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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船王盧作孚


  1893年4月14日,盧作孚出生于四川省合川縣北門外楊柳街曾家祠堂的一戶貧苦人家。他的父親盧茂林為了養家糊口,長年累月在外面販賣麻布,被當地人稱作“盧麻布”。盡管父母辛辛苦苦,家中的生活仍然十分艱難。
  盧作孚從小就酷愛學習,很想能進學堂念書。父親因為吃夠了目不識丁的苦頭,所以咬緊牙關,一家人節衣縮食,把盧作孚和哥哥盧志林送進了學堂。小作孚非常高興,學習也很刻苦。然而不幸的是,不久以后,小作孚忽然生了种怪病,渾身發燒,四肢無力。家中無錢請醫生,母親只好自己采來草藥為儿子治病,哪知藥不對症,藥汁入口,小作孚竟成了啞巴!命運的殘酷打擊,使得盧作孚在小小年紀就懂得了生活的甘苦。哥哥十分心疼這個用眼睛說話的弟弟,每天放學回家,都要把當天學到的知識講給小作孚听。
  兩年以后,一個明媚的春日,可愛的燕子飛進了盧家來筑窩。小作孚高興地追著燕子玩耍,一不小心,重重地摔了一跤,沒想到這一跤竟摔出了奇跡,小作孚居然能開口說話了!他回到了久違的學堂里,在14歲那年,以优异的成績畢了業。然而,由于家庭的貧困,他只好再一次离開了學校。
  第二年,家中的經濟情況稍有好轉。盧作孚向父親提出繼續讀書的請求,父親同意了。15歲的盧作孚只身來到省城,進成都補習學校自修。他以惊人的毅力,僅用几個月的時間,就學完了中文版的數學;為了學習英文版的數學,他又奮力攻讀英語,從此踏入了高等數學的大門,并且將學習心得和解題方法等編輯成書,著有《代數》、《三角》、《解析几何》、《數學難解題》等。
  更重要的是,盧作孚在廣泛閱讀古文、歷史、地理、物理、化學等書籍的同時,還精讀了學校圖書館所藏的國內外重要書刊,如盧梭的《社會契約論》、達爾文的《進化論》、赫胥黎的《天演論》,以及孫中山先生的講演。他几乎能一字不漏地背誦孫中山先生的《實業計划》和《建國大綱》,還特別抄下了《建國大綱》中的一段話,把它貼在自己的桌上,作為座右銘。他認定只有孫中山先生的主張才能救中國,于是在18歲時,就加入了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把救亡圖存、振興中華作為自己的志向。
  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實最后被袁世凱篡奪了。年輕的盧作孚感到中國的政治改革難以推行,在1914年前往上海,尋找新的救國之路。他結識了愛國教育家黃炎培,在黃先生的影響下,盧作孚得到了一個新的結論:要使祖國擺脫政治的腐敗和列強的掠奪,真正富強起來,只有喚起民眾;而要使民眾覺醒,就必須從發展教育開始。第二年秋天,盧作孚回到家鄉,先后在合川和成都擔任教師、記者和編輯。五四運動爆發后,他和揮代英、肖楚女等人參加了少年中國學會,還利用擔任《川報》主編的便利,發表了多篇宣傳反帝愛國的文章,在輿論界產生了很大影響。
  當時川軍第九師師長楊森很賞識盧作孚的才華,邀請他到滬州擔任教育署長。盧作孚乘机推行他教育救國的思想,創辦了通俗教育會,并請揮代英、王德熙等進步人士任川南師范學校校長,實行教育改革,受到師生歡迎。1924年,盧作孚又被楊森聘為成都通俗教育館館長。他積极地開展群眾教育工作,辦夜校、開講座、搞宣傳,忙得不亦樂乎。
  可是,當時的四川,還是軍閥割据、相互混戰的局面。不久以后,楊森被另一個軍閥劉湘打敗,四川又成了劉家的天下。接管成都的是劉湘的部下王纘結,此人認定通俗教育館是楊森辦的事業,所以不擇手段地進行破坏。盧作孚無可奈何,只得放棄這項工作,回到故鄉合川。
