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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貫徹其新思想初期的努力是由他的代理人作的。在柏林，約瑟夫·戈培爾在新近競選中失敗后，正全力以赴，力求使党重獲青春。１９２８年夏，他一連為《抨擊》寫了３*？文章，企圖討好投票贊成左派的工人。他用共產党的語言攻擊說，資本主義的工人“已不再是活人，不再是創始者，不再是創造者。他已變成了机器，變成了號碼，變成了沒有知覺或目標的工厂里的机仆人。”只有國家社會主義才能給他們帶來尊嚴，使他們的生活有意義。在短得出奇的期間內，戈培爾就取代了斯特拉塞爾在北方作為招募工人的主要人物的地位。這樣一來，很明顯，便給元首除掉了一名政治對手。希特勒對戈培爾此舉非常高興，批准了他的社會主義路線，將《抨擊》改為雙周刊。還讓編輯當了党的宣傳部長。 在政治上，希特勒有時能諒解人。如果先前的對手有悔改之意，元首便有可能獎賞他。這是他將債務變為資產的方法。在粉碎了格里戈爾·斯特拉塞爾改變國家社會主義的企圖后，希特勒讓他負責党的重建工作；而斯特拉塞爾成功地集中了治理權，成了納粹党最有權勢的人物之一。由于他和戈培爾的努力，到年底，党員人數增至１０万左右。 為了鞏固在北方取得的成果，希特勒于１９２８年１１月１６日來到了柏林，并在体育館就民族和國家的复興問題發表演說。由于赤色分子可能搗亂會場，希特勒加強了對自己的防衛。他的衛隊是由經過挑選的青年組成。這些青年年齡在１８至２０歲左右，個個誓死保衛元首。他們稱自己為党衛軍，簡稱為ＳＳ。听眾約有１万人，大部分人從未听過希特勒講演。開始時，他的話并未產生多大反響。問題出在新擴音系統上。例如，站在后廳的英國記者塞夫頓·德爾默就听不清希特勒在說些什么。德爾默只听見，希特勒在勸德國人勿吃柑子。在寫下了“狂想分子”四字后，他便离開了大廳。由于擴音器的噪音太刺耳，希特勒只好將麥克風關掉，大聲演講。几分鐘后，他平息了赤色搗亂分子的喊叫，完全掌握了會場，控制了廣大听眾。“誰要是在德國人民面前揮舞拳頭，我們就強迫他當我們的兄弟”，他說。接著，他又提起了民族墮落這個妖怪。“偉大國家的民族劣化已經開始了。文化和風俗習慣——不僅是血統——的黑人化正在大步發展。世界已被平民化。個人的价值正在下降；群眾意識已明顯地戰胜偉大領袖的思想。只要人數多就是新上帝。” 希特勒覺得喉嚨發緊。一個多小時來，他的聲音都是逼出來的。他覺得自己已精气力盡，“眼看就要倒下”，便連忙結束講演。“我們反對數字的主意，也反對群眾的狂語。我們要讓优秀的人物去掌管政府。投票對有些人是毫無意義的。這樣的人在我們中就有１０万。只有領袖一人的權威才有意義。這１０万人也明白，民主本身就是欺騙。”這是磁對于物質的胜利。“希特勒演講時”，戈培爾在評論這次演講中說，“他的話有如磁吸鐵一般的效果，一切反抗都垮了。人們只能成為他的朋友或敵人……他的力量之秘密在于：他對運動，因而也是對德國的狂熱的忠貞信賴。” １個月后，在柏林大學与學生的一次座談會上，美國記者路易斯·羅茲納也目擊了同樣的現象。“我對他的第一個印象是，他是個完美的演員。當攝影机鏡頭對准他時，他裝作沒有看見似的，認真地与和他形影不离的魯道夫·赫斯交談；隨著攝影机繼續轉動，他便煞有介事地動筆揮寫，好像在寫演講提綱似的。演技真是出色。”羅茲納注意到，希特勒的年輕的追隨者們，一個個听得如痴似呆。“我离開會場時，心里在想，這個人的演講決不是完美無缺的，他既夸口說大話，又慷慨激昂，還捶胸頓足，可他如何能使這些青年知識分子們如此著迷？我想，這么多人中，總有人能發現他的邏輯上的明顯缺憾的。” 這些著迷的青年知識分子中有一個叫埃爾伯特·斯卑爾。此人是工學院的助教。他原是不太想參加的，無奈學生們一再敦促，只好前來。他原以為希特勒會身穿軍裝，臂戴卍字章的。“可是呢，他穿的是一套藍西服，顯出一副紳士派頭。他的一切都說明，他既通情達理又謙遜可親。”使斯卑爾印象深刻的是，他的演講有點不很流暢，他也有點膽怯，好像在講歷史課一樣。“在我看來，他有些引人的地方；尤其是他的反對派的宣傳曾使我相信，他是個歇斯底里的煽動家，是個演講起來又喊又叫，還指手划腳的狂熱的軍人。听眾的掌聲并未誘使他頭腦發熱。”希特勒的膽怯消失后，他的演講變得既引人又具有說服力。与眾人一樣，他覺得周身熱乎乎的，完全給迷住了。“任何怀疑和保留都被一掃而光。” 党的效能如果不高，希特勒本人的方法也是不會有效果的。從表面上看，１９２９年紐倫堡党代會證明党已恢复元气，也是獻身于元首及其理想的感情上的證据，但是，在工作會議上，党的組織卻需要撐持。那年秋末，希特勒用吸收大學生和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加入党的官僚机构的辦法，取悅德國的中產階級，成功地建立了一個職能机构。在允許戈培爾和斯特拉塞爾將工人爭取過來的同時，他將主要精力集中在老軍人和資本家商人身上。因為他明白，沒有這些人的支持，他是永遠不能上台的。他的第一招是很富于戲劇性的——他公開与极端民族主義的老軍人們，即鋼盔團和右派的德國國家人民党的主席，德國電影和報紙大王阿爾弗雷德·胡根貝格聯合，反對接受美國人寬宏大量的戰爭賠款新方案（即“青年計划”）。從表面上看，希特勒這一著棋是自殺性的，因為他可能失去所有左派的新追隨者，但他相信，他能制服雙方，而且他又指望在即將到來的關于“青年計划”的全國公民投其中能取得成功，以證明其判斷之正确。 与此同時，他和党都在享受与工業界“聯姻”所帶來的經濟好處。希特勒在布里恩納大街購置了一座三層樓房——“巴洛宮”，作為党的全國總部；９月初，他從那間苦行僧式的房子遷至伊撒河彼岸慕尼黑最時髦的街區。房子共有９間，整整占了二樓一層樓，地址是普令茨雷根坦廣場１６號。他還將堤埃希大街的房東賴舍特太太和她的母親達希斯太太帶了過來。 他姐姐安吉拉留在貝希特斯加登看管房子（現已成為他的財產），但她卻允許女儿吉莉（已２１歲）在“阿道夫”舅舅的新住地住宿——她在慕尼黑學醫。他對吉莉的感情未變，但關系已變了。一方面，他在扮演舅舅的角色；另方面，他卻在公開追求她——但小心謹慎。偶爾，人們可以看見兩人公開出沒在劇院或他最喜歡的赫克餐館——傍晚他常在此處開會。 据漢夫施坦格爾說，他對吉莉是如此迷戀，以致“常常圍著她的屁股轉，眼中含著痴情，裝出熱戀的樣子”。她常誘使他与她一起上街購物。他向霍夫曼供稱，他討厭“吉莉又試帽子又試鞋，一捆一捆地挑選料子，還認認真真地与女售貨員聊天，一聊就是半個多鐘頭，然后，覺得沒她中意的，便空手步出店門。”