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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達莫斯科時，有人來接我。安德列同志在情報局大樓熱情地歡迎我。他說我面帶病容；比起18個月前离開莫斯科時，我的体重減輕了20磅。他要送我去看醫生，被我婉言謝絕了。我們談了在奉天的工作，他向我詢問了羅爾夫的情況。然后他建議我跟羅爾夫一道去波蘭。安德列絲毫不知道我与恩斯特的私人關系；關于孩子的事情我未向任何人透露。我剛才還以熱情的語言談了羅爾夫的情況。安德列記起來，我當初是反對离婚的，從他的角度來看，那是個充滿人性的，合乎邏輯的建議。 盡管我的身体狀況不佳，這一次怀孕也不會使我陷入一种需要幫助的處境，在這九個月里我的身体狀況大概會一直這樣下去。我并不懼怕單獨承擔要求我做的工作。現在到處都有在外國忍饑挨餓的德國流亡者和被希特勒法西斯分開的家庭。我可以一個人去波蘭。羅爾夫和我都不曾想到在目前這种情況下居住在一起。我當然知道，羅爾夫憑著他的職業可以為我提供一個体面得多的公開身份，而他第一次為中央所做的工作中，若能与我在一起，對于他來說肯定會更有益處。有兩件事情令我擔心。在某些方面羅爾夫顯得天真，做起事情來容易從錯誤的設想出發，他就是憑著這樣的設想，构建了一座完整的大廈。這樣會使他做出錯誤的決定。除此之外，他是個軟心腸的人，不懂得全力以赴。第二個擔心被證明是多余的。他處理危險事情是鎮定自若的，不會耽誤事情，不會像某些粗魯之人那樣，輕易喪失理智。他的風度，尤其是他對待女人的那种無可挑剔的禮節，使他在資產階級社交界出現時，很容易討人喜歡，許多門路都向他敞開著。 我同意中央的計划，去波蘭，羅爾夫的事情應該由他自己決定。我已經不記得，我走以后，他在去歐洲的旅途中是否遇見了在莫斯科的朋友們，他是否并未停留便去了倫敦，我是在那里向他傳達了建議。他堅持自己的決定，在孩子生下來之前，不讓我單獨行動。 盡管羅爾夫給恩斯特和我往奉天帶過發報机零件，作為情報局的工作人員，在艱苦條件下經受了多年考驗，但我從未向他講過我在上海的工作。里夏德·左爾格被殺害以后，他才第一次听說他的名字，而不是通過我知道的。經他手裝修的那家照相器材商店老板，在地下工作中与我有聯系，羅爾夫是在若干年后出版的那本關于左爾格的書中才知道的。 在莫斯科逗留期間，我最后去拜訪了通訊學校，也看見了馬萊克，他是我們班上惟一尚在莫斯科的人。然后我帶著米沙去列宁格勒，從那里搭乘輪船用了五天時間去倫敦。在船上的第二天，餐廳里的所有花瓶全部固定起來，海上刮起大風。照理我也應該采用同樣方法，把米沙的夜壺固定起來，它像裝上發動机一般從船艙的這一個角落滑向另一個角落，直到破碎為止。我暈船太厲害，無精力去顧及它。 我的父母在倫敦碼頭迎接我們，我已經五年的時間未見過父親和妹妹們，現在我終于又見到了他們大家，在我們之間立即又恢复了舊日那种真摯的關系。最年輕的萊納特只有12歲，便稱自己為共產党員。与我們不同的溫柔的薩碧內已經17歲了，她是惟一繼承了母親的美貌的人，在這方面我是最吃虧的一個。23歲的“哭百精”聰明，好虛榮，有責任感。布莉吉特比我小3歲，已經在瑞士獲得了歷史學博士，對待當前的職業始終是那么勤奮和熱情。于爾根和他的妻子、孩子也生活在倫敦。 對于我來說，現在這里就是“家鄉”。与施拉赫滕湖畔的別墅相比，倫敦NW3號要寒酸得多，那里有許多房間和一個延伸到湖畔的巨大花園，父母親在這里僅住著三個破舊的房間。當然，大家都想念我們在那里成長起來的房子，想念我們熟悉的那個環境，但是不論父母親還是妹妹們都并不過高估价物質財富。即使這處住宅也由于父親的學術工作而獲得了它應有的气氛；他的寫字台上擺滿上千頁洁白的紙張，上面寫滿他那密密麻麻的均勻的手跡。 在擺放父親書架的地方，牆上懸挂著母親那些頗有藝術造詣的油畫。每個星期天這個由女婿和孫輩們擴大了的家庭都聚集在一起，有時12口人聚在一起吃午餐。母親做起飯來，像她做畫一樣，廚房里那种特有的雜亂無章，可以与施拉赫滕湖畔她那間畫室相媲美。 第一次參加這樣一次星期天聚餐會，對于妹妹們未來的丈夫們來說，大概不會是一件輕松的事情。女婿作為外國人偶然闖進一個家族部落，現在突然陷入這個部落的重重包圍之中。机智的語言和思想火花從四面八方向他襲來。他自己或許也夢想著做出某种類似的姿態，以便贏得大家的贊賞。但是他怎么可能以這樣快的速度做出反應呢？當他尚勉強地對前邊說的俏皮話做出某种笑臉的時候，別人已經又在細心傾听父親那智慧的語言，准備開展一場生動活潑的討論了。這6個孩子對待他們母親的那种失禮的言行，一定同樣令他感到震惊，直至他發現，原來這是一种充滿了愛的失敬言行，其中同時包含著尊重。母親是惟一一個試圖為女婿創造一种正常談話气氛的人。我們大家都認為，只有當這位未來的女婿投入家庭的水里時，才能以最快的速度學會游泳。不久他就成了這個家庭中的一員，姊妹們待所有的女婿們都很友好，一直是如此。我們只是疏遠了“哭百精”和她的丈夫。二人執意要在資產階級社會中扮演某种角色的虛榮心，使他們的進步思想失掉了光輝，毒化了我們之間的關系。我們其余的人都保持了十分親密的關系。 奧羅（奧爾迦·穆特）始終是家庭中的一員。奧羅不是別名，我從三歲起就這樣稱呼她。她是在布莉吉特出生以后來我們家當保姆的，很快便成了我們大家不可缺少的人。母親与父親的婚姻是美滿的，她是一個快樂而漂亮的女人，興趣廣泛，知識淵博。如果孩子們身上發生了某种嚴重事情，母親會滿怀愛心和犧牲精神地照料他們，孩子堆儿里有著足夠的日常小麻煩，但是生活中一切實際的小事情全都由奧羅負責處理。除了洗洗唰唰，侍候最小的孩子穿衣吃飯之外，還要關照較大的孩子們按時上學，生病時照料我們，替我們綁扎碰破的膝蓋，調解糾紛，用她那甜美的聲音唱儿歌，為我們縫縫補補，編織鈞結。她的父母早就過世了。她的父親曾經在皇家海軍里當過水兵，她是在普雷池軍隊孤儿院里長大的。奧羅一生未婚，我們6個人成了她生活的主要內容。她很想獨自扶養我們。有時她跟母親發生口角，然后她會收拾自己的東西走人。于是我們的生活中失掉了條理和奧羅的巧手，直到有一天她又重新出現在我們中間。“沒有孩子們我無法生活。” 