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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我是一匹來自北方的“狼”


  我是應廣州商業電視台的邀請而去廣州的。
  “王海現象”見諸報端之后,商業電視台的記者俎江濤就在他們的工作會議上,提出了這個邀我去廣州打假活動的策划。商業電視台是剛創辦不久的一個電視台,台長陳先生是個非常有魄力的人。用通俗點儿的話說,陳台長膽大,只要不違反政策,什么事都敢干。在領導的大力支持下,俎江濤与我取得聯系,并專程赶到北京來和我商談去廣州“打假”的日程安排。
  俎江濤到北京的時候,北京已經非常寒冷了。我去廣電部招待所找他那天,足蹬一雙千層底布棉鞋,穿一條肥大的純棉布休閒褲,上穿一件大藍格的絨布面棉襖,頭上戴了一個尖頂羊毛絨帽,整個人活像一個大豆包。俎江濤一見我,先是對我這身打扮挺感興趣,問我干嘛穿成這副樣子。我說,天冷。而且北京的冬天十分干燥,到處都有靜電。我因為被電怕了,所以只敢穿點儿純棉和純羊毛的東西,并非要刻意裝扮得這般怪异。
  俎江濤一本正經地拿出他的記者證讓我看,以證明他是貨真价實的電視台記者。我也把身份證掏出來給他看,當他确認了我是王海后,就開始介紹他們電視台的情況,接著,又說起他策划的這次活動,并把台里早就擬好的一份合同拿了出來。
  合同的內容是,廣州商業電視台承擔我去廣州的一切費用,商業電視台做為電視媒体,獨家跟蹤采仿,一方面對我的“打假”活動進行支持,一方面也擴大他們電視台的影響。
  而我之所以同意去廣州,一則因對方熱誠相邀,盛情難卻。再則因我在北京買到的假貨當中,有相當部分被告之來自廣州,我很早就萌發過南下打假的念頭。這剛好和商業電視台一拍即合。
  “狼來啦!”听說在我去廣州的一個多月前,廣州的商界已頻頻發出這一警告。還听說,廣州的有關部門在我去的前几天曾召集商店開會,研究對付我的策略。
  1996年1月19日,我從北京飛到廣州。
  雖值冬季,但廣州的天气仍很暖和。以前我到過几次廣州,我覺得廣州是個溫暖潮濕的城市。在我的印象中,那是個繁榮而又充滿欲望的都市。
  到廣州后,俎江濤等人把我接到電視台所屬的招待所住下。當晚,《羊城晚報》的老葉等人也過來和我見面。原來,為使我這次到廣州“打假”活動能在輿論上造成一定聲勢,商業電視台選擇了《羊城晚報》做為搭檔。
  由于得到傳媒的鼎力支持,我這只來自北方的“狼”一下子成了南粵的新聞人物。
  “刁民來了!”“報告,王海殺到!”“王海來的是時候”“廣州為何無王海”。一時間,廣東的報刊對我進行了“狂轟濫炸”式的報道。商業電視台“追蹤十九點”節目就“王海現象”的話題,邀請廣州市民展開了討論。《羊城晚報》記者在廣州街頭就“買了假貨怎么辦?”這個問題調查了102個市民,結果自認倒霉的占42%,認為能退就行的占41%,而敢于要求加倍賠償的多了有5人。記者不禁慨歎:廣州的消費者,您對假貨太寬宏大量了!被調查者多數都受過假冒偽劣商品程度不同的坑害,然而絕大部分人不會投訴,而是自認倒霉,像我這樣買假治假的廣州人,至今還极為少見。
  廣東省消費者委員會副秘書長胡艷期望“王海現象”給廣州帶來的沖擊波,將會是消費者自我保護意識的大覺醒。她介紹了這么一件事:有位香港女同胞在廣州理發,店方“打死狗講价”,多收了几十元。事后,這位香港顧客專門向省消委投訴說,這點錢自己完全出得起,但是如果不舉報,這种欺詐顧客的違法行為就得不到遏止,就會有更多消費者受害。胡艷說,廣州的消費者一般就不會為這區區小錢費神勞气。事實上,几年來,省消委還沒有接受過這類的投訴。廣東商業電視台連日公開征集“廣州的王海”,竟沒有一個人站出來。
  我的到來,成了廣州市民街談巷議的熱點。人們對我的“打假”方式反對的和贊同的几乎一樣多。有人說我居心不正,心術不良,也有人高呼“刁民”万歲!
