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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０７年１２月２３日早晨，天气潮濕，大霧彌漫。盛在一口“堅硬、光滑、四周用金屬鑲緊的木棺”里的克拉拉，被抬出了布魯登加斯９號。靈車沿著泥泞的街道，緩緩地朝教堂駛去。在舉行簡短的儀式后，小小的送葬隊伍——一輛靈車和兩輛客車——又緩緩越過多瑙河，翻過一座山，朝里昂丁駛去。遵照她的遺愿，她被安葬在丈夫的身旁，名字則刻在丈夫的墓碑上。全家人披黑，默默地站在霧茫茫的墳場里——离他們先前住過的舒适的小屋不遠。阿道夫身穿黑大衣，手托一頂黑色高頂帽。庫斯特爾覺得，他的臉色更蒼白，“嚴峻而鎮靜。” 對希特勒一家而言，圣誕之夜是悲哀之夜。為付醫藥費，全家正式拜訪了布洛克醫生。醫藥費共計３５９克朗，其中５９克朗已預付。這筆款項确實不小，約占克拉拉資產總額的十分之一，但又很合理，因為它包括了７７次問診（到家或在辦公室）和４７次的治療費用（大部分治療都用了碘酒）。余額是在感謝聲中付清的。說話的都是姐妹倆，阿道夫穿著一套黑色外衣，領帶打得不緊，雙眼盯著地板，一撮頭發披著前額。后來，他抓住醫生的手，目光直落在醫生的臉上。“我將永遠感謝您”，他一邊說，一邊深深鞠一個躬。“不知道今天他是否仍記得這一情景，”３５年后，布洛克醫生在他的《煤礦工人》一書中寫道，“我确認他仍記得，因為在某种意義上說，阿道夫·希特勒恪守了他的諾言。他給我的好處，我覺得，在全德國和奧地利，他都未給過任何一個別的猶太人。” 當日，拉波爾一家邀請阿道夫和保拉到他家過節，但阿道夫拒不接受邀請。他對姐夫里奧覺得越來越不安，因為姐夫抓住一切机會勸說他放棄當畫家這個愚蠢的夢想。他對庫比席克說過，事實上所有親戚都在糾纏他，他才逃到維也納去。他一定會成為畫家的，他要向心胸狹窄的家族證明，正确的是他，而不是他們。 他也同樣堅決地認為，庫比席克應离開他父親的裝璜商店去當職業音樂家。前一年秋天，庫比席克一家曾反對讓庫斯特爾到維也納去。盡管如此，希特勒仍舊話重提，又懇求又爭論，用維也納的美事——歌劇、音樂會，還有學音樂的無窮無盡的机會——去激發庫斯特爾和他母親的想象力。要說服庫比席克老先生就更困難了，因為他把阿道夫看作是“一位連學校都考不上的小伙子，把自己看得過高，學不了手藝。”但是，即使是這個年齡的希特勒，其說服力也是异乎尋常的。講究實際的父親于是便答應讓儿子到首都去試一個時期。說服了他的論點之一是，庫斯特爾將与一個真誠學藝術的學生住在一起。 為了將去維也納后永不再回來的決定告訴他的監護人，希特勒再次去了里昂丁。這次，沒有一點儿爭論。梅洛福先生雖然有點勉強，卻也滿口答應——他對女儿說，這樣做是他的責任。此后几星期，阿道夫与安吉拉和約翰娜嬸嬸住在一起，將家事作了最后的安排。至此時，所有債務均已清算完畢，包括喪葬費３７０克朗在內。阿道夫也謝過了各位鄰居，感謝他們在他母親病中所給予的幫助。他尤其感激郵電局長夫婦，還贈給他們一張自己畫的畫。一切債務還清后，由于克拉拉生前省吃儉用，其遺產尚能結余３０００多克朗。由于安吉拉承擔了照料１１歲的保拉的責任，她所得到的有可能超過三分之二。后來，小阿洛伊斯·希特勒告訴他的儿子，他曾說服阿道夫“將他們應得的遺產轉給女孩子們”，因為拉波爾一家缺乏資金，阿道夫立即將他那份給了安吉拉，阿洛伊斯則將他的給了保拉。這如果屬實，那末，阿道夫在維也納開始其生涯的錢就很少了：孤儿津貼加他繼承的遺產的剩余部分。 ２月初，維也納出乎意料傳來消息說，有個鄰居已說服了皇家劇院的舞台設計阿爾弗里德·羅勒教授，他已同意看看阿道夫的畫，并為他的職業提出咨詢。這大大鼓舞了希特勒。 也有助于他將家人的反對意見壓下去。希特勒作出了去維也納的計划。１９０８年２月１０日，他填寫了自己和保拉領取孤儿津貼的表格。三天后，表格被退了回來，還附來一份通知，說表格還應由他們的監護人簽署。阿道夫把表格轉給了梅洛福先生，但他未等津貼辦公室的答复，便迫不及待地打點行裝（包括衣裳、書籍和繪畫材料）告別了家人，永遠离開了布魯登加斯９號。 庫斯特爾到火車站為他送行——大概是２月１７日。候車時，希特勒談到了斯特芬妮。他說，他還未向她自我介紹，但可能會給她寫信。火車開動后，阿道夫將頭伸出窗外，喊道：“快點跟我來呀，庫斯特爾。”這個年輕人不知是否讀過荷拉西奧·阿爾杰的激動人心的作品，如果讀過，這雖然值得怀疑，他肯定會覺得阿爾杰的主人公与他相似。他坐的是三等車廂，票价是五個半克朗。５小時后，１８歲的阿道夫·希特勒第三次來到了維也納這個魔術般的城市。從維斯巴諾夫至斯通帕大街２９號查克雷斯太太家只需步行５分鐘，但由于他帶著大件行李，這段路肯定是很難走的。那年１月，天气雖然沉悶，阿道夫卻神采奕奕。２月１８日，他給庫比席克寄了一封熱情洋溢的明信片： “親愛”的朋友： 焦急地等待著你前來的消息。你一定要來，并快點寫信告訴我，以便我作好准備，好好地迎接你。全維也納都在等待……正如我們說過的，你先与我住在一起，以后再看情況如何。在所謂的政府當舖里，只要花５０—６０弗羅令便可買到鋼琴。特向你和你的雙親致意。我再次請你快來！ 你的朋友 阿道夫·希特勒 ５天后，那是個大霧彌漫的星期天，庫斯特爾身背一個“盛滿了食物”的棕色帆布袋，來到了維斯巴諾夫。正當他站在候車室被車站的繁忙景象弄得不知所措時，他瞧見業已成為維也納市民的阿道夫向他走來。“他身穿高級黑大衣，頭戴黑帽，手中拿著那根象牙柄手杖。看上去，他真是風度翩翩。” 阿道夫見朋友前來，高興极了，連忙親吻朋友的面頰。兩人各執口袋一耳，消失在沸騰的鬧市中。那時天色已黑，但弧光燈將車站廣場照得“如同白晝。” 他們跨進威武雄壯的斯通帕加斯２９號的寬敞的大門，走過一個小小的院落，來到了一座較破舊的樓前。他們艱苦地沿著黑暗的樓梯走上二樓。房內，到處是畫稿。阿道夫在桌上舖好一張報紙，將自己僅有的食物——牛奶、香腸和面包——放在桌上。庫比席克將這些食品推在一旁，像魔術師似的從帆布口袋里將烤肉、剛烤好的面包、奶酪、果醬、咖啡等一件一件取出來。“是呀”，据說阿道夫曾喊過，“這才叫有母親哪！” 吃完飯后，希特勒堅持要帶已經疲倦不堪的朋友出去逛市容。“不看看馬戲場，庫比席克你怎么能睡得著呢？”首先，阿道夫帶他參觀了輝煌的“歌劇院”——“我只覺得，自己好像置身于另一個行星，印象真是深刻，簡直使我傾倒”——然后去了雅致的圣·斯特藩塔樓。之后，阿道夫又堅持讓他見識見識“特別的東西”——小巧玲瓏的圣·瑪麗亞·格斯特拉德教堂。