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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該回家了。坐在從大連到上海的飛机上，我一直這樣默默地對自己說。低下頭凝視著舷窗外，厚厚的云層在下面奔騰著翻滾而去，不知什么時候，我的眼睛有點濕潤了。天很藍很藍，但我的心卻無法從云層里掙扎出來。我清楚地記得那一天，1999年6月18日。 現在，我漸漸地平靜了下來。當我把身体放在客廳的沙發里，听著舒緩的音樂，我感受到了一种從未有過的輕松。六年來，我終于可以在屬于自己的地方，過著另一种生活了，再也不用為積分、名次、晉級而費心勞神了。也許，這种輕松是暫時的，是戰役之間的空隙，是更為激烈的工作之前的休養生息。但無論怎么說，我現在渾身确實感到舒心的輕松。 但是，這六年太讓人難忘了，場內場外的一切不亞于戰爭的激烈、殘酷和跌宕起伏，這种在天堂与地獄之間的徘徊，豈是可以輕易揮手而去，說聲再見的？每當我閉上眼晴，過去六年發生的一切，便像放電影一樣，一幕幕地閃現在眼前—— 1994年11月，李鐵映同志為上海市网球中心建成剪彩。當時中國足球改革后的第一屆足球職業聯賽剛剛結束，我率領的申花隊奪得了第三名。大概是這緣故，我被邀請參加网球中心剪彩儀式。參加剪彩儀式的上海市副市長龔學平把我介紹給李鐵映：“這就是上海申花隊主教練徐根寶。”李鐵映笑著說：“我們早就認識了，足球改革，就是從上次我們在北京飯店貴賓樓吃飯時開始的，不是嗎？”李鐵映的話勾起了我的回憶。那是1991年8月，當時我擔任中國國奧隊的主教練，為了歡迎中國足協為國奧隊請來了德國教練魯迪，李鐵映同志在北京飯店設宴招待他。國家体委主任伍紹祖、中國足協主席年維泅、官員張吉龍和我一起作陷。飯后，李鐵映在听完年維泅關于足球改革和我對國奧隊工作的匯報后說：“老年，你的思想還不解放，你的步子還應該大一些。”而當時，年維泅已經開始构思足球方面的改革了，后來王俊生主持足協工作后出台的一系列改革方案，實際上那時年維泅已經在醞釀中了，包括主教練的競選、体能測驗等。年維泅的改革思路，仍沒有能夠超脫當時的大環境。但在那時，大家都不知道鄧小平的改革思路，而這些只有李鐵映最清楚，因為他是体改委主任。現在想來，他的思路确實在我們之前，而我們所想到的，都擺脫不了体工隊的那一套。 記得1991年底，中國足協在大連召開的足球工作會議上，大連市体委主任蓋增圣發言時說，我們討論足球改革要考慮有過渡階段。李鐵映卻指出：“你們要一步到位，職業化就要一步到位。”由于有了領導指示，中國足協開始醞釀走職業化道路這一大方針了。但對我們這些体育工作者來說，那時根本沒有想得那么遠、那么透、那么深。李鐵映對我說：“中國足球要搞職業化，目標主要是提高中國足球的水平。你是國奧隊主教練，吉隆坡出線的任務是第一步，如果搞好了，對中國足球的推動將是巨大的。”他對我提出的“橫下一條心，一定要出線”的決心非常贊賞。我知道自己重任在肩，不能有絲毫閃失。 當時，伍紹祖主任也對國奧隊非常重視，經常到隊里來，我也常去他家里匯報工作，那時候中國足球改革的“寶”，好像押在了我們的肩上。我對伍主任分析了比賽的形勢：6個隊的單循環比賽，拿6分是絕對能夠出線的，而我們肯定可以拿下3場。雖然我們提前一輪拿到了6分，但由于受到了“西亞兄弟”的“圍攻”，卻變成了最后一輪要面臨与韓國隊拼一個出線名額的局面。當然，這是我們自己的責任。賽后郝海東曾經說：“徐導，當時如果我的點球罰進了，就沒有今天了。”這些都沒有用了，足球沒有如果。 想當年，我信心十足地帶著國奧隊奔赴吉隆坡，身肩著中國足球的希望，但是，我們失敗了。令我們沒有想到的是，這次失敗對后來的足球改革卻起到了极大的推進作用，這也算是我們的失敗給中國足球帶來的唯一好處吧。“因禍得福”，從某种意義上講，如果沒有吉隆坡的失利，中國足球職業化改革的步伐可能要推遲一點時間。 听著李鐵映同志的話，自己想了想，從1991年到1994年，中國足球這3年里的變化确實太大了。我從一個專業隊教練變成職業隊教練，從國家隊到了俱樂部球隊，這一切好像真有點身不由己，是在足球改革浪潮的推動下，一步步走到現在的。 那時，金永昌是上海市体委主任。他的一個電話，改變了我的命運。 1993年底，我在中國足球隊做施拉普那的助手。那年的中國体育界，主要有兩大任務：一，足球打人世界杯決賽圈；二，搞好第六屆全運會。但是在伊爾比德中國足球又一次失敗了。 打完世界杯外圍賽第二階段的小組賽后，我從成都回到北京。剛回到北京，馬克堅就找到我，很急切地說：“上海体委主任金永昌打來兩個電話找你，好像事情很急，你赶快給他回個電話。” 我馬上就跟金主任聯系上了。他在電話里開口就問：“你最近有時間嗎？ 赶緊回一趟上海。”我問他什么事，他說：“你來了再說吧。”在我的追問下，他只是簡單地說，“現在是龔學平副市長分管体育了，他很關心你。”他透給我一個信息：“上海這几年足球搞得沒什么起色，你回來一起商量商量。” 金主任催得很急，兩天后我便赶回了上海。 我這么急回上海，除金主任催得很緊外，還有另一個原因，那就是02少儿足球俱樂部。 1993年初，我与老那去新加坡參加魚尾獅杯足球賽，一次閒聊中他說起在德國，有名的教練員、運動員都在業余時間搞足球學校。說者無心，听者有意，在回國的飛机上，我對當時的助理教練楊一民說，我也想搞個足球學校。他說好啊，現在不少地方都有人在搞足球學校，你得起個好听的名字。 我想了一下，覺得用自己的名字并不好，畢竟，自己不像李宁、鄭敏之這些在運動場上闖出自己道路、作出過貢獻的明星，他們用自己的名字命名有號召力。而我們搞足球的，到現在還沒有沖出亞洲，盡管有點名气，但沒有成績，用名字命名不太妥當。后來想起1992年參加亞洲杯足球賽的時候，球場里到處是“2002”的橫幅標語，那是日本爭辦世界杯的口號。2002，這是跨世紀的象征。對，就叫“02”。現在招十四五歲的小孩子，到了2002年時，他們正值當打之年，能培養一些打世界杯的后備選手，不正是我的目標嗎？ 為此，1993年3月中旬我特地回到上海。在考察完上海的環境后，認為“02”放在上海是最合适的了，那時我根本沒有想到自己居然還會回上海執教。 我找到了金永昌主任，把整個思路對金主任說了，他特別地支持。我希望在靜安區設點，因為我是從靜安區出來的，靜安區体委康主任也非常支持。他還把主管文教的靜安區副區長請來与我一起商議。 而后我便把這些告訴了老那，并告訴他我絕不會因此而影響國家隊的工作，同時還向王俊生匯報了，對我的設想，王俊生也非常贊同，但他說：“你繼續當國家隊教練，上海的事還是讓別人去操辦吧。”國家隊在伊爾比德比賽時，我与王佼生再一次談起02俱樂部時，向他提出要离開國家隊。為什么要這么提呢？ 因与老那這一年工作是伍紹祖給的任務，只有學習、協助的權力，沒有改變老那的權力。老那雖有許多長處值得我學習，但他的業務能力不見得比我高，長期跟著他也不會有多大提高。王俊生說，你現在离開國家隊去搞02懼樂部，以后要再進國家隊可能就難了，這個你要考慮好。我心里很清楚，老那失敗后我接國家隊可能性是不大的。在伊爾比德我們為此事談了三次。最后我還是下定了決心，离開國家隊，去搞02。 搞02懼樂部，是我的第一步嘗試。現在，02這幫小伙子都已經成長起來，在國內的年齡組足球賽上連續三年取得冠軍，證明我當初走的這一步路是完全正确的。籌辦02俱樂部期間，也是困難重重，反反复复。 1993年龔學平副市長就批示同意搞02的計划，可02俱樂部卻拖至1995年才成立。是在市体委副主任李毓毅分管足球后，02的工作才有起色。記得當時曾有人向龔學平反映：“02”是個体戶性質，不能這么搞，還是應該扶持“大中型企業”，如果人都調走了，我們少体校還搞什么？這是招生的問題。 還有資金的問題。1995年我得到了阿迪達斯公司贊助，他們表示贊助02服裝和資金，冠名“阿迪達斯02”。龔學平副市長沒有同意。他說國內有這么多企業為什么不能讓他們贊助？此前我也曾与郁知非商量過，02歸申花管，資金由申花出，將來人給你。那時大家對后備力量不太重視，因此郁知非沒有答應，他說：“你自己搞吧。”在這情況下，我只得自己拿出5万元讓楊禮敏、任彬去全國招生。 我們定下的選拔條件：一是身体素質好，一定要有速度；二是作風；三是技術意識。我們認識到，要成為一個全面的運動員，必須是全面型的人才。過去有許多例子，小時候技術好的，由于身体原因，長大后被淘汰的不少；而小時候身体好，至少以后還能混混。 由于阿迪達斯無法贊助，國內的贊助一時也沒有找到，而我在申花的工資每月只有3000元，02實際上沒有什么資金來源。但時間又不允許我們再等，所以楊、任兩人去招生一直是坐的火車，佐的招待所，一切從簡，至于吃那就更簡單了。 他們就這樣揣著個包出發了。在武漢、天津、鄭州、青島、河北等地召了十來個人。上海方面，李毓毅也与少体校達成了協議，畢竟我不是個体戶，面是在為上海培養人才，最后從少体校也選了些人。當時的許多投入都是我個人拿出來的，包括空調等，而最后一分回報都沒有得到。當年的02變成了現在的有線02，我的一切職務也都沒有了。 02俱樂部隊成立后一直在申花隊邊上訓練，受的影響很多，進步也非常快，得過3次全國少年冠軍。1995年与有線電視台合作，成為有線電視台、上海市足協和我三方共有的俱樂部。1999年更名為有線02足球隊。這個俱樂部我投入了很多心血，也算是為上海作出的貢獻吧。去年10月他們在重慶拿了個冠軍，當時我帶万達隊正好也在重慶。本想拿1万元獎勵他們，可一想，這點錢讓他們30多人分，每人也就是几百元。最后，決定請他們到假日酒店，与万達隊住在一起，与我們生活一天，看我們賽前准備、比賽，我用這1万元錢讓他們感受一下什么叫職業球隊。我對他們說，雖然現在艱苦點，但你們主要是提高水平，你們應該知道自己的目標是什么。 去年11月我回到了上海，听說他們拿了冠軍后上海有線台給了他們三四万元獎金，因為是平均分的，有些主力隊員不高興了，便去找任彬，認為這樣分錢不合理。任彬做了工作后他們仍然不滿意，不服气。任彬對此非常傷心。他召集大家開會，給他們講道理，老頭子還在會上流了眼淚。這下隊員們都感到錯了，向任彬承認錯誤。不久后我從大連回到上海，他們正好都在連隊里軍訓，我赶到連隊里為他們講課。對他們說，當初任彬、楊札敏去各地招你們的時候，也只有這點錢。他們是住招待所、坐火車、吃最經濟的飯。你們到了上海后，市領導對你們多么重視，每年讓你們下連隊，就是要你們從小養成艱苦奮斗的精神，養成良好的作風，長大能夠接中國足球的班。隊員們听了很感動。相信經過這一次后，他們應該有所触動。 