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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１９２２年，希特勒已在自己周圍集中了各個階級的人士，他們的文化程度与職業也大相徑庭。盡管程度有所不同，所有人都与他一樣，贊同民族主義，恐懼馬克思主義。其中有兩名飛行員：赫爾曼·戈林，此人曾是一流的戰斗机飛行員，是赫赫有名的“里希特霍芬飛行團”的最后一名指揮官；另一名是魯道夫·赫斯，此人在戰爭初期是希特勒所在團的一名軍官，戰爭結束時成了一名飛行員。雖然兩人都出身富裕家庭，兩人都堅信希特勒是德國之前途的答案，但兩人在外貌上，性格脾气上都顯著不同。 戈林為人輕浮，裝腔作勢，性格外向，易与人交友，且常常能左右友人。他的父親曾當過區法官，后被俾斯麥委任為帝國西南非委員。他結婚兩次，有８個孩子。戈林排行倒數第二，是個學者，但對此他毫不在乎，意在從戎為國效勞。通過他的教父的關系，他加入了”普魯士皇家青年軍”，在戰斗中出了名，在參加了第２７次空戰后，獲得了一枚最高軍事獎章“功勳獎章”。停戰后，他成了瑞典航空公司的一名飛行員，与一有夫之婦卡琳·馮·坎佐訂了婚。卡琳的父親出身瑞典的貴族，母親則出身于愛爾蘭一釀酒家庭。一俟她最后辦妥离婚手續，他倆便立即結婚。 戈林原可在瑞典安生度日的，但他急欲返回德國，以“洗雪凡爾賽的恥辱，雪失敗之恥，鏟除通過普魯士心髒的長廊”。他考進了慕尼黑大學，學的是歷史和政治學，但更使他感興趣的卻是現實中的政治。為此，他曾擬在經沙場考驗的軍官中建立自己的革命政党。“我記得，他們曾開會討論為這些軍官提供膳宿的問題。‘你們這些笨蛋！’我對他們說，‘難道你們認為，一個干練的軍官會找不到一張床來睡覺嗎？連一個漂亮姑娘的床也找得到！他媽的，眼下還有更緊要的事情呢！’不知誰老著臉皮，我在他頭上給了一下子。當然了，大家哄堂大笑，會議也就結束了。”他領導革命的企圖也就到此告終。直到１９２２年秋天的一次群眾大會上，他才找到一個值得追隨的人。這次大會在科尼希廣場召開，目的在于抗議盟國讓德國交出所謂戰犯的要求。各党派的發言人紛紛上台。 后來，群眾在高喊，“希特勒！”事有湊巧，原來希特勒正站在戈林和卡琳的附近（他們已在年初結婚），他們偶然听到他說，他根本不想“給這些馴服的資產階級海盜講話”。那時，希特勒身穿軍大衣，腰間扎著皮帶。他身上的某种東西感染了戈林，于是，戈林便在紐曼自助餐館參加了一次党的會議。 “我在后邊坐著，不敢冒昧。我記得，那次會議有羅森堡。希特勒對為何未作發言作了解釋。他說，那樣不痛不痒地講，哪個法國人也不會失去睡覺的机會的。你必須用刺刀支撐你的威脅。是的，這才是我要听的。他要建立的是一個能使德國富強、能粉碎凡爾賽條約的政党。‘不錯’，我對自己說，‘這才是适合于我的党！打倒凡爾賽條約！他媽的，這才合我的胃口！’” 在党的總部，他填了一張入党申請表。這樣一位戰爭英雄竟出現在這樣一個破舊的辦公室里，這肯定引起了轟動。他回憶道，“反正有人告訴我說，希特勒想立刻見我。”風度翩翩的戈林，希特勒只要看上一眼就足夠了。站在他跟前的是這樣一個北歐人：閃閃發光的碧眼，又高又細的身材，粉紅中帶白的皮膚。“他告訴我，正當他要找人來管理沖鋒隊時，我正好去找他。這完全是運气。”他們同意一月后再宣布，但戈林卻立即投入了沖鋒隊的訓練工作，且作為一軍事組織進行訓練。“‘軍隊！’我對眾人說，‘這是軍隊！’” 看上去，他是不折不扣的日耳曼人，但是，按希特勒的標准，他還不是個种族主義者。事實上，他的許多朋友都是猶太人。戈林之所以加盟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党，“是因為它是革命的，不是因為其意識形態。其他党派也搞革命，所以，我想我怎么也能參加上一個！”他是個熱衷于行動的人物，一個熱衷于行動的組織吸引了他，也正是當時希特勒所需要的人物。他与容克軍官和社會各界人士有著寶貴的聯系，又是在游行時、在會議上可供炫耀的人物。在必要時，由他正面斥責某些領導人，他也不會在乎。 若与戈林相比，魯道夫·赫斯卻黯然失色了。他出生于埃及的亞歷山大港，父親是個有錢的批發商和出口商。父親要他從商以繼承家業，但他卻愿當個學者。他曾就讀于巴德戈德斯伯格寄宿學校，后在瑞典考進了高級商業學校。戰爭迫使他輟學；戰后，他怎么也不想以商為業。与戈林一樣，他也進了慕尼黑大學，學的是歷史、經濟學和地理政治學。他也覺得被“十一月罪犯”出賣，但他并未從事自己的革命，而是加入了“圖里會”。他參加示威游行，也在街頭演講（雖然他很害羞）。作為“自由兵團”的一個成員，他曾參与推翻巴伐利亞蘇維埃政權的斗爭。 他也在尋找一位領袖。在大學時期，他的論文《怎樣的人才能領導德國恢复其舊日的光輝？》曾獲獎。他寫道，此人應是獨裁者，善于使用口號、上街游行和煽動民眾。他必須來自人民，但又与群眾毫無共同之處。与所有偉人一樣，他必須具有“完整的人格”，“不因流血而畏縮。大是大非總是靠鐵和血來解決的。”為達此目的，他必須准備“踐踏自己的摯友”，“鐵面無私地”施行法律，“小心謹慎而机敏地”對待人民和國家，必要時“可用騎兵的馬靴將他們踩在腳下”。 赫斯在希特勒身上找到了其理想，并作為希特勒的親信和心腹在他身邊呆了一年多。与此同時，他還效忠于另一人（其妻為猶太人），卡爾·豪斯霍弗將軍。此人曾在東京任武官３年，能講一口流利的日語，于１９１１年回國。回國后，他熱衷于亞洲事務，并堅信，國家的存亡有賴于其所控制之疆域。戰爭就是他這一理論的證明。德國之所以受包圍，受窒息，最后蒙受戰敗的恥辱，其原因就在于它缺乏生存空間。停戰后，他出任慕尼黑大學的地理政治學教授。他告誡學生，救國之途在于自給自足，為此，德國不僅需要自給自足（國民經濟獨立），還需要生存空間。對豪斯霍弗教授和希特勒，赫斯均佩服得五体投地，希望能將二人湊在一起。其中有個障礙：豪斯霍弗太太因她父親是個猶太商人。赫斯雖然遵從种族主義的理論，但他又是個有血有肉的人，既對教授先生忠心耿耿，也對教授夫人不怀二心。 赫斯當時風華正茂，既謙虛又不獨斷專行。他雖曾在戰場和街頭英勇奮戰，其獲獎的論文也曾具血腥味，但他遠不是個嗜血成性者。他愛書本与音樂甚于激烈辯論，但在咖啡廳論戰中卻也不難見到他，而他也正是在霍夫布勞斯的血戰中博得了希特勒的賞識。他面目方正，眉毛又黑又濃，兩眼炯炯有神，嘴唇嚴緊，儼然是“准備踐踏摯友”之人。只是在微笑時赫斯才露其真容——一個机智靈敏、青面獠牙的青年理想主義者。伊爾塞·赫斯（當時叫伊爾塞·普洛爾）回憶道：“他笑得很少，不抽煙，不喝酒，對戰爭失敗后還在跳舞和社交的年青人缺乏耐心。”