當希特勒法西斯主義攫取了政權，并來施拉赫滕湖多次搜家時，她勇敢地護衛了這個家。父母流亡時，奧羅离不開他們，她也跟著走了。于是我在英國又見到了她。盡管她沒有任何基本理論知識，在政治上卻贊成我們的觀點。 當我告訴家人我又怀了第二個孩子時，大家高興极了。直截了當地說謊是沒有必要的，因為大家都認為孩子的父親是羅爾夫。我只把真實情況告訴了于爾根。他覺得這是不可思議的，但是他支持我。 孩子們當中只有最小的萊納特住在家里。奧羅打心眼儿里喜歡萊納特，但是她覺得她在家里的事情都由我們的母親做了，所以她請求我把她帶到波蘭去，她非常喜歡我的孩子。羅爾夫和我很愿意接受她的建議。 我們到達華沙的那一年，皮沃蘇德斯基死了。他于1926年在波蘭建立了一种非常反動的專政。他死后沒有多少變化。政府依舊是反蘇的，共產党被禁止或者是半公開的，皮沃蘇德斯基与希特勒簽訂了一個針對蘇聯的協定。這個國家充斥著沙文主義，并与排猶主義緊密聯系在一起。經濟狀況很糟糕。 當我研究這個國家日益向我們逼近的危險時，絕對不是對事態的夸大，我們理所當然地要盡可能迅速地弄清和面對這些危險。 倘若我們充當情報員的活動被發現，我們會遭到比判處重刑更糟糕的下場，我們會被引渡回希特勒德國。就在我們到達波蘭的同一年，蓋世太保從巴西政府手里引渡了奧爾迦·貝納里奧一普雷斯特斯。1933年以后，屢次在施拉赫滕湖搜家時，他一再問起我的下落，而且總是以威脅的口吻說：“我們會捉到她。” 在赴波蘭的路上，中央交給我們的任務范圍并不廣泛，讓我們有充分時間在這個陌生的國家站住腳跟，獲得居留的許可，找到能掩護我們的工作，組裝起電台并与蘇聯建立起聯系。 最后一件事情對于我們來說最為簡單。 在那個時代獲得居留許可与找到工作是非常复雜的，因為流亡者從納粹帝國逃往世界各國，波蘭則實際上封鎖了它的國界。 我們開始盡量從羅爾夫的職業出發尋找生活過得好的熟人。最初找到的是生活富裕，思想進步的西爾庫斯夫婦。他們友好地支持我們，卻沒有預料到這种幫助對于我們是何等重要。我特別想到西爾庫斯太太，她是個聰明而古怪的女人。 數年前一個偶然的机會，我听到了他們的名字，二人在1945年以后重建華沙城的工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西爾庫斯夫婦給羅爾夫介紹了一位職業上的合作伙伴，幫助我們在這個國家留下來。人們沒有把我們推出去，而是每一次僅給我們10天的簽證。我們決定不為此而傷腦筋，而是開始過正常的生活，這就是說，找一個自己的住宅，把電台架設起來。 1936年2月27日，我們遷往阿宁的一棟兩家合住的房子，它位于華沙郊區。最上邊的一層只有在夏季才有一對老年夫婦利用。男人是軍隊上的上尉。這對我們似乎不甚合适。 我是第一次獨立地把發報机組裝起來，我十分擔心能否建立起聯系。我們想同隨便一個蘇聯机构的代表建立聯系，但未成功。我學著恩斯特的樣子，把發報机裝進一個留聲机的空殼里。 我還清晰地記得，我是第一次在這棟住宅里，在夜間昏暗的燈光下操作電鍵的，它的下部分還是那根刻有美麗格言的中國尺子，它跟著我周游了世界，現在用它來熨平我那些各种長度的稿紙。 我呼叫了兩分鐘，然后打開接收机，那是一种奇妙的輕松感覺！在第一次呼叫之后，立即得到了回答。我高興得不得了，以至于在回話時變得語無倫次，撳錯了電鍵，這是通常不曾發生過的。 我們開始住下來以后，我所關注的理所當然的是波蘭的經濟和政治。我為自己不能下功夫去研究我所居住的這個國家，感到既不自然又無聊，且不說這种研究對于我們的工作是多么重要。我學習波蘭語言，卻忘記了我花那么大力气學會的中文。早在奉天和上海時我就意識到，我可以從不同的人那里了解許多情況，如果再花些功夫去研究各种不同的報紙，會得出許多有趣的結論。當然，最初我們絲毫不理解波蘭的新聞。 工作總算有了一個開端。為了工作我們有一棟自己的房子，与中央建立起了良好的聯系，西爾庫斯給我們介紹的那位建筑師，表示愿意接受羅爾夫作為合作者，并支付一筆不多的報酬。當然，他并不知道我們本來的任務。不過還有一個困難，我們始終尚未得到長期居留的許可。我們必須反反复复地往行政机關跑，去申訴理由，听人家訓斥，保持禮貌和耐心，每一次都要重新申請延期。 致父母的信： ……尚未批准年度簽證。我們僅僅獲得一個短期簽證。羅爾夫几乎天天跑簽證處，他已經有了良好的關系，由我們的熟人西爾庫斯做保證人。每個人都告訴我，說這是很困難的，在這之前羅爾夫不能正常工作。 四周之后： ……我們的問題必須在這几天里做出決定，天曉得已經跑了多少遍。羅爾夫肯定跑了有40次，我不夸張，去過各种不同的負責机构。 在這种形勢下，羅爾夫證明自己是個非常优秀的人。我不知道，若是由我与這些半法西斯主義的行政机构打交道，能否保持這种鎮定和具有這么多的靈活性。 不管怎么說，經過數月的努力，我們終于獲得了一年的簽證就這樣，羅爾夫在困難情況下，完成了我們面臨的兩項任務：辦理簽證和使我們得到合法地位。 除了我之外，有一位我在莫斯科遇見過的保加利亞同志，也來到了波蘭。他定居在卡托維茲或者波茲南，他要与西里西亞建立聯系，還要親自在這個國家建立一個情報員小組。妻子与孩子都留在莫斯科，他不太适應波蘭的生活。我每個月与他會面一次，給他出出主意，幫助他向中央轉遞他的消息。他的工作運轉起來以后，我已經不記得那些細節了。 我們把工作安排就緒之后，關于我們要建立的第二個聯系，具体情況我一點都不知道。 适應這里的生活，對于我來說也并不容易。我在給家里寫的信里這樣寫道：“……華沙給我們的印象并不坏，但是与中國相比，歐洲是無聊的。” 我的生活擺脫了五年來苦心經營的那些事情，現在沒有什么能代替它們。羅爾夫和我都以友好的方式對待對方，沒有爭論，我們有共同的興趣，共同的儿子，但是我覺得壓抑，”羅爾夫一定也不輕松。 生孩子之前不久，我還得去一趟克拉科夫，与保加利亞的同志會面，我一直盼望著做這樣一次旅行，因為克拉科夫是個美麗的城市。每一次我都要去看看城堡、教堂和那些紡織品商店。可是這一次我很快便感到疲倦了，沒有別的辦法，我只好返回我那坐落在第三層的狹小而又未生暖气的飯店房間。我必須盡量克服自己的坏情緒，心想多么可惜，未能兩個人等待孩子的降生。飯店房間的對面有一棟房子，一個男人側身站在窗前，突然一個姑娘鑽進他的怀里。