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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想把這段日子忘掉，不知道為了什么緣故，也許僅僅因為已習慣平凡和松散的我，無法承受這么強烈的刺激和動蕩。于是結束訓練，隊友們啟程赴新加坡之后，我便急匆匆地赶回湘江河畔的家里，想去找那“濤聲依舊”的感覺。在家的１０天本打算要大肆“揮霍”一番的，懶覺要睡個足，武俠小說里的奇險風云也要飽覽無遺——希望能藉此沖淡四個月堆積下來的那么多沉重的記憶。 然而這几個月的日子竟像在我心中投下了一團酵母，一回到家里便不可收拾地發起酵來。每天早上八點左右總會被頭腦中的陣陣樂曲惊醒，我听得清清楚楚：那是我們几個在文科樓訓練室里打地舖時，每天早上用來作鬧鐘的新加坡辯論賽的“賽前進行曲”。這還是王老師特地為我們從錄像中翻錄下來的。于是很容易又會回想起昌建是如何吊嗓子，季翔是如何不情愿地揉著惺松睡眼，嚴嘉又是如何僵尸般地直躺。我知道，睡懶覺的福份已經被四個月的訓練剝奪了，代之而來的卻是失眠。這很像准備辯題的那些個晚上。熄了燈，睡下了，閉上眼睛滿腦子都是“道德”、“溫飽”之類的概念，不由自主地在思想中航行，而且還會像章魚一樣地伸出很多的軟足，使一個個概念間有了紛繁复雜的“邏輯聯系”，又一場辯論便在這半夢半醒的狀態中拉開了戰幕。 白天呆在家里的首要任務就是讀武俠小說，因為這是最容易集中注重力的，有了郭靖、黃蓉作伴，思想大概不再會信馬由韁地又跑到了辯論場上去。可惡的是季翔從新加坡寄來的一張明信片把武俠小說這道防護欄沖了個蕩然無存。他居然告訴我決賽的評委中有金庸！任何一個有過辯論經驗的人都知道，弄斧就要到班門。用金庸的話來攻擊對手，打動金庸這個評委是再好不過的了。一下子手中的《天龍八部》不再是一部簡單的武俠小說，而成了一本“金庸語錄”，我覺得如果不能從這部書中找出可在辯論中大打出手的重磅炮彈，那簡直是對自己的否定。這种心態之下讀武俠小說還會那么興趣盎然嗎？所幸的是，我想到了在“人性本惡”的辯論中《大龍八部》中的“四大惡人”是极好炮彈，算可聊以自慰。 更巧的是，見到隊友們的第一天就獲悉，季翔竟不約而同地用上了這個例子，其落地開花的效果更是不在話下。這時候才明白什么叫“心有靈犀一點通”，于是便很想唱一句“我們雖不在同一個地方，沒有相同的主張，可是你知道我的迷惘。” ２５日在新加坡開始第一場比賽，接下來是２７日、２９日的兩場（如果前兩場都贏了的話）。但是在２９日之前我一點消息都沒得到，我居然還十分地心安理得。我自有我的理論：倘若贏了則要准備后天的比賽，自然會忙得焦頭爛額，電話是決計沒空打的；倒是輸了的話，就只能在那邊游手好閒，打電話的時間有的是。因此沒來電話不正是好兆頭叫？直到２９日晚，我正忙著打點行裝（次日就要疲于奔命地赶回上海了），才听到電話鈴聲響起，王老師在遙遠的南方平靜地對我說：“我們贏了。拿冠軍了。”我問姜丰：“激動嗎？”她說不激動，就覺得應該是我們贏，只能是我們贏。我也一點不激動，我也這么想。 這就是我１０天的暑假。不管我走得多么遠，藏得多么深，我都甩不掉辯論，忘不了辯論，并且最終還要歸心似箭地回到另一個家——辯論隊里去。 辯論隊的四個月，這是段忘不掉的日子，是段無法繞過去的記憶。 到校后辯論隊有很多工作要總結，分配給我寫“辯論隊大事記”。