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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爾夫和我經常談起，若能了解世界該有多好。德國惡劣的經濟狀況更增強了我們的愿望。為此，我們請求羅爾夫的好朋友瓦爾特給我們尋找机會。他是德國一家大康采恩在中國的代理人。 有一天我們收到一封瓦爾特的電報，一個報紙廣告上說，上海市政局在招聘一位建筑師。市政局是由英國人管理的，上海有一大部分屬于它管轄。羅爾夫回電應聘。他的應聘書被接受了，條件是他必須立即上班。 前景令我十分鼓舞，我可以作為德國共產党人与中國受迫害的同志一道工作；我去我們党的中央委員會做了匯報，他們清楚地知道我在美國逗留過。當我毫無顧及而天真地向他們提出這個建議時，那些同志一定非常惊訝。到目前為止，我并不顯得多么能干。他們告訴我中國的形勢是嚴峻的，做地下工作是嚴格的，在那里每個共產党人都面臨著危險。 第二次談話時，他們告訴我，一俟我到達上海，便會取得聯系。我把瓦爾特的地址留下，最初我們想住在那里。 由于建筑師是在上海任命的，按照通常的慣例，在外國聘用人員，工作單位不支付旅費，合同也得經過一段長時間試用期之后才能簽訂。這次旅行要耗費我們全部積蓄，若是在上海不成功，我們連返程路費都沒有。 1930年7月我們离開德國。我們先到莫斯科，從那里乘西伯利亞快車直達蘇聯東方邊境，我們不是像其他外國人那樣乘坐一等車箱，為了節約，我們也不去餐車用餐，而是在車箱地板上用一個小酒精爐，偷偷摸摸地燒點湯喝。除此之外，我們背包里有面包、耐儲香腸和豬油。 我們經常下棋，要么我臥在上舖上瀏覽從眼前閃過的風光：烏拉爾、斯維爾德洛夫斯克、歐姆斯克、伊爾庫茨克等城市，美麗的貝加爾湖、草原和一望無際的白樺林。我喜歡在半路上進行意外休息。有一次我們在一座森林邊的草地上停留了兩個小時。下車的踏板很高，可每個人都想活動活動，呼吸點新鮮空气。男人們從各節車箱里跳出來，女人們跳進他們的怀里。周圍充滿歡笑聲，有人拉手風琴，人們開始跳舞。我們觀看著，有人伸手拉我們，于是我們被人們的熱情和快活所感染，也跟著跳起舞來。 在滿洲里開始乘坐中國東方快車，從長春開始是南滿鐵路。火車一共行駛了14天，我們到大連，再從那里乘船，到上海大約有一千公里路程。 抵達碼頭時，我對剝削和貧窮的程度感到震惊，在這之前我從未見過這樣的情況。纖夫們從船艙里走出來，一個緊挨一個地行走在斜搭在碼頭上的踏板上，他們那擔著沉重貨物的竹扁擔几乎互相碰撞在一起。赤裸的上身流淌著汗水，脖子上，額頭上，腿上都鼓滿青筋。大蒜味和汗臭味從這條傳送帶的人們那里飄到旅行者們一邊來。乞丐坐在搖搖欲墜的小船里，圍著我們的船只轉悠；哭訴著的殘疾人，有的斷臂，有的折腿，孩子們帶著化膿的傷口，有些是盲人，有些人的癩痢頭上沒有頭發。 瓦爾特身著淺色麻布上衣站在碼頭上，軟木遮陽帽蓋著他那棕色頭發，旁邊是他那時髦的太太，她手捧一把巨大花束表示歡迎和問候。家里有一名中國仆人接待我們，他戴著白色手套端來冰鎮飲料。 我們住在瓦爾特家里。我們那屋頂下的兩間臥室空气悶熱。睡床的蚊帳上爬滿蚊子。就這樣，在陌生的國土上開始了第一個夜晚。 羅爾夫有一個体面的職位，我們常常被請去參加各种晚會，我們也必須回報人家，有一些女士來拜訪我，并且期待著我們回訪；這是一個陌生的世界，我厭惡這樣的世界，它与我迄今為止的生活形成了鮮明對照。我并不反對這些活動，我明白，如果我作為一個共產党人有朝一日從事地下工作，一种表面的資產階級生活，是一個重要保障。 我在一周复一周，一月复一月地等待著党的消息。 摘自給家里的書信： ……上海對于我這樣一個總是閒不住的人來說，是無聊的，除非從事職業性的工作。在家里無事可做，一切都由仆人、廚師和苦力們干。這里熱得簡直令人無法忍受。不是熾熱，而是潮濕的熱。人們以令人難以置信的方式冒汗，汗珠子不是滾動，而是流淌。 ……星期六和星期天是在威廉博士家度過的，他是一位著名律師。一部分客人打网球，其余人都在花園里的躺椅上躺著，喝茶，喝蘇打威士忌，要么吃水果冰淇淋。威廉博士的口頭語是“下等人”。比如說：“那里是不能去的，只有下等人才去。”完全是個符合我的趣味的人！ ……首先再一次為歐洲人唱一首悲歌。女人們都是些不折不扣的享樂動物，既無職業，又不干家務，對科學和藝術都不感興趣，甚至連自己的孩子都不照管。男人們要好些，因為他們至少還有職業，至少做點工作……昨天去喝茶……總是老一套，這种事情我和德國人、白俄（俄國流亡者）、美國人干過多次。開頭是聊几句關于橋牌和麻將的話題，然后便談論最近一次賽狗，剛看過的電影等等，電影院充斥著美國有聲電影，大多是內容低俗的歌舞劇和說唱劇，它們傾倒了這里的所有人。 ……最近上演了《小高爾夫》，在上海大受歡迎。如果我們學會了打麻將、玩橋牌和斥罵雇員，我們就成了百分之百的上海人…… ……伯恩斯坦（來自布萊斯勞）是個光棍漢，是個有點古怪的人。戰爭期間（1914—1918），如他自己說的那樣，死里逃生，“他的最美好的歲月”是作為平民戰俘在英屬印度度過的，他在那里跟朋友們吃美食，從事体育活動。當和平到來時，他們說“和平爆發了”。在他看來，人是好人還是坏人，這是個重要問題。但是世界上也有一些人，對于他們來說，能否吃飽肚子更重要。這一點，他是不理解的。他大量出賣火車頭，并收獲了許多“面包”，為奧倫斯坦＆科佩爾（柏林一家企業，具有3600万馬克資本。柏林工人稱呼它為“奧倫豬油和干鼻涕”）。 ……庫克老師是一個青年人，棕色頭發梳得光光的，中間分縫，一雙張得大大的眼睛，戴著一副角架眼鏡。本來他想養牲口，現在卻在帶孩子（在上海一家德國人學校里）。 每個星期天上午，他都去市交響樂團听音樂會，听得如醉如痴，邊听邊吃無花果。每個星期天下午，他都去打曲棍球，跟德國隊對大胡子細腿的印度警察。 還有一對夫婦姓勘，妻子是這里德國劇團的靈魂，丈夫是一家俱樂部（藝術家俱樂部）的靈魂，職業是交易所經濟人。照理他應該干自己的本職工作，因為這种俱樂部根本不吸引人，遺憾。對羅爾夫可能是件好差事。 ……希波１博士是法本公司的職員。据說他的父母很富有，在德國有財產或者宮殿，或者類似的東西。他有大約300張唱片，在電影《雪橇的奇跡》中參与過滑雪。他有一只眼球是玻璃的，好眼球在汽車賽時丟掉了。他喜歡羅爾夫，因為他說話不多，安靜与和諧給這個沒有主見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１希波是德國一個名門旺族，至今還同法本公司合作。 星期六我們應邀去施圖姆夫教授家里，他是中德大學的工程師。他在這里創立了一家“德式武器公司”，現在結婚了，婚禮時還收到他那威廉二世皇帝陛下拍來的電報。我相信，我們若去參加婚禮，可能會發生不幸。 ……最近參加了溫格倫一施特恩伯格家的招待會。妻子是凱塞靈伯爵的妹妹。二人，她和他，都很有才華，過分的肥胖。溫格倫一施特恩伯格的哥哥是波羅的海白衛軍的男爵，曾卷入反動的間諜案。 ……我寫信告訴過你們，羅爾夫是楚克邁耶《奎本尼克上尉》的導演。所有參加演出的人都非常熱心。為這事總領事呂德·封·科倫貝格·波迪希海姆還寫來一封長信，請求不要上演這出戲。“這出令人作嘔的戲……劇團應該竭力保持高水平，對于劇中所表現的那些可怜家伙，人們不可能表示同惰，只能引起反感。” ……這封信是不近情理的。羅爾夫和瓦爾特提出了抗議。劇團沒有冒險上演這出戲，人們也無法改變這老傻瓜。 ……昨天晚上在切斯特弗利茨家里。他是這里最大的交易所經濟人公司的老板，他是個美國人，非常富有。 星期六我們舉行了一個12人的茶話會，到會的有松本，這是一個漂亮的日本人，住在伯恩施坦那里，他是烏發電影公司的代理人（我們覺得他是在為自己的政府工作）。還有法本公司的魏靈和希波，科爾夫，梅爾詢公司老板，福格爾博士，他是駐當地德國商會會長。福格爾和科爾夫比這里通常人顯得明智，我們將同他們進行一次划船。詹姆松，市政局工程師部領導人，他是個瘋瘋癲癲的單身漢，送給我們用于小花園的花肥，因為這是他的業余愛好。梅蘭斯，羅爾夫的英國同事，我們的三明治他一塊都不動，因為它們是打開著的，而不是按照英國習慣把它們合起來供人食用！童和普勞特都是遠洋新聞處的，還有一個名叫索烏爾的美國人，他是市政局的。他的妻子是一個葡萄牙人，生于本地，她講了下面一段故事：有一次外出郊游，他同一個農民說話時，那農民問她，“您講中國話，可您先生只會講三個字，他在中國多長時間了？”“三十年”。“那么說，學會一個中國字，需要十年時間嘍。”這就是那個農民的惊訝的回答。 ……你為我适應這里的社交活動感到高興，遺憾的是，從未听見過狠嚎，只能听見羊在咩咩叫。 在我寫這些信的時候，我的真實生活內容已經完全變成了另外的樣子。這是后話。我回頭再講講在上海最初几周和几個月的經歷。除了忍受炎熱、無聊和我在上海“社交界”所遇到的困難之外，在最初几周同中國人絲毫未發生關系。我見到的是肮髒、貧窮和殘酷。我那實現兄弟般團結的愿望，我那很想接触人的努力，都失敗了。我們心自問，我是不是只能在理論上做個共產党人，不懂得這里的實踐完全不同于在家里？ 我的身体狀況越來越糟糕，因為我不斷的惡心。我天天嘔吐，身体日漸消瘦。醫生們擔心我不适應這里的气候，他們把一切都歸咎于生活沒有規律。直到10月份，我的健康狀況才見好轉，當然，我感覺到“腸子在蠕動”。醫生診斷說，不是腸子，而是孩子在蠕動。我已經有了5個月的身孕，卻沒有一個醫生做過這方面的檢查。現在我高興了，“命運”做出了另外的決定，完全不同于我們的計划，再有4個月，寶寶就要出世了。 天气稍微涼爽以后，我便出去逛大街，假日時，我和羅爾夫去郊游。我讀了許多書，上中國語言課，我對自己的進步感到非常高興。在不知不覺之中我習慣了這個國家，看到了它的人的素質，周圍環境的美，享受著它的文化。特別是我在設法理解政治事件方面取得了深入的認識。 1930年10月28日—30日 昨天，星期天，我們搭乘公共汽車出游了一段，在中國人中間，我們是惟一的歐洲人，別人都有自己的汽車，要么根本不出游。在一條河旁我們走下車來，發現了非常好的道路。偶爾見到一座小村庄和農民住房、竹林、棉花地，到處都是棉花。 上海居住著300多万人口。在外國人聚居區里住著4.8万外國人和140万中國人，另外160万中國人居住在閘北中國人城區。外國人中大約有18万日本人１，6000白俄人（流亡者），7500英國人，1400法國人，1800美國人，2000印度人，1300葡萄牙人，1400德國人。這期間我了解了各种各樣關于中國的事情。這里的共產党人在三個所謂紅色省份里力量最為強大：它們是江西、湖南、湖北，它們合在一起像德國一樣大，有全德國那樣多的人口。它們都在蘇維埃政府領導下。農村里有公共的土地和谷倉，沒有大地主等等。這些省份里的紅軍合在一起有15万人，在他們背后是數百万有組織的農村和城市居民。 １大部分日本人生活在外國人聚居的虹口區。 ……兩個月之前，蔣介石開展了大規模的“剿共運動”，要在4月份徹底消滅所有的紅軍。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政府軍出動了35万人進入紅色省份。 ……外國勢力自然都支持蔣介石。這里的121艘外國戰船當中的大部分都游弋在揚子江上，与中國艦隊一道攻擊兩岸和江上的紅軍。 ……下面的事情也有助于了解這里的形勢：南京中央政府（蔣介石）在許多省份根本沒有影響，這個國家的大部分領土是由將軍們私自管理和指揮的。每個將軍都有自己的士兵，將軍們之間的戰爭蹂躪了這個國家。在有些地方，南京的將軍們和地方將軍們互相調劑，比如在剝削他們管轄的省份方面，他們的兵力也互相調劑，因為他們的駐地社會條件十分惡劣。 我一直還未与党建立起聯系。我暗示給我哥哥，同志們在德國似乎尚未采取什么措施。現在我希望得到隨便什么消息。雖然這在中國對于已婚歐洲女人來說通常并非如此，但我還是竭力要做些事情，直到我知道自己要生孩子，才停止這种努力。恰好在這個時候，出現了一個工作机會。 1930年10月21日 令人非常高興的是，我到底還是找到了一份有趣的半日制工作。我曾經提到過普勞特，遠洋國民電報公司的領導人。