  到廣州的第2天上午,在電視台和《羊城晚報》記者的陪同下,我開始上街采購。我發現,隨著經濟的繁榮,廣州的交通越來越堵,不但堵車,在人行道上走路有時還會堵人,空气中彌漫著汽車尾气的焦臭味儿,各种嘈雜的聲音混合在一起,不分晝夜地讓人的耳朵里總有一种嗚嗚的噪聲在回響。
  改革開放以來廣東商家給人們的印象,是最先接受新生事物,最能适應市場經濟,經營腦子靈活,商品質量意識強。我原以為,在廣州購假索賠應當順利些。
  沒想到我所接触的廣州商家,比內地的官商气還粗。這太出乎我意料了。正像《廣東工商報》在《王海來得是時候》一文中寫的那樣:
  商家們呢,面呈赧色,絕無笑意,沒一家敢說“歡迎”、“有請”。被索賠的商家無奈他說:“真是的,假貨無孔不入,我們防不胜防啊!”
  在廣州,我光顧了N大廈,G商城、X公司、Y商店等廣州大商場,買了3万余元我認為有問題的商品。但索賠卻出師不利。
  我在N大廈買了1條“万寶路”腰帶,找到“万寶路”在廣州的皮貨專賣店和銷售公司,證實不是正牌貨,但書面證明要請示万寶路公司才能開具。于是,我又到N大廈買了7條“万寶路”皮帶,然后向該商廈部門經理投訴,要求賠償。經理不但拿不出任何這是真貨的證明,反而奚落我一番。現在很多國營大商場都已出台比較好的打假辦法,給消費者以獎勵和賠償。N大廈在我來之前曾在報上表示“歡迎王海來廣州打假”,并宣布“凡顧客在本商廈發現有假冒偽劣商品愿以一賠十”。等真找到對方提這個要求時,卻說以一賠十是個階段性的公關宣傳策略需要,己過期了。
  后与万寶路公司聯系書面證明,被告知書面證明意大利才能出具,當時我十分惱怒:“你們既然不能對顧客。對你們的品牌負責,為什么要在中國市場上銷售你們的產品?”
  我到Y商店,拿出一件前兩天在這儿買的某名牌內衣要求賠償。這种內衣包裝袋上注有“100%純棉”字樣,但經廣州市紡織纖維檢驗所檢驗:該產品為夾層針織品,兩個面原料為純棉,中間夾層為錦綸彈力絲,實際上含棉為89.6%,含錦綸為10.4%。我認為商品標識不符,誤導消費者,是一种欺詐行為。商店的一位負責人開始態度很好,同意賠,當時就要點錢。還一再表示,沒想到真貨也有問題,由于商店沒有檢測手段,難免有漏洞,我們要舉一反三,對消費者先行負責依法處理此事。但當我拿出17000元錢的發票時,那經理就傻了眼,推說這個他做不了主,得請示領導。
  下午再去Y商店,一位副老總接待了我,我反映標識不符誤導消費者,他卻拿出一份質量合格證明与我糾纏:“標識不符跟質量合不合格有什么關系呢?”最后我間:“對消費者負責依据《消法》,還是《質量法》那位老總當時表態:“《質量法》。”
  “王海竟捅到國有和大型百貨商店來了!這不是有意出大百貨店的洋相嗎?”這种看法,代表了相當部分商界人士的心態。”讀著當地報紙上的這段話,想起1月24日上午,我到廣東省有關部門咨詢有關索賠的法律依据問題時,一位領導對我說:“你不要把大企業搞垮嘛,大企業也是不容易的。”好像我能耐大的可以隨便搞垮一個企業似的,他還說:“我們的辦法是這樣的,送一個牌于給商店,讓他自己不好意思賣假貨,不好意思坑害消費者。”這話令我吃惊,這么做有什么用?挂著牌子可照賣假貨不誤。挂牌子不是讓消費者看的,而是讓商店看的?
