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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時代》周刊，是世界聞名的雜志之一，前几年它的封面上，曾刊登過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的肖像。時代公司的老板兼總編輯亨利·魯斯，在美國也是個家喻戶曉的人物。 時代公司坐落在紐約大公司大銀行集中的曼哈頓。在一座价值上億美元的摩天大樓的第34層，魯斯擁有一間雅靜的辦公室。室內最搶眼的是一幅整面牆壁大小的世界地圖。除了《時代》周刊，魯斯還創辦了《生活》、《体育畫報》、《建筑論壇》、《屋与家》等雜志，這些雜志在大約200個國家和地區發行，發行總數上億份。 身為一個資本家，魯斯与眾不同的是，与他同一時代的美國人當中，只有少數几人能像他一樣，靠筆耕創造出這樣龐大的個人財富。除了上述期刊雜志，時代公司還擁有郵購書籍的部門、5家廣播電台、6家電視台；好几家造紙厂、林地、油田以及各种各類不動產。 魯斯還有一個与眾不同的是，他在美國沒有家鄉。人們見面時會問：“你是哪里人？”一般情況下的回答總不外乎說或是加州，或是內華達州、華盛頓州什么的，而魯斯的回答卻是：“我的家鄉是中國的登州。”魯斯黃頭發藍眼珠大鼻子，一點中國血統也沒有，怎么會是中國人呢？這還得從魯斯的家世說起—— 魯斯的父母是來自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傳教士。他的父親溫斯特牧師，畢業于耶魯大學。而他的先祖則是英國的移民。溫斯特牧師于19世紀末來到中國山東登州（1913年以前舊地名），在一所基督教學院里教授物理。溫斯特在學校愛上了女青年會的伊麗莎白，結婚后生下了魯斯。魯斯的童年是在中國山東度過的，所以他稱自己是個“中國佬”。 山東半島伸入黃海中，登州這個古老的港口就位于它的海角上。這里气候溫和，物產丰富，百姓善良。溫斯特說服了好多美國長老會教友，出錢支持辦了兩所大學、魯斯就出生在教會所在的泥磚牆之后，由一位名叫馬提爾的牧師為他施了洗禮。根据當地習俗，外國人要起一個中國名字，魯斯的中國名字叫魯少義。他在會說英語之前，已跟著一個中國奶媽學會了中國話。 1900年，中國爆發了義和團運動，義和團提出了“扶清滅洋”的口號，魯斯隨家人逃到煙台難民營里，爾后又逃到韓國漢城。后來，八國聯軍以平定義和團為借口，大舉侵犯中國，直扑北京。魯斯一家又乘船返回登州，在濰縣住了下來。 魯斯自幼就非常聰明，下國際象棋時，大人們常常會輸給他。他是一份男孩雜志《圣尼古拉斯》的忠實讀者，10歲的時候，他寫了一封信給這家雜志說：“親愛的圣尼古拉斯：我是一個住在中國的男孩，家在濰縣近郊，在一個大約兩條街那么長、圍有圍牆的大住宅區里。這里住有8戶人家，1所男女生兼收的學校、1所學院、1座大教堂和兩家醫院……” 魯斯家所住的地方圍有12英尺高的圍牆，教士們在几乎与外界隔絕而經濟又不寬裕的情況下，自己找些娛樂消遣。只要有一點什么才能，人人都毫無保留地獻出來。這里有人演過話劇和音樂劇，魯斯的父親上台拉小提琴，他的媽媽就彈鋼琴伴奏。魯斯則開始了他新聞事業的首次冒險——辦了一份名為《手》的男孩雜志，并且，這份雜志全是出自他一人之手。 魯斯有時跟著父親到偏僻的鄉村去傳教，中國農村的風土民情深深地印在他的腦子里。他常會看見村口路旁有一些石塔，貧民們無力養活的嬰儿就被扔棄在石塔上面。几年后，魯斯回到美國念書，學校里的同學戲喊他“中國佬”，并且取笑他，因為他們誤以為他既出生于國外，那就是學校里唯一不具備當美國總統基本條件的人了。魯斯反駁他們說：“我雖然出生在中國，卻是在美國領事館注冊的，跟你們一樣，當然也可以當美國總統。中國沒有什么不好，我愛中國，也愛中國人……” 被同學們稱做“中國佬”的魯斯，冷漠、高傲而勤奮。他略帶紅色的眉毛已經長得突起，体格也越來越健壯。在學院舉行的希腊文考試中，他的得分為全國之冠，這項成績和榮譽，把校長感動得宣布全校放假一天。 魯斯小時候因做扁桃体手術，落下個結巴的毛病。