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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對削減沖鋒隊數量的保證是真心誠意的。多年來，沖鋒隊表現出來的獨立性使他傷透了腦筋。近几個月來，沖鋒隊的司令官羅姆上尉又一直要求將他的手下，改編為部隊。自然，軍方是反對此舉的。 希特勒知道，他生存下去的最好辦法，是支持軍方領導人，因為沒有他們的全力支持，他是無法實現他的最終目標的。于是，他便宣布：“在我國，只有國防軍才准許持有武器；沖鋒隊只負責對人民進行政治教育。”這番話使４００万褐衫党徒怒火复燃，使他們不禁想起了党內南北兩派之間長期斗爭的情形。一方面，他們仍忠于希特勒這位精神領袖，另一方面，許多人也覺得他背叛了“褐色革命”，正在賣身投靠右派。 他們將自己看作是党內激進主義的象征，對掌權一年來所作的改革不滿。數月來，羅姆（“不悲觀者才有理想”）一直在鼓吹“二次革命”，只有那樣才能得到他們為此戰斗過的社會利益和物質利益。“誰要是認為沖鋒隊的任務已經完成”，在坦貝羅夫机場他對８０００名褐衫党徒說，“他就得想想，我們還在這里，而且還想繼續呆在這里，而不管發生什么情況。” 雖然大部分党員都有反資本主義和保守主義的情感，但最激進、最熱切的還是沖鋒隊。羅姆反复鼓吹，他和他的手下才是國家社會主義的真正衛士（“我們是完成德國革命的不可腐蝕的保證者”）。 希特勒雖然同情激進派，但他的頭腦告訴他，除非德國從經濟災難中恢复過來，并重建起武裝部隊，否則，進一步革命是行不通的。這點，若沒有工業界和軍隊的全力支持又是做不到的。与此同時，為了息事宁人，他讓羅姆在內閣擔任不管部長，還答應讓他出任國防部長。于是，他便于１９３４年１月１日書面表揚了他。表揚信很出色，因為通聘用的都是第二人稱單數的昵稱“你”。希特勒的原意是，一方面稱贊他，另方面要婉轉警告他，保衛國家的事情還是要留給軍隊去做，但羅姆未領會這點。他以為有希特勒撐腰，膽子便大了，竟向國防部發去一份照會，聲稱保衛國家的安全是沖鋒隊的特權。 這便使矛盾激化了。馮·勃洛姆堡將軍于是便請求希特勒裁決。１９３４年２月的最后一天，希特勒懊喪地把沖鋒隊和國防軍的領導人請到國防部的用大理石作柱的訓導廳里開會。在他的“動人的，揪心的”演講中，希特勒勸雙方妥協。他說，党解決了失業問題，但在８年后，經濟又會衰退，唯一的補救辦法是為過剩的人口創造生存空間。這可能會有必要先在西方然后在東方采取短暫的、決戰決胜的軍事行動。然而，羅姆所建議的民兵“一點儿也不适于國防”。解決的辦法是建立人民軍，對他們進行嚴格的訓練，并用最新式的武器武裝他們。沖鋒隊必須將自己限制在內部政治事務的范圍內。 此時，希特勒強迫勃洛姆堡和羅姆當著他的面簽署協議。沖鋒隊得到了兩項半事事任務：沿國境線起警察的作用；１８歲至２１歲青年的軍訓由它承擔，２１歲至２６歲未在部隊服役的青年則進行“沖鋒隊体育”訓練——這是有組織的軍訓的代號。 對羅姆，這是個打擊，但會后他把大家請到他的家里，共進和解的午餐（他的住家先前是個百万富翁的大廈）。“希特勒沒有參加”，馮·維希將軍回憶說，“飯菜很好——气氛卻冷若冰霜。反正，和平似乎已恢复了。人們當然相信，希特勒在党內的權力很大，他們的決定對沖鋒隊會有約束力。” 軍人一走，羅姆也許是喝了酒的緣故，真實感情便爆發了：“那個荒唐透頂的下士說的話算個屁”，他對自己的追隨者說，“我根本不想遵守這份協議。希特勒是個叛徒，最少也要去休假……要是有了他，目的便達不到，我們干脆就不要他。”至少有一個听者大吃一惊。在沖鋒隊大隊長維克多·盧澤听來，這是出賣。于是，他便向赫斯告發。元首的副官舉棋不定，不敢行動。准克多便親身前往上薩爾茨堡，將沖鋒隊高層領導中的嚴重不滿面告希特勒。元首再次無動于衷。“必須讓事態發展”，元首不想再討論下去，好像不愿承認他心愛的沖鋒隊有近乎暴亂的不滿情緒似的。然而，几星期后，他卻斷然拒絕了羅姆的評論：“灰石（軍隊）必須被褐色洪水淹沒。”他說“新的部隊是灰色的，不是褐色的。” 羅姆進行了反擊。４月，他在柏林召開記者招待會，出席的除外國記者外，還有各外交使團的官員。他身材又矮又胖，渾身是勁，威風凜凜，講話的語气也咄咄逼人，好像非服從他不可似的。“沖鋒隊是德國革命的意志和思想的英勇化身”，他對外國人這樣說，但下一段話卻顯然是說給希特勒听的。他說，党內反對沖鋒隊的人，都是反動分子和資產階級因循守舊分子。“只有沖鋒隊才代表國家社會主義革命！” 在党衛軍內，羅姆的秘密敵人業已在密謀將他粉碎。為首的是特工部的頭子萊因哈德·海德里希，而不是党衛軍的首領。這乍看起來是有點奇怪的——一些日子來，希姆萊之所以不愿意支持這一陰謀，也許是因為他怕与沖鋒隊公開爆發矛盾會導致党的分裂——但是，當得悉戈林也參与這一陰謀時，他便躍躍欲試了。戈林不僅是元首的心腹，而且還能給他一個他垂涎已久的職務——普魯士州秘密警察局局長。 （*秘密警察一詞的德語文是Ｇｅｈｅｉｍｅｓ Ｓｔａａｔｓｐｏｌｉｚｅｉａｍｔ方便郵遞，某郵局為這一新組織刻了印章，將之縮寫為Ｇｅｓｔａｐａ，若按此音譯為中文則是“蓋世太巴”，但在口語中，它成了Ｇｅｓｔａｐｏ，中文譯為“蓋世太保”——譯注）希姆萊一与這個党魁勾結，他立刻便成了蓋世太保的頭子。接著，他便向党衛軍所有單位暗示，一場与沖鋒隊的公開斗爭已在咫尺。海德里希報告說，他已收集了不少材料，證明羅姆陰謀背叛。這樣，這場斗爭便勢成定局。其實，羅姆根本無意發動起義。他只想用“一個金籠子”將元首与其心怀叵測的顧問們分開，強壓希特勒給沖鋒隊在帝國內以适當的地位。他發動的是神經戰，而不是出賣，但他的威脅性語言卻是惊慌的根源。６月４日，希特勒把羅姆召至總理府，根据希特勒的說法，他們的談話持續了５小時。“我哀求他自動反對這一瘋狂行動——同時也讓他使用自己的權力去阻止事態的發展。因為不管如何，此事只能以災難而告終……參謀長向我保證，報告部分失實，部分被夸大其詞，還有，他將在權限內盡一切努力，糾正事態。之后，他便走了。” 雖然有個目擊者，即巴本的副官，發誓說，他听見他們“在大聲爭吵”，在希特勒的說法中卻找不到爭吵的跡象。羅姆可能是于深夜离去的，他所得的印象是，元首雖同情沖鋒隊，但在軍方的壓力下，不得不遏制沖鋒隊的活動。希特勒自認為已真正与羅姆握手言歡，這也有可能。因為特工部几乎就在同時報告說，元首已在几個問題上与沖鋒隊司令達成了協議。 雙方同意，沖鋒隊原定全体休假一月的假期將如期開始。這消息是由德國新聞局于６月７日公布的。次日，德國新聞局公布了令人費解的“羅姆參謀長令”。命令說“几周來，本人身患痛苦的神經系統病，使健康受損。現決定遵醫囑進行治療，以求康复。” 這兩條消息使軍方安心了。他們覺察出，這是羅姆隕落的信號。海德里希卻大吃一惊——他只需３個星期便可完成其反對沖鋒隊的計划。這兩條消息迫使希特勒采取果斷行動。羅姆的弟媳，還有其他人，警告羅姆說，外邊謠傳戈林—戈培爾—希姆萊在合謀搞掉他。“他也察覺有些不對勁”，她回憶說“但仍不以為然。他對希特勒從未有過絲毫怀疑。” 在威尼斯會見墨索里尼受辱回國后數小時，一位完全不同的人士的不滿便降臨在希特勒身上。６月１７日，一個愉快的星期天，巴本准備在馬堡大學發表講演。人們對副總理的演講多少有點興趣，因為半年前他曾在不來梅俱樂部發表過有爭議的演講。平時，他曾警告，由于新政權踐踏了法律原則，并對教會諸多限制，德國的局面越來越動蕩不安。當他步入大禮堂時，——里面坐滿了學生和教授，還有稀稀拉拉地坐著的身穿制服的納粹党員——禮堂里充滿了期望的气氛。一開始，他便單刀直入，向受控的報界發動進攻，特別是對戈培爾。 這些話出自政府之第二號人物之口，使學生們目瞪口呆。但這還僅僅是開端。