找出筆記本、日記本，一天天地翻檢，不放過任何一個閃亮的日子，任何一點美麗的記憶。但我越來越發覺這個工作的難做，這段記憶太沉重了，四個月中的每一天都浸滿了我們的汗水，都回響著我們的笑聲。它簡直像一個巨大的黑洞，只要一走近它，就會被吸進去，無法自拔，仿佛世界上只剩下了這么一群人，這么四個月。我想這就是复旦給我的烙印，讓我永遠記得我曾經為复旦拼搏，我曾經這复旦驕傲。 我想，辯論隊不該搞個“大事記”，辯論隊里全是些平凡的小事，而最后的輝煌不過是几個月來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的必然結果。水到渠成的事原沒有什么惊天動地可言。對于辯論隊的感受也是如此。熟知不等于真知，在別人看來我們的感受也許只是几個練辯論“走火入魔”了的人在痴人說夢。 硬要說感受，我就會想起王老師的一句話。那是有一次隊里有好几個人因生病而“前仆后繼”地倒下了，而王老師卻依然健康地挺立著，“我自巋然不動”。這時王老師問我們：“你們知道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嗎？”我記住了這句話，因為無論是在辯論技巧上、個人素質上還是相互感情上，四個月的經歷都在告訴我這個道理：鋼鐵是這樣煉成的。 進大學不久就遇上學院里的新生辯論賽。在中學就有過辯論經驗的我要披挂上陣了。”到复旦去辯論！”這對于中學時代的我，就像能和馬拉多納同場踢球一樣崇高，因為８８年亞洲大專辯論賽上的一場“儒家思想不可以抵御西方歪風”已在我心中將复旦建构成了辯論的“圣地”。請來指導的高年級學兄告誡我們：“辯論是游戲。在复旦尤其是這樣。” 第二年當我有幸代表复旦參加白貓杯上海市大學生辯論賽時，我已不記得這句話了。那時候的感覺多好！才一年級，我們竟然代表复旦去辯論了。我眼里辯論的廟堂是那么的狹窄，一下子就可以被我膨脹的信心塞滿。 我們仿佛覺得辯論這頭守衛著复旦的榮譽的“阿羅漢神獸”已能被我們駕馭自如了。我們還要驅使著它去攻城略地，再為复旦建功立業。贏了兩場之后，更覺得在我們嘴邊挂了那么久的复旦的光榮与夢想竟像就要實現了一般。 而我們最終卻輸了，盡管總好像有一肚子的不白之冤無處申訴，但我們畢竟輸了。复旦的辯論因為我們而有机會被人輕視。敗兵之將安敢言勇，于是大家紛紛說再也不辯論了，這時候我們又体會到辯論真是項殘酷的游戲。我們總以為自己是拿到了复旦辯論的至寶真經的。我們曾經在圖書館中昏天黑地地查資料，曾經喬裝打扮地深入對手學校，頗有一种“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豪情，曾經挑燈看劍，夜以繼日地商討辯題，還曾經茅塞頓開地記下一個個靈感的火花；在賽場上我們也是縱橫捭闔，儼然是“書生意气，揮斥方遒”。但我們卻輸了，大概是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大概复旦的辯論本也就如此。 一年之后在春末夏初這個季節，复旦園又為系際辯論賽而躁動起來。印象中又多了那么多場的辯論，但感覺仍是如此，复旦的辯論真的就是這個樣子，就像中國的足球，參与的人成千上万，但馬納多拉就是一個也出不了。想想８８年的那支隊伍，只好慨歎“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几回聞”了。 