  進入2月,記不清從哪天開始,廣東的媒体紛紛停止了對我的報道。我再去商店索賠時,負責人說道:“你的事現在不讓報了,看你還能把我們怎樣。”
  我曾給几家大商場發了傳真,好几天了,調公司的答复是他們沒有欺詐,不賠;G商城沒有消息;N大廈拿不出任何證明,Y商店開始說寫個東西就給你退,但是我寫完后又不退貨了。
  Y商店說這件事你己(向工商局)投訴了,我們不處理。我向工商局投訴的內容只是要求工商局調查并對他們進行懲處,而且工商局只是行政部門,它只能執罰,不能要求商家加倍賠償。
  由于接近春節,我准備回家過年,只好委曲求全,要求退貨再說,我只是沒時間跟他們耗,想先退貨,其他權利保留。不料各商家口徑一致,俱不賠不退,讓我通過法律途徑解決。結果,至今我買的東西還都寄放在廣州朋友那里。
  在廣州索賠的确十分不順,一位跟蹤報道我的記者,為此寫了一幅對聯:上聯:冷臉難看冷凳難坐冷言冷語難耐下聯:投訴難投索賂難索商家厂家雄斗橫批:王海難當
  我到廣州去了3個星期,每天早上8點起床,夜里12點睡覺,一大到晚索賠、整理材料、研究法律問題,很累也很苦。這次南下打假兵敗羊城,全部收獲僅僅是在個体戶那里索賠得來的區區115塊錢。
  1月29日下午,我攜几天前在廣州市日用工業品交易市場花35元錢買的一台“夏普EL一820”計算器,到了交易市場辦公室投訴并提出索賠要求。市場場長知悉后,馬上熱情地將我請入顧客接待室,找出示了夏普株式會社廣州事務所的證明文件。證實我所購的計算机型號夏普公司根本不生產,是冒牌產品。出售計算器的攤檔檔主立即被召到辦公室,檔主在找出示的證明文件前無話可說。她提出想給我換一台類似功能的真貨,但我表示只按《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9條要求退貨并加倍賠償。檔主說,既然如此,我按此法照賠。當即,她數出70塊錢給我。場長宣布,市場沒收檔主這台計算器,并封存貨物等候處理,整個市場所有這种計算器也要馬上清理。
  場長說,這個市場剛剛榮獲“全國文明集貿市場”稱號不久,發生這种事情,自然不光彩。一個“國家級”文明市場更應站在消費者一邊,照例《消法》進行處理。她認為,我買假索賠,是教育全場業戶學習、理解《消法》,自覺抵制假冒偽劣產品的一次好机會。
  后來,我又在街上的個体戶那里買過80塊錢的假化妝品,也獲得賠償。
  羊城之行,雖大跌眼鏡,但我并未對“打假”喪失信心。畢竟我去索賠過的商場,假貨都從貨架上消失了。至于我的索賠受阻,輿論自有評說。《南方日報》。《羊城睬報》、《粵港信息報》、《廣東工商報》等多家報刊都對我的行為予以支持,并對廣州一些大商家的行為和搞地方保護的部門提出批評。
  《信息時報》在《我們不能葉公好龍》一文中指責商家“有失風度”:王海這次來廣州“購假索賠”,主要目標是國有大中型企業。而我們的國有大中型企業在對待王海的問題上,我認為是“有失風度”。
  商家一個突出的說法就是,王海為什么要針對國有大中型企業,而不針對個体戶。這种觀點說明我們的大商家對自己信心不足。一個國有大中型企業,號稱是經歷了平凡年的改革開放的洗禮,竟然會把自己擺到個体戶的水平上去比、去衡量、去要求,這本身就大大地把自己降格了。
  我們早在一個月前就提醒過廣州商家,“假如王海到廣州來”,但廣州的商家還是缺乏應有的气度。盡管當時气壯如牛,“葉公好龍”“龍”真的來了卻手足無措:“我們當時的承諾是在一個廣告上說的,那是一個階段性的宣傳策略的需要”。如此說來,保護消費者權益居然成了宣傳策略,可見員工綜合素質确實大有提高的必要。
  微音在《羊城晚報》撰文稱,王海雖走,但“王海現象”不會消失:
  王海此次南下廣州“疑假買假”。“買假索賠”的行動,其所碰到的困難,卻有如關山千万重。看來,王海再呆下去,恐怕亦難以有所作為了,結果只有打道回府。然而,王海雖走,但他所留下的“王海現象”,卻絕不會消失。