他們活得多么滋潤啊。 1936年4月27日，雅尼娜誕生在華沙赫米爾納35號“奧皮耶卡”醫院。她是一個結實漂亮的孩子。5月1日，當尼娜１降生4天，我在房間里喂她奶的時候，突然從大街上傳來音樂聲：國際歌！這是一次非法的游行！我站起身來，怀里抱著孩子向窗前走去。 １“尼娜”是“雅尼娜”的愛稱。——譯注 突然有人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這是烏克蘭契克太太，主任醫生。她眼望著樓下的大街對我說：“我的女儿們也在里邊。” 在后來的年月里，有時我問過自己，她和她的女儿們是否在華沙的猶太人聚居區了結了自己的一生。 尼娜正是生逢其時。白天需要發報的時候，我可以离開醫院，在夜間的電報里我附加了一句：我生了一個女儿。 致父母的信： 1936年5月14日 ……當我從城里回來的時候，看見森林里的房前放著一輛嬰儿車，里面躺著一個小人儿，你們根本無法想象這种快樂…… ……米沙很喜歡小妹妹，當他看到我在他身旁時非常高興。今天我告訴他：“我們要偷一次懶了。”他說：“什么是懶，我知道，可什么是偷呀？” 奧羅給了我极大幫助，她被雅尼娜迷住了。 羅爾夫正忙于一次競賽，這是他以另外一個建筑師的名義進行的，這場競賽當然沒有榮譽，但可以得到一些錢。 對于我來說，有奧羅在這里，可以減輕許多的精神負擔。在中國工作時，我常常為米沙而擔心和不安，現在又要照料兩個孩子。當然會產生矛盾，我當時對這种矛盾的程度還是估計不足的。 致父母的信： 1936年5月 ……米沙只習慣于跟著我，一點都不喜歡奧羅。他常常暗示奧羅回倫敦去，因為現在常常是奧羅照顧他，而不是我。他哭，不听話，一旦我走進屋里，他便立即喜形于色。有時奧羅會傷心地掉眼淚，她是那么喜歡米沙，可就是無法贏得孩子的愛。 事實證明，在波蘭只有舉行洗禮的孩子才能得到一張出生證，于是我們只好把雅尼娜帶到教堂去。于爾根曾于1936年7月來探望我，在我的請求下，他做了孩子的監護人，奧羅是另一個監護人。當我們走出教堂的時候，大家全都笑了起來，教堂執事居然把于爾根的職業登錄成“統計員”，而不是“統計學家”。 我帶著雅尼娜离開醫院回家的那天，還發生了一件令人高興的事情。瓦爾特從上海來拜訪我們。他回歐洲來度假，在我們這里住了几天。我沒有詢問他工作中的細節，他也沒有詢問我，但是，我們談了上海和波蘭的政治形勢，他講述了我們那些熟人的情況。這是一次愉快的聚會。從那以后，我再未見過他。 按照中央的指示，我所建立的第二聯絡點，是在但澤１工作的同志們的一個小組，那是在雅尼娜出生之前。我曾多次到他們那里去，1936年冬天我授命遷往但澤去几個月，以便更有效地支援這個小組。在這之前我曾經在他們和中央之間轉達過消息。 １現名“格但斯克”。——譯注 1936年底，但澤按照官方說法，仍是一個“自由市”。 實際上是另外一碼事。這里的納粹分子在一個很小范圍內重复著他們在德國所做的那些事情。但澤的“一体化”作為“并人帝國”的前奏，屬于希特勒的戰爭准備，它在德波走廊里對于蘇聯來說是特別危險的。這种一体化的方法是殘酷的。 市長是一個叫格萊塞爾的納粹分子，他是受納粹市党部頭目弗斯特領導的。國民議會的某些代表，如德意志民族党人、中央党人，要么服服帖帖，要么被打垮，要么被囚禁起來。德國共產党早在1934年就被禁止，數百名党員被投入監獄；德國社會民主党是1936年被禁止的，中央党是1937年被解散的。帶有納粹標志的旗幟出現在官方的建筑物上，希特勒肖像懸挂在辦公室里，對波蘭人實行恐怖統治，猶太人遭到恐嚇、迫害、逮捕，直到“自愿”离開但澤。當我在奧利瓦區一個美麗的公園里坐到一張椅子上之前，或者走進一家商店之前，我必須看看有沒有禁止我這樣做的牌子。朗福爾一家咖啡館把事情做得特別徹底：“猶太人、波蘭人和狗不受歡迎。” 波蘭政府按照憲法是有權參与但澤的事務的，卻很少去保護那里的波蘭少數民族，許多波蘭郵局職員、鐵路員工、教師和工人只得自己起來為自己在但澤的權利而斗爭，并抵制納粹的迫害。 當人們就納粹肆意違背但澤憲法向國際聯盟提出抗議時，后者卻解釋說“不宜介入但澤內部事務”。于是希特勒可以肆無忌憚了。沖鋒隊、党衛隊、警察和從前的軍人聯合會都在有計划地准備下一次戰爭。德國和波蘭共產党人開展地下工作，進行積极的抵抗。他們當中活下來的人是不多的。 1949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成立時，在但澤的德國共產党人存活下來的，大約只有65人；他們主要是居住在我國海濱的一些古老城市里，在羅斯托克、格萊弗斯瓦爾德、施特拉爾松和格雷威斯米倫。 自然，我只与我們那個只有大約六位同志的小組保持聯系，他們都是定居在但澤的工人。他們搜集情報和准備反對納粹的實際斗爭。但澤造船厂制造潛水艇，從但澤出發把軍火運往西班牙。那些重工業工厂全都為法西斯主義進行生產。任何干扰因素都是重要的。當時工作剛剛開展起來。我只知道對一棟小樓進行了成功的嘗試，這棟小樓被燒毀了。 小組的領導人來自共產主義青年團。他有一副柔嫩的面孔，一雙棕色的眼睛和一頭棕色的頭發。他得過相當長時間的肺病，現在和他的妻子、女儿住在一個花園住宅區的一棟朴素的小房子里。他剛剛30出頭。除了他之外，我還遇見一對夫婦，也是來自德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我之所以還記得他，是因為他或許主要是他的妻子感到無法再适應但澤越來越危險的處境。他妻子堅持認為他應該放棄地下斗爭。他無法解決婚姻中的這种矛盾，他請求离婚。我沒有見過其他的小組成員。１ １保爾·伊維爾托夫斯基同志原是但澤一家造船厂吊車司机，他是我曾經工作過的但澤地下工作小組成員。小組擴大以后成員都受過特殊訓練，准備在納粹人侵時破坏某些特定的交通樞紐。1939年，戰爭開始前不久，由于叛徒告密，小組成員全遭逮捕。保爾·伊維爾托夫斯基于1945年在毛特豪森集中營被解放出來。四位同志，其中包括我提到的小組領導人被絞死。他叫卡爾·霍夫曼。現在他的名字被鐫刻在為紅軍犧牲者光榮榜上，所以我要提到他的名字。 我的任務是在但澤給小組出主意和發電報。 