這群當年02少年隊的球員，現在都長成十七八歲的小伙子，成為年輕隊員了。當年我們給02俱樂部制訂的目標是：2001年沖人甲B，2002年升人甲A。這些都是題外話。 急急赶回上海后，我先見了金永昌主任。金主任說：“根寶，上海足球現在搞得平平淡談，王后軍搞了十來年，也就這個樣了，我們市体委的領導商量決定后要換王后軍，讓你來干，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這可是万万沒有想到的。原以為叫我到上海，是商量02俱樂部的事，對金主任的這番話完全沒有思想准備。我將信將疑地問他：“是叫我接上海隊嗎？”金主任肯定地回答：“是的。”“現在不是在打全運會嗎？如果王后軍打好了怎么辦？”金主任說：“這你就別管了，打好打不好都要換他。如果打好了，足協會給他安排一個好一點的職務。” 這時才真正知道，金主任這么急著把我召回上海的意圖。 當天晚上給我的老上級年維泅打了個電話想征求他的意見。老年听了我的介紹后說，上海這個地方搞足球有壓力，不比在國家隊小，你要慎重一些。 第二天，龔學平、周慕堯、金永昌、李宗鏞(上海体育運動技術學院院長)等人在南京西路奧林匹克餐廳設宴招待我。龔副市長對我的印象不錯。當他還是上海廣播電視局局長時，我率領的國奧隊參加了廣電局主辦的第一屆万寶路杯足球賽并得了第二名。比賽期間，正值江浙一帶水災，我們捐了所得的1万美元獎金。后來又与羅馬尼亞隊打了一場賑災義賽。我和國奧隊給他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在吃飯時龔副市長對我說，我們歡迎你到上海來，上海足球這几年太軟了。我說，過去北方隊与上海隊比賽，都說上去先踢他們几腳，上海人就怕了。龔副市長提出要改變上海足球軟的作風井要我好好考慮一下上海足球目前格局的改革，并讓拿出個方案來。 這次見面，實際上确定了讓我回上海接管上海隊。 上海要我回去，讓我來重振上海的足球。想起了年維泅的一句提醒，上海的壓力絕不低于國家隊，怎么辦？思付再三后決定：接受這個挑戰。上海的領導這么看中我，絕不應該讓他們失望。 當時的上海足球分一隊、二隊和三隊，還沒統起來。一周后，我做了份上海足球改革計划方案，主要觀點是把上海的三支隊伍都統起來，這樣有利于發展。我定的三隊主教練是：一隊由我負責，二隊是楊震江，三隊是桑廷良。金主任和李宗鏞看了方案后都認為“可以”。匯報完后又回到北京。當時國家隊還在北京集訓，7月要去深圳打一場与荷蘭飛利浦隊的商業比賽。比賽結束后，正式向中國足協遞上了辭呈，就回到上海。王俊生、馬克堅對我此舉頗有意見，馬克堅打電話給我，讓再三考慮一下，并說可以讓我留在國家隊當領隊。王俊生也說，施拉普那走了之后，國家隊就是你接(后來王俊生還私下跟我說，如果當時你在，施拉普那走后，國家隊主教練就是你而不是戚務生了)。但至今仍覺得，离開是對的。 回到上海后，參加了一個上海球迷協會的成立大會。龔副市長也參加了。他在發言時說，上海要成立兩到三支俱樂部隊，用競爭的辦法促進上海的足球發展。我們請根寶回上海，就是要搞一支俱樂部隊。當時一听覺得好像不太對勁儿，怎么讓我搞俱樂部隊了？下午到体委問金主任，是不是情況有變化了？不讓我搞一隊了？金主任未置可否。 這里面确實有了變化，只是當時我并不知道。當初定下來讓我摘一隊，后來領導們又認為應該有競爭，另外再成立職業俱樂部，這樣更利于發展。 那時，上海正舉辦万寶路杯足球賽，龔副市長基本上每天都去看球。有一次比賽后，他對我說：“根寶，你再去搞一支隊吧，不要搞上海隊了。老上海隊就讓王后軍去帶，這些隊員他比較了解，你另外帶一支隊，外籍球員你也可以招。這時我才知道，我不搞一隊了。時隔不久，方案全變了，上海形勢的發展，真是追赶不上啊。” 不久，上海召開了足球座談會，陳良宇副書記和龔學平副市長也參加了。會上确定上海組建；支職業懼樂部球隊的計划，初步定第一支球隊由王后軍帶領，在現有的隊員中選十八至二十名球員，余下人員歸第二支隊伍挑選，第二支隊伍由我帶。就這樣，我的角色變成上海“二隊”的教練。 10月初，龔副市長和市体委催我赶緊去俄羅斯選外援。我便与上海体科所的步潤生急匆匆赶去娥羅斯，這也是中國足球第一次去國外招外援。出發時，頭腦里一點方案都沒有。只記得龔副市長給我的指示是：“引進就是胜利。” 現在想來這真有點好笑，去國外招外援，心理价位是多少？ 不知道。引進什么位置的球員？不知道。當然，這些也沒法知道，還從來沒有与外國人談過這种事，甚至連“外援”這樣的提法都沒有。再說，我們連隊伍都沒有，就更不知道哪個位置缺人了？但這工作卻是一定要去做的，因為“引進就是胜利”。 引進外援、合同制、轉會制，這是足球職業化的標志。不管隊伍有沒有，先把“標簽”貼起來。我領悟到這一切的意義。眼下是一張自紙，那先把框架畫出來！ 但是，引進要花錢，什么樣的价格才算是合理的，能夠接受的呢？ 龔副市長說，价格不要考慮，反正就這個价格嘛。我追問到底多少呢？“那就每月1000美金左右吧。”他說。這就成了我第一次出國引進外援的心理价位。 去了澤尼特俱樂部。這是一個在前蘇聯實力很強的俱樂部隊，确實有几個非常好的球員。但一問价格把我嚇住了：轉會費20万美元，月工資8000美元。按現在的行情并不算貴，但在當時卻差點把我嚇了個跟頭。 那些俄羅斯人問我怎么樣？我說這些价格与我的价格相差太大了，我最多只能付1000美元。他們說1000美元的隊員也有，就是到過中國的澤尼特二隊。 這支隊里确實也有一些不錯的年輕球員，租借一年月工資可以壓到600 至1000美元。我想，這些年輕球員到上海訓練一下，培養一下，或許能源上用場，但是真要帶回去，肯定被上海球迷罵“大興貨”，我怎么交代？ 看了半天，發現其中一個隊員還算可以，据說快被選進俄羅斯國家青年隊，工資我也壓到每月600美元。但是一談．他的條件特別多，如一月報銷多少電話費，還有探親等等。一听條件太多，心里有點不痛快，心想你這么年輕，租借一年工資每月給你600到1000美元，條件還這么多，不行。我又問，還有別的隊嗎？他們說還有，那便是斯密那懼樂部。 斯密那俱樂部老板是個体戶，借人家基地搞了個隊，見我去他特別高興，認為有生意可做了。正好那天斯密那隊有一場比賽，在雪地里進行。那一天气候是零下10度。經過這場雪地賽，一下子看中了3個：一個是莎莎，踢過澤尼特職業隊，當時是斯密那隊的隊長；一個是守門員庫茨，當時看上去守得還可以；第三個是瓦洛佳。他那次沒有上場，我只是碰碰運气，看了錄像后選的。再看他的身材，感覺也不錯。 事情進行得非常順利，當時就簽約了。莎莎月工資是1000美元，庫茨600美元，瓦洛佳500美元。因為我是個光杆司令，簽約時隊伍也是子虛烏有，但跟別人簽合同總得有個俱樂部名字吧。用什么名字呢？想了半天，就貿然起了個“東方俱樂部”。當時想得是，上海在東方，這個名字挺不錯的。 引進就是胜利，我終于引進了，這也是中國足壇第一次去國外招外援。 沒有想到的是，這次選上的三個人對我今后的足球生涯，竟然都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影響：莎莎和瓦洛佳為我在甲A聯賽中第一年取得第三名立下汗馬功勞，也為第二年奪得聯賽冠軍起了基石作用；而庫茨第一次來隊里守門，卻令我嘗到執教生涯中最慘的失敗——1比6敗給廣州太陽神隊。 回國之后，便開始為我的“東方隊”做籌備工作。王后軍的一隊當時有二十多個球員，他挑剩下的球員加上原來楊震江的二隊，便是我的“子弟兵”。就在考慮隊伍的組合和訓練時，事情又有了變化。 体委金主任打來電話給我，在電話里他悄悄地說：“情況可能又有變化。”具体情況他也沒有說。正好我要向龔副市長匯報外援情況以及工作計划，便赶到華東醫院去看望生病住院的龔副市長。 龔副市長對我說，教練人選上可能要打亂，既然是職業隊，教練也不能一成不變，原定的王后軍与你各帶一、二隊的設想，看來要修改了。 原來，德國阿克發公司贊助上海足球隊的合同到期了，合同可能不再延續。上海一隊今后的路將怎么走，便成了問題。那時上海足壇正值改革的前夜，听說中紡机(中國紡織机械厂)、東方(廣播事業局)、申花集團都有心加人，后來中花被推到了第一線。這一段時間的變化，是“所有制”的變化。最后領導拍板決定由申花搞一隊。 申花集團過去也贊助過上海隊，當他們又一次被推到第一線后，便提出，打破過去使用教練的傳統，在全國范圍內挑選教練員。我听說，蘇永舜、曾雪麟、方紉秋、王后軍和我都是候選人。 球隊要變了，教練要換了，什么都變了，也什么都沒有了，前面工作的思路又亂了，簽好的外援的命運將怎樣？想到這里，我糊涂了，真不知怎么辦才好。 從“02”到上海隊，到“東方”，接著再去俄羅斯招外援，那种感覺就像是在夢里被一种無法知覺的力量牽引著，這場夢對我是福是禍，心里一點底也沒有。如今所有的計划又都亂了。所能做的也只有等待了。 不久，形勢漸漸明朗，申花將接手上海隊井負責全面“組閣”。經過多方面研究，他們決定在我和王后軍之間進行選擇。俱樂部先找了王后軍。 王后軍很早就開始研究足球俱樂部這個問題了，在這方面，他的思路是超前的，而且還有自己一套比較全面的計划。后來听別人說，在那次談話中，王后軍大談他對俱樂部体制的研究，井拿出了一套方案，但是，申花方面對這些不感興趣，他們只想知道王后軍作為主教練將如何組隊問題，因此，好像這次談話有點話不投机，不太成功。談話結束后，黃浦區的沈立恭副區長沒有表態，只是說今天就談到這里。對俱樂部方面的態度，王后軍當時一點思想准備也沒有，听到這話后，他一下子便楞住了。后來，從沈立恭那里听說，王后軍呆呆地坐在那里半個小時沒有起身，沈立恭只能陪他坐了半個小時。 王后軍曾經帶領由申花贊助的上海隊奪過聯賽亞軍，足協杯冠軍，對申花做過貢獻，至于后來与申花分手，与阿克發合作，這里面的情況，就不太清楚。 几天后，郁知非從美國回來，他和沈立恭找我談話。那天，我穿了一套西裝，看上去精神飽滿。當時，心里很坦然，沒有一點顧忌。如果他們看上我讓我擔任申花主教練，那我不會放棄，如果不行的話，就去搞02。 郁知非開口便問：“如果你當主教練，將如何工作？” 我說，我离開國家隊到上海來，主要是想搞02的。自從吉隆坡失敗后我就想搞個少儿足球懼樂部，抓一些小孩。后來上海的領導曾要我搞上海隊和東方隊。如果要我挑的話，我是想搞02隊，我沒有想到會讓我摘申花隊，這是我的實話。前一段我去俄羅斯招外援，也是為東方隊的。但不管搞什么隊，不管是体工隊還是俱樂部隊，我帶隊的方針都是一樣的，就是狠抓作風。我從在國奧隊和國二隊抓作風講起，講到我們目前中國的球員最主要的問題是管理。管理不好，訓練就不行。