但是，由于霧色迷茫，庫比席克看不見多少東西，巴不得早點回去，但一直到深夜過后他們才回到家。庫比席克連忙爬進房東老太太給他收拾好的地舖。 因為房間太小，住不下兩個人和放一架大鋼琴，善于言辭的阿道夫說服了查克雷斯太太，將她的大屋換給他們。他們同意增加一倍的租金，即每月２０克朗。沒想到鋼琴占地太大，而踱步又是阿道夫之必需，所以，室內的家具便又重新安排了一番，給阿道夫騰出了三步長的空地。 不到兩天，庫斯特爾便在音樂學院登記上了，還通過了入學考試。“我沒想到我的朋友這樣聰明”，希特勒簡短地評論說。對此后几星期內庫比席克所取得的進步他也不感興趣。 一天，庫斯特爾的一個年輕漂亮的女同學來訪，他竟大鬧了一通。她走后，希特勒一邊踱步，一邊大放厥詞，說：“女人求學，那是胡鬧。”庫比席克覺得，“阿道夫神經錯亂。因為一點點小事，竟大發雷霆。”無論庫比席克做什么，總不合希特勒的口味。“使我們很難在一起生活……他与世不合，在掙扎。在他看來，處處都存在不義、仇恨和敵對情緒。” 其實，希特勒自己的落第才是根本的原因。一天，他突然大聲痛斥美術學院。這樣，他仇世的原因便昭然若揭了。 “……都是些頭腦硬化的老頑固，官僚！都是些不通情達理的蠢貨！整個學院都該炸掉！”他臉色鐵青，雙眼（“有些凶惡”）放射著仇恨的光芒。后來，他終于泄露了真情，原來他被赶出來了，落選了。“現在怎么辦？”庫比席克關心地問。希特勒在桌旁坐下，開始看書。“沒有關系”，他平靜地回答說。 盡管他侈談有決心取得成功，他仍不得不依靠羅勒教授的幫助。几次，他手中提著皮包，前往這位名揚四海的舞台設計師的畫室，卻沒有膽量去敲門。最后，他把介紹信撕得粉碎，“省得日后再受它的引誘”。他這一舉動，可能是怕自己的作品不夠水准所致，也可能是內心之失敗感使然，或者完全是因為羅勒名望過高而不敢去求見。 在希特勒离開林嗣后約一星期，梅洛福先生得到津貼辦公室的通知，得知保拉和阿道夫·希特勒每人每年將得到３００克朗，一直領到年滿２４歲。津貼辦公室授權梅洛福先生全權處理每年應領的６００克朗，而他則決定每月分給每個孤儿２５個克朗。 這筆定期款子（相當于現時的６塊美元），毫無疑問，給希特勒帶來了新的希望。但是，假定遺產中的６５０個克朗仍大部歸他所有，生活仍是相當艱苦的。他的同室后來說，希特勒常常挨餓。“一連５天，他都靠牛奶、面包和黃油度日。” 庫比席克從不知道希特勒究竟有多少錢。他猜想，“希特勒一定為錢少而暗暗含辱。有時候，他一生气便高聲怒喊‘真是牛馬不如的生活！’” 希特勒一星期要去伯格戲院或歌劇院几次，所需費用都是靠省吃儉用得來的——例如，褲子是放在席子底下“熨”的。 希特勒也不愿与女孩子們坐在一起，因為“她們所追求的不外乎是打情罵俏”。在不准女人進去的舞場里，他花兩克朗的高价，硬要庫比席克与他同行。較長的歌劇，他們是從未看完便离場的，因為他們必須于晚上９時４５分离開，赶在斯通帕加斯９號關門前到家，否則就要給看門人小費。回房后，希特勒便強迫庫比席克將未看完的部分用鋼琴彈出來給他听。 瓦格納的作品希特勒是百听不厭的。即使古斯特爾要去看威爾弟（１８１３—１９０１，意大利歌劇作曲家——譯注）作品的首輪演出，希特勒也要拉他去皇家劇院看瓦格納作品的第二輪演出。瓦格納的音樂使他心曠神怡，“使他遁進他所需要的神秘世界，以忍受他那狂亂的天性所帶來的緊張。“阿道夫最喜歡的《羅安格林》，他們就在一起看了１０次。”詩歌會”（１４—１６世紀時在德國主要城市興起，其成員多為勞工階層——譯注）也同樣使他入迷，他常常援引第二幕里的几行詩： 我仍不能成功。 感覺到了，但我不能明了， 不能留住，亦不能忘怀， 若執之，又不能衡量。 有几次，庫比席克誘他去看了威爾第的歌劇，但希特勒只贊同“阿伊達”。他對虛假的舞台效果大加反對。“如果沒有刀，這些意大利人該怎么辦？”一天，他听見街頭手風琴手在演奏《貴婦与庶民》，便喊道：“那就是你的威爾第！你想想，羅安格林的故事能用手風琴演奏嗎？” 多少個夜晚，兩個年輕人都一起參加音樂會——因為庫比席克是音樂學院的，他能搞到免費票。阿道夫居然也開始“嗜好交響樂”，這使庫比席克感到惊奇。希特勒特別喜歡浪漫主義作曲家——韋伯、舒伯特、門德爾松和舒曼。他所喜歡的作曲家還有布魯克納、貝多芬和格里格——他們的Ａ小調鋼琴協奏曲常常使他感動。 缺乏金錢，這并未使他們的維也納的光輝變得暗淡。那時正是歌劇和音樂的黃金時代。古斯塔夫·馬勒剛退出皇家劇院，并加盟紐約市的“大都市樂團”，但留下了許多輝煌之作，其中許多是羅勒設計的。尤其著名的是他們合作的作品《黎恩濟》以及《戒指》的第一、二部分。新任導演費力克斯·文加納，由于刪去了馬勒的某部作品里的某些情節，招來了某些憤怒。但他仍在完成他的前任未完成的《戒指》，由羅勒重新進行舞台設計。順便提一句，兩位導演都是猶太人。在維也納文學藝術界有成就的人物中，許多都是猶太人，例如，雨果、馮·霍夫曼斯達爾、阿瑟·施尼茨勒、理查德·比爾·霍夫曼，以及赫爾曼·巴爾都是猶太人。 那時的維也納，正是奧匈帝國全盛時代末期的首府，是個語言混雜、沒有統一語言的城市；人口來自奧匈帝國的四面八方，是個光輝奪目的大都會；在那里，生活的樂趣与城市的沒落并存。從傳統上說，哈斯堡王朝是德國式的，但其城市卻是獨特的。維也納不僅是財政金融的首府，也是時裝和文化的首府。与德國不同，它是彼此不相協調的民族的熔爐。“由于多少世紀以來，斯拉夫人、馬札儿人和意大利人都涌向這里”，有個同時代的記者評論道，“他們說，這個城市已沒有一滴德國血液了。”城內有一波希米亞劇場，一家意大利歌劇院；有法國的歌星，也有波蘭人的俱樂部；在某些咖啡館里，你會讀到捷克文、斯拉夫文、波蘭文和匈牙利文的報紙——就是沒有德文的。你可能“是個純血統的德國人，但你的妻子可能是加里西亞人或波蘭人，廚師是波希米亞人，保姆是伊士特里亞人或達爾馬西亞人，男仆是塞爾維亞人，車夫是斯拉夫人，理發師是馬札儿人，老師是法國人……不是的，維也納不是德國城市。” 那些像阿道夫一樣，离開了奧地利其它城市和鄉村來到維也納的人們，盡管，也許是因為，它有著令人不安的矛盾，竟也拜倒在它的魔力之下。維也納是個魅力和平民窟混雜的城市；既具有鐵一般的傳統習慣，又有知識分子們激進的試驗；既有思想自由，又有強烈的民族偏見。阿道夫雖然被吸進了閃閃發光的維也納，但是，隨著時光的流逝和成功希望的破滅，“這個值得怀疑的、魔術般的民族熔爐”（他后來這樣描述它）也開始使他反感了。 他和庫比席克常常空著肚子走出斯通帕加斯那間房子，穿過居住著中產階級的昏暗的街道，走向“輝煌的大樓和華麗的旅館林立、門前還站著衣著炫眼的仆人的”市中心。