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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6月2月印花稅被廢除后，富蘭克林要求賓州議會准許他回到美洲去。然而，得到的答复是州議會任命他為下一年該州駐英代理人。 這時，英國當局對于美洲殖民地的壓迫變本加厲了。1766年7月，羅金厄姆內閣倒台，英王授權威廉·皮特——現在的卡塔姆勳爵——組成聯合內閣。但卡塔姆因痛風病复發，不能理政，政府的領導權落入財政大臣查爾斯·唐森德手中。從1767年起，英國政府頒布了好几次唐森德條例。其中之一規定征收從英國輸到殖民地的貨物——紙張、玻璃、鉛、顏料、茶的入口稅，用來支付殖民地司法和行政的經費，并規定英國關稅稅吏有權闖入殖民地任何民房、貨棧、店舖，搜查違禁品及走私貨物；另一項唐森德條例宣布解散紐約議會，因為紐約議會反抗1765年英國頒布的懲治叛變條例——該條例規定殖民地必須繳納特別稅，供養殖民地境內英國駐軍的開支。紐約是英國駐軍的集中地，所以紐約議會首先倡導反對繳納這种特別稅。英國政府的做法引起北美殖民地人民的普遍不滿，英國与北美殖民地的關系日趨緊張。 富蘭克林為此感到不安。他憂慮的是眼看著英國政府的殖民地政策使得殖民地日益遠离了它。盡管他還在印花稅廢除以前就怀疑過在英國和北美殖民地之間究竟曾否有過整体關系，在1766年5月9日還寫道，現在還希望使英國同其北美殖民地之間保持或得到一种統一的關系似乎已太遲了。然而他在內心深處總希望出現那种兩者由于共同利益而緊密聯結成一個統一帝國的美好前景。 4月11日，富蘭克林在寫給卡姆斯勳爵的信中說：“變得十分重要的是，在英國和美洲形成基于堅實原則的真正的政治關系和屬于那种關系的相互義務……我和你一樣，完全相信，有了國會中帝國內各地平等而公正的代表的鞏固的聯合，足以建立政治繁榮的堅實基礎”。盡管現實离他的理想越來越遠，他還是沒有放棄希望。 為此，他還雄心勃勃地籌划將殖民地推向北美洲廣袤的西部。他的想法受到英國統治層中一些人的欣賞。一個是內閣中的殖民地事務大臣舍爾伯恩伯爵，年輕而大度，他對北美殖民地的要求表示理解，對這位比自己年長一倍的科學家滿怀敬意。1767年的某個時候，他向富蘭克林吐露了他在北美西部地區開拓新殖民地的計划，把關于計划中如何處理涉及到的印第安人的打算告訴了富蘭克林，富蘭克林對之作了一番評論。1763年，白人移民越過山地，向英國政府要求印第安人的土地。1765年，有人提議成立一個公司，向仍在伊利諾斯的法國移民購買土地。1766年，費城商號貝恩頓、沃頓和摩根公司、印第安人地區貿易商人和約瑟夫·加洛維、威廉·富蘭克林會晤，建議不向法國人購買土地，而向英國王室請求得到這塊土地——以俄亥俄河、密西西比河、威斯康辛河和瓦巴什河為界的120万英畝土地。他們邀請了王室的印第安人事務總管威廉·約翰遜加入他們，而由在倫敦的富蘭克林物色英國的投資者并將計划書呈交內閣。這与富蘭克林50年代曾從事過的在邊疆購買土地作為殖民地的邊界的計划很有相似之處。舍爾伯恩和富蘭克林想法的一致之處是將帝國的版圖向西推去，划定印第安人同白种人之間的疆界——不大注意印第安人的意向——并建立殖民地。 1767年8月的一天，富蘭克林和舍爾伯恩以及國務大臣亨利·西摩·康韋將軍——曾在國會動議廢止印花稅——一同進餐。席間，舍爾伯恩和康韋告訴富蘭克林，他們考慮把處理印第安人事務的權力從王室手中轉給各個殖民地。當月24日，富蘭克林寫信告訴儿子，“我抓住机會力言在伊利諾斯境內設立一個居民點是一個可以節省設立并供給邊防哨所開支的辦法，我提到你們的計划，那計划已得到威廉·約翰遜爵士的贊同。建立居民點的紳士們的迫切愿望和能力，以及花費很少，等等，已使國務大臣完全信服了。沒有什么障礙了，只有商務部在正式呈交給他們計划之前需要私下疏通一下。” 9月，英國內閣出現人事變動。唐森德死去了，由諾思勳爵繼任。康韋离職而去，富蘭克林的年輕朋友舍爾伯恩將美洲事務的管理權交給了希爾斯伯羅勳爵。希爾斯伯羅對西部殖民地沒有什么興趣。新內閣向北美殖民地尤其是波士頓派出收稅的官員，去制止走私、收取關稅。關稅現在已成為強加在殖民地人民頭上的一种賦稅。 在這樣的形勢下，富蘭克林重又擔當起維護北美洲殖民地權益的職責。到這一年年底，他已經交了一大幫同道，其中有一些是國會議員。他向他們解釋殖民地人民進行反抗和抵制的正當性，使他們了解殖民地人民并非像他們想象的那樣不可理喻。這些人當中有人勸他將自己的看法公之于眾，不僅是為殖民地人民的緣故，也為了讓在英國的朋友們心安理得。 1768年11月7日，他向斯特拉漢的《倫敦郵報》投了一篇名為《1768年以前美洲人不滿的原因》的稿子，但這家報紙在發表時作了增刪，見報時，文稿已面目全非。 兩天后，富蘭克林气憤地寫信給儿子說：“他把我的文章拔去牙齒、剝掉指爪，使它既不能抓，又不能咬，只能触摸和癟嘴慢嚼。”一直到1774年，這篇文章才在美洲全文發表。即使在全文發表的文章中，富蘭克林還是主張調和，為殖民地人民的斗爭作辯解。他用“無風不起浪”作為全篇的題句。他堅持了他在听證會上的立場，只是將那次已提出的論證略去不提。他寫道：“在此我不是要支持美洲人的這些看法，他們被國會最近的法案所激怒，宣稱他們自己有力量。然而，對此國會明智地表現出對那些業已成癖的偏見的諒解，正如廢止了那可惡地不利于他們的稅种一樣。而由于國會的那項法案，那些偏見在美洲人中已是根深蒂固了，以至于人們認為，他們中沒有人會認為自己有錯。” 他解釋說，美洲人雖然愿意他們的議會就王室的正當需求撥款，卻不可救藥地認為他們拿出自己的錢的決定權由英國人自由掌握是非法的。唐森德條例使美洲人感到，它不僅是不經他們同意就向他們征稅，而且將他們置于英國人的專橫統治之下。“思及這些，美洲人相互間議論（他們的報紙滿篇都是）說，這些人不滿足于對我們的專賣權，現在簡直要宣布他們有權向我們課稅了。……而如果我們不服從他們的要求，我們的憲法和自由便將受到剝奪”。 富蘭克林借殖民地人民的嘴說，“那么，是運用我們自己的力量來關照我們自己的時候了。讓我們團結起來，遵守我們庄嚴的決議，相互約定，我們不買他們要征稅的英國貨，給這些新來的收稅官找點小麻煩。讓我們一致起來，不再使用他們那些漂亮而不中用的小玩藝儿；讓我們節儉度日；讓我們辛勤地為我們自己制造我們能造的產品吧。”這實際上是向英國當局提出了警告：美洲人民是不會屈服的。盡管富蘭克林的文章一再地回到“美洲人是忠實于英王的”這一點上來。 富蘭克林此時的地位是微妙的：一方面，他是美洲殖民地人民的半官方代理人即具有外交人員的身份，從這种身份出發，他致力于彌合英國政府和他自己人民的裂痕，認為聯合有助于雙方的強大；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位哲學家、思想家，因而他習慣于探索并堅持真理。他認為英、美之間應是平等的關系，即均為英王的臣民，絕不應出現一方政府高踞于另一方政府的現象，英國國會無權向殖民地征稅。因此，富蘭克林已逐漸放棄了內外稅有別，英國國會有權征收殖民地外稅的觀點。后一种身份和觀點只停留在他的內心深處，他沒有用它來喚醒殖民地民眾；而前一种姿態則表現在口頭上、行動上和文章中。這樣，又使得英國政府認為他親美；美洲殖民地認為他太溫和，有親英之嫌。富蘭克林卻繼續以彌合雙方的分歧為己任。 北美殖民地的形勢卻是另一番景象。1768年，麻薩諸塞州議會聯絡弗吉尼亞議會，共同發出巡回信件，呼吁殖民地各州團結御侮。于是英國政府又頒布了一次唐森德條例：解散麻薩諸塞議會。1768—1769年冬，英國內閣還准備將殖民地領導反抗的強硬分子拘往英國，以亨利八世時的叛國罪判刑。殖民地人民憤怒了。波士頓的商人率先起來，領導了全國性的抵制英貨運動。殖民地人民組織起來，用武力抵抗英國稅吏的搜查和壓迫。這次空前廣泛的反英運動，不僅抵制英貨，而且要求廢止唐森德條例。在斗爭中，華盛頓把1769年的弗吉尼亞決議引進下院，決議由喬治·梅森起草，華盛預和托馬斯·杰斐遜都在決議上簽了名。杰斐遜那年26歲。抵制英貨的結果，是英國向殖民地輸出的貿易總額劇減。英國政府被迫廢除了唐森德條例。 但是雙方的矛盾并未消除，也無法消除。這是一种利害沖突：英國統治者為了發展本國的資本主義工商業，不惜用各种手段打擊、摧殘北美殖民地的工商業。這一次，英國的商人、厂主甚至工匠都站在他們的政府一邊。而殖民地人民尚未准備好迎接不可避免的越來越艱巨的斗爭：他們還沒有統一，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還愿意效忠于英王。就在這時，英國當局對反抗的殖民地人民進行了一次血腥的鎮壓。這就是“波士頓慘案”（又稱“波士頓屠殺”）——英國駐軍屠殺波士頓人民群眾的流血事件。 從1765年英國頒布了駐營條例以后，一直有兩團正規軍駐防波士頓。這些駐在北美殖民地的英國士兵，完全蔑視殖民地的法令，常常胡作非為，酗酒鬧事，殖民地人民和英國駐軍的沖突從未間斷，尤其是1770年以來，2月，英國稅吏開槍殺害一名儿童，引起3月2日波士頓工人和英國駐軍第20團發生正面沖突。3月5日，波士頓又發生了英軍凌辱學徒的事件，殖民地人民憤怒地聚集到駐扎英軍的英王街上，對那名凌辱學徒的英軍投擲雪球以泄憤。英軍指揮官普利斯頓上尉下令開槍，打死了5名群眾，全部是水手、工人和學徒。 這一事件被稱為“波士頓慘案”。 這時的富蘭克林繼1768年被喬治亞、1769年被紐澤西委任為代理之后，于1769年12月被委托為麻薩諸塞的代理人。1月17日，他為他的新使命謁見英國殖民地事務大臣希爾斯伯羅。