在將納粹盲從者和空談家連同一党制一起攻擊了一番后，他敦促希特勒与支持羅姆的二次革命的人們決裂。“我們搞反馬克思主義革命的目的，難道是為了實行馬克思主義綱領嗎？……一個國家的人民，若要名垂史冊，它就承受不啟發生在下邊的永無休止的叛亂。在某個時候運動就得停止，堅實的社會結构才能出現。” 有几個党員在高聲抗議，但他們的喊聲卻被暴風雨般的掌聲淹沒。只有《法蘭克福報》在下午版中發表了這篇講話的片斷。戈培爾下令將報紙全部扣審，并禁止電台重播（原定要重播）這篇講話。但是，講話的全文卻走漏了出去，并在國外發表，在國內外掀起一陣軒然大波。當副總理在漢堡跑馬場上出現時，人們向他高喊：“歡呼馬堡！” 頭几天，希特勒沒有吭聲。攤牌的還是巴本本人。他威脅說，除非解除戈培爾不准重播其講話的禁令，否則便辭職。希特勒勸副總理冷靜。他承認，戈培爾犯了大錯誤。接著，他便厲聲譴責沖鋒隊不服從命令，好像他批准了講話的那部分內容似的。他保證將禁令解除，請求巴本暫勿遞交辭呈，待兩人同去諾伊德克面見興登堡時再說。 巴本答應等待，但希特勒卻自食其言。次日，６月２１日，他只身匆匆前往諾伊德克，禁令也未解除。他公布的此行的目的是向興登堡匯報新近与墨索里尼會見的情況。但更可能的是，他會見老頭子時不想讓巴本參加，免得礙手礙腳。他也許想看看興登堡的健康狀況，看看他還有多長時間可為當他的繼任人作出安排。為此，他必須得到軍方的支持。有意思的是，在興登堡庄園的台階上碰到的第一個人卻是國防部長勃洛姆堡——天气雖然炎熱，勃洛姆堡卻身穿全套制服。 總統之會見元首是有其自己的理由的。他想听听巴本之演講招來的混亂情形到底如何，但說話的卻是勃洛姆堡（他板著臉孔，筆挺地端坐著）。他明确指出，應該首先考慮內部以和為貴。希特勒若不能解除眼前無法容忍的緊張局勢，總統就要發布戒嚴令，并把這一任務交給軍隊。他未得到羅姆和二次革命，實際上也沒有必要提及。會見只進行了４分鐘便宣告結束。很快希特勒便飛回柏林。在安靜的旅途中，他的思潮大概轉向了羅姆。“數月來，我之所以反复不能作決”，數周后，他向國會解釋說，“那是因為有兩种考慮。首先，我總不相信，建立在忠誠基礎上的關系竟是謊言。其次，我私下里還怀著希望，盡量不讓運動和我的沖鋒隊蒙受不和帶來的恥辱，盡量鏟除這种惡作劇而又不發生沖突。” 當晚，希特勒便下決心采取行動。翌晨，他給數月前就曾警告他要提防羅姆的維克多·盧澤去電，令他立刻前來總理府報到。“他領我進了書房”，盧澤在日記中寫道，“拉著我的手，要我宣誓保密，直到把事干完為止。”元首感情有點儿沖動地透露說，由于羅姆決心武裝沖鋒隊以反對軍方，所以必須將他搞掉。“元首說，他歷來知道，我是不參与這些事情的，因此，我不能接受慕尼黑的任何命令，只能接受他的指示。” 与此同時，海德里希和希姆萊正在千方百計讓羅姆自投羅网。同日，希姆萊將党衛軍的一位頭目弗萊赫爾·馮·埃波斯坦召來，告訴他，羅姆正在密謀叛亂。埃波斯坦應將此事轉告各軍區司令，自己則讓部隊處于“謹慎的緊急狀態”，讓他們在兵營候命，以備急時之需。通過部隊的渠道，警告便在几小時內傳達下去了：軍隊總辦公室主任通知各級軍官，由于沖鋒隊的政變已迫在眉睫，可向支持部隊的党衛軍發放他們所需的武器。 此時，希特勒已完全相信羅姆是在密謀叛亂。他對國防部長馮·勃洛姆堡說，他將把所有沖鋒隊司令召至巴特維塞——這是個溫泉，位于特干塞河上，羅姆在該地休養。希特勒繼續說，待他們全体集中后，他將親手逮捕他們，“与他們算帳”。部隊已作好行動准備。首先，國防軍總司令瓦爾納·馮·弗立普將軍發布命令，使全軍處于戰備狀態。休假被取消，全軍將士回營。 几乎同時，赫斯在電台全國聯播節目中發表了一起出色的講話。它既是對羅姆的警告，也是對他的請求。“背信起義者可悲！認為通過叛亂可為革命服務者可悲！”接著，他便說，這些密謀者是“荒誕的理想主義者。”通篇講話均可說是希特勒的，因為它敦促羅姆放棄他的二次革命，重新歸隊。次日，赫爾曼·戈林發出了一個更直言不諱的警告：誰要是腐蝕了對希特勒的信任，誰就得“用頭顱償還。”身在巴特維塞的羅姆，雖然与世隔絕，對這些預兆，也本應有所風聞。４月２８日，德國軍官聯合會將他開除出會。這又是個前兆。 在柏林，關于即將攤牌一舉，流言四起。同日，塞夫頓·德爾默便從巴本的新聞顧問的助手那里得悉了關于希特勒進退維谷的第一手消息。“為爭奪興登堡的繼承權，我們正在作戰”，他解釋說，以希特勒為一方，以副總理及其保守派為另一方。他預言，下次內閣會議上肯定會攤牌，巴本將迫使希特勒“鎮壓”羅姆及其二次革命的同伙搞的“恐怖的無政府主義”。倘使元首予以拒絕，巴本集團便會辭職，興登堡便會解除希特勒的職務，將政權交給軍隊。“不管事態如何發展，我的老板認為，他已抓住了希特勒的小辮子。如果他接受，他的權力便被剪除；如拒絕，軍隊便會接管。我希望希特勒拒絕，即使可能意味著火并！” 此時，元首在埃森，還參加當地一地方長官的婚禮，表面上好像在歡度假期。另一個客人盧澤卻在犯愁。“我覺得”，他在日記中寫道，“趁元首不在柏林，有眼看不見，有耳不能聞，只能靠電話通訊的机會，把‘那件事搞嚴重，并加快步伐，這是适合某些人的需要的。” 确實，在這一陰謀的發展過程中，電話起了主要的作用。希特勒与戈林一抵達新郎新娘家中進婚禮早餐，希姆萊便從柏林打來電話，念了一系列令人吃惊的報告。當戈林得知想像中的沖鋒隊的陰謀后，不住地點頭稱是。希特勒大怒，連忙赶回他設在當地的總部。“在旅館的房間內”，盧澤說——盧澤也是被匆忙召來者——“電話几乎不斷。元首在沉思，但是很明顯，他現在不得不采取行動了。” 戈林的秘書帶著希姆萊關于褐衫党徒即將起義的進一步消息匆匆赶到。這使會議頓時活躍起來。這份報告，連同海德里希的一個特工人員帶來的報告——該報告說，羅姆的沖鋒隊剛剛辱罵了一個外交官——使希特勒按捺不住。“我受夠了”，他說，“我做個榜樣給他們瞧瞧。”他令戈林赶回柏林，在收到暗語（“蜂雀”）后便著手行動。接著，他自己打了個電話給身在巴特維塞的羅姆，對据說騷扰了外國人一事進行批評。他帶點儿火气說，這是不能容忍的，并告訴羅姆，將沖鋒隊領導人全部集中在巴特維塞，他要向他們發表講話。時間是兩天后上午１１時。 這次通話并未使羅姆擔憂，或者說，他假裝不擔憂的樣子，因為回餐桌旁時他似乎“很是得意。”他對客人們（內中有馮·埃普將軍）說，希特勒將于６月３０日參加沖鋒隊領導人大會，還得意地說，這將給他提供一個“撕下戈培爾的假面具”的机會。他知道，沖鋒隊和軍隊是可以指望的。這种不現實的言論表明，羅姆要不是在异想天開，就是對渦旋在他周圍的陰謀一無所知。 戈林一返回柏林，陰謀便升了級。次日上午，６月２９日，星期五，他令普魯士警察部隊和忠于元首的党衛軍衛隊處于戒備狀態。更重要的是，他以希特勒宣布緊急狀態為依据，將普魯士之權力攬于一身，將西里西亞之權力授于沖鋒隊東南區司令，并令他逮捕一批褐衫党徒領袖，解除沖鋒隊司令部所有衛兵的武裝并占領布雷斯洛警署。 到此時，軍隊總戒備令業已生效，但許多高級將領仍不相信羅姆有叛亂的企圖。當日上午，有個軍官飛往柏林，當面向參謀總長馮·弗立普陳述了這一看法。這個持有怀疑者是西里西亞軍區司令埃瓦爾德·馮·克萊施特將軍。他當著在場的路德維希·貝克將軍的面對弗立普說，西里西亞沖鋒隊的領導人（羅姆的密友）曾向他保證，褐衫党的行動准備不外乎是針對軍隊反對他們的戒備狀態所作出的反應。克萊施特堅信，有第三者——他提到了希姆萊——在挑動沖鋒隊和軍隊，令他們互相廝殺。弗立普深表關切，立刻把軍隊辦公室主任馮·萊希瑙將軍召來——早在１９３３年前萊希瑙就是個忠誠的納粹。他文質彬彬，是個典型的普魯士將軍，他戴著永不离身的單眼鏡，舉止永遠不慌不忙。他听完克萊施特的陳述后說：“這可能是真的，但為時已晚。” 