我們總想，辯論這游戲玩得差不多了，胜利的輝煌和失敗的殘酷都如過眼煙云，我們已算深曉個中滋味。還能有多少花頭，總不成再來一次新加坡的大專辯論賽吧！因此當９３年的春天，听說复旦又要代表大陸參加新加坡大專辯論會時，我覺得是命運在開玩笑。 在得胜歸來的總結會上，謝遐齡教授講出了复旦奪魁的“獨門暗器。——搏兔精神：就像一支猛虎，對待小小的一只兔子也會拼盡全力捕之而后快。复旦在對待辯論賽時就像是老虎用上了捕兔之力。 學校組織的選拔賽真是獅子大開口，直欲將全复旦的樂辯之才一网打盡，然后再好好地來一番挑肥揀瘦的淘汰，希望能逮住几個可塑之材，好讓專家團里的三十几位教授、學者們精雕細琢，爭取慢工出細活，能造就出一個無愧于复旦榮譽的辯論隊來。 因此盡管學生們都知道進了辯論隊就是“人方為刀俎，我方為魚肉”，少不了要被教練、專家們“拳打腳踢”、“刀砍斧劈”，仍是一個個都拿出了程門立雪的勁頭，硬生生地想有這么個机會去任人宰割。 選拔賽報名的人趨之若鶩。 我只覺得是一种不由自主的驅使。原以為等新加坡的辯論簡直是件守株待兔的事，而如今這只兔子竟真的來了，我就是搬起這棵樹也得讓兔子撞上去啊。 一旦參加了選拔就真叫騎虎難下了，誰都沒有想到五輪選拔賽對人的考驗竟胜過了以往所有辯論所能帶來的痛苦。 第一輪演講賽雖是輕松過關，但已能從一百多名同學或是慷慨激昂，或是磕磕絆絆的陳辭中感受到复旦學生中蘊藏的火山一樣的能量和熱情。而接下來的是一場比一場艱難的比賽。 兩人對辯只給了三天的准備，只好孤注一擲，自己給自己批了個“全脫產”，總算功夫不負。 第三輪的四人組隊直逼得人忘乎所以。盡管有近一周的時間，但准備起來便如白駒過隙，一點不頂用。先是查資料，請教專家，誠惶誠恐地想臨時抱佛腳，得點真傳。四個人廢寢忘食地討論完了，自己還得夜不能寐地思前想后：如何才能嶄露鋒芒，博得專家賞識。之后寫辯辭時更是搜索枯腸，擱筆后會有油盡燈枯的感覺。好在看到３１０８教室里人頭攢動時能夠自我膨脹起來，辯了個痛快淋漓。 第四輪還是四人組隊。真像剛跑完了三千米，又要再來個一万米，怎奈欲罷不能，只好頭皮硬焦焦地上，所幸的是在最后的大決賽中我能成為３１０８教室歷史上最熱烈的一幕中的主角。里外三層，水泄不通之類的詞用來描述當時的場景已嫌不夠生猛有力，反正能看到的唯一的空地就在正、反方的桌子和主持人的台子間的一塊小小的三角地。能在這种場合中和這么多的复旦人一齊心潮澎湃一次，絕對是雖敗猶榮。 常可以看到那些在孩子群當中威風八面，山大王一樣的孩子頭，到了嚴厲的父母面前，所有的豪气和勇力只變成了几個寒噤，連抗爭的想法都沒有了。我們八個自以為是得胜之師的游俠少年在第五輪當中就嘗到這种滋味。 第一階段筆試。在國政系一個會議室的圓桌上展開，專心致志地對付那份叫“百科知識測驗”的考卷。感覺真是叫“在知識的海洋中遨游”，而且我們都是不會水的人。因此但凡在記憶中尋著了一根救命稻草，便忙不迭地抓牢，希望能帶我到胜利的彼岸。《等待戈多》的作者是誰？康德“三大批判”的第二部是什么？《江村經濟》是誰寫的？當時真討厭這些陌生的名字。第二階段面試。文科樓的１００４房間，十二張沙發圍成“門”字形，像十二星宿擺下的陣勢，各由一位教授坐鎮，自有一股不可名狀的威嚴。我們則一個個依次滑進這個陣營當中接受最后的考驗。 這些專家們早已不是什么慈眉善目的師長了，這在辯論選拔時我們便深有体會，而此時要指望某專家能對你青眼有加更是難上加難。