為了矯正口吃，他勇敢地報名參加辯論比賽，并且贏了兩次。他擔任校刊《哈區基斯文學月刊》的總編輯，把課余時間几乎全花在了上面。由于他想盡方法拉到一些美國杰出人物的稿子，對學校的活動加以批評、報道，并介紹一些圖畫的設計和表現手法，使得這份雜志成為全國最生動有趣的校園雜志之一。 在畢業班投票選舉一些“最”字號同學時，“中國佬”魯斯的排名如下——最聰明的：第三；最心不在焉的：第四；最具宗教熱忱的：第六；最多才多藝的：第六；最不喜歡女人的：第九；最古怪的：第十二；最富活力的：第十二。至于“最可能成功的”這一項，魯斯竟一票都沒有獲得。 魯斯中學畢業后，進入了美國著名高等學府耶魯大學讀書。在美國，即使是富人的孩子也不肯依賴家里。魯斯邊讀書、邊勤工儉學，他兼任的工作是學生餐廳的經理和一個裁縫的委托代理。魯斯的同班同學海登也同時考進了耶魯。在中學時，海登是學校新聞周刊的負責人。這次，魯斯和海登競爭耶魯大學學生辦的刊物《耶魯新聞》董事會主席，海登得票最多，魯斯緊隨其后名列第二。海登當了主席，而魯斯則當了編輯。 打從中學開始，魯斯和海登就志同道合。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他倆不得不去軍營里接受軍訓。在軍營里他倆下定決心，有朝一日出版一份期刊，把知識和消息廣為傳播，以開導人們、啟發人們。當他們正要開拔去歐洲作戰時，戰爭結束了。回到校園，他倆繼續經營《耶魯新聞》。他們擴大對世界時事的報道，針對時弊發表評論。魯斯做得更“出格”，以致連海登都抱怨說：“中國佬魯斯趁我不在，發了篇《小鎮的記者》，惹來不少麻煩！” 但不管怎么說，魯斯于1920年畢業時，還是榮獲了一枚“菲貝塔卡巴”獎章，并被選為“最聰明的人”。海登也榮獲了獎章并被選為“最可能成功的人”。 魯斯和海登從耶魯大學畢業后，便各奔前程。海登選了紐約的《世界日報》作為施展才華的地方。至于魯斯，他從《耶魯新聞》賺的錢里存下了4000元，再加上親戚給的1000元，他利用這一筆錢，到英國牛津大學繼續深造。他在牛津選修的是“十八世紀的歐洲史”。魯斯把支付上學費用后的積余，都花在寒假和暑假的歐洲各國旅游上面了。他游歷了巴爾干各國，還騎自行車巡游了匈牙利和德國。在羅馬的一場美國學校的舞會上，他認識了一個來自美國芝加哥、名叫莉拉的女孩。對于莉拉，魯斯一直保持著美好的回憶。1921年，魯斯回到美國時，只帶回換洗衣服、兩撇八字胡和20美分。 魯斯找工作的地方，正是莉拉小姐住的芝加哥。他在《每日新聞》找了個記者的職位，周薪16美元。不久，他又前往東部的巴爾的摩，當上了《新聞報》記者，周薪40美元。這時候，他的老同學海登也在巴爾的摩當記者，兩個校友又恢复了競爭。由于同是記者，他們總是相互比賽，看誰發表在第一版的報道多，海登總是稍微領先。他倆既相互競爭又結成了聯盟，閒聊時擬訂了一份計划，創辦一份新聞雜志。海登給雜志起名為《事實》；魯斯搭乘地鐵上班時，突然來了靈感，想起了“時代”二字。第二天他告訴海登，海登同意了。 1922年，魯斯和海登离開巴爾的摩前往紐約。他們在東17街141號一座廢棄了的兩層樓上，租下一間房間作辦公室，創辦《時代》周刊。辦公室只能容納兩個人，可是他們還是讓第三個人擠進來了，此人是耶魯的同學蘇得樂。蘇得樂畢業后曾在芝加哥的公交車上賣票，此刻正失業。他倆讓他人伙是因為他懂得些廣告學。 在以后的8個月里，魯斯和海登都在籌措辦刊基金。一些新聞界前輩奉勸他們“別去搞”；籌措資金更是難上加難，他們几乎跑遍了全美國，從72個投資人那里籌到了8.6万美元。公司搬到了461號印刷貿易大樓頂樓的閣樓上，房子四處透風，條件非常艱苦。蘇得樂吃不了苦，終于和魯斯、海登分手而去。這一年秋天，他們聘請了耶魯的校友羅爾參加編輯工作。魯斯和海登都想當主筆，但經營也很重要。誰先當主筆呢？他倆協商擲銅板決定，魯斯輸了，從此陷入煩人的業務之中，直到3年后才換回編輯的座位。 在准備出刊的那几個月里，魯斯家人除了妹妹還在中國，其他人都在紐約度假。這個運气對魯斯來說真不賴，因為家里可以提供他免費的食宿。他11歲的弟弟雪頓替他們義務服務，幫忙跑腿。