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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一個偶然的机會里才接触到魯特·維爾納這位德國女作家的名字和她的作品的。 那是1984—1985年之間的冬季，我曾經應魏瑪市文物管理局長維爾納·舒伯特教授之邀在那里逗留了三個月，進行學術考察。有一天在市中心郵政局斜對面一家國際書店里瀏覽圖書，青少年書攤上有一本名叫《一個不平凡的少女》的書引起我的注意。不只是封面上那輪如中國水墨畫一般的紅太陽和帶狀云彩令我感到親切，印在封面上的一句話，尤其引起我的興趣。這句話是：“蔽拉早在儿童時代便喜歡對一切事物刨根問底儿，她是固執和自信的，這些特點一直保持到她在茨威貝爾書商那里學徒時期和多年以后与游擊隊員凱相識的時候。”這位游擊隊員凱的名字，就像那水墨畫一樣令我感到親切，它顯然是個東方人的名字，說不定還是個中國人。我猜想，書中女主人公說不定与一位中國抗日戰爭時期的游擊隊員有什么瓜葛。想到這里，我產生了一种急于知道書中內容的愿望。我匆匆地翻開書，扉頁上作者題詞更引起了我的注意：“獻給為我們的美好事業而斗爭并獻出其生命的所有中國同志。”我感覺到我的猜測可能是對的。書的內容一定与中國的抗日戰爭有關系。于是我買了一本，帶回歌德故居旁邊的老城門招待所，一口气讀到深夜。不出所料，書中講述一位德國女青年經歷20年代末期德國工人運動的洗禮之后，來到中國參加東北抗日游擊隊，充當報務員，履行其國際主義義務，在共同斗爭中愛上一位中國游擊隊戰士并克服民族習俗的隔閡，与其結為革命伴侶的故事。一個女孩子從16歲開始參加工人運動，脫离市民階層女青年通常的交友、嫁人、相夫教子的道路，冒著生命危險去追求勞動大眾的解放，已經顯得不平凡了；再到异國他鄉，尤其是到中國与當地的革命者一道進行反對日本侵略者的斗爭，与中國戰友結為革命伉儷，這就更顯得她是一個奇女子了。 由于寫了一個德國女子与一個中國男子的愛情故事，理所當然地引起了我這個中國讀者的好奇心。書中用拉丁字母拼寫的一些中文詞匯，如“炕”、“衣裳”、“高粱”、民間作為門神供奉的“秦瓊”、“敬德”等進一步表明，作者不是根据從書本上得來的關于中國的知識在編故事，而是以一定的實際生活体驗為基礎。于是對書的好奇心又引發了我對作者的好奇心。我想知道作者是什么人。 說來慚愧，我這個專門研究德國文學的人，對于這本自1958年出版以來已經印行了15次的暢銷作品及其作者居然一無所知。我急于補上這個知識缺陷。圣誕節期間，我曾在柏林洪堡大學弗蘭克·瓦格納教授家里小住几日，那時他正在北京大學任教，是臨時回來度假的。在柏林期間我曾去建設出版社做客，在那里遇見我50年代在萊比錫大學讀書時的老校友埃爾馬·法貝爾，他是我上一年級的同學，現在是建設出版社社長。聊天時我向他打听《一個不平凡的少女》的作者。埃爾馬兩只眼睛閃著興奮的光芒說：“她可与你們中國有密切關系。”并反問我：“你知道她的《諜海憶舊》嗎？那里詳細講述了她在中國的經歷。”他建議我無論如何也要抽時間讀讀這本書。埃爾馬的提議更引起了我對這位女作家的興趣。我向他要一本《諜海憶舊》，埃爾馬告訴我，魯特·維爾納的書不是在他的出版社出版的，他答應日后弄一本給我寄到北京來。翌年回到北京不久，便收到埃爾馬寄來的《諜海憶舊》。讀過這本書之后，我斷定《一個不平凡的少女》的确帶有明顯的傳記色彩，薇拉与中國游擊隊員凱戀愛結婚的故事雖屬虛构，但作者于30年代初期在我國沈陽、吉林、丹東一帶与抗日游擊隊員們有過密切合作的經歷，這是确實的。 讀過《諜海憶舊》，這位女作家的身世和經歷在我眼前逐漸清晰起來。20年代末30年代初期曾經在上海從事過地下工作，并接触過“紅色間諜”里夏德·左爾格的我國老一代革命家們，說不定還能記得她。