除了深知他的人外，對他人他是個謎。他是個理想的信徒。他不屑于爭權奪利，准備跟隨希特勒走遍天涯海角。 另一個盲目追隨者是尤利烏斯·施特萊徹。在反猶方面，赫斯与戈林均大大遜色于他們的領袖；而施特萊徹語言之惡毒卻遠遠超過了希特勒。此人很事故，矮胖，禿頂，肥頭大耳，給人以粗壯的感覺。無論是在餐桌旁，或在床上，他的胃口都是過人的。他有時直率而親善，有時又狂暴而殘忍。他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從傷感躍至殘酷無情。与希特勒一樣，只要一公開露面，他手中是很少不拿鞭子的。不同的是，希特勒的鞭子，像一條狗鏈子似的，套在手腕上，而他的卻作為武器予以炫耀。年輕時，他“身上背著裝滿了反猶書籍和小冊子的背包，到處游逛。”他的演講，通篇充滿了瘧待狂的想象，對于政敵則用最污穢的語言進行攻擊。由于他相信猶太人陰謀反對雅利安人，他的舌尖上挂滿了無窮無盡謾罵的言辭。 他加入了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党。１９２２年，該党紐倫堡支部一建立，他便創辦了一份專門遣責猶太人的報紙《沖鋒隊員》。若与維也納那份曾給年輕的希特勒以重大影響的雜志《東方天壇星》相比，這份報紙在污穢和毒素方面已大大前進了一步，并業已成了使希特勒的許多親信惊愕的源泉。希特勒本人對色情文學极反感，不贊成施特萊徹縱欲無度，對這個古怪的信徒唆使的党派之間的不斷爭吵表示關切。但是，与此同時，他又佩服施特萊徹的充沛的精力与瘋狂的忠誠。 “底特里希·埃卡特不止一次告訴我，施特萊徹當過中學教員，而且，從許多方面看，又是個怪人。他還常說，如果不支持像施特萊徹這种人，國家社會主義要取得胜利是毫無希望的。”施特萊徹在《沖鋒隊員》里常常大大言過其實，因而常招人斥責，對此，希特勒的回答是出乎人們意外的：“人們說，他把猶太人理想化了。其實卻相反。猶太人更加卑鄙，更加凶狠，比施特萊徹描述的更加窮凶极惡。” 希特勒的親信就是這种人。他的運動貫串著社會的各個階級，因而也把各种各樣的人拉攏在他身邊——有知識分子、街頭戰士、各种怪人、理想主義者、流浪漢、雇佣兵隊長、守紀律和不守紀律的、勞工和貴族。既有文質彬彬者，也有殘酷無情者；既有流氓無賴，也有善良的人們。有作家、畫家、短工、店主、牙醫、學生、士兵，還有牧師。他的魅力是廣泛的，而他也心胸開擴，既能容忍像埃卡特這樣的吸毒者，也能容納像羅姆那樣的同性戀者。對許多人說來，他就是一切，而他也時刻准備接納忠實地為反對猶太人馬克思主義和為德國的复興而戰斗的人們。 “我最愉快的回憶就是這個時期”，１９年后的一個冬夜，他動了感情，作了一系列的回憶。他高興地談起了早年的支持者。“今天，當我偶然遇見他們中某個人時，我非常感動。他們真心誠意地愛護我，真是動人。小小的市場攤販會跑著追來看我，‘給希特勒先生送几個雞蛋’……我實在喜歡這些真心實意的人們。” 不管他的追隨者多么卑賤，他從不針砭他們。也許是為了紀念在維也納的那些悲慘的日子，他在卡爾尼留斯大街開辟了党的新總部。總部地方比較寬敞，是專為那些窮困潦倒需要一席之地避寒的追隨者而設的。“冬天一到”，菲力气·波勒回憶說，“接待室便成了失業党員和支持者暖身的地方。他們在那里吵吵嚷嚷地打牌，非常熱鬧。你常常听不見自己的說話聲。主管克里斯汀·韋伯常常要用長馬鞭才能將他們轟走。” １９２２年秋，阿道夫·希特勒的活動引起了盟國興趣。在美國駐德國大使的建議下，美國指派杜魯門·史密斯——耶魯大學學生，西點軍校畢業生，駐柏林副武官——前往慕尼黑，“對据稱正不斷發展的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的力量作出估价。”史密斯被指示去見希特勒，“對他的性格、人格、能力和弱點”作一估計。他也要對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党的力量和潛力作一調查。更具体點說，史密斯必須設法為下列問題找到答案：“巴伐利亞是否有可能宣布從德國獨立出去？慕尼黑是否存在再次爆發共產党起義的危險？希特勒的社會主義工人党是否有可能奪取巴伐利亞的政權？駐扎在巴伐利亞的國防軍第七師是完全忠于帝國呢，還是分別忠于柏林和巴伐利亞？如果發生右派或左派騷亂或叛亂，它是否可用來鎮壓他們？” １１月１５日午前，史密斯上尉抵達慕尼黑。在瑪利安巴德飯店安頓好后，他立即前往設在雷德勒大街的美國領事館，拜見了代領事羅伯特·墨菲。２８歲的墨菲（后來出任駐比利時大使）告訴史密斯，巴伐利亞的新總理“并不是個強硬人物”，因為他僅是前總理卡爾的“一個工具而已”。他說，社會主義工人党的力量正在迅速增長，其領袖雖“是個單純的冒險家”，但仍不愧“是個真正的人物，正在挖掘潛在的不滿”。希特勒了解巴伐利亞人的心理狀態，但是否“足以領導德國的民族運動”，這還是值得怀疑的。 在爾后的數天里，他与陸軍將領，政府官員，繼位王子盧普科希特（“他肯定沒有天才，但有些政治能力”），一個自由派報紙編輯，以及梅克斯·埃文，馮·舒本納·里希特（德國血統，從波羅的海國家逃來的難民，借用其妻之爵位）進行了交談。舒本納·里希特是羅森堡之密友，已開始對希特勒產生相當影響。他向史密斯保證說，党的反猶主義“純粹是為了宣傳”。之后，他便邀請史密斯到党的新總部前參觀沖鋒隊的檢閱。 “确實壯觀”，當晚史密斯在旅館的客房內作了這樣的記錄。“１２００名我從未見過的壯漢打著舊帝國國旗，帶著鮮紅的卍字臂章，操著正步，打希特勒跟前走過，接受他的檢閱。檢閱完畢后，希特勒發表了講話……然后高呼：‘讓猶太人死亡！’等口號。人們瘋狂地歡呼。我一生都未見這种場面。” 次日，星期六，史密斯在魯登道夫家里与他進行了交談。這位將軍承認，他曾認為，”首先要在俄國將布爾什維克主義消滅，然后才能在德國消滅。”他宣稱，盟國“必須支持一個能与馬克思主義對壘的強大的政府”，而這個政府永遠不能“在現有的、混亂的議會條件下產生出來”，“只能靠愛國人士去組織”。他堅信，“法西斯主義運動是歐洲反動勢力覺醒的開始”，墨索里尼對德國的民族事業真正抱有同情。 星期一下午４時，史密斯在會見舒本納·里希特的地方會見了希特勒。會談室“單調乏味得不可置信；与紐約破舊的出租公寓里后邊的臥室相似”。會見后，史密斯在筆記本里一開頭便寫道：“一個杰出的在野党領袖。我很少傾听一個如此瘋狂又如此通情達理的人發表議論。他控制群眾的能力肯定是巨大的。”希特勒將他的運動描述為“体力腦力勞動者之聯合，反對馬克思主義”。還說，“如果要將布爾什維克主義鎮壓下去，目前對資本之謾罵就必須停止。”