他妹妹伊麗莎白是女子學院畢業生，也為《時代》寫了些嘗試性的文章，后來又給他們寫些書評。 1923年12月22日，魯斯和莉拉小姐結婚了。后來生了兩個儿子：亨利三世和彼得伯爾。婚后才發現，兩人性格大不相投，做丈夫的准時、嚴肅得要死，而且不喜歡社交；做太太的則是無憂無慮的馬大哈。魯斯不愛閒聊，但每天下班回家，總是看到莉拉和一群朋友圍著茶几聊天。 《時代》才創辦的几年，獲利微乎其微。直到1928年，才有了轉机，這一年獲利12.6万美元，從這以后，訂數和利潤直線上升。 魯斯的好伙伴海登，發誓要在33歲之前賺足100万。他終于如愿以償，在30歲時，屬于自己的財產已是百万出點頭，但他卻沒能受用多久。1929年2月，他感染了傳染病，在度過31歲生日之后不几天，在醫院里与世長辭了。 從過去到現在，几十年來，新聞界的人士仍在爭論，《時代》的成功，魯斯和海登誰的功勞最大。這個辯論是沒有結果的，他們兩人的貢獻難分高低。有一位同行說得好：“也許是海登設計了教條，但是魯斯卻建了教堂。” 海登的死，使魯斯非常難過。他捐了一半的錢，其余同事又捐了另一半，為當年耶魯大學的《耶魯新聞》建了新的辦事中心，命名為“海登紀念館”。在紀念館大門口一方銅牌題了以下的字：“他的天才為新聞事業開創了新的形態” 痛失了好伙伴，魯斯決心把已開創的新聞事業搞得更好，以完成海登的遺愿。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在紐約擁有一張日報。海登去世后不久，魯斯又創辦了一份《財富》雜志。魯斯創辦《財富》雜志的目的，是把目光盯向了商業界，他認為美國最优秀的人物都在商業界。他打算把政治、科學、法律、教育和藝術与商業連在一起。當然，還有一個目的是為了賺錢。 魯斯知道光靠自己是辦不了大事的，他注意物色選拔了3位像海登那樣的奇才，他們是詹姆士·李宁、羅埃·拉森和查爾斯·史迪門。這3個人在廣告推銷、業務擴展与投資方面很有一套本事。 經過拉森的苦心策划，時代公司竟然擴展到廣播界，然后是電影界。廣播和電影使越來越多的人知道了《時代》和《財富》雜志。魯斯給時代公司寫的一句廣告詞是：“時代在前進！” 1935年，時代公司拍攝的一部新聞影片獲得了奧斯卡金像獎。拉森真是樂不可支，因為許多影劇院的老板都爭相購買他們的電影拷貝。 史迪門看上去矮小而又瘦弱，很少開口說話，但為公司當家理財卻是好手。史迪門看中了南方休斯頓存家紙漿厂，就跟魯斯建議，買了100万紙漿厂的优先股，幫紙漿厂建了一座造紙厂。造紙厂經過專門設計，生產時代公司几家雜志的用紙。這時候，時代公司又辦了一份《生活》雜志，公司需要大量的紙張。時代公司為了滿足造紙厂的原材料供應，又買下了60万畝林地。 魯斯的事業蒸蒸日上，可是同妻子的關系卻越來越差，他們終于分手了。不久他又和一個名叫柯萊爾的女人結了婚。柯萊爾是個劇作家，并且辦了一份《浮華世界》雜志，自己擔任總編輯。她是新聞、文藝界出名的美人儿，又很有經商和辦刊物的才能，她和魯斯可以說是志同道合。婚后，柯萊爾開始插手《生活》雜志的事。老板的老婆當老板，可不是時代公司的工作人員高興的事。當柯萊爾明白工作人員的想法之后，便放手不管了。但是，她的才華卻不愁沒有出路。3天之內，她就寫成了一個戲劇劇本《女人》，演出后獲得了成功，歐洲各國競相演出。她后來寫的兩部劇本《吻別男孩》和《錯誤邊緣》，也造成了轟動。此外，柯萊爾還寫電影腳本，寫書，給報紙寫專欄。柯萊爾喜歡冒險，她駕駛飛机、帶獵犬打獵，還有什么潛水、演戲、書畫和雕刻……什么都喜歡試試。 《生活》取得了很大成功，它改變了時代公司。魯斯說，《生活》雜志使得公司“由一個大的小企業變成了一個小的大企業”。到1939年的時候，《生活》雜志的發行量已達到200万份，從那以后，它就一直朝前飛奔，最后，終于在發行數量和廣告數量上，超越了全美的其它雜志。它的讀者，占全美國10歲以上人口的20％。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入侵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代》雜志便在新出版的一期推出一個新的版面，題名為《世界戰爭》，并寫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字眼，這是許多美國人還不能接受的事實。