此時，通過軍隊的渠道，新的證据——無非是謠傳，假報告和篡改過的文件——像潮水般涌來，以使這些起了疑心的湯瑪斯（耶穌第十二個門徒——譯注）相信，起義得手后，羅姆將處決從弗立普算起的所有高級將領或解除他們的職務。捏造的處決名單，被傳來傳去，假的也好像成了真的。當天的《人民觀察家報》刊登了國防部長勃洛姆堡的一起文單，加重了這個幻影。他宣布，軍隊忠誠地支持總理。 假使羅姆讀了這篇文章，很明顯，他也未認識到這是對他本人進行警告。他仍沉浸在巴特維塞的良辰美景中，對沖鋒隊要員之光臨他的公寓，他還若無其事地——施禮問候，對當天上午之与元首會晤還深表滿意。當戰時的一位老同志現在的一位將軍警告他，軍隊若不向叛亂的沖鋒隊開槍，他就“犯了個致命的錯誤”時，他仍泰然自若。羅姆當晚的舉止絕不是一個叛亂者的舉止。在懶洋洋地玩完“塔洛克”（這是巴伐利亞的一种紙牌，由３人共玩）后，醫生給他打了一支神經鎮痛針，他便准備安睡。 希特勒卻不然。在巴特戈德斯貝格的德烈森旅館，希特勒的房間簡直成了戰斗前夕的軍事指揮部，而他卻像一個具有首席指揮權卻又不果斷的將軍。午夜前，他令党衛軍衛隊指揮官約瑟夫（塞普）·狄特里希率領兩連人馬朝巴特維塞進發。片刻后，由于來了兩個電話，一個是柏林來的，另一個是慕尼黑來的，計划便急劇地改變了。第一個電話是希姆萊打來的（希姆萊剛對里賓特洛甫說，“羅姆完蛋了。”）說，柏林的沖鋒隊准備于下午５時起事，計划占領政府大樓。在通話過程中，希特勒只作哼哈回答，但一撂下話筒，他便喊道：“這是叛亂！”看來，柏林之沖鋒隊頭子卡爾·埃恩斯特不但不按計划前往巴特維塞，反而留在柏林指揮叛亂！（他在不來梅，准備作蜜月旅行）。 又來了個電話，打斷了元首的連聲譴責。電話是巴伐利亞的地方長官阿道夫·瓦格納打來的。他說，吵吵鬧鬧的沖鋒隊已上了街頭，還在高呼“軍隊反對我們！”（有些部隊确實出動了，原因是有個神秘的小冊子說：“沖鋒隊，沖上街頭！元首已不再支持我們！”） 希特勒的憤怒變成了惊慌。這就是羅姆叛亂的活生生的證据。“我終于清楚了”，他后來說，“只有一人能反對也必須反對總長（羅姆）。他曾向我表忠，卻又自食品言。為此，我就必須找他算賬。” 他突然決定：他要前往巴特維塞，親身去會會“這窩叛徒”。這使他的同志們暗吃一惊。他命他的專机准備起飛，然后便在土台和大廳間來回踱步。他百感交集：羅姆怎么能干出這等事來？他怎么能背叛他的元首？ 希特勒顫抖地爬上三引擎的“容克５２”。這是一架臨時換上來的飛机，因為原机發生了引擎故障。此時是凌晨２時左右。他一起股坐在位子上，雙眼直視漆黑一起的前方。他的新聞主任奧托·狄迪里希“對發生的事一無所知”。后來，有個副官讓大家把槍上的保險打開，他才略有所悟。 确知內情的盧澤心中想著羅姆。他暗自吟道： 紅霞呀，紅霞， 您照耀我們早亡， 昨日昂首騎駿馬， 今朝子彈穿胸膛。 當晚，陰雨連綿。拂曉，飛机在灰暗中在上維申弗爾德机場濕漉漉的跑道上降落。這是個空軍机場，１２年前希特勒就是在這里与警察和軍隊發生磨擦遭受羞辱的。机場場長很傷心，因為參謀總長曾有過指示，元首的座机Ｄ—２６００快到時，馬上通知沖鋒隊的領導。由于在最后一分鐘改變座机，到机場歡迎的只找到稀稀拉拉的几個人——党內的要員和數位軍官——“這是我，生气最不愉快的一天”，他對他們說，“我要親身到巴特維塞去，接受最嚴厲的處分。” 希特勒乘小車來到巴伐利亞內務部，下了車，巴伐利亞的地方長官兼內政部長瓦格納緊跟在他身后。元首進樓時，腳步之急促，手皮衣的衣尾都飛了起來。他大步上樓，直奔瓦格納的辦公室。當他步入客廳時，上巴伐利亞沖鋒隊的頭子唰地站了起來，向他敬禮，但希特勒卻朝他沖去，喊道：“將他關起來！”他破口大罵叛徒賣國賊，尤其是沖鋒隊的領導人——他們的手下曾被小冊子誘上街道。“你”，他喊道，“被捕了。槍斃你！” 清晨６時，元首“依舊激動得怕人”，便從大樓里出來。原定帶武裝增援部隊前來的第二架飛机尚未抵達，但元首已迫不及待。他爬進凱姆卡的小車，与通常一樣坐在司机身旁，令他直奔巴特維塞。他們上路了，后邊跟著施列克的車子。他們一共才八九個男人，外加元首的女秘書施洛德小姐。坐在后邊的戈培爾不停地談論沖鋒隊的陰謀，希特勒卻一言不發，兩眼直視前方。此時，太陽正從東方天際的云層里鑽出來。看來，今天是“希特勒天气”。 不到一小時，他們便抵達了特根塞——它龜縮在阿爾卑斯山的門廊里，在晨霧中淌著清澈的流水。“到漢塞爾包爾公寓去”，他對凱姆卡說，“眼前有樁肮髒的勾當”，所以要使漢塞爾包爾公寓里的人來個措手不及。此時已將近７時，教堂的鐘聲已敲響，召喚善男信女前去做早晨彌撒。凱姆卡緩緩地、小心翼翼地將車子停在旅館前。他注意到，有些窗戶關著，其它已經打開，門口沒有衛哨。希特勒第一個走了進去。首層不見人影，餐廳里也空空如也——准備中午舉行宴會。房東太太出來了。一見面前出現的是元首，她大吃一惊，連忙說著元首駕臨，不胜榮幸之類的恭維話，但他卻叫她立刻領他去見羅姆。 一行人分別把守著各扇房門。一個便衣在羅姆的房門上敲了敲。希特勒提著手槍走了進去。站在元首身后的凱姆卡發現，睡眼朦朧的羅姆，又惊慌失措又摸不著頭腦，只在不住地眨眼。床上只有他一人。 “恩斯特”，希特勒說，“你被捕了。”希特勒用的是昵稱“你”而不是尊稱“您”。說話時，希特勒在內政部里的那一肚子怒气全然沒有了。他“有點儿緊張，但不十分激動。”他言簡意賅地指控羅姆是個賣國賊，并叫他快穿衣裳。羅姆一邊強烈抗議，一邊穿上便衣，但希特勒已走了出去。羅姆的這一番話全浪費在留下來的便衣身上了。 元首已在敲對面房間的房門。門開了，一個名叫海因納斯的大隊長睡眼朦朧地向外張望。他身后站著的是他的同床人，一個瀟洒的小伙子——是他的司机。“此情景令我生厭，几乎令我作嘔”，戈培爾寫道。 希特勒立刻前往隔壁房間，留下盧澤去搜查武器。“盧澤，我啥也沒有干！”海因納斯喊道，“你不能幫幫忙嗎？” “無能為力”，盧澤不是義正詞嚴地，而是難堪地將前話重复了一遍。可能是出于憤怒，或是震惊過度，海因納斯拒不穿衣。希特勒返身回來告訴他，他若拒捕就當場槍斃，海因納斯這才穿上衣服。他与羅姆及其同事們一起被關進洗衣房。与他們一起被關閉的有十來個沖鋒隊的哨兵（元首沖進來時他們仍在睡覺），海因納斯的司机以及几個當場被捕的面目清秀的青年。 希特勒一面討論下一步的步驟，一面令凱姆卡前往鄰近的一座公寓把羅姆的表弟兼司机梅克斯·沃格爾抓來。沃格爾正与一個姑娘睡在床上——那天早晨這种事只有這一樁。沃格爾是凱姆卡的好友，但他無奈，只得抱歉地宣布，他被捕了。當他們前往車房時，沃格爾提出了一個奇怪的要求：他能否再開一次羅姆的車？凱姆卡表示諒解。于是，凱姆卡便站在踏腳板上，讓沃格爾在馬路上轉了几圈。 正當凱姆卡和他的犯人來到漢塞爾包爾公寓前時，一輛坐有４０名左右沖鋒隊的卡車開了過來。這群全身武裝的沖鋒隊來自慕尼黑，是羅姆“司令部的衛兵”。他們的司令仍被關在洗衣房內，對此，他們悻悻不快。威廉·布魯克納，希特勒的一位副官，高聲令他們立即返回慕尼黑。他們不听，只憤怒地望著那位副官。看來，一場戰斗在所難免了。 希特勒走上前來。“布魯克納的話你們听見了沒有？”他口气雖然軟，這卻是一道命令。他令這伙衛兵立刻返回慕尼黑。“路上，你們會碰到党衛軍，由他們解除你們的武裝。”解除他們的斗志的是他的態度，而不是他的話。卡車開走了。 犯人被裝上兩輛大轎車。在武裝人員押運下，車隊開始出發。領頭開路的是希特勒的”麥塞蒂斯”。那些前往赴宴的沖鋒隊都被希特勒阻止，并被一一盤問。凡在戈培爾匆匆開列的名單上有名的人物均被繳械，并被令插入車隊。 車隊不斷增大。待車隊駛抵“褐色大廈”時，已是上午９時左右了。在此之前，軍隊已在該大廈布下了防線。希特勒對軍隊前來援助表示感謝，并一再表示，他從不想利用他們去反對沖鋒隊。一進入大廈，希特勒便令戈培爾用電話將暗語傳給戈林。清洗開始了。“我下令向這次叛亂的頭目開槍，并繼而下令，將在我們家庭生活中往井內下毒的毒手，并在外邊下毒的毒手全部殺光，一個不留。”