議會制必須被取代。“只有專制主義才能令德國站穩腳根”。他寫道，“我們的文明与馬克思主義的決戰，与其在美國或英國土地上進行，不如在德國土地上進行，這對美國和英國更為有利。我們（美國）若不支持德國的民族主義，布爾什維克主義就將征服德國。這樣一來，賠款便不复存在，而俄國和德國的布爾什維主義，出于自恃之動机，必然會進攻西方國家。” 希特勒還談到了其他話題，但對猶太人他連提都未提。后來，還是史密斯一針見血地提出反猶主義問題。希特勒答道，他只是“同意取消其公民權，排除他們參与公共事務。”這便把史密斯頂了回去。史密斯离開這間黑暗的屋子時，他已堅信，在德國的政治中，希特勒將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希特勒將于１１月２２日發表演講；史密斯接受了一張入場券，但由于他出乎意料地被召回柏林，便將入場券轉給了恩斯特·漢夫施坦格爾。此人個子高大，長著一副又瘦又長的下巴，性格古怪，是哈佛大學畢業生。漢夫施坦格爾會費神看看希特勒這家伙，并把結論轉給他嗎？“我的印象是，他會起很大的作用”，史密斯說，“不管你喜歡不喜歡他，他當然明白自己需要什么。” 他敢于相信漢夫施坦格爾的判斷力，原因是后者的背景很不尋常。他母親出身于新英格蘭名門，即虐德維克斯家族；他祖上有兩人是南北戰爭時期的將軍，其中一人還曾為林肯扶棺。漢夫施坦格爾家族里，有兩代人曾在薩克塞—科堡—哥達公爵府任過樞密顧問官職，他們還是藝術品的鑒賞家和主顧。這個家族在慕尼黑開有自己的藝術出版社，并以其精美的藝術复制品而著稱。漢夫施坦格爾本人是在藝術和音樂的環境中長大的，他的家是黑利·雷赫曼、威廉·布希、理查·施特勞斯、菲力克斯·文加納、威廉·巴克豪斯、弗里特佐夫·南森和馬克·吐溫等人的會見場所。他本人的鋼琴也彈得极有神韻。在巴伐利亞最有名的沙龍里，人們也常常可看到他那伏于琴鍵上方高達６．４英尺的身軀。他的外號叫“小家伙”。 ２２日那天，漢夫施坦格爾乘電車來到金德酒館，這是一間Ｌ形的大啤酒館，里邊擠滿了密集的人群。听眾中有少數退伍軍官和小官吏，也有些小店主，多數是青年和工人。許多人穿起了巴伐利亞的民族服裝。漢夫施坦格爾想從記者席中找個熟人，卻白費了力气。他不知道希特勒在何處；幸好有個記者將台上的三人一一指給他看。個子矮小的是梅克斯·阿曼；戴眼鏡的是安東·德萊克斯勒；第三個就是希特勒。希特勒穿著一雙齊腳踝的鞋，又笨又重，身穿一套黑衣，漿過的白領。漢夫施坦格爾不由想起，他這身打扮活像是某火車站餐廳里的跑堂。但是，當德萊克斯勒將他介紹給听眾，他迅速地、滿怀信心地打記者席前走過時，他“毫無疑問是個穿便衣的軍人。” 掌聲震耳欲聾。希特勒叉開雙腿，雙手反剪在身后，活像個哨兵。他以平靜、有節制的語調，回顧了過去几年來所發生的事件。他巧妙地把矛頭對准政府，卻又不使用挖苦或庸俗的語言。他講得很仔細，用的是文質彬彬的高腔德語，有時也帶上一點儿維也納口音，离希特勒只有１０多英尺遠的漢夫施坦格爾，對希特勒那雙真誠的碧眼印象尤為深刻。“他眼中既有誠實、真誠的神情，又有苦難和無言的請求的尊嚴。”開講１０分鐘后，希特勒完全掌握了听眾的感情。此時，他放松了自己的姿態，像訓練有素的演員一樣，打著手勢，開始用維也納咖啡館的方式，以狡猾的惡意，旁敲側擊。漢夫施坦格爾注意到，坐在鄰近的婦女，看得津津有味。后來，有個婦女竟喊出聲來：“一點不錯。講得好！”正在此時，希特勒的聲調突然提高了，好像對她們表示感謝似的。他還大幅度地打著手勢，极力譴責發國難財的人們。 希特勒抹干了腦門上的汗水，伸手接過一個大胡子遞過來的啤酒。在慕尼黑的啤酒愛好者看來，這是很具有戲劇性的。恢复講演后，他的手勢更有力了。听眾席中經常有人叫罵，此時，他便鎮靜地微微抬起右手，好似接球一般，或雙手往胸前一叉，簡單他作答，將叫罵者的進攻粉碎。“他的技巧很像擊劍運動員的沖刺和招架術，也像走鋼絲繩運動員之嫻熟的平衡動作。有時候，他也令我想起一位琴藝高超的小提琴手，他永遠也不會將弓拉完，只留下輕輕的余音——某种不用語言的技巧去表達的思想，一种弦外之音。”但是，一旦他猛攻他的敵人——猶太人和赤色分子時，謹小慎微之舉便煙消云散了。“我們的座右銘是——如果你不想當德國人，我就敲破你的頭顱。這是因為，不斗爭，我們就不能成功。斗爭，我們用的是思想，不過，如果需要，也要用拳頭。” 漢夫施坦格爾听得入了神，清醒后，往四周瞧了瞧，听眾的態度完全改了觀，這使他大吃一惊。“一小時前還在吵吵嚷嚷，把他推來推去的群眾，那些高聲怒罵的人們，現在變得鴉雀無聲，深受感動。他們屏息傾听，早就忘卻了伸手去取啤酒瓶，似乎把講演者的每一個字都喝了進去。”“鄰座的一個年輕姑娘，目不轉睛地注視著希特勒，好像沉浸在愛的喜悅中。她已忘卻了自己，完全被希特勒對未來德國之偉大的信仰迷住了。”演講達到高潮時，他已成了“語言的有机体”。猛然間，演講結束了。听眾敲打桌凳，瘋狂地歡呼。希特勒已精气力盡，在漢夫施坦格爾看來“就像一個偉大的藝術家在結束一場筋气力盡的音樂會時”的景況一樣。他的頭發和臉都浸透了汗水，連上過漿的衣領也軟下來了（“在作完一次重要的講演后，我總是全身濕透，体重減輕四至六磅”）。 漢夫施坦格爾乘興走到主席台邊，在那里，希特勒面帶自信的笑容，一點儿也不傲慢地接受著群眾的恭維。“杜魯門·史密斯上尉要求我轉達他對你的最良好的祝愿”，漢夫施坦格爾說。史密斯這個名字激起了希特勒的興趣，忙問漢夫施坦格爾對他之演講有何感想。”哎，我同意你的意見”，他小心地回答著，以免傷了希特勒的感情。“你講的有９５％我贊同，其余５％嘛，我們以后再談。”他所反對的，自然是希特勒之反猶主義。 “對此小小的５％，我相信我們是不會吵架的”，希特勒溫和地說。他邊說邊用一塊滿是褶皺的手巾在揩臉上的汗水，顯得既謙虛又友好。他清了清嗓子，咳嗽了几聲，然后伸出手來。他的手“又硬又粗”，握起來“像前線戰士的手一樣”。 當晚，漢夫施坦格爾輾轉不眠。“當晚的印象老留在我心間。所有保守的政客和演講家都不能与普通听眾的心靈溝通。這是他們慘敗之處。但是，希特勒這個自我成材者，卻成功地將非共產主義的要領交給了人們，而這些人的支持恰恰是我們所需要的。”漢夫施坦格爾下決心輔佐他。 在柏林，史密斯上尉向上司呈交了一份慕尼黑之行的報告。１２月５日，使館的領事羅賓斯便向副國務卿呈交了一份私人報告。該報告稱：“對巴伐利亞之組織的總的態度，本人的結論是，早晚定會出現嚴重的分裂。在戰時為德國作戰的奧地利青年下士，現在在領導一場法西斯運動即所謂‘褐衣党’的希特勒，現正沿墨索里尼所走的道路緩慢地、高效能地前進。曾前往該地的我們的工作人員告訴我，他是個非凡的演說家，其道德水准雖不是最高，卻是一個偉大的領袖人物。