羅爾夫于一月份先去但澤租了一個住處，名義上是為全家；為了架設電台，必須是一棟獨立的房子，但他想留在華沙他那家建筑師公司里，免得丟掉他的公開身份。 1937年春天我從但澤給于爾根寫了一封信： 我們找到一棟可愛的小房子。這小房子蓋得很舒服，討人喜歡，周圍是個巨大的花園，距但澤只有万分鐘的汽車路程。從現在開始，我的通訊地址是：但澤歐利瓦區，洪堡大街7號。 奇怪的是，我的手頭恰恰保留著這個地址，而一周以后已經不再是這個地址。在試用發報机和接收机時我發現，一种巨大的嗡嗡聲掩蓋了發報和收听。附近有一座發電厂。搬進來之前我應該注意到這一點才是。當時找房子是很困難的。第二次我們未找到房子，至少在指定的時間內沒找到，后來我遷入同一個歐利瓦城區的一棟新建的住宅。 与在但澤遇到的其他困難相比，這算不了什么，但是每個經歷遷居的人都可以想象，帶著全部家當，九個月的雅尼娜和六歲的米沙，從華沙遷往但澤意味著什么，又要找房子，又要布置屋子。而恰恰在做完了這一切之后，再去找新的住宅，把全部家當包裝起來，再一次遷居。這對于房東來說也不是一件愉快事情。我們又絕不愿意把事情弄得特別引人注目，令我們高興的是，他与我們簽訂了一份正式住房合同，可在一周之后我們又突然廢除了合同。我們應該提出什么理由呢？我們仍然住在城里，卻為此而失掉了已經支付了數周的房租。我們決定由羅爾夫把一切責任都推在他那任性的妻子身上，說她突然覺得一棟房子花費的勞動太多，宁愿住進單元式住宅。這以后羅爾夫回到華沙，我和奧羅、孩子們把新的住宅布置起來，把我隨身攜帶的“留聲机”、發報机組裝起來。一每周發兩次電報。 我們的住宅里充滿陽光，大房間里有寬敞的雙層窗戶，可以養花。我們沒有養花，而是把雅尼娜的儿童車放在里面。她在那里睡覺和長時間的玩耍。米沙開始在但澤過他的六歲生日，為了慶賀這一天，我們去了劇院，對于他來說，這是第一次。霍萊太太也一同去。 我盡量了解一些這棟房子里鄰居們的情況。我的樓上住著一個納粹干部。他妻子感到無聊時，喜歡与我說些家長里短的話，房子里住著什么人，發生了什么事。 有一天夜里我破譯了一個剛剛收到的通知，我以為是發錯了接收人。這樣一种弄錯的情況不可能出現嗎？但這條消息的開頭恰恰是：“親愛的索尼婭”，据我的記憶，它的內容是：“國防人民委員會決定，授予您紅旗勳章。我們衷心祝賀您，愿您在工作中取得更多成就。局長。” 本來我以為，這种軍事勳章只授予在革命時期和內戰時期在前線表現了特殊犧牲精神的人，我不理解，為什么我會獲得它。最初我頗為惊訝，慢慢地高興起來，其中也夾雜著疑慮，人們是否過高地估計了我。 這天夜里以后，我在購物時遇見納粹的妻子，她丈夫出差了。我們談到嚴寒的天气，這是個說不完的話題，談到那些可愛的鄰居。談話中間她問我：“您的收音机是否常受干扰？昨天夜里又特別厲害！” “我什么都未發現”，我回答說。“几點鐘啊？”她說出時間。“這么晚我從來不听，早就睡下了。” “我丈夫說，有人在我們附近發電報。他要想辦法從星期五開始搜查我們的住宅區。到那時他會回來的。” 星期五以前我還有一次發報的机會。我仔細觀察了一切。她丈夫确實未在家。我爭分奪秒地迅速把留聲机隱藏起來，把紙張燒掉。其實這沒有多少用處。中斷發報我會犯錯誤的。 發報時間臨近了。樓上的納粹家里漆黑。房子沒有遭到搜查。這也是不正常的。照理他們早該測出這棟住宅的方位。接收是清晰的，工作時間相應地縮短了。我告知對方出于什么原因我未能發報，但星期六或者星期天我可以收到回答。次日我把“留聲机”發報机帶到我們小組一個同志家里。 今天看來，我當時犯了一個錯誤，恰好在這個城市里，我的行動是輕率的。搬進來之前，不論找住房多么困難，我應該想到，在但澤的政治形勢下，住在新住宅區里的主要是納粹。 在這樣的住宅區里，我也應該把發報時間放在深夜無人听收音机的時候。而為什么我在這种形勢下還在自己住宅里發電報呢？誠然，我并不想威脅到別人。如果我把机器立即搬到我們小組一個成員家里，在那里架設天線，拍發電報，不是更好嗎？我只需注意在去同志家的路上不被人盯梢即可。我也可以返回華沙，從那里發電報。我在把發報机帶往但澤的路上，已經越過了政治界線。自然，檢查是有的，但比我的做法，危險少得多。我總歸是要把机器帶回波蘭的。也許我當時想不經中央允許便离開但澤。 當時我來不及想這么多，而是覺得我做的一切都是對的。我今天的謹慎和經驗對我當時的工作肯定是有幫助的。但是今天我沒有精力再去想這些事情，沒有那么強的反應能力。 中央的回答是星期四來的，反复傳達了几次，因為我沒有發報，并且無法證實已經收到。于是中央安排我返回波蘭。 就這樣，我又退掉了房子。 我們是1937年3月遷回波蘭的，我在但澤大約停留了四個月，我們遷入另外一個郊區，距華沙有40分鐘的公共汽車路程。地址是郵政總局斯科里莫夫，約阿斯卡別墅。又是一處帶有森林花園的兩戶人家住房，上面一層未住人。 在這里我收到了中央的消息，那是在五月份，一位同志在華沙新世界大街街頭一個特定地點与我見面。暗號是不必要的。 像歷來一樣，我按時到達那里。在每一次會面時我從未退到過一分鐘。當時，即使是今天我也認為准時是地下工作絕對必要的條件。 我只是來回走了不長時間，然后我真感到不好意思，無法高興地歡迎從我身旁走過的這個人，他就是我的上級領導，安德列同志。他是來實地檢查我們的工作的，這是應該經常做的一件好事。 安德列同志在華沙停留了几天，他很喜歡我們把住房布置得這樣好。他說，他現在明白了，為什么我們在定居方面用了這樣少的經費。由于我們不知道在波蘭能停留多長時間，所以我們未去商店購置家具，而是在一家木匠舖里買的未經加工的家具，羅爾夫把它們刷上漂亮的油漆。 安德列的來訪，我感到如同一位好朋友的拜訪，我滿怀驕傲地讓他看雅尼娜。我告訴他，恩斯特是孩子的父親。 我們談了我的工作，還一道去了但澤。 在途中安德列說，他不愿意只作為我的上級領導与我說話，而是作為朋友，如果我也這樣看待，他將很高興。他覺得我的臉上不再流露出那么多的快樂，像在莫斯科的學校里那樣，那時大家都非常喜歡我的快樂。問我是否因為与恩斯特分手而感到痛苦，問羅爾夫和我的情況如何。我告訴他，我很佩服恩斯特，一直還在想念他，但我不想再回到他那里去。我也告訴他羅爾夫和我的處境。安德列是一個我可以向他講述這類事情的人。