阿道夫變得越來越叛逆，常常沒完沒了地詛咒由不勞而獲的財富所表現出來的缺乏正義的社會。比饑餓更令他討厭的是到處爬滿臭虫的斯通帕加斯那間房子。庫比席克回憶說，希特勒“對与身体疾病有關的東西尤其敏感。” 他對維也納的這种感情并不是獨一無二的。“維也納既給人們提供取得最高成就的巨大潛力，同時又具有阻礙實現這些成就的最頑固的反抗力。在這种奇特理智環境下成長的杰出人物，一旦成名，也就在對維也納愛恨交織的辯證的混合体中生活。”這段話是布魯諾·華爾特在自己的自傳中寫到馬勒時說的。在此后５年內，希特勒几乎每月都要看一次馬勒的鼓舞人心的作品《崔斯坦》，這部作名由羅勒配上鮮明的彩色布景——橙色的、紫色的和灰色的。總而言之，在維也納居住的都是些愛鳴不平者，他們有專門攻擊杰出公民的傳統。 他們嘲笑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學，嘲笑阿諾爾德·施恩伯格的聲學太現代化，嘲笑奧斯卡·科科契卡的色彩太鮮艷，對霍夫曼斯達爾和施尼茨勒的作品，他們也覺得該批評的東西太多。 年輕的希特勒，時而如痴如醉，時而憤俗疾世，常常想方設法打探這座表面華麗的城市的罪惡。庫比席克把希特勒看成是有社會良知的病態傷感者。据他說，希特勒自我教育的計划是极不穩定的。他會跑到梅德林區去“研究”工人的住宅；也會去林格大街和鄰近地區考察，一去就是几小時。回到又髒又小的房內后，他便為首都重新設計。這個青年既是市政計划者，又是建筑師。他一邊在門与大鋼琴間的過道上來回踱步，一邊又強迫庫比席克听他沒完沒了地講解“謹慎的計划”。有一回，他一連失蹤３天。回來后，他宣布“住宅區應該鏟除”，并連夜設計工人模范村。 晚間，唯一的光源是一盞煤油燈。他常在桌旁坐至深夜，在搖曳不定的燈光下寫東西。出于好奇，庫比席克問他在干什么，希特勒便把書寫潦草的几頁紙遞給他： 后景是“圣山”；前景是一塊巨大的祭祀石板，四周長滿了橡樹；兩名身強力壯的武士同執一頭黑牛，將龐大的牛頭按倒在石板的空處。筆直地站立在他們身后的是身穿黑袍的技師。他手執大刀，并將用此刀斬牛頭。周圍站著許多長著大胡子的人，他們手執長矛，依著盾牌，全神貫注地看著。 庫比席克摸不著頭腦。希特勒解釋說這是話劇。他激動地將基督教傳至巴伐利亞時的情景描述了一番——山里人不愿接受新的信仰，決心要殺掉傳教士。這出話劇恐怕壓根儿就沒寫完，而其它呢——例如寫畫家穆利洛品舞劇——有的只有构思，有的剛剛剛開始，情節也多數取自日耳曼人的神話或歷史。阿道夫有時會寫到黎明，把寫好的稿子扔到庫斯特爾的床上，或朗讀一兩頁。演出這些戲需要花費巨金，因為它們的場景從天堂排到地獄。庫斯特爾建議他寫些簡單點的東西——例如，寫一部不矯飾的喜劇。這個形容詞激怒了希特勒，于是，他便把心思轉到一項更雄心勃勃的項目上去。 這件事是庫比席克無意中提到另一件事后引起的。庫比席克說，瓦格納死后，在整理他的文件時，發現了他寫的關于維蘭和史密斯的音樂劇的提綱。 次日中午，庫比席克吃完午飯回來，發現希特勒坐在鋼琴旁。“我要把維蘭寫成一部音樂劇。”他說。阿道夫計划將音樂劇寫成后，用鋼琴彈給庫斯特爾听，讓他把“寫成的曲譜，作必要的修改，再寫出總評。”數晚后，希特勒把前奏曲彈出來，焦急地等待著庫斯特爾的意見。庫比席克覺得，這是瓦格納的二等貨，但基本的主題是好的，并主動提出將它寫成詩的格式。希特勒對他的朋友所作的修改不滿，便日以繼夜地繼續譜曲，還設計場景和服裝，甚至還用木炭將主人公畫了出來。晚間阿道夫一邊寫歌詞，一邊注意庫比席克，一發現他在作曲時打瞌睡，便把他弄醒，小聲地——因為是在深夜——朗讀他的手稿。然而，過了几星期，希特勒把歌劇一事束之高閣，這也許是因為有某些事情要他去處理，或者是因為創作的烈焰業已熄滅。對此未竟之事業，他初時很少談到，后來便索性閉口不提了。 那年春天，庫比席克回家度复活節。他寫信回來說，他患了角膜炎，大概是因為在煤油燈下用功過度之故，他還說，回到維斯巴諾夫后，他也許要戴眼鏡了。對阿道夫說來，复活節那個星期天，既乏味又孤單。那年（１９０８）的复活節是４月１９日，即他１９歲生日的前一天。在給庫斯特爾的复信中，希特勒顯得心情沉重，但又有幽默感：“听到你雙眼要失明的消息，本人滿腹哀愁，使彈錯的音鍵會越來越多，你也會讀錯音符，最終變成瞎子，而我則變成聾子。呸！” 在林嗣的農村住了些日子后，庫斯特爾覺得，斯通帕加斯的那間屋子，好像變得越來越黯淡無光了。他勸說希特勒到鄉間去旅行。在溫和的春光中，他們在“維也納森林”里度過了几個星期天，還坐著汽輪沿多瑙河順水而下。一般人認為，在這樣的季節里，年輕人往往會思情怀春，但在他們的生活中，性卻起著很小的作用。在散步時，姑娘們常狡猾地向他們遞送秋波。起初，庫比席克還以為秋波是遞給他的，后來他很快發現，她們的目標是阿道夫，他冷冷地置她們的目邀于不顧。他們沒有与女人發生性行為，但晚間卻談論女人，愛情和婚姻，一談就是几小時。當然，与通常一樣，談話總被阿道夫壟斷。他一再堅持說，他必須保持“生命的火焰”的純洁性，就是說，他認為——根据他之天主教的教養——不論是男人還是女人，在結婚前都得保持肉体和靈魂的貞洁，只有這樣才能為民族繁殖健康的后代。 然而，性的黑暗面卻也常常縈繞在他心頭。他會“一小時一小時地”談論“墮落的（性）風俗”。他猛烈攻擊娼妓，不但譴責妓女和她們的“顧客”，而且也譴責社會。對此，他几乎著了迷。一天晚上，在看完常迭金特的《春天的覺醒》后，他抓住庫斯特爾的胳膊說：“咱們一定要去看一次‘罪惡的陰溝’。”于是，他們轉身沿著一條又窄又黑的小街走去——那是施皮特爾伯格街。街道兩旁是一排排小屋，室內燈火通明，連里面的姑娘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姑娘們坐在屋里，衣著不整，并且穿得很少”，庫比席克回憶說，“有的在涂脂抹粉，有的在梳頭，有的在照鏡子，但她們無時不在注意街上走過的男人。”偶爾也會有個把男人在房前止步，与姑娘說上一兩句話——然后，燈火便滅了。當他倆走到小街的盡頭時，轉過臉來又久久地看著這一可怕的情景。回房后，阿道夫又對娼妓問題大發議論，“冷漠而客觀，似乎与肺癆作斗爭与否，將之焚毀与否，是他個人的態度問題。” 在競試中，庫斯特爾成績优异，期終音樂會還由他指揮。 他作的歌有三首得到演唱，弦樂六重奏作品有兩樂章得到演奏。在演員休息室里，阿道夫驕傲地站在他身旁。向他道賀的不但有指揮學校的校長，還有音樂學院的院長。 ７月上旬，庫斯特爾該回林嗣去了。他要回去与父母一起消夏，待秋天再回來，但他堅持要付一半房租。