訓練不好，就出不了成績，即使是外國俱樂部隊，管理也是嚴的，訓練水平也是高的。不管什么隊，業余的、職業的，我認為這兩條都是法寶，一條也不能松。當時讓我到上海來搞上海隊，龔副市長和金永昌主任就是希望我能嚴格管理嚴格訓練，改變上海隊“軟腳蟹”的作風。 看到沈立恭和郁知非對此好像興趣很濃，我便接著談開了。我說，如果我抓申花隊，最主要的是改變“軟腳蟹”作風。我的作風你們都知道，我抓作風，体現在“搶”字上。中國足球最大問題就是站著踢球，不搶，缺乏對抗，我是一直努力在解決這個問題。此外，我的特長是培養人才。我從國奧隊開始，89年甲 A聯賽第一年的冠軍就是我們國二隊，而我們國二隊都是由甲B球員組成：守門員李志高是江蘇隊的，右后衛馮志剛是武漢隊的，中衛范志毅是上海青年隊的，左后衛孫博偉是四川隊的，中衛徐弘是大連隊的，前腰是北京隊的高洪波……所有的球員，在當時都是出自甲B的球隊。甲B的年輕球員經過我的訓練組合，能拿冠軍，當時的足壇霸主遼宁隊就是贏不了我們，加了6分也贏不了我們，說明什么呢？說明球員都是差不多，只要組合好，嚴格訓練、嚴格管理，就能出成績。 在我談的過程中，他們听得都很認真，很有味。我心想，這也是他們最感興趣的。從他們听我談話時的表情，到沈副區長親自送我到飯店大門口的舉動來看，我知道我們的談話是成功的。 十几天后，也就是12月5日，郁知非和沈立恭副區長又找我談話。沈副區長說：“經過反复商量，多次征求意見后我們決定，由你來擔任申花隊的主教練。”他還特別指出：“你所講的抓作風，抓管理，抓訓練質量的思路与我們一致。我們對你過去也了解，相信你能把隊伍搞好。” 我听了當然很高興。又一次競爭獲胜了。1992年初我在昆明也經歷過一次國家隊主教練的競爭，我胜了。但吉隆坡失敗后，我又被無聲無息地“擼”了。現在，又有机會為自己正名了！ 在輕松地談完組隊目標和思路后，我向他們提了一個問題：“02怎么辦？”“我在俄羅斯定的三個外援怎么辦？”郁知非說：“你已經被我們聘用了，02就不要再搞了。”我听了心里不太痛快。我說我到上海來，主要就是搞02的，在上次我們的談話中我也說了，02是我的事業，也是我回上海的目的，我不能放棄。講到這里，雙方言語有些激烈，气氛也開始不對了。沈副區長很有經驗，他忙打圓場：“今天我們主要談的是俱樂部的事情，02的事我們以后再說，我想會給你解決的。” 這個話題就此打住了。接著再問，我在俄羅斯定的3個外援怎么辦？郁知非又說，這3個人是為東方隊請的，与我們沒有關系，我們對他們的情況也不了解。隊里需要不需要他們，要由俱樂部考慮后決定。郁知非的說法當然沒有問題，因為這3個外援是与東方隊簽約，而不是与申花隊簽約的。但是我對他的態度和這种說法感到不快，畢竟他們是我找來的，我与申花隊簽約后當然也希望他們能夠留下。我臉上流露出的不高興的表情被沈副區長看出后，他忙說今天我們只定主教練，這兩個問題以后再解決。 這次談話，留下的兩個問題都沒有解決。 我這個人有點急性子，在“面試”之后，已經感覺到主教練的位置肯定是我了，因此便開始著手做准備工作。我把成耀東叫到住處了解情況。成耀東是我在國二隊時的第一批隊員，他對我經過“面試”并很有可能擔任上海一隊(申花隊)主教練的情況還不知道，他以為王后軍的上海一隊先挑18人，剩下的再由我來挑。 我想知道隊員的情況，但又不能明說我要接申花隊，便試探著問他，如果你是王后軍，你會怎么挑法？成耀東是很有頭腦的隊員，他的意見很有參考价值。開始他不好意思講。我說，以你對隊里的了解，你就先挑挑看嘛。 這么一說，成耀東便把老、中、青隊員都給我排了隊。他排了三個年齡檔次約28人。老隊員中林志樺、鄭彥、李龍海、王鋼等被提了助理教練，還有唐全順、蔡建林等；中間一層年齡的球員有成耀東、范志毅、李曉、鞠李瑾、邱京巍、吳兵等；年輕的有朱琪、申恩、毛毅軍、朱炯、賈春華等。他很客觀地分析了每個球員的作用，如有的人在場上有作用，但對隊伍建設作用不大，有的場上作用一般，但對周圍隊員很有影響力。 這一次談話對我接管申花，組建隊伍有非常積极的參考作用。后來成耀東也一直很得意地對我說：“徐指導，你剛來時我是很支持你的吧。” 1993年12月12日，申花足球懼樂部在虹橋賓館舉行了成立大會，市委副書記陳良宇、副市長龔學乎、体委主任金永昌、俱樂部董事長郁知非等都參加了成立大會。這是中國足球史上成立的第一支由企業直接負責的，脫离体委的職業足球懼樂部。 開會前我到會場休息室時，龔學乎与郁知非已經聊了很長時間了。在休息廳里郁知非一見我就說：“根寶，听說隊里亂了，好多者隊員都不干了。”我很冷靜也很自信地說，郁總你放心，既然机制是新的，教練是新的，隊伍有點動蕩，隊員有些想法是正常的。我有信心把隊伍抓好。市委副書記陳良宇說：“這次大家推舉你當主教練，希望不要辜負大家的期望。過去你在國二隊的打法，我的儿子特別地欣賞，當知道懼樂部定下你后他也說選得對，上海就需要你這樣的教練。”這是我到上海后第一次見到陳良宇同志。 成立大會開得熱烈而隆重。大家對這個新興的職業足球俱樂部都充滿著希望和好奇。 我作為申花隊主教練，也上台講了話。這是我第一次作為職業隊主教練面對公眾講話。我事先作了准備。我的講話一如我的性格。主要講了三點： 第一，擔任上海申花隊的主教練，感覺到壓力很大，盡管我當過國家隊、國二隊教練，但上海隊壓力不比國家隊壓力小，尤其是球隊改革初期；第二，我有信心把隊伍搞好，因為我有多年帶隊的經驗；第三，我的目標是使球隊的精神面貌要改變，要樹立新的隊風，要有新的打法，我的指標是1994年聯賽前六名。如果打不進前六我就自我炒魷魚。講到這里，會場內有人發出笑聲。也許他們在想，根寶又在說大話了。 大會后還開了新聞發布會。好多記者問我，“你簽合同了沒有？”我說我沒有合同可簽。“听說你定了每月3000元工資？”我說這個只是可能，是上面定的吧。“你對這些有何看法？”我說我目前在申花當主教練，我是打工的，我是為老板打工的，現在一切都听老板的。 我回答得很干脆，也很自信，自以為這一切都是天經地義。現在看來，我們當時對職業懼樂部太缺乏理解，至少在認識上出了問題。 盡管當時成立的是職業懼樂部，但是在操作上卻沒有接職業俱樂部的方式去做。最起碼一點，應該是合同在前，履約在后。但當時誰也沒有去想這些，工資等待遇也是宣布后給我“定”的。當時我以為我是打工的，打工的就得一切听老板的，至于自己的權利、義務都搞不清，也不知道。可見當時的職業俱樂部是非常的初級。 當天會議結束后郁知非告訴我，体委已經通知隊員，明天上午9點鐘到江灣基地報到。此時，我的教練班子也准備妥當，桑廷良和顧兆年當我的助理教練。在确定我為申花隊主教練之前，我已經著手做這方面的准備，我和桑廷良、顧兆年已經碰過几次頭。我向他們透露過我有可能搞中花隊，并告訴他們，如果我當中花隊主教練，你們就是我的搭檔。桑廷良了解球隊，顧兆年積极肯干，我對這個班子很滿意。 他們向我透露了隊伍里的思想狀況：一，一些老隊員有想法，說根寶上台后不用他們，怕被淘汰；二，年輕的隊員思想有波動，因為當時隊伍已經有29名球員，一些年輕隊員有點泄气；三，听說徐教練管得太緊；四，俱樂部收入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多。當時阿克發隊的工資是每月1300元，而申花隊也不過在1500元到2000元之間。 我對他們說：一，我們不要怕亂，要亂就讓它亂個透，我們再治，反而更好；二，向懼樂部提出改善訓練和住宿條件；三，与隊員多談心；四，把食堂、醫務、管理人員配備整齊。 12月13日上午9點30分是全隊報到的時間，等待我的是一支什么樣的隊伍呢？ 在回上海的几個月里，我到江灣基地去過一次，在那里的食堂吃過一次飯。 而這次是以主教練的身分進入江灣基地的。我早早地來到了江灣，在各處轉了轉。球員睡在大教室里，6人一間，贓兮兮的蚊帳橫七豎八地搭著，房間里又亂又髒，地上滿是垃圾，甚至煙頭。看后心里想的第一件事，就是一定要改變環境。 江灣基地里里外外是一片衰敗的景象，但我還是有點激動，畢竟，离家二十多年后，我這個已經成為“外地人”的上海人，竟成為這個城市足球隊的主教練。來到隊里的會議室，坐在那里等著我的球員們。 9點半到了，陸陸續續來報到的球員只有二分之一。我們原定11點鐘開全隊會議，在會上我与王后軍進行交接。但是過了11點，仍然還有小部分球員沒有到。這樣一個開局令人很不臆快的，但我還是忍住了。對大家說：我們先吃飯，吃完飯再開會。 一直等到下午1點鐘，還有四五名球員沒有報到。這支隊伍紀律太散了，不花力气抓作風是不行的，我對自己說。一些遲到的球員向我訴說理由，有的說是堵車，有的說不知道几點報到。我沒有說什么。心想，要盡可能地冷靜些。 我決定不等了，便宣布開始開會。 王后軍先講話，他說上海隊原名上海阿克發隊，現在已經改名成為上海申花隊，他的教練工作也結束了，由根寶來擔任上海申花隊的主教練。 王后軍講完后由我講話。我開口便給大家提了几個要求： 首先希望大家今后都講普通話，這從我開始做起、第二，從現在開始， 上海阿克發隊變成了上海申花隊，我是主教練，桑廷良、顧兆年是我的助 理教練；第三，隊伍剛成立，事情有很多，隊員也有各种想法，這都是正 常的。外面傳說多，不要去多听，有想法、有問題可找我們教練談。第四， 隊員中有傷不能練習的，以后向顧兆年提出。我們初步的設想是一天兩練， 上午身体訓練，下午分隊比賽；第五，今天規定是9點30分報到，但准時 到的只有一半，一直等到現在，還有四五名球員沒有到，可能有的球員在 家里沒有通知到，現在我正式通知大家，明天上午9點30分報到。 開完會我們馬上去訓練。天正下著雨，我問隊員過去下雨天在哪里練？ 隊員說在体育館里。我說，今天我們大家就在雨里練。 說完，我就讓大家回房間准備，馬上下樓進場地！ 那天，雨下得比較大。桑廷良對我說：“怎么開會也不多說說，提提要求，就這樣拉出去練了？”我說，我的要求都在場上，空話不說。這天大家雖然是第一次合作，但還是練得不錯。說實在的，沒有制訂正式的訓練計划，第一場練習狠難練出什么，但是我就想用艱苦的訓練來給大家一個認識，我們從現在開始已是職業隊了，職業隊就是龐該与過去不一樣。這場雨不得正好。訓練結束，大家都是泥水一身，就像剛打完比賽。我不知道球員們對這第一堂訓練課是什么想法，但我心里想，應該會給他們留下印象的。 這一天，几個老隊員如張衛華、唐全順、林志樺、鄭彥等沒有到。 第二天上午9點30分過了，還有三分之一的球員沒有報到。我意識到這可能是隊員們從心底里對我有抵触情緒，或是對我這個“外來人”來點“下馬威”、“殺威棒”之類的把戲。于是，我決定不等了。