的營業額連維持開支都不夠。湯蒂因陷入了困境。1938年6月,湯蒂因帶了2個店員,乘船离開上海,經香港,再經越南來到了昆明。在友人的幫助下,她在昆明開了間“上海現代物品社昆明分社”。但是情況并不如意,她的店舖開張了一個星期,除了門市零售了一點貨物外,竟無人問津。湯蒂因知道,這是昆明同業商店的統一行動,他們不愿別人在自己的地盤上搶生意,他們要讓她走開。湯蒂因并沒畏縮,她決定立足昆明,向外發展。她將价目單大批印刷后,寄發到鄰近的四川、貴州等地以及云南的各縣,爭取做外省外縣的批發生意,沒有多長時間,她就從外省外縣陸續收到許多訂貨單,局面終于打開了。
  生意好起來之后,貨棧的存貨越來越少,而且隨著戰事擴大,上海昆明的交通命脈——滇越鐵路,也將成為日軍的轟炸目標。因此湯蒂因想盡快回上海組織貨源,搶運進昆明。這時,她從上海得到消息:上海工業已無出路,紛紛准備“遷川”。湯蒂因敏捷地意識到,上海市面蕭條,工厂銷路呆滯,正是低价批進的好時机。她便回到上海,反复和几位合伙的老板商量,最后決定用全部資金的2/3購進一批貨物,發往昆明。
  1940年,命運又露出了猙獰的一面。她相交多年、曾多次給予她幫助的好友畢子桂在昆明病逝,這使她悲痛欲絕,后來她開辦金筆厂,取名“綠寶”,就是為了紀念畢子桂。禍不單行,她托運的150多箱文具,因中轉地——海防被日寇占領,全部被日軍沒收。現代物品社的股東們紛紛撤股,湯蒂因只好將現代物品社改為“現代教育用品社”,由她獨資經營。
  此時的湯蒂因手中已無多少資金了,她無可選擇,只好從原始積累做起,跑起了單幫。她和哥哥從上海出發,經杭州、金華、鷹潭、衡陽,由貴州人川,歷盡千辛万苦,到了重慶。她把貨物出售后,將貨款托錢庄套匯到上海,然后兄妹倆踏上了充滿艱苦和危險的歸途。然而,當湯蒂因去提款時卻發現,她冒著生命危險掙來的錢,由于儲備票“二作一”的規定,只能得到這筆貨款的一半。
  湯蒂因苦心經營的事業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中。時值亂世,她又沒有什么資金,最后只能決定開個門市部苦渡難關。對當時的湯蒂因來說,就是開個門市部也不容易。母親為她掏出了私房錢,她又費盡心机另外籌集了部分貨款,這樣,現代教育用品社門市部才勉強開張。湯蒂因總算又站穩了腳跟,但她的門市部利潤薄,營業額也很有限,難以大展宏圖。
  她發現,當時有點文化和身份的人,都流行在胸前別支金筆。經過仔細的調查研究,湯蒂因決定自己生產一种別具特色的金筆,取名為“綠寶”,因為綠色是亡友畢子桂深愛的,也是她自己偏愛的顏色。她委托一家叫“吉士”的自來水筆厂生產“綠寶”,并開始大做廣告,“綠寶”很快就打開了銷路。
  到1946年底,由于通貨膨脹日益嚴重,物价一日數漲,投机倒把、囤積居奇之風大盛,“綠寶”竟也成了囤積對象,貨物很快就賣光了。可是新的問題又出現了,“綠寶”的承制商故意刁難,使湯蒂因成了沒有貨源的干老板。湯蒂因一面維持現代教育用品社的門市營業,一面籌集資金,自己開辦了綠寶金筆厂。
  湯蒂因深知廣告的作用,她以自己的滿腔真誠,請出了從不做廣告的越劇皇后袁雪芬,為“綠寶”做了電台廣告。“綠寶”銷路大增。湯蒂因的事業在悄悄發展著。
  1948年8月,國民党政府發行金圓券。所有黃金、白銀、銀元都被中央銀行“限价”收購。几個月后,幣制改革失敗,國民党卻搜刮了人民的大量財富轉運台灣。湯蒂因生產金筆所需的黃金、白銀無從補進,工厂很快就周轉失靈,一份份的退單像雪片一樣地飛來。湯蒂因15年的奮斗頓時擱淺,几乎到了破產的邊緣。
  解放后,湯蒂因的工厂慢慢地恢复了元气,她本人也在許多革命者的幫助下,政治覺悟有了很大提高。她的工厂是上海第二家接受國營公司收購的金筆厂。1951年,上海國營日用品公司采購供應站進一步明确了同綠寶金筆厂的合同。規定向綠寶金筆厂收購80%的產品,其余的允許其自銷。這雖然一時對綠寶的利潤有影響,但在幫助它极大地打開銷路的同時,又推動了它的擴大再生產,真正做到了產銷兩旺。1950年開始,國家向綠寶金筆厂供應生產所需的黃金和白銀,又在她生產資金周轉失靈的情況下,提供了貸款扶持,“綠寶”不斷發展壯大,產品銷路大開,几度出現供不應求的局面,營業額和利潤都達到了建厂以來的最高峰。
  1953年,綠寶金筆厂同天鵝金筆厂、博文金筆厂合并,成為“上海綠寶金筆股份有限公司”,同時在北京成立了綠寶金筆厂分厂。1953年10月,綠寶金筆厂北京分厂与國營興業投資公司合營,從而成為北京第一個公私合營工厂。1954年,綠寶金筆總厂被批准為公私合營厂,一年后,綠寶金筆總厂又与公私合營華孚金筆厂合并,湯蒂因被任命為這家大厂的私方經理。
  這家華孚金筆厂,逐漸發展為譽滿中外的英雄金筆厂,它生產的產品,從那時起就覆蓋了全國。
  1955年,在湯蒂因的倡議和推動下,上海制筆工業全行業被批准為公私合營。同年,毛主席在上海接見了她。
  湯蒂因多次被選為全國工商聯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全國人大代表,被人譽為“金筆湯”。
               (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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