關于自己的計划，希特勒只字未提；而當庫斯特爾立誓要當維也納交響樂團的一名提琴手以便支付高于一半的房租時，希特勒勃然大怒。善于忍讓的庫斯特爾，因為早已習慣了阿道夫的坏脾气，且仍陶醉在自己的成功中，對此也未表現不悅。在維斯巴諾夫車站，阿道夫“一百次”告訴他，自己孤零零地住在斯通帕加斯將會多么無聊，未明顯地動情（“他越受感動，便變得越冷靜沉著”）。之后，他突然表現特殊：他使勁地抓住庫比席克的雙手，然后頭也不回地匆匆走了。 在林嗣，庫斯特爾給希特勒寫了一張明信片和一封信。他也收到一封回信，說希特勒”工作一直很努力，經常干到凌晨兩三點鐘。”阿道夫答應，在去希皮塔耳度假前再給他寫信，還試探著說：“如我姐姐前來，我就不去了。”他大概是指安吉拉，因為她与她丈夫在他的生活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兩星期過去了，但阿道夫一個字也沒寫。到了７月２０日左右，信終于到了。從信里說的和沒說的來看，希特勒的生活是很奇特而孤單的： 親愛的朋友： 你也許已經猜到我許久沒給你寫信的原因。回答很簡單：我想不出有什么可告訴你的，也想不出你對什么會有興趣。我仍在維也納，不打算走了。這里只有我一人，因為查克雷斯在她兄弟家。我過的是隱居者的生活，但過得相當不錯。我所擔心的只有一件事：我早晨起床，歷來都是靠查克雷斯太太叫的。為了工作，我早已習慣早起，現在呢，我得自己管自己了。林嗣沒有什么消息嗎？ 他要庫斯特爾給他寄一份林嗣指南和多瑙河輪船時刻表來。 ……否則，我便什么消息也听不到了，今天早晨，我抓到一長串臭虫，它們在“我的”血中游泳淹死了。現在呢，我的牙齒“熱”得打顫。我覺得，像今年夏天這樣冷的天气是罕見的。 當月，他就住在那間空气沉悶、滿是臭虫的房子里。８月，他再次給庫比席克寫信說，他的生活依然乏味。信中，与通常一樣，充滿了自怜。盡管滿是語法和平寫錯誤，在不愛挑剔的庫比席克看來，這封信“寫得很漂亮”——“也許是他寫給我的所有信中最有內容的一封。”确實有內容，也富于感情，一開頭便稱“好友！”首先，他請求庫比席克原諒，因為最近沒給他寫信。沒寫信，“是有正當，或者說，不正當的理由的。我想不出有什么消息可寫的。現在，我突然給你寫信，這本身恰恰說明，為了找几件消息來向你報告，我花了很長的時間去找。現在，我寫了。”他將房東老太太收到房租后的感謝轉達給了他。希特勒粗枝大葉地將她稱為“查凱斯”和“查克萊斯”，雖然在前一封信里他未將她的名字拼錯。他透露說，他“患了支气管炎”，剛剛康复；還拿天气開心——“眼下天气良好，就是說，大雨滂沱。在天气酷熱的今年，這真是謝天謝地了。”他注意到，林嗣的當局不是去重建劇場（是他喜歡的工程項目之一），而是決定“將破爛的房子重新修補，”他攻擊說，他們“要是有修劇場的想法，河馬都會拉小提琴了。” 希特勒透露，他將离開維也納去希皮塔耳，“可能星期六或星期天就走。”到８月底，他已在鄉間呼吸該村的新鮮空气了。除此之外，可供欣賞的東西就沒什么了。不斷增加的壓力气使他改變在維也納的生活方式；這次呢，壓力來自約翰娜嬸嬸。但是，保拉回憶說，”最后一次勸他當官的嘗試也歸徒然。”甚至連保拉也顯示出生大哥的气的跡象。此時，保拉已１２歲，對大哥的勸告反感，包括他給她開列的書單（其中包括《唐·吉訶德》，是他從維也納寄給她的）。“自然，他是我大哥，我只是內心反抗他，外表上還要服從于他。事實上，我們是兄妹，雖然常常吵架，但還是互敬互愛的，不過，生活在一起時，互相都把對方的樂趣破坏了。” 兄弟姐妹之情是有的，但彼此間了解膚淺，也沒有多少共同愛好。先前与安吉拉和小阿洛伊斯是這樣，現在与保拉也是如此。那年夏天發生在希皮塔耳的不愉快的事情標志著希特勒的青春期的結束。家人勸他考慮一個比較實際的職業，遭到他的拒絕，這就使他斷絕了与家人的關系。此后，給他的童年帶來諸多歡樂的希皮塔耳，便不再是他的安全所了。他第四次去了維也納，這一次是真正按自己的意志行事。 ９月中，希特勒再次申請進藝術學院。然而，他所呈交的畫，這一年來孤軍奮戰的勞動成果，卻被人不屑一顧，連考試都不准他參加。第二次遭拒絕所帶來的打擊，使他面臨著能否生存下去的問題。他所居住的斯通帕加斯的那間房子，很可能已耗盡了他所繼承的財產。即使他也分得了一份母親的遺產——這是值得怀疑的——那也不夠維持他在維也納再住一年的費用。他的第一個選擇是另租一間較便宜的房子。１１月中旬，他通知查克雷斯退房，付清了當月他應付的一份房租。盡管他等候了庫比席克片刻，但最后連一張條子也沒留便搬進了座落在維斯巴諾夫另一端的一座陰暗的大樓內——地點在費爾伯大街，大樓俯瞰鐵路場。 １１月１８日，他到警察局登記了新住址（這是奧地利和德國的規矩，搬家需登記），所填職業是“學生”，而不是“畫家”。几天后，庫比席克來到維也納。在希皮塔耳時，希特勒曾寄明信片一張給庫比席克，上邊只有一句話：“為你之命名日特致最良好的祝愿。”雖然此后庫比席克未曾收到信，由于他已習慣了希特勒的長時間沉默，抵達維也納時，他還以為希特勒會到月台上來接他。但月台上根本就沒有什么希特勒，在檢查了自己的沉重的箱子后，他便匆忙赶到斯通帕加斯２９號。他不明白，希特勒搬了家為何連一張條子也不留。他將自己的新地址交給了查克雷斯太太。時間一星期一星期地過去，但希特勒仍只字不來。庫比席克不解。是否得罪了他，而自己又一無所知，分別時，他們是好朋友呀，而后來的信也沒有冷淡之感。 再次去林嗣時，庫比席克見了阿道夫的姐姐，他向安吉拉要希特勒在維也納的新地址，她粗暴地說她不知道，他沒給她寫信。接著，她便批評庫比席克，說她弟弟逃离現實也有他一份責任。他“強硬地”為他的朋友辯護，認為她只不過是鸚鵡學舌，重复里奧的意思而已。兩人話不投机，庫比席克轉身便走。 阿道夫与庫比席克割斷了關系，連一切會引起他想起林嗣和家鄉的事物也一概不理。他對庫比席克的感情并不像庫比席克對他的那樣強烈；就希特勒而言，他們的關系已告一段落——至少是在目前。另外，庫斯特爾取得了成功，自己則遭失敗。１９０９年４月２０日，希特勒在費爾伯大街那座可怕的大樓里孤零零地慶祝了自己的２０歲生日。一月又一月，他忍受著周圍毫無生气的環境，繼續過著他在林嗣過的那种夢想生活。他孤獨地、安靜地打發著日子，可謂是深居簡出。鄰居們記得，他對人彬彬有禮，但与人疏遠。鄰近飯館里（叫庫巴達自助飯店）有個掌柜對希特勒的印象卻极其深刻，“因為他性格孤獨，很安靜，又喜歡讀書，好像很嚴肅，与別的年輕人不同。”她非常尊敬他，常額外給他一大塊夾肉煎餅。 到了夏末，希特勒又面臨另外一個危机。