這個新的專欄在大戰期間一直保留著，它所刊登的一些戰爭報道，是新聞同行中最出色的。 魯斯夫人柯萊爾以《生活》雜志通訊員身份，在歐洲四處奔走。當德國侵占丹麥時，她打電報給魯斯，約他在巴黎和她會合。魯斯赶到了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和妻子一道住進了美國大使館。就在當天晚上，德軍進行了空襲，炸彈就扔在大使館對面的公園里。魯斯設法弄了一節車廂，和妻子一道前往巴黎。他們臨走時都沒來得及收拾行李。在巴黎，魯斯把太太留下，讓她繼續做前線報道，他自己則乘船回到紐約，把親身所見所聞寫成文章，警告國人，面對法西斯的戰爭威脅，絕不可以麻痹大意。 魯斯太太在大量采寫新聞報道的同時，積极參与政治活動。大戰期間，柯萊爾當上了參議員。到了1959年，她又經總統艾森豪威爾提名國會通過，擔任美國駐意大利大使。在當時的美國和世界各國，一個婦女擔任這么重要的職務，還從來沒有過。魯斯掩飾不住他驕傲的心情，在華盛頓一家豪華旅店里，專門為妻子舉行了一個小小的慶功宴，參加的有時代公司的高級職員和著名的政客們。 魯斯陪同妻子去羅馬上任。為了能在羅馬經營時代公司的業務，同時又不使大使館和公司的職員感到尷尬，魯斯在大使館附近租了房屋辦公。為了使魯斯夫人更好地完成大使使命，美國外交部特地任命魯斯為榮譽大使。 柯萊爾51歲生日那天，從紐約的丈夫那儿，收到了一封神秘兮兮的電報：“祝我的玫瑰夫人生日快樂”。等這位女大使走進私用的客廳里時，客廳里已經裝飾了一幅她的全身畫像。她穿著綠色的中國旗袍，襯著玫瑰色的背景。魯斯對妻子一往情深。在柯萊爾后來擔任駐巴西和玻利維亞大使時，魯斯一直協助妻子工作。這對夫婦，一個是出版家，一個是女政治家，在公共場合里，彼此說話的語气，拘束得就像机關里的同事一般。但是，他倆的個性都很強烈，私下里經常抬杠是難免的。經過許多年以后，隨著年齡的增長，他們的感情卻越來越深了。 1958年，魯斯斷斷續續地害起胸痛的毛病，經醫生診斷，他患的是狹心病。在他患心髒病之后，他便開始物色接班人。有人向他推荐了一個名叫董諾凡的年輕人。董諾凡畢業于牛津大學，在時代公司的《財富》雜志從作家做起，一直做到公司的編輯指導，地位僅次于魯斯，年薪10万美元。魯斯提拔他為公司總主筆，自己則退居二線，擔任榮譽職務“編輯主席”。 1967年2月28日凌晨3點，魯斯因冠心病去世，享年69歲。整天陪伴著丈夫的柯萊爾泣不成聲地告訴大家：“亨利已經去了……” 時代公司這個龐大的出版王國的創始人，就這么与世長辭了。時代公司的資產已達到69億美元。有人說，美國總統掌管著政府的行政大權，而魯斯的《時代》，卻足以左右美國的最高行政、立法和司法大權。言下之意是，魯斯對美國人心影響的深刻，十足凌駕于美國政府之上。難怪約翰遜總統在給魯斯夫人的電話里說：“整個華盛頓都感到悲哀，因為他真是個杰出的人。” 一架公司的飛机把魯斯的遺体運往南卡羅來納州的查爾斯頓，當地教堂再把他運往梅普金。根据魯斯生前的遺愿，他將長眠在那里。而同時，在紐約麥迪遜街，魯斯曾做過43年禮拜的長老會教堂里，李德牧師為他舉行紀念儀式，這一天正是《時代》出刊44周年。大約有800名各界人士來到教堂里，其中有州長、參議員、經濟和工業界的領袖們、出版家、作家、教育家和學者。而1200名公司員工，則聚在時代公司大廈的接待室和禮堂里，收看實況轉播。 同一天，魯斯遺屬前往梅普金參加葬禮。神父安詳地告訴魯斯夫人，訂做巨大的大理石十字架，還剩下一半材料，將來可以留給她用。柯萊爾說：“這個主意很好。” （錦文） ------------------ 小草掃校||中國讀書网獨家推出||http://gd.cnread.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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