希特勒明知每次購物必然會發生此种情況——但“每次都像一頭溫順的羔羊跟著她。” 与此同時，希特勒又是一位嚴格的舅父。他將這位生性活潑愛動的姑娘的社交活動局限于飯館，啤酒館內；偶爾也讓她上劇場。在她的苦苦哀求下，即使讓她參加忏悔節舞會，條件也是苛刻的：必須由梅克思·阿曼和霍夫曼陪同，且必須按指示于晚１１時前回來。霍夫曼警告說，這些限制使她极不高興，但元首卻回答說，他有責任對外甥女嚴加看管。“我愛吉莉，我可与她結婚。”可是，他又決心終身不娶。他說，吉莉認為是限制，其實是明智之舉。“我決心不讓她落入冒險家或騙子之手。” 在兩性問題上，希特勒是失意的。這大概可由他企圖与海因里希·霍夫曼的１７歲的女儿接吻遭到拒絕來證明。一天，希特勒發現只有亨利埃特一人在家。据她說，他態度認真地問她：“吻你好嗎？”通常，希特勒稱她“您”，今天卻用了“你”（“我喜歡他。他總是那樣体貼我。我向父親要點什么時，例如要錢買网球，或要出去滑雪，他總能幫助我。……不過，要吻他？”）。她客气地拒絕了。沉默片刻后，希特勒用鞭子往手上一抽，便緩緩地走開了。 更有意思的，倒是与另一位１７歲姑娘的約會。她叫愛娃·勃勞恩，在霍夫曼的照相店里工作。她父親是個教員，母親是修女。与吉莉一樣，她也是個現代女郎，活潑可愛，像個運動員，喜歡爵士樂甚于歌劇，喜愛美國音樂喜劇甚于凱撒和韋迭金特的舞劇。与吉莉不同的是，她有點發胖，而且有一頭美發。“她是班里的搗亂分子，說真的，人人都怕她”，馮·海德納貝小姐（一位教師）回憶說：“但她很聰明，一下子便能抓住課程的要點，又善于獨立思考。” 他們是在１０月初的一個星期五下午認識的。黃昏，愛娃仍在照相館里整理照片。當時，她站在梯子上，從柜頂上取相片夾之類。“就在那時”，她后來對妹妹說，“老板進來了。同行的還有一位男人，那人的胡子很是可笑。他穿著一件淺色的英國式大衣，手里拿著一頂大氈帽。他倆在對面坐下，剛好面對著我。”她意識到，新來者正在看她的大腿。“那天，我剛好把裙子剪短了，我有點不太好意思，因為裙邊沒有怎么弄齊。” 她下梯后，霍夫曼便將她介紹給了新來者。“烏爾夫先生，這是我們的好姑娘愛娃小姐。”几分鐘后，三人便坐在一起喝啤酒吃香腸了。“我餓极了。我大口大口地吃香腸。出于禮貌，我也喝了點啤酒。那位較年長的先生夸獎了我。我們談論音樂，還談到了斯達茨劇場上演的一出話劇。我記得，他一直目不轉睛地注視著我，好像要用眼睛將我吞下去。后來，因為天快黑了，我便匆匆离去。他想用他的‘麥塞蒂斯’送我，我謝絕了。要是送了，想想我爸爸會作何反應呢！”但是，在她出門之前，霍夫曼將她拉到一邊，問她：“你沒猜到他是誰嗎？是希特勒！阿道夫·希特勒！”“啊？”愛娃回答道。 此后，希特勒便常常帶著鮮花和糖果前往照相館，“送給霍夫曼照相館里我那位可愛的女郎。”他難得帶她出去；他不再到卡爾頓咖啡館的黑暗的角落里去喝茶，也不再到施瓦賓去看電影。到年底，他已很少涉足霍夫曼的照相館了。也許，這是因為愛娃曾向几個同事吹噓她是希特勒的情婦，他要跟她結婚。霍夫曼确信，她從未去過希特勒的住地。他將她叫到辦公室。愛娃哭了一場，承認自己撒了謊。他威脅她，如果她再胡說，就將她解雇。 １９２９年年底舉行的有關“青年計划”的公民投票的結果，是斯特勒斯曼總理及其溫和的計划取胜。雖然，在清點票數前他已死去。為了擊敗這一措施，希特勒与胡根貝格的國家人民党結成的不穩固的聯盟需要２１００万*？，而他們獲得的票數卻只是６００万。對胡根貝格，這是個致命的失敗，但希特勒卻巧妙地將失敗變成某种胜利。希特勒是個從不擁護某种業已失敗的事業的人，他轉而向胡根貝格尋釁，与他斷盟，其不可預測，就跟他建立此聯盟時一樣。此時，他已在暗中糾集力量——關于公民投票一事的宣傳擴大了這一力量——為行將到來的全國選舉作好准備。但是，高度評价納粹的觀察家卻极為罕見。英國駐柏林前大使達伯農勳爵在他的回憶錄的一個腳注中提到元首時寫道：“自１９２４年以來希特勒已漸漸被人遺忘”。柏林政治學校校長阿諾爾德·烏爾弗斯博士和歷史學家阿諾爾德·托恩比兩人均同意這一說法。 希特勒想到的卻是胜利，而他也覺得，如果能將工人重新爭取到他的事業上來，取胜是可能的。為此，他必須采取新的激烈的宣傳策略。１９３０年初，有個法律系學生死于柏林，而希特勒的机會也隨之到來。這個學生叫霍斯特·韋塞爾，２１歲，父親是個牧師，也是共濟會會員。韋塞爾背叛了他的資產階級家庭，成了一名忠貞的褐衫党徒，在与赤色分子的街頭血戰中喪生。他曾寫過一首詩，發表在《憤怒》雜志上，后來還配上了曲。漢夫施坦格爾寫道：“曲子与１９世紀末２０世紀初維也納酒吧音樂雷同。”原歌詞大意如下： 你我眼色相遇， 你我嘴唇相貼， 你我情意綿綿。 韋塞爾不外乎將“曲調加溫至進行曲”罷了。這首詩叫《高舉旗幟！》系為紀念犧牲的同志——“被‘紅色陣線’和反動派槍殺的”——而作的。韋塞爾和前妓女埃娜熱戀，与她同居。為了將二人赶走，房東太太求助于共產党人。結果，一群赤色分子沖進這對情人的居室。据報道，這群人的領隊、埃娜的好友之一，喊道：“你明白這是為什么！”然后將韋塞爾射殺。為了從這一可悲的事件中撈到政治資本，共產党誣稱韋塞爾為拉皮條老板——實則不是。戈培爾則將韋塞爾搖身一變，變成工人階級的耶穌——實則也不是。“他拋棄了家庭和慈母”，不成功的小說家戈培爾寫道，“來到鄙視和唾*？他的人們中生活。在那里，在無產階級的住宅區，在租來的一間小閣樓里，他這個年輕人開始建立起充滿青春的、朴素的生活。是社會主義的耶穌！是一個以貧困引起人們注意的人物！” 當奄奄一息的韋塞爾躺在一家醫院里時，戈培爾將這私人間的小爭端變成政治上的謀殺。在体育館舉行的會議結束時，他竟讓与會者唱韋塞爾的歌：“彩旗飄，戰鼓響，笛聲揚，千万人民齊歌唱，歌唱德國革命，歌唱旗幟高高飄揚！”２月２３日，韋塞爾終于死了。”他的精神不死，他仍繼續活在我們中間”，戈培爾寫道。他“仍在我們的隊伍中前進。”為了把這一宣傳運動推向高峰，戈培爾決定為他舉行隆重而豪華的葬禮，讓希特勒最后發表演說。然而，對這种過分的渲染，元首是持保留意見的。戈林也一樣——為爭取被選進國會，在瑞典治療吸毒癮后，他已赶回德國。他爭辯說，柏林的局勢已夠緊張，元首的安全無法保證。据漢夫施坦格爾回憶，“若有不慎，后果不堪設想。畢竟，議會中我們才有１２人，勢單力薄，無法從中撈取資本。希特勒若前來柏林，那末，對共產党之牛而言，他就是一塊斗牛士的紅布。后果我們是擔當不起的。” 由于希特勒詭稱有病，葬禮便在他缺席的情況下舉行。戈林是正确的。吊唁者遭到赤色分子的襲擊；送葬的隊伍成了与赤色分子搏斗的隊伍。當戈培爾站在墓前煞有介事地喊著”霍斯特·韋塞爾！”沖鋒隊員喊“在！”時，石頭從牆外飛來，打在墳上。