除了每月２５克朗津貼外，他已末路窮途了。他又從費爾帕大街遷至維斯巴諾夫南邊的一個較小的樓內，地址是塞斯奧塞大街５８號，２１號房——一個小房間。這里与先前的住地一樣嘈雜，狹窄的街道上電車來來往往。８月２２日，希特勒重新在警察局登記了地址，這次他稱自己是“作家”。但是，不到一個月他又离開了較像樣的住所，消失在窮困的底層社會中。他未留下片言只語，警察局表上“將來住址”一欄是空白；“何時遷出”一欄里填的是“未定”。他身無分文，又不能或不愿工作，在爾后３個月內，他到處流浪，成了一名流浪漢。他睡在公園里或門廊下。在一段時間內，他的家就是普拉特——多瑙河彼岸一著名的游樂場。若遇大雨，他就在園廳的拱橋下躲避，以外衣當枕。那年嚴冬又來得早。１９０９年１０月底，他被迫在室內尋找栖身地，他睡在酒吧間里、髒室里或宿于价錢便宜的低級客棧內。他還在凱撒大街一家咖啡館里睡過，也在埃爾伯格大街一猶太慈善家開辦的“熱室”里宿過。一次，他在一勞工營里找到了一席之地——該地肮髒不堪，還得与其他無家可歸的人們共宿。他無法入眠，因為空气惡臭，孩子們又不斷哭鬧，還有醉漢打老婆。 “即使現在”，他后來寫道，“一想到那些可怜的窩，那些避難所和平身地，那些齷齪、惡臭的可怕圖景，我就全身發抖。”那曾是“‘一千零一夜’里出來的令人銷魂的城市”維也納，現已搖身一變成了不幸的叢林，并成了“抱歉地說，我生活中最苦難的時期的活記憶。”他轉而求助于教堂，每晨９時便在座落在他的老住所斯通帕加斯附近的修道院門口排隊領湯。對流浪漢說來，這叫“拜訪卡瑟”。卡瑟可能是修道院長的名字，或圣·卡瑟琳修道院的名字。 時至深秋，他差不多已將衣裳變賣淨盡，連那件冬天御寒的黑大衣也賣了。這樣，大雪和寒冷迫使他進一步蒙受恥辱。在圣誕節前不久的一個黃昏，他縮身于單衣內，急急忙忙赶至城郊的梅德林。他花了兩個半小時才抵達目的地——平民收容所。抵達時，他雙腳疼痛難忍，筋气力盡。這家收容所是某慈善團体興建的，經濟上的主要支柱是愛波斯坦家族。它始建于１８７０年，后得重新大力裝修，于一年前重新開放。在這里，無家可歸的人們——包括全家老小——只需花點小錢，便可住上房間。凡体力上允許的住客，仍需做點家務或打掃衛生之類。這是一座現代化的大樓，孤零零地聳立在一起開闊地上，樓內房間寬敞，空气充足，床舖的排列有如軍營內，床號編在金屬衣架上。主要的飯堂——那里供應的面包和湯均极充裕——不僅工作效率堪稱楷模，气氛也相當愉快。樓內眾多的淋浴室、洗碗處，還有廁所，全都一塵不染。 １２月，當時天气寒冷，希特勒与其他凍得全身發抖的被拋棄的人們一起，列隊站在收容所大門前。大門終于開了。那些無家可歸的人們列隊進了收容所，按性別分開，小孩則跟隨母親。希特勒領了一張卡片，允許他住一星期，且被分配在一大宿舍里。對一個習慣于獨居的年輕人說來，這肯定是一次令人難受的經歷。首先，他得蒙受与眾人一起淋浴和將其滿是臭虫的衣服進行消毒的恥辱。其次，他所在的小組得排隊進飯堂領面包和盛湯。 除非是受另一個慈善机關照顧的人，否則，誰都很難理解一個平日驕傲慣了的青年，在這樣一個机构的大門內第一天所受的恥辱。像這樣的收容所，效率雖然高，且還為人們提供住處，但是，一當人們踏進這個大門，也就意味著不可挽回地加入了赤貧人們的行列。收容所里的人們，喪失了獨立行動的自由，在某种意義上說，已變成了犯人。新來的人們，由于屈辱，頃刻間也會不知所措。希特勒也不例外。收容所里的人們，大都是過這种集体生活的老將。他們住在軍營式的大宿舍內，喋喋不休。在這樣一個環境里，坐在整洁的小床上的希特勒，在第一天晚上，肯定是一幅憂郁而沮喪的圖畫。 照顧希特勒的是住在鄰近小床上的一名流浪仆人。他教給他一個秘訣：想要在收容所呆上比規定的一星平時間更長，他只需花點錢，將离院者未用完的入院卡買過來就行了。這個仆人——名叫萊茵霍爾德·漢尼希——也曾夢想當個畫家。希特勒談吐的風度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反之，希特勒也為他編造的有關德國的故事所迷——漢尼希曾在柏林住過數年。漢尼希（“我們每晚必見。雖然困難重重，我們仍打起精神。”）教他的新朋友如何“觀察萊茵河”。他注意到，當希特勒听到“在這個世界上我們德國人除怕上帝外誰都不怕”這句話時，他眼睛似乎光芒四射。 更重要的是，漢尼希教育他的學生說，要在社會的底層度過嚴冬，任何一個步驟都不能浪費，任何一個机會均不能喪失。清晨，他們离開收容所——阿道夫穿著捉襟見肘的外衣，凍得“發紫，長著凍瘡”——步行至“卡瑟”，及時赶上喝湯；然后再在某溫暖的室內或某醫院內呆上几小時以避嚴寒，再喝點湯，于傍晚時分收容所剛好開門時赶回。途中，若有較長時間停留，他們便為人掃雪或在維斯巴諾夫扛行李，以掙得几文錢。然而，希特勒身体瘦弱，干不了多少体力活：每走一步，他的腳都疼痛難忍。一次，他碰上有人要請人挖溝，希特勒有意要去申請。但漢尼希卻勸告他，赶快把這個想法打消。“你要是去做這等苦工，你會爬不起來。” 阿道夫想行騙，以碰碰運气。但他既沒有行騙的天才，也沒有向人伸手的膽量。后來，他成了收容所內一名同仁的客戶。這個同仁是專門賣那些“軟心腸者”地址的。希特勒同意五五分成，他出去時不但帶有地址，而且還有專門指示在身。例如，要是在索登林碰上一個老太太，他就用“贊美耶穌！”一語作問候，然后說，他是教堂的畫師，或神像雕刻者，但失業了。一般說來，听了這話她就會打發你兩個克朗，但希特勒用這句宗教上的陳詞濫調換來的卻是麻煩。對于其他，希特勒的運气也差不多坏。于是，他又只好再次求助于教堂——他能得到３塊小肉餅。修道院院長在听到“贊美耶穌”的問候語后就給他一個克朗，并叫他日后去找“圣文生協會”。 漢尼希不明白的是，像希特勒那樣受過如此好的教育，又有這份天才的人，為何要到處流浪。他問希特勒在等待什么。 “我自己也不知道。”希特勒沒精打彩地回答說。漢尼希從未見過如此痛苦，如此令人同情的臉孔，便決定盡點微薄之力。 但他并不是純粹為了他人。他看出骨瘦如柴，愁腸百結的希特勒身上未來有飯票可取，于是便力勸他去畫明信片賺錢。希特勒說，他衣著太破爛，不好在街上賣明信片，也不好挨家挨戶去兜售。沒問題，漢尼希說，明信片由他去賣，得款對半分。但是，因為沒有攤販證，兩人均會遭到警方的騷扰。沒有問題，漢尼希會裝成瞎子或癆病者，在小酒店里出售。希特勒還有一個問題：他已把畫具連同衣裳一起賣了。善于出謀划策的漢尼希說，這也不成問題，你阿道夫不是有親戚嗎？阿道夫又強調他沒有畫筆了，這也沒有嚇倒漢尼希。与西里西亞的一位小販一起，漢尼希陪阿道夫來到阿德伯餐館——位于海德林車站對面。