但希爾斯伯羅在麻薩諸塞事務上表現出的無知和偏見，使富蘭克林轉身离去的時候說了几句尖刻的告別辭：“請公爵大人原諒我占用了您那么多的時間。我感到一個代理人眼下對任何一個殖民地都沒有什么用處。所以我不會再給您找什么麻煩了。”這几句話惹惱了希爾斯伯羅，他后來對其他人說，這些話“等于當面告訴他，在他的任期內，殖民地休想得到好處和公正”。 作為麻薩諸塞的代理人，富蘭克林堅決地站在這塊殖民地一邊，為北美洲殖民地的利益奮斗。在賓夕法尼亞，甚至當他領導著州議會的時候，他還時而站在議會和州長之間從緊急狀況的需要出發作些調解。但是，他在波士頓的主要聯系人托馬斯·庫辛和塞繆爾·庫柏一向是反英的，富蘭克林和他們站在一起。富蘭克林在他1771年5月15日給通訊委員會的信中預言了壓迫的加劇和革命的發生都將是難以避免的。他寫道： “我想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國會的法案向美洲實行的關稅体系中，播下了兩個國度徹底決裂的种子，盡管那一事件可能距离我們還相當遙遠”。“人民越是不滿，更苛刻的措施越被認為需要采取；嚴厲的懲罰被用來進行恐嚇；權利被剝奪；于是，更大的軍事力量被用于保證執行措施；費用將會增多；由于費用被以為是正當的，便引起進一步的榨取，要人民支付它；那么一來，英國國家和政府將變得可憎，而臣服于它必將變得難以繼續；戰爭開始，而這一流血的斗爭不是在對美洲的絕對奴役中結束，就是以英國因失去殖民地而遭受破坏而告終。從美洲增長著的力量和國土之大來看，后一种結果最有可能。……” 在此，富蘭克林不僅預測了美英之間矛盾沖突的發展，而且也預言了其結果：胜利屬于殖民地人民。但是他始終認為美英決裂將是一場災難。他說：“我不敢妄稱有預言家的天分，歷史表明，由于這樣的事態發展道路，偉大的帝國曾經化為灰燼；最近的我們有如此之多的理由去抱怨的政府措施表明，我們正處于同樣的進程中，表明假如雙方不表現出更多的明智和謹慎，我們可能會得到同樣的下場。”正因為此，他在英國期間，竭盡一切可能，力圖阻止雙方走向這場“災難”。對殖民地人民，他雖然認為有一切理由反抗，但希望反抗形式不要過于激烈；對英國當局，他把所有的鎮壓措施歸咎于當權者的頑固和不明智，寄望于由較好的大臣執政。他心目中關于英、美統一在一個強大帝國內的理想還沒有泯滅。 与此同時，他曾為之奔波忙碌的“西部領土計划”仍在進行。1769年初，該計划的發起人之一塞繆爾·沃頓來到倫敦，企圖促進計划的實施。6月，他向商務部提出申請，要求得到1768年11月英國從同“六族”印第安人締結的“斯坦威克斯條約”中得到的大片印第安人土地中的250万英畝土地。在希爾斯伯羅的慫恿下，這一請求后來改變為2000万英畝。由于公司愿意支付英國政府同印第安人談判以締結“斯坦威克斯條約”的一切費用，并在將來為得到的土地支付一筆可觀的費用，他們的申請于1770年初得到財政部同意。然而，曾經假想支持該計划的希爾斯伯羅卻一直拖延不辦。到1771年4月，他終于明确提出了反對意見，使大俄亥俄公司的計划有可能擱淺。而這時的這項計划，已經牽涉到許多人的利害關系，不僅英國的許多高官要員被納入計划之中，以使其在西部土地投机買賣中獲利，而且北美殖民地尤其是弗吉尼亞的許多在對法、對印第安人的戰爭中服過役的軍隊官兵都等待得到一塊土地作為報酬。其中，華盛頓名下應得的就有32373英畝。此一計划已欲罷不能。 1772年，支持和反對這一計划的活動和較量進入最后階段。沃頓等人四出活動，爭取有關官員的支持；希爾斯伯羅在3月25日商務部考慮這一計划時，又一次反對該計划，并揚言若計划獲准，他將辭職。身為愛爾蘭大土地所有者的希爾斯伯羅對北美洲西部領土的開發一直沒有興趣，他先前的一度表示支持完全沒有誠意，用他自己的話說是“以為財政部不會同意這項請求”。終于，在6月5日的一次听證會上，由富蘭克林、瓦爾普爾和賓夕法尼亞的商人代表以及弗吉尼亞的士兵代表陪同的沃頓進行了一場長時間的精彩的舌戰，贏得了听證委員會的贊同。該委員會向王室樞密院提出了否決希爾斯伯羅反對意見的建議。大俄亥俄公司將被授予他們申請的土地。希爾斯伯羅辭職了。這個前殖民地事務大臣為此對富蘭克林耿耿于怀，因為他以為公司對他的反對報告提出的抗辯是出自富蘭克林的手筆。而實際上不是。他還不知道，他失敗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在樞密院中的政敵起了作用。當時，他在英王眼中已不那么重要了。達特茅斯勳爵繼任了該職。 至于富蘭克林自己，在經歷了這么長的奮爭以后，突然感到厭倦，這個計划對他來說是偶然進入他的生活的。1774年，他被英國內閣中傷并解職，他便放棄了在大俄亥俄公司的股份。在美國西部領土的開發上，他還參与了費城一些土地投机者有新斯科提亞建立21座城鎮的計划。在那個計划中，他有2千英畝土地的份額，可望獲利，盡管目前那計划進展頗不順利。 富蘭克林1764年再次出使英倫，在倫敦一住就是10年。在這漫長的歲月里，他牽挂著遠在費城的家和親人，他也享受著近在身邊的親情和友誼。 來做倫敦的第二年，他的家庭收支曾經歷了一次緊張局勢。那一年，富蘭克林和大衛·霍爾的合伙合同期滿，這意味著富蘭克林每年將失去500鎊的進賬。為此他給妻子寫了一封信，日期是1767年6月22日，談到這一情況時說：“我們的一項重要收入來源斷了。如果我再失去郵政方面的職務——比起其他的變故，它要有可能得多，我們就只能靠房租和利息過活了。……我在這儿在不影響生活舒适的前提下盡量儉省，我不請任何人吃飯，只要在家里用餐，我只吃一道菜就夠了。但即使如此，這里的每一件生活用品都如此昂貴，我們的花費讓我吃惊。……當人們的收入減少時，如果他們不能相應地減少他們的開支就必將變得貧困。假如我們還年輕，還可以去做生意，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但我想我們已過了那個年紀了，而經營不好的生意比不做生意會讓人毀掉得更快。”當時，富蘭克林由此想到他們沒有力量花500英鎊以上的錢讓薩拉在結婚時打扮自己。 薩拉·富蘭克林那年24歲，漂亮、健康，金黃的頭發像她父親，紅潤的膚色像她母親。她的未婚夫是出生于約克郡的商人理查德·貝奇，年約30，他是從紐約到費城去的。薩拉的哥哥威廉認為貝奇是想通過薩拉得到富蘭克林家的財產，并且把這想法告訴了父親。然而，薩拉愛上了貝奇，他們的婚事也已得到她母親黛博勒·富蘭克林的首肯，這一點，富蘭克林也同意了，盡管他不認識貝奇。當年8月5日，不大放心女儿婚事的富蘭克林向女儿建議，假如貝奇的生意情況不能使他們較早結婚，薩拉可以來倫敦，然后和父親一同回去。然而薩拉留在了費城，并且在10月份結了婚。舉行婚禮的那一天，港口里的船只全都升起了旗，為她慶賀。 后來，由于富蘭克林得以留任郵政總代理的職務，并且繼續擔任賓夕法尼亞的代理人，還于1768年、1769年先后被聘為喬治亞、紐澤西和麻薩諸塞三州的駐英代理人。這樣一來，他這几項職務的薪酬加在一起共達1500鎊，即使他經常把自己的錢用于公務，這些收入還是超過了以往他從大衛·霍爾處得到的收益。他個人的財政困難也就結束了。 在倫敦克雷文街斯蒂文森家中的富蘭克林，与其說是住在那里的房客，還不如說他更像那一家的一家之長。在這里，姓富蘭克林的人越來越多。1766年5月前后，富蘭克林的一位族兄、染匠托馬斯·富蘭克林從萊斯特郡到倫敦來看他，帶著13歲的女儿薩麗·富蘭克林。在斯蒂文森夫人的勸說下，托馬斯同意將女儿留下由她照料，以便上點學，學些待人接物方面的知識。后來這個女孩大多數時間就住在這里，直到她7年以后嫁給薩里的一位農民時，才离開。那些年，她實際上成為富蘭克林的第二個女儿。富蘭克林的孫子譚波爾這時已有六七歲了，被送到肯辛頓的一所寄宿學校學習，每逢假期，他便回到祖父身邊住一陣子。斯蒂文森夫人的女儿波莉大多數時候都住在姨母蒂克爾夫人家里。因為斯蒂文森夫人不喜歡寫信，所以多半是由富蘭克林把家中發生的事寫信告訴波莉。總之，住在這所宅子里的人相處得如同一家人，有時候，房主和房客一塊儿被斯特拉漢請去吃飯。 富蘭克林長期遠离費城的家，他和家人之間的親密紐帶常常靠信件維系。他說過，黛博勒是他的最佳通信人。他還是常給妻子和女儿買衣料和其他用品——都是在斯蒂文森夫人或者波莉的幫助下選購的——寄去，他妻子則給他寄來玉米粉、蕎麥面、苹果、蔓樾桔和桃干、桃仁。1769年8月，薩拉生下了她的第一個孩子本杰明·富蘭克林·貝奇。那以后，黛博勒的來信中常常通篇都談到她可愛的小孫子。富蘭克林抑制住內心的喜悅，卻對妻子如此熱衷于當祖母作一番番打趣。但是他自己也忍不住要她們多告訴自己一些小外孫的故事，還常常抱怨妻子的來信在這方面沒談到什么新東西。 克雷文街這一家人的生活安排完全是在适應富蘭克林的需要，而他是容易滿意的。每天清晨，富蘭克林很早就起床，做他獨特的“爽身浴”，即：身上什么都不穿地坐著，或讀書或寫作，時間看季節而定，一般半個小時或一個小時。對此，他曾告訴一位朋友說，“在完畢以后，如果我在穿衣以前回到床上去——有時候我是那么做的——補足我夜里的休息，那一兩個小時便是我可以想象的最令人滿意的睡眠”。他每天都刮臉，早餐吃得很少，大多數個人的工作都在上午完成。他總是把收到的信件、留言、請柬、文件都保存起來，而寄出去的都留有副本，所以他的文件和記錄不時地變得很亂。 1770—1771年他的兩個侄孫喬納森和約賽亞·威廉斯從波士頓來看他，喬納森將他的記錄閱覽了一遍，編出了一套全新的存放法。 富蘭克林沒有多少上午能留在家中，有那么多的大人物他得去拜訪，去游說，以爭取他們對北美殖民地的事務持同情態度。他常常是一早就乘他的專車出去，到3點或4點才能吃午飯。在忙于辦事的日子里則很少回家吃飯。