宣傳家戈培爾的高興莫過于此了。“棺材入土時”，他寫道，“這些家伙在門外高聲喊叫……已故的親人，依舊与我們在一起，伸出一只疲倦的手，在陰暗的遠方向我們召喚：跨過墳墓，前進！德國就在道路的盡頭！” 從這些話中，人們永遠無法猜到，普通的赤色分子与納粹之間的真正關系是什么。他們雖然無情地互相毆斗，卻又感到互相之間有著某种獨一無二的同志之情。在酒吧間或*？酒館中毆斗受到警察的干涉時，若他們團結起來，這并不是件怪事。雙方均為某种事業的熱情所驅使；雙方均相信，只要目標正确，方法也就正确。他們均有相似的社會主義目標，同樣對議會制嗤之以鼻。前一年的“五一”節，他們曾手挽手沿著柏林的街道游行，共同抗議對游行隊伍的鎮壓，還喊著同一的口號：“要自由，要工作，要面包！”還有，他們同樣憎恨那個猶太警察局長本哈德·維斯（戈培爾稱他為“伊西多爾”），都認為警察是“伊西多爾”的部隊，是所有革命者的殘暴的敵人。 在戈培爾從霍斯特·韋塞爾事件中擠干了宣傳油水后兩個月，希特勒与奧托·斯特拉塞爾之爭公開化了。自他弟弟前往慕尼黑擔任党的要職以來，奧托便成了格里戈爾創辦的３家報紙社論的主要撰稿人。它們雖然仍挂著國家社會主義的招牌，實際上卻是宣揚奧托破除偶像崇拜的觀點的論壇，而這些觀點卻常常是与希特勒的看法背道而馳的。４月間，奧托·斯特拉塞爾全力支持了薩克遜金屬工厂工人的罷工，使他們之間的分岐達到了頂點。工業家們，例如聯合鋼鐵厂的弗里茨·狄森之流，堅持讓希特勒開除斯特拉塞爾——如果他還需要領津貼的話。 開始時，希特勒采用了威脅手段，但無濟于事。于是，他便親赴柏林，以行使其私人的影響。兩人在“山淑西飯店”兩度相見。在７個小時里，希特勒竭盡阿諛奉承，威脅利誘、坑拐哄騙之能事，然而，兩次會見的結果，卻只是暴露了分岐而已。兩人均寸步不讓；希特勒提出讓奧托當党的宣傳部長，遭到后者的拒絕。盡管兩人未能達成協議，斯特拉塞爾及其左右卻未立即与党分裂，“因為還存在著希望，希特勒是受討論影響的”，希特勒甚至有可能放棄“羅森堡路線”。他們也不愿把分裂搞成一公開事件，因為這可能損害党在行將到來的薩克森州大選中獲胜的机會。然而，奧托·斯特拉塞爾卻也醒悟到，他和他的社會主義追隨者是不可能再留在納粹党內的。這是因為，希特勒曾承認，他擬采用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的原則，并与工業界打交道。會談還暴露出，希特勒決心使其新思想含混不清和“可作無窮無盡的解釋”，以便使用絕對權威這個手段達到完全控制党的目的。他本能地明白，一旦國家社會主義變成了具体的綱領，元首原則也將被危及。年輕的斯特拉塞爾竟敢肆無忌憚地公開与他頂撞，這，希特勒肯定覺得受到污辱。然而，當他驅車回到慕尼黑后，他既沒有發表評論，更沒有公開進行攻擊。他也未對奧托進行威脅，盡管“一切手段均供我支配。”他只在報上宣布（一如格里戈爾·斯特拉塞爾之所為），在柏林未發生任何爭執，他与奧托兩人意見一致。希特勒所采取的做法，不是公開懲罰叛逆者，而是支持將奧托的党員一一開除出党。６月底，他才向戈培爾發出遮遮掩掩的指示，讓他將奧托·斯特拉塞爾及其追隨者清洗出党。“只要由我領導”，他寫道，“我就不允許國社党變成根基甚淺的文人和沙龍里的布爾什維克辯論的俱樂部；它將一如既往，是個有紀律的組織。它的創立不是為了愚蠢的純理論研究，不是政治上的候鳥協會，而是為德國的前途而斗爭——到那時，德國將不复存在階級差別，新的德國人民將自己決定命運！”于是，他指示戈培爾，要“無情地將柏林的那些分子清洗出党”。戈培爾在几星期內便這樣做了。后來，斯特拉塞爾公開號召社會主義者總退党，但只有２４人響應，連奧托的親兄弟也反對這樣做。格里戈爾与另外兩名左派党員共同發表聲明說，“他們將在希特勒的領導下團結起來，嚴格遵守党的紀律。”格里戈爾曾對友人說過，他弟弟永遠是個逃兵。我弟弟的出走及其向党發動的進攻純屬瘋狂愚蠢之舉。” 奧托·斯特拉塞爾与希特勒公開分裂一事，引起了報界的轟動，但在党內卻几乎無聲無息。在南北雙方長期的分裂斗爭中，希特勒极力充當仲裁人，一心只想要雙方妥協；得胜后，他是很寬宏大量的。他讓格里戈爾·斯特拉塞爾在党內身居高位，甚至在奧托當著證人面讓他難堪時，他也盡力將他們的分岐減小到最低限度。他把事情弄得好像是奧托*？使自己出党似的。現在，互相殘殺的戰斗已經結束，希特勒可將其精力全部集中在將于９月舉行的全國選舉上去了。 １９３０年，希特勒几乎給每個選民都帶來點什么——農民，工人，學生，愛國者，种族主義者，以及中產階級的市民。他的廣泛的興趣的共同點集中在全球的經濟蕭條上。這次危机是１９２９年華爾街的沖突引起的，使德國顯著的复蘇立時告吹。到那年夏末，德國的失業人數已達３００万，而勃魯宁總理的減少開支的經濟政策又使事情變得更糟。希特勒暗想，使他能在政治上控制德國的緊迫形勢終于出現了。他向工人們發出的呼吁是用共產党人的詞藻表述的。“德國的工人們，覺醒吧！掙斷你們的鎖鏈！”——戈培爾的《抨擊》報是這樣宣布的。對農民們（由于世界農產評价格的下降，他們的利潤正被化為烏有），希特勒提出了調整稅收和進口關稅的主張。沒有工會為他們撐腰的中下層階級所得到的是希望；以貧困為恥的中產階級所得到的是自尊。對大學內外的青年理想主義者，希特勒給的是——一個理想的新世界。 青年理想主義者的人數雖不多，但他們是希特勒未來的斗志昂揚而又忠貞的干部。當希特勒宣揚反對唯物主義和自私自利、保證建立社會大同和一支為實現社會主義、使德國永葆青春而斗爭的十字軍的尖兵隊伍時，他們一個個听得著了迷。他們相信，希特勒將創立一個真正社會主義政權；他們在大城市的街道上游蕩，高呼著与他們的共產党敵手們共用的口號：“要自由！要工作！要面包！”新興起的一代“覺察到，事物正在發展，可怕的停滯不前的狀況業已結束。”有個追隨者回憶道，“要真正理解它，你就得在其中生活。”現在正是這樣的時刻，去為吸引大多數青年理想主義者呼吁，而希特勒是唯一能理解這一呼吁的力量的政治家。 不少知識分子，社會名流，甚至皇室，都被他吸引過來。那年春天，德皇的稚子奧古斯特·威廉（“奧威”）給他的親愛的戰友希特勒寫了一封信，“從心底里愿意”告訴他，他剛被吸收入党。“這是我深受感動的時刻，我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您，并向您表示效忠。”王子害怕共產主義會傳播開來；他的轉變也影響了菲力气·馮·赫森親王——德皇的侄儿，維多利亞皇后的孫子。后者也轉而支持希特勒。 １９３０年，希特勒也為德國人帶來了某些新的東西——團結的感情。