首先我為他建立一個政治檔案室，搜集德文和英文新聞剪報…… 1930年10月30日 我的工作非常有趣，普勞特是個非常喜歡擺架子的人，但他确實是個了不起的亞洲和中國通，我從中也得到許多好處，每當我刨根問底地向他請教時，他總是不厭其詳地給我解釋一切，當然，政治上是片面的。 通過普勞特我結識了許多新聞記者，其中就有塔斯社的代表。以資產階級女人的身份出現在這位同志面前，令我感到十分痛苦。有時我會想，你為什么不去拜訪他，把一切都告訴他，說你是一名党員，感到十分孤獨？但是，我清醒地意識到，不能這樣做。 普勞特認識住在上海的美國女作家艾格尼斯·史沫特萊。在德國時，我就怀著激動的心情讀過她的《大地之子》，在這本書里她描寫自己那充滿辛酸与貧困的生活。艾格尼斯是一個非技術工人的女儿。她父親既不會讀書，也不會寫字。她是作為刷盤子女工和摘煙葉女工掙錢讀大學的。后來她在柏林菩提樹下大街上的大學里工作了多年。她在印度生活過，參加過那里的革命活動。關于她的生平，我在柏林時，大概是1929年或者1930年，還有過一次奇特的經歷。當時党在波茨坦廣場組織了一次大型書展。揚·赫特菲爾德負責布置展覽廳。每天晚上我們的宣傳鼓動隊都在那里演出。展覽搞了4周，從14點到22點開館。 有一次兩個印度人來到我的書攤前，我想把艾格尼斯·史沫特萊的《大地之子》賣給他們，還講述了書的內容。我詳詳細細地講述了艾格尼斯跟一個印度人結婚，后來又离婚的事情。二人當中那個年長的說：“全都對，我就是跟艾格尼斯結婚的那個印度人。” 我知道艾格尼斯作為資產階級的《法蘭克福報》記者在中國工作，她自己卻左傾得多。我很想認識她，卻總覺得有什么東西阻礙我去接近在我看來如此了不起的人物。 普勞特知道我的愿望以后，便在電話里把我介紹給她。我記得我們約好第二天見面，我向她描述自己：“23歲，身高1.70米，黑頭發，大鼻子。”她縱情大笑，回答說：“34歲，中等身材，無特殊標志。” 次日是11月7日，俄國革命13周年。我為我們的住宅買了紅玫瑰，至少提醒自己記住這一天。在共產主義青年團里慶祝11月7日多么好啊！ 我們約好在市中心見面，立即互相辨認出來。艾格尼斯手里捧著一束紅玫瑰，跟我家的紅玫瑰一模一樣，她要把它送給塔斯社的代表，祝賀11月7日。 我記得，我們坐在震旦飯店的咖啡廳里，艾格尼斯刨根問底地盤問了我一通，由于我知道她的信仰，而且非常喜歡她，自從在上海生活以來，我第一次絲毫未隱瞞自己的世界觀。我提到我為自己的孤獨而感到不幸，但我未請求她幫助我建立聯系，因為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党員。 關于這次會見，我在給母親的信中寫道： 1930年11月10日 ……艾格尼斯看起來像一個聰明的女工。穿著朴素，稀疏的棕色頭發，非常活潑的、灰色的大眼睛，她有一張雖不漂亮但卻端正的臉龐。當她往后梳理頭發時，人們可以看見她那巨大而隆起的前額。她在這里生活得并不輕松。歐洲人拒絕跟她來往，因為艾格尼斯徹底傷害了他們。當年她抵達上海時，封建的美國俱樂部為她舉行了一個茶會。艾格尼斯去了，她對一切中國東西都非常感興趣，她問是否有中國人參加，回答說：沒有，我們這里沒有中國人會員。她又問道：也沒有中國人顧客？回答說：中國人不許進俱樂部。听了這話，她起身走了。 英國人最恨她，因為她從前為印度革命運動工作過。 中國在一步一步地觀察她，盡管她确實是《法蘭克福報》駐這里的記者。 艾格尼斯和我成了親密朋友，我們几乎沒有一天不互通電話或者見面。 1930年11月12日 星期天晚上，我們去艾格尼斯住宅接她時，我徑自扑向她那些德文、印度文、中文和英文書籍。然后我們跟她和兩個中國朋友去一家中國飯館吃飯。其中一人是一個學校的中國文學教師，另一個是她的秘書。 艾格尼斯的秘書在后來相當長一段時間里，成了女作家丁玲的伴侶。我也認識了丁玲并取得了她的信賴。她曾經長時間在中國紅軍里。我遇見她時，她正積极地在新成立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里工作１。關于1930年的圣誕節，我曾經這樣寫道： １丁玲在“文革”中長期被關押，今天她是中國在世的最偉大女作家。不久前我收到她的几本新書并有題詞：索尼婭留念，丁玲。 晚上10點鐘我們和艾格尼斯進了一座中國劇院。最著名的中國演員梅蘭芳正在上海進行旅行演出，這是一次經歷。他扮演的是女人角色，他是那樣嫵媚和漂亮，你簡直無法描述。開始有片刻時間，人們需要克服這是一個男人在表演的想法……首先是所存的贈品。書籍：高爾基的《一個人的誕生》；米勒的《如果我們1918》；愛倫堡的《汽車的生活》；謝夫林娜的《維麗涅婭》；《中國短篇小說杰作》；埃里希·凱斯納的《一個男人的答复》；皮佩爾出版社的《藝術年歷》；孔·維因納的《亞洲》；斯丹達爾的《帕爾瑪修道院》；佩克漢默的《中國》；豪森斯坦的《當代藝術》；安德雷·莫洛亞的《拜倫》；里爾克的詩集；約翰·多斯·帕索斯的《北緯四十二度》。 1931年1月6日 我們的圖書館里突然增加了5本馬利克出版社１的圖書，對此我們一點都不傷心。艾格尼斯請求我給一家雜志寫一篇關于上述5本書的書評，為此我可以保留這些書。 １馬利克出版社創立于1917年，柏林，領導人是德國作家維蘭德·赫茨菲爾德，曾為德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做出重要貢獻。——譯注 關于這家雜志和它的主編，我在給家人的信里沒有詳細描述。它當時的名字叫《奔流》，是由中國作家魯迅主編的，它的名字必須經常變換，要么只能秘密出版。 后來還寫了一些別的文章，當然都是用的筆名。我還記得我寫過的一篇文章，它的標題是：《德國工人手里的毛筆和鋼筆》，我寫的是關于20年代工人作家和工人畫家的事情。 我常常到魯迅家里去拜訪他，他同他那非常年輕的妻子和他的小儿子生活在一起。 魯迅，生于1881年，被稱為中國的高爾基。像高爾基一樣，他描寫普通人民，描寫他們的尊嚴和痛苦。令人惊訝的是，他的長相也頗似高爾基。他有一張端正、蒼白、敏感的臉，當時已經得了肺病，1936年死于肺結核。 魯迅生活得十分儉朴，有一次我送他那大約只有三歲的儿子一只帶輪子的木鴨子，這位父親十分感動，一再說：這是一件多么漂亮的禮物呀。 魯迅想出版一本凱泰·珂羅惠支的畫冊，我幫他搜集了那些畫，后來他贈我一冊，還寫了一句友好贈言。由于我對珂羅惠支評价頗高，又十分尊敬魯迅，這份禮物對于我來說雙倍珍貴。這本畫冊在后來的戰亂中丟失了。 1931年1月14日 昨天我整整忙活了一天，把艾格尼斯為《法蘭克福報》寫的一篇7頁打字稿長的文章譯成德文。是關于中國農民和紅軍的。法蘭克福方面的譯員在她的上一篇文章中犯了一個大錯誤１，所以這次她請我來翻譯。 １政治性錯誤。 在最初的時間里，我們的友誼對于我是十分重要的，令我無法理解的是，像艾格尼斯這樣的名人，居然愿意經常和我在一起，我怎么會成為她所信賴的人呢？ 艾格尼斯是一個獨身女人，她經歷過充滿革命斗爭的丰富生活。我是個共產党人，但我在物質上是無憂無慮長大的，現在面臨著生第一個孩子，對此我非常高興，我生活在精心呵護之中。除此之外，我比艾格尼斯年輕得多，我還沒有經驗。 艾格尼斯有著十分突出的個性，她以自己所寫的書籍站在中國人民一邊，她為中國的解放斗爭做出了很大犧牲。同時她也是個不穩定的人，她常常表現得很風趣，以她的幽默來感染人，但也更經常表現出壓抑、沮喪的心情，這一點影響了她的健康。也許她需要我的沉著和我的樂觀主義。除此之外，我總是為了她存在的。只要她感到寂寞，便來拜訪我。凡是在她感到沮喪的時候，夜里3點鐘給我來個電話，我也會立即起身到她那里去。 我們的友誼剛開始不久，艾格尼斯就告訴我，她在觀點和行動上都是和我們一致的，但是服從我們党的紀律，對于她來說是十分困難的。 也許是由于地下工作的緣故，她不愿意向我透露自己的党派屬性。但是，我依然相信她說的是真話。我尊敬艾格尼斯，世界上很少有像她這樣的人，對我的發展產生過這樣大的影響，但是，每當她那自發的感性反應，影響了她對政治事件的評价時，我便表示不贊成她的意見。一旦我們之間發生爭論，她便怒气沖沖地走出去。几個小時之后，她便打電話找我，仿佛什么也沒發生似的，她又對我好了，我也高興。 在她的《中國胜利》那本書里，艾格尼斯說，她始終是同情共產党的，并積极支援了中國革命，但她從來不是党員。這本書是維克多·高蘭仕出版公司出版的。 許多年以后我再一次通讀了她的書，我發現《大地之子》這本書包含了她的許多苦悶、仿惶和自發的行動，這是我年輕時未曾意識到的。 1931年3月19日 ……你問我有多少朋友。我們沒有多少朋友，但有許多熟人。在朋友當中，除了圈外，自然首推艾格尼斯。 1931年10月4日 ……艾格尼斯遷入一棟公寓大樓，有了自己兩間一套的住宅，距我們只有兩分鐘路程，我們都很高興。羅爾夫裝修了住宅，設計了所有家具。當然一切都應是儉朴的，可他那些圖紙占去許多地方。 1932年3月6日 ……艾格尼斯又生病了，她下周進醫院打針，對她的心髒進行照射治療。主要是神經緊張，她埋頭于正在寫作的這本新書。這是一本關于中國的書。許多我們共同的朋友都出現在這部書里，我們常常討論這本書的內容，但我不能透露得太多。我相信，這將是一本非常好的書。最近兩夜我睡在她那里，只要有人夜里和她住在一起，她就感覺良好。 我在給家里寫的信中談了許多關于艾格尼斯和其他熟人的事情，但對我今后生活產生重要作用的事情，卻不得不保持沉默。 艾格尼斯知道我十分期待著同党組織取得聯系，急于過一种積极的、有用的日子。 我們相識之后不久，她說，假如我同意，她可以為我尋找一個我完全信得過的共產党人。 這位同志來到了我的住宅。他就是里夏德·左爾格。艾格尼斯知道左爾格博士同樣也在為德國新聞界寫作，她覺得在新聞工作之外支持左爾格，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我与他見面時，艾格尼斯并未在場，只有我自己。她只是為我們初次會面當了中介入。我不相信她完全清楚左爾格的活動。 我用不著描繪這個不平凡的人的外貌，他在許多書籍和文章里都出現過。他第一次來拜訪我，是在1930年的11月。當時，我們還住在瓦爾特家里。里夏德·左爾格當年只有35歲，我也同樣覺得他的确像別人描繪的那樣，既有魅力又漂亮。他有一個狹長的腦袋，一頭濃密而卷曲的頭發，臉上已經有了皺紋，一雙深藍色的眼睛，鑲著一圈深色的睫毛，他有一張輪廓漂亮的嘴。 我現在之所以要描繪一番里夏德·左爾格，也許是因為不在眼前看著他，就無法想象他的樣子。 我們初次會面時，我還不知道他的名字。姓名對于我來說，也沒有什么意義。里夏德說，他听說我愿意支援中國同志的工作。他談到了反對這個國家反動政府的斗爭，他談到責任，談到即使給中國同志哪怕是最小的幫助，都會遇到的危險，他勸我再想一想這件事情。現在我還可以拒絕，無論誰都不會埋怨我。 他看出來我正怀孩子，艾格尼斯肯定也提到過我怀孕的事情。 听他問我能否在危險情況下參与工作，盡國際主義義務，我覺得受了委屈。我當時并不理解他為什么要冒這种風險，万一遭到拒絕，可不是個人的事情。在我以某种生硬的態度做出肯定答复之后，里夏德沉默了半個小時，然后他仔細談了在我們住宅里与中國同志接頭的可能性。我的任務只是提供房間，并不參与談話。 此后不久，便開始了會面。這類會面在里夏德·左爾格領導下進行了兩年，直到1932年底。据我的記憶，后來一個叫褓爾”的人接替了他的位置。 令我惊訝的是，從我与艾格尼斯第一次會面，到里夏德來訪，在我看來這段時間是很短的，他是怎樣如此迅速地了解到我的可靠性的呢？ 我記得里夏德建議我到一條主要街道上去觀看一次游行，不必直接參加進去，扮做購物的樣子，作為歐洲人證明我在現場；我站在巨大的永安百貨商店門前，看見許多中國人遭毆打，被逮捕。 在多數情況下，被逮捕即意味著死亡。我注視著那些剛剛被判處死刑的年輕人的面孔，我知道，若是有人向我提出要求，我會為他做任何工作。 后來我才知道，格哈特·艾斯勒１在那里看見了我，我們在柏林曾經有過一面之交。他讓同志們提醒我，往后再遇見這种情況，要把自己打扮成貴婦人模樣，比如說戴上一頂帽子。