到了晚上，他可能在他的住處喝茶，然后玩紙牌。有時候他到酒店或朋友家里去。他似乎不大看戲。在外出的日子里，他很晚才回家睡覺。 他不時受到痛風病和感冒的困扰。他知道他需要鍛煉，但他沒有時間去鍛煉。在日常生活中，他尤其注意保持空气新鮮，他夜里一般都開窗睡覺。斯蒂文森家的這所宅子有時候住得相當擠，但屋子里的空气總能保持新鮮。 富蘭克林和波莉之間的友誼始終沒有改變，只是在他們的通信中不再討論自然科學方面的內容。她的朋友多蘿西·布朗特也是他的朋友。1769年夏天，富蘭克林從巴黎回來，波莉新寄信給他，“歡迎我親愛的、尊貴的朋友回到英格蘭，”然后告訴他，她在訪問馬爾格特時遇見了一位年輕醫生，她告訴富蘭克林她可能會嫁給他，盡管那年輕醫生還一點也不知道她的心跡。 到第二年5月那年輕醫生威廉·休森向她求婚了。波莉征求了富蘭克林的意見，然后在几個星期之內結婚了。波莉把她的新生活和新親屬的情況寫信告訴了富蘭克林。富蘭克林則于7月24日寫信給她說：“我會愛每一個愛你的人，所以我想我該及時地愛你的新母親、新姐妹和新多莉１。我發現我已經開始喜歡他們了，如果你認為合适你可以這樣告訴他們。但是你的老多莉２和我已經同意互相之間比以往更愛對方，來盡可能地彌補我們所失去的”。 -------- １多莉，多蘿西的昵稱。此指波莉的新朋友。 ２老多莉，指波莉原來的朋友多蘿西·布朗特。 到了9月，休森夫婦搬到克雷文街來住，而斯蒂文森夫人于22日帶著薩麗·富蘭克林到羅切斯特去，留下波莉管家。富蘭克林為了讓他們知道人們如何想念她們，并打趣波莉，便以報紙通訊的形式寫了《克雷文街報》，那是富蘭克林冒充為一個懶人，寫的一系列短文，幽默而有趣。 第一篇寫的是：“今晨，瑪格麗特女王由她的第一女官富蘭克林小姐陪同，出發前往羅切斯特。……人們私下議論，女王陛下离開時的新的家政管理像所有其他新的行政管理一樣，會优于原有的管理。” 后來的許多短篇“報道”中，有這樣一些：“現在，人們從不快的經歷發現，好的決定容易作出，實行起來就不同了。盡管參事會昨天宣布了庄嚴的命令，今天還是沒有一個人去教堂。情況似乎是那位格雷特·珀森１的龐大身軀躺在床上時間太長，使得早飯還沒吃完，穿著修飾就已經來不及了。至少這是一個借口。從我們偉大同胞的例子來看，指望用罰款來實行改革是徒勞無功的”。“我們听說，從女王陛下离開克雷文街到今日，沒有人注意整理報紙，而這些報紙躺在每個房間的每處窗台上和每把椅子上，正好是那位格雷特·珀森看完后所放的地方。政府長期置于這樣的人的管理之下，是不可能的”。 -------- １格雷特·珀森，英文Great Person的譯音，意為“大個子”。富蘭克林戲指自己。 最后是一篇對波莉管家業績的“恭維”：“婚姻消息：我們的上一次婚姻后尚無一樁；死亡消息：在后面的櫥子里和其他地方有許多不幸的老鼠；儲備：餅干——极少，蕎麥面和印第安粉都已坏了。茶葉——茶葉罐里一天比一天少。葡萄酒——殘存不多。星期三，9月26日。附言：秘密消息毫不遲疑地就傳遍了，我們的第一女總管极為引人注目地在今日去了市場，買回了羊肉排骨和一便士四個的苹果，并修補了兩處裂縫”。 克雷文街的這家人就是在這樣融洽和諧的气氛中生活。到了第二年的五六月間，波莉生下了她的第一個孩子，這位科學家成了孩子的教父。從那以后，每當妻子那滿載小外孫軼事的信到了以后，富蘭克林喜悅之余，也將這邊他的教子的趣聞回信告訴妻子，如那孩子的長牙、開始走路和開始說話等等。 波莉時常告訴他關于孩子的事情。當他外出游歷時，就寫信。有一次，波莉寫信告訴他說，她母親有了一位新的追求者。富蘭克林回答說他并不感到意外，“因為我已習慣于挑戰，而且凡是我喜歡的朋友或女士，往往有其他人和我一樣喜歡他們”。 對于波莉和其他敬愛富蘭克林的倫敦年輕姑娘來說，富蘭克林一身兼為哲學家、父親和朋友。其中的一個，朱迪絲·奧斯古德，還曾引起人們的猜疑。朱迪絲住在金街，于1770年8月同富蘭克林的同事約翰·福克斯克羅夫特，為俄亥俄公司土地之事同到倫敦來。因此很自然富蘭克林見過她，而且富蘭克林在給福克斯克羅夫特的信中提到她稱她為“我的女儿”也并非不自然，而不像有些人怀疑的那樣是富蘭克林的另一個私生孩子。因為朱迪絲是英國人，1770年已達到結婚年齡，不可能是一個1726年到1757年都在美國的人的女儿。朱迪絲只不過是富蘭克林稱之為女儿而她又愿意被這樣稱呼的又一個年輕婦女。 1772年10月，波麗怀著第二個孩子的時候，斯蒂文森夫人們房子讓給了休森夫婦，自己和富蘭克林搬到同一條街上的另一幢屋子里去。11月3日，富蘭克林在信中告訴儿子，“我几乎已經在我的新住所里安頓下來了，但是搬動和清理我的文件和放置我的書和其他東西是一項令人厭煩的工作。看到自從來到英格蘭后，我的書增加得有多快，真是令我吃惊。來的時候我一本書都沒帶，而現在我有了一屋子的書，其中許多我是從德國、荷蘭和法國收集來的，主要包括日后可能對以美洲有用的那些知識。” 1774年春，對富蘭克林來說是一段黑暗的日子。休森的兩個男孩都得了天花，而他們的父親因在做手術時被感染，死去了。威廉·休森留給波莉了一個遺腹女儿。波莉在姨母死去后得到了一筆遺產。不久，美國爆發的革命將富蘭克林召回了美洲，后來他又去了法國，但富蘭克林和波莉一直保持著友誼，無論是時間還是戰爭都沒有使他們之間變得疏遠。 在倫敦，作為一名熱愛家庭、喜愛孩子的男人，富蘭克林很少遇到在這方面志同道合的朋友。他告訴妻子，在倫敦，如果向一打男人打听他們的婚姻狀況，准有11個是單身漢，他們不結婚的主要原因是一位英國妻子的日常的巨大花銷使他們望而卻步。可是他終究結識了一個和自己一樣喜歡人口眾多的家庭生活的朋友，這就是圣阿薩夫教區的主教喬納森·希普利。 希普利主教的鄉村宅邸在溫切斯特附近的特怀福德。1769年，希普利被授予主教職位時，他必定是受英王重用的。但他作為富蘭克林的朋友，不久就轉到反對派一方去了。在主教中，他几乎是唯一的支持北美洲殖民地的權利和英國不同政見者的權利的人。 1771年6月，富蘭克林在特怀福德住了一個星期，走的時候答應不久再來。但繁忙的公務使他在倫敦不得脫身。直到7月底，他才又去了特怀福德。這一次，他在那里呆了兩個星期。對富蘭克林來說，那是一段愉快而難忘的日子。 希普利主教有一子五女。儿子已經擔任了神職，女儿們的年齡最大的是23歲，最小的才11歲，名字是安娜·瑪麗亞、艾米麗亞、伊麗莎白、喬治安娜、凱瑟琳。富蘭克林迷住了這個家庭里的老老少少，他們都成了他終生的朋友。他給他們講故事，講關于他在遙遠的波士頓和費城的童年和青年時代的故事，他們建議他將它們寫出來，留給后世。正是在特怀福德，富蘭克林開始寫作他那無与倫比的自傳。那是第一部關于一個人從和平時期的平凡事務——不是從戰爭或藝術發跡——中自我奮斗而成名的人的自傳代表作。他拿起筆迅速快捷地寫，揮洒自如，在一個星期的時間里便完成了這部自傳的几乎一半。据說，他常常把寫好的部分讀給希普利家里的人听。那間他用來寫作的房間后來被希普利家的人稱為“富蘭克林的房間”。 將要回到倫敦的學校去的吉蒂（凱瑟琳）是和富蘭克林結伴搭郵車回倫敦的。一路上，富蘭克林沒費什么勁就使她自由自在地与他交談了。富蘭克林后來告訴她母親，吉蒂大談特談她們姐妹們各自會嫁個什么樣的男人。她認為喬治安娜將得到一位鄉村紳士，貝蒂會嫁一位富有的城市商人，她最喜歡的艾米麗（艾米麗亞）配得上一位伯爵，安娜·瑪麗亞該嫁一位有很多產業的大富翁，因為她愛好管理。富蘭克林建議她嫁給一位公爵。吉蒂卻不同意，想了一會儿后說，讓艾米麗嫁一位公爵，安娜·瑪麗亞得到一位伯爵。然后，吉蒂說自己或許會找一名士兵，富蘭克林說可以是一位將軍。 “我喜歡一位老年的男人，真的我喜歡，不管怎么說，所有的老年的男人都喜歡我，所有到我們家來的老頭在我們几姐妹中都更加喜歡我。我走到他們跟前問他們好，他們特別喜歡這樣。連女佣人都注意到這一點，只要看到有老頭儿走過來，就說：‘吉蒂，那儿有你的一個朋友。’”“那么，既然你喜歡一位老將軍，你為什么不最好是趁他還是一名年輕軍官時把他選中，讓他在你的手心里變老呢？因為那樣一來，你就可以在他越來越老時越來越喜歡他。”“不，那不行。他必須是70歲或80歲的老人，在我30歲上下的時候娶我。那樣，你知道，我可以成為一個富有的年輕寡婦。”后來，吉蒂當然沒有嫁給她的老將軍，但她從來都沒有忘記她和富蘭克林同行的這段旅程。 富蘭克林通過他妻子從費城弄到了一只松鼠，作為禮品送給希普利的女儿們。那只松鼠成了那家人的寵物，被取名蒙戈或斯克格。但是小松鼠設法逃出了它的籠子。在附近到處游逛，結果被一只狗咬死了。女孩們把它埋在花園里，喬治安娜請求富蘭克林為它寫几句墓志銘。富蘭克林答應了。 1772年9月26日，他寫給姑娘們一封信，說：“我和你們一道，最誠摯地哀悼不幸的蒙戈之死。它是松鼠中的佼佼者，因為它有良好教養，旅行到遙遠的地方，看過這個世界的諸多景物。由于它有幸因其美德而受到你們的眷愛，它不應如普通松鼠一樣就那樣逝去，而沒有墓志銘。”他認真地為松鼠擬寫了這樣的銘文： 斯克格在此 躺著很舒适 如同小精靈 蓋著厚毯子 然而，縱然有著親人在身邊，縱然享受著“倫敦的家”的溫暖和朋友們的友誼，富蘭克林仍不時感受到思家的劇烈痛苦，他承認“對此我無法仰制，只有對自己答應說下一個春天或下一個秋天就回去，等等等等。至于再回到這里來，一旦我回到家，我就再也不會想到它了。要是我再計划三次飄洋過海，我這一輩子就太過分了。”在富蘭克林心中，費城的家始終是他感情深處一塊最最珍愛的所在。 作為科學家的富蘭克林，在倫敦的生活內容也是极為丰富的。 1766年冬天，在沃靈頓從事電學和化學研究的青年學者約瑟夫·普利斯特里來到了倫敦，找到富蘭克林，想在編寫一部電學史的著作方面得到他的幫助。