他歡迎人人都加入遠征，沒有階級界限；唯一的條件是，他必須自覺自愿地跟隨希特勒，在反對猶太人和赤色分子的戰斗中，在為生存空間和德國利益的斗爭中，殊死戰斗，直至最后一息。“我們感覺到的，”一位早期的党員寫道，“也是我們的心迫使我們想的是：希特勒，你是我們的人。你講話時，就像是個曾經上過火線的人，曾与我們一樣經歷過艱難困苦的人，不是坐軟席的人，而是像我們一樣，是個不為人所知的軍人。”正是這個超自然的呼吁才把形形色色的投票者的感情調動起來。除了對人民團体和工人外，希特勒并未堅持反猶——特別是“清除”猶太人的問題。對文化水平較高者和理想主義者，這個問題只在耳語中或者若無其事地談上几句。 那年夏天，希特勒為了推行其包羅万象的計划，不辭勞苦，到處奔波，在最后６個星期內，竟發表了２０次重要的演講。希特勒是個生就的政治家。他發現，与群眾在一起，与人們握手，親嬰儿的臉蛋，向婦女鞠躬，這不但是自然的，而且還能受到鼓舞。他更常与工人階級或中下層階級的追隨者一起吃飯，而不是与上層人物一起就餐，他的平等待人的態度對小職員，小商人和勞工均具有吸引力。 為了接近每一种人，希特勒所采用的雖然是分別發信的方法，但他從未忘記他在蘭茨貝格的教訓：他必須把群眾爭取過來。所以，在小事上，他不允許自己采取咄咄逼人的立場。對百万富翁，赤色分子，馬克思主義分子，以及帶來失業、使農產評价格下降、將中產階級的節余洗劫一空的那個“制度”，希特勒則反反复复地進行抨擊。他不是以階級去對抗階級。他能將他們全團結在一起。 德國——在此事上可說是全世界——從未如此服從過這种引誘。戈培爾組織了６０００個集會——在大廳內，在能容納万人的帳篷下，在露天。還有火把游行；無論是城市還是鄉村，到處都貼滿了醒目的紅色口號標語。納粹發行的報紙，常常發行某一運動的專刊，且一印就是數百万份，在全德國可說是舖天蓋地；若是賣不出去，他們便免費散發。 在大選當天上午對工人們的最后一次訓示中，戈培爾就如何操縱選舉的問題，對他們提出了忠告——雖然可笑，卻是可行的忠告。“開玩笑地做，認真地做！要像人們通常對付他們的辦法去對付你們親愛的同仁！要刺激他們，讓他們發火，然后牽著他們的鼻子走！”當天，全國的投票站前排滿了長長的隊伍。投票總數為３５００万；比１９２８年多出４００万。希特勒于午后來到慕尼黑的選舉中心。迎接他的是納粹党的出版商阿道夫·米勒。米勒興奮地說：“我們贏了！能得到６６個席位！”自１９２８年以來，他們只占有５４個席位，若与此相比，增加的席位當然是惊人的，但希特勒卻說，如果德國人民能正确地思考，數字可能會更高。“我內心在說：‘有１００個席位才好呢！’”實際上，他們得了１０７個席位。“那時的心情我該怎樣表達呢？我們的席位從１２個增加到１０７個！” 使國社党人惊奇的東西，對他們的反對派卻是令人作嘔的震惊。為避免差錯，官員們一而再，再而三地核對選票，在核對無誤后才宣布：納粹得６３７．１万張，占總票數的百分之十八以上。不到２年，希特勒的党便從得８１万張一躍而成為帝國的第二大党。在宣布希特勒在政治上已死亡后，社會民主党錯誤地將斗爭的矛頭集中對准赤色分子。 共產党也取得了得１３２．６万張的偉大胜利，而社會民主党人卻失去了６万張票。這一情況表明，希特勒的胜利是以中產階級政党的失利為代价的。納粹的得票，增加最多的是來自農民和農村的中下層階級，以及德國北部的新教徒區。在天主教徒中得票也為數不少，在啤酒館起義前，希特勒几乎全在叛徒中、在覺醒者中和在絕望者中爭取選票。現在，他得到了希望他能為他們帶來好日子的人們的支持。吸引投票者的是希特勒的彈性吸引力及其富有力量的演說，但是，使他們走上投票站的卻是党的高效能垂直机關中的成千上万的支部領導人和支部領班的不倦的工作。 過去一年多來，漢夫施坦格爾的尖酸刻薄的講話曾使希特勒疏遠，但在選舉中取得的惊人的胜利卻使漢夫施坦格爾重新受寵。赫斯在電話中對他說，元首急于要見他。半小時后，希特勒便到了漢夫施坦格爾的家里。希特勒問他是否愿意出任党的外國新聞部主任，“我們的前途事業极偉大，用不了几個月，最多一兩年，我們便要全面掌權，這是不可阻擋的。你的聯系很廣，能為我們作出偉大貢獻。” 漢夫施坦格爾接受了。几天后，他陪同希特勒前往萊比錫——在那里，３名年輕軍官因被指控在軍隊內進行納粹宣傳而受審。９月２５日，希特勒親自出庭作證，作了一次聰明的、模凌兩可的講話，几乎吸引了每一個人。他保證將用和平的方法即投皮箱取得政權，還向部隊表忠，并答應与可恥的凡爾賽條約作斗爭，即使要用“非法的手段”也在所不惜。 在演講結束時，他向党內的革命者宣誓，一旦取得政權，他就要建立國家社會主義的法庭。“到那時，１９１８年的１１月革命之仇便能得報，人頭將會落地！”希特勒再次表現出了他的政治靈活性，几乎使市民和革命派同時得到滿足；對前者，他許諾的是和平愿望，給后者的是血腥的复仇。他講話的效果遠遠超出了德國的范圍，因為他是德國第二大党的發言人，他的關于凡爾賽條約的煽動性言論已不再是一個政客的毫無意義的高調。 漢夫施坦格爾受到外國記者的包圍，他們紛紛提出要采訪德國的新現象。希特勒匆匆為倫敦的《星期天快報》草擬了一起文章。“這次大選”，他寫道，“活像是為德國人民量体溫。全世界吃惊地發現，德國在發燒——發高燒。這個溫度必然會繼續上升——以反對現存的條件与無法承受的重負。”他不但要求修改凡爾賽條約和“青年計划”，而且還要求“歸還波蘭走廊，因為它像從我們身上割下的一塊肉。”然而，他卻矢口否認德國是挑起戰爭的罪魁禍首，指責威爾遜總統違背了自己向帝國許下的庄嚴的諾言。“如果德國人民仍需像今天一樣受苦”，明天仍要受苦”，在結束演講時他警告說，“那就讓我們在‘不行’聲中受苦，而不是在我們的‘可以’聲中讓別人將苦強加給我們。” 几天后，希特勒改變了他的步伐。他向倫敦的《泰晤士報》記者說，他將嚴格地在合法范圍內活動。“所以，倘若我們像你們那樣活動——如果處在我們的位置上——請你們別譴責我們。我希望，英國永不致像德國那樣，但是，如果她像德國的處境那樣，如果在最困難的時刻，遭到背后插刀，那末，英國一旦重新站立起來，她會采取什么態度？英國的愛國者對他們的民族中那些企圖破坏國計民生的人會采取什么態度？” 兩星期后，１０月１３日，１０７個身穿褐衫的納粹代表，列隊進入國會以參加開幕式。點名時，人人都高聲回答：“有！希特勒万歲！”社會主義者的代表托尼·山德對此大吃一惊。“這是‘雅利安’民族的精華！——這幫吵吵鬧鬧，大喊大叫，身穿制服的家伙！我仔細地觀察了他們的面孔。我越觀察，所見的東西便越使我震惊：許多人的面孔都是犯人和墮落分子的面孔。与這伙歹徒同坐一堂，這是多大的墮落！” 格里戈爾·斯特拉塞爾在國會的講話是比較穩妥的——“讓我們就此止步吧。