面對聚合著知識寶藏的十二位專家，你只能覺得自己是個身無分文的流浪者，只是出于無奈才大言不慚地將自己那點雞零狗碎的“學問”交待出來。出來后大家所共有的是一种崩潰感，如同滑鐵盧之后的拿破侖。從四輪選拔中千里走單騎一樣地殺出來，本以為自己蠻是那么回事了，怎么一下子又變得好像不名一文。我們都很憤憤不平地認為專家們過于刁鑽的提問起了摧毀我們信心的作用，這不利于我們的成長。 接下來的任務是等候判決。我敢說這是我經歷過的最揪心的時候。 深深地覺得我是個幸運儿，尤其是四個月之后當冠軍獎杯已擺在了复旦的陳列室里再來回顧的時候。我記得楊福家校長常說的兩句話：“一個大學好不好，就看她能否給青年人提供机會。”“机會只給有准備的頭腦。”复旦把一個好机會給了每個人，而我很幸運地把握住了，就像一個喜愛在海邊玩耍的孩子，幸運地拾到了一個美麗的貝殼。他的幸運在于他走在這么一個海灘上，他面對著這樣的一片大海。我們覺得不是我們拾到了貝殼，而是這片海洋——复旦——選擇了我們，她把責任交給了我們。 以我們當時的虛弱要到新加坡去奪魁，無疑是件“挾泰山以超北海”的事情，救治的辦法只能是“惡補”，希望四個月下來我們能成為安泰一樣的巨人，只要靠著复旦這位大地母親身上，就可以力拔山兮气蓋世。 于是我們首先感到的是：辯論是一項事業，而不僅僅是一場游戲。辯論賽也上升成為了各大學之間綜合實力的較量，而不再只是一場口舌之辯。 孔子早就說過“巧言令色鮮矣仁”，而且“有言者不必有德，有德者必有言。”若只有伶牙俐齒則難免會落得個巧言令色的“小人辯”，講的也是無德之言，這是辯論上的旁門左道，顯然為“辯林高手”們所不齒。因此俞老師、王老師首先教導我們的就是如何做人，然后才是如何做辯才。我們要的是“君子辯”，要講“德者之言”。 “德者，得也。”可見這絕不是一日之功。當年禪宗的弟子入門后總要從劈柴、擔水之類的粗活做起，有所謂“生活禪”，才可得以登堂入室。辯論上的修煉亦复如此。世事洞明皆學問，教練對我們的訓練也是從生活中的點點滴滴做起的，而且時不時要來那么几下當頭棒喝。 印象最深的是５月２０日到本部公開表演的那一次。正好是開始集訓的一個月之期，經過准備，集訓隊和由另外四名同學組成的陪練隊又來到３１０８教室公開表演。熱心辯論，關怀复旦名譽的同學們憋足了勁要看看集訓隊的風采，３１０８教室再次爆滿。可惜的是，我們四個人自以為春風得意馬蹄疾，到了場上卻心有余而力不足，辯得很勉強；更不足取的是好几次出現了口誤和有人身攻擊之嫌的語言。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噓聲便成了我們當晚收獲最丰的東西。之后，集合到党委宣傳部的小樓里召開整風會議，俞老師真的來了當頭棒喝，終于使我們明白，完整地尊重他人的人格是贏得任何胜利的前提。辯論隊里從此有了新的作風：迎來送往，端茶倒水，舉止言談，要處處不忘尊重他人。 思而不學則殆。辯論是人格气度的較量，也是知識的競賽。辯論隊建立了自己的小書庫，精讀、泛讀的書分門別類。泛讀的書常是半小時瀏覽，半小時討論；或是六個人一人看一本、評一本，真算得是“好讀書，不求甚解”。精讀書留作“家庭作業”，我們便借著宿舍晚上不熄燈的优勢，“夜讀《春秋》”，房間里讀經誦典之聲不絕于耳。到了次日要讀書匯報或考查之時，更是活脫脫要拿出懸梁刺股的勁頭來。讀《孫子兵法》時，我們運籌帷幄，讀《老子》時，我們坐而論道，讀《論語》，我們又之乎者也。