原來魯特·維爾納是這位女作家的筆名，她的真實姓名叫烏爾蘇拉·畢爾頓（在上海時叫烏爾蘇拉·漢布爾格），娘家姓庫欽斯基，她是剛剛過世不久的德國經濟史學大師于爾根·庫欽斯基的胞妹。于爾根·庫欽斯基是20世紀德國文化界一位大著作家，曠世奇才，他的代表作有四個卷本的《工人狀況史》、十卷本的《社會科學史研究》和五卷本的《德國人民日常生活史》。他曾于1957年來我國北京、上海講學，當時我國經濟、財政部門一些領導人和經濟學界的學者，与他一道討論過經濟問題，他還与北京大學歷史學家翦伯贊教授對論過奴隸社會与封建社會的分期問題，多次會見他妹妹烏爾蘇拉30年代初在上海結識的老朋友陳翰笙和當時在華工作的外國友人路易·艾黎等。于爾根·庫欽斯基晚年曾以极大的勇气著書立說，在社會主義理論和文藝學領域与馬克思主義理論界占主導地位的教條主義風气進行論爭。為此，他險些被民主德國党內當權派打成“美帝國主義的特務”。人們何以會怀疑這個舉世公認的馬克思主義學者与美帝有關？讀者從《諜海憶舊》里自會找到答案，此處不必贅述。遺憾的是，他与一些頭腦清醒的馬克思主義者在理論上的努力，終于未能挽救民主德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崩潰。這個慘痛教訓，是值得人們反思的。 由于魯特·維爾納在《諜海憶舊》中提到，她在上海与左爾格一道工作時，曾結識了魯迅、丁玲、宋慶齡等人，我便查看了《魯迅全集》；果然在魯迅先生1931年的日記中查到三次与“漢堡嘉夫人”的交往。這位“漢堡嘉夫人”就是今日的魯特·維爾納。讀者從她的《諜海憶舊》中可以知道，她与當時的丈夫羅爾夫·漢布爾格住在上海期間，通過美國記者史沫特萊認識了魯迅先生。而魯迅先生的德文是在日本學的，他把德文Hamburg音譯成“漢堡嘉”，這個譯法明顯地帶有日本人德語發音的特點。魯迅先生當年刊印可羅惠支版畫，正是在她的幫助下完成的。還應該順便一提的是，我國建國后出版的《魯迅全集》第14卷850頁（1981年版）的一條注釋，誤把“漢堡嘉夫人”當成了“瀛環書店”女老板。我曾于1990年底就此事去信請教魯特·維爾納，她回信糾正說：“瀛環書店是我的女友開辦的。”她的這位女友在《諜海憶舊》中稱“伊薩”，真名叫“伊蕾娜”（lrene），姓什么，由于年代久遠，疏于聯系，她已經不記得了。由此可見，《魯迅全集》第14卷850頁上的注釋稱位于靜安寺路的“瀛環書店是漢堡嘉失人辦的西文書店”，這個判斷是錯誤的。關于“伊薩”開辦書店的目的，她与其中國丈夫相識和分手的原因，《諜海憶舊》中均有簡要描述。 魯特·維爾納作為左爾格的合作者和蘇聯紅軍總參謀部情報局派來中國的報務員，在上海、沈陽、北京工作了五年，經歷了日本帝國主義進攻上海和東北共產党人初期的抗日斗爭。這五年的中國生活給她留下了极為深刻的印象，為她日后創作以中國為背景的小說，提供了珍貴的素材。1935年以后，地又受蘇軍情報局委派，先后去波蘭、瑞士、英國從事情報工作。、作為一位德國共產党人，為世界反法西斯斗爭立下了汗馬功勞，兩次榮獲蘇聯紅軍“紅旗勳章”。 魯特·維爾納在給我的信中曾不無驕傲地說過，她在20年艱苦而复雜的地下斗爭中，不論在東方的中國，還是在歐洲的波蘭、瑞士、英國，她的電台無一次被敵人發現，她總是能夠運用自己的智慧，在敵人的眼皮底下坦然而大膽地工作，利用一切可能的條件和机會，巧妙地与敵人周旋，出色地完成了她的使命。 但是，任何成功都必然伴隨著奉獻和犧牲。魯特·維爾納最大的犧牲，莫過于她的前后兩次婚姻与愛情。它們与通常的所謂愛情与婚姻的“失敗”無關，它們都是當事人主動放棄的結果，這是一种特殊時代的特殊經歷。令人敬佩的是，這個女人以巨大的勇气和母性的摯愛，獨自承擔了對子女的撫養和教育，并且是在不斷變換國籍和充滿危險的環境中。作者在書中關于子女成長過程中那些細枝末節的觀察和描述，處處充滿似水的柔情，人們不禁要感歎她是怎樣把羅莎·盧森堡式的革命品格与洋溢著丰富的愛意的偉大母性結合起來的。 