富蘭克林慷慨地為他提供了所需要的書，并將未曾向皇家學會報告的當年風箏實驗的詳情細節全盤告訴了他。在普利斯特里的書完成后，富蘭克林讀了他的手稿，并幫助他爭取被選入皇家學會。這個年輕人成了富蘭克林在歐洲的最親密的朋友。 在印花稅廢止以后，富蘭克林有過一段短暫的閒暇。那年6月，他和約翰·普林格爾——這時已是約翰爵士以及王后的御醫——一同到漢諾威的皮爾蒙特，慕名去喝那里富含鐵質的水。富蘭克林6月13日告訴妻子說：“如你所知，我習慣于一年作一次旅行，我希望得到更多的空气和鍛煉。我相信去年因為缺乏這些而有害于我，以至于我雖然不能說是生病，但去年冬天直到今年春天我經常疼痛。……我打算在皮爾蒙特离開他，去看看离它最近的大城市，然后在歸期將至時再去与他會合。” 第二天，他們出發了。他們的确分開過一段時間，但他們一道在皮爾蒙特或漢諾威的什么地方會見了著名的弗雷厄爾·馮·蒙奇豪森，和魯道夫·艾利奇·萊斯普。后者把前者對朋友講述的自己的故事編纂成英文書，以《蒙奇豪森男爵的故事》為名，后來該書頗有影響。 德國皇家科學學會選舉富蘭克林和普林格爾為會員。7月19日，兩人在格丁根出席了學會的一次會議。在漢諾威，他們還造訪了皇家醫院院長，觀看了他的電學儀器設備。然后返回，于8月中抵達倫敦。 第二年8月，富蘭克林和普林格爾到法國去游歷。出發以前，他們從法國駐英國公使館的杜蘭德那里取得了許多介紹信。杜蘭德曾十分詳細地打听美洲的情況。對此，富蘭克林的評价是，他“假意說對我非常敬仰，由于我在那次訊問中表現出的才智。他希望得到我所有的政治方面的作品，請我吃飯，問了許多問題，待我极為友善，前來拜訪我，等等。我想象這個詭計多端的國家想找机會插手，挑撥英國和她的殖民地之間的關系；但我希望我們將不給他們以机會”。 但是在法國的旅行，改變了富蘭克林對法國和法國人的印象。 9月14日，他在給波莉·斯蒂文森的信中寫道：“我們在兩岸的船夫、腳夫那里受夠了折騰，說不清哪一邊的更貪婪，到底是英國人還是法國人。但是后者盡管狡詐，卻是最為彬彬有禮的。” 他注意到大多數婦女的膚色較深，但在巴黎，一些婦女膚色較白淨，而且不像是靠化妝所致。他知道波莉對巴黎的時尚感興趣，并詳細地告訴她巴黎婦女化妝的辦法，“我還沒有机會進入任何一位女士的化妝室去觀看她們如何涂脂抹粉，但我想我能告訴你那是或可能是怎么一回事。在一張紙上剪一個直徑3英寸的圓孔，然后把這張紙放在你的臉頰上，讓那孔的圓心正好在你眼睛下方，然后用一把刷子蘸了顏料連同那紙涂你的臉；因此當那張紙被拿開后，那儿就留下了和那圓孔同樣大小的一塊圓印。這就是化妝的方法，下自舞台女演員，上至各階層女士一直到血統高貴的公主，但是就到那里為止。王后是不用它的。……” 他又說，“你看，我說到王后仿佛我見到了她似的。是的，我見到了。因為你得知道，我去了宮廷。上星期日，我們到凡爾賽去，有幸覲見了國王。他十分高雅而又興致勃勃地和我們兩人說話。國王很英俊，看上去很活潑，顯得比他的實際年齡要年輕一些。那一晚，我們在宴會大廳，王室家族在那里公開用餐。……國王同約翰爵士談了很多，問了許多關于我們的王室家族的問題，也注意到了我，給我以榮耀。對此就說到這里。因為我不想讓你以為我喜歡這位國王和王后，……沒有法國人想到他們的國王超過我想到我們自己的國王和王后是世界上最好的，也是最可親的”。 富蘭克林認為凡爾賽宮富麗堂皇，但是保養不善。他注意到，比起倫敦，巴黎有更多的人步行，街上沒有被馬車和轎子所擁塞。男人和婦女都帶著傘，舖路石“一般是方的，當一面磨損后就被翻過面來成了新的”。 對于習慣于費城和波士頓的富蘭克林來說，巴黎看上去不那么整齊，但他認為法國人的風度比英國人好。“看來這里有一种普遍流行、既定的看法，即外地人應受到尊敬；一個外地人在這里受到的待遇如同一位女士在英國受到的待遇。當海關的官員正要扣留我們攜帶的人們在布格涅給我們的兩打上好的波爾多葡萄酒時，一旦知道我們是外地人，馬上就因此而放行了。我們到巴黎圣母院去觀看一場盛大的有圖形的燈展，紀念逝去的皇太子妃，我們發現有大量的人群被衛兵擋在外面。但當那軍官一听說我們是英國來的外國人，他立即就讓我們入內，陪著我們，把所有的一切一一地指給我們看。為什么我們不能如此文雅地對待法國人？為什么讓他們在有的事情上超過我們？” 可以猜想倫敦公使館的杜蘭德為了富蘭克林受到官方的禮遇而做了很多，但是，作為科學家，他不需要官方的推荐介紹。對富蘭克林說來，那些“在巴黎同博學多才的人相處的日子如同一場令人愉悅的夢，直到我非常遺憾地發現自己身處倫敦時才醒過來。那位在法國最先實踐了富蘭克林的建議、從云端取得了雷電的達利巴德和他的妻子對富蘭克林极為友好熱忱。法國的科學家以被稱為“富蘭克林派”而自豪，他們中有人說，法國象英國一樣，是富蘭克林的國家。 富蘭克林在巴黎結交的最重要的朋友不是電學家，而是經濟學家。在那年10月的第一個星期，就在他即將啟程回倫敦時，他見到了弗朗索瓦·奎斯內。此人是法王的御醫，是被稱為重農主義者的一個學派的領袖，并受到德·米拉波侯爵——法國大革命中革命演說家米拉波之父——的善待。迄止當時，富蘭克林對這個學派一無所知。奎斯內等經濟學家卻由于富蘭克林是自然哲學家而對他倍加贊譽。他們讀到富蘭克林在听證會上的答辯后，稱贊他是關于美洲情況的活檔案。富蘭克林則發現自己心目中雜亂無章的經濟現象在奎斯內他們那里成了一個体系。這一學派的一些觀點給了他一些啟發。 几個月后，他在給費城的一封信中寫道：“歸根結底，這個國家１喜歡超過它們實際价值的制造業產品。因為財富的真正來源是農業耕种，農業真正生產出新的財富。制造業只是轉換形式，而且，不論它們給了它們所生產出來的物質什么樣的价值，它們同時也消耗了同樣价值的原材料等等。因此，制造業不能增加財富，唯一的优越性是以制造業產品的形式出現的貨物更易于運送到外國市場上去出售”。 -------- １指英國。 一年以后，他將他的新觀點提高到了最尖銳的程度，“一個國家獲致財富的途徑看來只有三种。第一种是戰爭，如同搶劫一般；第二种是商業，這一般來說是欺騙；第三种是農業，這是唯一誠實的途徑。通過這一途徑，人們從播入土地的种籽收到真實的增長，并且是連續不斷的奇跡。”這里，富蘭克林在逐漸失去英美統一帝國的希望的同時，他注意到了英美之間的區別，他認為那是一种自然賦予的區別，即廣袤的北美洲大陸可以靠農業生活；而狹窄的島國只得限于經營工商業，他也感到了要調和這种利益上的沖突是多么困難。 富蘭克林第二次訪法是在1769年7月到8月間，也是和普林格爾同行。這一次，他的身份多少有些不同：由于他在一月份被缺席選舉為美洲哲學學會會長，在法國人眼中，他便成了美洲學術界的正式代表。達利巴德夫婦、科學院和真摯的重農主義者們熱情地接待了他。他高興地發現法國對北美殖民地感興趣，“整個歐洲（英國除外）看來在這個問題上都站在我們這一邊”，“但歐洲有它的理由，它想象自己由于英國力量的增長威脅到自身而樂于看到英國自我分裂。我希望，我們的謹慎會推遲我們的敵人從我們的沖突得到滿足”。 1770年為麻薩諸塞州的事務忙碌了一年，富蘭克林在1771—1774年期間每年都出游一次，主要在英國境內觀光、訪友。1772年4月，阿貝·莫勒列特應舍爾伯恩邀請訪英，曾同富蘭克林長談，話題廣及商業自由、人口、美洲殖民地、音樂、物理學和美學。一天他們漫步在怀科姆貝的公園，富蘭克林說他可以使身旁一條小河中被風吹起的波浪平息下來。說完，他從他們站的地方朝上游走了兩百步，向水面作了些魔術式的動作，再用手中的竹杖在空中舞動了几下。果然，水面上的微波平了下來，河水水面平滑，猶如一面鏡子。朋友們紛紛惊問這是什么原因，富蘭克林微笑著從手中竹杖掏空了的杖心倒了些油出來，告訴他們說，就是向河水中倒些油下去，剛才的奇跡就出現了。 在此之前，丹麥國王克里斯丁七世于1768年8月到10月間來到英國，10月1日同皇家學會的莫爾頓勳爵和富蘭克林共餐。 在英國的數年交游，富蘭克林結識了不少名士貴胄，他和科學界名人的交往，不僅是出于在世界范圍內的科學領域內的人際、學術交流，更是為了讓歐洲學人通過自己了解和認識北美殖民地。在旅英期間，英國皇家學會几乎成了他經常出入的俱樂部，他于1760、1765、1766和1772年4次當選學會參事會成員。 但富蘭克林仍是一介平民。他在倫敦有几處固定的活動場所：他不定期地去“狗”酒館，定期地去“喬治和沃爾杰”酒館，但他最喜愛的去處是“誠實的輝格党人”俱樂部，該俱樂部每隔一周的星期四活動，活動地點先是在圣保羅教堂院子中的咖啡屋，1772年3月后改在路德格特·希爾的倫敦咖啡屋。富蘭克林和他的朋友普萊斯、坎頓、普利斯特里（當他在倫敦時）是該俱樂部最早最忠實的會員。其他會員也是富蘭克林的朋友。每到活動日，會員們便聚在一起喝酒，抽煙（但富蘭克林不抽煙）、談話，有時候進行激烈的爭論。到9點，大家共進晚餐。 同時，富蘭克林也在潛心從事科學研究。 1768年5月10日，普林格爾收到富蘭克林寫來的一份實驗報告，普林格爾粗粗看了几眼，不由得回憶起他們同游荷蘭的情景，他記得有人告訴他們說運河里的船在運河里水位低的時候航行，船速比水位高的時候慢得多。富蘭克林寫來的就是關于船速在深水和淺水中的差异的實驗報告。 富蘭克林寫道，“我們回到英國以后，正如往常一樣，我碰巧在泰晤士河上航行。我問那些船夫說，他們是否感覺到在淺水和在深水中划船有什么不同。我發現他們全都這樣說，事實上，那有著很大的不同。但有哪些不同，他們的說法卻各有不同”。富蘭克林的解釋是運河中的船“在它的航程中必須一次次地將相當于它的船底在水中所占的同樣体積的水排往它后面去；水在這樣移動的時候必須經過船的兩側和船底再到船身的后面去；如果船底的水的這种移動受到水淺的阻礙，更多的水必將流經船的兩側，并且流速也會急一些，這就使船行進的速度放慢，如同在向相反方向移動；或者，船前行時，船后的水位變得比船前水位要低，船被它前面由水位之差异造成的水的重量壓向后退，由于要不斷克服這一重量，船的移動便減緩了”。 