一如墨索里尼之所為，他獲得了企業界的巨額資助，但其進展緩慢。他對曾前往該處之我武官助理杜魯門·史密斯說過，他不擬在下月，甚至在兩個月內，發動大規模的運動，他正在募集資金和裝備，一切均進展順利。” 在當時正忙于其他更緊迫事務的國務院里，這份報告并未引起什么震動，而被束之高閣。但是，在德國，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党党員人數的增加及沖鋒隊之增長，卻引起了越來越嚴重的關切。１２月中旬，巴伐利亞州內務部提交了一份令人不安的報告。該報告聲稱，希特勒所領導的運動，“毫無疑問將危及政府，不僅危及現政權形式，而且危及任何政治制度，因為其對猶太人、社會民主党人以及銀行資本家之罪惡看法一旦得逞，就會出現大流血事件和混亂。” 几乎与此同時，帝國新任總理大臣威廉·古諾也收到了一份緊急報告。這份報告，很奇怪，竟出自保加利亞駐慕尼黑領事之手，它系保加利亞領事与希特勒進行的坦率的談話。希特勒說，德國的議會政府即將崩潰，原因是議會領袖得不到群眾的支持。右派或左派的專政是不可避免的。雖然北德的大城市大都受左派控制，但他的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党每星期都有几千人入党，肯定會在巴伐利亞得取胜利。還有，在慕尼黑的秘密警察中，７５％的人是工人党党員，在該市的普通警察中，百分比更高。希特勒預言，布爾什維克將在北德獲得控制權。為拯救民族，巴伐利亞必須組織反革命，為此，他們需要一位鐵腕獨裁者，即“在必要時，隨時准備踏著滿是鮮血和尸体的田野前進”的人物。 這是對未來事件所作的令人喪膽的預測，特別是它預言，希特勒粉碎布爾什維克主義和反對法國占領魯爾的計划，將獲得巴伐利亞大部分愛國的民族主義者的歡呼。他們曾忍受”赤色統治”時期的可怕的歲月，并隨時准備采取無情的行動，反對任何敢于宣揚“左派教條”的人們。 １９２３年初，英法兩國在“賠款委員會”內發生爭吵，英國代表團退出了該委員會。這便給了法國用武力解決賠款問題以可乘之机。１月１１日，法軍与比利時軍以德國未履行義務為借口開進了魯爾區。這一行動不但激起了全德的民族主義精神，而且也加速了馬克的貶值。不到兩星期，馬克對美元的比价便從６７５０︰１跌至５００００︰１（１９１８年“停戰協定日”之比值為７．４５︰１）。為一次柏林之行，魏瑪政府支付給“保證委員會”的火車票款就“需用數個大字紙簍裝滿面額為２０馬克的紙幣，由７個辦公室人員抬著，從辦公室一直抬到火車站”。現在呢，它需要４９人才能抬動。 魯爾區被侵占，通貨膨脹，以及失業的增加，不單拓寬了民族主義的基礎，而且也為希特勒帶來了更多的追隨者。希特勒不屑于与包括“社會主義多數派”在內的其他党派合作，獨自組織抗議集會，還宣布要在１月２７日，即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党的第一個生日，舉行７個公眾集會。 雖然巴伐利亞的警局局長早已通知他這些集會將會遭禁，但希特勒全然不懼。他高喊說，如果警方想開槍，那就請便，反正他就坐在第一排。他果然未食其言。到了那一天，他坐上車子，匆匆從這一會場赶赴另一會場。“無論是在戰時還是在革命時期，我都未經歷過如此激憤之群情”。曾在羅文布勞酒店參加集會的歷史學家卡爾·亞歷山大·馮，米勒回憶道：當希特勒大步走進過道時，全場起立，高喊“万歲！”“他走過時，我离他很近。我看得出，此時的他，与我在私宅內見到的，完全不同。他蒼白的臉上顯出了內心的狂熱。他的雙眼橫掃左右，似乎在尋找要征服的敵人。是不是群眾給了他這一奇怪的力量呢？這力量是否從他身上流進群眾？我連忙寫道：‘帶有殘酷意志的狂熱而歇斯底里的浪漫主義’。” 次日，他們再次置警方之禁令于不顧。６０００名沖鋒隊員，打著旗幟，來到馬斯弗爾德。他們站在雪中，全身凍得發抖。有些人頭戴清一色的滑雪帽，身穿棕色茄克，打著綁腿，其他人則穿商人服。他們打的旗幟各式各樣，卍字也有大有小。這群人衣著雖然五花八門，但立正口令一下，他們一個個筆直地站著，好像他們是德皇的精銳師團似的。警察雖然作好了搗亂的准備，卻沒有出現混亂情形。事實上，這兩天的集會并不令人怵目。沒有暴力事件，也未出現公開的騷亂，但其反響卻是重大的。希特勒對警方的蔑視，使許多持中立的領袖倒向他的一邊，并驅使慕尼黑大學的學生們沿著更加激進的道路走下去。更重要的是降低了巴伐利亞政府的威信。在与當局的首次嚴重對壘中，得胜的是希特勒。 “他是個非凡人物”，几天后參加了希特勒的集會的美國記者盧德威爾·丹尼報道說，“他的演講簡短而強烈。他不停地攥緊拳頭，攥了又放，放了又攥。在与我單獨在一起的簡短的時間里，他似乎很不正常；奇异的雙眼，神經質的雙手，奇怪地擺動著的頭。”他的私生活當然是不正常的。他依舊住在荻埃爾大街那幢昏暗的樓房里，房子雖然大了些，也不像先前那間那樣冷，但家具卻与先前一樣少。這間房子最寬不過１０英尺。高出床頭，還有室內唯一的又小又窄的窗戶。地板上舖的是价錢便宜的舊油氈。在床對面的牆上有簡易的書架。牆上挂滿了畫幅和插圖。書柜的上方堆滿了各种各樣的書籍，有描寫世界大戰的，有德國歷史，有一本帶插圖的百科全書，一本克勞塞維茨寫的，一本弗里德里克大帝的傳略，一本豪斯頓·司徒·張伯倫所著的《瓦格納傳》，一本斯文·赫丁的《回憶錄》，若干本神話英雄故事，一本約克·馮·華爾登堡的《世界史》，一本名叫《地貌圖》之類的書。据漢夫施坦格爾說，書柜下方放的全是小說，其中有埃杜阿德·伏希斯（系一猶太人）所著的半色情書籍，還有一本《色情藝術史》。 希特勒的房東賴徹特太太發現，他的房客陰沉得异乎尋常。“有時候，他一連几星期臉色陰森，不跟我們說一句話。他連看也不看我們一眼，好像我們壓根儿就不存在似的。”他雖然按時或提前交付房租，卻“是不折不扣的波希米亞式的人物”。因為他很好，她諒解了他，還讓他使用過道——那里有一架大鋼琴。他的生活异常簡朴，常与一條名叫“烏爾夫”（狼）的巨犬形影不离。自戰時与“小狐狸”建立那种親密關系以來，他就需要在狗身上找到的那种忠誠，而他對它們的了解也是獨一無二的。“有些狗很愚蠢，有些則聰明得令人痛苦。”住在這樣陰暗的小屋里，他肯定會想到他母親及其慘死——大概就在那年，他寫了一首題為《想想吧！》的詩。若剝去企業余品味，這首詩還是蠻有內容的： 當你母親已老邁年高， 而你也年歲不小； 當昔日之輕而易舉， 今朝成了重挑； 當她忠誠而親切的雙眼， 已不再与昔日一般看待人生； 當她的雙腳已軟弱無力， 不能再帶動她那身軀—— 伸出你的雙手將她扶住， 興高采烈地將她陪伴， 那悲痛的時刻終會來臨； 當你伴著她走完她的最后旅程， 回答她吧，假如她向你發問； 再回答她吧，假如她再次問你！ 