只要民主依然存在，我們就按舊制度行事好了……只要适合我們的需要，我們現在擁護魏瑪共和”——然而，在首都街頭發生的事情，卻為未來的事件投下了不祥的陰影。數以百計的沖鋒隊便衣業已在搗毀猶太人的商店、咖啡館和百貨商店的櫥窗。 對希特勒而言，緊跟著９月大選的國際宣傳，既好又不好。隨著希特勒聲望的提高，他的侄子，与母親一起居住在英國的威廉·帕特里克·希特勒，便慕名來訪。１９０９年，在都柏林當待者的小阿洛伊斯，与愛爾蘭姑娘布里吉·伊麗莎白·道林結了婚。由于阿洛伊斯不斷變更謀生的方法，他們的日子過得既緊張又忙碌。阿洛伊斯在利物普開過小飯館，將它變賣后又買了一所供出租的公寓。他當過旅店老板，破產后，成了出售刀片的小販。布里吉過不慣這种艱苦的生活，曾几次出走。威廉·帕特里克出世后，夫妻爭吵得更加厲害了，原因是，阿洛伊斯遵循他父親的教條，認為對孩子們從小就得嚴加管教。他趁布里吉不在家，几次毒打了嬰儿。威廉·帕特里克長到３歲時，家庭便破裂了。据布里吉說，阿洛伊斯拋棄了他們，自己只身返回德國；但阿洛伊斯則對親友們說，他的妻子与一工程師私奔，還把孩子帶走了。 當布里吉与她的儿子在報上看到希特勒在大選中獲胜時，他們認為，“這是搞錢的好机會，便同意讓赫斯特報紙的記者采訪。”阿洛伊斯畢竟從未寄錢來養家！于是，他們便在倫敦開始与赫斯特報紙的代表談判。１０月上旬，威廉·帕特里克的照片便在美國的報紙上相繼出現。照片的解說詞說：“在倫敦工作的小職員威廉·帕特里克·希特勒，是德國的新政治首腦阿道夫·希特勒的侄子。他生于利物普，對叔父的目標知之甚少。”事實上，他的确知之甚少，不得不寫信給父親，詢問這位新政治首腦的生平。“父親回信了”，多年后他對戰略情報處的采訪人說，“信中說，阿道夫要求開家庭會議，現隨函將車票寄去。”一到慕尼黑，母子二人便發現，希特勒“怒火滿腔”。在有安吉拉·拉包爾和阿洛伊斯參加的家庭會議上，希特勒說他的“名聲越來越大，你們休想爬在我背上，白白騎著我出名。”他說，由于小阿洛伊斯未与布里吉离婚便又重婚，把家事泄露給赫斯特的報紙，這种做法會毀滅他在政治上獲得成功的机會。“我歷來是多么小心謹慎，不把自己的私事泄露給報界！”他說，（据威廉·帕特里克９年后在《巴黎晚報》上發表的一起文章稱）“我的身世切不可讓這些人知道，切不可讓他們知道我是什么地方人，是什么家庭出身……即使在我的書中，關于這些事情，我都只字未提，确實只字未提，現在呢，我的侄儿偶然被發現了。他們在搞調查，還派出間諜去挖掘我的身世。”据《巴黎晚報》的那篇文章說，說到這里時，希特勒憤怒地宣布，威廉·帕特里克連一位親屬都不是，因為他的父親小阿洛伊斯（他在場听到了這些，未發表評論）是大阿洛伊斯·希特勒收養的義子。他与他母親（据戰略情報處的采訪人稱）應立即返回倫敦并通知赫斯特的報紙，納粹党的領袖是另一個阿道夫·希特勒，不是他們的親屬。這种解決辦法使希特勒“很高興”，在敦促母子二人“盡快返回英國，現在和將來均斷絕一切關系”后，希特勒給了阿洛伊斯２，０００美元，作為母子二人在慕尼黑的費用和返家的路費。阿洛伊斯支付了費用，買好了車票，并答應將余額如數郵寄出去，因為這樣做“安全得多”。威廉·帕特里克發誓說，錢壓根儿就未收到（奇怪的是，在此后不久，紐約的赫斯特刊物《美國人》便發表了由小阿洛伊斯·希特勒署名的關于阿道夫·希特勒的報道。文章中，小阿洛伊斯在文章中稱他的弟弟是個既討人喜歡又慷慨大方的孩子，還是個夢想家，其夢想与現實的距离有如天地。在他母親死后，阿道夫曾將妹妹帶至維也納，在那里，兄妹二人与無情的窮困作了艱苦的斗爭。阿洛伊斯寫道，為了養活保拉和他自己，阿道夫不得不去掃街和干其它体力活。后來，他便去了慕尼黑，當了房屋油漆工和裝修工）。 在威廉·帕特里克与母親回英國后不久，希特勒將其律師召至普令茨雷根坦廣場的寓所。希特勒指著眼前的一封信說“這封信与一樁‘可惡的’訛詐案有關，是他的一位最討厭的親戚搞的，還涉及到他的祖宗。”据漢斯·弗蘭克的回憶，希特勒指的是威廉·帕特里克·希特勒。此人“暗示”，報界對希特勒的祖先的某一方面很感興趣——就是說，他有部分猶太血統。于是，元首便令弗蘭克秘密調查此事。 他從“所有可能得到的來源”收集的報告是最令人不安的：希特勒的父親看來是“林嗣城附近的里昂丁一個姓施克爾格魯勃的廚娘的私生子，她受雇于格拉茨的一家人家。這位廚娘“為猶太人弗蘭肯伯格工作時生下了一個儿子。１９世紀３０年代末，弗蘭肯伯格代表他１９歲的儿子給姓施克爾格魯勃的女人的儿子支付了一筆從生日起至１４歲止的‘父道津貼費’”。弗蘭肯伯格与廚娘（希特勒的祖母）還長期通信，“通信中談的大致是，當事人心里都明白，施克爾格魯勃怀這個孩子的時間、地點，使弗蘭肯伯格不能不付出這筆津貼。” 弗蘭克的報告得出了遺憾的結論：希特勒的父親是半猶太人的可能性無法排除。 元首激烈地對弗蘭克的推論提出了挑戰。他狼狽地解釋說，他祖父貧困不堪，偽稱弗蘭肯伯格有父道之嫌，成功地敲詐了一筆津貼。希特勒發誓，這情況是他父親和祖母親口告訴他的。弗蘭克的證据肯定使希特勒膽戰心惊，否則，他怎會撒出這個彌天大謊來：他出生時他祖母已去世４０年。更重要的是，他承認祖母确曾收過猶太人的錢，這樣一來，他的血統不純便大大有可能了。阿道夫·希特勒有部分猶太血統的机會是极小的。格拉茨大學的尼古拉·普里拉多維奇所作的研究對弗蘭克的證据提出了某些怀疑。在格拉茨（奧地利）的猶太人會員登記冊中，他未找到有弗蘭肯伯格或弗蘭肯雷德的記載。這些登記冊由１８５６年，即希特勒的父親出生后１９年開始記載。但，那是因為猶太人于１４９６年被逐出斯苔爾馬克，于１８５６年才獲准返回該地之故。据普里拉多維奇說，在此之前，格拉茨“無一猶太人”。重要的是，他自己生怕有猶太血統；為了确信，他此后曾至少調查了兩次。据從１９１７年起便認識希特勒的內科醫生舒赫回憶，他“一生都在痛苦地怀疑：他有還是沒有猶太血統？他常与我們談及此事。”希特勒要求別人拿出雅利安人的證明文件來，而自己卻拿不出。這便可說明他為何要對威廉·帕特里克說：“切不可讓他們知道我是什么地方人，是什么家庭出身。” 盡管私事如此煩惱，希特勒１９３１年的預兆是好的。他一夜之間成了一本暢銷書的作者。自出版以來，《我的奮斗》年銷量不過６，０００余本，到了前一年，銷量猛增至５４，０８６本。這給他帶來一筆可觀的收入，而且似乎未有盡期。另外，党的新總部“褐色大廈”又于新年的第一天開放。這座用特种捐款、希特勒集會的收入、贈款及党費購買和裝修的大廈，代表了納粹党的實体和義務。希特勒、赫斯、戈培爾，斯特拉塞爾和党衛軍的辦公室設在二樓。元首的辦公室很寬敞，紅棕色，相當漂亮。窗戶通至天花板，俯瞰科尼希廣場。辦公室內有一墨索里尼的半身大塑像，牆上挂著許多畫，其中之一是腓特烈大帝，另一幅是元首所在的兵團首次進攻弗蘭德時的情景。