希特勒用借來的一支鉛筆，按照兩位推銷員的意思，給家人（大概是約翰娜嬸嬸）寫了一張明信片，要她用平郵寄些錢來。几天后，希特勒在郵局里領到一封信，里邊封有一張５０克朗的銀行支票（“在那些日子里，那是一大筆款子”）。希特勒大喜，于當晚在收容所站隊時向眾人炫耀。他的狡猾朋友要他將錢藏好，否則，他會遭劫或遭受“借”債的人的“打擊”。 平時，希特勒咳嗽日益加劇，所以，眼下之急是買一件冬季大衣。他的朋友建議到猶太區的舊貨商店去買，但他拒絕了，理由是，他賣自己的大衣時曾上當受騙。后來，他在政府辦的當舖里以１２克朗的代价買了一件黑大衣。漢尼希要希特勒立刻開始作畫，但他堅持要休息一星期。另外，收容所里也沒有适當的地方可以工作。曼納海姆有座單身漢公寓，房子雖然很小，但每人各占一間，還有公共房間供大家從事自己的愛好，就是說，設備較好。 這座單身漢公寓坐落在多瑙河彼岸。１９１０年２月９日，希特勒穿過維也納市中心，長途跋涉來到這里。由于漢尼希宁愿當一般的仆人而不愿當希特勒的侍者，所以他并未陪他前往。這個區是維也納的第２０區，叫布里吉特瑙。由于它是工業區，居民混雜，猶太人之多僅次于利奧波德區，它也是個過路區，許多居民用此地作為向上爬的落腳點。曼納海姆离多瑙河約半英里之遙，是一座大樓，座落在梅爾德曼大街２５—２７號，可容納５００名單身漢。 這是座現代化建筑，建成不到五年。由于設備較好，維也納的某些中產階級的居民竟然為其“豪華”而感到吃惊。主樓內有一個大型餐廳、燈光明亮；牆的下半部還用綠瓷磚鑲嵌，給人以溫暖感。食物全在柜台上供應，只要將餐券塞進當時极先進的設備——自動机即可。食物的价格很便宜，質量好，量也足。一碟蔬菜加烤肉只需１９個銅幣，再加４個銅幣便可飽餐一頓。 隔离房間內還有１０多個煤气爐，專供付不起飯錢的人使用，客人可免費“用最好的廚具”烹煮自己的便宜的飯菜。主食是馬鈴薯；人們最喜歡做的是有肉或無肉的馬鈴薯餅。他們聯合起來，無工作的在公寓里燒飯，有工作的則購買原料。 廚房外，只３步樓梯遠，便設有一個閱覽室，里邊放有１０多張閱覽台。此外還有許多閱覽室、娛樂室；還有一個圖書館和一間“寫作”室——在那里，１０多個人可同時從事自己的事業：一個匈牙利人將硬紙板切成明信片，并在游藝場的各酒廳出售；一個老人將報上登載的已訂婚的夫婦的姓名抄錄下來，賣給商店。 宿舍有好几座，与收容所一樣整洁；但是，大多數單身漢都喜歡獨占一間小房——長約７英尺，寬５英尺，僅能容納一張小桌、一個衣架、一面鏡子、一個夜壺、一張很窄的小鐵床。床上用品包括一張分成三段的床墊，馬棕充填的枕頭，兩張毯子。床單一星期換兩次——對任何一個在此居住的下層人說來，這都是奇跡中之奇跡。這些小房可不是毫無生气的牢房，除了足夠的人工照明外，每房皆有窗戶。每層樓內均有許多洗碗台、洗腳槽和洗手間；在地下室內還有１０多個淋浴室。公寓里還有裁縫店、理發館、補鞋器和洗衣間。此外，還有長長一排干淨的物皮箱，供需要存放衣物的住客租用。 公寓的總管以嚴明著稱。他堅持住客應嚴格遵守規章制度：白天必須离室；娛樂室內只能玩跳棋、象棋和骨牌；大聲吵鬧或喧嘩者，不管是爭論還是歡笑，均可能被開除；公寓內可飲葡萄酒或啤酒（畢竟，這里是維也納），但烈性酒則一律嚴禁；必須愛護市府的財產（“不准在床上站立”）。公寓內的住客犯紀律者很少；大部分住客均真誠地努力工作，以期有朝一日重新受人尊敬。 阿道夫·希特勒就是在１９１０年２月來到這座專供無家可歸的人們居住的住宅的。他交費后（每天半個克朗，若以星期計則更便宜），經消毒和淋浴，便住進了一個小室（据現在的住客講，是在三樓）。收容所的設備雖然不錯，但由于這個慈善机關不像收容所那樣正規化，他覺得自己較像個人。 不到一星期，漢尼希便來到了曼納海姆，因為一星期當四天仆人便足夠了。于是，他又重新照管希特勒，令他在“寫作”室內靠窗的長台前坐下——當然是帶著作畫的各种原料。很快，希特勒便畫成了不少与明信片一般大小的畫儿。他畫得很慢，但很用心，將畫中或照其中的維也納市景摹下來。 沒費多大气力漢尼希便將這些畫在游藝場的酒廳里賣了出去，并將半數收入歸己。但是，他很快發現，大畫賣价更高。 于是，希特勒便轉畫水彩，畫的是維也納景色，每天一幅，畫幅約等于兩張明信片大小。 几個星期后，兩人合伙所得的果實，以及曼納海姆的較舒适的生活條件，便拯救了這兩位青年，使他們免受寒冷和窮困的折磨，也使他們不再帶著咕咕叫的肚子上床。希特勒滿心歡喜，因為他可在用瓷磚砌的淋浴室里洗得干干淨淨。由于他只有一件襯衣，每隔几天，便在洗澡時將它洗干淨。他雖然較先前富裕，但仍買不起衣裳，他穿的依舊是粘的消毒劑的破衣。加上長發和胡子，他的外表還是很不体面的。 溫暖和食物使他對政治產生了某种興趣。他常把“寫作”室變成爭論或演講的場所。這里是曼納海姆的知識階層，就是說，那些對文學、音樂和藝術稍為熟悉的人們，一般是高中層階級的知識分子（約１５至２０人）常常聚首的地方。 “舉止正派”的工人也可進去。阿道夫成了這群人的領袖，他長篇大論地抨擊政治上的腐敗，就像世界各地住在平民街上潦倒的人們之所為者。這些講演（有時蛻變為叫罵比賽）有時也在工作日里舉行。如果在公寓的另一盡頭的房間內發生政治爭論，盡管希特勒在工作，他也不能抗拒這一戰斗號召，便揮舞著丁字尺或畫筆像武士一樣前來參戰。每逢此時，若漢尼希賣畫回來，他便會將希特勒繳械，用好言將他哄回小屋。然而，只要漢尼希一走，阿道夫便又起身，大聲譴責社會民主党人的丑惡行徑，或稱贊卡爾·盧格這個反猶太人的基督教社會党領袖——他對群眾的興趣給希特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只要一激動”，漢尼希回憶說，“希特勒便控制不住自己。他大喊大叫，坐臥不安，兩手不停揮動。但是，只要安靜下來，他就大不一樣了，他很能節制自己，行動威嚴。” 阿道夫對政治興趣之濃，常令他在“眾議院”里一呆就是几個小時。他傾听形形色色的辯論，听得如痴似呆，雖然這些辯論常常蛻變為多种語言的混雜聲，甚至是叫罵聲。此時，他便回到自己的“書房”，獨自大喊大叫——他的獨自演說，實際上是泛德主義与對社會民主党人的無神論的譴責和對他們攻擊國家、企圖奪取整個國家政權的譴責的人雜燴。 無論是在私下里，還是在這些暴風雨式的辯論中，漢尼希從未听到過希特勒攻擊猶太人。他堅信，希特勒（他最喜歡的演員和歌手大都是猶太人）絕不是反猶太人的。相反，阿道夫對猶太人的慈善事業（他自己是受益者之一）表示感激，對猶太人反抗迫害的行動表示欽敬，并曾否認猶太資本家是高利貸者。就漢尼希記憶所及，希特勒只發表過一次誹謗猶太人的言論。