時間一到，馬上開始訓練，我依然像過去在國二隊和國奧隊一樣地要求。在場上大聲地喊著，催促著球員們努力地去爭球。 訓練完，我又開了個短會。我說，昨天9點30分有不少人沒有到，今天9點30分又有許多人沒有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希望我們能夠互相尊重。我希望沒有到的球員能夠向我們教練說明原因。這一天里沒有到的球員中，有唐全順和鞠李瑾。鞠李瑾是因為前一天雨中訓練受了點涼，回家后發燒了。 來來去去，隊伍始終到不齊。我在申花隊頭兩天的訓練，就是在這樣的狀態下進行的。這時，沒有什么訓練上的具体要求，對我來說，有多少球員來訓練，是最為重要的，至少說明誰是愿意跟著我這個教練，愿意在我們這個申花隊里干下去的。這里還有一种信任。 但是，我已經感覺到了，這是一种“較量”，一种無形的較量，考慮了再三，也為了爭取更多的隊員能留下來，我再一次宣布，如果明天還不能按時報到的，不管是什么原因，卷舖蓋走人！我想借來訓練的球員把我的話傳給沒有來的隊員，我不能一直防守而不反擊。 我接手的居然是這樣一支散漫球隊，如果沒有好的作風、沒有意志力，這樣的隊伍能打胜仗嗎？我要做的，也是最應該做的，便是把這支隊伍整頓好，讓他們有嚴明的紀律，讓他們知道自己的責任，知道自己應該做什么，不應該做什么！ 有朋友對我說，根寶，這是上海隊，不是你過去的國奧隊，你不能用過去的那一套來管理這支上海隊。應該有所不同啊。我說，比賽場上，對手是否會因為你是上海隊而放松壓力？事實恰恰相反，正是因為是上海隊，人家踢得更凶！ 第三天，愿意留下的都沒有遲到。我想，這就是我的基本力量了，我應該緊緊抓住。這是申花隊的基礎！我得充分利用我新上任的威勢，狠狠整頓，嚴格要求，嚴格管理，一定要帶出一支紀律嚴明、作風硬朗的球隊來！我對此非常有信心。 但是三天后情況又有了變化，一些老隊員提出不干了。 上午，守門員賈春華來找我，提出他不想干了。他說，不是因為你徐教練上台才不干，也不是吃不起苦，而是對這項事業并不由衷地熱愛了。但他又說，我能跟著隊活動嗎？我回了他一句：“你既然對你自己的事業不熱愛，還跟著隊干什么？”我又說：“你打万寶路杯賽時守住了5個點球，龔副市長專門獎了你1万元，你能白白地把這些榮譽都丟掉嗎？你再回去考慮一下。” 下午，另一位守門員蔡建林也提出吃不消，不想干了。蔡建林沒有找我，而是通過桑廷良來跟我說的。那時我們一共才只有這兩個守門員，都走了，誰來守門？我挺生气。但又想，為什么一天之內兩個守門員都提出要走呢？原因是什么？是不是我在俄羅斯找了守門員庫茨，他們感到有威脅了？我向郁知非匯報，又給金永昌主任作了匯報。當時球員的關系都還在体委。 金永昌讓我去他家里談。金主任對我說：“体委全力支持你的工作，有些老隊員真不想干的也不要勉強，但不想干的原因要摸清楚，我想可能還有其他原因，還是要多做做工作。”第二天，我們做了工作后，蔡建林等人又留了下來。但是，仍有一些老隊員不想于。我對此很難理解，這是為什么？他們從小就与足球結在一起，好不容易到了現在的層次，就這么輕易放棄，不可借嗎？這里面到底有些什么原因？我決定親自找他們談。 我最先找了鞠李瑾。鞠李瑾是個不錯的球員，很有實力。盡管我沒有親自帶過他，但曾經把他列入國家集訓隊的名單。我告訴他，一，你的年齡還不大，還能踢球；二，你的身体條件比較好，現在你的水平還夠得上入選國家隊，三，你也入選過我的國家集訓隊，我們應該還是彼此了解的。鞠李瑾點頭同意，表示愿意跟隨我于下去。沒有想到的是第二天訓練又是下雨，他被雨淋后又病了。我讓桑延良去看望他，他發著燒，看上去很虛弱。最后他還是表示不想干了，說主要是身体不好。到這時，我已經沒有什么話好說的了，人各有志，不能勉強，我只得同意。 兩年后一次偶然的机會，我碰上了他。我問他在干什么？他說在跟著人家做生意。我說當初我們一起干有多好，你條件好，正是當打之年，退出去，多可借。我們都為你惋惜。言談中，他也流露出些許遺憾。 人生就是這樣，机遇可遇不可求，錯過一次，也許對一生都有重大的影響。不知道我的理解与鞠李瑾的想法是否一致，在人生的岔路前，他選擇了另一條路。也許他認為那也是一條很好的路，我祝愿他走好。 我還找了王鋼。王鋼是隊長，忠厚、老實、不善言談。成耀東對我說，現在這支隊伍還缺右后衛，王鋼是個不錯的人選。王鋼無論從年齡還是實力上講，都是可以用的。再說他是老隊員，在隊伍里還是很有作用的。在原上海隊里，像王鋼、李龍海、林志樺、鞠李瑾，包括唐全順等，應該說都有作用。 說起來我与王鋼還有一層特殊關系，他的父親与我的弟弟在一個工厂里工作，平時對我弟弟挺照顧。1983年王鋼入選國家隊時，正好我在國家隊擔任助理教練，我訓練過他的。我對他說，作為一個老隊員，我希望他能夠支持我再踢几年。我還向他提出，紀律上和生活上要對自己抓緊。因為我听說以前這些老隊員經常是稱兄道弟，香煙相互遞來遞去。 王鋼當時表示愿意留下來。几天后，他和妻子一起到隊里來，我又把這些話對他的妻子講了。那天，他帶著小孩，我還讓顧兆年扛了一箱健力寶送到他的車上。但當時我并不知道王鋼心里非常矛盾，大順隊想要他去，他也動了心，只是還沒有告訴我。后來，王鋼還是离開了我們去了大順隊。 三年后又相見時，我們已是全國冠軍了，王鋼仍在甲B球隊。他的太太責怪王鋼當時不听我的話。他默默無語。 雖然王鋼和几個老隊員先后离開了申花隊，去了大順隊，但我還沒有忘記他們。1994年年底我們与德國凱澤斯勞膝隊比賽時，后衛線人員不足，我從大順隊借了張衛華和王鋼來。他們兩個在隊里的訓練相當努力，也非常遵守隊里的紀律。 我找的第三個老隊員是李龍海。李龍海在隊里是出了名的老黃牛。他平時話不多，但踢起球來非常認真，很符合我的要求。我對他說，你人品一直很好，人家都說你是老黃牛，隊里也需要你這樣的骨干，如果你有什么具体問題，可以提出來，我們看看能不能解決。他也很爽快，說希望能夠幫助解決房子的事情。他說他的年齡大了，沒有几年好踢了，希望能夠解決一下。老隊員這樣的要求我認為是合理的，便答應他向俱樂部反映盡力解決。李龍海人很實在，工作也好做。在談話之前我就得到“情報”說，他愿意干。 林志樺來了。這是上海隊的另一位老隊員，踢中衛位置。說起來，他与我有著特殊的關系。他的父親林耀清是我的啟蒙教練，從感情上講，對他我應該特別對待。當時，我已經考慮好為他留了個位置，讓他去當青年隊的教練。由于彼此之間的距离近，因此我的談話也直截了當。我問還能不能踢？如果不能踢的話，可以去當青年隊教練。林志樺說，他是上海隊的助理教練。我說，那時是体委時期任命的，現在球隊關系從体委變為申花集團，老板換了。我的意思也很清楚，要想當一名好教練，總要有個過程，我認為從抓一些小隊員著手，對自己積累經驗非常有用。現在就想當一隊助理教練，恐怕不太現實，而且也不可能。 我說，我從國家隊下來后，到少体校當教練，培養了高洪波。那時我完全是業余的，就連飯也是自己做，沒有人幫忙。兩年后我去山西隊，后來又到云南、火車頭帶隊，然后再去体院讀書，我認為這一段過程對我來說非常重要。中國還沒有一個教練上任韌便當一隊教練的，你還是從小搞起比較好。 林志樺也很通情達理，我們的談話气氛非常友好。最后，林志樺說要考慮一下，我同意他考慮几天，后來他還是沒有來。 張衛華是我第五個談話的隊員。張衛華身体條件好，頭球不錯，是后衛線上的一把好手，而且對他我是比較有把握的，他与成耀東一樣，是我組建國二隊時的第一批隊員。說起來也算是“嫡系”了。我對他談話也就比較隨便了。我首先肯定了他的优點，接著也提出了批評，我問他第一天訓練時為什么不到？ 沒想到的是，我們的談話進行得很不愉快。張衛華提出的條件很現實，一定要解決房子問題，否則就不我對他說，我沒有這個能力，也沒有這個權力，這要看俱樂部。如果你要干的話，下午必須到場訓練。他說他沒有帶鞋，我說我給你去找。但是到了下午，他人沒了，沒打招呼就走了，對此，我很生气。 鄭彥也應該來報到的，但他年齡的确大了，自己也認為踢不了，干教練可能性也不大，因此也不來了。 唐全順在上海隊里是一個有靈气的射手，經常得分。但那几天他一直沒有到隊里來。直到我們訓練的第4 天，他終于露面了。我說這個時候你來干嘛？他笑嘻嘻地說我來看看。我說：“三毛(他的外號)，我這次再給你一個机會，你來不來？”他仍說：“看看再說。你可別開玩笑呵。”我說我不開玩笑，我說的是正經的。結果他還是沒有來。 說實話，這段時間我為這些老隊員的事非常操心。我一個一個地与他們談，是想能夠“爭取”几個留下來。畢竟，這些老隊員無論在技術和經驗上，都是很寶貴的。我希望他們留下來，能夠助我一臂之力。因此，在來來去去的問題上，我對老隊員一直留有面子，并希望能爭取一個是一個。 正在這時，已經在隊里訓練的邱京巍，也不來了。邱京巍是隊里的前鋒，說實話，我很用得著他。他忽然不來了，到底又是什么原因？ 后來我才知道，邱京巍的退出，是怕自己過不了12分鐘跑的關。 其實，足球運動員必須進行12分鐘跑的体能測驗，并不是這一年開始的。只是這一年中國足協更加強調了。過去在昆明進行的12分鐘跑測驗，監考官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一些体能困難戶，也是在隊友的幫助下，拖著拉著抱著扛著沖過終點。而這次中國足協來真的了，不允許任何作弊的現象發生。這一下可勞了那些本來就視12分鐘跑為畏途的球員，他們知道這一下可能難以過關了。其中包括邱京巍。他想了半天，最后還是決定离開申花隊。后來他去了王后軍帶領的浦東隊，因為那時浦東隊還是乙級隊(按當時中國足協的規定，參加乙級隊比賽是不需要進行体能測驗的)，幫助浦東隊打入了甲B。 后來我還知道，唐全順的退出，也是基于這個原因。有一次他對我說：“徐指導，不是我不想干，而是我12分鐘跑不行。” 上海隊變成了申花隊，徐根寶當了主教練，一下子六七名主力隊員退出，這事影響非常大。人們都在問：申花隊到底怎么啦？發生了什么事？究竟是因為什么？ 這一切對我這個新任教練壓力尤其之大。我想無論我怎么解釋，人家都認為是因為我來了，這么多主力才會走的。我的處境很不利，很尷尬。 對于這些老隊員，上海的有關領導做了很多的工作，市体委主任金永昌請這些老隊員吃飯，懼樂部董事長郁知非也与他們談話，希望他們能留下來，為上海足球作貢獻。但是最后的結果仍不盡如人意，他們仍然不愿意留下來。 經過這一段大波動后，到12月中下旬隊伍終于基本上穩定下來了。在我的筆記本里，記下了第一批申花隊的球員，他們是：李曉、蔣建明、吳承瑛、謝暉、朱琪、陳偉、朱炯、張勇、劉軍、陸瑋、申思、邱之胤、范志毅、吳兵、毛毅軍、黃翌、成耀東、郭志文、姚俊、李龍海、賈春華、蔡建林，這些都是愿意留下來繼續訓練的。