這番話勾起了他對母親死于毒瘤的回憶，而布洛克醫生也透露了希特勒感情上的動亂是何等深刻。 党衛軍抓來的沖鋒隊領導人，已塞滿了施塔德爾海姆監獄。仍留在“褐色大廈”的領導人，例如羅姆，要求面見希特勒，遭拒后，又求見戈培爾。戈培爾正忙著与戈林通話，通話未完，最后一個犯人已被押上裝甲車，前往施塔德海姆。羅姆被關進單人牢房，与啤酒館起義失敗后他坐的牢房相距不遠。 在“褐色大廈”內，馮·埃普將軍要求對羅姆交付軍事法庭審判。這使希特勒大為不安，只好一大早便大發雷霆。他喊道，羅姆是個賣國賊，證据确鑿，罪不容誅。他這一通火，使埃普將軍大吃一惊，但一時又無話可說。當他步出大廈時，他喃喃地對副官說：“發了瘋！” 片刻后，１１時３０分，在寬敞的會議室內召開的沖鋒隊領導人的會議開始了。此時，希特勒尚未恢复平靜，對惶惶不安的听眾發表的講話不外乎是對沖鋒隊的抱怨，但前言不搭后語。在長達一小時的長篇大論中，希特勒的听眾都不安地站立著。希特勒唾沫橫飛，令其中一個听眾著了迷。“因感情故，他常常哽咽。”他指責羅姆企圖將他殺害，以便拱手將德國奉送給她的敵人。他說，羅姆及其同謀將被槍斃。 槍殺尚未開始，原因是希特勒仍在等待塞普·狄迪里希（衛隊司令）前來執行。過了不久，他來了，忙向怒容滿面的希特勒解釋說，遲到的原因之一是，卡車輪胎是舊的，道路泥泞，行駛不快。盡管希特勒因其遲到而惱怒，當天卻未發布任何命令。他讓狄迪里希安心待命，說他還得与顧問們磋商，才能決定被告們的命運。３小時過去了，命令還沒有下來。 盡管希特勒仍在猶豫，他的柏林的同事卻已開始處決犯人。希姆萊—海德里希—戈林三人集團所需要的就是那句暗語（“蜂雀”），等暗語一到，他們便立刻將策划已久的陰謀付諸實施。當巴本前往戈林的辦公室報到時，對該地“到處是帶著机槍的党衛軍步哨”深表厭煩。接著，他又惊奇地得悉，希特勒已授權戈林去處置首都的起義者。巴本連聲抗議，理由是，他是副總理，總理不在時，此權理應屬他。他堅持讓興登堡發布緊急狀態，把國防軍調來維護法律与秩序。戈林拒絕。他与希姆萊的党衛軍完全能控制局勢。巴本一再抗議，但話卻不斷被戈林打斷。戈林令副總理立即回家，為自己的安全著想。巴本還未到家，柏林街頭便車聲四起。到處逮捕新政權的敵人。一支部隊包圍了巴本的辦公室，槍殺了他的新聞首席官，逮捕了其他工作人員。副總理原本也可能會罹難的；因為，他一進家門，家里便成了監獄。巴本發現，家里的電話線已被切斷，客廳里坐著個警官，警官還令他不得与外界聯系。 那天是星期六，天气炎熱。很少柏林人知道首都已發生了异乎尋常的事件。對許多在提埃加登和平提樹下閒逛的人說來，他們最操心是，隨著太陽的升起，天气會越來越熱。然而，記者德爾默卻愁腸百結，放棄了上午的采訪，匆匆赶回辦公室。“還寫什么‘希特勒獨裁政權的險境’的報道，這真是把腦袋伸了出去”，他不斷對自己說。如沒發生什么事，那又怎么辦？但是，一當他的車子被警察封鎖線攔住去路時，他的擔心全消失了。“某件事确實發生了。”頭戴鋼盜、手提沖鋒槍的警察正在包圍羅姆的豪華寓所——位于提埃加登大街的一個角落里。 在郊區，馮·施萊徹爾將軍的廚子領著兩個蓋世太保來到了這位前總理的書房。其中一個不速之客問他是否是施萊徹爾時，前總理抬頭回答說：“是”。話音未落兩人便開了槍。在角落里听收音机的施萊徹爾夫人連忙朝中彈的丈夫奔去，中途中彈倒地。施萊徹爾當場被擊斃，夫人則被送進醫院后死亡。 在慕尼黑，對羅姆及其同事們最后應如何判決，希特勒仍拿不定主意。在會議室，討論之聲之大，連站在外屋的塞普·狄迪里希隔著雙重門都听到了。下午５時左右，會議室的門開了。赫斯的助手馬丁·鮑曼從里邊出來。他把狄迪里希領到希特勒跟前。“回兵營去”，元首指示說。他還下達一道狄迪里希覺得是從他身上擠出來的命令：“挑一名軍官和六名士兵出來，將沖鋒隊的領導人以叛國罪處決。” 狄迪里希檢查了一下鮑曼交給他的一份名單。被抓進施嗒德爾海姆的全部榜上有名，但希特勒只挑出了其中十二人，包括海因納斯和上巴伐利亞沖鋒隊的頭子在內——卻沒有恩斯特·羅姆。希特勒仍不敢作出那种決定。 當巴伐利亞司法部長漢斯·弗蘭克得悉，許多沖鋒隊的領導人被關進施塔德爾海姆時，他決定親身前往該處，把案子接過來。抵達后，他下令將沖鋒隊犯人交給該州的警察大隊看押，然后親身前往羅姆的牢房。 “這是什么意思？”羅姆問，“發生了什么事？” 弗蘭克知之不多，也不能給多少保證，他只希望一切能按法律手續進行。羅姆回答說，他已作好了最坏的打算。“我已將生死置于度外，請您關照我的親屬。她們全都是女人，完全靠我。”弗蘭克將牢門打開時，羅姆緊緊地握住他的手，“所有的革命”，他說“都吞噬自己的儿女。” 弗蘭克剛回到自己的辦公室，塞普·狄迪里希便与一個同事前來宣布，他負命前來槍決一批沖鋒隊領導人。他拿出一份希特勒曾親自過目的名單。弗蘭克目瞪口呆，說，在任何情況下這些人都不能處決。狄迪里希說，命令是元首親口下的。弗蘭克說服了他，由他再打電話向“褐色大廈”請示。他首先与赫斯通話。片刻后，狄迪里希把話筒遞給了弗蘭克。“希特勒有話跟你說”。 希特勒一開始便大聲疾呼：“你拒絕執行我的命令嗎？你是不是同情這些犯罪渣滓？我要把這些傢伙連根拔掉！” 弗蘭克反駁說，連個書面命令也沒有，只有６個名字。“名字上的記號是我親手做的”，希特勒的話溫和了些，“這些先生們是反對帝國的罪人。我是帝國總理。這是有關帝國的問題，從來都用不著你管。” 在施塔德爾海姆，首批６名受害者被領至院內，每人由兩名警察押送，“元首和帝國總理判處你們死刑”，一個党衛軍首領喊道，“現在開始執行。”當上巴伐利亞沖鋒隊首領奧古斯特·施奈德胡伯醒悟到監斬官原來是狄迪里希時，他沖口喊道：“塞普，我的朋友，究竟發生了什么事情？我們完全是無辜的呀！”狄迪里希板著臉孔，唰地立正說道：“元首判處你死刑！希特勒万歲！” 第一個人被解至行刑隊前。他拒絕將眼睛蒙上。槍聲在院內回響。此后兩人均對蒙上眼睛表示蔑視。狄迪里希監斬了几人。當輪到施奈德胡伯時，他只好走開。“我已受夠了！” 當希特勒的座車開往机場時，天已黑了。“我已赦免了羅姆”，他對前來送行的馮·埃普將軍保證，“念在他做出的服務份上。”希特勒坐在“容克５２”的前部。波爾駕著飛机朝柏林飛去。一路上，希特勒悶頭坐著，一聲不吭。 對一般的柏林人來說，從表面上他們看不出有什么可表明，國家正處在動蕩中。不錯，城內流言四起；沙洛登伯格·紹塞大街由于布上了警察局的路障和來來往往的軍車，也出現過交通堵塞現象。人們也知道房子里在抓人，但暴行卻是在暗中進行的。很少人知道馮·施萊徹爾將軍和夫人已被殺害。也很少人知道格里戈爾·斯特拉賽爾在午餐桌旁被抓，并被關進蓋世太保的監獄中的第１６號牢房。在那里，躲在暗中的殺手們從窗外朝里邊射擊，斯特拉賽爾則像籠子里的老鼠一樣來回躲避，終于被擊中受傷。一個殺手走進牢房結果了他。這樣，戈培爾和戈林的敵人便被消滅了，而他們臨死時還對元首忠心耿耿。 在柏林，這次清洗的總頭目是戈林。當天下午，戈林在宣傳部向外國記者作了簡單的情況介紹。“戈林穿著整齊的制服前來”，一個蓋世太保官員寫道：“他不是走上台的，而是緩慢地碎步上台的。開始講話前，為加深印象，他故意作了長時間的停頓。他的身軀稍往前傾，一手托著下巴，雙眼在轉動，似乎害怕自己披露的情況。”當他提到施萊徹爾与羅姆——斯特拉賽爾的陰謀有關時，有人問，前總理現在的情況如何？“他太傻了，竟敢反抗”。戈林說話時，臉上泛起一种被一位記錄者稱之為狼的微笑，“他已經死了。” 當日晚些時候，德國國家新聞局發表了一封元首發給維克多·盧澤的電報，一方面為這次清洗開脫，另一方面則指派盧澤接替羅姆的職務。電報為沖鋒隊的新司令及其手下各級領導列舉了十多條“任務”。第一項任務是：“我要求沖鋒隊司令盲從和絕對遵守紀律。對每個沖鋒隊員也必須如此要求。”