我補充說，我的身体狀況不坏，我只是像所有活潑的人一樣倒霉，這种人不同于靜悄悄的人，一旦他不那么快樂時，便很容易被人發現。 他笑了，抓住我的雙手說：“索尼婭，索尼婭。”后來他告訴我，他對我的工作很滿意，這也是局長要向我說的話。 相反，我卻明白告訴他，我對自己的職業尚不熟悉，我感到很難跟上發報机組裝方面的新發展，我很想去蘇聯再接受進一步的訓練。 令我惊訝的是，安德列居然表示同意，讓我到蘇聯去几個月，然后再返回波蘭。 在這种情況下，最好的辦法是讓奧羅住在我們家里，我不在家的時候，米沙和尼娜可以得到最好的照料。 安德列同志讓我把他返程的時間報告給中央。這只是一條簡短的消息。在華沙時，我在工作中采用的是電池，我記得是2乘120伏。我這天晚上組裝發報机時，羅爾夫在屋里。我不記得我是怎樣接通的，只記得我遭到強烈的電擊，我大喊一聲，卻無法把手從電路上抽回來。羅爾夫立即斷掉電路，他的臉變得蒼白。我聞到燒焦的味道，拇指和食指顯出漆黑的傷痕。最終我還是把發報机裝好，可這天夜里一切都不順手。接收机不斷地發出嗡嗡聲、刷刷聲和辟啪作響，我听不懂對方的意思，對方同樣也接不到我的消息。這一夜我只發出去四五十組數字。我嘗試了几個小時卻毫無結果。次日我向安德列同志匯報夜里的經歷時，感到很難為情。他頗為不愉快地問道，如果我傳遞十分重要的事情時會怎樣。 第二天夜里我終于成功地把消息傳遞過去，盡管也費了許多周折。 安德列向我告別之前說，是太陽黑子引起的環境干扰，到處的無線電通訊都受到阻礙，這個消息已經在報紙上登出來了。 我應該于1937年6月去莫斯科。我們把孩子和奧羅送到羅爾夫父母家那棟邊境小木屋里。他們租住在那里鄰居家的一棟房子里。每當我想到他的母親和尼娜這個所謂孫女時，我便感到這是一种令人討厭的欺騙，我不想長期隱瞞下去。但是羅爾夫卻請求我，在這個困難的希特勒時代，不要給他母親增添過多的煩惱。 從通信中可以看出，我去了英國倫敦并在那里得到一份蘇聯的簽證，寫在假護照上或者是寫在一張單獨的紙上的。 在蘇聯我逗留了三個月。 由于一年以后，即1938年夏天，在我被派往一個新的國家去之前，又在莫斯科停留了大約同樣多的時間，所以我很難把這兩次停留期間所發生的事情區分開來。所以我將不按時間順序，而是同時敘述兩次逗留期間的事情。 到達莫斯科不久，我在阿爾巴特街大樓里等了安德列好長時間。我遇見一位德國同志，他也是赴安德列的約會的。我們的交談頗為謹慎，像所有的地下工作者一樣，我得知這位同志是我同一宿舍的格爾達的丈夫。第二次見到他時，我才了解到他的經歷。他和格爾達越過大洋到一個殖民地國家去一道工作。在船上格爾達愛上一個英國警察下士，她說自己沒有這個男人便無法生活并且自殺未遂。在這种情況下她丈夫沒有別的辦法，只好獨自一個人返回莫斯科。 在我的工作中，也發生這种令人難以置信的低級趣味小說中的故事。 我到達之后，安德列立即送我去黑海邊的阿路普卡度假。卡洛什現在直接在安德列領導下工作，他負責為外國同行處理一切技術性事情，他把我送到火車上。卡洛什是個安靜而謙遜的人，從不過高估价自己的能力，但是人們總能感覺到。他是一個可靠的老布爾什維克。 我在阿路普卡一家療養院住了四周。我們20個女人住在一間大寢室里。我結識了許多可愛的蘇聯婦女。從阿路普卡出發，我乘車去拜訪女作家貝爾塔·拉斯克，她當時住在塞瓦斯托波爾或者亞爾塔。她丈夫在那里當醫生。在1924年到1928年之間，我常常与加保·列文和海因茨·阿爾特曼去她家里拜訪她，當時她住在柏林——利希特菲爾德。從貝爾塔那里我得知，她的長子、加保及其妻子波爾塔，在柏林時我就認識，全都生活在莫斯科。海因茨·阿爾特曼和加保都是我德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當中最要好的朋友。我18歲那年，還跟這個總是快活的加保去呂根漫游過十個星期。1924年他設法為我買了一把气槍，花去我節省下來的學徒費。他和他的朋友海因茨·阿爾特曼，還在格魯內瓦爾德教我學習射擊。納粹搜家時，武器就藏在我們那棟大房子的房梁上。 加保為在莫斯科再次見到我，感到特別高興。他從別人那里听說。我從中國的來信表明，我完全市民化了，脫离了運動。 海爾塔和加保用儿童車推著他們的小儿子。今天他們的儿子也有了孩子，成了一個頗為能干的同志。 從阿路普卡回來以后，最初我在莫斯科住在飯店里。曾經到那里拜訪過我的同志當中，有布魯諾·昆。我是在德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里認識他的，在街上偶然遇見他。我立刻認出他那一頭紅色的頭發，一臉雀斑，非常藍的眼睛。我們在柏林時曾經在集會、游行和周末郊游時見過面，互相之行并不很熟悉。在莫斯科的大街上遇見德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一位同志。該是多么高興啊，我從他那里知道，納粹曾經逮捕過他。他出獄以后參加了西班牙內戰，成了第一游擊隊旅的政委。我們談了許多關于西班牙的事情，談了德國的形勢、談了共產主義少年運動，他對此一直怀有特別大的興趣。 1941年他在法西斯主義后方的斗爭中犧牲了。 有一天我走在阿爾巴特大樓的走廊里，一個年輕士兵從一個門里走出來，通過門縫我看見從上海來的保爾坐在辦公桌旁邊。我闖進屋去以我那重逢的喜悅擁抱住他，對于這棟房子里的規矩來說，這是一個過分不拘形式的動作。保爾穿著一身高級軍官制服。他像我一樣高興，請我這天晚上到他家里去。 我從阿路普卡回來不久，安德列通知我准備接受我的紅旗勳章。我穿上我那套質地优良的灰色禮服，皮鞋擦得珵亮，從未花過這么多時間梳理我的頭發，我忘記了從什么地方登上一輛敞篷卡車，車上都是蘇聯軍方人士。我們坐在既無油漆又無靠背的板凳上，呼吸著灰塵，風吹散了我的頭發。在克里姆林宮里我們經過許多崗哨，穿過許多走廊，來到一間小廳里。我們等待了几分鐘，然后一個灰頭發的老同志走進廳來。這是加里宁。我要從他的手里接過我的勳章，對于我來說，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榮幸。我讀過他的許多東西，我尊敬他。革命前，加里宁坐過14次監獄。后來他成了蘇聯第一任總統。現在他已經60多歲了。