“希特勒不常在辦公室”，弗蘭克回憶說。他的工作方法是毫無系統的。他可能“像一陣風似的進來”，但還沒有坐下，“又像一陣風似的出去了”。若被堵在辦公室里，他會倉促地把事辦完，然后便會“來上一小時的長篇大論”。 他喜歡在樓下的小餐室的角落里消磨他的時間。那里有張“元首”台，上邊挂著一幅狄特里希·埃卡特的照片。不久這也乏味了。在“褐色大廈”里坐辦公室的生活對他是不适合的。他的欲望是動，是為自己和為党取得人民的支持，或与在政治上或經濟上支持他的人們進行高級談話。１９３１年希特勒所面臨的問題确實是艱巨的。這些問題大都是由于党的隊伍迅速擴大所致。党的發展，使党的官僚机构的每個部門也膨脹起來。其結果是，各部門互相摩擦，互相妒嫉。 最頭痛的是党衛軍，因為許多党衛軍的成員對希特勒要守法之說不以為然。他們常將暴力傳統引為自豪，不明白為什么要對慕尼黑的文官俯首貼耳。這些人都是理想主義者，許多人心里想的是社會主義，与他們的共產党對手一樣，具有革命熱情——這正是使元首難堪的。從一開始，他便与沖鋒隊的領導人意見不和；前者要把沖鋒隊變成党的一支武裝力量，而他卻堅持己見，認為它的主要任務是保護群眾集會，以及宣傳政治忠誠。首先鬧別扭的是羅姆上尉。他因為与希特勒意見不和，自愿流放到南美去了；后來是普腓弗·薩洛門——他也提出要加強沖鋒隊的要求，因得不到滿足，不久也洗手不干了。 領導之間的不和使下邊的士兵也產生不和。不久前，柏林的褐衫党徒造反，理由是，他們挨餓，工作負擔過重，在与警察和赤色分子的毆斗中，常常受傷或被逮捕。他們不愿只為党的集會站崗放哨，在他們的７條要求中，包括增加經費的合理要求，被戈培爾否決后，這一支部隊气得發瘋，襲擊了由沖鋒隊把守的地方党部。希特勒親自出面干預后，叛亂才告平息。在武裝的沖鋒隊員陪同下，他視察了党衛軍的各個開會据點，號召大家和解。他像一位病人和一位容忍的父親那樣，又是懇求，又是許諾，又是斥責。他很少談到褐衫党徒的７項要求，只把它當作個人問題處理，號召人們忠誠于他。然后他便宣布，他自己是党衛軍的總指揮。這一宣布博得了党衛軍的高聲喝彩，同時也象征著這次短暫的叛亂業已結束，希特勒可以回到競選上去了。 他答應領導党衛軍，但這卻是一張空頭支票。他既沒有時間也沒有心思去承擔這一職務。時至１９３１年初，党衛軍仍缺乏有效的領導。１月４日，党宣布，羅姆上尉（新近才從玻利維亞召回，在那里，他曾協助共和國与巴拉圭作戰）將出任党衛軍的參謀長。由于希特勒同意讓羅姆在擁有６万名士兵的党衛軍組織內部自由行事，他才答應返回德國。在同意暫時將沖鋒隊只作為受紀律約束的游行部隊后，這位能干的組織家和干練的領袖便著手按自己的形象去重建党衛軍。 然而，效能并不是解決積怨已久的組織的靈丹妙藥。不久，首都便醞釀著另一次嚴重的叛亂。柏林褐衫党徒的困苦境況基本依然如故。組織內部的不平等令他們的領導人瓦爾特·斯登尼斯怒不可遏。他再次要求，組織系統應以“知識”而不是“人事”為基礎。他公開抱怨說，希特勒“每隔几個月便改變主意，發布新命令”，在這种情況下，他們無法行動。斯登尼斯的手下對此迷惑不解，憂心忡忡。一方面他們同意他的看法，另一方面卻又不可抗拒地傾向元首。 １９３１年２月２０日，在希特勒下令沖鋒隊和党衛軍停止在街頭毆打赤色分子和猶太人后，這個問題便表面化了。“我理解你們為何傷心和憤怒”，他對褐衫党徒說，“但你們絕不可攜帶武器。”他們不滿地嘟囔不休，卻未采取行動，及至次月希特勒屈從于魏瑪政府的法令……該法令規定，未來的集會必須獲警方批准后方得舉行時，斯登尼斯才譴責這一向當局投降的行動，并于３月３１日深夜召開党衛軍領導人秘密會議。出席會議者异口同聲宣布，他們擁護斯登尼斯，反對希特勒。 為了不致引起流血和內訌而又能解決問題，希特勒令斯登尼斯前來慕尼黑報到，在“褐色大廈”里擔任案頭工作。斯登尼斯拒絕前來。于是，希特勒便將沖鋒隊傾瀉在叛軍頭上。不到２４小時，公開抵抗便結束了——這是一次弱不禁風的叛亂。斯登尼斯所要求的無非是純洁的國家社會主義，為党服務，不是為某個人效勞。“誰跟我一起走，誰就會遇到艱難困苦的道路，”在与手下人告別時他說，“然而，為了國家社會主義的理想，我建議你們跟隨希特勒，因為我們不想將國家社會主義毀滅。” ４月４日，《抨擊》和《人民觀察家報》同時刊登希特勒的文章，譴責斯登尼斯的“起義”。他重申，社會主義歷來是納粹党的主要理想；他批判了鑽進党內的“沙龍布爾什維主義和沙龍社會主義的小丑們。”他宣稱，斯登尼斯就是這樣的小丑，此人曾千方百計“將一系列嚴格說來是屬于共產党不斷煽動所需要的概念引進党衛軍內。” 這些文章更引起了柏林离心离德的褐衫党徒的憤怒。希特勒再次前往柏林，扮演了調解人和中間革命派的角色。這次，他把漢夫斯坦格爾帶在身邊。漢夫斯坦格爾寫道：“希特勒無法，只好在郊區來回奔跑，眼中含著淚水，哀求他們，說只有依靠他，他們的利益才能得到保護。”經過諸多周折，他總算恢复了秩序。次日，他与斯登尼斯一同在一家貿易与旅游旅店下榻。斯登尼斯給漢夫施坦格爾留下的印象是，他更像是位受害者，而不是叛亂的領導人。“我發現，此人很正經。他是科隆的主教舒爾特的侄儿。他將我拉到窗前，我們的談話聲被交通嘈雜聲吞沒了。他說：‘希特勒是否明白，叛亂的真正煽動者正站在他身旁？’——此人是戈培爾。盡管希特勒有令，不准我們毆斗，戈培爾卻一再鼓動他們上街游行。現在呢，一切責任都推到我身上來了。” 与通常一樣，希特勒的出現（靠沖鋒隊做后盾）給党衛軍帶來了團結，而這次的團結是牢不可破了。將斯登尼斯及其一小撮追隨者解職并未引起波動。戈培爾安然無事，但是，除斯登尼斯外，許多人都覺得，在此次叛亂中，戈培爾扮演了陰險的角色。“打個比方，若某個母親有許多孩子，其中一個誤入了歧途”，他說，“明智的母親就會拉著他的手，緊緊抓住他。” 希特勒也明白，將誤入歧途的孩子們領回來，他是動用了武力的。于是，他便用沖鋒隊的人接替了斯登尼斯在柏林党衛軍內的職務。由于作為元首原則保護者的權力得到擴充，沖鋒隊欣喜若狂。“我們并不是處處都受到熱愛的”，在几星其后召開的一次沖鋒隊領導人的會議上，沖鋒隊頭子海因里希·希姆萊說，“我們履行了職責后，可能會站在角落里，我們不該希望得到感謝。但是，我們的元首知道沖鋒隊的价值。我們是他的寵儿，是最有价值的組織，因為我們從未令他失望。” 与此同時，作為調停人的希特勒，准備歡迎那些誤入歧途或搖擺不定的党衛軍返回崗位——但那些太具有獨立精神的人們卻除外，他們必須被清洗，職務必須由忠誠的追隨者去接替。對希特勒寬宏大量的姿態的反應几乎是一致的。雖然，眾多褐衫党徒對希特勒及其堅持合法行動的主張表示失望，但在他的耶穌式的宣言面前，這种想法也煙消云散了。