他也對“乘坐高級轎車或篷式汽車作官方旅行”的行為、大吃大喝、酗酒和公開鬧事進行嚴厲的譴責。“本人有個特殊希望，希望每位母親都能將自己的儿子交給沖鋒隊，交給党或交給‘希特勒青年團’而不擔心自己的儿子在那里會道德敗坏。”因此，沖鋒隊領導人若行為不軌，他們將被逐出沖鋒隊，并開除党籍。“我要求我的沖鋒隊領導人作人，而不是作荒唐可笑的猩猩。”出自此時此刻的這些話，遭到了大部分外國觀察家的訕笑。但一般的德國人卻津津樂道，為元首也与他們一樣厭惡沖鋒隊的無法無天行為而松了一口气。 他更進一步號召，每個沖鋒隊領導人“必須對國防軍忠誠老實，毫無二心”，以“證明自己是真正的領袖、朋友和同志。”末了，在頌揚了沖鋒隊的老戰士一番后——“那些曾征服德國的人們，不是遲遲在１９３３年或爾后的年月才加入的聰明分子”——他首次提到了他私人的衛隊：“我希望，每個党衛軍戰士身心都要受到教育，成為受過高度訓練的國家社會主義戰士。” 至傍晚，被殺害的人數已達到嚇人的程度。施萊徹爾的朋友馮·勃多夫將軍被射殺在他家的前門。勃列斯勞的代警察局長被人用短槍打得血肉橫飛；一個党衛軍騎兵軍官在吸煙室內被暗殺。巴本新近有爭議的演講之講稿提筆人僵臥在蓋世太保監獄的地牢里——該監獄位于阿爾布列希特王子大街。在党衛軍的監督下，里希特弗爾德兵營也在處決犯人。在這里被處決的有交通部長、“天主教行動”組織的主席，以及正在度蜜月卻被揪了回來的卡爾·恩斯特。恩斯特的最后一句話是：“希特勒万歲！” 沖鋒隊處在混亂中。有些單位已作了警戒，發了手槍，還受命去找賣國賊——結果卻遭到党衛軍的包圍，受到拘押。其他人則在街頭遭到希姆萊的手下的毒打，有些被當場槍殺。有些人榜上有名，或該捕，或該殺，但因有党衛軍中友人為之說情而獲得了饒恕。對數以万計覺得自己已為党犧牲了一切的人們來說，這是個恐怖之夜，也是丟掉幻想之夜。 直到晚上１０時，希特勒的座机才在坦貝爾霍夫机場著陸。在机場迎接他的人寥寥無几——只有戈林、希姆萊、弗立普，數名蓋世太保官員，以及一名警察。第一個步出座机的是元首本人，他穿著一件褐襯衣，打著蝴蝶結領帶，外穿皮茄克，腳上穿一雙軍靴。“他沒戴帽子，臉色白，沒刮臉，有點發黃，又有點發腫”，一個蓋世太保官員回憶說。与眾人握手后，希特勒把戈林和希姆萊拉到一邊，仔細地听取了他們的匯報。希姆萊交給他一份名單。當元首的指頭緩緩往下移動時，希姆萊和戈林兩人在竊竊私語。３人前往上車時（后邊遠遠地跟著一名警衛），希特勒透露出，羅姆本人不會被處決。他說，他曾向馮·埃普將軍作過保證。戈林和希姆萊感到難辦。如果叛亂頭子得到寬恕，那末，一天來的屠殺便被人恥笑了。車子上路了，３人還爭執不下。 馮·興登堡總統對處決犯人一事泰然處之。他的第一個反應是暴躁地對梅斯納說：“我早跟你說過”，“几個月來，我一直讓總理把羅姆這個不道德而危險的傢伙關起來。但，很不幸，他就是不听。看看現在流了多少血吧！” 次日，７月１日，天气冷熱宜人。柏林人帶著孩子在街頭閒逛，似乎這是平常的一個星期天。對當局簡短地宣布處決了五六個賣國賊，以及繼續運送党衛軍，等等，其意義有多大，這里很少有人明白。那些賦有接近元首的特權的人們卻知道，元首正在經歷他暴風雨般的生涯中最慘痛的危机之一。當天下午，危机達到了高潮，他被迫批准處決羅姆。希特勒宣判的死刑甚至還打上了愛怜的記號。他指示塞奧多爾·埃克旅長，給羅姆一個自殺的机會。 埃克帶著希特勒的口頭命令和兩名手下人員，來到施塔德爾海姆。此時天色未晚。開始時，獄長不肯交出羅姆，因為沒有手諭。在埃克高聲怒喝下，獄長只好就范，令一名獄卒將３名党衛軍帶至新樓４７４號牢房。羅姆光著上身，熱得渾身大汗淋漓，沒精打彩地坐在鐵床上。 “你把命丟了”，埃克說，“元首又給了你一個去得出正确結論的机會。”他把只裝有一發子彈的手槍往桌上一撂，便离開了牢房。埃克在過道上等待了１５分鐘光景，仍未听見槍聲，便拔出手槍，与兩名副手一起，沖回牢房。“參謀長，作好准備！”埃克喊道。他發現，他的助手的槍在發抖，便說“鎮靜，慢慢瞄准。”兩聲震耳欲聾的槍聲在這小小的牢房里震蕩。羅姆倒下去了。“我的元首！”他气喘吁吁地喊“我的元首！” “你早該想到這點，現在太遲了！”埃克說。此時是下午６時。邏輯上應首先死去的人卻在最后滅亡。羅姆一死，柏林地區——在里希特弗爾德兵營和哥倫比亞大樓（原是個監獄，后改作党衛軍的行刑室）——之死亡名單上有名但仍未被處決者，也准備受死。 由于權勢友人和外國人常常駕車緩緩在他家周圍出沒，巴本尚在人間。星期日那天，多德大使在門口留下一張名片，上邊寫著：“希望不久能拜候您。”多德覺得，巴本是個不正直的懦夫，但又不免喜歡他。他之所以留下名片，“是要對納粹的暴行表示抗議。” 對正在發生的事情，人們仍知之甚少，當天晚些時候戈林對屠殺一事所作的冗長的解釋，也未達到真正的目的。“清洗將無情地繼續下去”，在向全体公民保證全國平靜、元首已完全控制局勢后，戈林這樣宣布。沖鋒隊內之無法無天的分子將會被消滅。“人民必須明白，我們認真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他們。”与任何一國發布的大多數公報一樣，它是真理与捏造的大雜燴，給了公眾一個去相信他們急于要相信的東西的机會：沒有什么值得擔憂的，只是做了一件可惡的但又是必要的工作，其方法又是光明正大的，目的還是為了國家的利益。 公報發表后，緊接著又公布了馮·勃洛姆堡將軍給國防軍發布的命令，表示完全忠于元首。盡管對獨立于“內圍政治斗爭”以外的說法諸多反對，它卻生動地證明，軍隊已与阿道夫·希特勒血肉相連。 即使在勃洛姆堡向公眾保證危机已過去，屠殺卻一直延續至７月２日清晨。在哥倫比亞大廈，一個見習軍官將隊長卡爾·施列耶從牢房中叫了出來。見習軍官說：“奉元首令，對你執行槍決。”施列耶曾目擊３位同志被拉去處決，每半小時一人。“像別人那樣，到水龍頭下去洗洗腦袋。這樣你會新鮮點儿，給人留下個好印象。”施列耶被押下樓梯，上了一輛小運動車——將被拉至里希特弗爾德處決。正在此時，一輛“麥塞蒂斯”開了過來，里邊跳出一名衛隊軍官。他拼命在打信號。“停下！停下！他喊道，“不能再有事了！元首已向興登堡保證，槍決到此結束。” 此是凌晨４時。在沒有審判的情況下被屠殺的約有１００人，或２００——准确的數字永無法得知。 星期一，天气炎熱。這天在帝國全境內普通的德國人，都在暗自慶幸，那些野蠻的沖鋒隊終于被降服了。“誰也不愛羅姆及其暴發戶軍官”，記者德爾默回憶說，“即那些比凱撒時代的普魯士衛隊軍官更傲慢、更目中無人、更在普通老百姓頭上作威作福的舊日的飯館跑堂、旅店的大班和深山的樵夫。他們騎著嶄新的、款式高雅的摩托車，在街頭耀武揚威。德國的小人物對他們，連同他們的摩托車在內，既怕又恨。”鏟除了這些流氓的希特勒便成了他們心目中的英雄。 興登堡卻在深思。馮·施萊徹爾將軍及其夫人被慘殺令他深為不安，也使他下令調查。官方說，他們是拒捕才被殺的。這，他怎么也無法接受。与此同時，他又無法發泄气憤怒，只得又在納粹起草的發給希特勒的一封賀電上簽字。該電云： “從呈交本人的多份報告中本人獲悉，由于您的果敢行動及您之勇敢的親身干預，一樁叛國案已被消滅于萌芽中。您救德國于危難。為此，本人向您表示最深切的謝意和感激。” 有這份支持證書在手，希特勒几乎獲得了舉國上下的支持。 清洗雖然在國內獲得了批准，在國外卻不然。尖銳的文章或社論紛紛出現。國外的攻擊雖然使希特勒畏縮，但其關心的首要問題是，他自己的人中怀疑自己可能受其之風日甚一日。這些恐慌是人們的交頭接耳之音產生出來的：例如，受害者之一是希特勒的宿敵即巴伐利亞州總督馮·卡爾，是*？酒館起義時期“自食品言”的三巨頭（有人譯為“三駕馬車”——譯注）之一；音樂評論家威里·施密特是在房內拉大提琴時被捕，后來又被當作當地的沖鋒隊首領威廉·施密特殺害的。 