這就是申花隊的基本力量。 94年1月8日，上海海華家具有限公司董事長柳孝明贊助了我們球隊家具。在贊助會上，龔副市長忽然發表了長篇講話，其內容竟然是圍繞我如何到上海，并如何擔任上海申花隊主教練的。看起來，關于我如何到上海，并取得主教練一職的話題，外界早已傳得沸沸揚揚了。這也難怪，上海這么個大地方，又有全國第一個職業化足球俱樂部，我這個离鄉多年的上海人(在上海人眼里，我与外地人已經差不多了)“不費吹灰之力”便掌握主教練大權，許多人是看不懂，社會上難免有傳言。看得出，龔副市長是想借此机會澄清一些問題。 龔副市長著重談了為什么我到上海來，到上海后，俱樂部為什么聘徐根寶而不聘王后軍。他首先說，徐根寶擔任申花主教練的問題，是申花董事會聘任的，而他本人則主張徐根寶擔任擬議中的東方隊主教練。 龔副市長說：“去年上半年徐根寶來上海，我和金永昌希望他來上海搞02俱樂部，抓小孩子。東亞運動會時我又向袁偉民提出了這個要求，得到了袁偉民的支持。我希望足球場上要有競爭，因此我提出徐根寶在籌辦02俱樂部同時籌建東方俱樂部隊，也就是有了徐根寶去俄羅斯招聘球員一事。申花集團和黃浦區成立俱樂部后，開始提出的主教練人選是方韌秋，但方指導沒有接受。在王后軍与徐根寶之間，俱樂部最后定下了徐根寶，這是俱樂部与兩人談話后決定的。雖然我希望王后軍帶申花隊，徐根寶帶東方隊，因為這更有利競爭。現在，申花俱樂部聘請徐根寶任申花隊主教練，完全是董事會的決定，不存在任何其他因素。” 而后，龔副市長就申花隊今年的建設對我們全隊提了他的看法。他說：“我首先強調精神和隊風。有了這兩點，技術也會上去的。現在主要任務是抓好訓練和作風、隊風，成績實際上就孕育于其中。純抓技術是抓不好的，沒有好的隊風、作風，沒有高昂的斗志和体能保證，所謂的技術也就是花拳繡腿，經不起碰撞，這一點大家都有共識。我們在巴西的少年隊認為，在那里訓練50天，等于在國內訓練一年，這就是我們過去訓練、作風与實戰的嚴重差距。万事開頭難，我們也不要對申花隊期望太高。事物發展總有個過程，換個形式就是大變是不可能的。改革不會那么容易，重要的是作風和精神要有所改變，這是提高的基礎。外界要多給予支持，多提善意批評，讓球隊在良好的環境中訓練，不要非難，更不應無中生有，動搖改革的決心。” 關于老隊員，龔副市長也說：“今天我再講一遍，再給一次机會，如果還不想到隊，那就不會再有踢球机會那天會議，我們全隊參加，隊伍整齊，沒有打鬧，更無抽煙。這是我們申花隊第一次在公開場合亮相，大家的反映都是：隊伍變了。 隊伍基本穩定后，俱樂部一些工作也開始展開。教練球員的工資待遇問題，也擺到了重要位置。制訂工資這樣的事情是非常复雜的。但俱樂部郁知非很相信我，讓我給俱樂部做個工資表。 這可是第一份職業球員的工資單。怎么做？基數是多少？全無參考文本，又不能拿國外俱樂部的來參考。我只能“道听途說”加上自己的感覺，擬訂了一份初步的工資單。當時，中國足協定下的球員月工資上限是1500元，后來條例又做了修改，允許俱樂部根据自己條件制定。我听說廣州太陽神隊定的工資是2000元，上海阿克發隊定的是1300元左右。而當時上海体工隊一線運動員的月收入約1000元，教練員約1200元。 根据以上情況，我把平均工資定為1500元，分高中低三檔，范志毅最高，2500元；劉軍等隊員中檔，為2000元；吳承瑛、謝暉等年輕隊員是低檔，1000元。 比賽獎金，我定下的是贏球主力隊員3000元，替補隊員500元。 工資單具体如下： 范志毅2500元，李龍海2500元，成耀東2000元，李曉2000元， 陳偉2000元，劉軍2000元，蔡建林2000元，賈春華2000元，朱琪 1800元，申思1800元，吳兵1500元，黃翌1200元，毛毅軍1200元， 姚俊1200元，陸緯1200元，朱炯1200元，謝暉1000元，張勇1000 元，吳承瑛1000元。 教練員：徐根寶3000元，桑廷良2000元，顧兆年2000元。 這是申花俱樂部第一份職業球員工資單。這份工資單后來得到了俱樂部的批准。 申花隊第一年相當艱苦，說起來可能有人會不信，隊里連一個球都沒有。你能想象嗎？踢足球的居然沒有一只球！我們是向青年隊借了10個球才進行訓練的。我當教練經歷也不算少了，但這种條件我還是從未碰到過。 那時隊里窮，可真是窮得連訓練服都沒有。分隊比賽服裝要有區分，怎么辦？還是桑廷良有辦法，不知從哪搞來了布套衫，往身上一套，能看出不同就行了。伙食更不用說，當時隊里的伙食標准低，后來申花懼樂部定下每人每天30元，但是食堂管理不善，燒飯師傅的水平也不行，隊員們反映說隊里的菜還沒有家里媽媽做的好吃。 食堂是間破舊的大房子，四面通風，那時正值冬天，菜上來就冷。吃飯時大家圍坐在一個巨大的砧板周圍，有點像過去大躍進時代農村里吃大食堂。 宿舍正在裝修，中午就在沒有裝修的北房休息。那几天，正是天寒地凍，洗完臉毛巾挂上不久就會結冰，沒有人敢睡覺，大家都怕感冒。 1993年正是上海三年大變樣的第一年，到處在修馬路，修高架，几乎每條馬路都堵車。那時候隊員的經濟狀況遠不如現在，不敢每次訓練都叫出租車，因此經常有遲到的。据桑廷良統計，第一個月隊里遲到累積次數有一百多次。我從不听隊員解釋，遲到就是遲到，不管是堵車還是別的原因，只要是遲到，哪怕一分鐘(當時我讓桑廷良和顧兆年站在門口拿著秒表等著)也得受罰。經過將近一個月嚴格治理，遲到現象終于漸漸減少了。 有一個星期天，一早起來便見窗外一片白茫茫的大霧。我們都以為今天9點30分前肯定集合不起來了。那時我們是一周訓練七天，誰知9點不到便有球員三三兩兩地來了，不到9點30分，全体隊員竟然無一人缺席！其中吳承瑛是早上五點多就起床擠公交車來的，當時我真的非常感動。我在集合時對大家說道：“今天這么惡劣的天气，沒有一個遲到，非常可貴。大家從很遠的家里赶來，并不在于為了參加半個小時的跑步。這點運動量對于一個職業球員來說不會有多大的作用，這里最主要反映的是球員的精神，我們整体的精神，這支隊伍是具有嚴明紀律的，而這對于球隊的建設和打胜仗，是非常重要，我感謝大家！” 這一天我特別興奮，特別有感触。從第一天報到，時間過了半天仍沒有集合起隊伍，到漫天大霧卻無一人遲到，這支隊伍的隊風、紀律，終于樹立起來了！這一段時間我們艱苦訓練的努力，終于有了結果了！ 隊風雖然樹立起來了，但好的作風只是基礎，要想成為一支強隊，更重要的還是訓練，刻苦的訓練。尤其是對我們這支青黃不接的球隊來說。 我們堅持一天練兩次，堅持一周七天不間斷的訓練。而過去上海隊每到星期六下午便放假，星期天放一天假，直到星期一下午才報到。我要求星期六和星期天，也要訓練半天。我想通過這种強硬的訓練，調動球員的狀態和積极性，不讓他們思想上松勁，初創階段，總是最艱苦的。 由于七名者隊員离開申花隊，訓練人數都保證不了，我便從青年隊調了几個人，其中有謝暉、吳承瑛、張勇、張佳平等人。當時，這些年輕球員的基本技術都不規范，記得謝暉、毛毅軍等，雖然個子高，但跳起頂球的動作都不對。我便自己做示范，做完后讓成耀東再示范給他們看。從1993年12月到1994年1月申花隊成立的這一月里，我們的訓練效果非常好。 這時，大連万達隊也在上海訓練，我們約了一場練習賽，結果以3比0獲胜。賽后徐弘對我說：“徐指導，看你們申花隊比賽，就像是我們當年的國二隊，看出點搶逼圍來了。” 過去几十年來，中國足球存在許多問題，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條便是軟，經不起對抗。我們國二隊和國奧隊后來在國內聯賽成績不錯，就是因為我抓了搶逼圍，從丟球后的回搶開始。當然，要想在比賽中体現這种硬朗，平時訓練中就要像比賽時一樣地嚴格要求、真刀真槍。 習慣了松松垮垮訓練的球員們，對這种真搶真鏟极不适應，誰也碰不得，稍一碰撞就吵嘴，甚至打架。12月23日下午的分隊比賽，陳偉与黃翌打架，我立即把他們轟下場。晚上在全隊會議上還讓他們做檢查。 我批評說：“這就是我們水平上不去的原因。平時訓練与比賽脫節，訓練對抗，不拼不搶，碰一下就要報复，這叫對抗嗎？今天打架就是典型的例子。我們要提倡真本事，踢人誰不會？業余隊里有的是。今天這事危害很大，比賽中你們這樣做，只有兩個結果：一，影響极坏；二，紅牌罰下，最終受損失的還是集体。造成這种現象的根源，還是對對抗的認識不夠。陳偉，你記得以前在國奧隊時嗎？當時与朝鮮隊比賽，人家踢你你還控得住球，但現在你退步了，一碰就叫，每次与裁判鬧，都有你的份！黃翌你也有坏習慣，一下都碰不得，驕气，認為自己了不起。” 要讓隊員們認識到對抗的重要性，改掉過去留下來的坏毛病，是很難很難的，尤其是一些老隊員，被新隊友碰撞后還要抬腳報复。每到這時，我都要讓訓練停下來，給大家講道理，對這种現象提出批評，強制性地讓隊員們知道，這种實戰性的訓練，對于今后的比賽是非常重要的、必不可少的。我說，過去大家訓練時和和气气，真要對抗時便軟了。這种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有一次，一位老隊員被鏟倒，火了，爬起來就朝對方踢去，我當即把這位老隊員轟了下去。 我任國二隊主教練時，訓練隊伍的指導思想是快、搶、前。當時的中國足協主席年維泅要求我們說，中國足球要解決一個搶宇，解決中國球員一碰上搶就不行的老毛病。一提到搶，大家都不愿意，認為這太辛苦，認為這不是技術，實際上這种說法是不准确的。其實搶的技術与進攻技術一樣的重要。搶是防守技術的一部分，它与進攻是一對矛盾，是對進攻技術的促進。 過去一遇到逼搶硬朗的球隊，我們的技術便不行了。這一點我過去在國家隊、國二隊，已經有了深刻的体會。1992年2月參加在吉隆坡的奧運會預賽亞洲區決賽，我們國奧隊都由能搶、能跑、能對抗的球員組成，打起來很有气勢。但是外界批評我們打得太粗糙。到了吉隆坡后我沒有堅持下去，而是換上了許多南方球員，試圖打“技術球”。吉隆坡失敗后我自己總結出許多教訓，其中最主要的一條便是沒有堅持以往的打法。放棄了身体好、力量強、沖勁足、逼搶凶的特點，去与韓國隊進行“技術周旋”，這注定是要失敗的。我要改變中花隊，改變上海足球，就是要突出快、搶、前，更突出一個搶字。我心里知道，讓上海球員這么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搶，是永不言敗的精神体現，也是積极進取的气勢所在。我要求隊員們主動出擊，一鼓作气，不借一切代价將丟了的球搶下來，再攻到對方的禁區里去。一人搶，眾人圍，多方堵，要想改變上海的“軟腳蟹”作風，就是從搶開始。