  這時的盧作孚,已經不是离開家鄉時的那個不諳世事的少年了。將近20年的風風雨雨,使他對中國社會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也能夠冷靜地思考自己所走過的道路。他終于明白了,把自己的事業同軍閥聯系在一起,是沒有出路的。他常常對人說:“紛亂的政治靠不住,靠軍人辦教育,也無法建立穩固的基礎。”他認為,四川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落后,主要是交通的不便造成的。“蜀道難,難于上青天”,因此當務之急是發展省內交通事業。在對當地的自然條件、社會需要和客觀可能進行綜合分析之后,他認為從事內河航運,會比修建公路、鐵路容易收到成效,而投資也相對少一些。
  他決定創辦一家以經營航運為主的股份公司。
  1925年10月,在朋友們的大力幫助下,民生公司誕生了。新公司面臨的第一個困難就是資金缺乏。盧作孚在合川召開首次發起人會議,議定由發起人分頭招募股金2万銀元。可是,支持盧作孚的人,多半是兩袖清風的窮秀才,而那些資金雄厚的商人士紳,卻都在一邊觀望。最后還是合川縣長帶頭,才募集到資金8000銀元。盧作孚帶著這筆錢到上海,打算訂購一艘載重70吨的小客輪,可是一打听,這樣的一艘客輪造价要3.5万銀元!盧作孚急得一連几天茶飯不思。但他畢竟是個有見識、有气魄的人,經過冷靜的考慮,他大膽地決定,先用5000銀元購買發電設備,造福合川,使股東見到實惠;再用剩下的3000銀元作為定金,与造船厂簽訂造船合同。盧作孚回到合川后就著手籌建發電厂,不久,電厂開始發電,合川縣點油燈的時代結束了。這項事業的成功,為盧作孚贏得了信譽。
  第二年5月,新船在上海造成。盧作孚募足資金交付了船款,新船經過試航,上溯長江,經過無數的激流險灘,安然抵達重慶。盧作孚為新船取名為“民生”,表示他為實現孫中山倡導的三民主義而努力的信念。7月23日,對于民生公司、對于未來的中國船王盧作孚,都是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日子。這一天,披紅挂彩的民生輪滿載乘客,在震耳欲聾的鞭炮聲中,從重慶啟航,當天下午便順利到達合川,完成了65公里的處女航。盧作孚苦心籌划的重慶——合川航線正式開通了。
  民生公司以“安全、迅速、舒适、清洁”為服務宗旨,很受乘客歡迎。公司業務興旺發達,人們看到投資航運事業有利可圖,也就紛紛入股。1927年初,民生公司增加投資5万銀元,又添購了2艘輪船,開辟了自重慶到涪陵的新航線。從嘉陵江支線起步的民生公司,從此進入了長江主航線。
  但是,盧作孚很快就發現,在軍閥割据的四川興辦實業,依賴軍閥固然要不得,可是完全擺脫軍閥同樣也辦不到。你不去找軍閥,軍閥也要來找你的麻煩!
  民生公司的航線從重慶到合川,盡管只有几十公里,卻跨越了兩個軍閥的防區,合川是28軍師長陳書農的防區,重慶則是21軍劉湘的防區。兩個防區交界處的北碚鎮,匪盜橫行,卻無人過問。航道通了,“人道”不通,民生公司同樣無法順利發展。所以,盧作孚只得著手去打通軍閥的關節。
  合川這邊還好辦,陳書農為了本防區的繁榮興盛和地方稅收的增加,樂意支持盧作罕;加上盧作孚還不時給陳書農送錢送禮,所以陳書農甚至不惜派軍隊為民生輪保駕護航。可劉湘那邊就麻煩了。劉湘同楊森是死對頭,因為盧作軍曾擔任過楊森的民眾教育館館長,所以劉湘把盧作孚看成是楊森的爪牙,處處同他為難。
  然而,當時的四川軍閥中,要算劉湘的勢力最大。盧作孚無法回避這個難題。他先是請朋友從中協調,不料劉湘根本不買賬,開口就說:“楊森的人靠不住!”盧作孚考慮再三,決定親自去同劉湘談一次。朋友們都勸他不要去,說劉湘這人六親不認,對盧作孚的成見又深,此去恐怕凶多吉少。
  盧作孚堅定地說:“為了‘民生’的發展,只有這一條路了。”
  劉湘當時住在重慶李子壩公館。盧作孚上門求見,劉湘故意讓他在客廳里坐了個把小時的冷板凳,才傲慢地踱出來,久久地打量著盧作孚不做聲。盧作孚主動寒暄了几句,就開門見山地切入了正題。他庄重地說:“自民生公司創立以來,出入貴防區,常常因為航道不安全,影響了航運事業的發展。今天我登門拜訪,就是希望劉軍長能鼎力相助,在重慶与合川之間成立峽防局,保護地方上的安宁。”
  劉湘輕蔑地說:“為了兩只破船,成立峽防局,值得么?”