這些怀疑的种子雖然幼小，但它加劇了希特勒之不安心情。老友和老同志的被清洗确實使他恐懼，使他不敢拋頭露面。他私下里讓現已成為他之心腹的赫斯對被害者的孤儿寡母和親屬進行撫恤（是后悔使然）。赫斯使出了渾身解數，安慰音樂評論家的寡婦說，她應把丈夫之死看作是為一偉大事業而獻身。他也向她保證，帝國會給她一份養老金。斯特拉塞爾太太和羅姆的母親也得到了領養老金的許諾，但后者卻斷然予以拒絕——她不相信儿子是個同性戀者（時至今日，他哥哥和嫂子仍斷然予以否認）。她不愿要殺害儿子的凶手的一文錢。 希特勒也試圖与巴本和好，邀請他參加７月３日舉行的內閣緊急會議，好像他從未被扣押似的。希特勒顯得和藹可親，請副總理在平日的席位上就座。巴本大怒，說這是完全不可能的，要求單獨与希特勒談話。兩人移至隔壁房間后，巴本把在他屋內抓人、自己的新聞官被殺一事原原本本地告訴了希特勒。他要求對此事立即進行法定調查，并堅持要立即宣布他辭職。希特勒予以婉拒。于是，他便立即前往本德勒大街去見他的老友馮·弗立普將軍。一見巴本，參謀總長竟睜大雙眼，好像見鬼似的。“你看到了，我還活著”，巴本說，“不過，該阻止清洗了。”他問，不是你弗立普首先阻止清洗的嗎？參謀長靦腆地解釋說，“沒有勃洛姆堡或興登堡的明确命令”，他是無法行動的。前者“嚴厲地反對干預”，后者又找不著。 在內閣會議上，馮·勃洛姆堡將軍代表軍隊，對希特勒如此神速地粉碎了叛國分子表示祝賀。這就給了希特勒一個把他的殘酷的行動變為有理的天賜良机。“船上發生叛亂時”，施維林·馮·克洛西克記得他說過，船長不能等到上岸后才采取法律行動。他必須在起事的時間和地點采取行動。” 內閣成員（包括司法部長在內，他的一個右派朋友被殺害）沒有一個是反對的。接著，閣僚便著手去做他們被集合起來要做的事：頒布一項法律，宣布６月３０日、７月１日和２日所采取的措施”為合法，是“保衛國家的緊急措施。” 要求辭職的官員并不止巴本一人。巴伐利亞司法部長也主動提出下台。“人們在大洋中間就棄船嗎？”希特勒刻薄地說，“我跟許多人都吵過架，但我得把一切都緊緊結合在一起。我們是戰爭中的一支軍隊。”他辯解說，正義与革命是水火不相容的，“別忘了，每個革命都有它自己的受害者！”希特勒明白，對于清洗，弗蘭克是反感的，但現在已無可挽回了。 “我的死敵太多了。現在，一切都得靠我的權威。”弗蘭克說，警方的權力太大，眾多党員又將法律握入自己手心。希特勒回答說：“只有把政治需要交給其它机關，法律和監察才能為社會提供最佳服務！” 對集中營越來越多一事，希特勒居然也有個答案：“如我与莫斯科一樣，有廣闊無垠的西伯利亞，那我就不需要什么集中營……世界上有誰在談論布爾什維主義的數以百万計的受害者？世界上的猶太報刊之所以追逐我，是因為我反猶。斯大林先生是他們的心肝寶貝。”弗蘭克把辭呈撕成了碎片。 巴本卻沒有如此容易說服。他堅持要他的新聞官的殘骸——骨灰盒——并在施安貝格公墓舉行适當的葬禮。希姆萊警告說，這可能會招來公眾的游行示威，但巴本置之不理。他不但在葬禮上發表了一起動人的講話，而且還不斷寫信猛轟元首，對繼續監禁其４名下級人員提出抗議，并要求對其新聞官之死進行公開調查。希特勒變換手法，裝出一副耐心的典型的樣子，勸巴本勿操之過急。他說，在４８小時內國會將舉行特別會議。听取關于清洗的全面解釋。到那時，他將以元首的身份對發生的一切承擔責任，包括“過份熱情”時所發生的不幸事件。 ７月１３日是星期五，克羅爾劇院周圍戒備森嚴。一位老外交家評論說：“在其它國家，政府處于水深火熱中的情形我見過不少，但是即使在沙皇政府處于最危險的時期，我也未見過這种情形。”從總理府到講台的路上，兩邊都有警察和党衛軍重兵警戒，劇院的各個休息廳都被反复搜查。大小進口處都由頭戴鋼盔手執大刀的軍隊把守，禮堂內則安插了眾多的便衣暗探。“美國、法國和俄國大使均拒絕出席——沒有人看不出，在締造政權的人們中，一個狂暴的、既敵對又恐懼的時期開始了。” 上午８時，臉孔嚴峻的希特勒走上講台。他扶住講台，好像要保持平衡似的。他伸出一臂，生硬地行了個抬臂禮，接著便以較往常更嚴厲的聲音開講，似乎在向听眾保證，他希特勒已再次控制了事態。關于清洗，他作了一個冗長而動人的解釋。他解釋說，清洗之所以必要，是因為各個集團采取了叛國的行動。他將這些集團稱為“破坏分子”和“國家的病態敵人。”這可謂是在描述早期的他——以及他現在世界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以天生的講故事者的技巧，描述了事態發展的全過程，一直講到他如何戲劇性地作出決定，親手參与平叛。他的表演，把劇院內的每個人都弄得有如吃了符咒——外國觀察家除外。在全國，人們圍在收音机前傾听他的講話——同樣被弄得神魂顛倒。在美國大使館，曾發誓不再听德國總理講話，除公事外不再与他會晤的多德大使（“一看見此人，我就有恐怖的感覺。”）也在听希特勒的講話，但不相信他所宣稱的只有７４名策划者——包括數名文官和党員——在這場丑聞中喪生。他也不相信處決了３名曾“不知羞恥地虐待過”在押犯人的党衛軍之說。最后一說，顯然是要說服巴本，曾屠殺像他的新聞官那樣的無辜者的凶手已受到懲罰。這种言歸于好的精神也以菩提議特赦而延伸至那些曾參与反叛、尚未受到懲罰的人們身上。“德國人民所能得到的珍寶是內部的秩序和國內外的和平。讓我們大家都為此承擔責任吧。在這一歷史關頭，本人准備對過去２４小時內發生的一切承擔責任。在這２４小時中，本人作出了生气最痛苦的決定；在焦急地考慮如何牢牢地掌握這個世界所賦予我們的最寶貴的東西——日耳曼人民和日耳曼帝國——的關鍵時刻，命運再次教育了我！” 仔細挑選過的听眾唰地站了起來，熱情地向他鼓掌。就在高潮迭起的時刻，這次大會的主要目的也立時完成了：國會一致通過提案，把屠殺以“保衛國家安全的緊急措施”的名義合法化了。這樣，希特勒便在事后獲得了屠殺許可證。連片言只字的反對都沒有。立法者將希特勒奉若神明，使他成為法律的唯一來源。 批准希特勒對沖鋒隊進行殘酷的清洗和殺害馮·施萊徹爾及馮·勃萊多夫兩將軍的軍方人士并不只國防部長馮·勃洛姆堡一人。軍官團對兩同志之死竟泰然處之，對希特勒之所為視而不見，理由是，鎮壓迫義是對國內和平的保證。“我們對這一事件的結論”，卡爾·鄧尼茨回憶說，“完全受內閣決議的影響。這個決議援引了國家緊急狀態條文，從法律上批准了所采取的一切措施。” 軍官們的感情感染了普通的士兵。几天后，部隊進行了游行。當希特勒的敞篷車打一隊士兵跟前駛過時，士兵們高聲向他歡呼。“這种自發的游行”，法國武官報告說，“在德國軍隊中是罕見的。” 敢于開口抗議的軍官只有那么一小撮，而他們的領頭人又几乎与興登堡一樣年邁。杰出的軍官陸軍元帥奧古斯特·馮·瑪肯森曾數次打電話給總統，希望他能阻止這場血洗運動。但他所得到的回答總是說，老頭子有病，不能說話。由于屢次受挫，瑪肯森便親身前往希特勒處，請求他重新建立公眾生活的正常秩序。他的話打動了元首，使他好一陣才說出話來：“可能是像您說的，元帥先生，但我也沒法子。我不能走回頭路。” 瑪肯森決心將真情告訴興登堡。他協助草擬了一份備忘錄，將施萊徹爾和勃萊多夫兩將軍被害的經過作了詳細的闡述，并要求懲罰肇事凶手。它也敦促總統將勃洛姆堡、戈培爾、雷伊、牛賴特和另外兩名納粹分子逐出內閣，并將國家權力移交給一看守小組。提名中沒有希特勒，大概是在軍事專政下仍繼任總理。 這份備忘錄的結尾是极富感情的：“您閣下曾三次挽救德國于水火；在達能堡，在戰后，以及在您當選為帝國總統的時刻。閣下，請第四次挽救德國吧！在本備忘錄上簽字的將軍和高級軍官立誓忠于您和祖國，直到最后一息。”瑪肯森在總參謀部斡旋，獲得了２４名將軍和高級軍官的簽字，其中不少人与興登堡和施萊徹爾同屬一兵團。備忘錄的押腳日期是７月１８日，但于２０日才抵達諾伊德克。