過去北方隊一遇到上海隊時在准備會上就講，上去先踢他几腳，上海人就怕了。他們一怕，球就好踢了！ 快搶前，就是以搶為中心。其中雨天泥地里訓練鏟球，很能培養隊員們的意志力和吃苦精神。我与他們一起在泥地里練倒地鏟球，我對大家說，過去我們練鏟球時隊員不愿意倒地，不愿意跑，不愿意魚躍，因為這是最苦、最累的，而實際上，在比賽中這卻是讓對手最害怕的，在場上最有用的。在這段時間里，我最強調的便是對抗，便是鏟球，一周內起碼要練3 次。練完后馬上分隊比賽，要求將鏟球技術運用到對抗中去。我還要求隊員們一人搶，其他人移位，准備封堵，而不是站在邊上看。隊員們都非常年輕，肯花力气，訓練效果非常好。 那段時間，是我當教練以來最辛勞的。每次訓練完回到白玉蘭賓館暫住地，6點半洗完澡，7點還來不及吃飯，我便倚在床上睡著了，一直要到晚上11點賓館總經理錢麗芳派人敲門叫我去吃夜宵時，我才能醒來。那段日子，我就是在這种狀態下工作的。我心中唯有一個信念，那就是盡快把申花隊帶出來。 雖然訓練工作很辛苦，但我從沒放棄過搞02足球俱樂部的設想。訓練三周后的一個星期天，我約了普陀區体委管足球的領導一起，談有關02俱樂部放到普陀區訓練的事。這事傳到了俱樂部，引來了一場軒然大波。 那一天我到隊后，發現隊里牆上忽然多了一條標語，寫著“安心訓練搞好隊”之類的口號。我感到很奇怪，隊里誰不安心了？我問桑廷良和顧兆年，他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訓練完后，俱樂部兩個同志來找我談話，對我提出一些批評，大致是這么几點：一，老運動員的除名權不在你這里，不是你想不要就不要了；二，正是由于你到處亂講話，老隊員的工作給你搞坏了；三，你平時態度太凶，不利于隊里團結；四，你不安心工作。最后，他們要我考慮后果，要我對1300万上海人民負責。 我听了這話馬上來火了。反問道：“我是怎么搞坏老隊員的工作了？除名的話我是經常說的，不干就走，本來就應該是這樣。但我也知道，最后決定權在你懼樂部。關于請老隊員回隊的事，我在足協也听說了一些老隊員的反映，說俱樂部請、金永昌請、為什么根寶不來請？我是沒有去請，這是真的。因為最后与他們一起訓練、生活的是我，我能去請他們嗎？這樣的話，這支隊伍還怎么管理，我這個“黑臉”還怎么唱？再說，我与他們都談過了，歡迎他們歸隊，還做過許多工作。龔副市長也說，門是開著的。領導都說門開著，我能把它關上嗎？老隊員干還是不干，關鍵還在他們自己，為什么要我去請？說我態度凶狠，我找隊員們談話做思想工作你們知道嗎？你們沒有跟隊，不知道我這一個月里与隊員們談心達上百次，我承認我有時挺凶的，還要讓隊員吃‘麻栗子’(用手指敲頭)，但這是為了訓練，為了隊員們進步。至于說我不安心，更是無稽之談。我哪里不安心？我的家不在這，我的家屬不在這里，我從早到晚在這里，嗓子也喊啞了，你們看看現在這條件，看看這辦公室，每天回到住地顧不上吃晚飯便睡覺，晚上11點起來才吃晚飯，我是哪里不安心？”我一口气把這些日子心中的郁悶吐了出來，當時我非常激動，這一通話說出后，談話自然是不歡而散。 當我冷靜后想想，可能是有關我聯系02俱樂部的事，被懼樂部知道了，他們不太高興。兩天后，郁知非和孫春明在申花總部請我們教練吃飯，听我匯報隊伍情況。郁知非听后比較滿意，關于02的事也沒提。 這次沖突后，我開始對02的事小心起來，我知道，比較申花隊，02俱樂部應該是放在第二位的。1994年我們取得第3名的成績后，郁知非對我說：“02是你的心愿，我可以幫助你。”但那也僅僅是停留在口頭上。直到1995年夏天我們隊伍較穩定時，我才正式成立了02俱樂部。 盡管我与俱樂部的矛盾有了緩和，但由于有了這么個插曲，相互間總有那么一點隔閡。一天，郁知非對我說，以后俱樂部總經理辦公室要設在江灣，隊里与俱樂部一周或二周開一次聯席會議，每個階段要有總結，每周計划要向俱樂部報告，對外界我們要唱低調，對新聞界要盡量少說話，我們公開目標是第6名，但內部要向前三名努力。 我敏銳地感到，俱樂部還是對我不太信任。要我匯報，要開聯席會議，總經理辦公室要設到江灣來，到現場“盯”我，對外界唱低調，每周要報告，好像要把我捆住。這种不信任的感覺，讓我很不舒服。 過去我當國家隊、國二隊和國奧隊主教練時，盡管每周也要向訓練局、向年維泅匯報，但工作還是讓我放開搞，訓練計划有時報上去，有時根本不報。我非常欣賞榮毅仁老人送給我的八個字：“集思廣益、獨斷專行”。 俱樂部這种与体工隊完全不同的做法讓我難以接受。我喜歡那种我行我素的做法，我希望自己的工作建立在領導必須信任我的基礎上。信任我，我就投入，并為此負責。這种信任其實也是一种壓力，一种促進。俱樂部這樣做，像是不信任我，像是要監督我，這种于法，我從未經歷過，尤其對于我這樣一個不太愿意讓人束縛，個性又极強的人來說。 但冷靜下來我又想，我們都是在進行著一項過去從來也沒有做過的工作，職業俱樂部是什么樣？內部管理又是什么樣？我們都沒有碰到過。在這個時刻，我不能意气用事，該忍之處還得忍。我想，等我出了成績，再來證明誰是誰非吧。好在我對這個隊非常有信心，只要把訓練抓上去，我們一定會出人頭地的。 后來也怪，訂了那么多條，最后都沒有實施，聯席會也不開了，總經理辦公室也沒有到江灣來。我想，這大概是經過了最初的磨合后，大家都感到沒有必要去這么做，或者是沒有這么做的緊迫感。至今，江灣仍是球隊的住處和訓練地，俱樂部辦公室仍然在市中心。 有一件事情，至今想來仍十分有趣。雖然聯席會議不開了，總經理辦公室也不設了，但有一天，隊里忽然來了個40歲左右、原在普陀區干公安工作的中年人。當時的俱樂部聯絡員張德發對我說，他是來申花隊擔任保衛工作的。 這人搬進隊后很少与人說話，我們始終吃不透他到底是干什么的，但我們相信，他絕不是為“保衛”而來的。 兩周后，他悄悄地把桑廷良拉到一邊說：“明天我要走，其實我是到隊里來了解你們每天工作情況的。兩周來，我看到你們訓練非常辛苦，工作非常繁多，而且如此地投入，尤其徐教練，讓我非常感動。”听了桑廷良轉告的這些話，我心里有一种說不出的滋味。 對于申花集團來說，他們也從來沒有正式接手過球隊，也不知道球隊的管理和建設應該怎么做，他們對足球運動的特殊性了解得不夠，因此把管理企業的模式簡單地套用到球隊，這大概也是初創時期我們之間產生矛盾的主要原因吧。 副領隊張德發后來与我的關系也相處得很好，大家無話不說。有一次他對我說，根寶你知道嘛？這半個多月來，我挨“克”了。我說，你應該被“克”。你要了解隊，就必須与我們從早到晚呆在一起。你必須了解我們的隊，了解我們球員，了解我們的訓練，你只有真正了解了，才能向俱樂部匯報我們真實的情況。我開玩笑地對他說，你挨“克”是完全應該的。 由于俱樂部對我逐漸信任起來，我們的工作關系就理順多了。 為什么我要提這件事呢？因為我認為這些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并不是孤立的。這也是舊体制向新体制轉化時一定會出現的，它并不是依照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我想，在其他俱樂部，俱樂部与主教練之間的關系上肯定也會發生這种事情，僅僅是表現的方式不同罷了。有矛盾就會有沖突，就會有進步。我想，我与俱樂部之間的這些矛盾，為現在和將來的俱樂部工作提供了一些教訓。 94年1月26日，三名俄羅斯球員來到了我們申花足球隊。 當時我們是初創階段，說起來是職業隊，其實連一個像樣的住宿地方都沒有，訓練的場地也不行，餐廳像個大伙房，集中開會的地方也找不到，廁所連腳都插不下去。整個基地，甚至一身整齊的訓練服裝都沒有。盡管俄羅斯也有許多困難，但是像我們這里的條件，他們恐怕是不會想到的。 當時最需要解決的問題是，我們住在江灣，那里正在改建，亂七八糟的。吃飯問題怎么解決？他們能与我們一起吃大鍋飯嗎？一想到黑頭發的和黃頭發的坐在條凳上， 圍著一個如砧板一樣的大桌子吃飯，我就覺得好笑。還有，他們住在哪里？由于宿舍改造，球員們都走訓，他們要走訓，走到哪里去？這些都要我這個主教練去解決。 住的問題還好解決，我与白玉蘭賓館老總錢麗勞打了招呼，他們非常支持，讓他們佐在白玉蘭賓館，与江灣訓練基地很近。每人給買一輛自行車，車費也省了。但吃的問題不好解決，考慮到經費，開始商議的是早餐在賓館，午餐和晚餐在基地。但几天之后，這些俄羅斯球員反映吃不慣。最后我与他們達成了妥協，午餐在基地，早晚餐在賓館。那些“小毛子”听說能夠在賓館吃西餐，高興得眉開眼笑。 吃住問題解決了，下一步就是訓練了。說實話，我對他們的能力，對他們能否在中國干下去，心里一點底也沒有。當初我出去挑外援，領導給我的要求是“引進就是胜利”，因為對于上海來說，引進外國球員，在中國足壇是開先河的。再說，當時也沒有那么多的時間，也沒有那么多的資金，我只能在乙級隊里去挑，而且只憑錄像和自己的感覺。 經過了三天的訓練，我問他們感覺怎么樣？ 那些俄羅斯球員反映肌肉酸痛，莎莎甚至說，他們不習慣這种訓練方式和強度。在俄羅斯他們每天只練半天，練完以后便開車回家，這里卻是上下午都要練。再者，他們對我們的力量訓練尤其不習慣。在俄羅斯，他們是不練力量的。 莎莎看上去身体單薄，瘦瘦的，兩條腿很細，一撞就倒。我問他，你的力量為什么這么差？他滿不在乎地說，在他們那里從不練器械力量的。我感到這樣下去不行。我不管俄羅斯人對這個問題怎么看，反正我認為一個足球選手，如果身体力量不行，經受不起沖撞是肯定不行的。當時我就對他說，在我這里，你是一定要經過這一關。經過一段時間的器械訓練，莎莎与瓦洛佳的腿部力量明顯增強。在分隊訓練時，再也不是一撞就東倒西歪了。這說明，我的力量訓練指導思想和訓練方法是可行的。在后來長期的比賽中，隊里傷員少了，比賽中拼得出，就是到了下半時照樣沖勁不減，這确實与我們經常保持力量訓練有關。 莎莎是個老運動員了，但出國踢球還是第一次。對于他來說，到中國踢球也是一樁非常新鮮的事。我問他，如果我們与你所在的斯密那俱樂部隊比賽，我們能不能贏？他說，能。我問為什么？他說，申花隊里有許多技術好的球員，如成耀東、劉軍、李曉、陳偉等，整体實力強于斯密那隊。 對于中國球員來說，与外籍球員一起踢球也是一件新鮮的事情。但是几天以后，這种新鮮感沒有了，球員們對這几位“黃毛”來搶他們的飯碗有了看法。一些人反映，莎莎和瓦洛佳水平不行，連年輕球員都不如。這就像后來我在大連万達，我挑了艾里，但大家都說艾里不行一樣，這是后話了。 那段時間，這几個俄羅斯球員确實沒有什么突出之處，引來球員們對他們的反映也是正常的。有一陣子，瓦洛佳練得不起勁。我問是什么原因？莎莎說瓦洛佳感冒了，身体不太好。