所謂書山有路勤為徑，我們便是這樣從浩如煙海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典籍當中覓得了一條探寶之路。 老祖宗的話固然是金玉良言，字字珠璣，洋人的學問同樣也是汗牛充棟，要通曉無遺非得拿出皓首窮經的勁頭來。好在我們有俞老師這么一位立地書櫥一樣的學者在側。俞老師身為复旦和法蘭克福大學聯合培養的哲學博士，治學十多年，于西學上可謂融會貫通。因此在訓練時我們的俞總教頭常常親自擺壇講學，興起之時可滔滔不絕一個上午地給我們遍講西方哲學歷代大師。為了充分利用俞總這個資源，我們將几乎所有和俞總在一起的空暇時間用來提問，俞總自然來者不拒，總能旁征博引地應答自如。我想，后來在新加坡戰胜劍橋時備受評委推崇的博學之气就是俞總風范的生動展現吧。 我是一個理科學生，于文科知識的了解只能說得上是蜻蜓點水，僅知道一些浮光掠影的表面文章，就好像一個只吃過中國面條的外國人是無論如何也想象不出中國美食已到了一种何等登峰造极的地步。而辯論隊則是將我這么個門外漢帶入了一條琳琅滿目，物華薈萃的美食街。我記得《西游記》中豬八戒吃人參果時由于急于下咽，來了個囫圇吞棗，卻并未品嘗到其中的真味；那么對于這四個月來我們所讀的書，听的課，我們几個人都有點八戒的急躁——一點都沒來得及回味地塞了進去。但我們都知道，塞進去的這些智慧已經成了我們身上的一個核反應堆，在未來的日子里將會不斷迸發出巨大的能量，推動著我們默默爭上游。現在也許到了將這些智慧反芻一下，細細品味的時候，這時更發現，老師們為我開啟了一個壯麗的殿堂，一個嶄新的人生境界。從這么一條“美食街”中暢游下來，我雖然成不了技藝高超的廚師，但起碼評點品嘗的本事總有了一些，而即便是這點雕虫小技，對于一個理科學生來說已是一筆巨大的饋贈。這就是复旦，她凝聚了那么多世間最精美的東西——智慧。她還不僅是個偉大的收藏家，她把莘莘學子們引進了這個智慧的殿堂，無私地將她所有的珍藏与每一個熱愛它們的人共享。 五十堂講座，每一堂講座都在我們腦海中留下至今仍鮮明生動的印象。從朱維錚教授的中國文化史到何思廣老師的西方美術史，從謝遐齡教授的中國古代哲學到朱明權老師的當代國際裁軍，從基督教到艾滋病，從文化語言學到分子生物學，每位老師都有那么多的如珠妙語。哲學系王雷泉老師講佛教時，把我們帶到他的書房，壁立的書櫥中是《大藏經》、《華嚴經》、《法華經》排成的“牆壁”，桌上是一撂子僧缽，我們則圍著可盤膝而坐的圓桌听起佛經來。為了給我們講環境經濟學，經濟系已退休的博士生導師張薰華教授特地送我們一人一本他的專著《生產力經濟學》作預習資料。講課時他冒雨赶來，站在陳舊的長黑板前給我們展示他那有名的“畫圈圈”的分析方法，真讓人覺得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我難以描述每一位老師的精妙之處，不是說“道可道，非常道”嗎？我想這是每個复旦人都有机會享用到的財富，這些老師們是复旦人所共有的財富和驕傲。 一批庸庸碌碌的學生是對老師最大的傷害。面對這么一批有真才實學的專家教授，我們几個自當盡心盡力，希望能以勤奮來彌補以前留下的無可回避的虛弱。鑽研精神便不再像以往只在考試時才偶爾露一回的秘密武器，而成了每天讀書听課之必備了。 第一次听講后現代主義是在美國杜克大學著名教授杰姆遜先生在５１０２作的一個英文講座上。