希特勒說：“我就是沖鋒隊和党衛軍，你們是沖鋒隊和党衛軍的成員。在沖鋒隊和党衛軍里，我就在你們中間。” 党衛軍剛恢复秩序，其領導人羅姆上尉便因据說搞同性戀而遭到猛烈攻擊。早些時候，希特勒曾將類似的控告一筆勾銷。“党衛軍是為達到特定的政治目標而組織起來的。它不是撫育小姑娘的道德机關，而是粗暴的斗士的聯合体。”他繼而說，某人的私生活是他自己的私事，只要它不干預國家社會主義的任務，就不予理睬。 但是，這件丑聞卻正在變成一党內事件。人們在竊竊私語，許多在斯登尼斯起義中遭到清洗的軍官，其職位均被羅姆的同性戀伙伴們接替了。對這些指責，如同對指責沖鋒隊犯下了暴行一樣，羅姆顯得若無其事。“我知道，過去我對沖鋒隊員們表現粗暴，是急性子，親愛的德爾默先生，不過，從今以后，請你拭目以待吧！我的部下將安分守己，嚴守紀律，秩序井然。我的職責是要使千百万易受共產党影響的失業工人不受其影響。我要將他們變成有秩序的公民，保護德國，以反對國內外的布爾什維克敵人。”這番話是羅姆在４月底會見倫敦的《每日快報》的記者德爾默時說的。德爾默反駁說，“蘇醒吧，德國！”“讓猶太人滅亡！”之類的高聲怪叫，似乎不像嚴守紀律和秩序井然。 “啊，你可不能按表面意義去理解這些口號，你只能听一半。”接著，他說了一些引起了記者注意的話。“我正在把一些吵吵鬧鬧，不守紀律的人從党衛軍中清除出去。對這樣的軍隊，搞點大掃除是有些好處的。”他到柏林的目的就在于此。他解釋說，首都曾發生過叛亂，領導者是斯登尼斯上尉。此人是“瘋子”，竟敢向他和希特勒的權威提出挑戰。羅姆向德爾默保證說，叛亂分子已被鎮壓下去，一切都恢复正常。 一星期后，在羅姆的建議下，德爾默前往“褐色大廈”采訪元首。希特勒承認他有兩條要求：取消戰爭賠款債務和“在東方自由行動”。他并不熱衷于恢复舊疆界或歸還失去的殖民地，只要求允許几百万剩余的德國人擴展至蘇聯。德爾默問，你希特勒怎樣進入俄國而又不侵犯波蘭的領土？希特勒簡短地回答說：“總會有法子的。” 就在此時，奧古斯特·威廉王闖了進來，激動地宣布，在１９３１年的頭４個月中，有２４００名褐衫党徒在与馬克思主義者的格斗中受傷或喪生。“我的元首”，他喊道，“這是內戰呀！”“不錯”，希特勒隨口答道，“毫無疑問，這是內戰。”在确信希特勒是個极端殘暴的人后，德爾默便開始撰文。該文于５月３日見報，并預言：“德國正加緊加入歐洲法西斯國家陣營。” １９３１年夏季，希特勒忙于鞏固党的斗爭，并針對斯登尼斯叛亂所暴露出來的弱點，重新整頓党衛軍。与此同時，一件私事也使他深感不安。他得悉，他的司机和同伴莫里斯已秘密地与他的外甥女吉莉訂婚。吉莉一直住在普令斯雷根坦廣場那座寓所里，行動受到限制。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個主意是元首這位媒人給莫里斯出的。“你結婚后我每晚都与你一起吃晚飯”，他敦促這位青年說。“我听了他的話”，莫里斯曾對一個會見人說：“決定与吉莉訂婚，因為，跟別人一樣，我非常愛她。她高興地接受了我的求婚。”一些時候以來，知道內情的人都知道他們是一對情人；莫里斯曾在戈培爾面前對這“不幸的愛情”公開表示悔恨。最后，他鼓足了勇气作了坦白。希特勒大怒，斥責莫里斯對他不忠，解除了他的司机職務。 接近元首的某些人認為，他不過是個操心的親戚而已。“他的愛是父愛”，管家安妮·文特多年后堅持說。“他只關心她的幸福。吉莉是個朝三暮四的姑娘，誰她都想勾引，包括希特勒在內。他只不過想保護她罷了。”在某种意義上，吉莉成了俘虜。除了自由外，吉莉要什么希特勒都給。即使去上音樂課，他也堅持要派他信得過的人去陪她。她曾對一親戚抱怨說，“她的日子很不好過。希特勒不管去哪里，都堅持要她陪同前往。這令她很難堪，特別是她知道格里戈爾、斯特拉塞爾反對她与希特勒公開同行。另外，這也使她不能与別的年輕人接触。” 一天晚上，漢夫施坦格爾夫婦在雷西登茨劇場碰到了吉莉和希特勒。四人在施瓦茨瓦爾德餐廳一起吃夜宵。漢夫施坦格爾注意到，吉莉“似乎很厭倦，常左顧右盼看其他桌子。他不能不覺得，她与希特勒的這种關系是逼出來的。”漢夫斯坦格爾太太也感到，吉莉這姑娘受到壓抑，好像“在生活中得不到她所需要的東西。”但是，文特太太卻堅信，是吉莉追求希特勒的。“她自然想成為希特勒夫人。他是完全夠格的……她對誰都那樣輕浮，她不是一個正經的姑娘。” 毫無疑問，吉莉是羡慕舅舅的名望的。每次在赫克咖啡館飲茶時，他們的桌子總是被愛慕者團團圍住，其中許多是女人。她們又是吻他的手又是討紀念品。同樣明顯的是，元首喜愛她的程度遠遠超出了舅舅對外甥女的喜愛。“他愛她”，莫里斯斷言說，“但這是一种奇怪的愛，一种不敢表露出來的愛，因為他自尊心极強，不敢承認迷戀女色的弱點。” 也有人說，兩人有桃色事件。奧托·斯特拉塞爾還將听來的街談巷議寫成文章，聳人听聞地說，他們有越軌的兩性關系。這當然只有希望听到希特勒最坏消息的人才會相信。他愛他的外甥女，愛得很深，但是，發生兩性關系恐怕不太可能。希特勒這個人很保守，不敢公開追求任何一個女性，而他也處處小心謹慎，不敢金屋藏嬌，將情婦放在寓所——特別是同父异母的姐姐的女儿——以免毀滅他的政治生涯。 到９月，吉莉又混上了另一個青年，奧地利人，畫家。他們一見鐘情，据克里斯達·施洛德（希特勒的秘書）說，他立刻便向她求婚。一次，她向霍夫曼太太談到了她的不幸的浪漫史。在承認自己与一奧地利畫家相戀并感到痛苦后，她突然改口說：“哎，如此而已！你我都無能為力。還是談點別的吧！”希特勒聞訊后，立刻強迫她与那位畫家斷絕來往。這很明顯，是得到他姐姐安吉拉的默許的。 ９月中旬，吉莉打電話給她的聲樂老師說，她不再上課了，准備去維也納。打完電話后她便到貝希特斯加登看她母親。她剛到那里便收到“阿道夫”舅舅打來的電話，約請她立刻回慕尼黑去。她覺得自己必須回去，但，當她得悉他即將离開慕尼黑前往參加地方長官和沖鋒隊的主要領導人的會議時，她“責怪他讓她白跑一趟”。希特勒禁止她在他不在期間去維也納，這樣，她便從生气變成大怒。９月１７日，兩人在進午餐時（吃意大利面條）仍在繼續爭論。在廚房里的文特太太听見，他們爭論的嗓門越來越大。當吉莉沖出餐室時，文特太太注意到，她滿臉通紅。 吉莉一直呆在房里。后來，她听見舅舅走下樓，便跟著他走到過道上。樓下，陪同希特勒前往的霍夫曼正在等候。吉莉左手拿著東西，但萊舍特太太看不清是什么。“再見，阿道夫舅舅！”她朝樓下喊道，“再見，霍夫曼先生！” 希特勒在大門口停住了腳步，回頭望了望，又重上了樓梯。他愛撫著吉莉的臉蛋儿，還在她耳邊說了些什么。但她一動不動，怒气沖沖。后來，她對管家說：“說真的，我与舅舅毫無共同之處。” 