雖然對于他來說授勳只是一种例行公事，但他卻往自給人一种熱情、真摯的印象。我們是按照字母順序被召喚起來的，加里宁長時間地緊緊地握著我的手，紅軍官兵們長時間地鼓掌，也許是因為我是他們當中惟一一名婦女吧。直到今天我還記得加里宁的慈祥和他的面部表情。 我的勳章是994號，當時尚無別針，為了佩戴勳章，我不得不為它那粗粗的螺釘在我禮服的衣領上穿一個洞，再把一枚兩厘米寬的螺母擰在上面。 同一天我遇見了弗莉達·魯必納，在德國時我就認識她。她是一位老革命家和出色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教師、弗莉達親自見過列宁，還把他的某些作品譯成德文。她看見勳章，擁抱了我。我只在這一天佩戴過我的獎章，當我再到外國去的時候，把它留在了蘇聯。 我在莫斯科又遇見一位同志，在1924年到1928年之間我最初參加工人運動時對我發生過影響，他就是埃里希·庫尼克。在柏林時，他在中央委員會工作過，當時他住在柏林采倫多夫，我是在10區做党的工作時認識他的。埃里希是個聰明的，長得很漂亮的共產党人，非常理解年輕人。在莫斯科時我去他家里拜訪過他，他和妻子、儿子住在那里。我和他立即又熟悉得像在德國時一樣。 在波蘭時我曾經嘗試創作一部小說，這是完全違背地下工作紀律的。從14歲開始我就夢想著當作家。許多“作品”都存放在我童年和少年時代的書桌里。 与弗蘭茨的經歷啟發我創作這樣一部小說：一個白俄女人在上海結識了一個德國男人。她愛他并和他結婚，卻不知道他是一個做地下工作的共產党人。在去歐洲的旅途中她才知道這一切。途中丈夫把真實情況告訴她，并說他們要留在蘇聯。面對可怕的未來，她顫抖了。但在蘇聯的經歷的強烈印象和丈夫對她的影響，使她發生了轉變。作品結尾之前，她成了共產党人。 我偷偷地把手稿帶到莫斯科。不論寫作還是運輸，都是不符合地下工作基本原則的。我非常希望哪家出版社會對它感興趣。 再次离開蘇聯之前，我在1937年10月11日致于爾根的信中談到這個問題： 手稿是完全不成功的。六個人讀過它，五個人認為素材是很有趣的，但許多地方寫得不夠流暢，尤其是應該寫一個相反的結尾，才符合今日的實際情況。 那姑娘不應該接受大夫的觀點，相反她應該使他走向毀滅！ 經過徹底加工或許會有人愿出版它。臨出發乏前不久我放棄了這個決心。為此我帶要花費三個月的勞動。閱讀過這部手稿偽第六個人是埃里希·庫尼克，我曾經多次拜訪過他。他說。他讀了這部手稿的一半，我應該平心靜气地把它都進火爐里，它絕對沒有用處。他妻子（有人轉達給我的意見完全不同）稱這部手稿是“偵探式的低級趣味小說”。我同意前五個人的意見。埃里希的意見，我認為太尖銳，他妻子的判斷，我認為毫無意義。 我的手稿在弗莉達·魯必納那里得到了最多的賞識。她把它交給一家出版社，這家出版社答應作些修改后可以出版。但是我沒有時間進行修改，我寄希望于某個天才的想法是完全不現實的。看樣子，這部手稿的确是毫無用處。我把它留在了莫斯科。 所有六位讀者的意見恰恰反映了那迅速怀疑年代的特點：共產党人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是不允許白俄女人（俄羅斯流亡女人）轉變的，而是她一定要停留在敵人的地位上，她要拖著自己的丈夫走向毀滅！ 那是一個個人崇拜和破坏社會主義法制的時代。忽視這個時代是錯誤的，它在許多人身上都產生過悲劇性影響。 當我去索科爾尼基拜訪我的老朋友們時，只遇見了莉薩和孩子們，她丈夫被捕了。莉薩心平气和而冷靜地告訴我，她丈夫從未犯過反對党或者蘇聯的罪行。 我們倆人做出同樣的解釋。他在工作中犯了嚴重錯誤是可能的。在這個時代，帝國主義分子在反對蘇聯的激烈斗爭中，會打進大量特務，因此對于那些負責的人來說，區分誠實的同志的錯誤和敵人的行動，是不容易的，但這是可以澄清的。垂死的資本主義在以特別絕望、殘酷和聰明的方式進行反抗，在想盡一切辦法損害蘇聯，從內部破坏這個國家。 我像信賴自己一樣，信賴這些朋友，一旦他們遭受到這個時代的結果時，我便感到深深的震惊。我堅信他們是共產党人，不是敵人，當然，他們可能犯錯誤，結果受到怀疑。我自己在一個軍事机构從事地下工作，這個机构犯一個錯誤，可能危及許多同伴，而犯錯的人則必須為此承擔責任。 多少年以后我才明白，這些審判嚴重違背了社會主義法制，分辨清楚這件事情并不那么容易。 卡洛什也是憂心忡忡，有一次他在告別時說：“唉，索尼婭，至少我在你這里還能有個好心情。”后來我再未見過他。 這期間我有一段時光是在安德列同志和他的家庭里度過的，和他在一起我享受到了聰明的交談。后來我在一棟軍隊公寓里得到一個居室，住在那里時，我進了一個情報員學校，學會了組裝一种复雜的發報机，這种發報机叫推拉式發報机，我記得德文叫反節奏發報机。一個名叫喬治的和藹的美國同志給我上課，他是一個好教師和好同伴。后來他的妻子和兩個孩子來到莫斯科，1938年我第二次在莫斯科逗留時，常去拜訪他們。 在莫斯科我又遇到了來自上海的格里沙，我們經常見面。通往伏爾加的聯系渠道就是借他設在莫斯科郊區西米基的電台剛剛開通的。格里沙要做點令我高興的事情，于是便請我出去旅行了几天。他覺得我獲得紅旗勳章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并請求我在秘密工作允許的條件下告訴他怎樣才能獲得勳章。由于我無法向他講述什么英雄業績，使我感到頗為難為情，盡管如此，我還是什么也未跟他講。他始終不知道我曾在波蘭，在他的故鄉生活過。 我還記得，我們在電影院里時，他是怎樣譏笑我的。一艘船遇到海難，通信兵設法發出呼救信號，但發報机出了毛病。水浸入船艙，而且越漲越高。通信兵抓起机器，在死亡的恐怖中激烈地搖來搖去。我悄悄對格里沙說：“我的發報机發生故障時，我也總是這樣做。” 這是我最后一次見到格里沙。每當我到外國去時，總是与最好的朋友中斷聯系。 戰爭爆發以后，條件更困難了。 格里沙若是還活著，他一定會設法找到我，他一定會成功的。他知道我娘家的姓氏。找到我父親和哥哥是完全可能的，他們的書籍在同志們當中是出名的。其他人利用過這些書籍。 又見到伊薩，令我特別高興。我們立即又成了最要好的老朋友。伊薩与弗莉達·魯必納也很熟悉。當我离開這個國家的時候，便永遠地告別了伊薩。