在那之前我并不知道他在中國，自那以后我再也沒有在那里見過他。 １原為德共政治局委員，1928年因反對台爾曼被解除職務，1929年中—1930年底，被共產國際執行局派往上海從事秘密工作。——譯注。 格哈特·艾斯勒知道我父親在德國工人運動中是很受尊敬的。我父親是國際工援的積极分子，在進步的資產階級人權協會中代表左翼勢力。作為國民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他每個月都計算一次“最低生活水平”，那些撒謊的資產階級統計學家總是回避這個問題，可它對于為工人階級提高工資而斗爭的工會卻是有用的。這些統計數字都發表在父親個人主編的《財政通訊》上，我們在施拉赫滕湖的家里把這份雜志當做家里的第6個女儿看待，親昵地稱它為“菲娜”。 結識里夏德之后，我听說他接到共產國際的通知，歡迎我參加工作。 里夏德很希望我留在他的小組里，他覺得從秘密工作的角度來看，更換是不利的，但是他讓我自己拿主意。 我留在里夏德這里并參加了他的小組，我絲毫未考慮這個小組要執行什么任務。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原來是參与蘇聯紅軍總參謀部情報局的工作。 對我來說絲毫沒有改變。我知道我的活動是支援我生活的這個國家里的同志的，而且這种支援是從蘇聯來的，我覺得這更好。 我已經無法回憶起我們住在瓦爾特家時每一次會面的情形，但是我為這個小組所做的工作，從与里夏德談話之后，就在那里開始了。 我還清楚地記得，1931年2月，我儿子過生日時，里夏德向我表示祝賀，我一方面由于自己忙于生孩子這類私事而感到難為情，另一方面又不無驕傲地把他領到嬰儿床旁邊看儿子；他彎下身去，小心翼翼地用手推動彈簧床，長時間地，默默地觀察著孩子。我當時想，他大概還從未見過這么小的孩子呢。 瓦爾特幫助羅爾夫在上海謀到了他的職位，還在自己家里殷勤地接待了我們，我在他家做地下工作若是被發現，可能會毀了他那前程遠大的職業生涯，甚至更多。關于我的工作，我必須保持沉默，一旦他知道了，或許會給他帶來更多的危害。 瓦爾特是一個成功的、顧体面的生意人。他是一個既聰明又實在的人，他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弊端是了如指掌的，當他需要它的物質可能性時，他會以嘲笑的態度說些風涼話。他對自己能從底層晉升上來感到驕傲，他有意識地繼續晉升。瓦爾特對中國感興趣并且同情中國。我們之間相處得很好，進行過無數次交談，在這些交談當中，我成功地影響了他。瓦爾特作為羅爾夫的朋友，我從18歲時就認識他，他也知道我從前的政治態度。盡管如此，他對我在上海的活動卻一無所知。我相信他從未想到我在當時中國的情況下，政治上會如此積极，因為在他看來，這太冒險，太不可思議。 瓦爾特的家和他的名字，對于地下工作是一种很好的偽裝。另外我們也不可能經常在那里組織會面，因為瓦爾特的妻子經常在家里。里夏德建議我弄一個自己的住宅，羅爾夫和我本來也打算搬家，于是我開始注意尋找新的定居點。我們在法租界，即法國管轄的城區，找到了合适的地方。1931年4月1日，我們遷到那里。我們的地址是霞飛路１1464號，后來改為1676號。 １即今日之淮海路。——譯注 摘自一封信： 整個住宅區如同坐落在一座小花園里。從大街上沿著長長的未經修飾的花園路一直走，然后拐彎走上另一條花園路，就直接通到家了。我們從所有四個房間都能看見綠地，看不見別的房屋。 尤其重要的是，房子有兩個出口，整個綠地毗鄰著兩條或者三條不同的大街。 里夏德和他的同伴們每周在我這里聚會一個下午，有時中間還插入長長的休息。除里夏德之外，還來兩個或三個中國人，偶爾也來一個或者兩個另外的歐洲同志。我從未參与過這种談話，我只是警戒著不讓同志們受到干扰。會面是在二層樓進行的，下層的房間不安全，怕來客人。 仆人們的房間，确切說都是些磚砌的簡陋小屋，都是孤零零的，它們既無窗戶，也沒有通向房屋的直接入口，廚師、保姆和勤雜工都經過庭院走后門進廚房。在中午和“主人”下班之前這段時間內，他們要以歐洲的家務方式保持安靜，因為“太太”也要休息。仆人們只要不搖鈴召喚他們，是不會進室內來的。我自己給所有的客人開房門。樓梯從樓下通到樓上，我們把樓下布置成起居室，這里沒有我的命令是不能利用的。 經常來的那些中國同志，陸續地成了我的語言教師，這樣他們就可以公開地來拜訪我，他們的來訪對于地下工作來說，也不顯眼。 參加會面的同志們不是全都在同一時間來，走出我家時，他們也同樣是間隔開來陸續离去。里夏德是最后一個离開，他總要与我談上半個小時或者更長的時間。我与他的相識，必要時可以通過我們二人与艾格尼斯的相識說明。他偶爾拿一份新聞稿來讓我抄寫，當做他來訪的借口。此外，歐洲人總是有類似的社會生活，互相之間的來往几乎用不著說明。實際上，除了我們小組的人之外，誰都不知道他的拜訪，盡管在這兩年里他來過我們這里至少有50次。 在最初的几周里，一旦他為了跟我聊天耽擱時間久了，我表現得頗為拘謹，因為我不愿意顯得多么好奇。我的确不是這樣，而且也絕不因為在我家里發生的事情自己卻几乎毫無所知而感到委屈。我接受從事秘密工作的基本原則。可是這种要表現出不好奇的愿望使我心神不定，關于這個問題或許應該和里夏德談談。而當他問起來時，我的回答卻十分簡單。 在進行這樣一次談話時，經過一陣尷尬的停頓之后，我不禮貌地說：“時間到了，您該走了。”（里夏德是惟一一個我不用“您”稱呼的人。）他站起來，拿上帽子說：“看樣子，我要被轟”走了。”我低頭未語。 《左爾格博士東京來電》一書說，有人認為里夏德有時流露出傷感情緒，對他的這种看法完全是錯誤的。在我較好地了解他之后，偶爾我也感覺到了他的傷感，這或許是一种身体痛苦的表現，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負過傷，有些日子他不是像往常那樣生机勃勃、那樣幽默和尖刻，而是顯得沉默和壓抑。 翌年春天，我儿子大概已經兩個月了，里夏德突然問我，愿不愿意跟他騎摩托車出去兜風。我們在离我家不遠的城市邊緣會面，我這是有生以來頭一遭騎摩托車，他還得向我解釋怎樣才能坐得牢固，雙腳要蹬在踏板上。 半年以后，里夏德躺在醫院里，腿上打了石膏，當我去探望他時，同志們告訴我，他總是超速行駛。 這种飛馳一般的行駛令我十分振奮，我反复喊著加油啊，他也滿足我的愿望。當我們行駛了好長一段時間停下來時，我簡直像換了一個人一樣，那可惡的上海社交生活，什么要不斷成熟起來，什么地下工作的責任和對十分嬌嫩的孩子的不必要的擔心，全都拋到九霄云外去了。 我大笑著，歡跳著，嘴里滔滔不絕地說著，全不管里夏德對我的行為有什么想法。他搞這次出游，也許是為了考驗我的身体耐力。假如他真的是這么聰明，設法在我們之間建立良好關系，那么他算是選對了方法。這次出游之后，我不再那么拘謹，我們之間的聊天也更有意義了。這證明人与人之間的關系是多么重要啊，為了建立這种關系而沖破嚴格的地下工作限制，也許是對的。 里夏德從未教過我關于從事秘密工作的規則和理論。為了對同志們的生命負責，別人的經驗也是有用的，但是責任心本身給人的教育最為深刻，想到他們和自己的安全，就會采取适當的行動。理所當然的是，白天或者傍晚，我要注意觀察是否有人監視我的房子或者我本身。同志們會面之前和之后，我要不動聲色地檢查一下大街上的動靜。雖然沒有人教，我同樣也懂得，要盡量多請些資產階級的客人來，免得“地下工作的客人”太顯眼。 在与里夏德談話時我發現，他對我与我們的熟人如法本公司的希波、瓦爾特、威廉律師、伯恩施坦、溫格倫一施特恩伯格、普勞特等進行的某些談話是感興趣的，于是我便有目標地邀請客人們來。只要里夏德同意我的想法，我很愿意這樣做，從他的面部表情我會發現，他覺得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 就這樣，我通過他的舉止几乎是在不知不覺當中學會了駕馭自己，只要他認為是重要的，我就能習慣地采取恰當方式与人們談話。即使他不說，我也明白這對于他是有用的，現在我可以說，我了解我們的“机關”了。也許我不能向他提供重要情報，他自己有許多更好的聯系，但是也許能形成一幅畫面，我對人的性格和行為的估价，對他們的看法的估价，也許會偶然對經濟和政治問題有价值。 我也很快認識到，對于里夏德來說，光事實是不夠的。一旦我掌握事實不多時，他便會問道：“您的想法呢？” 有一次他說：“好，好，這個分析是正确的。” 我要再強調一次，后來也不曾有過我知道自己在為誰工作的激動人心的時刻，我只了解工作當中的那些事情，隨著工作的增加，我知道得越來越清楚。我相信這很能說明里夏德和他的同志們的工作方法的特點。當然，這期間我的求知欲并未給我帶來什么煩惱。我為自己能在這樣一些出色的共產党人圈子里工作而感到幸福，后面我還要講述別人的情況。我通過他們的榜樣學到許多東西，他們并未有意識地教我。秘密行動成了第二天性，因為我要保護的那些同志不斷地受到威脅，我以同樣的直覺守護他們，像守護我的小儿子一樣，這可能是一個奇异的比方。猶如孩子的輕微哭聲喚醒我一樣，在同志們周圍哪怕有最微小的异常現象和不正常的事情，都會引起我的警惕。 回顧這段時間，在今天看來，我寫給家里的那些信件都過分坦率，不言而喻的是，這些信從未涉及地下工作，甚至沒有絲毫的暗示，我的思想狀況則不同。這也許与我在上海資產階級社交圈子里為自己所設想的角色有關，從一開始我就是以一個資產階級進步分子的面貌出現的，我從來不隱諱自己對中國的興趣。我認為，在周圍環境允許的條件下，應該找到符合自己身份的行為方式。我不需要絞盡腦汁去扮演一個納粹女人的角色，由于种族的原因，扮演這樣一個角色是辦不到的。對于我這樣一個人來說，扮演一個“民主進步的知識女性”是最合适的。1933年以后，對于我來說，扮演這樣一個角色是惟一的可能。從一開始我就必須考慮到，通過隨便一個什么偶然的机會公開我過去的經歷，這并不意味著是災難，一個人在青年時代曾經是共產党人，隨著年齡的增長變得“理智”起來，這對于資產階級的人來說，不是什么不尋常的道路。通過羅爾夫的職位，我們牢牢地坐在了資產階級的交椅上，任何人都不會想到，我會通過与共產党的接触，葬送我的家庭，葬送我們在中國所創造的一切，在他們看來，這是一种發瘋的想法，尤其是作為一個幼小孩子的母親。 我們在地下工作中的行為是由中國這個特殊環境決定的，一方面在蔣介石政府之下，民主的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左傾的新聞作品和机构并未遭到禁止，比起純法西斯國家，這里對秘密活動給予較多的寬容。在上海的歐洲人，他們生活在法國或者英國管理下，享受著外國人的特權，他們允許做某些事情，而在希特勒或者日本統治下以及后來在日本占領的中國地區，秘密工作則會遭到最嚴重的破坏。另一方面國民党的特務机构在反對共產党人方面与他們那些歐洲國家的職業同伙進行著積极合作，反共活動与一個純法西斯國家相比并未采取更寬容的形式。 我后來讀到的數字表明，從1927到1935年之間犧牲了35万到40万中國共產党人，只有少數人走出了監獄，大多數人不等進監獄便被槍殺、打死、活埋或者砍頭。在省城里，他們的頭顱被懸挂在城市旁的木樁上，用以恐嚇老百姓。 秘密工作問題深深影響了我的私生活。离開上海資產階級社會，羅爾夫在政治上更接近我。從第一天開始，他對待中國人民的態度就是正确的、積极的。還在我認識里夏德之前，當我告訴他我盼望著做党的工作時，他急切地請求我放棄這种想法。他說他正在一個陌生的、困難的國家為謀生而奔波，為了對我和孩子負責，他必須勸阻我。我錯誤地估計了自己，總以為自己是十分堅強的，共產党人所面臨的殘酷的和血腥的鎮壓，若是讓我遇上，我可能是經受不住的。我似乎也沒有想到，即將出生的孩子對于我來說意味著什么。羅爾夫還未從來禁止過我做什么，更未限制過我的自由，但是這一次他似乎是一定要堅持自己的意見。 這次爭執使我和他都很激動，也就是在這次爭執當中，我打定主意，一旦与党接上關系，絕對不讓羅爾夫知道。