當時有人問，為什么在這個國土上，猶太人仍然是外人。希特勒的回答是，他們”种族不同”，有“不同的味道”。 他由曼納海姆結識的知己朋友中有兩位是猶太人——一個是名叫魯賓遜的獨眼鎖匠，此人常幫助他；另一個是匈牙利藝術品業余販賣者，名叫約瑟夫·紐曼，此人對希特勒衣著襤褸深表同情，曾給過他一件長大衣。希特勒對紐曼“深表敬意”，曾說過他“是個正經人”。對為他販賣美術作品的三個猶太人，他也非常尊重，曾不只一次對漢尼希（仍是他的代理人）說過，他“宁愿与猶太人做生意，因為只有他們才愿意冒風險”。 希特勒自己也在《我的奮斗》中宣稱，只是在維也納發現猶太人是“冷酷無情，寡鮮廉恥，斤斤計較的娼妓老板”時，音樂和藝術階層均受猶太人控制時，最重要的是，社會民主党的報紙“均受猶太人統治”時，他才死心塌地反猶的。這些說法极可能是出現于后來，而當時他的偏見比一般的維也納人也不見得多多少。在奧地利的首都，几乎每個异教徒都是反對猶太的。在維也納，人們有組織地散布對猶太人的仇恨，而年輕的希特勒成了充斥大小書攤毫無价值書刊的貪婪讀者。 有證据證明，希特勒經常閱讀《東方天壇星》雜志。此刊由林嗣的馮·利本弗爾斯創辦，此人是個神秘的理論家，其理論和態度与希特勒本人有諸多相同之處。這本雜志是神學和色情的大雜燴，其編輯宗旨是“實際運用人种研究成果，用保持种族純洁的方法，保持歐洲的优秀种族，使之不致毀滅”。利本弗爾斯喋喋不休宣揚的主題是：通過消滅黑人和混种人的辦法，讓雅利安人統治世界。前者被譴責成劣等人种，但《東方天壇星》卻充斥著雅利安婦女屈服于這些滿身是毛，像猩猩一樣生物的引誘和性能力的淫猥的插圖。（*弗洛伊德在維也納發現這种偏見后，一定會很痛苦。他會說，在反猶太主義后邊，隱藏著閹割的危險，因為猶太人有割包皮的傳統。）這份雜志在號稱种族优越的同時又顯出几分恐懼。請看其刊登的大字標題： 你是金發碧眼白皮嗎？如果是，那你就是文化創造者、支持者！ 你是金發碧眼白皮嗎？如果是，那危險在威脅你！ 《東方天壇星》在讀者中煽動對猶太人無窮力量的原始恐懼——他們控制著金錢，他們在藝術界、戲劇界的發達，他們對婦女具有的奇怪的吸引力。《東方天壇星》里刊登的金發碧眼女郎擁抱黑人的淫猥的照片，肯定令阿道夫火冒三丈！但時至今日，希特勒的這些想法尚未實現，尚未形成焦點——隨著新想法、新項目將之推進后，他的反猶思想也就減弱了。 后來，希特勒對漢夫施坦格爾太太說，他對猶太人的仇恨是“私事”；他對妹妹保拉說，他堅信，他之所以會“在繪畫方面失敗，完全是因為藝術品的買賣被掌握在猶太人手中”。對希特勒之所云，就是說，他對猶太人的仇恨是“私事”所引起的，我們只能這樣猜測：“私事”系指某個藝術品販子或某當舖老板；藝術學院的某官員；或這些事情的某种綜合体；甚至是隱藏在他心靈深處的某件事情。他也可能對布洛克醫生產生了萌芽狀態的仇恨——即使在克拉拉死后一年，他曾給他寄去賀年卡，簽名時還稱“永遠感激您的阿道夫·希特勒”。喪親的儿子因親人之死而埋怨醫生的事是司空見慣的，何況，這又牽涉到一個猶太醫生和有爭議的危險的治療方法——理由就更足了（后來，布洛克本人在談到給克拉拉·希特勒治療一事時，壓根儿就不提使用碘酒一節）。 在維也納這段未成熟的時期內，希特勒曾致函一友人，信中不僅透露了這种暗中懼怕給肉体上帶來的影響（“一看見穿長衫大褂的，我就惡心”）而且也可看出他討厭醫生，對自己的命運百感交集：“……不外乎是一點點胃气痛，我也正設法用戒口的方法（水果和蔬菜）治療它，因為醫生反正都是笨蛋。我覺得，說我神經系統有毛病是荒謬絕倫的，因為我其它方面都非常健康。不管如何，我又拿起畫筆作畫了，而且其樂無窮，雖然油畫藝術對我仍非常困難。 你知道——毋需夸大其詞——我未能考取藝術學院去學畫，這對世界是個重大損失。或許命運注定我要干別的？” （這封信——以及本書內出現的有關希特勒的信件和文件——源自維也納的約翰·馮·穆侖·施恩豪遜醫生之私藏，真偽仍有爭議。他稱之為“Ｈ·Ｂ·Ｂ私人檔案”。） 到了１９１０年春，希特勒對政治和世界形勢已非常關心，他已無法再完成漢尼希的訂貨。遭斥責后，他保證會多下點功夫，但是，只要漢尼希一离開大樓，他又在通讀各報。即使他終于開始作畫，某項問題的討論又會吸引他，使他無法安心去畫那些業已厭煩的畫。在絕望中，為了逃离漢尼希的糾纏，在夏季一開始，他便与他的猶太朋友、匈牙利人紐曼一同出走了。他倆曾常常議論移居德國，所以便一起出發尋找他們的理想去了。但是，維也納的奇觀，尤其是那些阿道夫最喜歡的博物館，終使他未能行成——他壓根儿就未离開維也納。他尋歡作樂了５天，后來，６月２６日，希特勒几乎身無分文，又回到了曼納海姆。但是，這短暫的自由卻也有其效果。他拚命工作，但掙來的收入僅能維持一個星期。不久，他与漢尼希拆伙。這樣，他便再次獨立。 同年秋天，希特勒再次試圖考進美術學院。他背著一大包畫，找到了霍夫博物院里切爾教授的辦公室。里切爾教授是負責保管和复原各种畫的。希特勒懇求他助一臂之力，以進入美術學院。雖然教授承認，從建筑學的角度看，他的畫畫得很精确，但希特勒的作品卻未能使他產生深刻印象。阿道夫沒精打彩地返回曼納海姆，繼續在書房作畫。不過，沒有漢尼希的合作，他無法出售自己的作品。由于急著要錢，他只好求助約翰娜嬸嬸——不是寫信就是親身前往希皮塔耳。 几年前，他們是在激烈的爭吵中分手的；現在，她已是個快死的人，對先前如此粗暴地對待希特勒，心存恐懼。１２月１日，她將全部存款從銀行里提取出來。這筆款數目相當可觀，共計３，５００克朗，她將大部分給了侄儿。 几個月后，即１９１１年年初，她与世長辭，沒有留下遺囑。 當安吉拉得悉，阿道夫得到的遺產比誰都多時，便立刻向林嗣法庭提出申訴，要求將阿道夫的孤儿津貼歸她。這是公平合理的，因為她是個新寡，不僅要撫養自己的子女，而且還要撫養保拉。大概是壓力或恥辱使然，阿道夫同意放棄數年來使他得以糊口的每月２５克朗的津貼金。他自動前往林嗣地方法院出庭，聲明現在“自己能養活自己”，“同意將全部孤儿津貼金轉給妹妹使用”。法庭立即令梅洛福先生以后將阿道夫應得的那份津貼轉給保拉。在此之前，孩子們的這個監護人已收到希特勒來信，信中聲明他此后不再需要那份津貼（梅洛福對女儿說，這件事希特勒處理得當，“他對他沒什么可抱怨的，也未听說別人有什么怨言”）。 即使沒有津貼，希特勒過的安穩的生活也是曼納海姆里的住客無從夢想的。与此同時，希特勒仍維持以往的生活水准，吃的是自己燒的飯，穿的還是破衣裳——這使他老与管理人員鬧別扭。