兩小時下來，我們的感覺基本是如墜五里霧中，只好一個勁地纏著俞老師問。俞總先從大處下手，連開兩講“現代西方哲學”讓我們對從維特根斯坦到福柯的諸位大師初識眉目。但我們又發現更多的問題。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結构主義、后結构主義、解构主義，還有反本質主義，林林總總，究竟各為何物！俞總又請來哲學系的佘碧平老師專題講后現代主義，方使得我們茅塞頓開。對于辯才來說，不能光是鑒賞家，自己更要是演奏家才行。最好的辦法就是辯論場上打一場。于是我們為此辯了一場被公認為所經歷過的最佶屈聱牙的辯論，題目是“虛無主義是當代西方文化的根本特征”。 一個辯才硬要練好十八般武藝才行，光是學富五車而不能提刀上馬，赤膊上陣則未免要受制于人。因此辯論隊的訓練從來都不是單向度的，而是丰富多采、寓教于樂，用意無非是讓辯論隊員們摸爬滾打都經得起。 在辯論隊里也看錄像，但絕對沒有平時自己擠到五教去看時的那份悠哉游武。看《巴頓將軍》我們要從他粗豪沙啞的吼聲中感覺出什么叫“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看《刺殺肯尼迪》則要從蓋爾森檢察長最后的法庭辯論中領略“自反而縮，雖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為了增加語言的表現力我們還特意從電視中錄下蓋爾森檢察長的演講，跟著听，跟著講，出口就是“剛才，一位天才的演員為我們演出了精彩的一幕……”。 洒下的汗水盡管每一滴都是一般的苦澀，而其中蘊含的我們為之付出的艱辛則可謂粒粒不同，四個月中的每個日子也就是被大家共同的汗水浸泡得都是那么沉重。 我們真的不取有懈怠的想法。訓練室里小黑板上的倒計時是從“离起飛還有１１３天”時寫起的，而即使在那時候我們也不覺得１１３天會有多么遙遠，相反只覺得我們要去的路、要闖的關太多太多。當８月２０日上午，黑板上的倒計時變成了“明天就起飛！”時，我不敢回想這一百多個日子是如何走過來的，我到底跌倒過多少次。想起《約翰·克利斯朵夫》一書中最后的那段話來： 圣者克利斯朵夫渡過了河。……左肩上扛著一個嬌弱而沉重的孩子。……快要倒下來的克利斯朵夫終于到了彼岸。于是他對孩子說： “咱們到了！唉，你多重啊！孩子，你究竟是誰呢？” 孩子回答說： “我是即將來到的日子。” 辯論中的反方有一套常用的招法，叫“綜合治理法”，這還是王老師在８８年复旦對台大的決賽中發明出來的，之后被各界辯林人士奉為至寶，沿用至今其生命力仍旺盛不衰，几乎成為反方立論之定式。其實辯論本身首先就是一個“綜合治理”的大工程，在這次的辯論集訓中這一點表現得尤為淋漓盡致。 辯論是一种緣份。辯論隊的這群人中，原來或者是素不相識的同學，或者是久仰大名卻不見其人，平素敬若神明的大學者，大領導，而四個月的同甘共苦卻將大家凝成了一個快樂溫暖而又如鋼鐵般堅強的集体。 辯論隊就是這樣一個大家庭，并沒有太多轟轟烈烈的故事，但平淡中的真情往往最能持久。在我們的記憶中——而且還將在今后我們的生活中——辯論隊有不少“圣地”，一些校園里誰都不會多留心的角落，卻是我們愿意常去朝拜的地方。政修路上的小面店是王老師第一次帶我們去的。吃的是炒年糕。后來，當我們從南京路完成了采購任務，精疲力盡地回到复旦時，我們會進去要一碗炒面；當我們想打打牙祭、跑遍了國權路卻買不到一只燒雞時，我們又會去要一碗炒面，找回那份盎然的意興。