再次回答她吧， 假如她再次問你； 切不可大發雷霆， 而是輕聲輕气！ 她若听不明白， 高興地給她解釋； 悲痛的時刻終將來臨， 當她再不能啟口！ 希特勒自己承認，年輕時他是個遁世者，不需要与人交往，但在戰后，他“再不能忍受孤獨”。雖然他的小屋是孤獨的避難所和牢房，但他在慕尼黑的自助餐館里，沙龍里，咖啡館里和平酒館里過著另一种生活。他是威查德餐館（与人民戲院相鄰），卡爾頓茶館（在布里安納大街，是上層人物的會面場所）和赫克餐館（位于加勒利大街）的常客。他常在赫克餐館留座，在平靜的角落里一坐就是几小時。他就是這樣觀察他周圍的生活的。 每逢星期一，他總是在紐邁埃爾餐館与他的心腹會面——該餐館是個老式的咖啡館，位于彼得廣場拐角處，与維克圖阿利安市場相鄰。這是個長形的屋子，牆上鑲有木板，凳子是固定的。在這里，在留給常客的座位上，他常將自己的最新想法告訴他的追隨者（許多是中年夫婦），听听他們的反應。也是在這里，他們一邊吃著經濟的晚餐（有些是他們帶來的），一邊閒聊和說笑。 其他的夜晚，他總是在弗朗茲·約瑟夫大街底特里希·埃卡特的家中度過。“他家的气氛多和睦呀！他是怎樣照顧他的小安娜的呀！”安娜，其實叫安納爾，是他的管家。自与妻子分居以來，他一直与她同居。在這些日子里，最常与希特勒在一起的也許是他的新助手漢夫施坦格爾。他常將希特勒介紹給諸如威廉·巴雅德·哈勒（威爾遜總統在普林斯頓大學時的同班同學，赫斯特報業歐洲之主要記者）和威廉·馮克（他的沙龍吸引了許多民族主義富商）那樣的重要人物。他常与漢夫施坦格爾一起，參加埃爾莎·布魯克曼太太的晚會。 她出身于匈牙利的一家豪門，嫁給一出版商為妻，對希特勒這位政界的新秀印象极深。她的生活水平使希特勒頭暈目眩。 在往訪貝希斯坦的居室（在慕尼黑一家旅館內）后，他對漢夫施坦格爾說，他穿的那身藍衣裳使他很不好意思。貝希斯坦先生穿的是晚宴服，仆人們皆穿制服，晚宴前喝的全是香檳酒。“你還沒看見他的浴室呢，連水溫都可調節。” 漢夫施坦格爾成了荻埃爾大街那間小房子的常客。一天，希特勒叫他到過道上去（那里有一架鋼琴）彈點儿什么，好“讓他安靜安靜”。漢夫施坦格爾發現這架老掉牙的大鋼琴盡走調，但還是彈了巴赫的一首遁走曲。希特勒不住地點頭，其實是心不在焉。之后，漢夫施坦格爾彈奏了《詩樂會會員》的前奏曲，他一邊彈奏，一邊希望這架老鋼琴別在他的重擊下散架子。他彈奏時，“滿帶李斯特的架勢，還帶著浪漫的姿態”。希特勒听得興奮起來，在狹窄的過道上走來走去，還在那里比比划划，好像在指揮管弦樂隊。“這首曲子彈起了他的精神，待我將終曲彈完時，他已興高采烈，一切愁悶全都無影無蹤了。” 漢夫施坦格爾發現，希特勒能將《詩樂會會員》“倒背如流，還能用奇特的振動音吹口哨，將每個音符吹出來，且音調和諧”。在這小小的過道上，几乎天天都在開音樂會。希特勒不喜歡巴赫和莫扎特的作品，比較喜歡舒曼、肖邦的作品，還有理查·施特勞斯的某些作品。他最喜歡的是貝多芬和瓦格納的作品。他“能真正理解和欣賞”瓦格納的作品。對漢夫施坦格爾演奏的《崔斯坦》和《羅安格林》的各种多姿多彩的版本，希特勒真是百听不厭。 由于受漢夫施坦格爾作風的感染，希特勒把他當作值得炫耀者介紹給他社交圈里的所有人。“他將其他人關在水泄不通的房內，不告訴他們他去何處或与誰談過話，”在他未發表的回憶錄中漢夫施坦格爾回憶道，“而把我拉出去，走家串戶，把我當作他的樂師，讓我演奏鋼琴。”一次，在攝影家漢利希·霍夫曼家中，他演奏了哈佛大學足球進行曲。他解釋說，拉拉隊的頭頭們和奏進行曲的樂隊能使群眾激動，甚至令他們歇斯底里地呼喊。希特勒的興趣很快便起來了。于是，漢夫施坦格爾便用鋼琴示范，說明德國的進行曲可以根据美國音樂快活的節拍進行改編。“不錯”，希特勒一邊喊，一邊上下比划，活像是個鼓樂隊指揮。“眼下我們就需要這點。好极了！” 漢夫施坦格爾用這种体裁給沖鋒隊的樂隊寫了几首進行曲，但他最重大的貢獻還在于將哈佛之《打，打，打》改成《万歲，万歲！》 沉夫施坦格爾住在施霍賓，与１９１４年希特勒求學的那所大型學校遙遙相望。希特勒是他的常客。或許，最吸引他的是漢夫施坦格爾的老婆赫侖納。她是德國血統的美國人，高個子，頭發、皮膚、眼睛均為褐色，非常引人注目。他來時，穿的是最好的衣服，就是那套藍嗶嘰。“他很庄重大方，甚至有點謙虛”，漢夫施坦格爾回憶道。“說話時很拘泥于下層。對受過較高的教育、爵位較高的人士，或學術上取得成就的人士的談話形式，則是當時仍盛行于德國的形式。”很明顯，從一開始，赫侖納的熱情、魅力和美貌就吸引了他。他對她很尊敬，几乎崇拜她。在１０年后她寫的、未發表過的回憶錄中，她描述了１９２３年年初在慕尼黑街道与他相遇時的情形：“那時，他是個消瘦、羞怯的年輕人。他的碧眼帶著恍惚的神情。他穿著破舊——一件价格便宜的白襯衣，一條黑領帶，一身舊藍外套，一件不合身的深棕色皮衣，外加一件几乎無法再穿的灰棕色軍大衣，一雙廉价的黑鞋，一頂淺灰色的舊軟帽。他的外表甚是可怜。” 她邀請了衣冠不整的希特勒到她家吃晚飯。“打那天以后，他便是我家的常客，享受著我家的舒适气氛，跟我的儿子玩耍，談論讓日耳曼帝國复興的計划和希望。許多人也邀請他，但他好像最喜歡我們家，因為与我們在一起時，我們不會像別人那樣，用一些离奇古怪的問題去打扰他，也不會向別人介紹說他是‘未來的救星’。如果他喜歡，他就可安靜地坐在角落里讀書看報或做筆記。我們未把他當成‘名人’。” 她只把希特勒看成是個熱心腸人，他對她兩歲的儿子埃貢的感情令她感動。“很明顯，他喜歡孩子，要不，他就是個出色的演員。”一天，孩子朝門邊跑去迎接希特勒，卻一頭撞在椅子上，哭了。“希特勒做作地捶打椅子，罵椅子‘傷了小寶貝埃貢’。這使孩子又高興又惊奇。打那天以后，每當他前來，他都要重复這一動作。埃貢就催促他：‘阿道夫叔叔，請打這張頑皮的椅子的屁股’。” 到春天，希特勒与漢夫施坦格爾一家相處已輕松自如多了。為使他們高興，他常模仿其他追隨者（例如摯愛他的戈林一家）的動作，或在地板上与埃貢玩耍。他會一邊喝加了巧克力的咖啡，一邊閒聊，一聊就是几個小時。有時候，他也喝“約翰尼斯伯格酒”，還要加上“滿滿一匙的糖”。他們常一起公開外出，某晚還一起觀看了電影《弗里德里卡斯·烈克斯》的第一部分。希特勒最喜歡的一場戲是，年邁的君主發出威脅，要砍繼位王子的頭。”多有風度呀，為了加強紀律，老國王竟要砍親生儿子的腦袋”，在回家路上他評論道。 “德國的法律就應該這樣執行。不是釋放就是砍頭。” 從多愁善感到殘酷無情的閃電般的轉變，使漢夫施坦格爾夫婦惴惴不安，對他的私生活也就議論得很多。比方說，他与女人的真正的關系是什么？