50年代她曾經往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給于爾根寫過一封信。 非常尊敬的教授！ 不久前我買到您的書《德國帝國主義史》，從書（俄文版）的前言中我得知，您在柏林大學任職。我給您寫信提出下述請求：請您轉告我您妹妹的地址。我們是多年最要好的朋友，但是由于不幸的戰爭和戰后歲月，我們失掉了聯系。若能仍与昔日的朋友再建立起聯系，我會感到非常幸福的。 數周以后我才得以給伊薩寫信，但未收到回信。那以后我去拜訪過弗莉達·魯必納同志，她回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以后給我寫過信，她住在克蘭馬赫諾夫，她對我的拜訪感到非常高興。她听說過伊薩的情況，但沒有她的地址。 關于莉薩的家庭情況，我同樣什么都不知道。1959年我去莫斯科為寫作關于奧爾嘉·貝納里奧這本書搜集資料時，我曾經去過索科爾尼基公園。那些老住房尚在，但我已經不記得她住在哪棟房子里。在這樣長時間之后，若想找到這一家人，几乎是沒有希望的。 1938年我在蘇聯也見到了情報員學校時的凱泰，還結識了她的丈夫。每次与這些有經驗的同志和著名學者聚會都是一种收獲。凱泰第二次怀孕了。我很高興她生活得很好。 大約就在這個時候，我的上級領導和朋友安德列得到另外一种我不熟的工作，我為此而感到惋惜。接替他的工作的是哈奇同志，一個奧塞特人。他參加過西班牙內戰，娶了一個外國女人。哈奇是個結結實實的人，有一個光禿禿的腦袋，一雙黑眼睛和一張圓圓的，常常顯得狡猾的面孔。 非常能干的情報員伊万·維納羅夫在他那本《無形戰線上的戰士》一書中關于他的描寫，比我的描述好得多，這本書是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軍事出版社出版的，在181頁以后有這樣的描寫： 烏馬爾·奇奧洛維奇·馬姆蘇洛夫，即哈奇，當年在高加索反對白色近衛軍匪徒的革命斗爭中就積累了丰富經驗。烏馬爾是被米哈依爾·伊万諾維奇·加里宁發現的。1922年，加里宁在一次穿過當時尚不安定的國家的旅行中，在高加索一個村庄里遭到一股匪徒的襲擊。當時烏馬爾就在這些抗擊匪徒的紅軍當中。在返回莫斯科的途中，加里宁帶上了這位年輕的，尚不滿20歲的受傷的共產党人，并把他推荐給別爾辛１。這位令人注目的蘇聯情報員的生活道路，就是這樣開始的。 １J·K·別爾辛將軍，紅軍總參謀部情報局長，左爾格的上級領導和親密朋友。 維納洛夫在205頁以后，描寫了一段有趣的插曲。他曾經在西班牙遇見自己的朋友哈奇，當時他正在那里与游擊隊員們進行卓有成效的活動，后來又成了誠實的戰斗的無政府主義者杜魯提的顧問。那時作家、新聞記者海明威正想結識一位游擊隊領導人，于是便找上他來，可哈奇卻總是避而不見。 海明威的朋友米哈依爾·柯爾左夫和伊利亞·愛倫堡為他們促成了第一次會面。哈奇拒絕講話。“他酒喝得太多，我不信賴這种人，”哈奇說。“況且，他在什么時間寫作？”他問柯爾左夫，后者懇求他，讓他當一次外交官，至少把他的經歷的一部分講給海明威听。“海明威寫的好，他那些關于西班牙的報道，是西方報紙上發表的最真實、最优秀的作品，你們不能傷害這樣一個人。” 哈奇是尊敬柯爾左夫的，經過一番勸說，他表示同意并耐心地回答了海明威提出的關于游擊隊的斗爭、炸毀橋梁、拆毀鐵路等許多問題。 我要補充一句：現在我明白了，為什么海明威關于西班牙的那本書《警鐘為誰長鳴》會獲得成功。 我与哈奇的關系不像与安德列那樣密切，但是我也很尊敬他。他和安德列都是能干的上級領導，在那個并不輕松的時代，他們都是好伙伴，正派而勇敢的同志，我相信，他們都親自保護過我。 多年來，我一直在怀著美好的感情想念這兩位同志，關于他們的遭遇我一無所知。后來我听說，哈奇在第二次大戰當中，曾經作為將軍在俄羅斯西部戰線參加過戰斗，几年之前才去世。安德列在戰爭當中也當上了將軍，他逝世于1972年。我多么想再一次見到他們呀。 1937年或者1938年，我在莫斯科逗留時，當時的軍事情報局長喚我到他那里去。他詢問了我在波蘭的經歷，他對我們為取得居留許可證所做的努力特別感興趣，例如提了些什么問題，我們如何回答的，我們以什么身份在官員机构中談判的，在波蘭有什么樣取得合法身份的可能性，地下工作者怎樣以最合适的方式出現，人們相信你們什么樣的經歷。我回答的時候，局長手里拿著我那本蓋著許多延長居留期限公章的護照說：“索尼婭，我知道單單是在這里就包含了一种什么樣的斗爭，使你們在那里堅持下來。” 我怀著高興的心情，就這個話題指出羅爾夫的功勞。這位同志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可是我再也不曾見到他。處于領導地位的同志們在當時是經常變換的。 我要進莫斯科附近的一所學校，在這里除了訓練情報員之外，也訓練游擊隊員。我在那里開始上課之前，哈奇同志來找我，他通知我說：“你的一個好朋友在莫斯科，他想見你，條件是，要取得你的同意。” 這個朋友就是恩斯特。 哈奇把他帶到我這里。這位職業革命家的第一句話便是：“多么漂亮呀，你還像從前那樣苗條。”我摟住他的脖子，什么話都未說。 恩斯特在同一所學校里學習，我們在一起的這三個月里，又恢复了我們的老關系，既沒有矛盾，也不去思考未來的事情。只有一次，恩斯特給我講述了這中間所發生的一切事情之后，他問我是否愿意和他一起生活。 他的容易激動，他的嚴厲和不寬容，即使它們是一個品質高尚的人的特點，也比從前變得更嚴重了；盡管我在蘇聯期間并未親身体驗過這些特點，我還是給了他一個否定的回答。 恩斯特与我在同一個班里學習。我保留了在莫斯科的住房，在學校里我有一張彈簧床，工作時間久了我可以住在外面。所有其他的學生，包括恩斯特，都住在學校里。除了我和恩斯特，那里還有5位同志，都是從前的西班牙戰士。 其中有一位我記得最清楚，他是一個高大而健壯的同志，名叫費利克斯。他是個波蘭人，會講德語，在西班牙受了傷，一只胳膊不能活動，盡管經過醫生治療，仍然不能彎曲。他勇敢而聰明。第二個西班牙戰士，他的好脾气和遲鈍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們的教師是個蘇聯上尉，他訓練我們如何從事游擊隊活動。