在里夏德与我第一次談話時，我就覺得有必要把這一切都告訴他，里夏德感到很吃惊，顯然他從艾格尼斯那里只听到了關于羅爾夫的好話，這些當然也是對的。 誠實是我們婚姻的基本倫理准則，与其對對方保密或者撒謊，還不如讓他受一次痛苦，對于我們來說這是理所當然的，規矩人就應該這樣過日子。 現在，對于我來說一切都變了，在上海的三年里，羅爾夫從來不知道我的住宅成了地下工作接頭的地點，裝滿情報資料的箱子長期藏在衣櫥里。有一部分同志，他們成了我最親密的朋友，他卻不認識，有時碰上他們，也只裝作是無關緊要的商人，在他面前我也只好這樣對待他們。 我不能与他談論与我最接近的那些人，也不能談論成為我生活內容的工作。 在19歲的時候，在給于爾根的信里，關于我与羅爾夫在政治上的分歧寫過這樣的話：“每當這种時候，我總覺得他很陌生，告別時，我們沒有握手。” 現在的打擊更大，并且影響了我們的共同生活。若是想到在中國從事地下工作的嚴峻性，或者想一想德國的納粹時代，就能更好地理解我的反應。比如我參加了抵抗運動，我的伴侶卻警告我，并且不支持我。 羅爾夫對我的態度一如既往是好的，是体貼人微的，在后來的几年里，他忍受了由于我的工作而造成的分离和困難處境，總是希望保持我們的婚姻。 羅爾夫在上海順便認識了我們小組里的韓和溫，把他們當成了我的語言教師，關于他們，更多的事情他并不知道。 韓有一副生動的面孔，一天里他要上百次地梳理他散在前額上的過長的頭發。他生性活潑，具有非常敏捷的理解力，這兩點促使我們之間建立了很好的關系。溫是個沉著而細心的人，我很贊成他那科學的工作方法，這是我自己所沒有的。上課時我給他們讀共產國際机關報《國際新聞通訊》，与韓用德文，与溫用英文。二人學習很用功。 關于溫，我在給家里的信中這樣寫道： 1931年5月27日 ……我的中國學生令我十分振奮，不是我學得特別多，而是說英語的誘惑力太大了，這位老師是討人喜歡的。固然他的英語說得并不好，所以我才給他上課，但這足以能夠判斷他是一個出色的聰明人。 1931年11月11日 ……今天晚上我的溫老師來了，我每周与他討論一次中國的事情。現在他寫了一本書，關于政府軍在農民地區的征收問題，里面有許多統計資料。他送我一本，還帶有一手漂亮的簽字。當然我不能閱讀它，從他口頭敘述來看是有趣的，農民們被公然地剝奪了大批財富。一個朋友把它譯成德文，有100頁，超過了小冊子的限度…… ……昨天參加了溫的婚禮。事先我詢問有多少客人參加，他回答說：“非常簡單，只有家里人。”130！我們去了，讓我大吃一惊，我發現我那友好而儉朴的溫老師穿起了燕尾服。他穿的是“洋服”，他用這种方式逃避那沒完沒了的中國式婚禮儀式。這樣辦事倒也簡單，根本不需要什么公職人員，只需由證婚人簽署一張紙，收藏在家里。楊教授是證婚人，他身著一件十分漂亮的衣裳１，顯得非常親切。 １“衣裳”二字是用拉了字拼寫的（Ishang），作者在其他中國題材作品中經常采用這种方式拼寫中國詞。——譯注 婚禮上有精美的中國菜肴，席間他的朋友走上台去，一人唱歌，一人吹口琴。 家里人大都帶著孩子，有的需要喂奶，有的必須換尿布，要么便是在演出節目中間咿咿呀呀地說個不停，表現得興奮不已…… 我的老師作為一個國家社會學研究所的工作人員，必須告訴我并說明某些對于外國人來說不易明白的事情。 1931年12月15日 ……從9點到下午3點，我們進行了一次非常有趣的郊游。溫也和我們在一起。我們冒著嚴寒行駛了一個小時到達閔行，這是中國農村，我們立即鑽進一家為苦力們開設的茶館里去取暖，我們在那里喝茶，吃花生米。最后我們徒步走入一個鄰近的農村，那里的女人們冬天都要糊火柴盒，我們在一旁看著她們，她們每糊1000個紙盒能掙到30個銅錢，合15芬尼。白天干14個小時，能糊1300個火柴盒。 1932年1月11日 ……星期六我与韓乘去南京的列車到無錫，這是一座居住著15万人口的城市，以它的棉紡織業和絲織業而聞名。 三等車箱里塞得滿滿的，對于外國人來說，這是不很常見的，但更為有趣…… ……棉花像白雪一般覆蓋著巨大的田野，這种景象我們在上海郊區經常看見。現在我們看見的是裝滿棉花包的帆船停泊在工厂前……１ １下面是參觀工厂和關于生產過程的描述。 關于生產棉花的一切有趣的事情，我只能用一只眼睛觀察，因為我對女工們更感興趣。 立新棉紡厂有2000工人，其中有1500女工和數百名儿童。每天工作12小時，女人和儿童有1小時休息，男人沒有休息，他們就站在机器旁邊一邊工作一邊用餐。大多數女工年齡在16到22歲之間，女人的工資每月相當于8到12個馬克。多數儿童看上去只有10歲，在炎熱的屋子里震耳欲聾的喧鬧聲，十分可怕。儿童的年齡在萊尼和賓欣１之間，卻要工作12小時！我看見他們站在机器旁邊吃飯，兩分鐘之內他們要多次放下飯碗去操縱把手，接上斷了的線頭儿。 １她們都是我的妹妹。 公司蓋了一排兩層的房子，一個工人把我們讓進他的住宅，這住宅像其余住宅一樣，只有一間臥室，里邊剛好能容納兩張床……他一家共有五口人，這間屋每月值1.5馬克。他的孩子從10歲開始工作，前半年他們得不到工資，如果他們證明自己稱職，每天可以得到15到20芬尼，若是不稱職，將無償地被赶出去。這家工厂每月有兩三天假期，這要視它有多少活儿可做，當然是沒有工資的。沒有星期天。 這封信還有許多頁，說的都是參觀工厂的事情，其中說到了嬰儿們躺在机器旁邊，母親們則用赤裸的雙手從几乎沸騰的水中撈取蚕茧。 傍晚我們沿街進行了一次散步。整個城市被包圍在城牆里，城市的四面有四座巨大的城門，每天夜里12點關閉。城外有許多人居住在茅草棚里，這些住戶都是來自災區的失業者。無錫有48家絲織厂，只有4家開工，由于日本人和意大利人的競爭，提高了出口美國關稅，這是普遍性的世界經濟危机…… 溫和韓就是這樣通過生動活潑的直觀教學法，幫助我認識中國和它的問題，我開始理解和熱愛這個民族。 同樣，我也十分感激楊教授和他的夫人，他在一所大學里教書，他的夫人是圖書館員，我們稱呼他們為彼得和茜必莉。 我不記得彼得是否參加過与里夏德的會面，但是我們偶爾也互相傳遞情報。彼得人生得又瘦又小，看上去更像個柔弱的男孩子，不像個學者，他的智力令我想起我的哥哥。他像于爾根一樣，腦袋里儲存著無窮無盡的笑話和故事，一遇合适的机會他便要露一手，要么就杜撰自己的笑話，他會像自己的听眾一樣，為這些笑話開怀大笑。不間斷工作的，嚴肅的學者和地下工作的共產党人，大概需要這种調劑和放松。 茜必莉生著一副充滿智慧的漂亮面孔，棕色的皮膚，臉上有對小酒窩和特別白淨的牙齒，她政治上十分積极，具有組織工作才能。 羅爾夫認識這兩個人，他們也成了他的朋友，艾格尼斯也從彼得的知識和聯系中為她的記者工作獲得了益處，每當彼得和前必莉來我家做客時，她常常也過來。由于彼得是個聲望頗高的學者，跟他來往是不會引起怀疑的，与“上層”中國人在一起是沒有問題的。在商界与這個國家的富商們保持私人交往是能夠賺錢的。羅爾夫在英租界城市工程建設方面的“承包商”拜訪我時，總是給我帶來許多珍貴禮物，我總是悉數收下，以免超出歐洲女士們的常規。里夏德同樣勸我這樣做。 在里夏德的同事當中有一個年輕而溫柔的中國女子，她梳著短發，有一副蒼白的面孔和略微突出的牙齒。她出身自一個頗有影響的家庭，我記得她父親是一個國民党的高級將領，當她根据自己的選擇与一個貧窮的共產党人結婚時，被她父親轟了出來。她是一個聰慧、勇敢而又謙遜的女人，里夏德有時也帶她到我這里來，我特別喜歡她，我在《一個不平凡的少女》這本書里，以一個“馬銀”的形象，為她樹立了一座紀念碑。“馬銀”的丈夫得了肺病，遵照里夏德的愿望，我在莫干山中為他租了一棟小別墅。我還去那里探視過他。 當我想起這些同志，想起我們的許多政治談話，想起和韓与溫共同學習的情景，我几乎無法相信，假如他們還活著，他們會敵視我們。１ １60年代初期中蘇兩党開展論戰以后，中國与當時的民主德國之間關系亦十分緊張，故作者才有此說。——譯注 在里夏德小組里最密切的人里，有德國報務員馬克斯·克里斯蒂安森一克勞森，他因在日本与里夏德合作而成了著名人物，還有弗蘭茨、約恩和保爾。弗蘭茨生得結實，并不高大，他与一個在上海生活的白俄女人結婚了，讓一個如此年輕的女人适應另外一种生活，委實是一個痛苦過程，里夏德也為此而感到不安。弗蘭茨有一頭像小面包一樣淡黃色的頭發，紅扑扑的面頰，有一副好心腸，他生活得十分輕松。里夏德是否需要兩個報務員，是否要取消一個，要么就是為另一個城市准備的，這些我都不知道。也許弗蘭茨還有一种我不熟悉的特殊技能。 其實，我當時對報務員這門職業什么都不懂。弗蘭茨和馬克斯都當過海員，當時在情報机构的同志們當中有許多是海員，他們借助自己的職業充當信使，他們經受了考驗，進一步接受了訓練。 比起馬克斯或者弗蘭茨來，我与約恩在一起的机會更多。約恩是波蘭人，有時我們稱呼他格里沙，我發現他喜歡這個稱呼，于是我一直這樣稱呼他。也許這就是他的真實名字。格里沙20多歲，他有一頭側分的深色卷曲的頭發，額頭如同磨過一般珵亮，一雙黑眼睛和突起的顴骨。格里沙很少談起自己，他沉默寡言、嚴肅，他比馬克斯或者弗蘭茨顯得更复雜，我們認識很久以后，我才了解到一些他的個人生活。我記得他的父母根本就不知道他住在上海。 奧托·布勞恩１在《左爾格博士東京來電》一書中提到，他在上海一家照相器材商店遇見里夏德和一個德語講得很好的波蘭人，這就是格里沙，那家照相器材商店是他的公開職業。他賣照相机，為顧客沖印膠卷。他是小組里的攝影師，負責把情報資料复制成微縮膠卷。 １中文名字叫“李德”，曾在中國工農紅軍中任顧問。——譯注 里夏德問過我，羅爾夫作為建筑師能否接收照相器材商店的內部裝修，這個照相器材商店是1931年底，1932年初開業的。讓格里沙以這樣的方式認識羅爾夫，對于他到我家來是一個好借口。格里沙為裝修他的商店提出一些特殊要求，需要与羅爾夫當面磋商，又不讓他准确知道是為了什么。 我已不記得我是采取什么計策把他們二人弄到一起的，反正我是讓羅爾夫公開認識格里沙的。格里沙興致勃勃地用吻手和“尊貴的夫人”對我表示問候，但這出喜劇卻苦了我。 商店開業不久，羅爾夫滿足了我一個大的愿望，在那里給我買了一台萊伊卡照相机。我開始以极大熱情拍攝人像和風景，格里沙為我沖印照片。 1932年6月7日致母親 我寄給你的相冊里都是旅行和郊游的照片，那張大照片不是我讓攝影師給放大的，而是他覺得這張照片好，是他自己讓放大后送給我的。我的謙虛性格不允許我有這么大規格相片，所以我寄給你。這張照片是我去蘭溪旅行時，瓦爾特用我的照相机拍攝的。 我還記得格里沙當時關于這張照片所說的話：“太像了，典型的你，可以稱它為‘一個海盜的肖像’。” 這張照片和格里沙為我洗印的許多別的照片今天尚在，我今天甚至還保存著當年在格里沙商店里買來的那台已經45年的萊伊卡，用它來攝影仍然是無可挑剔的。 我們的儿子叫米夏埃爾，羅爾夫知道我給他取這個名字是為了紀念美國同志和作家米夏埃爾·高爾德。我是1928年在美國逗留期間在哈德遜一個夏令營里認識他的，他那本《沒有錢的猶太人》是我當時最喜歡的作品之一。后來他還到德國來看望過我的父母，那時我已經在中國了。直到他1967年去世我還盡量閱讀他在美國党報《工人日報》（后改為《世界日報》）上發表的評論。他未能寫完自己的回憶錄，這對于國際工人運動是一個損失。 不言而喻的是，小儿子在我的生活中起了重要作用，他出生以后我立即給于爾根和瑪格麗特寫了一封信： 這孩子簡直太令我幸福了，可我又害怕他會消耗盡我的全部精力。在這一個月里我什么都不能做，既不能侍候羅爾夫，也不能從事政治工作，也不能讀書，不能給你們寫信，只能侍候孩子，一切其余的事情只能圍繞著孩子。這仿佛是一個充滿全新感情和思想的全新世界。 米沙１降生11天時，政治又作為“競爭者”出現，寫給母親的信中只有一半講的是儿子的事情。 １米夏埃爾的昵稱。——譯注 1931年2月23日 現在每次哺過奶我都稱稱他，總能增加一克，若是達不到最低限度，我便再給他哺一次奶，每一克奶都是重要的……羅爾夫不斷觀察小儿子，哺過奶之后我們就互相提醒，把他放回嬰儿床上去，讓他睡覺，親親他，不厭其煩地議論他的小臉蛋儿。 經常陪伴我的是《嬰儿的哺乳与護理》和《健康的孩子》，作為調劑讀皮利尼亞克的《伏爾加河流入里海》，拉狄克寫的那篇十分有趣的前言，內容很丰富。 