希特勒從約翰娜嬸嬸那里得來的錢是否全浪費在劇場里，這我們無從知曉；也不知是否蝕在他的同伴們所制定的某項計划里——在這里，合法的、不怎么合法的或完全不正當的活動非常活躍；或像從前一樣，傻頭傻腦地在他人面前炫耀，結果被人搶去。更有可能的是，他將錢藏在別處，然后一點一點地取用；想當藝術家或作家的人們，為了維持生計，常常采用這种策略。 阿道夫自立后，便在自己房間的角落里發奮作畫。同伴們尊敬他了，因為他已有那么一股藝術家的風度。他對人彬彬有禮，雖然常幫助工人或提出忠告，但從不卑躬屈節以求与人相熟。然而，一旦談起政治，他便立刻激動起來，大喊大叫、指手划腳，連頭發也在飛舞。由于他常常如此，在住客中他越來越不受人歡迎。一天，他在廚房里燒飯，把兩個搬運工人給弄火了。這兩個工人參加了社會民主党的勞工組織，希特勒罵他們是“笨蛋”。為此“污辱性言論”他得到的報酬是頭上一個大疙瘩，作畫的手上一塊傷巴和鼻青臉腫。 繼庫比席克和漢尼希后結交的一位新朋友警告他，他挨打是活該，“因為你不听忠告，誰也幫不了你”。几個月前，當希特勒彎腰曲背在畫一幅教堂的水彩畫時，約瑟夫·格萊納被吸引住了。格萊納是個富有想像力的年青人，常与希特勒一坐就是几個鐘頭，既談論經濟、宗教，也談論天文學和神學。他們長篇大論地議論人的易受欺騙性。其中一例是一幅登在報上的廣告。廣告里畫的是一個女人，其長發垂地。該廣告說：“本人名叫安娜·西拉希，有著萊茵河女妖式的長發。何來此美發？原因是我使用了本人發明的發油。凡欲得此美發者，請給安娜·西拉希去信，你將免費得到一份說明書和一封感謝信。” “這就是我所指的廣告”，希特勒說——据格萊納說，“宣傳，只要人們還相信這种胡說有用，就要宣傳。”這种概念令他激動。他說宣傳可把怀疑者變成篤信者。他相信，他自己就可將最荒謬的東西，例如保證使窗戶打不破的膏藥賣出去。 “宣傳，只需要宣傳。愚蠢者比比皆是。” 在１９１１年剩余的時間里以及在次年，希特勒稍稍穩重些了。他不再長時間地与人進行無謂的爭論，而是花更多的時間去作畫，作品的質量也提高了。例如，他的水彩畫《維也納明諾科特教堂》在各方面都畫得非常精确，簡直可說是照片。從技巧上說，他的畫可說是出自于職業畫家之手——這是令人惊奇的，因為他是個未經正式繪畫訓練的年輕人。畫建筑物，希特勒具有天才，但畫人物，他卻不行了。畫中若有人物，這些人物肯定畫得很糟，且非常不合比例。他畫的許多畫都很好看，即使缺乏藝術性。從畫中可看出，他有作畫的能力，卻缺乏專業訓練。總而言之，希特勒更是個技師，不是藝術家；更是個建筑師，不是畫家。到１９１２年，他已能用鉛筆作畫，水彩畫也畫得不錯，油畫畫得更好。 他穩步地工作著，所畫的畫通過雅各布·阿爾登伯格和其他畫商銷了出去。希特勒本人再也不吹噓自己的才能了。他的同伴們常常聚集在他房內贊賞他的作品，他則輕蔑地說，他是外行，畫畫還未入門。他認為，他的真正天才在于建筑。后來，他私下對一友人說，他作畫是為了賺錢，他真正喜歡的那几幅畫都是以建筑為主題的。經濟條件稍有改善后，他的外觀也有所改善；衣著雖舊，但干淨多了，胡子也剃掉了。他已獲得人們的尊敬，連曼納海姆的主管也會跟他聊天了——“這是房客很難得到的榮譽”。 他的舉止也端庄多了。他雖然仍繼續爭論政治，但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訓。“我學會了少說多听，多听反對意見。他們的意見异常原始幼稚。”他發現，樹敵的辦法并不能控制他們的心。 最能顯示希特勒成熟程度的莫過于他的書房。為表示對他的崇敬，誰也不想去占他最喜歡的窗前的位子。若有新客想占這個位子，有人便會說：“那位子有人了。那是希特勒先生的位子。”一位叫卡爾·霍尼希的新客很快便發現希特勒与眾不同。“在那些日子里，我們都糊里糊涂地過日子……在我們中，唯有希特勒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前程。”他對霍尼希說過，進美術學院他雖遭拒絕，但他不久要到慕尼黑去完成他的學業。 在書房中，希特勒是知識階層的核心。霍尼希回憶說，“因為他每天都坐在位子上，天天如此，几乎毫無例外。只是去送畫時他才离開，但時間也很短。他的性格也古怪。總的說來，希特勒為人和善，也很可愛，對每個同樣的命運都有某种興趣。”希特勒雖然与人和睦相處，霍尼希与他還是有距离的。“誰也不敢去占希特勒的便宜。不過呢，希特勒本人并不驕傲，也不傲慢。相反，他心腸很好，也愿幫助別人。如果某人需要５０個銅幣，以便再宿一晚，他會慷慨解囊，几次我都見他拿著帽子去募捐。” 在一般的政治辯論中，希特勒除繼續作畫外，偶爾也會插上一兩句話。不過，一旦出現“赤色分子”、“耶穌會會員”這樣的字眼，或某人的發言“惹了他”，他就會唰地立起來与人爭辯，“非常沖動，顧不得言語粗魯”。然后，他便把手一揮，回到自己的位子上去，“似乎在說，真遺憾，跟你說的每個字都是白浪費，你永遠也不會懂的”。 在某种意義上，希特勒已与維也納及其下層人民媾和。他已取得了成績，得到了別人的承認。至此，維也納已沒多少東西給他了。近几月來，他的思想已轉向德國這個“祖國”。 在他床頭的鏡框中有這樣一句口號： 我們自由和光明正大，我們堅定， 我們仰望祖國！万歲！ 在哈布斯堡王朝這個迷人的首都，他度過了五年半的光陰。這五年半中他對維也納是又愛又恨。關于他生活中的這一章 ，可以命名為“在維也納學習与受苦的歲月”，這是“苦難”的時期，“是我生活中最悲慘的時刻”，也是比任何一所大學更使他定型的時期。他認為，“是我生活中最艱苦、最全面的學校”。 １９１３年５月２４日，希特勒身背一只盛著全部財產的破口袋，最后一次踏出了曼納海姆那扇雙層大門。漢尼希回憶說，看見他走，大家都很難過。“我們失去了一個好同伴。他理解每個人，能助人時便助人。” 阿道夫·希特勒离開了維也納，前往慕尼黑去尋找他的前程。“抵達這個城市時，我還是個大小伙子，离開她時我已是成人了。我變得冷靜嚴肅。在那里，我的哲學思想，特別是政治觀點，已初步形成。我從未將之拋棄，只在后來詳細地加以充實。” 希特勒在單身漢公寓里住了三年零三個半月。這里曾是他的家、他的避難所。他离開這里時的情景，在漢尼希的記憶中是永不可磨滅的。他眼睜睜地看著希特勒与一個同伴——漢尼希怎么也憶不其他的名字——徒步上路，心里好生難受。如果這個同伙是他的猶太友人約瑟夫·紐曼（他長期以來也有遷居帝國的理想），那末，這將是絕大的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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