他參加過西班牙內戰，紅旗勳章獲得者。他和妻子，兩個孩子住在學校里。我們學習的是一個游擊隊員在敵國必須知道的事情，特別是如何利用炸藥。我的化學基礎比無線電理論好得多，也許是由于我在奉天接触過的緣故。我學習了用所謂的安全炸藥硝酸銨、氯化鉀以及各种添加物如食糖、高錳酸鹽、鋁粉和氧化鐵所進行的一切混合。大多數我今天都忘記了，我在這里所重复的可能都是錯誤的。我們用大炒勺在火上把潮濕的硝酸銨烘干，我們擺弄這些化學原料的態度是相當輕率的。我們用丙酮、硫磺和鹽酸制造了一种爆炸性的，异常敏感的混合物（我的配方可能是錯誤的），還制造了具有腐蝕性的危險气体。每一次我們都迅速离開教室，待气体散盡，我們便把剩下的刺激性固体并不十分謹慎地裝入雷管。事先我們已經把空雷管和電動點火器焊接在一起。我們在外面露天里把炸藥放在一截鋼軌旁邊，我學習正确地切割和點燃起爆線。除了電動點火器之外，我們還制作導火索點火器。我們及時跑開，并臥倒在地上。 我們用燃燒劑點燃炸藥，燃燒劑是通過一條橡膠裝置傳過去的。 我們把一只表裝在炸藥箱上充當定時炸彈，把炸藥箱裝上壓力點火器，爆炸行駛中的火車。我們采用木箱，是為了使炸藥保持防磁功能。所有這一切都是1939年以前的東西，与今日的技術相比，已是不可同日而語。 我很愿意在這所學校里學習，令我不快的只是，恩斯特對我們的教師評价不高。并對他表示蔑視、恩斯特已經是第二次學習這門技術了，他以自己那頑強認真的精神學到了許多東西。也許他真的一比我們的教師知道得多、總而言之，他們之間的關系頗為緊張。我總是設法使恩斯特平靜下來，免得產生公開對立。我离開以后，由于他的麻煩。人們把恩斯特調离這所學校。 學校大概是在新建的運河附近，因為我們小組經常到那里游泳。那年夏天特別干燥。最初我們還為經常照耀的太陽而高興，但是當草開始發黃的時候，一我們便叉為農業擔起心來。 其他人都知道，恩斯特和我早就相識，不過，我們當著他們的面還是互相克制的，誰都不知道我們有一個女儿。 我在1937年9月24日給父母的信中曾經寫到，我從莫斯科返回波蘭。是繞道斯堪的那維亞各國走的。共飛行了12個小時，与恩斯特分手，我的心情是沉重的。 到目前為止我們住的那棟房子，被房主賣掉了。由于羅爾夫經常在克拉科夫從事職業工作，而我也是一直在那里与保加利亞的同志見面，我們便決定离開華沙。我們搬到扎科帕內，在那里租了一棟我們非常喜歡的木房子。“五月別墅”就坐落在900米以外的高崗上，用眼睛可以望到2000米以外的高山。附近的風光十分美麗，我以极大的樂趣學會了滑雪。我們穿著滑雪鞋去遠處郊游。 我寫給家人的信中不再有任何政治性的內容，全都寫的是家庭生活，并且總是那么高興。 1937年冬天 雅尼娜十分討人喜歡……她是我們的一首歌曲，只可惜這首歌沒有歌詞。她還根本不會說話。米沙最近表現了一种統計學的天性，這一點現在今我十分開心。每天都提出許多問題：“世界上有多少孩子上學？今天吃菠菜嗎？”然后突然又問：“在一只跳蚤看未，我們的房子是什么？”我發現他在測量我們的火爐，結果是“火爐對于一只跳蚤來說，就像對于我們來說一棟房子有98層。我們的房子對于它來說有多高，只要我會兩位數乘法表，就能計算出來。” ……我得了輕微的感冒，几乎未睡覺，但是我喝了糖水。我們的報紙上說，這是一种非常管用的催眠劑。此外，我們的報紙上現在連續登載一部小說《我是一個丑姑娘》。說的是一個少女去理發館，讓人把前邊和后邊的頭發燙了，涂上顏色，抹上油。一下子她就漂亮了。 羅爾夫說：“這正是你所缺乏的。”于是我找到一位女美容師，她在我的雙眼下貼上報紙，在睫毛和眉毛上涂了一种黑色液体。燙得厲害，但是我閉著眼睛強忍著。這一切都像那部描寫丑姑娘的小說一樣，所以我也期待著變得美麗。當我可以睜開眼睛的時候，從我那燙得通紅的眼睛里流出來的是黑色的眼淚，混雜著真實的淚水。我根本未變得更美。我簡直不敢回家，當我走進屋里時。羅爾夫看了我一眼，便笑得在沙發上直打滾。他大呼道：“像一位情婦”。為了使自己再變成一個正常人，我用浮石和板油足足磨了兩個晚上。 我們在扎科帕內定居不久，我得到命令，再次去但澤，那里的一位同志不會組裝他的發報机。我在但澤見到舊日的小組，又增加了一位報務員。這是我們學校里的一位年輕同志，我在蘇聯時就發現他是一個理解力遲鈍的人。 他在當地娶了一個不過問政治的妻子，她對改善他作為一個地下報務員的處境毫無幫助。我幫助他組裝好發報机，我們對它進行試驗運行，建立起聯系以后，我就离開了。我總是在想，為什么從那些在西班牙戰斗過的出色的同志們當中，偏偏選擇了這位同志，誠然他是勇敢的，但是，單單是這一點是不足以完成現在要求他做的任務的。 我發現我在波蘭沒有多少可做的事情，因此，當我們一年以后，即1938年6月，被召回去的時候，我非常高興。但澤的同志們有他們自己的報務員，從保加利亞同志那里只能得到少量消息，我每14天只發一次電報。 告別這里的風景和房子，我的心情是沉重的。在這里，喜歡哲學思辨的米沙學會了大与小的相對性，我教會這個六歲的孩子讀書這件奇妙的事情。在這里，尼娜健康而無憂無慮地成長起來。 38年以后我又見到扎科帕內，卡斯卜羅維和吉耶翁特歡迎我，這里蓋起了成千棟新房子，這里的風景令我感到陌生。在這一帶尋找我們舊日的房子，是毫無希望的。我保留著一張從前的照片，我朝著有山的方向走去，沿著一條我不熟悉的大街走去，一直走到公共汽車站那里，我往前跳了几步，然后停下來。 那就是我們的房子啊！ 但是，當年這里只是一片草地，并無用石塊舖設的大街。我數著那些陽台，數著陽台上的木板，再數一遍，于是我看見，在那里刻著“五月別墅”的名字。我的心直跳。我撳響門鈴。一位很老的男人走出來、戴上他的眼鏡，嘴里念叨著：“這是我們家房子的照片……這是陽台……”而那里，在房頂上，我們曾經架設過天線。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shuku.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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