一天，他告訴他們說，“對我說來，群眾，人民，就是一個女人”，他也把他的听眾比作女人。誰若是不懂得群眾之內在女性，他就不能有效地演講。你問問自己，女人希望男人身上有什么？干脆利落，決心，權力，行動……假如能妥善地与她交談，她就會驕傲地為你作出犧牲，因為，哪一個女人也不會認為，她畢生的犧牲已經足夠。又有一次，他宣稱他永不結婚。“我的父國是我唯一的新娘。”他所指的是眾人認為的“父國”（指德國——譯者）。漢夫施坦格爾開玩笑地問他：為什么他不找個情婦？“政治是個女人”，希特勒回答說，“你要是不高高興興地愛她，她就會把你的頭都咬掉。” 希特勒的某些伙伴有把握地認為，他的一個司机的妹妹詹妮·霍希是他的情婦。她對他很忠誠，据說她腋下的小包里藏有一支小手槍——她自愿當他的保鏢。赫侖納·漢夫施坦格爾不相信此說。“去！”她說，“告訴你吧，他是個中性人物！” 希特勒這一時期好友之一又不同意此說。“我們一起追求姑娘們，我与他形影不离”，希特勒的另一名司机埃米爾·莫里斯回憶說。他倆常到藝術學院或畫室去觀看裸体模特儿。有時，希特勒自稱是“烏爾夫先生”，与莫里斯一起于晚間在街頭巷尾游逛，尋找姑娘們。由于莫里斯對姑娘們有吸引力，他便充當中間人。据莫里斯說，希特勒常在自己房內款待”通過代理得來的征服物”。“即使身無分文，他還常常送花。我們也常去欣賞芭蕾舞演員。” 為國社党工作實際上已成了漢夫施坦格爾的全天職業。 從勸說希特勒將小胡子弄大一點、時髦一點（“現在不時髦，將來會時髦的，因為我留了它！”），到鄙視他的顧問羅森堡（為的是他的“欺騙哲學”之故），他都大膽地提出咨詢意見。雖然拒絕接受他的意見，希特勒仍向漢夫施坦格爾借款１０００美元，還不給利息——漢夫施坦格爾剛從他家在紐約開設的藝術品商店得到一份分紅。這筆款子，在換成已貶值的馬克后，是一筆巨款。希特勒用此款購買了兩架美制輪轉印刷机，把《人民觀察家報》從周報變為日報。 漢夫施坦格爾的慷慨大方，沒想到，卻使他所憎恨的人走了紅運。希特勒讓羅森堡替下了埃卡特，當了《觀察家報》的編輯，原因是埃卡特常常几星期不上辦公室。這個職務不但使羅森堡成了東方問題的党內專家，還加強了他在諸如施勃納·里希特那樣的俄國逃亡者中的影響。里希特其人是一個神秘人物，与德國企業界和高層社會有著聯系，除作為魯登道夫的中間人外，已逐漸成為希特勒的主要顧問之一。 所有俄國逃亡者都狂熱地致力于消滅布爾什維克主義，大部分人腦中也塞滿了沙皇對粉碎猶太陰謀的方法——使用恐怖手段和暴力。在這些狂熱者看來，用社會和經濟手段反猶，已屬無效。只有大規模的屠殺才能奏效。 １９２３年春天，希特勒忙得不可開交。最迫切需要的是錢。于是，希特勒便四處奔走，為党籌集經費。４月初，希特勒与漢夫施坦格爾二人，坐上希特勒的“塞爾夫”牌的老爺車，由莫里斯駕駛，前往柏林。他們取道薩克森，因為該處許多地區均受共產党的控制。在萊比錫北面一小鎮的市郊，他們碰到了路障，受到赤色民兵的攔阻。威武雄壯的漢夫施坦格爾把他的瑞士護照一揮，然后操著帶美國口音的德語宣稱，他是外國的造紙商，是前來參加萊比錫博覽會的，車內的人一個是司机，另一個是隨從。他果然得計。開車后雖然希特勒聲稱“他們會把我的腦袋砍下來的”，但是很明顯，對他之被稱為隨從，他心中是老大不快的。 在柏林，他們不僅到處討錢，還于星期天參觀了軍事博物館和國家藝術館。在國家藝術館內，希特勒站在雷姆卜蘭特的《戴金頭盔的人》的畫前，特別注意畫中人之軍人般的英勇的表情。他說，它證明了這個偉大的畫家“雖然在阿姆斯特丹的猶太區作過許多畫，但在內心，他仍是一個真正的雅利安人和德國人！”之后，他們在露娜公園觀看了女子拳擊比賽。希特勒面無表情，卻堅持再看几場再走。他說，“這怎么也比在德國進行的大刀決斗要好嘛。” 次日，他們离開了柏林，避開了薩克森，繞道回家。一路上，為了驅除長途跋涉的煩悶，希特勒整段整段地用口哨吹奏瓦格納的歌劇，并指手划腳地進行表演，以饗其同行旅伴。他甚至背誦了一首以“依特勒”結尾的對偶長詩，借以嘲笑自己。“高興時”，漢夫施坦格爾回憶道，“希特勒就會反复朗誦經他加工后的這首詩，使我們全笑出了眼淚。” 他們在理查·瓦格納的家鄉的萊特作了逗留，還講了節日劇院，是看門人帶他們進去的。舞台上的布景仍是為《飛行的荷蘭人》而設的。自１９１４年宣戰以來，此劇一直在此上演。看見此布景，漢夫施坦格爾乘机指出，此劇最初的布景是他的曾祖父費爾迪南·海涅設計的。這里的一切都使希特勒著迷，特別是瓦格納的書房——書房的牆上仍挂著他對藝術家和職員們的教誨之詞。 在那次旅程的最后一天，在中午野餐時，希特勒提起了萊比錫城外他們所見的那座紀念“各國反拿破侖戰役”的紀念碑。他對此所作的評論使漢夫施坦格爾深感不安。他說：“在下次戰爭中，最重要的一點是，我們要保證控制俄國西部的糧食補給線。”這話表明，羅森堡及其俄國朋友們又在向希特勒宣傳。漢夫施坦格爾反駁說，与俄國交戰是徒勞無益的，需要考慮的倒是具有巨大工業潛力的美國。“如果你把他們推向另一邊，那末，未來的戰爭你還未發動就已經輸掉了”。希特勒支支吾吾，未作回答。很明顯，這個論點“他并未听進去”。 一回到慕尼黑，他便立即投身于攻擊法國占領魯爾的運動，但他經常拐彎抹角，似乎更令他感興趣的是動員他的听眾去反對猶太人。例如，在４月１３日，他直接遣責他們，說他們應對魯爾之被占領，對戰爭的失敗以及對通貨膨脹負責。他攻擊說，“所謂的世界和平主義”其實是猶太人的發明；無產階級的領袖是猶太人（“又是猶太人！”）；共濟會是猶太人的工具（“還是猶太人！”）；其實，猶太人是在陰謀征服世界！所以，他喊道，“為了證實古代的預言，俄國和德國都必須被推翻！所以全世界才義憤填膺！所以每個謊言宣傳机關才大肆開動，反對最后一個——德國的——理想主義者的國家！這樣，贏得世界大戰的是猶太！或者說，你們希望法國人、英國人和美國人贏得戰爭？”在結束講演時，希特勒感情沖動，大聲疾呼要為死于世界大戰中的２００万德國人，以及數以百万計的孤儿寡母、殘廢者申張正義。“為了這數百万的人們，我們必須建立新德國！” 由于對猶太人又恨又怕，希特勒已超出了現實。他們反猶主義，雖然是用合乎邏輯的語言表達的，其實已超越了邏輯的一切界限。他把世界顛倒了：法國、英國和美國才真正是輸掉了戰爭。最終取得胜利的是德國，因為德國正在擺脫猶太人的控制。如果希特勒是在欺騙自己，那么，他也成功地欺騙了他的听眾。希特勒巧妙地向原始的感情呼吁，而當听眾离開會場時，他們記憶所及的細節已寥若晨星；他們只記得要加入希特勒的十字軍，以拯救德國；法國必須被逐出魯爾，最重要的，猶太人必須獲得其歸宿。 過去一年來，希特勒的講壇技巧大有改進。他使用的手勢已与他的論點一樣复雜多變。