富蘭克林不僅僅分析了這种現象，他還將其付諸實驗。他准備了一只水槽，水槽內部的長、寬、高分別為1/4英尺、6英寸和6英寸，里面盛上水，水面离水槽邊緣半英寸，這代表一條運河。再制作了一只船的模型，6英寸長，2．25英寸寬，1．25英寸深，船頭的一端系一條絲帶，另一頭安上一個直徑為一英寸的銅滑輪，用一個一先令的錢幣用帶子墜在水槽的一頭，穿過滑輪便可牽引小船勻速前進。富蘭克林在船前進時，數數記下在不同水深時所用的時間——當時沒有帶秒針的表，得出的結果是當水深1又1/2英寸時，船速為101；當水深2英寸時，船速為89，當水深4又1/2英寸時，船速則減少到79。它表明，在深水或淺水中行船，船速之差距是相當明顯的。 那年复末，在忙著一年一度的旅行之余，富蘭克林的研究方向又急劇而又自如地轉向語音學和拼寫改革。 富蘭克林分析了英語的語音，認為在英文字母中有6個字母是多余的，即c，j，q，w，x，y，因為它們完全可以用其他字母代替。他相應地制定了一套新的字母表，在1779年發表問世。他的《關于新字母表和改革拼音模式的計划》一書沒有完成，但他所作的語言分析像從那以后人們所作過的一樣是基本的，盡管還不夠詳盡。他對拼音的改革是從企圖改變當時書面語言阻礙了英語語言的發展，語言被文字拉了后腿的現狀出發的。他的改革計划將是革命性的，也是涉及到每一個人的。 1769年，富蘭克林當選了美洲哲學學會會長后，發表了他的修訂過的第4版《電學實驗与觀察》，內中增加了《哲學題目信札集》，是寫給多位親友的信件，內容涉及包括植物學在內的多個學科。后來，該書于1772年12月被巴爾杜·杜勃格譯為法文，在1773年7月出版。 1772年，富蘭克林受到軍械局的咨詢，內容是關于如何保護設在普特弗利特的軍火庫不遭雷擊。5月28日，富蘭克林登門造訪，并建議他們用避雷針。3年前，曾遵照他的建議在圣保羅教堂頂上安裝過一枚。問題提交皇家學會解決，皇家學會指定了一個委員會解決此事，富蘭克林是委員之一。8月21日，富蘭克林起草了一份報告，外加一份長篇解釋。但是，曾為富蘭克林畫肖像的電學家威爾遜卻反對委員會大多數人的意見。大多數委員提議用尖頭避雷針，而威爾遜認為尖頭避雷針會把雷電引到軍火庫來，鈍頭的避雷針更合适。最后，尖頭避雷針被采用了，但威爾遜卻出版了一些反對這一做法的气极敗坏的小冊子。富蘭克林拒絕對它們作出還擊。在美國革命爆發后，火藥庫被雷電擊中，盡管沒有被毀坏。喬治三世馬上站到威爾遜一邊，并命令在軍火庫和他的王宮都裝上鈍頭避雷針，似乎是要以此來鄙薄“反叛的”富蘭克林。 皇家學會會長普林格爾由于在這一問題上沒有支持喬治三世，反而指出這是偏見，他被迫辭去了皇家學會會長一職，并被解除了御醫的職務。 1773年，富蘭克林感興趣的兩個主要研究課題是感冒和油對有浪的水面的作用。 對前一題目，他通過觀察自己的切身經歷，盡管他在他那個時代不可能听說到“病毒”的字眼，他已怀疑得感冒往往不是因為受涼，而是由于和生病的人密切接触，通過某种“質地特別的空气”而感染的。 至于油對波浪的平息作用，富蘭克林不滿足于前一年在怀科姆貝的小型實驗，而進行了大規模的實驗，以證實這一結論是否具有普遍意義。富蘭克林對此感興趣，要追溯到1757年乘船前往倫敦的海途中，他發現有兩艘海船在放出污水后的那片海面比附近海面平滑得多。當時，他乘坐的那艘船上的船長對這一現象的解釋是，排放出來的髒水中的油污起了作用。這一解釋使富蘭克林聯想到幼時讀過的書中，普林尼１曾說他那個時代的水手在遭遇狂風暴雨時，為了平息海上的巨浪，往往向海里傾倒油脂。這激起了他的好奇心，他決心把這個問題弄個水落石出。他在克萊帕姆的一個半英畝的池塘中的實驗獲得了成功，用一茶匙油便平息了整個池塘的波浪。而后，他便准備在海上進行一次大規模實驗。 10月中，富蘭克林偕同三名皇家學會會員來到了朴茨茅斯，在一個刮風的日子里，乘坐一只大艇２和一只駁船從哈斯拉爾醫院和吉爾凱克爾附近的一個地方之間駛离海岸14英里，他們一行中的一組人在吉爾凱克爾附近那地方留在大艇的對岸，以便觀察海浪并作記錄，另一組人乘駁船從大艇迎風駛出到距大艇也是14英里處，然后向海面倒油。但是，這次實驗的主要方面未能成功，因為從岸上沒有觀察到覆蓋了油的海面与附近海面有什么不同。然而在大艇上的人們包括富蘭克林，卻觀察到倒油的駁船處到大艇之間出現了一整塊平靜的海面。 -------- １普林尼（23—79年），古羅馬學者。 ２大艇，商船上最大的艇。 富蘭克林為了有利于未來的實驗，這樣對失敗作了解釋：一是海水受風的作用而起波浪，風的作用會持續不斷影響海水；二是時間長一些，效果可能明顯一些；三是倒出的油數量可能不夠。這些結論是在詳細分析了海水在風的推動下涌起波浪的原理后作出的。 富蘭克林的這篇報告在皇家學會宣讀以后，于1774年6月2日發表在學會的《會議記錄》上。11月，它又在巴黎的一家刊物上發表，從這家刊物，它被譯為荷蘭文。這一實驗后來在曼徹斯特、伯明翰和里頓的小范圍的實驗中獲得成功，但都沒有達到富蘭克林的“大范圍實驗”的規模。 在這一時期（1772年8月），富蘭克林被法國皇家科學院接納為“外國會員”。 与富蘭克林在英國乃至歐洲的學術圈子里廣交朋友、聲名大長同時，英國政界的最高當局英王和內閣對他卻怀有另一种感情。 他們看出，這個美洲殖民地的代理人不斷地向他們申言殖民地人民的權利，英國政府的任何政策凡涉及北美殖民地利益者，都會使他警覺并積极采取行動，或游說于各方面要人家中，或撰稿于報刊動員公眾輿論，措辭盡管永遠不失分寸，卻絕不讓步。此外，內閣中近來頗受英王寵信的諾思勳爵是希爾斯伯羅的朋友，希爾斯伯羅對富蘭克林的仇恨心理以及為朋友鳴不平的愿望都影響了諾思對富蘭克林的個人觀感。英國當權者決心要將富蘭克林從英國政壇和英美事務中驅除出去，問題是需要時机。 1773—1774年之際，机會出現了，這就是當時頗為轟動的“赫金森信札”事件。 “赫金森信札”指的是麻薩諸塞州州長托馬斯·赫金森于1768—1769年寫的6封信和首席檢察官安德魯·奧利佛于1767—1769年寫的4封信，收信人看來是在格蘭維爾和諾思手下工作的英國官員托馬斯·惠特利。赫金森和奧利佛身為麻薩諸塞人，卻討厭并破坏當地的民眾組織，在1765—1766年期間反對印花稅法案的斗爭中，波士頓的人民群眾一怒之下，毀坏了他們的房屋。不久后身任副州長的赫金森和任州秘書的奧利佛在給英國官方的信中多次建議對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斗爭實行高壓政策，赫金森認為“必須對所謂英國式自由來一番改變”，奧利佛則主張“王室的官員應制定獨立于州議會”的措施，等等。他們的信寄達惠特利手中后，被轉呈格蘭維爾、諾思等內閣大臣，他們的建議和主張對1768— 1769年英國當局對北美殖民地的高壓政策勢必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它證實了波士頓反抗運動的領導人之一塞繆爾·亞當斯關于殖民地內部一些有地位的人如赫金森直接或間接地同英國最高當局有秘密通信聯系的怀疑。 這些信被一些內閣大臣閱過后，因為托馬斯·惠特利已于1770年6月死去，所以沒有還給惠特利，而且落到其他人手中。這些人把它們轉到了富蘭克林手中。至于這些人的姓名，富蘭克林為了信守諾言，始終沒有披露。 富蘭克林拿到這些信看了以后，認為應該讓麻薩諸塞的領導人知道信中的內容，以便讓殖民地人民了解他們的斗爭目標應該對准誰，讓反抗斗爭逐步升級的北美殖民地革命運動的領導人和群眾意識到英王和英國內閣是誤信了這些人的報告和建議，才對殖民地使用鎮壓手段的。歸根結底，富蘭克林的目的是讓雙方消除“誤會”，以保持英帝國的聯合与統一。這樣，富蘭克林在1772年12月2日給庫辛的信中談了自己對此事的看法，并將10封信的原件寄回了波士頓。 在此事事發之前，英國內閣對富蘭克林日益怀有敵意。1773年7月的一天，富蘭克林在他的朋友、英國郵政總監勒·迪斯賓塞家作客，諾思也在那里。富蘭克林后來寫信告訴他的儿子說，“我們一起參加朋友們的談話，一道吃飯，可總共說了不過三句話”。但富蘭克林不會在這樣有意的冷淡面前退縮，他維護北美殖民地利益的斗爭從未停止過。他的斗爭方式之一，是運用他的生花妙筆，寫一些寓言故事，諷喻英國和北美殖民地的關系。其中的一篇名為《普魯士王之敕令》，文中的普魯士王弗雷德里克大帝向普魯士的殖民地不列顛發出敕令，指責不列顛不向普魯士輸捐納稅，盡管普魯士“在上一場戰爭中為保護這塊殖民地和法國軍隊打過仗”，他肯定不列顛不應該反對普魯士的“公正而理智的管理”，因為這是模仿不列顛自己的作法而實行的，也是“從不列顛用于對待它自己的愛爾蘭和美洲殖民地的好政府的國會法律，不列顛王公們的指示，以及兩院的決議”中引用來的。文章見報的那天是1773年9月里的一天，富蘭克林和一些朋友正在勒·迪斯賓塞勳爵的家中。那天的郵件到了后，一位名叫保羅·怀特里德的朋友把報紙的內容瀏覽了一遍，告訴了那間房里的人他發現了什么，然后他拿著報紙，上气不接下气地沖進富蘭克林正和勒·迪斯賓塞等人聊天的房間，說，“看吧，看這儿，這是你要的新聞！這儿是普魯士王，向我們這個王國要求權利呢。”听了他的話，房里的人都楞住了，富蘭克林也一樣。接著，怀特里德讀起那篇文章來，剛讀了兩三段，一位在場的先生說：“去他的厚顏無恥吧！我敢說下一趟郵差送來的報紙上就該登消息說，他正率領10万大軍逼近前來支持他的要求呢！”怀特里德則對富蘭克林說，“如果這不是你對我們開的美洲式玩笑，就讓我被吊死。”