非常有趣的是，歐洲新聞界突然那么認真地關心起蘇聯的五年計划來。到目前為止他們總是說工人在五年計划當中如何受苦，當然他們要忍受十分清貧的生活，不過我的印象是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是贊成吃苦的，以便實現他們的事業——五年計划。也頗為有趣的是，資本主義一方面在肯定五年計划取得的成就以后，立即采取針對性措施，不向俄羅斯輸出机器等，不購買便宜的俄羅斯商品…… ……若是米沙夜里兩點醒來，尿濕了床，我真不應該給他換尿布嗎？可當他啼哭，兩腳胡亂踢蹬的時候，我還是應該起來看看吧？…… 艾格尼斯以愛心和傷感注視著我的孩子的成長，當米夏埃爾第一次露出笑容時，我打電話告訴她，她也看見了他第一次邁步。米沙是個快樂而聰明的小家伙，所有的同志都喜歡他。彼得和前必莉自己尚沒有孩子，經常照料他。最离不開米沙的要算我的女友伊薩。在1931年3月24日的一封信里，我第一次提到伊薩。 我要向你們描述一個熟人。有一天一個年輕的姑娘攜帶著几箱子書來到這里，她開了一家擺滿德文、英文和法文進步書籍的小書店。從前她是柏林一家書店的職員，一家中國出版社提醒她的老板留心在上海的机遇。顧客主要是中國的大學生。她今年剛好23歲，勇敢，是嗎？遺憾的是她對銷售這一行十分不熟練，我的手痒痒得直想幫她一把…… 伊薩比我在信里寫的可要勇敢得多，她也是一位同志，并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她跟她的生活伴侶，一位中國同志，曾長時間地生活在莫斯科，并跟隨他一道來到中國。由于從事秘密工作的原因，他們不能生活在一起。伊薩把她的孩子留在了莫斯科，她十分想念她那尚不滿兩歲的女儿，關于她的孩子，我是后來才知道的。伊薩的丈夫參加了一個托洛茨基小組，由于在政治上爭執不休，她离開了他。 伊薩那白淨的皮膚上有些雀斑，她有一雙乳藍色的眼睛和一頭紅色的，一點都不服帖的頭發。她不善于，也不懂得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些，在歐洲人看來，伊薩在上海的生活是十分儉朴的。她是一個了不起的人，她很快跟我親近起來，像親姊妹一般。她与羅爾夫相處得很好，于是我們的家便成了她的第二個家。我們從來不談秘密工作，我不知道她是否認識里夏德小組里的什么人，她也不知道我的情況。上海的人們都知道，我像她一樣從事過書商職業。 伊薩到我家來時，總是問我她可不可以給米沙洗澡，在她得知她的孩子的死訊之后，她才談起自己的孩子，這孩子死于腦膜炎。她對米沙的坦率而毫無忌妒之心的愛，是符合她那十分美好的性格的。 我們常常談些關于她的書店的事情，我幫助她組織了一個凱綏·珂羅惠支作品展覽。伊薩比我勤快和無私。我做事情比她快，點子多。 我已不再記得我是什么時候第一次遇見里夏德的副手保爾（保爾·里姆）的，他有時与里夏德一道來我這里。他有一個圓圓的，几乎光禿的腦袋，一雙小眼睛和一張敏捷而和善的笑臉，他那巨大而笨重的身体只能緩慢活動。從他那張臉上看不出他的聰明，他那安靜的好脾气令人想不到他常常能證明具有一個革命者的堅毅和熱情。 保爾出身于一個愛沙尼亞農業工人家庭，他的經歷：當過紅色近衛軍，國內戰爭中的政治委員，曾經被選人蘇維埃，在軍事學院讀過書，當過蘇聯將軍。我不知他在上海生活中所用的姓名，當時我也不知道他出生于愛沙尼亞，我曾經數次見過他那丰滿而慈祥的妻子露易絲，她出生于拉脫維亞。我當時知道他開著一家飯館，所以我不相信如《左爾格博士的東京來電》說的那樣，他也是約恩那個照相器材商店的老板，兩個同志利用一個合法身份是毫無意義的，尤其是保爾已經通過飯館取得了合法身份。我從未在格里沙的店內見過他，只在沖印膠卷的后室里見過。 我提到過，在我家住宅里會面時，我并不在現場，我只是為同志們提供一個安全的房子，我用茶招待他們，親自把茶水給他們端進屋里。這是反常的，因為歐洲女人把任何工作都交待仆人們去做，為此我偶爾也要侍候其他的客人，以便讓仆人們看來，這至多是我的一种怪癖，并非特殊對待某些特殊的客人。 我為同志們保存的箱子是會面時用的，里面裝的是印刷的和手寫的資料。不久，里夏德又提來第二個箱子，像第一個那樣，我把它放在壁櫥里，放在我們那個在夏天存放防虫蛀衣物的樟木箱子后面。這是一种巨大的旅行箱包，這种東西并不顯眼，每個歐洲人家庭里都有許多，因為誰都不是長期在上海生活。 當我第二次把茶水送到樓上房間里時，同志們手里都拿著手槍，地毯上的箱子里裝的也是武器，我示意里夏德和保爾，我在這個時刻是不受歡迎的，盡管如此，我卻很高興。 不只是紙張，還有武器！于是我感到自己比我想象的要有用處。我總覺得我的工作意義不大，還為此而煩惱過呢。１ １箱子里也裝有一部地下電台。這是50年后我在蘇軍報紙《紅星》上的一篇文章中知道的。 這些武器可能都是樣品，要么蘇聯會對它們感興趣（蔣介石軍隊里有德國將軍當顧問），要么它們對于中國紅軍有意義。也許是那兩位在場的中國同志要學習拆卸和組裝這些武器。 就在這個時候，米沙大概6個月了。兩只箱子都空了，里夏德建議我為自己和孩子准備好另外一只箱子，說我可能會很快要轉移到內地去，在中國人當中隱蔽起來。 沒問緣由，我便打點好小衣服和尿布，灌了一瓶消毒水。所幸我還能給米沙哺乳，這樣就不至于給這么幼小的孩子過早斷奶。牛奶或者任何一种奶粉，在中國大城市之外，都是不可想象的。照料米沙的中國保姆，在中國稱“阿媽”，她告訴我，她有四個孩子，每個孩子都哺乳三年。有些貧窮的母親把自己的奶賣給富家嬰儿的母親，自己的孩子則靠大米粥養大。令我欣慰的是，不論我隱蔽在哪里，都可以為米沙買到大米。我告訴阿媽說，窮人家的母親必須采取這樣的方式掙錢，我覺得太可怕了，她回答說：我知道太太打心眼里非常喜歡中國人。 我天天等待著消息，不敢离開家，惟恐誤了約定的電話。我絲毫未把這种擔心告訴羅爾夫，這种擔心也只是有限的，因為對于我來說，隨時都會發生點什么不測。由于里夏德知道這种危險和躲避危險的可能性，所以我不會像從前那樣受到威脅。 我的出行是不必要的。14天之后，兩只箱子又裝得滿滿的，同志們重又來我家會面。但是從這時開始，我一直為自己和米沙准備著第三只箱子。 把武器和情報資料存放在秘密會面的地方，似乎是不謹慎的，不過情報資料是會面時用的，武器我也只是見過一次，我估計，它們在我家里存放的時間并不長，也許在兩年半時間里，它們始終存放在壁櫥里。 當里夏德要求我把一個處于生命危險之中的中國同志隱藏在我家時，會面又一次停止了。這回我必須把事情透露給羅爾夫，于是令人擔心的事情終于發生了：他反對這樣做，提出的理由与孩子出生前提出的理由一樣，他說這對于孩子和我太危險了。我告訴他，他的這种態度可能招致一位同志的犧牲，如果我連這件事情都不能做，我將永遠不會原諒他。他終于還是贊成了，但我心里明白，我們的婚姻不可能長期這樣維持下去。 后來，羅爾夫成了共產党人，他多次證明自己是忠于党，忠于蘇聯的。 這位同志在我家大約住了兩周，他一句英語都不會說，一旦我們在樓下有客人，他便躺在樓上的床上，免得讓人听見他的腳步聲。我是怎樣向阿媽和廚師編造關于這位暫住我家的客人的故事的，我已經不記得了。這位同志住在我家時，盡管我們沒有共同的語言，羅爾夫對他是客气的，熱心地招待了這位客人。 即使在他离開以后，我們家仍然不許同志們來，直至它的安全得到了保障。倘若有人被逮捕，即使遭到中國警察拷問，也是不能泄露地址的。 里夏德有兩次拿來文稿讓我抄寫。一次是法本公司整理的關于中國地理、農業狀況和市場可能性的机密資料。另一次是同樣有趣的關于中國經濟狀況的文稿，大約有350頁的打字稿。這是由一位懂德語的匈牙利同志撰寫的，這位同志的姓名在“國際新聞通訊”界是國際馳名的，我已經不記得他的姓名了。１ １關于我不知道姓名的這位匈牙利同志，伊什特万·品特爾同志在1977年11月27日發表在匈牙利党報上的文章中指出，這可能是拉約什·馬加爾，他是一國際新聞通訊”的成員；1918年參加過匈牙利議會共和國活動。 前面提到，艾格尼斯已經遷居到我家附近。我在10月17日給家里的信中寫道：“家具令她十分興奮，屋子裝飾得非常漂亮……羅爾夫再一次證明自己是能干的。” 在這段時間里，我還結識了尾崎秀實。１我曾多次見過他，但我已記不得是以什么緣由見到他的，他的形象在關于里夏德的書中已多有描述，我沒有可補寫的。在共同的地下工作中我与他有過密切接触，他曾把隨身攜帶的几幀小女儿的照片拿給我看。可怕的是，數年以后我看到一幅照片，那是他被殺時照的。 １日本新聞記者、作家（1901—1944），里夏德在上海与日本時的親密合作者，与里夏德一道被判處死刑，1944年11月7日被絞死。 我對我居住的這個國家已經產生了深厚感情，我曾建議于爾根到中國來。 我一直有一個想法，你應該毫無條件地結識一下亞洲，這會讓你大開眼界。經濟和政治方面都非常有趣，我認為這里比美國更重要，學術上尚未經過研究，潛藏著許多資料，你可以用它取得巨大的成就，且不說一切關于人的興趣了…… 中國街面上的生活是令人振奮的，挑夫、賣花人、敞開的店舖、敞開的熟食廚房、儿童，我無法詳盡描述，但是我現在已經知道，這將是日后在德國令人十分怀念的事情。我相信，如果你們能來，將是讓你終生難忘的旅行。 當然也有許多事情是我所不習慣的。在上海住了一年以后，我曾去北戴河海濱度假，給于爾根寫過一封信。 北戴河是一個絕妙的地方，有連綿不斷的山和藍色的大海。對于我來說，這是离開上海一段時間的好机會。我的体重減輕到了107磅。在中國生活的确不容易。我不知道瑪格麗特會怎么樣，如果在她的屋子里每周有兩個晚上看見15公分長的紅紅胖胖的百足虫在明亮的牆壁上爬行。若是有幸一條虫子在身上爬過，四個月，常常是一年，留下一條化膿的傷痕。几乎無法弄死它們，總是反复地出來。羅爾夫用錘子搗爛它們。它們會令我發瘋。連這里的螞蟻都有德國螞蟻的四倍那么大。 苦力們的生活狀況，既貧窮又肮髒，十分可怕，簡直像歐洲的傲慢一樣，中國的腐敗真是舉世無雙。芝加哥犯罪和酒精走私与這里的情況相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 彼得和茜必莉想創辦一所外國語學校，讓我去那里教德文，我對此非常高興。 致于爾根： 1931年9月30日 學校的情況是這樣進展的：教授和他的夫人是這所語言學校的核心，經過精心籌備之后終于開學了，還在中國城市管理机构的教育局進行登記，可三天之后，學校突然被關閉了，既無個人原因，亦無政治原因。管理机构的官員們要求1000金圓券的賄賂，并非官方付款，純粹是賄賂。現在我們尚不知道該怎么辦。 為羅爾夫施工的那個承包商，順便談到一個歐洲偵探，他要探明那些被禁止的鴉片商店。上海共有36家鴉片商店，這位偵探在他生日的時候，從每家商店得到3万上海金圓券作為禮物…… 關于1931年即將到來的圣誕節禮物，我做了這樣的描述： 一個巨大的塔形糖衣蛋糕，一塊16磅重的火腿，兩只活火雞，12磅糖，4磅上等茶葉，一只精致的筐里裝滿葡萄酒、威士忌和利口酒。這一切都是羅爾夫從上海市政局的中國建筑企業家那里得來的禮物。另外一個企業家与羅爾夫几乎沒有交往，送了我們一張价值100多金圓券的在上海最大商店永安公司的購物支票。接受這類東西在中國或者在局里并不是不誠實的，而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在這封信里，我還提到我的阿媽的丈夫死亡的事情，他是一個掃大街的工人。 她有一個24歲的儿子，失業了，羅爾夫或許可以把他安排在市政局里。她那15歲的女儿每天去一家店舖彈棉花，每天掙10個分幣，有時掙10個分幣5個銅板（一個銅板相當于半個芬尼）…… 在我最為美好的回憶當中，只有少數几次是“非秘密”地和同志在一起。一次是1932年我們在一家飯店的聚會，到場的有奧托·布勞恩和他當時的生活伴侶，這是一個德國女同志，格里沙、里夏德和東道主，這是一個我不認識的，黑頭發、黑眼睛的精力旺盛的同志，我像別人一樣稱呼他弗雷德。我已經不記得我們是為什么聚會的，那是一個高興的晚上。奧托的妻子的年齡跟我一樣，同樣也在青年團里參加過体育鍛煉，我們以巨大的靈活性練体操。