當新司机尤利烏斯·施列克駕著“麥塞蒂斯”沿著普令斯雷根坦大街前行時，希特勒沉默不語。突然，他轉身對霍夫曼說，“我不知道為什么，覺得非常不舒服。”霍夫曼——其非正式的責任是讓元首高興——告訴他，這大概是阿爾卑斯山特有的南風所致。希特勒沒有答話，他們繼續朝紐倫堡駛去。 在寓所內，萊舍特太太在廚房里听見有東西被摔破，便對母親說：“吉莉肯定是取梳妝台上的香水瓶不小心，把它打破了。”這可能是在吉莉掏希特勒的外衣口袋時打破的——她發現一封信，是用藍紙寫的。這封信原來是愛娃·勃勞恩寫的。几個月前，希特勒恢复了与她的聯系，因為很秘密，吉莉竟全然不知。當日晚些時候，安妮·文特親眼見吉莉將信撕成四片。喜歡尋根問底的管家將信拼在一起。信的內容大致是： 親愛的希特勒先生： 再次感謝您請我看戲。那是值得回憶的夜晚。對您的感情，我著實感激。我急待再次相見。 你的愛娃 吉莉將自己反鎖在房內，說不要打扰她，她雖發了脾气，但文特太太并不擔心。當晚，她与通常一樣离開公寓回家。萊舍特太太与她的女儿睡在公寓里。晚間，她們听見沉悶的響聲，但不以為然。她們也習慣了這位“任性的”姑娘。 但是，次日清晨，萊舍特太太發現吉莉的房門仍反鎖著，便大吃一惊。她連忙給梅克斯·阿曼和弗朗茲·施瓦茨挂電話。二人找來鎖匠。吉莉躺在地板上，靠近睡椅，旁邊放著一支６．３４毫米口徑的手槍。她的心髒中彈。 那天上午，在紐倫堡，希特勒与霍夫曼离開德意志旅館，前往漢堡。“麥塞蒂斯”汽車出城后，希特勒發現有輛車在跟蹤他們。他怕遭到襲擊，便讓施列克加速。后來，他醒悟到，后面的是輛出租汽車，坐在司机身旁的是德意志旅館的一位服務員，那人還在比比划划，示意停車。服務員告訴他，赫斯先生從慕尼黑打來電話找他，電話還沒有挂。希特勒便立刻返回旅館，把帽子和鞭子往椅子上一扔，便進了電話室。由于電話室門未關，霍夫曼听見希特勒在說：“我是希特勒。發生了什么事嗎？”停頓片刻后，他喊道：“啊，上帝！多可怕呀！”接著，他几乎尖聲喊道：“赫斯，回答我——真還是假——她還活著嗎？”很明顯，線路不是被切斷便是赫斯把電話挂了。 “希特勒的狂亂也感染了別人。”霍夫曼回憶道。“司机將油門踩到底，小車呼嘯著疾馳回慕尼黑。從后座鏡中我看到了希特勒的面孔。他雙唇緊閉，目光遲鈍地望著擋風玻璃，視而不見。”回到寓所后，吉莉的尸体已被移去。因為是星期六，各報均未作報道，直到星期一此事才見報。有人影射說，是希特勒將其外甥女拋棄的；也有人說，司法部長古爾納毀滅了證据。社會主義者的日報《慕尼黑郵報》發表長文，詳盡地報道了吉莉与希特勒經常爭吵的情形。它甚至宣稱，她的鼻梁曾被打斷過，身上還有受虐待的痕跡。吉莉不可能是希特勒殺害的。因為他身在紐倫堡；也不可能是希特勒或*？同僚，為避免丑聞下令將她干掉。倘若是如此，那末，殺害她的地方應是在別處而不是在元首的寓所。希特勒的某些追隨者說，吉莉之死純屬偶然：或許是某种聲音使她受了惊嚇，在惊慌中殺了自己。也有一种理論說，她是玩手槍走火。然而，從證据看，最合乎邏輯的結論是，她自殺了——也許是出于絕望，或出于嫉妒，或出于不明的原因。威廉·帕特里克·希特勒的母親對漢夫施坦格爾說過，”家里人對吉莉自殺的原因都很清楚：林嗣的一位猶太人——繪畫教員使她怀了孕。” １９３１年，在一次會見中，元首的第二個堂弟漢斯·希特勒對此堅決予以否認。 希特勒垂頭喪气又受到了羞辱，對弗蘭克說，“他無法再看報了，因為那誹謗運動令他無法忍受。他想步出政界，從此洗手不干，不再拋頭露面。”在絕望中，他与霍夫曼逃至鄉間——他的出版人阿道夫·米勒在特格恩西的別墅里。抵達目的地后，司机施列克小聲對霍夫曼說，他把元首的槍藏起來了，因為怕他自殺。希特勒一進屋，便倒背著雙手，在室內來回踱步。霍夫曼問他想吃什么，希特勒搖了搖頭。他一小時一小時不停地踱步，直至深夜。天快亮時，霍夫曼輕輕地敲他的房門。沒有回答。他徑自進房，發現希特勒仍在走來走去，手還是倒背著，雙眼望著遠方。 霍夫曼給家里挂了個電話，詢問意大利面條——元首最喜歡的食物——的做法。但希特勒仍拒絕進食。他不吃不喝，又踱步了兩天。他听了一次電話。弗蘭克在電話里說，他已采取措施，通過法律阻止報界的下流攻擊運動。他用疲倦而微弱的聲音說：“我謝謝你。我會重新振作起來的。我永遠不會忘記你。” 消息終于傳到了米勒的別墅：吉莉已在維也納安葬；在中央公墓出席葬禮的有羅姆，米勒，希姆萊，以及自封為國社党維也納長官的青年阿爾弗雷德·弗勞恩弗樂德。由于他從事政治活動，希特勒被禁止返回故國，但他決定冒被捕的危險。當晚，他便坐在施列克身旁，乘“麥塞蒂斯”汽車前往奧地利。霍夫曼獨自坐在后坐上。他們無聲無息地朝奧地利邊境駛去，后邊跟著一輛大汽車，坐的是衛兵。抵達時，天已快亮了。 在維也納城外，弗勞恩弗爾德早已為希特勒備好一輛小車——因為“麥塞蒂斯”太顯眼了。他們一聲不吭，來到中央公墓。希特勒在墓上擱了鮮花。墓碑上寫著： 我們的愛女吉莉 在此長眠 她是我們的陽光 生于１９０８年６月４日 卒于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 拉包爾家族 在前往弗勞恩弗爾德寓所途中，希特勒突然打破了長時間的沉默。他問，他們是否要從劇院前走過。弗勞恩弗爾德說，得繞些道。“啊，請繞吧”。希特勒說“進不去也不要緊，打旁邊過也好。”在弗勞恩弗爾德家中，希特勒好好地吃了一頓早飯。然后，他便平靜地開了腔，談的不是這個悲劇，而是德國的政治前途和他自己。他聲音堅定，充滿了信心。他對弗勞恩弗爾德說，最遲在１９３３年，在波蘭人占領但澤以前，他就會取得德國的政權。一回到自己車里，希特勒又雙眼發直，直視前方。后來，好像在出聲思考似的，他說：“就這樣，現在讓斗爭開始吧——一定要贏得這次斗爭，一定會贏！” 大概在一兩天后，他驅車北上，前去參加長官會議。一行人在一家小旅店里歇息了一晚。次日早餐時，希特勒拒絕吃火腿。“像吃尸体似的！”他對戈林說。此后，他怎么也不肯再吃肉。（這樣的話他先前也說過，也曾打算吃素；据赫斯太太說，這次他是說到做到了。她說，打那以后，除了吃肝餡餅外，他未再吃過一塊肉。“突然的！在此之前他是吃肉的。這很難理解或解釋。”） 在漢堡，他發表了演講。听眾很多，也很熱情。与先前一樣，他的演講既有力又精彩。与先前兩次一樣——一次在帕斯瓦爾克，另一次在蘭茨貝格——希特勒再次闖過了自殺性的愁苦關。也許，這是一种更生吧，因為，每次他都從深淵中彈回，重新振奮精神，朝新的方向前進。這是他第三次复活。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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