說完又繼續讀那篇文章，剛讀完，人群中早已是一片笑聲。一位將軍說：“這是公平的一擊。”勒·迪斯賓塞勳爵則將那篇文章從報紙上剪下來，保存起來了。富蘭克林的一班英國朋友對他的諷喻是理解和同情的。 還有一次，也是在勒·迪斯賓塞家中，富蘭克林又開了一次“美洲式的玩笑”。那天，人們的話題轉到了寓言家伊索、拉封丹等人身上，當場便有人說，他認為所有的能想象到的動物寓言已被寫盡了。富蘭克林卻說這方面題材是取之不盡的，為了證明這一點，他當下便寫出了一篇鷹和貓的寓言。故事說，有一只鳥中之王鷹，展翅盤旋在一家農舍的院子上空，看到一只貓在那儿晒太陽。鷹錯拿它當做一只老鼠，便俯沖下來，抓住了它，帶著它飛上了天空。想要吃掉它。那只貓轉過身來，把爪子抓入鷹的胸脯。鷹發現了自己的錯誤，張開鷹爪，想讓貓掉下去，但貓不愿從這么高的天空摔下去，爪子卻抓得更緊了。為了擺脫這樣的窘境，那只鷹發現必需將貓放回到抓住它的地方去。 和這篇寓言相似的是一只大猛犬和一只幼獅的故事。第三篇說的是母牛和農夫：一群母牛長期以來為一個貪婪的農夫提供大量的牛奶、奶油和奶酪。但農夫卻抱怨母牛消耗了他的青草，最后他把青草割了晒干賣錢，但仍指望從母牛身上擠到牛奶。母牛被他的無理做法激怒了，決定將來它們互相吮干它們的奶。 這三篇寓言顯然都是在警告英國當局不要在對待北美殖民地的問題上犯錯誤。然而富蘭克林那天在朋友們面前當場寫出它們來倒真是開了個玩笑，因它們是早已寫好了的，并且發表在1770年1月2日的《公眾廣告》上。 1773年下半年，英國和北美殖民地之間的關系繼續惡化。茶葉，成為雙方矛盾斗爭的焦點。在唐森德條例被廢除后，茶稅仍然保留著。殖民地商人仍用走私的辦法運進茶葉。1773年，英國政府通過了旨在救濟瀕于破產的東印度公司的茶葉條例，准許該公司在北美殖民地廉价銷售積壓茶葉的專利權，并只對東印度公司征收輕微的茶稅。這樣一來，東印度公司輸入的茶葉价格，比走私的茶葉价格便宜百分之五十。為了貫徹實行這一條例，英國政府重申：禁止北美殖民地人民購買走私的茶葉。而東印度公司在運進茶葉的同時，還可以捎帶運進其他貨物入口，因而必將干扰殖民地的市場。殖民地的走私商人感到恐慌了。各殖民地走私商人便以愛國主義為號召，發動群眾，抵制東印度公司的茶葉運來北美殖民地銷售。在費城和紐約，被動員起來的群眾拒絕卸貨；在查爾斯頓，茶葉雖然運上了岸，但不准其發售；在波士頓，一批青年在綽號“走私王”的韓寇克和塞繆爾·亞當斯的支持下，組織了波士頓茶党，于1773年12月16日，面涂油膏，頭戴羽飾，化裝成印第安人，登上了東印度公司的三艘茶船，將价值1万8千英鎊的342箱茶葉全部傾入海中；在紐約、紐澤西等地，也都相繼發生傾茶事件。 波士頓茶党行動的消息傳到倫敦，富蘭克林不以為然。他認為傾茶事件是“暴烈的非正義行動”，波士頓人對此應主動、迅速地作出賠償。而在這時，他自己的一場莫大的麻煩已經近在呎尺。 12月初，赫金森信件之事在倫敦造成了一段丑聞。那些信件的收信人托馬斯·惠特利的兄弟兼遺囑執行人威廉·惠特利早在9月份就遭到人們閒言碎語的指責，說是他讓那些信件公之于眾的。原來，麻薩諸塞州的議會領導人收到富蘭克林轉給他們的信件后，十分气憤，向英國政府要求解除赫金森的州長和奧利佛的首席檢察官的職務。于是，赫金森信件的情況逐漸為世人所知。受到輿論譴責的威廉·惠特利矢口否認自己与此事有關。他回憶起1772年10月，正是在這些信被轉寄到美洲去前不久，海關官員約翰·坦普爾曾向他要求看看他自己從美洲寫給托馬斯·惠特利的一些信，在得到遺囑執行人威廉·惠特利的允許后，拿走了一些信。由于1757年曾同船橫渡大西洋的緣故，坦普爾認識富蘭克林。 對惠特利的揭發，坦普爾的回答是，在他當初看過和取走的信中，并沒有那些被公開的信件，只有他自己寫給托馬斯·惠特利的信。接下來，兩個人通過報紙展開辯論。后來，坦普爾向惠特利挑戰，然后兩個人于12月11日在海德公園用槍和劍決斗了一番。結果是惠特利受了傷，而兩人的仇怨并沒有因為決斗而化解。 在這整個糾紛中，沒有提到富蘭克林的名字，富蘭克林自己最初也保持沉默，因為他曾答應庫辛，既不暴露信是從他這儿寄走的，也不把信是寄給庫辛的秘密說出去。在惠特利和坦普爾決斗前后，富蘭克林出城去了，直到事情發生過后才知道。當時，他“以為他們之間的問題已告結束，我仍然保持沉默，直到我聞知在惠特利先生恢复体力后，決斗可能還要進行一次，而惠特利先生正在逐漸康复。這時我認為該是我出來說話的時候了。由于這場紛爭是因公眾輿論而起，我就采取了能夠平息公眾輿論的最簡捷途徑”。 在圣誕節那天，他在《公眾廣告》報上刊登了一篇聲明，說明那兩人對此事一無所知，毫無干系，“是我一個人得到這些有關信件，并將他們轉寄到波士頓的。惠特利先生不可能傳遞它們，因為這些信從來就不在他的手中；而出于同樣的理由，坦普爾先生也不可能取走它們。” 1月5日，富蘭克林寫信給儿子說，他已經承認了寄出那些信件，對此“我們的朋友坦普爾先生沒有介入。這就把一些指責吸引到我的頭上了。但是隨著我越來越老，我也越來越不在乎被指責，只要認為我做得對。而使一位蒙受了不白之冤，名譽受到損毀的朋友得到解脫，我感到欣慰”。同日，他在給庫辛的信中寫道：“把坦普爾先生從不應受到的、沒有根据的指責中解救出來，一些人告訴我說，我承認弄到并寄走這些信是欠審慎的，因為當局會因此而不滿。我并不為此有太多的憂慮，而如果這种情況發生，我必當承擔后果”。 富蘭克林的登報聲明，只是自己個人承擔了一切責任，對他得到這些信的來源和在波士頓的收信人，他一直嚴格保守秘密，在倫敦的哪三個人給了他這些信，時至今日仍然是一謎。因此，英國當局的怒火就一股腦地集中到他身上了。 1月8日下午，星期六，富蘭克林得到通知說王室樞密院种植園事務貴族委員會准備在下個星期二傾听麻薩諸塞州議會關于要求撤除赫金森和奧利佛職務的請愿書。富蘭克林馬上通知了同為麻薩諸塞州議會代理人的阿瑟·李（當時他在巴斯）和麻薩諸塞州參事會代理人的博蘭。博蘭反對請律師幫助。 1月10日（星期一）下午，富蘭克林接到通知說州長和首席檢察官的代理人伊斯雷爾·莫杜特已受到召見以提出意見。富蘭克林由此得知自己已被置于一個不利的地位上。 第二天，在舉行听讀會的科克皮特，比平時更多的貴族出席了會議，副檢察長亞歷山人·韋德伯恩出場為赫金森和奧利佛辯護。在宣讀了麻薩諸塞州議會的請愿書以后，委員會指定由富蘭克林提出論据。這時，富蘭克林意識到自己已成為委員會的唯一攻擊目標，便提出需要律師在場。這樣，會議延期二個星期舉行，各自散去做准備去了。 這時，听讀會的事在倫敦已是滿城風雨。各种各樣的傳聞在城里不脛而走，有的說，內閣和朝臣對富蘭克林轉寄信件之事极為惱怒；有的說有關方面在考慮逮捕富蘭克林，沒收他的文件，把他關入監獄，只不過是認為在听讀會過后再采取行動更好；有的說，實際上，在麻薩諸塞州議會的請愿書在宣讀之前，就已被決定棄置不論了，麻薩諸塞州議會將受到審查，而州長等人則將受到表彰。消息來源于何處，不得而知。 實際上，無論富蘭克林和他的律師約翰·鄧宁——前檢察長和約翰·李——后來的檢察長如何努力，也扭轉不了在貴族委員會前辯論時的逆境。因不富蘭克林已經承認了自己轉寄那些信件的事實，又拒絕披露其過程，他只能忍受韋德伯恩對此進行的一切指責。此外，這次會議是英國當局蓄意安排的，從選擇了副檢察長來為赫金森和奧利佛辯論這一事實本身就可以看出內閣的意圖。況且，韋德伯恩在俄亥俄公司的問題上同希爾斯伯羅立場一致，堅決反對王室授予該公司土地，又同死去的托馬斯·惠特利交情甚篤。關于這次听讀會的安排，可以看作是英國當局的借題發揮，借机使他們頭痛的富蘭克林聲名歸地，來否定麻薩諸塞州議會的請愿書，最終達到打擊北美殖民地反抗斗爭的目的。就在等待第二次听讀會召開的期間，波士頓又傳來了新的毀茶事件的消息。 1月29日，听讀會按時召開。在樞密院的會議室里，委員會的委員們在一張長桌前就座，會議主席高爾坐在桌子的首席。旁听席不設座位，旁听者只能站著。旁听席中，紐約州代理埃德蒙·柏克站在主席座位旁的椅子后面，和他在街上相遇后結伴而來的普利斯特里站在他下首的一把椅子后面。姍姍來遲的諾思本人站在普利斯特里對面的椅子后面。其他与會者和旁听者把房間擠得滿滿的。“所有的朝臣都得到了邀請，如同出席一個招待會。在一大群听眾之外，不少于35名的樞密院成員在任何場合都從來沒有如此神气”。 在將被征詢的人中，韋德伯恩和莫杜特代表麻薩諸塞正副州長，博蘭代表州參事會，富蘭克林通過鄧宁和約翰·李代表州議會。其他還有已被選定將接替富蘭克林任麻薩諸塞代理人的弗吉尼亞的阿瑟·李，有曾代表坦普爾向惠特利挑戰的南卡羅來納的拉爾夫·伊澤德，有還未變成對革命的兩面派的麻薩諸塞州的愛德華·班克羅夫特。富蘭克林本人站在房間一頭的壁爐左邊，正對著長桌邊的那群貴族。他偶而向人群中掃去几眼，看到了也在旁听席中的舍爾伯恩勳爵和年輕的杰里米·本澤德。他知道那是自己的朋友。 听讀開始了。富蘭克林寫給達特茅斯的附有請愿書的信、請愿書、議會決議，最后還有那些信，一一地讀了一遍。然后富蘭克林的律師鄧宁作了精彩的發言。他說，這不是一件法律訴訟案，也不是檢舉彈劾，州議會的決議和請愿書并沒有提供證据，作為那個殖民地不滿的證明，州議會只是訴諸英明和慈悲的國王，來請求恩惠即撤消州長們的職，以平息目前的不安定，恢复古老的和平与統一。 听到這里，韋德伯恩，站在主席右首的兩名樞密院成員之間，開始為州長辯護了。他說，“這個問題之重要意義在于涉及王室有沒有權力來雇佣一名忠實、堅定的佣仆來管理殖民地”。 他在敘述了州長們的施政經歷后，說是議會自己的不軌行為招來了英國的軍隊，而不是州長的請求。而議會對州長的惡感應“歸咎于富蘭克林博士。所以富蘭克林博士才是這場陰謀的第一策划人和主要的導演者”。 