弗雷德那縱情的笑聲既粗擴又歡快，他的聲音好听，會唱許多歌曲，听他唱歌是一种享受。他是這天晚上的中心。 兩天以后，里夏德讓我去給弗雷德送材料，這材料裝在一個不适用的長長的硬紙筒里。弗雷德跟我閒聊了一陣。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也許是因為他興趣廣泛，或者恰恰因為我對他并不熟悉，我對他講起了我与羅爾夫之間的矛盾，我問他我們是否應該為了工作而离婚。弗雷德耐心地听了我的話，他說他非常感謝我對他的信賴。我已經不記得他提了什么建議。三個小時以后，當我走的時候，我才想到，遞送這個紙筒只不過是個借口，實際上他是在考驗我是否适合做這种工作。 多年以后我在一張“馬德里英雄”的照片上又認出了他。原來他是曼弗雷德·施特恩，他就是那個以克雷伯爾的名字而著稱的指揮官，馬德里前線的保衛者和英雄。在德國他參加過1921年的三月斗爭和1923年的漢堡起義，在中國他于1932年成了中國共產党中央的軍事顧問。西班牙內戰以后，他成了紅軍的高級軍官。 我和里夏德、保爾、格里沙、弗蘭茨、馬克斯到黃浦江對岸的上海進行了一次郊游，關于這一次郊游我在給家里的信中寫道： 1932年10月27日 最近我到浦東去了一趟，它位于黃浦江的另一岸，上海對面，這是一個工厂區。我們拜訪了中國基督教徒協會的實驗區。他們在那里蓋了一個學校和大約30棟工人住宅，月租金4個馬克。我問他們按照什么標准挑選租房人，當然他們必須是基督教徒，除此之外，每月必須有40到60上海金圓券的收入，這就是說，只有工人貴族才允許住進來，因為這是一种高工資…… 然后我們去了乞丐、苦力和失業者們的土坯棚。棚子這個詞對于這些簡陋的小屋子來說，是一种高雅的表達方式，有些棚子是用廢舊鐵皮搭起來的，既無窗子又無磚石，沒有地板，一個做飯用的小爐子，就放在棚前的露天地里。人們的模樣簡直無法描述。成年人几乎是光著身子披著几塊破布片走來走去。這里有上千棟這樣的小棚子。有些幸運的家庭，他們的孩子能在附近一家工厂里找到工作，每月掙6個金圓券。這些棚子都歸住戶所有，只需每年為蓋“房”用的這塊“地皮”付兩個金圓券的房租。最令人惊訝的是，這些人居然存活下來。附近是一棟富裕的中國住宅，帶有漂亮的花園。房主是從前一個工厂苦力的監工，他的財富是十個分幣十個分幣地搜刮來的。大房子旁邊有一棟簡陋的小房子，几年前他還住在那里。現在連這棟大房子都嫌不夠好了，他住進上海一棟更大的房子里，剛剛娶了第四房老婆，這是他的財富的一個新標志。 從事地下工作的同志們聚在一起進行這樣的參觀，并非什么不尋常的事情，也并非不負責任的行動。我說過，許多歐洲人互相都是認識的。在這次郊游中我們還步行到了鄉下。我還記得我們在一片草地上所做的游戲，其中就有我和保爾做的“攪黃油”。我們背靠背站著，把胳膊交叉在一起，設法把對方背起來。簡直不可理解的是，我居然成功地把沉重的保爾背了起來。一張照片尚保存下來，這是里夏德拍攝的，遺憾的是，只能看見保爾背我的情景，只能看見他的一截胳膊。 最有趣的一次“結伴郊游”是由我和艾格尼斯、阿圖爾·埃沃茲的妻子薩寶和奧托·布勞思的伴侶進行的，共出去三天。令我高興的是，里夏德經過略微遲疑之后，居然允許我乘坐了一次篷船，這是一次無法忘怀的經歷。關于工作一個字都不談。薩寶給我留下了特別好的印象。她作為一個革命同志的經歷，她的理智和她那干巴巴的幽默，都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在上海也只有一次或者兩次見過阿圖爾和薩寶，我很欽佩阿圖爾的活潑和聰明，可是他很容易發脾气，每當他過分激動的時候，薩寶都會設法使他平靜下來，他們夫婦１一生廝守在一起，從未分离。 １阿圖爾和艾麗絲（薩寶）·埃沃茲從青年時代便是同志，阿圖爾曾任共產党國會議員團成員，后任共產國際代表，在巴西被捕，因受刑致精神失常，薩寶從巴西引渡回德國，在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被殺害。 我們在上海相會30年以后，我在《奧爾迦·貝納里奧》一書中描述了薩寶的死和阿圖爾的遭遇。 除了与克雷伯爾將軍度過的那個晚上，除了去黃浦江對岸郊游和乘坐篷船之外，在工作以外的時間里我從未遇見過那些与我家沒有來往的同志。我能夠詳細描述我的歡樂气氛，但我已不記得都說了些什么。有些事情記述下來也許沒有多少价值，例如薩寶在篷船里做飯，艾格尼斯給我們講笑話，克雷伯爾將軍在那家飯店一個房間里唱歌，我和里夏德、保爾在草地上賽跑，直至連跑帶笑地喘不出气來，躺倒在草地上。 我講述那些大人物，描繪的都是不重要的事情。不過，處于我們的地位，這樣放松是极少見的，极特殊的，只是這不多的時間卻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1931年9月，日本入侵滿洲，這种強盜行為的辯護方式，對于我們來說是太熟悉了：“人口眾多的日本需要生存空間”，后來又說：“希特勒德國在共同的敵人，共產主義和它的滋生地蘇聯面前必須受到保護。” 摘自書信： 這里的政治形勢在德國報紙上出現的很少，所以我寫了一則短訊。中心問題是中日矛盾。大概的情況你們是知道的，即日本人用軍事力量占領了以奉天為首府的滿洲的一部分……日本人暫時的興趣是占領南滿，很快就會去占領北滿，這就涉及到俄羅斯了，因為俄羅斯是中東鐵路的合伙人。俄羅斯為了完成五年計划，無論如何也要阻止一場戰爭，它根本不想打仗，但是向它的邊界推進的日本，意味著一种危險…… 關于滿洲：日本通過占領滿洲鐵路，在那里取得了据點。滿洲的中國人是非常勤勞的，他們沿著日本人占領的鐵路，建設了一條平行的鐵路，這條鐵路威脅著日本人的收入，因為他們從中國農民种植大豆當中獲得許多收益。近些年來有上百万的中國農民遷居來滿洲，他們依舊像剛來時那樣貧窮，一把鎬、一棟土坯房和几件遮体的破爛衣服。中國政府以可笑的价格收購大豆，從中獲取巨大利潤。同樣，滿洲具有巨大的鐵礦和工業，總之，這是一塊比人們所看到的那些令人沮喪的土坯房和干涸的田野富庶得多的土地。日本人入侵的時間選擇的恰到好處。中國軍隊正在把金錢和將軍們都投入到反對共產党人的斗爭，另一部分投入到反對分离主義的廣東政府的斗爭…… ……所有中國人在感情上都是強烈要求抗日的……抵制日貨在上海進行得非常徹底。所有中國人都离開日本工厂、日本建筑工地和日本商店。 中國政府對抗日運動的支持，要么是軟弱無力的，要么根本不支持。相反，中國大學生卻非常活躍…… ……典型資產階級的抗日委員會召集群眾大會，一個溫和的演說家要發表講話，5万大學生和工人出席集會，他們激動地要求采取強烈措施，并轟走了那個溫和的演說家。一個人跳上講台，發表了一通激昂慷慨的演說，這演說頗有“赤匪”的味道，嚇坏了委員會。上千名大學生占領了一列火車，向南京駛去，要求与蔣介石談話，他們還毆打了姓王的外交部長，因為他在与日本的矛盾中，未采取任何積极措施，人們還提出了許多激進的要求…… 蔣介石的反應是采取了极為殘酷的措施……在北戴河与北京大學教授結婚的包太太對我說：“我丈夫在課堂上遇到許多困難，全班的一半人進了監獄，其中的一半又出來了，他的學生當中有許多人被殺害了。他們活該得到這樣的下場，我听說共產党人把富人家孩子的手釘在桌子上，給他們的耳朵穿上鐵絲……” 有人說滿洲要走朝鮮的道路，這就是說，日本人要把一個滿洲中國人立為“執政者”，宣布滿洲獨立，用日本人的話來說：變成日本的殖民地。 這個預言應驗了。我的另一個預言是，日本立即要轉向北滿，卻并未實現。深諳采取每一個步驟都要針對蘇聯和共產主義的西方勢力除了一紙溫和抗議之外，未采取任何針對日本挑釁的措施。蘇聯單獨向日本提出嚴重警告，它知道日本的夢想是占領北滿并盡量在蘇聯邊境制造騷亂。蘇聯加強了自己的軍隊和遠東的設防。于是日本改變了它的計划。一月底日本武裝力量進攻上海。惟一勇敢地与日本人戰斗了數周之久的是中國十九路軍的士兵。蔣介石背棄了他們，簽署了一項停戰協定，這項協定賦予日本以巨大權利。 上海戰爭的陰影對于那些經歷了這場戰事的人們來說，籠罩了一切其他的事件。 表面看來，歐洲人在戰爭行動期間，相對來說是安全的，沒有受到威脅，但這次進攻給人們的世界觀上了關于資本方法的清醒的一課，從而引起一些人的思想轉變。一切被卷入戰爭旋渦里的人，全都變成了另外的人。我相信這段時間對于羅爾夫成為同志起了重要作用，它甚至對瓦爾特的發展也產生了決定性影響。 我想再引用一封信，這是羅爾夫寫給他父母的信，与過去的信相比，這封信具有另外一种性質。 1932年2月22日 ……每個人內心里都受到巨大震動。侵略一個軟弱的國家，通過放火和強盜行徑來剝奪最貧窮的人們的最后的財產，是令人憤怒的和心情不平靜的。在這里可以正确地看到這場入侵的根源，這是為了經濟利益而進行的侵略，從前我在歷史書里讀到這种侵略。 ……這里不斷地進行激烈的討論，因為外國人的態度也是令人憤怒的。 這個社會表明它是好戰的，希望在戰爭中獲得最大的利潤，它背叛了那些使他們做出點名堂來的人們，它理應得到最坏的報應，總有一天會走到這一步的，我相信，世界歷史就是世界法庭。 1932年1月29日 上海的中國部分是惶恐不安的……人什片巨听到許多槍聲，所有的街頭都設有帶刺的鐵絲和木頭堆起來的路障。日本人的態度是惡劣的，“中立的”租界也是一樣。租界當局的國際視察團偏偏把日本軍隊安排在多事地段守衛租界。這些日本兵當然是向中國人住的城里射擊，而不是保護他們，可中國人卻不敢向租界還擊…… 昨天我登上一家房頂，看見了燃燒的閘北，這是中國人住的城區。整條大街燃起熊熊大火，北站被燒毀了，商務印書館也被燒毀了，這是中國最大的印刷厂，也是世界最大的印刷厂之一。日本人進攻最瘋狂的一次是，在他們向上海市長提出最后通牒，并得到充分滿足了日本人的要求的答复之后，他們反倒開始了射擊。 1932年2月2日 信還在那里，把它投遞出去是毫無用處的，因為什么都寄不出去。租界被封鎖了，夜里10點以后，任何人都不准上街。我們家里住滿了人，廚師把他的妻子和妻子的妹妹領來了，稍后阿媽和她的三個孩子也來了，大家都睡在我們這里……成千的人從中國人居住的城區逃出來，有的步行，有的乘車，有的乘人力車和汽車，女人們帶著孩子，提著包袱和行李。有些人則無可奈何地坐在大街上。空房子塞滿了逃難的人們。 在這段時間里，阿媽和廚師的七個親屬都住在我們這里。對于我們家住的這個英國社會來說，有一封信是很典型的，信里裝了一份協議書，要求我們不許把房子租給中國人，違背者將收到一份抗議書，這封信被我們拒絕了。 同志們在我們家的會面并未中斷。白天所有的中國人都呆在后院，盡管這樣，里夏德還是批評了我。我相信，這是頭一次。我對待仆人們所表現出來的樂于助人的行動，与其他外國人相比太突出，因而也太引人注目。 對于我們的小組來說，這几周是活動非常頻繁的時期。里夏德除了對与日本有關的所有軍事問題感興趣之外，還對中國人居住區的狀況、日本人的虹橋區的狀況、中國老百姓的气氛、歐洲人的態度、十九路軍的士气感興趣，比如它的組成，它對待日本人的態度，對待他們曾經反對過的中國紅軍的態度等。 我的信件反映了我在這段時間所得到的各种印象。 1932年2月2日 ……我們得到消息說，我們一位住在日本人居住區的中國朋友被逮捕了，我們出去尋找。日本人居住區看上去簡直令人不可思議，整條街空無一人，死气沉沉，偶爾看見駛過几輛日本軍用汽車和几具死尸。大多數住宅都沒有玻璃，門被打破。值得慶幸的是我們１手里有一個日本人的名片，可以到處通行無阻。我們的朋友与他一個當牙科醫生的姐夫住在一起。凡是住在交戰地區的中國人都將被殺死。那位姐夫听見房子里有士兵的聲音，便在樓上与他那9歲的儿子鑽進一個大筐里隱藏起來，我們的朋友說，越藏起來，他們越怀疑你。這位朋友是一個聰明的年輕人，他在美國學習過，讀過許多書，家里有一些關于俄羅斯的書籍。當那位牙科醫生冒險下樓來時，看見桌子被翻騰得亂七八糟，我們的朋友已經不見了。 １我和伊薩。 我是應里夏德的請求到日本人居住區去的，關于那位日本人的名片，我在給母親的信里提到過，是尾崎秀實的，伊薩也認識他，我們那位失蹤的姓勞的朋友，是她的書店的一位熱心顧客，里夏德同意我們二人一道去執行這個并非不危險的使命，這种事情最好是由女人去做。 