從新加坡回來后，大家又來到這里，在吃炒面的唏嗦聲中來一次“再回首”，眼里都是些平淡的日子。 科學樓前是复旦最大的一片草坪，也是暑假里我們每天飯后散步都要到的地方。散坐在大水池邊，我們一同唱歌，說笑，一同看俞總行云流水地打八卦掌。 這种地方有多少啊。從南區１７號樓出發到文科樓的這一路上，我們每天訓練室——食堂——宿舍的一條線中，散落了多少和辯論隊一起喜怒哀樂過的人。１７號樓里和善的阿姨，南區大門口修車的老師傅，國年路上賣煎蛋餅的小販，文科樓門房三位老師傅，中灶二樓的大胖子廚師，辯論也曾經進入過他們的生活。 在一起的時候真的不覺得這些感情有多珍貴，特別像我們四個几乎須臾不离的男生，實在是因為彼此都太熟悉了，一切都太理所當然了，友情不是什么值得標榜的東西，但在辯論隊中我們得到友情絕對是值得紀念的。 我們也數不清到底有哪些值得紀念的東西。我們病倒時，不辭路遠，深夜從校本部赶來看我們的朋友，送來的梨子有一种長久的回味。中灶二樓的飯桌上，我們一次次地轉動過新式的“快樂大轉盤”。更還有几十個夜晚曲終人散后，我們四個人在訓練室打地舖時一次次的“星星點燈”。我想，最好是彼此之間總也不要說那句“當愛已成往事。” 四個月的訓練就是在這么一股融融的气氛中進行的。要說訓練不苦，不累，那是假話。但我們体會得到這苦中之樂，就好像游冬泳的人是不會因為水冷，而只一味地臨淵羡魚的。 對于我們每個人來說，辯論這個綜合治理的工程在生活中是無時無刻不在進行的。因為我們念念不忘地要做到一點：將辯論變成本能。我們會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尋找并搜集“妙語”，《魔鬼辭典》、《讀者文摘》，直至報紙上的廣告詞。我們會把孔夫子的高談闊論寫在卡片上，搞得滿屋子都是，其勁頭不會輸給所謂“鑽之彌堅，仰之彌高；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顏回。我們會為了一篇好文章一起沖動，一個個地朗讀下來，一次次在床上感慨唏噓。我們會在每一次辯論前將新加坡的“賽前進行曲”放得山響，在一個抖擻中挺直了腰杆，仿佛對面就是劍橋或台大。我們每天早上都要把一首首的唐詩宋詞拋給窗外的疾風，或是一齊高呼“告訴你吧世界！我不相信！”深知“身体是革命的本錢”的我們會在草地上倒立，在床板上俯臥撐，或對著牆壁打乒乓。我們還遵從俞總所倡導的“清洗派”的養身之道，每天起床一瓶子水下肚，一天的訓練當中總要牛飲掉几大茶缸子，晚上辯論完之后還不忘將王老師“屠宰”好的西瓜塞脹了肚皮。 潛移默化中辯論成了我們的本能，抱著“天下沒有不可辯之話題”的堅定革命信念，我們可以以一人之力抵擋其余五個一流高手的圍攻，負隅頑抗到最后一分鐘。我們甚至可以面對俞、王、林三位的刁鑽發問而侃侃辯來，臉不變色心不跳。我們可以就只准備了十分鐘的辯題“癩蛤蟆能吃上天鵝肉”辯上半個鐘頭，也可以將人家十分鐘的侃侃而談用一句話反駁。 ７月２３日收到新加坡發來的傳真，知道了三道辯題和第一場的抽簽結果。不到一個月的時間，我們共要准備應付五個立場的五套作戰方案，平均每套方案只有五天。任何親自上過辯論場的人都知道，時間太緊，何況是參加這樣的國際性比賽。題目又額外的沉重，艾滋病于我們如海市蜃樓般虛無縹緲，而人性善惡更是讓無數先哲們爭論了兩千年。 