尤其令漢夫施坦格爾印象深刻的是他的手臂的突然高舉。“他具有一個真正偉大的管弦樂隊指揮的品格。一個偉大的指揮家，不只是用手勢向下打出節拍，而還能向上揮動起指揮棒，將內在的節奏和意義指揮出來。”希特勒在演講中使用了音樂知識和感覺，使自己的演講具有音樂的節奏。開始的三分之二是“進行曲節奏”，然后加快速度，使最后的三分之一變成“狂熱”。他的仿聲技巧也得到熟練的使用。他善于模仿某想象中的反對派，“常常以反論中斷自己，在完全粉碎了假想之敵后，再回到原來的思路”。 盡管他的演講的結构很复雜，但因為主要目的是要引起感情共鳴，因此并不難跟上。這樣，他便能輕而易舉地從一個題目轉向另一個題目而又不會失去听眾，因為題目与題目之間的橋梁溝通了某种感情——憤怒、恐懼、愛或恨。盡管演講曲曲折折，他仍像一個才華出眾的演員引導觀眾看懂某出戲里的复雜情節一樣，牽著听眾向前。 希特勒還具有將听眾卷入演講內容的罕見的才能。“當我向人們發表演講時”，他對漢夫施坦格爾說，“特別是對非党員，或對那些因這种或那种原因行將脫党的人講話時，我常常講得好像國家的命運与他們的決定息息相關似的。他們應為許多人做出榜樣，毫無疑問，這意味著打動了他們的虛榮心和雄心。一旦我達到了這一目的，其余的就好辦了。”他說，所有人，不論貧富，其內心都有義務尚未履行之感。“在某處沉睡意味著將某种為建立新的生活形式而作的最后犧牲或某种冒險置于險境。他們會將最后一分錢花在彩票上去。我的任務就是將那种欲望轉向政治目的。從實質上講，每個政治運動都是以其支持者（不管是男人還是女人），不僅是為自己而且也是為其子女或別人得到更美好的東西的愿望為基礎的……人們的地位越低賤，對參与某項比他們高貴的事業的欲望就更強烈，如果我能說服他們，令他們相信德國的命運已危在旦夕，那么，他們就會成為某項不可抗拒的運動的一部分，這運動還可包括所有階級。” 對希特勒之華麗而精湛的异端的軍事表演，听眾歷來都是有所准備的。除了扣人心弦的音樂和迎風飄揚的旗幟外，現又增加了新的色彩——希特勒親手設計的羅馬式的旗幟和羅馬式的敬禮。也許，這兩者都是通過墨索里尼從凱撒那里借鑒得來的，但他宣稱，直臂禮是德國式的。“我曾讀到過有關‘昆虫國會’開會情形之描寫。在此期間，人們就是用這种德國禮向路德致敬的。它向他表明，人們并非要与他兵戎相見，而是和平相見……大概是在１９３１年，在不來梅的拉施酒店我首次看見這种直臂舉手禮的。”不管源于何處，在樂聲和平海中，這种在振顫的“万歲”聲中行的舉手禮，确也向听眾保證，他們即將听到的是德國的真正的聲音。 在希特勒公開聲言反法和反猶的當天，他又一次公開与巴伐利亞政府對抗。他拜會了巴伐利亞總理。隨同他前往的是一個前軍官，即“戰斗組織工作組”的一支私家軍的司令。這個“工作組”其實是右派激進集團的大雜燴。兩人向總理遞交了一份最后通牒，要求政府自身廢除《共和國保護法》。如果魏瑪拒絕這一要求，那么，巴伐利亞就等于公開違背法律。 這天是１９日，星期五，而希特勒要求于星期六得到答复。 由于未有答复，右派的激進軍事集團便于星期天舉行“軍事演習”。這天是复活節。希特勒站在敞篷車內。當沖鋒隊和平他追隨者列隊走過時，希特勒伸手檢閱。從戈林的私家車內望去，赫侖納·漢夫施坦格爾注意到，希特勒雙眼“放射出胜利和滿意”的光芒。檢閱完畢后，希特勒帶上“一束鮮艷的玫瑰花”，來到漢夫施坦格爾家中，作為他夫人生日的禮物獻給了她。之后，他們“高高興興地喝了一小時茶”，希特勒談笑風生。一星期后，在他自己的生日那天，他卻悶悶不樂，偏執地警告漢夫施坦格爾，不准吃用卍字裝飾的生日蛋糕——与其他禮物一起，這种蛋糕几乎堆滿了他的小屋。“別忘了”，他說，“這座大樓是屬于猶太人的，為了搞掉對手，讓毒汁沿著牆壁流下，這已經是小孩的玩意儿了。” 星期一，總理終于給希特勒作了回答：他本人是反對《共和國保護法》的，但是，由于它已成為巴伐利亞的法律，他只好執行之。希特勒號召于５月１日舉行群眾游行，以示抗議。這是爆炸性的，因為“五一”不僅是勞工和馬克思主義者的神圣的節日，而且又是慕尼黑從蘇維埃共和國統治下解放出來的周年紀念日。４月３０日晚，右派激進勢力便向慕尼黑主要火車站以北數英里的奧貝威森弗爾德軍事訓練場傾瀉而去。至拂曉，已有近千人集結在那里。為了防止左派的襲擊，他們還派出了崗哨。時間一小時一小時地過去，但仍未見行動。“６時”，希特勒回憶說，“一伙伙赤色分子前來与我們對壘。我派了些人去挑動他們，但他們未作出反應。” ９時許，城外的各隊人馬紛紛前來，希特勒的隊伍壯大至１３００余人。他們持槍站在溫暖的陽光下，等得又煩又急。惡狠狠的希特勒，手里提著一個鋼盔，問道：“赤色分子都在哪里？”快到中午時，突然來了一支軍隊和身穿綠色警衣的警察，將武裝示威者團團圍住。与他們一起前來的是滿臉怒气的羅姆上尉。他對希特勒說，他剛從當地駐軍的將軍那里回來，將軍要求希特勒立即繳械，否則，希特勒要對后果負責。 希特勒大怒，但又只好撤銷格里戈爾斯特拉塞等人的請求——他們請求与政府對壘，讓士兵發起沖鋒。繳械的決定肯定是很痛苦的。但是，如果希特勒發動進攻，他的部隊肯定會被消滅，而這場無謂的流血也許會意味著他作為政界領袖、甚至作為一個人的終結。在奧貝威森弗爾德的撤退中，他取得了成功。在施霍賓，他的部隊与共產党的先遣隊相遇，他把他們打得四散逃走，還放火焚燒了他們的旗幟。這是希特勒得意洋洋的時刻，他即席發表了簡短的講話。他說，這場烈火是布爾什維克的世界傳染病的標志，它不過是國社党人奪取政權的小小的前奏而已。他這极富煽動性的講話，提高了他部下的士气，把一件大錯事變成了胜利。然而，他們的狂喜只不過瞬息即逝。傍晚，希特勒的革命行動已徹底失敗。 這一失敗令他失去了許多堅定的追隨者。“我完全唾棄希特勒！”一個前“自由兵團”的指揮官喊道，“５月１日他遭到了慘敗，他永遠會失敗！” 在奧貝威森弗爾德事件中失敗的，決不止希特勒一人。對巴伐利亞政府而言，這是更大的失敗和難堪。官方指控希特勒危害了公共安全，傳他出庭受審。希特勒傲慢地一一作答，使檢察官無法招架。希特勒不屈不撓，從災難中撈到了政治資本。反敗為胜正成為他的模式。 然而，不少外國觀察家卻預言，這是他的結局的開端。羅伯特·墨菲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報告中說，納粹運動的勢頭“正在減弱”。他寫道，人民“已對希特勒的煽動性行為感到厭煩，因他既沒產生什么成果，也提不出任何建設性的東西。他的反猶運動樹敵甚眾；他的年輕的追隨者之近乎搗亂的行徑使許多熱愛秩序的社會成員痛苦万分”。 墨菲所反映的，不過是巴伐利亞的地方官員的印象而已。這些官員誤把“五一”后的政治沉寂當作脫离希特勒及其運動的必然的表現。