1932年2月8日 我已經習慣了槍聲，几乎不再去听它。我們失蹤了兩位中國朋友。昨天在尋找他們時，我看見117名日本人的俘虜被移交給英國人，他們是惟一一批從日本人監獄里活著出來的人，這就是說，英國人發現并拯救了他們。他們的狀況簡直是無法描述的。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都是在大街上或者在房子里被抓來的，都是普通老百姓，有工人、苦力和大學生。白天在監獄里從來不松開他們那反綁在背后的雙手，他們都有被毆打或者刺刀扎的傷痕。其中一人有四天四夜被強制不許睡覺。結束戰爭！當然，也并非只有日本人特別殘忍，中國人也是同樣對待他們的共產党人的。而戰爭１，算了吧，不寫了。 １指1914—1918年的戰爭。 參觀警察局和難民營的許可證，是羅爾夫從上海市政局弄來的。 1932年2月13日 昨天是米沙的生日，阿媽和廚師合伙給他買了衣服和小鞋，襯衣和小褲子是鮮橘黃色的綢子制作的，佩有玫瑰色領帶，他穿在身上顯得非常滑稽。我真希望客人來之前他把衣服全都尿濕，好換上他那些藍色的東西，但是也許是怕他弄濕，阿媽每一刻鐘便給這可怜的孩子把一次尿。 米沙現在已經71公分高，頭和腳頂著了嬰儿床，我還沒給他買床，因為難民們現在還占一間屋子，我暗地里為這种推延感到高興，我和米沙睡在一間屋里。 夜里槍聲密集，簡直無法入睡…… 1932年2月20日 日前戰斗仍在進行，中國人的十九路軍令人惊訝地具有抵抗力和勇敢，他們几乎沒有得到政府的支持，假如政府愿意，早就可以打敗日本人。令人遺憾的是，政府不愿意這樣做，特別是蔣介石不愿意。結果是中國群眾第一次團結起來，團結起來反對蔣介石，最普通的中國人都明白了他是個什么樣的人。最近我和這里的德國新聞記者談過話，他們是給烏爾施坦寫報道的波斯哈德，給慕尼黑、漢堡和科隆報紙寫報道的弗格爾博士，我的印象是他們報道得很詳細，因為關于這里的戰事我不想寫得太多。的确這一切都還稱之為停戰。日本人的方法可以由下述事實來衡量：中國士兵死亡大約2000∼4000人，中國老百姓死亡約10万人，從中國人居住的城區逃出來的難民超過60万人。中國人城區問北的工厂自然全都停工了，再加上關閉的日本工厂，在上海每天有30万中國工人失業，他們得不到任何救助。這种群眾性的貧困是可怕的。應該采取什么樣的對策呢？歐洲的志愿兵都從租界的邊界上撤回來了，由正規部隊代替他們，因為志愿兵要來保護租界內部，防備中國難民和工人可能發生騷亂和起義。我們的難民（住在我們家的中國難民）前几天都回家了，但是這七個人現在返回來了。日本士兵在到處游蕩。殺人的方式和我從可靠的人們那里听來的事情，我不想給你描述。 不久便有机會去接触中國的十九路軍。人們可以以慈善行動的名義去醫院探視那些受傷的士兵。我是作為譯員跟著去的。 我們的行動并無多么大的風險，困難的是我以怎樣的方式提出我的問題，才不至于讓那些實習護士和慈善團体的女士們怀疑我們与士兵的熱心而迅速的接触。經過兩次探視之后，里夏德認為我們最好不要再去病院。 我的問題涉及到士兵的情緒，他們的社會出身，當兵的原因，他們對紅軍的印象和對日本軍隊在上海的印象，是什么原因使他們戰斗這樣勇敢。我与七八個輕傷員談得頗為詳細。我能成功地進行如此坦率的談話，令里夏德頗為吃惊，通常人們是很難接近軍隊的。在一個有著百分之九十六文盲和少數刊物的國家搜集情報，与在歐洲國家相比，有著非常不同的可能性。 在這段時間里，關于歐洲人的情緒，我給里夏德提供了一個十分准确的圖像，因為入侵是主要的談話題材。在我給里夏德的報告中，瓦爾特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令我高興的是，在我与瓦爾特進行的數小時之久的討論中，他的話常常是對的。在他身上由政治事件所導致的思想轉變，給人的印象最為深刻。 瓦爾特是上海歐洲商人中的重要人物，他与中國商人和南京政府都有聯系，他經常在中國內部旅行。我明白他可能對我們有什么意義。有一次我對里夏德說，我想設法為我們爭取瓦爾特。自然，我無法預見瓦爾特的回答，但是我要冒的風險，無非是一個不字，從而讓他知道我在從事政治活動。他會保持沉默，卻不會輕視我，這一點我是有把握的。里夏德表示同意。 我在与瓦爾特談話時，內心頗為緊張，并小心翼翼地言歸正題。我只是跟他說，中國共產党需要援助，其他一切應該由里夏德來談。 瓦爾特表示愿意合作，我約定了第一次會面的時間。后來里夏德告訴我，談話進行得是很順利的，而且很有趣。我相信，瓦爾特對里夏德是很有用的。我的印象是，里夏德的人格對瓦爾特頗有魅力，并吸引他參加工作。后來他离開了我們，卻并未反對我們或者傷害任何一個人。他是几年前去世的。 中國的形勢慢慢地平靜下來，我于1932年4月11日給我哥哥的信中寫道： ……這個月里，日本人沒有什么動靜，但是我們等待著重開戰事，誰都不相信會實現最終的和平。下一次戰事也許會發生在上海以外。 這個估計也沒有錯。日本向中國地區的戰爭入侵，在6年多的時間里，几乎未受到懲罰，直到1937年終于成功地創立了一個反日統一戰線，它包括共產党人和蔣介石，蔣介石無法再忽視全体人民的這個要求。共同的抵抗使日本人的進攻不得不停止。 在上海，外國人的狀況于1932年4月恢复了正常。而給中國人民當中的窮人留下的卻是燒毀的房屋，上百万的失業工人和他們的死難者。 給父母親的信： ……我們兩個人承受著這种可怕環境的折磨。肮髒、貧窮和痛苦對于你們來說是完全無法想象的。面對這些我們無法令自己麻木不仁，最近我在大街上發現一個死去的嬰儿，尿布還是濕的呢…… 我在中國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最好的休息，總是那些驅車去中國內地的旅行。在那些不多的假日里，我們走的并不太遠，但是“內地”距离上海并不遙遠。 給父母親的信： ……复活節妙极了，按照規矩是在具有宗教气氛的地方度過的，而且是在一個佛教寺院里。星期四下午從上海出發，乘汽船去明浦（請看中國地圖），星期五到達那里時是早晨8點鐘。明浦南邊有一座“天子”廟。登上一只摩托小船，行駛兩個小時，途中非常有趣，單是這只小船就很有趣。這是一只小托輪。摩托船是一等的，我們是躺在它的頂蓋上度過這次航行的。二等的是數只連接在一起的划船，船上有半圓形的竹篷，五只船上坐滿了活躍的中國人……一只船上坐著一個敲鑼打鼓的歌手，他以長長的詩伴隨這次航行。在他坐的地方，人們鴉雀無聲地听著，并施舍許多銅板。 廟周圍的環境十分漂亮。第一座廟后面是一個鯉魚池，它的后面是兩個金魚池。寺廟巨大的石舖庭院里攤著大米，和尚用竹耙子在翻晒。我們睡的是中國床，吃的是中國飯，床很寬大，有一個頂蓋和布帘子，床上舖的是稻草墊子。吃的是佛教的飯。和尚們總是問，為什么我說中國話，羅爾夫卻不說。我作為女人卻比男人知道的多，他們是無法理解的。但是羅爾夫突然引起了他們的尊敬和贊揚，因為他畫了寺廟，還給兩個和尚畫了像。 圣靈降臨節時，我和瓦爾特、埃里希·蘭道爾進行了一次較長時間的郊游。羅爾夫一旦有机會跟我一同离開上海，或者即使他不能跟隨前往，也總是高興的，在這种事情上，羅爾夫是大方的，心地善良的。 埃里希·蘭道爾是一個化學家，古斯塔夫·蘭道爾１的侄子，他也來到上海，關于他，我在給家里的信中寫道： １慕尼黑議會共和國領導人之一，1919年被暗殺。 他是那种在這里不討人喜歡的人；活躍、聰明、机智，科學家。 他是進步的，我曾經想爭取他為我們工作，但是他娶了一個小資產階級的中國女人，深深受了她的影響，所以我并未設法去做他的工作。 1932年5月19日 這次旅行十分迷人。星期六中午出發，乘6個小時火車到達南星橋，這是杭州后邊的一個小站，在那里我們走進整洁的中國飯店…… 第二天清晨是我的生日，第一件事情就是飯店招待員給我端來一堆電報，我一下子就認出這是瓦爾特偽造的。然后乘渡船去河對岸，火車從那里直通蘭溪，10個小時的旅程，沿途是异常美麗的風景。這里的窄軌小火車是我們的好朋友伯恩施坦（奧倫施坦＆可佩爾）給中國人修建的，這是他的驕傲和樂趣。我們大部分時間是坐在車箱外面的平台上，搖晃著雙腿，我們不想在附近走來走去，免得給火車“丟面子”。火車道兩側是种水稻的梯田，田地里有圓錐形的墳堆或者极為美麗的古樹，它們都是為了紀念祖先而栽植的。這些樹木也有經濟价值。冬大麥已經收割完畢，由于田地里灌滿了水，沒有地方晾晒，于是它們被捆起來，一排一排地挂在樹上，看起來這些樹仿佛穿上了黃色衣裳。稻田后面便是綠色的群山…… 蘭溪位于錢塘江畔……我們到達的當天晚上便去拜訪了蘭溪市長，伯恩施坦讓我們給他帶去一封介紹信。第二天我們要乘船溯江而上，市長不容分說，非讓我們帶上他的兩名警察保護我們。的确，當我們已經躺在床上時，蘭溪警察局長帶著兩名助手出現了，費了好多唇舌才把他們打發走。第二天早晨我們租了一條帆船，江上的航行從風景的角度來說，是我到中國以來最美的一次經歷，除此之外，我們玩得十分盡興。船上有三名舵手，他們划著船，飛速地逆流而上。船上有一個半圓形的竹篷，共分三個部分，可以隨意伸長或者縮短。中午我們停下來游泳，又有机會鑽進水里，我感到十分幸福。下午我們躺在一片野地上，然后去攀登一座十分誘人的山頭。南方這一帶是富饒的。不久我們便迷失了道路，這就是說，這里根本無路，我們像打仗一樣穿過荊棘、蘆葦和碎石。兩個小時以后，我們只好停下來。在一個距山頭尚遠的地方，我們欣賞江面上的美麗風光和周圍的山巒。埃里希對動物、石頭和植物感興趣，他非常欣賞那些身上有著紅黃條紋的蜈蚣（我可不喜歡）、蝴蝶和熱帶植物。我們意識到自己是第一次登上這座山的歐洲人，于是便帶著滿身的划傷和污垢走下山來。這是一次消耗体力的活動，我喜歡做這樣的運動。舵手們給我們做好晚飯。我們決定立即去睡覺，這就是說，把我們的被子舖在竹篷下，這里沒有別的，只有光亮的地板……月亮出來了，舵手們信口唱著歌曲，山巒越來越高，我們還是決定馬上去睡覺，這里太美了…… 在同一封信里還有這樣一句話：“這個星期天像上個星期天一樣，基希１和艾格尼斯都在這里。” １用德語寫作的捷克報告文學作家，著有《中國的秘密》。——譯注 我在此前的一封信里曾經提到，埃茨·埃爾文·基希來吃晚飯，滯留到夜里兩點。在同一封信里也提到，我一開始跟他發生了爭論，我說他太輕率。我們之間有三個星期未通電話，后來我們又和解了，我在給家里的信中說，他是一個既有趣又活潑的人。 1932年5月4日 現在我們關系很好，他來電話說：“喂，孩子，這里是你基希大叔，我想星期天到你那里去。” 最后一次基希疲倦了，他挽起衣袖，解下領帶便躺在躺椅上睡著了。我們給他拍了一張照片，希望能成功。后來他收到一張寫有“憤怒的記者”的照片。明天他要出發了。１ １去北京。 基希讀到一篇副刊文章，他非常激動，這篇文章的題目是《在日本手里》，１但是他不知道這是出自誰的手筆。 １1932年4月24日發表在《紅旗》上的一篇報道，是我用筆名寫的。 ……上海天空的另外一顆明星是羅茜·格萊伯格—烏爾施坦，我在伯恩施坦家舉行的便餐會上“欣賞”到了她。她曾經憤怒地告訴我們，基希稱她為“一枝資本主義泥塘的花朵”…… 我非常尊重基希那些書籍，我之所以持有异議，是因為我知道他僅停留三個月，便想寫一本關于中國的書。艾格尼斯和我不喜歡他那种在我們看來膚淺的寫作態度。有誰會想象在這樣短的時間里便可以詳細了解這個國家呢？我們絲毫不了解基希那卓越的寫作方法。他做了充分的准備，有能力迅速把握本質的東西，從來不做經不住考驗的事情。 1932年夏天，艾格尼斯和我准備去牯岭度過最炎熱的時間，牯岭坐落在江西省海拔1200米高的地方。艾格尼斯事先去那里為我們租了一棟小別墅。本來宋慶齡也想一同去。我認識她已經很長時間，她是已故中國總統孫逸仙的夫人。他死后她在政治上進一步接近左翼。當時她已經認識到与蘇聯合作的意義。我經常与艾格尼斯一道去她那里，我也單獨拜訪過她。她是一個嬌嫩而又嫵媚的女人，她的生活并不輕松，她的一個妹妹嫁給了蔣介石，另一個嫁給了蔣介石的財政部長。由于政治觀點的緣故，她在她們那影響很大的家庭里是失寵的。有一次她送了我一件綢制的衣裳，我穿了許多年。后來她到底未去牯岭，里夏德不贊成我在公開場合与她在一起。 