  王海在首都的境遇,為什么會是這樣?而在廣州,為什么叉會是那樣呢?這就只能留待讀者去思索了。“嘩!特大喜訊,王海失敗了!”有人會高興得跳起來,而我作為一個廣州市民,卻為此感到羞愧。王海之受挫,并不意味著真理掌握在什么人的手里,它只能說明:王海目前尚無法沖破這股強大的習慣勢力。然而不管怎樣說,由于王海的受挫,很可能給某些人帶來一股“胜利的喜悅”。然而,我看這并沒有為廣州增添什么光彩。有辨別能力的人,最終是會領悟到這個道理的。
  离開廣州后,我想,廣州的失敗是難免的。既然我去廣州之前,就有商場開會商量如何對付我,那么,我一個普普通通的消費者又怎能抗爭得過勢力強大的商家聯盟?俗話說,胳膊扭不過大腿,也許是吧。雖然我們有規定,有法律。
  几個月后的4月11日,俎江濤介紹一個襪厂的人來找我,在電話里,那人說他們的楓樺牌襪子在浙江被假冒得很厲害。我奇怪,他們的襪子品牌我听都沒听說過,怎么也有人假冒呢?但那人越說越玄,說義烏的造假者威脅他們,要襪厂与造假的合作,共同使用“楓樺楓”牌子在全國銷售襪子,否則的話就冒名“楓樺”的牌子,而且要用劣質襪子來冒名。如果襪厂不合作,造假的就一定會把“楓樺”的牌子搞臭。
  我听后半信半疑,這假貨販子也太猖狂了吧,造假不算,還要叫真品厂家跟他們合作,否則就砸人家牌子,這跟強盜攔路打劫有什么兩樣?真令人气憤。
  這個名叫廣州百丰織襪制衣有限公司的襪厂,座落在廣州黃埔區的一個工業區,是個香港老太太開的。由于生產的襪子質优价廉,在行內小有名气,一直供不應求。但造假的賊膽包天,在義烏造假在義烏銷售還不知足,居然敢把假“楓樺”襪子大量發送到廣州來賣,讓老太太忍無可忍。
  老太太通過俎江濤打電話找我,希望我能幫襪厂查查假貨的情況,也希望能借我造造輿論,滅一下造假者的气焰。
  我二話不說一口答應下來。
  4月15日,我來到廣州,“百丰”襪厂安排宋堂務先生和一位來自上海的杭小姐配合我查假。當晚,我們便制定了查假計划。
  第二天上午,我与宋堂務、杭小姐及“百丰”襪厂兩名女工一起,來到廣州高第街市場“踩點儿”,購買假貨樣品。我和宋一組,杭小姐与另一女工拿來兩只大書包買了一個行李車,操起外地口音講話,扮做從外地到廣州辦貨的小販,在市場里一邊走一邊仔細觀看誰家賣假襪子。我和宋則大老遠盯著她倆,看看有什么動靜。
  整個市場里賣假襪子的檔口有十六七處,但均只擺出樣品和少量的貨。杭小姐她倆轉第一圈的時候,買回來800塊錢的假襪子,宋不大滿意。于是我倆又去市場買了一整箱,還跟汕頭人的一個檔口走了十件貨。檔主說貨在火車站附近的倉庫里放著,約我們下午去一塊儿提貨。出了市場后,我安排一個人去跟蹤那個檔主,偵查一下倉庫的具体位置。
  4月17日晚,宋說他們要和檢察院一塊儿去抓人。原來,“百丰”襪厂原銷售人員一直与造假者勾結銷售假“楓樺”襪子,听說厂里要打假,騙了厂里6000多元貨款躲起來了。造假者還有內應,怪不得真的“楓樺”襪于沒印,假的“楓樺”襪子倒把“百丰”襪厂里的電話號碼印上去了。
  被我派去跟蹤檔主的人,發現了位于火車站附近的一個倉庫。
  4月18日,我們与廣州市打假辦取得了聯系,由“百丰”襪厂和我一起舉報賣假的檔口,打假辦答應立即進行查抄。
  下午一點半,廣東商業電視台、《羊城晚報》。《廣州商報》、廣州電台、岭南電視台等新聞單位的記者齊聚“打假辦”。兩點十分,打假辦的執法人員和我們一起出發,兵分兩路,杭小姐等人帶著几個執法人員去了高第街市場,我們和宋等去火車站。
  20分鐘后,我們來到火車站附近那個市場,在E39檔口,堂而皇之地擺著假“楓樺”襪子,被執法人員抓了個正著。五六個執法人員把檔口封住,開始查檔主的身份證、營業執照,并查封假貨。