更令人敬佩的是，這位建樹過偉大功勳的女人，在年屆半百的時候，既不去享受過去的榮譽，亦不滿足于眼下已經熟悉的工作，而是勇敢地投身于又一個新的領域，開始了作家生涯。這就是魯特·維爾納的性格特點。它充分体現了一位革命家永不滿足于現狀，不斷進取，不停地進行創造性勞動的人生態度。自1958年她的第一部小說《一個不平凡的少女》問世以來，她又先后出版了描寫一位反法西斯女戰士的傳記作品《奧爾迦·貝納里奧》、長篇小說《越過千重山》、《大魚，小魚》和短篇小說集《在病院里》、《鋸碗近的暢鑼》、《夏日》以及革命回憶錄《諜海憶舊》等。如果說在《諜海憶舊》出版之前，一般讀者把她看成一位作家的話，那么此書出版以后，她在廣大讀者心目中則成了一位令人尊敬和推崇的英雄。与讀者會面時，人們已不再滿足于听她朗誦自己的作品，而是紛紛請她講述革命斗爭經歷，報告她在20年無形戰線上親身体驗過的那些极富傳奇色彩的真實故事。這种自身形象的變化，促使魯特·維爾納對自己的言行謹慎起來，每次受到讀者和听眾熱烈鼓掌時，她几乎總是要反問自己：我是個騙子嗎？我是否欺騙了他們？因為在她看來，她從前做過的那些事情，雖然在今天看來頗為惊心動魄，但在當時那都是她應該做的，而且是心甘情愿去做的，她并不覺得那些事情在今天理應受到人們的喝彩与推崇。尤其是在《諜海憶舊》獲得民主德國國家獎之后，她的言行變得越發謹慎起來。魯特·維爾納作為一個作家，對于自己的作品獲得國家最高獎，當然感到榮幸。但是，當各种各樣的獎勵接二連三地“向她襲來”時，她非但不感到榮耀，反而產生了一些厭惡。在第四次為了《諜海憶舊》向她頒獎時，她終于忍無可忍地發脾气了，她當眾發誓，從今以后再不跟著干這种“起哄”的事情！在她看來，任何事情，做過了頭，都會走向反面，獎掖文學創作亦不例外。“盛名之下，其實難副”，這是令人討厭的。 從今天的角度看，公正地說，《諜海憶舊》當然是一部能引發讀者興趣的讀物，從它出版以來在讀書界的反響來看，它不僅是一部有趣的讀物，書中所記載的許多事情的史料价值，已經引起學術界的關注。但是，把它作為文學創作來對待，而且還要用各种獎勵來“轟炸”它，勢必引發异議，其結果只能損害這本書及其作者的名聲。作者自己向來不承認《諜海憶舊》是“文學創作”，因為這里沒有任何情節是為了取得文學效果而虛构的。書里寫的都是事實，不管它們具有怎樣的傳奇色彩，都是作者的親身經歷。它們從本質上說，是不同于文學虛构的。《諜海憶舊》不同于具有自傳色彩的《一個不平凡的少女》和《鋸碗近的鐋鑼》，前者是“報告”，后者是小說。有朝一日是這些自傳性小說被譯成中文，供讀者閱讀比較，指不定會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魯特·維爾納生于1907年，如今這位飽經風霜，歷盡人間冷暖的耄耋老人，依舊生活得健康、坦然。80年代中期，在她离開中國這塊土地半個世紀之后，她曾有机會重回中國，拜訪了她在上海的舊日的住宅，在北京會見了昔日的老朋友陳翰笙老人，面對半個世紀的滄桑變化，這位德國老人一定會有許多感慨，据說老人回國后還寫了重返中國的游記，我未親眼見過，只是听說而已。如今這位老人，雖然在生活上仍能自理，但從我們的通信可以看出，她已無力從事寫作，每次回信都是一兩句話，從筆跡看，似乎都是躺在床上寫的。去年我在給她的一封信中，曾經祝愿她以硬朗的体魄迎接即將來臨的下一個世紀的風云變幻。如今我再次以同樣的祝愿結束這篇譯者前言。 1999年1月11日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shuku.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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