我對他們說，在中國，一般感冒只要不發燒都照常上班。當運動員的有時比賽需要，即使發低燒也要上場。莎莎說，在俄羅斯不是這樣的，患感冒要休息一周。過去我也听說過外國人對感冒非常重視，他這么一講，我也沒有堅持。 這3 名俄羅斯球員在隊里訓練了一段時間后，我對他們也有了基本的看法：守門員庫茨的特點是高球好，門前判斷不錯，但低球差，缺少力量，与蔡建林、賈春華屬于同一檔次；莎莎33歲，組織型前衛，特點是防守能力強，可以打不同的位置；瓦洛佳年輕，有沖擊力，体力好，門前的感覺還可以。事實證明了我的看法。在1994年，瓦洛佳一共打進了10個球。考慮到他們在比賽中的作用，我們留下了莎莎和瓦洛佳，庫茨讓他先回去了。 1994年1月29日，在北京召開全國足球訓練工作會議。在會上，國家体委主任伍紹祖講到人才問題時說：“各行各業都有人才，中國体育界也有人才，袁偉民是人才，馬俊仁是人才，足球界雖然沒有成績，但我看也是有人才的，高丰文雖然胖了些，現在不行了，但也是人才。”他對著我說，“你根寶能不能成為人才，就是看你能不能把申花搞出點樣子，把成績搞出來。如果搞上去了，你也是人才。” 盡管我率領國奧隊沒有沖出亞洲，但伍主任對我的印象仍然不錯，無論是我的訓練計划，還是我帶隊的風格，他都很欣賞。伍主任在与我談話時曾說：“根寶，你馬來西亞如果成功，你做的許多東西便是經驗了。”伍主任相信我是有能力的，因此在會上提我。他是讓我不要泄气，也是要足球界不要泄气。我知道伍主任的用心，我把伍主任的話看作是對我的期望和鞭策。回到賓館，躺在床上我就想，這几十年，尤其是近几年來，我走過輝煌的道路，也在馬來西亞栽得頭破血流。如果馬來西亞成功的話，我就不是現在這种情況了，國家隊主教練的位置，也不會莫名其妙地丟失了。一想到這，我就有點不甘心，又有一种躍躍欲試的感覺了。我也想，以前在大賽中失敗的教練，都一個個無聲無息了。但我并沒有倒下，我跟了施拉普那一年，不能体現我的本事。這次職業足球改革，不正是者天向我徐根寶張開幸運之手嗎？我必須抓住這次机遇，必須干出名堂來，讓所有人知道我徐根寶還是有本事的。我要靠自己的實力重新站起來。開完會第二天，我立刻赶回上海，參加訓練。 閉門苦練了兩個多月后，我們終于要參加比賽了。南京方面發來邀請，讓我們去南京与江蘇隊打一場公開賽。 我既興奮又擔心。興奮的是終于有比賽的机會了，就像是一支終日排練的樂隊得到了到舞台上表演的机會。但也挺擔心的，畢竟這是我們的第一場演出，如果演砸了怎么辦？ 上海的新聞界對我們第一次公開比賽相當重視，各大媒体的記者都去了。贊助服裝也到了，我們申花隊終于第一次服裝整齊了。在南京車站下火車時，大家著裝整齊，格外精神。接站的江蘇体委的同志開玩笑地說：“喲，不得了，職業隊來了！” 南京的比賽對我和球隊來說，是一場非常重要的考試，它將檢驗我們過去兩個月的訓練成果，檢驗我為申花隊制訂的訓練計划是否成功。不巧的是，劉軍在訓練中腿拉傷了，成耀東也受了傷，范志毅在國家隊，朱琪、申思在國奧隊，能打比賽的，基本上都是年輕隊員。 那時我正生病，大家勸我別去了，但我還是隨隊到了南京。我們住在五台山体育場招待所，我和桑廷良、顧兆年；人佐一間房。晚上，電視机里播放AC米蘭隊与帕爾馬隊的比賽，我讓桑廷良統計一下，進攻時一腳、兩腳、三腳傳球有多少 ？統計結果是占全部傳球的百分之八十以上，這說明外國強隊進攻時也是強調盤帶少，強調一腳出球的，這与我們的訓練思路是一致的。賽前准備會上，我給隊員上了1個多小時的業務課，又給大家講了AC米蘭隊和帕爾馬隊比賽的傳球統計。我說我們對江蘇隊并不了解，但關健是要打出我們自己訓練的東西來，打出快搶前的指導思想來。 年輕隊員都很緊張，左后衛吳承瑛顯得特別緊張，他跑起來暈頭轉向，還在禁區里為對手制造了一個點球，幸虧蔡建林扑出。而莎莎一個直傳，由朱炯打進的那個球卻非常漂亮。 這場比賽我們最后4比1贏了，但場面上卻看不出优勢，江蘇隊的体能比我們還要好，這些都是我沒有想到的。 比賽打完了，主辦單位給我們送來一万元出場費。我們隊里球員加干部共30人，這一万元如何分？据原上海隊的年輕球員介紹，過去打這种友誼比賽，老隊員一般不上場，都由年輕球員比賽，但分獎金時不上場的老隊員比上場的年輕球員還要多。這不合理，應該拉大上場的和不上場的，主力与替補的差距，拉開十倍的差距，這是第一次。 這樣的分配方案在當時中國足壇是沒有的，大家擔心會有問題，我說為什么不試一試呢？主力隊員如朱炯、毛毅軍等人拿500元，不上場隊員一律50元，安排好后由顧兆年去分錢。他遲遲不動身，對我說，這50元那些老隊員會要嗎？ 我說他們肯定會有意見。但你只管發下去，他們不敢不要。我就是要讓他們知道多勞多得這個道理。 對江蘇隊的比賽是我執教生涯的第一場職業比賽，也是第一次按照想象的職業化進行的比賽，從服裝、分配到用人等。這場比賽，我總結出三個第一： 第一次比賽測驗，第一次競爭机制，第一次按勞分配，這在中國足壇，恐怕都是第一次。 在回上海的火車上，我終于松了口气，心里暗自念道：老天有眼，讓我們能夠回去痛痛快快過個年。這一天是農歷小年夜。 雖然在南京与江蘇隊打了場比賽，但是外界還不怎么清楚中花隊水平到底如何，各种猜測都有，其中有許多是針對我本人的。盡管我出生在上海，但由于長期效力于八一隊和國家隊，在感情上与上海的球迷聯系沒有那么緊，他們對我還不太了解。當然，最主要的還是我在馬來西亞吉隆坡的失利，9分鐘失了3個球，給人家的印象太深了。建隊初期，一下子走了七個老隊員，球迷們普遍認為靠那些小青年撐世面，中花隊肯定不行。听說有一次球迷座談會上，球迷們的發言非常激烈，他們普遍對上海足球悲觀失望。認為徐根寶只會長傳沖吊，不會“PASS”(上海人對技術足球的統稱)，搶逼圍下去，上海足球与北方隊沒有什么兩樣了。其實，我也知道，球迷們打心眼里不喜歡這种大刀闊斧的風格，他們對“精致”的上海足球還有著很深的感情。在這种情況下，我們迎來了建隊以后在主場進行的第一場比賽。 2月23至17日，上海東方電視台舉行東視杯足球邀請賽。參賽的有八一隊、江蘇隊、北京隊和我們申花隊。第一場比賽我們与八一隊對陣。場上的觀眾不多，大家都愿意在電視里看比賽。我要求隊員們把平時練的東西拿出來，要像小老虎一樣去拼八一隊。 比賽的結果是1比l。畢竟是第一次在自家面前亮相，打得有點緊，看上去熱鬧，但場面有些亂。第二天一大早，我与龔學乎副市長通電話。龔副市長說，吳邦國(當時的上海市委書記)昨天也看了你們的比賽，不過是開完會后看了下半時的一段。他說，吳邦國問兩家怎么都跑不動了？看來体力有問題。龔副市長還補充了他的意見說，你們的技術太粗糙，特別是在下半時，失誤太多，究竟是什么原因你要找一找。 我沒有想到市里領導對我們申花隊會這么重視，回去我把這些向隊內的干部傳達了，并要求隊員們一定要打好第二場。 第二場比賽對江蘇隊。在賽前的准備會上，我總結第一場的經驗教訓后，要求大家減少失誤，提高搶的成功率。我說，你們別看江蘇隊輸給了北京隊。但從場面上看，這兩家都差不多。江蘇隊還是有實力的。我還告誡大家，不要以為在南京贏了人家4比1，那是我們机會掌握得比較好，人家也有許多机會。 這場比賽打得還可以。雖然說沒有那么多的緊張場面，但1比0比較平穩地贏下來了。最主要的是搶逼圍把對方逼住了。他們几乎沒有机會。 最后，我們与北京隊爭奪冠軍。這場比賽，高峰被凍結了。但最后的結果，卻是北京隊奪得了冠軍。 沒有拿到冠軍，但在上海的第一次亮相得到了普遍的認同。比較一致的看法是：想不到這些小鬼還可以。在這三場比賽中，我提出搶宇：搶為中心，用搶促進各方面的提高。我對球員們講，搶是体能的反映，如果沒有体能，怎么搶得起來？沒有力量，沒有速度，只能跟在人家后面，怎么去搶？搶也是作風的表現，關鍵的時刻，在大家体能都下降的時候，就看你的意志品質了，看你。能否咬牙挺得佐。不要以為搶球只是力气活儿，搶也是技術，一种防守技術。如果你技術不行，被別人過了，還搶什么？像我們現在，動作太大，一搶就犯規。這里面有沒有技術？當然有，搶還要講究整体配合，比如說把對手往邊上逼，盡快离開中間的危險區域，一人上去搶，其他球員要注意保護，要有預判，估計可能出球的方向，及時斷球。這難道不是技術与戰術的結合嗎？ 以后被人們廣泛議論的“搶逼圍”便在這次比賽中作為口號提出來的。但是，“搶逼圍”在申花也不是一帆風順。 談到搶字，我不得不談一談李曉。 李曉是我1986年從上海青年隊調到國家二隊的。他當時給我的印象是踢得軟，丟球不搶，膽子小。我用了几乎一年的時間，采取強制性手段讓他改變了這些缺點。一年之后，李曉直接進了上海一隊，在第六屆全運會上還踢上了主力。但這次我接隊，發現李曉似乎又回到以前的老模樣了。但這次對他的改造，要比1986年辛苦、困難得多。 東視杯的三場比賽，我考慮最多的便是對李曉的使用問題。李曉在南京与江蘇隊比賽時是替補上場的，但后來与對手發生爭執，被我換了下來。 李曉技術不錯，有速度，踢球也有靈气，但比較懶散，不肯跑，防守意識差，不積极參加防守，這是我不能容許的。在我的要求下，任何隊員都要參加防守，從失球的第一秒鐘開始。因為你在前面堵了，即使沒有搶到球，也會給后面的防守布陣贏得了時間。 這三場比賽就是我強調作風、改變隊里的面貌，樹立新气象，為甲 A打基礎。因此我強調，作風不過硬的球員，不能上場。 我讓李曉打替補，是想了解一下其他前鋒的能力如何。我先用張佳平，再用謝暉，然后把李曉換上場。比賽結束后懼樂部人士對我說，你在比賽中換人上有問題。我問什么問題？他們說，李曉應該用，不應該換下來。我說他在場上不貫徹我的意圖，不搶，我不能用他。 那段時間，關于李曉的使用問題一直是大家談論的焦點。我不得不承認，在這個問題上我是少數派。許多人都問我，為什么不用李曉，我總是用同樣的理由試圖去說服他們，但沒有什么效果。我不是對李曉有什么偏見，我想，建立這么一支球隊，就像一支軍隊，一支有瘋狂沖擊力的，人見人怕的軍隊，這就需要11個不知疲倦、勇猛沖鋒的勇士。誰也不能特殊，不能看著別人努力而自己無動于衷。 這段時間，誰也沒有說服誰，我依然保持自己的看法。直到聯賽前，郁知非与我又談起李曉時非常懇切地說：“根寶，在用人問題上，你是主教練，你有權力決定誰上和誰不上。但這次你就先用主力吧，通過比賽表現再看怎么辦。” 經過這么多的“折騰”，李曉比以前提高了，在后來的聯賽上，他的表現還是不錯的。1994年對于李曉來說是又一次飛躍，又一個高潮。這個高潮之所以能夠到來，与我們對他的嚴格要求，改變了他丟球不搶，軟、膽小的毛病有很大關系。當初成耀東向我介紹時說，李曉已經不是過去的李曉了，他退步了。但經過1994年的“改造”后，李曉又進步了，后來他調入國家隊，在亞運會上打得也不錯。 