我在一封給父母親的信里，描述了去牯岭的旅行、到達和逗留的情況： 1932年7月 前天順利到達牯岭，受到艾格尼斯非常熱情的歡迎。沿揚子江逆流而上（五天），風景是美麗的，但卻有點令人傷心。在停泊的地方有些乞丐坐在大木桶里划過來，他們都是去年洪水時的難民，今年揚子江又漲水。可以看見房屋的一半泡在水里，許多農田都被水淹沒。离開船以后的旅行是相當困難的。在傾盆大雨之中，坐在一輛敞篷人力車上，道路是泥泞的，坑洼不平的。然后乘坐一輛轟隆轟隆直響的汽車，花了一個鐘頭的時間，才到達山腳下。從那里又乘坐搖搖晃晃的滑竿要在陡峻的道路上攀登三個小時。買了票付了錢。五分鐘之后，苦力們放下滑竿，說客人太重，要求追加一份小費。我只好照辦，否則天黑之前是無法到達牯岭的。走到陡峭的地方，他們突然又說，我得步行，盡管路旁的木牌上寫著，他們有義務全程抬著。于是我只好怀里抱著米沙，爬行了一段陡峭的石路。苦力們幸災樂禍地跟在后面。 正是這類事情，令許多人對中國人不滿。人們常常十分生气，但是人們對那些報酬微薄，過分勞累的苦力們能要求什么呢？ 在船上時我曾有机會結識了各种類型的傳教士，其實不能說是各种類型的，大多數都是一种類型的，即可怕！他們的女人更糟糕，尤其是那些美國女人。她們都是些帶著甜蜜蜜的微笑的、于巴巴的，膽小如鼠的老太婆。有几個當然好一些。一個傳教士的老太太1907年第一次去牯岭，是因為她的小女儿忍受不了漢口的炎熱。大夫告訴她，只有涼爽的气候才能幫助她，于是這位太太帶著孩子上了山，在中國人的幫助下，花了三個星期用石頭和泥土蓋起了一棟房子，几天之后，她的孩子健康了，歡蹦亂跳地到處跑。同一個孩子她又帶來了，現在大約39歲，十分瘦削，頭上戴著一頂非常難看的帽子。胳膊上挎著一個手工制作的編織袋。 給父母的信： 1932年7月5日，牯岭 艾格尼斯和我每天下午都跑很長的路，欣賞揚子江河谷里的美麗風光，欣賞湖北那連綿不斷的山巒，那里有紅軍。站在這里的山上便能理解他們的戰術，因為這里也是些荒山野岭，有著密布的熱帶叢林。只要山上沒有道路，外來的軍隊是無法發現道路的，只有當地的紅軍在當地農民幫助下才能找到道路。遺憾的是這里沒有樹林，只有茂密的灌木叢。中國農民太貧窮，無法等到它們長成樹木，他們砍伐灌木和小樹，用來燒炭或者綁成掃帚去賣錢。在中國只有竹子能保存下來，因為竹子在6周之內便能成長起來。 1932年7月27日 艾格尼斯返回上海去了，她比我早出來5個星期。德國商會的弗格爾博士現在在這里，有時我跟他出去散步。上周与他和奧特馬教授郊游了一次。奧特馬是中國語言專家，我們走進一座廟里，他能閱讀并流暢地翻譯那些碑文，其中也有古文字，連中國人也不懂。他被公認為是通曉中國方言的外國語言學家。除此之外，他并不是一個很討人喜歡的人。 我在寫給家里的信中從未提到，有時我也有煩惱。母親有6個孩子，她有足夠多的問題去照料，我再也沒有理由向她傾訴我心里的憂愁。我在牯岭逗留的最后兩周，是在壓抑的情緒中度過的。早在好長時間之前，有兩個歐洲同志被捕，他們是來自瑞士的諾倫斯一呂格夫婦。我并不認識他們本人，可我們大家都關心他們的遭遇，他們被中國法院判處了死刑。在《左爾格博士東京來電》中寫到，左爾格籌措了一筆錢，把他的死刑改成終生監禁。 諾倫斯夫婦有個五歲的儿子，他父母被逮捕之后，艾格尼斯給他買了一大堆禮物，我認為像個王子一樣嬌慣他是不對的，我把這個想法告訴了她。現在的問題是，我要不要收容這孩子。我很愿意這樣做，我會設法給予他母親的溫暖，米沙也會有一個大哥哥。但是里夏德不同意。否則我就得放棄自己的地下工作，可這樣做他不愿意，我也不愿意。 我們在牯岭听說，諾倫斯—呂格夫婦絕食了。這一天當我們坐下來吃中午飯時，艾格尼斯突然說，她無法吃飯。我當時可能頗為冷漠地回答說，她這樣做是幫助不了諾倫斯的。艾格尼斯站起來，离開桌子而去。下午我獨自一人出去散步，當我回來時，我發現了一封信，意思是在這种情況下，她不能再停留下去，她要返回上海去。說我過多地考慮個人幸福，考慮我的家庭生活，私事在我頭腦里扮演著過分重要的角色，說我并不是人們所理解的那种革命者。 我坐在這封信面前，無法領會它的內容。這兩件事情是我無法理解的。艾格尼斯熟悉我，她應該知道，只要有机會搭救兩位被逮捕的同志，我是愿意冒任何風險的。事實也證明，她的遭遇同樣也可能是我的遭遇。 我是否一定要對艾格尼斯說，我常常想到這個五歲男孩的母親？我是否一定要表達出我的感情，來向艾格尼斯證明？ 令我惊訝的是，如此密切的友誼，怎么會以這樣的方式出現了裂痕呢？我絞盡腦汁設法弄明白，艾格尼斯是怎么對我產生了這种印象的。也許在某些地方她是對的？我在享受著生活，對日常的事物表現了不尋常的興趣。也許我把它們看得太重要了？我喜歡我儿子的每一次呼吸，并且下定決心多要几個孩子，盡管我不認為我的婚姻能夠克服眼前的矛盾。 有一次，艾格尼斯傷感地說：“我把自己的孩子都獻給了斗爭。” 誠然，我對待自己對米沙應盡的義務，不會像對待艾格尼斯進監獄那樣心平气和，但是，難道我會因此而出賣什么嗎？ 被捕的可能性對于我來說一直是現實的。我在有意識地鍛煉身体，以增強自己的抵抗能力，我不吸煙，不喝咖啡和酒，免得一旦被捕時，還要戒除這些嗜好。 我們的友誼這樣突然破裂。對于我是個沉重打擊，這友誼曾經是我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我相信，對于艾格尼斯也是如此。 后來，我們在上海偶爾還能見上一面，艾格尼斯當然也還到我們家里來，但這已經不再是老關系了。我感覺到艾格尼斯沒有改變她在牯岭對我形成的看法，像歷來那樣，她毫不妥協地按照自己的看法行動。 現在与里夏德的談話，對于我來說更為重要。我很高興自己在會面之間的那些日子里，我總是有些話要對他說。有一次我提起与艾格尼斯的疏遠。里夏德似乎把這視為女人之間的爭執，他無意介入這种爭執，這對于我來說是必要的。假如里夏德也失掉了對我的信任，我真不知道我會怎么樣。凡是我所尊敬的人，都很容易震動我的自我意識。 我和伊薩繼續保持著頻繁的來往。在資產階級的客人當中，我們最喜歡的是弗里茨·庫克老師，我們之所以喜歡他，是因為他理解中國人民。1933年以后，庫克成了頭一批納粹党人。恰恰是發生在他的身上，這對于我們來說，似乎是很難理喻的。他見過許多世面，讀過許多書，与上海的普通歐洲人相比，他的視野寬闊得多。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他愛著一個与別人訂婚的中國姑娘。 1932年12月中旬，格里沙來電話，讓我下午去他的住宅，里夏德要在那里与我談話。我很少到格里沙住宅里去，照我的理解，事先他將再一次給我來電話。后來他告訴我，我們說好，万一中間有什么事情，他才來電話。總之這是一次誤會，我未到他那里去，這是長時間未能克服的誤會。 當天晚上我們家有客人，里夏德·威廉教授的儿子們來拜訪我們，威廉教授從前是駐華傳教士，后來成了美因河畔的法蘭克福中國研究所的領導人。 威廉教授死于1930年，他的一個儿子像父親一樣，也成了漢學家，曾長期生活在北京。另外一個儿子成了建筑師，手里拿著一封給羅爾夫的介紹信。 在給我父母親的一封信里，我提到了那天晚上他們來訪的情況： 1932年12月17日 ……這些威廉們令我好失望。那個北京來的威廉尚可以，他比較活潑，是個不折不扣的文人，一個老式的中國朋友，他更愛三千年前的中國，對今日的中國卻不怎么感興趣……他在東亞協會做了關于中國研究所的報告，事后卻給庫克老師放映了他的陝西、甘肅之行的幻燈片。然后我招待他們大家在我這里用晚餐，這是一次失敗的社交活動，因為除庫克之外，他們都是沉默和無聊的。建筑師和他的妻子一言不發，盡管他們剛剛從德國來，我們提了許多問題…… 正當我舉辦這次社交活動時，電話鈴響了。我們圍繞門廳的桌子坐著，從這里有一座樓梯通往二層樓上。樓梯被一塊畫著竹畫的帷幕与起居室隔离開來。我走進隔壁房間里，電話机就放在寫字台上，挨著電話机是一幅風景畫，上面畫的是白霜覆蓋的施拉赫滕湖。一切我都記得十分清楚，包括桌旁客人們的坐位次序，我還記得我就在隔壁房間里。 我拿起听筒，是里夏德·左爾格在說話。他說他下午等了我兩個小時，一再打電話，也沒有人接。他說他要与我告別。我從寫字台前拿過一把椅子坐下。里夏德問我還在不在家，他要來謝我，他說我對他和別人總是照顧得很好，不過，這只是開始，我眼前還有許多事情。他說我要繼續保持堅強，我必須答應他，但是現在……一切，一切都好，再見。 隔壁房間里的客人們等待我回去。我注視著牆角里的椅子，我簡直無法想象里夏德要走了，他不再坐在那把椅子上与我談話，傾听我的談話，給我出主意，跟我一同大笑。 從前我是怎樣蒙騙自己的？現在是否意識到我离不開他？至少我需要10分鐘好好想一想。但是這只好与保持堅強同時進行了。當我走回來的時候，客人們誰都未發覺出了什么事情。 其余的同志，在后來的歲月里我都見到過，伊薩、保爾、格里沙、馬克斯、弗蘭茨，但是未見里夏德。 我早就打算在1933年春天，也就是在我們离開德國三年以后，回我柏林的家里去度假。我非常高興有机會再見到父母親和妹妹們，見到那湖邊的風光，我是在這湖岸邊長大的。我希望做這樣一次旅行，更主要的還是為了讓我儿子离開一下上海這潮濕的气候，這是大夫建議我這樣做的。 然而這年春天，德國爆發了可怕的事件。 我是1930年离開的，我簡直無法想象德國工人階級怎么會讓法西斯上台。對德國命運的憂慮，對家庭的牽挂，使我們心情十分沉重。在給家人的信中卻很少談到這些。 ……我們怀著恐怖的心情注視著德國的發展……關于德國的事情報紙上登載的很少，這就是說，報紙上登載的那點消息，足以引起人們不斷的思考。這里的新聞界所知道的，只是發生過的事件的一部分，我的印象是，你們的電報是令人欣慰的。心里有事，不愿意挂在嘴頭上。但是，如果可能的話，請你們多寫點…… 在報紙上我們最想讀的，自然是關于德國的消息。這里的領事館已經懸挂起囗字旗和黑白紅旗。幸好羅爾夫是在一家英國公司工作。每天都有各种職業的失業者１擁入上海。在羅爾夫那里至少有10名建筑師想謀得職位。這里也越來越困難。 １都是德國人。 不久我就明白了，原來計划好的旅行必須推遲。在中國同樣也出現了政治麻煩。 1933年2月19日 中日沖突仍在繼續。据悉日本要占領熱河，中國人不會抵抗。中國政府始終不想派軍隊去抵抗日本，它需要用自己的士兵去反對紅軍，現在尤其是在江西。日本首先不會進攻天津和北京。什么時候和會不會發動對俄國的戰爭，現在很難說。 如果說八九個月之前蔣介石和南京政府尚未完全站穩腳跟的話，現在卻又穩定下來了。蔣介石在反對紅軍的戰爭中取得了部分胜利，他在日本進攻上海期間丟掉的貸款又收回來了。宋子文是一個非常有才干的人，他雖然未把政府財政理順，但首先是挽救了它免于崩潰。南方叛軍和廣東政府的領導人被削弱了，一部分逃往國外，南京政府通過認真构筑堤壩，試圖阻擋洪水，保住揚子江地區，到目前為止，南京政府在這一帶并無影響。這就是說，根本談不上一個獨立的南京政府，因為這個政府是完全受美國控制的，財政上也是依附于美國的…… 1933年5月21日 戰爭１在北方實際上始終未斷……中國的南方勢力匯合在一起，据說是以廣東為首，他們計划向南京進軍，以便推翻南京政府。常常听人們這樣說，這一次能否實現，必須靜觀待變。這里在政治上一直是動蕩不定的……在通常的情況下，我一直在忙于享受中國。我盡量走出上海，那里有那么奇妙的鄉村、墳堆和寺廟，還有那么多道路和人群！我相信，如果我在這里再住上几年，這個國家容納了我，我會根本不愿意走開。尤其是現在它是一种慰藉，我是這樣喜歡這個國家。我應該把你們大家都接來！ １指日本對中國的戰爭。 這是來自上海并保留下來的最后一封信，這是我最后寫給家里的一封信，地址是柏林施拉赫滕湖露台大街17號。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shuku.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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