  盧作孚針鋒相對地說:“劉軍長是四川人,自然了解四川的實情。四川政治閉塞,經濟落后,科學文化不發達,都是因為交通不便造成的。要想繁榮家鄉,當務之急在于發展交通,而公路、鐵路投資太大,一時難以見效,只有大力發展航運交通,才是四川的前途所在啊!”
  劉湘冷冷地說:“我是四川人,所以我要統一四川。發展四川,首先要發展土產。我有榮昌燒酒房的泥金茶壺,有隆昌的白豬儿和川內的名貴藥材,不靠科學也能發展,閉關也可以自守!”
  盧作孚對劉湘的愚昧一時也無可奈何。
  后來,盧作孚打听到劉湘不信科學,卻信迷信,對算命先生劉從云奉若神明,拜劉從云為“軍師”,言听計從。盧作孚靈机一動,決定以毒攻毒。他不惜重金厚禮收買劉從云,請他設法讓劉湘轉變態度。
  當時,劉湘同他的叔父劉文輝為了爭奪地盤,矛盾越來越尖銳。劉從云乘机故弄玄虛地說:“古人道‘一林不藏二虎,一川不容二流(暗指劉湘和劉文輝兩個姓劉的人)’。根据陰陽五行,相生相克,湘字是水旁,輝字是火旁,水火相克,要水盛才能滅火!因此,凡是与水字有關的事情,你要多多關心輔助。”
  劉湘听得神乎其神,懵懵懂懂地又問:“請軍師明示,什么是与水有關的事情呢?”
  劉從云好像不在意地說:“比如盧作孚辦航運,不就是水上的事情么!”
  劉湘如夢初醒,馬上召請盧作孚、陳書農共商大事,決定合川、巴縣、江北、壁山四縣實行聯防,在合川設立峽防局,由盧作孚擔任局長。盧作孚憑著這個職務,首先以開辟航線的名義,獲得了重慶到合川、重慶到長壽、重慶到涪陵等航線的專營權;然后,又規定了大宗貨物如鹽、山貨、藥材等都由民生公司統一裝運。這些措施,使得民生公司在經營上取得了很大的优勢,盈利也大大增加。
  打通了航線,只是發展航運的一個方面。當時同行中的競爭也十分激烈。除了民生航運公司,還有軍閥的輪船和洋人的輪船。洋輪資本雄厚,軍輪有后台撐腰,都很難對付。盧作孚分析了當時的局勢,決定采取逐個擊破的辦法,第一步先解決軍輪的問題。四川軍閥雖多,最大的是劉家,也就是劉湘和劉文輝。劉湘已采取了合作的態度,剩下的就是劉文輝了。劉文輝的五哥劉文彩,是駐宜賓的清鄉司令兼川南稅捐總辦,橫行霸道,財大气粗,他有蜀通號、南通號、昭通號3艘輪船,并且壟斷了從重慶到滬州和宜賓的航線,不許別家的輪船行駛。盧作孚親自來到宜賓的劉氏庄園,送上厚禮,向劉文彩“借路”,希望能夠得到自重慶至宜賓的通航權。劉文彩收下禮物,卻寸步不讓,狡猾地說:“我的輪船只在宜賓到重慶一線航行,從不打算到合川,你盧作孚就在合川到重慶一線航行,不也很好嗎!”