  周圍看熱鬧的人們“呼拉”一下子全圍了上來,大多是周圍的檔主。趁著混亂,E39檔口的兩個男人溜掉了,而且還有個趁亂把兩箱假貨偷偷抱走了。鄰檔一個郭姓女人正搬了一箱假襪子准備走時,被我一把抓住。執法人員問她那箱貨是不是她的時,她卻矢口否認。E39檔的女檔主見狀馬上承認貨与郭無關,是E39檔的貨。無奈,執法人員只好放開郭姓女人,我們剛一放手,她就立即不知去向了。這時從市場另一端轉回來的宋說,剛剛那個女人正是“百丰”襪厂原來跑供銷的業務員,昨晚去抓她的時候沒抓著,不想今天又眼睜睜地看著她跑了。
  E39檔檔口的所有假襪子被我們翻出來搬上車后,打假辦的執法人員命令女檔主帶我們去她的倉庫。女檔主裝出很老實的樣子,說她的檔口才開了20多天,賺的錢還不夠交租,哪有錢來租倉庫,貨都是人家直接送上門來的。但据調查,她的倉庫就在附近的一所小學里。
  執法人員讓我和宋帶路,他們則不由分說地架起女檔主就走。不料女檔主被架到馬路中間時,一邊不停地大聲喊冤叫屈,一邊索性躺在地上撒潑打滾,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淚,像受了天大的委屈似的,引來很多的人圍觀,搞得執法人員左右為難。
  怕女檔主故意拖延時間,我和宋先帶領兩名執法人員一溜小跑直奔小學校。到了學校后,我們看了几個倉庫,倉庫里大部沒人,有人的一個倉庫里,几個打工仔正在造冒牌貨,把別的牌子的假商標往襪子上貼。但由于沒有被侵權的厂家出來指認,執法人員不敢冒失查辦,因為查錯了,“打假辦”有可能要被送上被告席。
  20分鐘后,執法人員終于把那個女檔主用車押運了過來,我們讓帶我們找她的倉庫。
  女檔主一下車,見周圍沒有人圍觀,便不再往地上躺了,只是口日聲聲喊起冤枉來,反复說學校里沒有她的倉庫。
  學校校長和有關負責人這時赶到,校長說從來沒見過這個女人,那女檔主乘机又裝起蒜來。
  又過了一會儿,我們的調查員赶到,指出了存放假貨的倉庫。但校方人員說找不到該倉庫的租戶,沒有鑰匙打開倉庫門。
  無奈,我們只好冒險強行將倉庫的門撬開,如果倉庫里沒假貨,那我們可就“栽”了。打開倉庫的一剎那,我的心一直懸在嗓子眼里,甚至連虛汗都冒了出來。
  門開了,一眼就看見8箱假“楓樺”襪于放在倉庫隔層最里面的一個角落里,另外,什么冒牌苹果、金利來、鱷魚、FORTEI等名牌襪子應有盡有,整個儿一個假貨倉庫。但同樣,執法人員對此也只能搖頭,因為要确定一件商品的商標是不是假的,必須得由商標持有人來鑒定或指認。
  面對假貨,女檔主迫于無奈,只得承認說倉庫是她与別人合租的,否則執法人員要把整個倉庫查封。她說貨是人家送來的,她并不知道貨在哪里批發。可事實上,我方的調查員說他曾親眼見到女檔主去廣源路周圍的一個地方提了3箱假貨。
  記者們忙著采訪、拍照、攝像,我的心一下子放松下來。
  正在這時,我听見一片摩托車的轟鳴聲,從倉庫出來一看,只見周圍停了七八輛摩托車,從車上下來十多個操汕頭口音的男人,一個個气勢洶洶的,手里還拿著大哥大。
  執法人員要查封倉庫的時候,那些人開始阻撓,鼓噪。
  因為怕假貨被搶走或引起別的麻煩,我們馬上開車离開了小學。
  杭小姐那邊在高第街查封了7個檔口,但只查出3箱假貨,不過弄得很多檔口特別緊張,在她們和執法人員查假襪子的時候,檔主們紛紛把閘門拉了下來。
  當天的報紙出來了,刊登的是我們大獲全胜的消息,但我的心里卻總不是個滋味。后來听宋說,那些假襪子在廣州的确是銷聲匿跡了,但在廣州以外的地方,依舊暢銷不衰,而且貨色越來越劣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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