從此辯論隊所有的休息時間都被塞滿，讀書、討論、定稿、試辯、修改，每個立場都要這樣一步步定下來。那些天里真叫“辯論的人都一樣”：沙發圍成圈，外頭風急雨驟，窗內卻似渾然不知；身上裹了條大浴巾以御寒，座邊放著個大茶缸以供水，熱水瓶不時在圈中傳來傳去。在訓練室里都要脫鞋赤腳（因為那地板到晚上就是我們的床！）以前為了防暑降溫而借來的五個電扇大多閒置在角落里，只有一個還孜孜不倦地對著滾燙的水壺猛吹。對面”小庫房”里挂著我們換洗下來的衣服，在清冷的風中孤獨地舞蹈，底下一筐筐西瓜始終無動于衷。討論，下去吃飯，席地而臥，再討論，又吃飯，辯它一場，再討論，睡倒。一天就在這几間房里戰斗，渾然分不清究竟是教室還是寢室。我們絕對是把辯論當作了事業，少一分耕耘就少一分收獲。 辯論像吃甘蔗，越到根處越是甜；辯論也像淘金，沒有千磨万擊是弄不到值錢貨色的。現在再有人問我關于辯論，我肯定說我不懂辯論。這是真的，因為我知道真的辯論——真的君子辯——是達到何等爐火純青的境界，那是個尚且無人企及過的高峰，是新加坡的獎杯也證明不了的，我們都只是山坡上的攀登者，怎么敢大言不慚地說“我太知道辯論了”呢！辯論和書畫是一個道理，入了門之后就不再是口舌之爭了，而是比文化底蘊、比气質、比智慧。大書家看了公孫大娘舞劍可參透草書奧義，而書畫匠縱使也寫得龍飛鳳舞，但終究是畫龍畫虎難畫骨，只能是滿紙的匠气。就像瞽者的一雙眼睛，再大也不會傳神。真正的君子辯是值得無休止的修煉的，沒有絕對的強者，沒有最終的胜利者。 送他們上飛机時我已經先行飛回了長沙，迎他們下飛机時，我還在浙贛線上的火車里煎熬，我始終沒到机場和他們共享別离之情和重逢之喜。 但一到學校我又馬上回到了辯論隊之中。辯論隊仍然是我們的家。我們還要一起做那么多的事情：分享成功的喜悅和胜利的果實，回顧總結我們一起走過的日子。王老師提醒我們，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但我們不會忘記，我們曾一同走過從前。 ９月４日，程天權老師如期履約：包餃子為辯論隊將士洗塵。１０個人又一次有机會”同室操戈”，在程老師家的飯桌上你來我往，揉面，□皮，包餡，配合得天衣無縫。這一聚是臨走前程老師為我們餞行時許下的諾言，“新加坡拿了冠軍到我家去包餃子！你們前腳上飛机，我后腳就去買面粉！”劍橋、悉尼和台大的辯友們哪里知道這餃子的力量啊！這時候再一起吃餃子，更覺得人生愜意事莫過于此。席間回想起暑假里張老師特為我們燒的雞湯，做的白切肉，大家都覺得齒頰生津。張老師則慨然應允，下次再來！ ９月８日，淞滬路上的小雅餐廳為慶賀复旦辯論隊奪冠特舉辦冷餐會。理由僅僅是：老板是复旦人，要向為复旦爭光的老師、同學表示點謝意。 上海的傳媒則有了一系列關于辯論賽的節目：９月６日東方電視台“東方直播室”節目，上海電台“市民与社會”節目。 ９月７日上海電視台“三色呼拉圈”節目。 ９月１２日上海電台的“今天我主持”節目。 …… 這都是對胜利者的獎賞和報答。 我想大家郁沒有忘記王老師在總結會上告誡我們的一句話：“今后要夾起尾巴做人。”因為光榮屬于复旦，更多的夢想屬于更多的复旦人。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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