  盧作孚同他談不通,只得再去成都找劉湘。這一回竟得到了個意外的收獲。原來,就在几天前,劉湘在自己的公館內,抓到一個刺客,審問出來是劉文彩派去的。劉湘本來就想找机會吞并劉文輝,正好抓住了這刺客事件大做文章。劉文輝此時還不想同劉湘翻臉,所以忍气吞聲地作辯解。他知道盧作孚同劉湘有合作關系,便想請盧作孚從中調解,于是大罵劉文彩不懂事,叫劉文彩無條件地將輪船賣給民生公司。劉文彩嘴上答應了,但是拖著不辦。沒想到劉湘的大軍已經打了過來,劉文輝兄弟吃了敗仗,退出宜賓,輪船也落到劉湘手中。盧作孚乘机同劉湘商量,將3艘輪船并入民生公司。其他軍閥看見這個情況,也就樂意在劉湘面前賣個人情,將自己的輪船都賣給盧作孚。
  1929年,盧作孚當上了川江航務管理處處長。他利用工作之便,獲得了其它輪船公司所沒有的优勢和特權。然后,他再以比較优厚的條件,吸引其它公司和民生公司合并。由于措施得當,到1935年,民生公司共合并、收買了39艘輪船,基本上統一了中國四川方面的航運業。
  同外國輪船公司的斗爭是一場硬仗。英國的太古、怡和公司,日本的日清公司等,都是老牌的航運公司,他們串通起來,想用大幅度降价的辦法擠垮民生公司。外國客輪將船票价格降到一半以下,甚至讓乘客免費乘船,還贈送一把洋傘。洋人想用這种辦法,把生意都搶過去,使民生公司無客可載、無貨可裝,只好關門。
  但是,外國老板的如意算盤并沒有得逞。因為外國船員一向拿中國人不當人,隨意打罵欺凌。盧作孚就看准了這一點,教育民生公司的船員一定要尊重乘客,平等和气,并且對船員的服務質量進行專門培訓。為了保證服務質量,盧作孚常常親自上船,和船員穿一樣的衣服,干一樣的活,以身作則,對乘客態度和藹,問寒問暖,扶老攜幼,端茶送水,甚至為乘客提行李,打舖蓋,還熱情地向乘客介紹沿途的名胜古跡、風土人情。當人們知道這位跑前跑后的熱心人就是民生公司的總經理時,都十分感動。乘客們都感到,乘中國船不僅生活上便利,更重要的是人格上受到尊重。所以大家都愿乘民生公司的船。有許多乘客宁可多住几天旅館,也要等到民生公司的班船。
  同時,民生公司也盡量降低票价。這樣必然影響到公司的利潤。但是全公司職工都憋著一口气,一定要把外國佬的气焰打下去!大家紛紛表示,宁可少領工薪、不要年終獎金,也不能讓公司垮掉!這使盧作孚更堅定了同外國輪船公司斗爭到底的決心。他常常几個月不領薪金。他一再對公司職工說:“我們要鼓足勇气,提高信心。凡是白种人做得到的,黃种人也一定能做得到!凡是日本人能做得到的,中國人也一定能做得到!”
  盧作孚還利用航務管理處的名義,收回了原來由洋人把持的海關巡江公司竊取的航務管理權,對外輪在川江航行采取了限制措施,規定凡是外國輪船進入四川,必須向航務管理處申報,要接受中國士兵的檢查,遇到木船要減速行駛,如沖翻中國船只,應賠償一切損失……開始,外國輪船還想擺洋大人的威風,拒絕接受這些條件。但盧作孚強硬地表示,凡未向航務管理處申報的外國輪船,一律不准裝卸。因為碼頭工人都是中國人,都執行有關規定,所以外國輪船也就不得不服從航務管理處的管理。因為無利可圖,外國輪船終于逐漸退出了川江航運。
  在這場斗爭中,民生公司不但沒有被擠垮,反而得到了大發展。短短10年間,民生公司發展到40多艘輪船,開辟了9條航線,西到宜賓,東到上海,在長江沿線各大中城市都設立了分公司和辦事處。
  九一八事變后,全國抗日情緒高漲,盧作單不失時机地提出了“中國人不乘外國船、中國船不裝外國貨”的口號,使中國的航運事業得到進一步發展。民生公司更明确地提出了“服務社會、便利人群、開發產業、富強國家”的企業精神。正是在這种精神力量的支撐下,民生公司在抗日戰爭中,為國家為民族作出了重大的貢獻,搶救了大批國家財富;而民生公司也因此作出了巨大的犧牲:100多名員工壯烈犧牲,60多名員工光榮負傷,16條船被日軍炸沉。
  到40年代末,民生公司已擁有140艘輪船,3個附屬企業和95個投資企事業,成為中國近代規模最大的民族資本集團。
  盧作孚也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國船王”。
               (薛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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