這种政治上的不活躍一直在延續，中間只發生過一次暫短的騷亂。這次騷亂是由德國一民族主義分子阿爾伯特·里奧·施拉格特因在杜斯堡附近爆炸鐵路以抗議法國占領魯爾被處決而引起的。他以破坏罪名受審，于５月２６日被槍決。 當漢夫施坦格爾听說，許多愛國組織將于下周在科尼希廣場舉行抗議示威時，他覺得，正在山中度假的希特勒應赶回來參加。他乘火車來到貝希特斯加登——是個美麗的療養圣地，位于德奧邊境——并找到了希特勒（“我愛上了那里的風景”）。希特勒當時化名烏爾夫先生，住在“英里茨公寓”，該公寓建筑在一座名叫奧貝薩爾斯伯格的陡峭的山上。起初，希特勒對向示威者發表演講并不熱心，原因是听講的什么人都有；但漢夫施坦格爾一再堅持，希特勒只好答應。于是，兩人便草擬了一份講稿。 當晚，与漢夫施坦格爾同時下榻的埃卡特抱怨說，希特勒常常揮舞犀牛皮鞭，到處虛張聲勢，在公寓經理夫人跟前炫耀。“希特勒的這种做法我看不慣”，他說，“很明顯，這家伙已瘋了。”他還談到，希特勒用言過其實的詞藻遣責柏林，借以在這位夫人跟前賣弄自己：“……那奢華，那荒淫無度，那种不公平，那華麗擺設以及猶太人的財富，使我討厭已极，几乎叫我不敢相信。我几乎覺得，我就是來到上帝之廟，發現以兌換金錢為業者的耶穌。”埃卡特說，于是，希特勒便揮舞他的皮鞭，高喊他的神圣任務是像耶穌降臨首都，鞭笞那些貪污腐化的人們。 次日，希特勒陪同漢夫施坦格爾前往火車站。走下奧貝薩爾斯伯格時，他說，新近被撤換的党報編輯埃卡特，已變成“一個老悲觀主義者，一個老朽無能的弱者”。叔本華把他變成了疑心重重的托馬斯。“假若听從了他那些含混不清的胡言，我將走向何處？多妙的高論啊！把人們的愿望与意志降到最低限度！意志一喪失，一切也就完了。這一生就是戰爭。” 說完，他便“以奇怪的顫音”打起口哨，吹奏著《羅安格林》里的天鵝曲。 安東·德萊克斯勒和平子也不贊成希特勒在奧貝薩爾斯伯格的表演。希特勒之越來越高漲的革命熱情，同樣令他們惊慌失措。那些反對希特勒不是在工人階級中建立真正社會主義者的牢固基礎，而是与工業家、富人和銀行家打得火熱的人們，對此也惶恐不安。希特勒必定心里明白，他正面臨党內的另一次反叛——一次從那些開始時對希特勒就怀著最崇高的希望，尊他為德國之新生的領袖的人們的不滿和惊愕產生出來的反叛。 那年９月初，希特勒試圖用公開露面的方式去支撐起正在下降的威信。那是在９月１、２日在紐倫堡舉行的慶祝“塞丹戰役”一周年的“德國日”的紀念大會上。那天，十多万民族主義分子涌向這個古老的城市，在大街上舉行示威游行。据該市的警方報告稱，此次活動產生的“熱情，是１９１４年以來從未見過的”。街道上到處是納粹和巴伐利亞旗幟的海洋，人們高喊“万歲”，向魯登道夫及游行部隊揮動手絹和投擲花束。“那些被戰敗的、悲慘的、背井离鄉的、被粉碎了的人們，看到了一線希望，看到了一絲從被奴役和窮困下解放出來的光芒。這次慶祝活動就是這种情感的無拘無束的表達。許多男人和女人都哭了，他們壓抑不住自己的感情。” 大多數游行者都是國社党徒。大會開始后，希特勒在其中之一的會場上發表了講話。比在科堡，他顯得更加瀟洒：穿的是熨得平平整整的衣裳，頭發剪得整整齊齊，鞋也不再是高筒的了。“用不了几個星期，骰子就要滾動了”，他預言家似地宣稱。“今天正在形成的東西將比世界大戰更加偉大。它將在德國土地上為全世界樹立一座丰碑”。 次日，“德國戰斗同盟”成立了。從表面上看，這是民族主義者的聯合，實際上卻是國社党的發明：它的秘書長是施勃納·里希特，軍事頭目是希特勒的另一個左右手，其中一個主要組織則受羅姆統轄；它的第一個公告（由弗德爾執筆）听來像是出自希特勒之口。它宣布反對議會主義、國際資本、階級斗爭、和平主義、馬克思主義和猶太人。 紐倫堡的“德國日”和“德國戰斗同盟”的成立，標志著希特勒公開重返其革命之政治舞台。這一點在一個月后變得更為明顯了——他正式成為這個新的組織的政治領袖。它的”行動綱領”公開號召奪取巴伐利亞政權。有謠言說，希特勒正在部署另一次革命。事實上，他确曾宣布，他有意采取行動，不讓赤色分子再次奪取政權。“我們的運動的任務，与過去一樣，就是為帝國的崩潰作好准備。這樣，在老的樹干倒塌時，新的幼樹已經長起。” 巴伐利亞的總理歐仁·馮·尼林雖然贊同希特勒的某些主張，但卻被希特勒的煽動暴民的戰術搞得忍無可忍。９月２６日，尼林對內閣說，由于情況緊急，必須立刻指定一名邦委員。此委員雖屬內閣領導，“但可放手行使執行權”。他提議讓前總理卡爾出任，理由是，他得到了几個民族主義團体的支持，且受到保守的君主政体派人士和天主教會的尊敬。 卡爾以法律与秩序的名義接受了這一繁重的職務。他所采取的第一個行動就是下令禁止即將于次日舉行的１４個納粹集會。對阿道夫·希特勒而言，這一行動既是威脅，又是一次机會（他剛從瑞士募捐回來）。如果他俯首貼耳，這可能意味著毀滅；如果他反抗成功，他就有可能成為全國重要的政治家之一。人們勸他退卻，他日東山再起；認為党還不夠強大，不宜采取行動。但是，接近普通党員的人們卻敦促他行動。“如果現在還沒有什么表示，戰士們就會溜走”，沖鋒隊慕尼黑團的團長說。“為使士兵們保持團結”，施勃納·里希特說，“我們必須干點儿什么，否則，他們會變成左派激進分子。” 這些敦促的言辭引起了希特勒的注意。這种沖動行為使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并著手在慕尼黑及其四周尋找行動的盟友。他天天忙于會見和探訪各种各樣有影響的人物：軍界頭目、政客、工業界人士和官員。他還与党的中堅分子和動搖分子談話——許諾，威脅，甜言誘惑。他常說的一句話是：“我們必須向這些人妥協，他們才會与我們一起前進。” “他一旦下定決心，誰也不可能讓他回心轉意”，赫侖納·漢夫施坦格爾回憶說，“許多時候，當他的追隨者試圖強迫他時，我注意到，他眼中表現出一种遙遠的、不予理睬的神情。好像他的腦子已經封閉，除自己的意見外，誰的也听不進去。”那年秋天，他眼中的那种遙遠的、不予理睬的神情有著一种特殊的含義。他覺得自己正与墨索里尼比試——而他進軍的目標是柏林。這也不只是僅向親信透露的幻覺。在右派軍方頭目的一次會議上，他號召全巴伐利亞傾全力進攻柏林。“現在，拿破侖的和救世主的思想已根深蒂固”，曾出席該次會議的一員回憶說，“他宣稱，拯救德國的號召正在他胸中響起，而這個任務遲早要落在他身上。之后，他与拿破侖作了一系列的對比，特別是拿破侖從埃爾巴島回到巴黎之后。”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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