至于富蘭克林如何得到那些信，韋德伯恩斷定富蘭克林是用卑鄙無恥的手段獲得的，“除非他是從偷了那些信的人那里盜取的”，因而他希望委員會“給這個人打上印記，為了我們國家、歐洲乃至人類的榮譽。……他玷辱了社會和人的尊嚴”。他把富蘭克林那篇為坦普爾和惠特利洗刷罪名的聲明說成是“表達了最冷酷、最有意為之的惡意”。 然后，韋德伯恩攻擊富蘭克林“滿腦子裝的是‘偉大的美利堅共和國’的思想，所以他很容易滑向以一名獨立的外國大臣的口气說話”，而一名外國大使是可能“賄賂一個惡棍去盜竊或出賣任何國家文件的”。他建議，對富蘭克林“不論他在波士頓教了人們些什么，他至少在這儿是臣民，臣民傷害了另一臣民，就該負法律責任”。說到這里，韋德伯恩重重地捶了一下桌子。 他把富蘭克林的目的說成是富蘭克林和麻薩諸塞州議會互相利用，把對方當作工具，來彈劾州長，目的是自己當州長，是“希望自己能成為超過羅馬皇帝的暴君”。 最后，韋德伯恩大肆頌揚了州長們一番后結束了自己的發言。 在將近一個小時的暴風驟雨般的攻訐詬罵中，68歲高齡的富蘭克林戴著他那老式的假發，穿著曼徹斯特出產的帶花紋的天鵝絨禮服，站在壁爐旁邊一動不動，連臉上的表情都紋絲不動，目光中帶著某种圣洁光彩的灰色眼睛迎著面前這些人滿怀敵意的表情，听著委員會不僅不作絲毫征詢和核查，反而以一陣陣掌聲相應和，他的目光中只有冷靜。他知道，在這樣的情勢下，抗辯是毫無意義的。他只能保持沉默。在當時，沉默似乎意味著認罪，但只有沉默，從長遠看來，才有可能轉化為二人中的強者。因為這時的沉默，也代表無言的蔑視。 即使是在當時，富蘭克林最感憂慮的仍是英美關系的前途。2月15日，他給庫辛寫信時，這樣描述自己的感受，“人們以為，在那种場合下我一定十分憤怒。……但真的，我為我個人而有的感受早已消融在我對公共事務的憂慮中。當我看到所有的請愿和怨忿對當局來說是如此可憎，而唯一傳輸它們的渠道也越來越受到破坏，我便不知道和平和統一該如何在帝國的不同組成部分之間保持下去或得到恢复。” 就是這樣怀著為自己而感到的憤怒和為美洲而感到的絕望，富蘭克林以其特有的精明和明智，听完了韋德伯恩的長篇攻擊。 委員會的決議是立即向樞密院提交報告否定麻薩諸塞州議會的請愿書，因為它是“基于虛假而錯誤的借口之上”的。會議就這樣結束了。韋德伯恩走出會議廳來到接待室，受到他的朋友們的熱烈歡迎。 富蘭克林獨自一人靜靜地回到家中，已經是星期六下午很晚了。 第二天，富蘭克林接到一封信，通知他已被解除了北美郵政總代理的職務。看來，當局在听讀會之前就已經准備好這樣做了。 2月7日，樞密院批准了委員會的報告，這就意味著英王否定了請愿書。 莫杜特把“全套赫金森信札”公開發表了，加上了關于政府處理此事經過的敘述以及韋德伯恩講話中和這些信件有關的部分。15日，富蘭克林寫信告訴庫辛，“他講話的這一部分被認為恰到好處因而被印了出來，目的是貶損我的名譽，特別是破坏在大洋彼岸你們那里對我的敬意。但那詆毀中更為粗鄙的部分被略去了，我想，那些惡言顯然即使在他們自己的眼中，把它們在紙上印出來也太不堪入目了。因此，印出來的講話比起它本身來，要体面得多”。 在听讀會后，富蘭克林听從朋友們的勸說，決定作一回擊，寫了“關于赫金森信件的短文”，文中說，他在政治生涯中所扮演的角色屢屢受到人們的審查，“對這些審查，我一般都報以沉默。我覺得，如果它們是正當的，我當改正而不是抗辯；如果它們是不正當的，那么短短的時間過去，我的清白必將得到證實。對那些洒潑到我人格上來的污穢之物，我任它們留著，我并不努力要除去它們，那反而會弄得滿身都是，而是指望著那些東西干了以后便會自行脫落，正如俗語所說的那樣”。但這篇反擊的文章未能發表，一直到富蘭克林的身后，它也未能面世。 一位荷蘭友人讓·英根豪茲寫信來告訴富蘭克林說，他在得知消息后十分難過。富蘭克林回信剖白道：“我的好朋友，請相信，我沒有做什么不正當的事，我之所為与人之榮譽和對我王及我國的職責是完全相符的。這一點必將大白于天下，正如它們現在就已為此間了解我的人所知的那樣。我發現在此時此刻，我并沒有失去一位朋友。……我的确失去了一點他們的力量所能控制的一點東西，但沒有那些我完全能行”。 的确，韋德伯恩代表英國當局對富蘭克林的攻訐和辱罵并沒有使富蘭克林失去朋友的信任。在听讀會上，富蘭克林在旁听席上的朋友們已經對它憤憤不平，柏克認為韋德伯恩的攻擊簡直是“不著邊際”，舍爾伯恩稱之為“粗野下流的罵街”，普利斯特里則气憤之极，后來在接待室里當韋德伯恩走過去想和他搭訕時，他立即轉身走開了。希普利在這一年里所寫的《早已想說的話》中批評政府對麻薩諸塞的政策，贊揚“北美是世界上僅存的自由的獨一無二的偉大捍衛者”。 在美洲，由于富蘭克林的副手和預定的繼任者阿瑟·李急于占据這一職位，對于富蘭克林年复一年地留任頗為不滿，甚至寫信告訴波士頓方面說富蘭克林頗受英國大臣（甚至包括希爾斯伯羅在內）的影響，得到麻薩諸塞激進派的應和——他們早已認為富蘭克林的立場和斗爭方法太過溫和。但關于1月29日听讀會的消息傳到麻薩諸塞，所有這些猜疑即刻不攻自破，富蘭克林重又成了美洲殖民地人民的英雄。敵對者的謾罵攻訐恰恰增加了自己人的信任。 被解職后的富蘭克林寫信告訴麻薩諸塞人說，他可能對他們已無實際用處，但他愿意在阿瑟·李逗留法國、意大利期間仍留在倫敦，以私人身份照料州議會在倫敦的事務。 1774年，英國當局在絕不准備讓步的前提下，面對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怒潮，頒布了五項高壓政策的法令，以報复傾茶行動，加強鎮壓。這5項法令是：封閉波士頓海港法令，即在波士頓人民償付被毀茶葉的价款前，斷絕波士頓的對外通商；取消麻薩諸塞自治的條例，即取消麻薩諸塞地方憲法，改組其政治机构，州參議院議員、一切官吏的任免均由英王或州長任命；新駐營條例，擴大了1765年駐營條例規定的英國駐軍的居住權限，規定英軍可在一切旅館、酒店及其他公共建筑物自由駐扎；司法權條例，規定英國官吏如犯罪，須送到英國或英屬加拿大東部的諾法斯科西亞審判；魁北克條例，將俄亥俄河以北、賓夕法尼亞以西原為殖民地邊疆的廣大地區划歸英王直轄殖民地魁北克。 這5項法令將北美殖民地人民的不滿和憤怒激到了最高點，那里的人民稱之為“不可容忍的法令”。抗議運動如同烈火燃遍了北美殖民地。各殖民地人民紛紛支援在英軍圍困下瀕于絕境的波士頓人民；6月，塞繆爾·亞當斯起草公約，號召美洲人民抵制英貨，各地紛紛響應；1772—1774年，從麻薩諸塞起的北美各殖民地先后建立起已經演變為反英斗爭的革命組織的通訊委員會；1774年9月5日，各殖民地議會派出代表在費城召開第一屆大陸會議，共商反英斗爭的大計。會上，北美殖民地獨立的主張提出來了。 遠在英國的富蘭克林，始終心系自己的祖國——北美殖民地，但他的思想和立場還沒有轉到用革命來最后解決英國對殖民地的鎮壓、剝削上來。此時的他已對英國內閣甚至英王不抱什么希望，但囿于維持統一的英帝國的宿愿，他仍擔心英國的瘋狂鎮壓措施會激起殖民地的民變；他一面認為從英國國會不可能得到什么，一面仍在指望美洲殖民地人民的斗爭會引起英國內閣更迭，使開明的英國政治家上台執掌政柄；他一面告訴妹妹簡，他再也不愿見到英國官吏，但在內心深處，勸說或推動當政者改變政策的念頭并沒有完全泯滅。 而英國統治階級中一些不同意采取走极端的統治方式的人士對于內閣目前的殖民地政策也感到憂慮不安，他們也在尋找某种渠道來和殖民地人民溝通，以妥協讓步的辦法解決危机。率先走出這一步的是病休三年后复出的威廉·皮特——卡薩姆勳爵。 1774年8月，富蘭克林在布萊舍爾姆斯通鄉下度夏回倫敦的途中，經過肯特郡時，順訪朋友約翰·薩金特。薩金特告訴富蘭克林，住在附近的斯坦侯普勳爵期待他們兩人去做客。待到了斯坦侯普的宅邸，他們又被告知，卡薩姆勳爵想見富蘭克林。 第二天，卡薩姆到斯坦侯普家將富蘭克林接到黑斯——卡薩姆勳爵府。富蘭克林在這里受到禮遇，卡薩姆表達了對他的敬意和對美洲殖民地人民的敬意，仔細詢問了殖民地的近況，談到當局對麻薩諸塞采取的措施，言辭間頗有不以為然之意。他表示，殖民地的法定權利應該受到尊重。 富蘭克林抓住机會表達了自己的心愿：希望英國的有識之士發揮作用，糾正目前內閣的錯誤作法，以恢复英國和殖民地之間的和平与團結。 卡薩姆贊許富蘭克林的如此愿望，但認為共同反對內閣難以做到。因為英國的不少人認為北美殖民地企圖獨立或至少擺脫航海法的約束。富蘭克林則否認了殖民地有獨立的意圖，但指出目前英國政府的殖民地政策不是從整個帝國的利益出發，而是為了維護一部分人的利益不惜損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卡薩姆同意對殖民地的一些限制性措施應該加以修改。 不論卡薩姆是從統治手法和統治后果的選擇來考慮，而富蘭克林則是出自真誠的政治理想，兩個人在一點上是相同的，即設法恢复英國和北美殖民地和諧統一的關系。這一點就成為他們后來合作的基礎。 9月，英國國會改選，其人事變動決定了它仍將遵王室的意圖行事，而英王喬治三世在7月份接見了剛從麻薩諸塞來到英國的赫金森，听說封鎖港口的決議生效，從而使波士頓人感到沮喪、不日即將屈服的消息后，自以為高壓措施已經奏效，變得更加一意孤行。 富蘭克林在倫敦的處境日益艱難，內閣中的人散布流言，使人認為他是引起殖民地与宗主國間誤會的根源。他不得不經常更換住處以避免被捕。但使雙方達成和解的希望支持著他繼續留在英國。 11月17日，富蘭克林的侄孫約賽亞·奎恩西從波士頓來到倫敦探望他這位下同凡響的舅爺。奎恩西和一般的波士頓人一樣受到阿瑟·李去信的影響，曾經一度怀疑富蘭克林親英。但見面后不過兩個小時，奎恩西心頭的疑云已散。他在給妻子的信中說，富蘭克林的思想“明确而大膽”，“他和我一樣對美洲自由的胜利滿怀希望”。