然而，這個勇敢的行動卻無濟于事。這份備忘錄很可能被他周圍的人扣押；倘使他讀到了這份備忘錄，那他也未能采取任何行動。 看來，德國社會各有影響力的階層，若不是被嚇破了膽，就是被爭取了過去；原本是希特勒個人的災難，最終卻變成了他的某种胜利。清洗一舉結束了長起來在折磨他的党的分裂主義。只此一舉，沖鋒隊便一厥不振。 沖鋒隊之失便是希姆萊之得。在瑪肯森的備忘錄抵達諾伊德克的同一天，希特勒將党衛軍晉升為一獨立組織，允許它組織武裝隊伍。這對軍方是個沉重打擊。軍隊曾以其榮譽批准血洗沖鋒隊，結果卻又碰上一個更強大的對手。 党所付出的代价是小的：他喪失了許多最熾烈的党員即沖鋒隊里的理想主義者。“你必須明白，我們喪失了一切”，海因·盧克說（海因·盧克后來成了最受希特勒寵愛的奧托·斯柯茨尼突擊隊的中尉，頗受信任），“我們睡在廚房里席子上，次日我們三人便以只值十文錢的方牛肉塊作早餐。”在爭奪權力過程中，盧克被捕２０次，而他的經歷并不是异乎尋常的。“到頭來，說明白點儿，我們被出賣了。我們要的是個新社會，但是呢，我們卻突然發現，反動派原來在我們這邊。万歲！愛國主義！不再搞什么革命了。６月３０日是運動的合乎邏輯的結果，而運動現在正受到希特勒的破坏。”像盧克那樣的人們，他們堅信，羅姆不過是想把希特勒拉回到革命的老路即社會主義上去罷了。“就是那個希特勒，在自己的營壘內造出了真正的敵人。就我和我的朋友們而言，作為人的希特勒已經完蛋了。” 另一個年輕的沖鋒隊領導人，維爾納·諾曼，也丟掉了幻想，且大為惱怒。他后來雖然當上了戈培爾的私人秘書，但這一切他是不會忘記的。“羅姆事件”，不久前他說，“對第三帝國的發展是很重要的，因為這是首次目無法紀的非法行為，是獲國防軍批准，獲全國的國家机构和法人的批准的。這完全是目無法紀的非法行徑，但誰也未站起來說，‘适可而止，勿再發展’。連教會也不吱聲。而這些人都不能說對此事一無所知。誰都知道發生的一切。我認為，這是結束的開端，此后便無可挽回了。” 于是，在希特勒看來是處于受歡迎的頂峰時，在他自己的營壘內卻存在著一條痛苦的深痕。數以万計的最活躍的納粹分子將永遠忘不了那個恥辱的周末。那些覺得受到希特勒出賣的沖鋒隊領導人，宣布了一种地下戰爭狀態。几星期后，他們對党衛軍所怀的敵意公開化了。那是在施特汀的普魯士霍夫的餐廳里。當時，維克多·盧澤和約２０個沖鋒隊員及３名党衛軍司令在那里喝啤酒。“總有一天”，沖鋒隊的新司令酒后吐了真言，“６月２９日的非正義的武斷行動之仇是要報的。”盧澤公開威脅說，慫恿羅姆的是希姆萊和他的党衛軍。 “究竟是誰在埋頭干所謂羅姆干過的事情？是沖鋒隊嗎？這些獸行不是沖鋒隊的杰作，至少，不是沖鋒隊單獨干的。另一方要坏得多。要我給你姓名嗎？我可立刻把姓名拿出來！”有個党衛軍的人想讓酒醉的盧澤安靜下來，但他卻還在說，“我要說，就是明天被開除或送進集中營，我也要說！” 一月前，早在他之失敗的意大利之行期間，元首曾向墨索里尼保證尊重奧地利的獨立。這是個相當大的讓步。因為將他自己的家鄉“聯合”進德國以建立大德國是他的最重要目標之一。盡管他作這這個許諾，他自己的党衛軍并未停止向奧地利的納粹提供金錢和道義援助。奧地利納粹分子搞的是恐怖活動，用德國炸藥炸毀鐵路和電站，用德國的武器謀殺恩格爾伯特·陶爾斐斯總理的支持者。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個子矮小的陶爾斐斯卻是個民族主義者，又是個獨裁的反動派。他用終止議會政府的手段反擊納粹主義和社會主義。當年早些時候，陶爾斐斯鎮壓了左派的起義，對占領一家地產發展公司大樓的社會主義者進行炮擊，直至他們投降。那時以來，他便集中精力消滅當地的納粹。由于墨索里尼曾保證遏制希特勒，不讓他進行報复，陶爾斐斯對納粹的鎮壓便火上加油。 在羅姆事件后，傳說紛紜。奧地利的納粹也許就是在傳說的鼓舞下采取直接行動的。更有可能的是，這是希特勒批准的，雖然沒有證据予以證明。不管如何，他們突然于６月２５日發動起義，其代號是“夏天節日行動”。中午時分，１５０名身穿奧軍軍服的納粹突擊隊沖進位于巴爾豪斯廣場的總理府，企圖逮捕陶爾斐斯及其諸顧問。但由于走漏了風聲，內閣成員除兩人外全部脫逃，但勇敢的陶爾斐斯卻留了下來。他喉嚨中彈，子彈是在６英寸距离外射出的。正當他躺在血泊中無人理睬時，其他叛亂分子則在電台廣播了他已辭職的謊言。 起義的消息傳到柏林后，受到了軍官們的歡迎。德國新聞局草擬了一份聲明，聲明大意說，人民正義凜然地進行了起義。“不可避免的事件發生了。身在奧地利的德國人民揭竿而起，反對他們的壓迫者、監禁者和行刑者。”當時正在白萊特參加瓦格納慶典的希特勒，听到消息后，初則假裝無動于衷，后來，到下午，他則擔心起義可能會帶來的反響。墨索里尼是否會怀疑他自食品言，并動用品优勢兵力？（事實是，墨索里尼怒不可遏。這不但是因為希特勒自食品言，而且還有私人的原因：陶爾斐斯夫人和她的孩子們正在他家里作客，陶爾斐斯性命垂危的噩耗要由他轉告她）。當晚，希特勒与瓦格納的家屬出現在他的包廂里，觀看《萊茵河之金》的演出。但他是否看得開心，這還是值得怀疑的，因為躲在客廳里听電話的紹勃和布魯克納老在他耳朵旁傳達公報的內容，有份公報使他不安：墨索里尼已下令在邊境上集結步兵和飛机，以執行其援助奧地利的許諾。當大幕徐徐落下時，事態已經明朗：維也納起義正趨于失敗。希特勒回到瓦格納家中時，年輕的弗里德林發現他“坐立不安”，說話也有點儿前言不對后語。他的主要目的似乎是要赶往附近的演員餐館，与名人混在一起，創造這樣一种印象：奧地利納粹之失敗与他完全無關。 當晚晚些時候，柏林傳來消息說，陶爾斐斯總理已于下午６時逝世，但叛亂已被迫息。希特勒連忙打電話至威廉大街，向國務秘書勃勞詢問詳情。勃勞回答說，德國駐奧地利代表里特公使正在談判，要求將被捕的凶手安全地運到德國邊境時，希特勒喊道，里特為何充當調停者的角色，此事与他毫不相干。晚１１時，元首再次打電話給勃勞，進一步了解被逮捕的起義者的情況。“帝國總理”，勃勞在官方的備忘錄中寫道，“回答說，可將被驅逐出境的密謀者看管起來，然后再轉至某個集中營。” 希特勒走投無路，只好求助巴本（不久前因在他家里抓人而使他蒙受恥辱），請他撤換里特。巴本不同意，但希特勒堅持己見，還用愛國主義的名義向他祈求。巴本至少也可面談此事嘛。為何就不能乘坐元首的專机飛往白萊特呢？巴本抗不過元首的一再堅持，于次日上午与他的儿子一起從坦貝爾霍夫机場起飛。南飛途中，巴本心煩意亂。這么多人，希特勒為何單單找他？是因為他曾反對奧地利地下納粹的恐怖活動呢，還是因為陶爾斐斯与他是私交？抵達后，巴本發現元首“煩躁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不斷譴責奧地利納粹党的愚蠢和魯莽，竟把他牽扯進如此可拍的局勢里。”開始，希特勒拒絕了巴本的接受條件：解除他派的人任奧地利納粹党指導員的職務。但是，當巴本提出，“他和我”之間作出選擇時，希特勒讓步了。巴本接受了這個職務。 在客廳里，他碰上了一位老友，赫加了瑪·莎希特——他是帝國銀行行長，是下一個要會見元首者。他也得到了一項重要職務——出任經濟事務部部長。莎希特對帝國之進程大為不滿，尤其是對新近清洗的擴大化。但与巴本一樣，他說服了自己——他后來寫道——他應接受此職，以助帝國一臂之力。“只存在一种由里往外工作的可能性，利用政府的每項活動，与這种制度的過分之處作斗爭，使它的政策走上正常的軌道。”与巴本一樣，他宣布他是暫時任職。他的條件是用提問的形式表達出來的：“在我上任以前，我想知道您想叫我怎樣處理猶太人的問題？” “在經濟事務方面”，善于看風駛舵的希特勒說，“猶太人可像歷來那樣干下去。” 在外交方面有了巴本的幫助，在加速軍備方面又有莎希特這個高手，希特勒便覺得可以安然度過由于陶爾斐斯被殺害所帶來的國外批評這個難關了。