其實，李曉的問題，也反映了老上海隊的問題，那就是有靈气，有技術，但作風不硬，体能差。對李曉的改造，可以說是對上海隊改造的一個縮影。當李曉在場上奮勇追擊、拼搶時，我心里暗想：李曉，我終于把你改過來了！ 中國足壇一年一度的昆明海埂春訓又開始了。 我們到達海埂后的第三天，范志毅從國家隊集訓地廣州赶來報到。第二天我們要与海牛隊打一場練習賽，就對他說，你明天先在邊上看看，了解一下我們隊年輕球員情況。 從申花成立到現在，范志毅還是第一次回到自己的隊里。他對申花隊并不了解，看到這些隊友他瞪大眼睛說：“就靠這幫人去打比賽？”我說、“只要大家努力，沒有打不好的比賽。想當年國二隊時你也不行，現在不也行了？我們當年國二隊拿冠軍人家想得到嗎？” 我們在海埂打了4場練習賽，4比1胜海牛隊，2比0胜佛山隊，2比1胜天津隊，4比1胜吉林隊。遼宁隊的門將徐強看了我們的比賽后說：“你們簡直就像是一群瘋狗！哪像是上海隊？！” 范志毅看完我們第一場4比1贏海牛隊的比賽后說：“哇，這幫人真能跑，真能搶，体力怎么這么好？！”那場比賽，我們上的是陸瑋、瓦洛佳、謝暉、張勇、吳承瑛、程海峰等，都是年輕人。這場比賽一打，震動老隊員，也惊動了海埂。申花成立后大換血，大家對申花并不看好，誰知申花隊完全沒有了老上海隊的樣子，變成了一群“瘋狗”，人們開始刮目相看了。 第二天，隊里組織爬西山，我規定昨天投打比賽的全都要去。范志毅提出不去，說要請假。我說，你剛從廣州回來，怎么就要請假？范志毅說是來了几個澳門朋友，而我得到消息是他剛与李倩交上朋友，正密不可分呢。 但他還拿者上海隊眼光和處事方式來看待問題。我說不行，你可以不去西山，但假不能給。你必須与昨天打比賽的主力一起活動活動。 看得出他不太高興，几天后仍然帶著情緒。我找他談了一下，我說：“小范，現在的中花隊已經与過去的上海隊不同了，應該以新的標准要求自己了。你到國家隊后我們隊的情況你只是听說，現在你看到了。小范，你從小在我這里訓練，你對我來說是禍是福，我現在還不知道。你如果好了，是我的福，你如果不好的話，便是我的禍。”奧運會小組賽我們對朝鮮隊時，小范頂進了一個球淘汰了朝鮮隊，但在吉隆坡決賽時他卻不行了。 小范到底是老隊員，而且跟我的時間很長，基本覺悟還是有的。盡管心里不痛快，但他還是老老實實遵守隊規，呆在海埂沒有出去。我知道，如今的申花隊，小范是個“頭”，“捉”住了他，隊里的工作也就省心了一半。這一周，大家練得都很賣力，申花隊訓練場周圍，總是圍著許多人，因為這里的聲音最響，動作最大，一些教練和隊員都來看我們訓練，這無形之中使大家練得很興奮。 几天后的一個中午，我正在屋里整理筆記，成耀東走了進來。看他那神色我便知道，肯定是有事求我。果然，他是來請假的，要請一周的假，回一趟上海。當時一听我就不高興，我想，你成耀東体能測驗是個困難戶，12分鐘跑都成問題，現在离測驗時間已經很緊了，為什么還要請假呢？你考慮過体能測驗的問題嗎？ 成耀東對我說的理由卻不能不使我“心軟”：他太太剛從加拿大回到上海，一件有關簽證的問題，非要他去不可。怎么辦呢？我說：“离開昆明，要經過春訓辦批准，還要俱樂部的同意。這不是我個人能夠決定的。再說，你請假一周，你的体能測驗肯定就完了。你說怎么辦？”他說：“在昆明我可能是測不出來了。但我保證補測成功。”后來他确實是補測過關了。但當時我還是不敢拿主意。我想，成耀東的困難确實應該考慮，但他是隊里的骨干，如果成耀東開了這個頭，其他人怎么辦？我找桑廷良和顧兆年兩個助手商量，他們也拿不定主意。左右為難之際，我向俱樂部作了匯報。俱樂部來電說，讓我們根据情況處理。這樣，我最后還是同意了。當天下午，成耀東便离開基地，飛回上海。看來他是挺急的。 這段時間最令我頭疼的，是隊員不斷提出請假。說實話，我不是不愿意讓隊員出去，但是我擔心我們這支隊伍剛組建，一切都得從零開始。領導對我們的期望又非常高，把這次足球改革作為中國和上海体育改革的窗口，如果我們不橫下一條心，全心全意地苦練，怎么對得起大家的關心，怎么來證明自己呢？ 隊里走了七名老隊員，剩下的几個骨干球員，便成了老隊員了。老隊員在隊里的作用很大。他們在場上是主力，在場下對年輕隊員有影響作用。老隊員的工作做不好，隊里的管理要上台階是很難的。 隊員与教練确實是一對矛盾。隊員總想休息得多一些，照顧得多一些，對他們松一些。但是教練不能這樣做。如果這也考慮那也照顧，隊伍的作風便沒辦法形成，沒有過硬作風的球隊，是不可能有堅強意志的。 有一次，蔡建林和李曉來向我請假。我沒有同意。蔡建林便說，范志毅和成耀東沒有請假都能走，為什么我們請假反而不行？ 我把成耀東找來，問他為什么不請假就外出？ 成耀東說他沒有外出，而是在樓上青年隊。我馬上讓桑廷良去青年隊問一問，桑廷良回來說，青年隊的人說沒見成耀東來過。成耀東轉口又說，他沒有离開過基地。這時，你能說什么呢？ 我真是又好气又好笑，你沒有拿住他的把柄，你怎么處理他？總不見得為這么一件小事興師動眾調查吧？我想，成耀東是個很聰明的人，他應該知道我們對此的態度了，不能逼得太急，這樣有利于問題的解決。我就說，你沒有离開就是在隊里了，以后只要离開隊就得請假，万一有事我們好找你？成耀東點點頭走了。在請假和遲到的問題上，成耀東在隊里是最多的。后來他對記者也說，當時我們對根寶的這些做法不太理解。但是后來才慢慢感覺到，就是因為當時抓了紀律和作風，我們的隊風才形成了，才有了我們這支隊伍的今天。 我找成耀東談話，他要我照顧老隊員，過去對老隊員都有照顧，現在也應該有。我說：“成耀東，過去是過去，現在是現在，兩者不能等同。再說，什么叫照顧 ？最好的照顧就是嚴格要求你們，出了成績，你們拿了名次，獲得了利益，這是最大的關怀和照顧。” 后來聯賽首場對沈陽海獅隊比賽后，李曉拿到獎金，回來說要感謝教練對他的關心和照顧。另外我對隊員們反映我不講情義也很反感。什么叫情義？球賽贏了，這就是情義。在球隊里，嚴就是情義。 在昆明海埂的訓練中，申花隊出盡風頭，打了4場練習賽，給人以全新的感受，基地上下普遍反映，申花不像是上海隊，像是北方隊，像是一群“瘋狗”。那時，好多原來國奧隊隊員到隊里來看我，他們講得最多的便是“徐指導，我們在吉隆坡最關鍵是沒有堅持這樣的打法，如果我們堅持下來，也許就不一樣了”。這更增強了我堅持自己打法的信心。海埂春訓初步改變了上海隊的作風，正是因為有了這次海埂的春訓，才有了我們聯賽開頭的4連胜。 体能測驗在海埂開始了。這一年中國足協動真格了，不允許有任何弄虛作假。我們申花隊的体能測驗也不太理想，我寄予很大希望的李龍海沒有及格。他挺冤的，在折返跑時沒有把瓶子推倒，記錄員便認定沒有成績，李龍海沒有及格，也就此結束了足球運動員的生涯。一個可樂瓶子可以讓一個优秀運動員結束運動生命，不管你信不信，不管你認為合不合理，但這就是現實。 張佳平和黃翌也因沒有在12分鐘內跑過2900米的及格線，被取消了參加聯賽的資格。 我尊重李龍海的意見，不能當運動員就當教練員。我感謝他在這三個月建隊初期的訓練中，起到了一個老隊員的作用。在當時，隊里有六七名老隊員沒有報到，只有他來了，并与年輕球員一起參加訓練，他是個非常不錯的老隊員。后來他當上了青年隊教練。 1994年昆明海埂的春訓，是中國足球職業化改革后的第一次，大家都練得比往年要認真。我們申花隊無論哪個方面的表現都很突出，多次受到春訓辦公室的表揚。我們在昆明打了4場比賽，完成了預定目標，增強了信心，堅定了打法，擴大了影響。當然，我這個“敗軍之將”也成了海埂的新聞人物。 3月6日，王俊生找我談話，他主要是想听听申花隊的情況，了解職業化改革以來球隊的建設方面的情況；此外，還征求對國家隊下階段工作的意見，其中包括參加亞運會的問題。當時對國家隊參加亞運會有兩种意見，一讓國奧隊去，二是讓國家隊去。我的態度是，如果中國足協定下前三的指標，讓國奧隊的年輕人去是不行的。主教練也是個問題，老那明擺著沒有什么打法，但誰去接？ 談到這個話題時，王俊生說，這全怪你根寶。你的出走把我的全部計划全打亂了。我說，怎么打亂了？他說，你在邊上，如果老那不行的話你去接，順理成章。我對王俊生說，我走還是對的。老那不行，我也是不行的。報紙上不是說過，老那不行就是因為根寶的問題。 當時，老那的國家隊确實有許多問題，大家都對國家隊不滿意，好多國腳体能測驗都不及格。當時的形勢是戚務生接國奧隊，老那仍然帶國家隊。但換掉老那的呼聲很高。換教練可以，但是換誰？我說，如果戚務生接的話，他不也變成了兩個隊的教練了？當初我身兼兩職，就招來許多人的批評。但讓老那繼續堅持下去恐怕也不行。當時王俊生很頭疼。后來的格局是，老那繼續當國家隊的主教練，戚務生任執行教練，把老那架空了。參加亞運會的指標還是要前三名，最后決定還是由國家隊去。最后王俊生對我說：“說心里話，你搞申花我們都很高興，你搞02也很有遠見。我們希望你能夠成功。” 昆明春訓結束后，我回了趟北京的家。3月27日下午，我在家里接到了正在北京中央高級党校學習的市委副書記陳良宇打來的電話。陳副書記非常關心中花隊的情況，我便向他匯報了隊伍在昆明的春訓情況。陳副書記指出，上海正處在力爭三年大變樣的第一年，上海的改革對全國的影響很大。我理解陳副書記的意思，就是要上海足球改變原來的面貌，能夠把上海的精神文明建設在球場上反映出來。陳副書記對我說：“根寶，你做到了這些，就是為上海作了貢獻。”陳副書記的話，當時對我的鼓舞真是挺大的。 第二天，我給龔學平副市長打了電話，匯報了昆明春訓的情況，其中包括老隊員測試不理想的情況。龔副市長對我們的工作比較滿意，對測試不及格的人員也提出一定要安排好，要謹慎。4月5日，他給我打來電話，對測驗不及格人員的安排提出了一些設想，并問他們一年沒有工作，工資如何拿法？這個工作一定要做好，否則就會影響其他老隊員的情緒。他還問李龍海、成耀東是不是安心，听外面反映，隊員認為隊里缺少人情昧，你可要注意這些問題啊。龔副市長甚至連伙食情況也問得非常細。 打完電話后，龔副市長還不放心，4月7日他親自到隊里來過問情況。我說，張佳平和黃翌定下的工資是每月500元，如果明年測驗還不行，懼樂部才解聘，龔副市長對這樣的安排比較滿意。万事俱備、只欠東風。我急切地等待著聯賽的開始，准備大干一場。 ------------------ 文學殿堂 獨家連載，好友沐火提供 http://www.yesho.com/wenxue/ 轉貼請保留站台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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