攻擊得最厲害的是墨索里尼。他不僅致電奧地利副總理恩斯特·盧迪格·馮·施塔赫姆堡，說意大利將為奧地利的獨立而戰斗，還親身前往維也納去當面表達這种感情。“這個殺人犯和雞奸者的國家若是蹂躪了歐洲，那末，整個歐洲的文明也就完了”，他對施塔赫姆堡說。接著，他又攻擊希特勒唆使維也納叛亂。据施塔赫姆堡說，他激動得連眼珠子都在轉動。“希特勒是謀殺陶爾斐斯的元凶。希特勒是罪人，應為此事負責。”他稱希特勒是個“恐怖的性墮落者，是個危險的笨蛋”；說納粹主義是“老日耳曼部落在原始森林里与羅馬的拉丁文明作斗爭的革命。”納粹主義根本無法与法西斯主義相比。“當然，外表上有相似之處。兩者都是專制，都是集体主義的、社會主義的。兩個制度都反對自由主義。但是，法西斯主義政權在意大利人民的偉大的文化傳統中卻是根深蒂固的。法西斯主義承認個人權利，承認宗教和家庭。另方面，國家社會主義卻是殘暴的野蠻主義。与野蠻人群相同，它不給個人以權利，酋長主宰他的人民的生死。它所能產生的不外乎是燒殺搶掠和訛詐。”他喊起來了，“希特勒６月３０日向世界表演的可怕可憎的一幕，是世界上哪一個國家都不能容忍的。只有准備殺人的這些原始的德國人才能容忍這种事情！”他繼而說，陶爾斐斯之被殺害，也許會有些好處。各列強或許能認識到德國危險，從而組織反希特勒大同盟。他說，聯合陣線是唯一答案。“希特勒將會武裝德國并發動戰爭——也許就在二三年內。我單獨對付不了他。我們得做些事情，且得赶快做。” 墨索里尼對希特勒和德國之反感竟到了這個程度，以致在公開場合他也表露出來。“三千年來的歷史，使我們能夠以至高無上的特權去看待阿爾卑斯山那邊的某些教條。這些教條是凱撒、維吉爾和奧古斯都在羅馬繁榮昌盛時*？還是完全文盲的人民的后代教給他們的”，在第五屆地中海國際博覽會開幕時，他站在一輛坦克上面宣布。他私下說的帶有污辱性的詞句，例如描寫德國人時用的“雞奸者”“謀殺凶手”等，也開始見諸意大利報刊。 清洗帶來的震惊，接著又如此迅速地出現了陶爾斐斯被殺害的事件，在興登堡身上產生了明顯的效果，他的健康迅速惡化，他已是臥床不起了。他的床是簡單的鐵床，但他拒絕睡一副較舒适的床，理由是，他歷來是睡行軍床的。雖然覺得冷，他也不愿買一件長袍。軍人是不穿長袍的，他嘟囔說。他沒有錢買這些東西，而且又是個快死的人了。 當元首得悉興登堡的健康迅速惡化時，他還在白萊特。他于８月１日期至諾伊德克。同行人很少，內中包括兩名公共關系專家。一行人受到冷遇。奧斯卡·馮·興登堡將元首領至總統的臥室。“父親”，他說，“帝國總理來了。”躺在床上的興登堡，雙目緊閉，沒有反應。奧斯卡又將前話重复了一遍。元帥連眼也不睜，說：“你怎么早不來？” “總統的話是什么意思？”他小聲問奧斯卡。 “帝國總理直到現在才抽得開身”，奧斯卡對父親說。興登堡只喃喃說：“啊，我明白了。”在沉默片刻后，奧斯卡說：“父親，帝國總理希特勒有一兩件事想与您磋商。” 這次，老頭子突然睜開眼睛，瞪著希特勒，然后又雙眼緊閉，一聲不吭。也許總統原以為是他的帝國總理，他的——巴本。 希特勒打房里出來時，“雙唇緊閉”，不愿与人談論所見之情形。當晚，一行人在芬肯斯坦庄園歇宿——那是拿破侖与瓦魯斯卡伯爵夫人柔情蜜意的地方。主人建議希特勒睡“小下士”的床，但他斷然拒絕了這個榮譽。 次日，即使興登堡尚在人間，希特勒內閣也通過法令，將總統辦公室与總理辦公室合并。大家投票一致贊成；巴本缺席，名是委托別人代簽的。這一措施于興登堡逝世之日期生效——其實只在几分种后。老頭子死時嘴皮上挂著的話是：“我的凱撒……我的祖國！”他就死在鐵床上，雙手捧著《圣經》。 謝謝這次合法政變，希特勒現在戴了兩個頭銜：元首和帝國總理。這意味著，他也是三軍的最高統帥。他的第一個行動是把馮·勃洛姆堡將軍和三軍的總司令召來。“我們到了他的書房”，海軍上將埃里希·拉埃德后來作證說，“希特勒叫我們到他的辦公桌旁，說不用客气，也不必做作。我們是在那里宣誓的，他以三軍最高總司令和國家元首的身份讀一句誓詞，我們跟一句。” 四人讀的誓詞是：“我在上帝面前宣誓，我將無條件地服從帝國元首和武裝力量最高總司令阿道夫·希特勒及帝國的人民。我以勇敢的軍人身份，保證誓死遵守誓言。” 這是史無前例的。從前的誓詞只要求服從憲法和總統。這個對某人指名道姓作的誓言，在元首与每個海陸空士兵之間建立了私人的聯系。然而，卻沒有哪位軍官曾提過一星半點的反對意見，或對此舉世無雙的措詞提出過疑問。在這天結束前，三軍將士人人皆進行了同樣的、忠于個人的宣誓。 興登堡葬禮之第一階段于８月６日在克羅爾劇院舉行。人們抬著興登堡的靈柩，從穿著灰色、褐色和黑色服裝的沖鋒隊和党衛軍的隊伍前走過。這些意見分岐的隊伍，也在忠于元首的類似的誓言下團結起來了。葬禮上奏的音樂是哥德達馬隆的殯葬進行曲——這是頗有象征性的。 次日中午，興登堡入土了，地點不是在興登堡生前所期望的諾伊德克，由于希特勒一再堅持，在元帥取得最大胜利的達能堡。興登堡的遺体被放置在靈台上，置于戰斗紀念碑的正中——這是個龐大的建筑物，上有８座四方塔樓，高達６０英尺，每座塔樓上均有一把火炬。這不禁使弗朗斯瓦·本塞大使想起了條頓武士建造的城堡。 希特勒邁步上前去迎靈。及至到了講演台上，希特勒才發現，他的一名副官把講稿弄錯了。于是，便出現了狼狽不堪的停頓場面。為何會停頓，歐洲各地的無線電听眾肯定是百思不得其解的。但希特勒很快便鎮定下來，即席發表了一篇講話。這篇講話是記者羅茨納听他講過的最簡短的講話之一。希特勒在講話的末尾全面稱頌了興登堡在軍事上和政治上取得的成就。他的措詞可說是瓦格納追隨者的英雄，而不是与路德教正統派的身份相吻合的：“現在，讓您進入英靈殿！” 葬禮結束后，希特勒吻了興登堡的女儿們的手。在威嚴的葬禮——如果不是机會主義的話——感召下，馮·勃洛姆堡將軍沖動地建議，此后三軍將士在与他說話時，不要像通常那樣稱“希特勒先生”，而稱“我的元首”。希特勒接受了這一建議，返身回了柏林。在柏林，為進一步鞏固其權力，他打電話給巴本，詢問老頭子是否留有政治遺言。巴本說，他會問問小興登堡。希特勒說：“若能盡速將此文件保證交到我手中，我將感激不盡。”巴本立刻派一名貼身秘書前往諾伊德克。他帶了兩封封好的信回來。巴本立刻將信轉呈給元首。巴本看得出，希特勒對信的內容是很不高興的。希特勒冷冷地說：“這兩封信是已故總統寫給我私人的。是否發表，何時發表我以后再定。”謠言于是四起，說希特勒有意扣押這份遺言。 由于在外國記者中鬧得滿城風雨，漢夫施坦格爾不得不在喝茶時提出這個問題。“告訴你的外國朋友，請耐心等待到我們將它正式發表吧”，希特勒反駁說，“那幫謊言家怎么想，我不在乎。” ８月１５日，這份遺言終于發表了。它贊揚了希特勒及其政府所取得的成就，還強調了軍隊作為新政權的“象征和堅定的支持者”的重要性。首都有人在議論，這份文件是經興登堡回憶錄的編輯篡改過的，說奧斯卡·馮·興登堡及他父親的顧問梅斯納在這一起其中是串通一起的。后來，奧斯卡在電台向全國發表講話，發誓說，他父親歷來是支持希特勒的——這反而使謠言听來有點可信。這雖是個諷刺，但奧斯卡卻沒有撒謊。盡管興登堡對希特勒政權的某些方面反感，他卻把希特勒看成是自己的繼位人。 奧斯卡的講話是大可不必的，因為此時的希特勒業已得到了德國各社會階層的強大的支持。連“德國猶太人全國協會”也發表文告支持他。這樣，到了８月１９日，几乎９０％的德國人都自由地投票贊成阿道夫·希特勒成為興登堡的繼位人。他們這樣做，也是批准他的綱領和領導，將他朝獨裁方向推進一步。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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