奎恩西在倫敦期間和富蘭克林相處得甚為融洽。11月24日下午，富蘭克林和普萊斯引見奎恩西出席了皇家學會的一次會議。富蘭克林還帶侄孫到“誠實的輝格党人”俱樂部參加其活動。12月初，富蘭克林原擬邀請奎恩西同去希普利主教家去度圣誕節，但沒有去成，因為在那前后他們沒能見上面：奎恩西到巴斯和舍爾伯恩家去了，富蘭克林卻留在倫敦。1775年1月17日，奎恩西在斯蒂文森夫人家同夫人及其几位女友為富蘭克林祝賀他踏入人生途旅中的第70個年頭。几天之后，奎恩西病倒了。富蘭克林的醫生也是朋友福瑟吉爾前來為他治療，并將他送往伊斯靈頓休養。 奎恩西不知道，在他旅英期間和富蘭克林短時間分開的一些日子里，富蘭克林正在緊張地進行著他為彌合英國和它的殖民地之間嫌隙的最后努力。 除了同卡薩姆勳爵保持密切聯系外，富蘭克林還和另一批同卡薩姆怀有類似意愿的英國官方人士進行了接触。事情的起因卻始于富蘭克林同一位女士下棋。 11月初的一天，富蘭克林在皇家學會，一位會員雷珀先生找到他說，有一位小姐很想同著名的富蘭克林先生對弈，并自信可以下贏這位科學家，所以拜托他代為聯系，請富蘭克林到她家中去。雷珀接著解釋說，這位小姐是豪勳爵的一位姐妹，她有一些熟人，一定會使富蘭克林喜歡的。富蘭克林听了后，最初感到有些意外，但隨即回答說自己已經久不下棋了，如果雷珀先生和豪小姐認為合适，他愿意奉陪。 當下，雷珀將豪小姐的住址告訴了富蘭克林，請他盡早去，而且不需要進一步的介紹。富蘭克林答應了自己直接去，卻多少感到有些不自在——自己上門和一位素不相識的女子對弈。因此，他不禁延擱了些時日。直到30日那天，在皇家學會的選舉宴席上，富蘭克林又見到了雷珀。雷珀提起他上次的允諾和沒有守約的事，并請富蘭克林指定一個日期，他去邀約富蘭克林一同前去豪小姐家。富蘭克林被雷珀一提醒，不覺有些發窘，便答應在第二個星期五（12月2日）一定前去。 到了那天，雷珀果然約請富蘭克林去了那一家，豪小姐已等在那里。几局棋下過后，富蘭克林感覺出豪小姐談吐通情達理，舉止优雅怡人，于是便毫不遲疑地答應了几天后再來造訪。富蘭克林做夢也沒有想到自己的這樣一位新相識——一位淑女——的背后竟有著迫切的政治圖謀。 原來，富蘭克林的朋友福瑟吉爾又是內閣中殖民地事務大臣達特茅斯的醫生。達特茅斯企圖通過福瑟吉爾和富蘭克林取得聯系，福瑟吉爾同意了。福瑟吉爾完成這項使命的伙伴是和美洲做生意的教友派商人、銀行家大衛·巴克利。巴克利有一個在內閣中任大臣的朋友海德勳爵——前外交、郵政官員，現任蘭開斯特公爵事務大臣。他們的安排似乎是通過富蘭克林和豪小姐下棋這一“偶然事件”，給豪小姐之兄弟豪勳爵以机會和富蘭克林交談。因為達特茅斯以其閣員身份，不便直接同富蘭克林接触。而豪勳爵的長兄在美洲的喬治湖被法國人殺害，麻薩諸塞人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為他立了一塊紀念碑，他的另一個兄弟威廉·豪爵士將軍曾在路易斯堡和魁北克作戰，現為國會議員、海軍上將，他希望和富蘭克林成為朋友，并通過富蘭克林和殖民地人民建立良好的關系。 這樣，曾備受內閣誹謗和羞辱的富蘭克林，現在在英國成為空前重要的人物，閣員、國會反對派、商人、學者全都矚目于他，希望他拿出擺脫目前惱人的困境的辦法。 實際上，在富蘭克林第一次同豪小姐下棋的前一天，巴克利就拜訪過他。巴克利希望富蘭克林提出殖民地和英國和解的條件，但富蘭克林認為已無和解希望。然而豪小姐也逐漸地參与了進來，在下棋的同時，她小心地把話題引向英國同殖民地的關系。她說：“對大不列顛和殖民地之間的爭端該怎么辦呢？我希望咱們可不要打內戰。” 富蘭克林說：“他們應該相互親吻，成為朋友。吵架有什么用？只會使他們同歸于盡。” “我常說，”豪小姐又說，“但愿政府能起用你來為他們平息爭端，我相信沒人能干得比你好。你認為這事是不可行的嗎？” “毫無疑問，小姐，如果雙方都著手和解的話。因為這兩個國度之間沒有根本的利害沖突。它毋宁說是一些細節問題，兩三個有理智的人在半個小時里就可以解決它。我感謝你樂于對我有這樣的良好看法，但大臣們決不會想到派我去做這樣有益的工作，他們宁愿誹謗我。” “唉，”她說，“他們那樣對待你真是可恥。真的，他們中有些人已經為那么做而感到羞愧了。” 這些富蘭克林以為是偶然而作的交談并沒有使富蘭克林想得更多，但不知不覺中已為他在當晚和福瑟吉爾的約會作了一定的思想准備。 見面時，富蘭克林發現巴克利也在那里。經過一番商談，富蘭克林答應草擬一份和解計划。三人約定下星期二見。 第二個星期二，富蘭克林得知英軍的蓋吉將軍已率部“將波士頓變成一堆灰燼”，決定放棄原擬計划，而代之以17條雙方“對話要點”。 當晚三人討論富蘭克林的“17點”。 在商業問題上，富蘭克林提出，美洲殖民地可以宣誓在英國同外國交戰時幫助英國，也可以接受英國的商業壟斷，但要廢除一切限制殖民地制造業的條例。福瑟吉爾和巴克利先是反對廢除那些條例，但后來又答應重新考慮。于是雙方達成妥協。 關于殖民地權利問題，富蘭克林提出美洲殖民地承諾對英國的義務的最基本條件就是英國必須將殖民地的立法權還給殖民地人民，并且不在和平時期征稅。富蘭克林特別強調，堅決反對英國國會改變美洲殖民地的法律和憲章，表示為捍衛自己的法律和憲章，殖民地人民“不惜付出生命及一切代价”。于是，雙方的分歧就出現了，如對于不得殖民地立法机构同意，英軍不得進駐殖民地等。 商談結果到了海德或達特茅斯那里后，被認為是“可以說看到了一線光明”，但認為條件“相當高”。 12月18日，北美殖民地大陸會議的請愿書到了，富蘭克林、博蘭和阿瑟·李將它呈交達特茅斯。富蘭克林暫時中斷了和福瑟吉爾及巴克利的活動，直到圣誕節，才通過豪小姐的安排，同豪勳爵見了面。富蘭克林答應草擬一份條款。 同時，就在第二天，富蘭克林把大陸會議的請愿書呈遞給了黑斯的卡薩姆勳爵。卡薩姆除了對一點有些异議以外，盛贊了這份請愿書。富蘭克林向他指出在波士頓駐扎英軍——或許這就是卡薩姆存在异議的一點——的危險。卡薩姆同意在上院為請愿書說些話。 富蘭克林第二次同豪勳爵見面時，豪勳爵拿出了巴克利交給他的“17點”，說這些條件不可能在國會通過，他請求富蘭克林重新考慮一份計划書。富蘭克林拒絕了。他提出，既然“17點不能被接受，希望內閣提出他們自己的。豪勳爵答應几天后作出答复。但是几個星期過去，內閣方面毫無動靜。 原來，豪和內閣研究后，以為富蘭克林在玩弄外交手腕，以為他從大陸會議得到授權和指示，准備在和英國政府有關人士打交道中隨机應變，看准有利時机才作出妥協。因而沒有繼續和富蘭克林交涉。 通過巴克利和福瑟吉爾同海德之間進行的談判也沒有結果。最后，福瑟吉爾到富蘭克林那里去，告訴他說達特茅斯認為“17點”中有一些是“合理”的，但有些是“不能同意或不可行的”。 1775年1月20日，卡薩姆約見富蘭克林，告訴他說，自己准備第二天在上院提出關于北美殖民地問題的議案，希望他能在場，并將提案的原稿讓富蘭克林過目。提案建議請求國王從波士頓撤回軍隊，并在高度贊揚了大陸會議的行動的同時，肯定了北美殖民地人民反抗壓迫性法律的行動。指出美洲人所做的正是英國人決不會忘記做的，這就是：捍衛英國的自由。這份議案在一定意義上說不啻是在代富蘭克林發言。 第二天，富蘭克林如約去了上院，卡薩姆在門外迎接他，拖著因病痛而微跛的腿，挽著富蘭克林的胳臂，高聲對看門人說： “這位是富蘭克林博士，我准許他進入上院。” 門開了，富蘭克林和卡薩姆進入上院。提案被宣讀了，另一位杰出的發言人卡姆登勳爵表示和卡薩姆勳爵持同一立場，其他几位貴族也作了精彩的發言。然而，提案卻沒能得到大多數議員的贊同。表決的結果以68比18之票數否決了提案。 那以后，卡薩姆告訴富蘭克林，他有一個彌合英國和殖民地的分歧、恢复帝國和平的計划不久將在上院提出。但在后來的几天中，兩人忙于其他事務未能見面，富蘭克林無從知曉“計划”的內容。 直到27日，富蘭克林應卡薩姆的邀請乘郵車登門拜訪，卡薩姆才將自己的計划向富蘭克林和盤托出，在此之前，他只把計划內容告訴過卡姆登勳爵。 29日，卡薩姆親詣富蘭克林的住處，將已寫成議會提案格式的計划交給他。計划的內容大致如下：英國議會有權將北美殖民地納于帝國的利益之下，英國國王有權在沒有得到殖民地議會允許的情況下向殖民地派遣軍隊，但只有美洲人可以在美洲征稅，而且殖民地的憲章不可侵犯；建議大陸會議成為官方的永久性的机构，但要求它為帝國的利益授予豁免權。 富蘭克林看過計划的內容，只在其中“憲章”一詞之后加上了“憲法”兩字。其他的，他并無异議。 2月1日，星期三，斯坦侯普勳爵受卡薩姆勳爵之托，前往富蘭克林住處，用馬車把他接到了上院。那時，上院議員已經到齊，卡薩姆勳爵作了精彩的發言，來介紹、解釋和論證他的計划。卡薩姆剛一坐下，達特茅斯勳爵便站了起來，十分得体地說，如此關系重大的議案不宜立即表決，應將它放到桌面上仔細加以考慮。卡薩姆對此完全同意。看來，達特茅斯已受到了通過巴克利和福瑟吉爾同富蘭克林進行的談判的影響。 然而這時，對富蘭克林和北美洲殖民地人民抱有敵意的桑德威克勳爵站了起來，暴躁而激烈地完全反對接受它。他表態說，這個計划應該受到它應得的蔑視并遭到否決，它看來完全是出自什么美洲人的手筆。桑德威克說到這里，把臉轉向了富蘭克林，說他猜想他已看到了那個起草這個計划的人，是這個國家所曾有過的最凶惡的敵人。這時，正如富蘭克林后來自己所寫的： “這使許多貴族的眼光都落到我的身上。但是，由于我并沒有認為這是我寫的，所以我面部的表情紋絲不動，仿佛它是用木頭雕成的”。 桑德威克的話音剛落，卡薩姆站了起來，針鋒相對地肯定說，計划是他自己寫的。但是，他毫不猶豫地宣布，如果他有幸成為這個國家的首席大臣并注意到解決這個意義重大的問題，他將毫無愧色地承認接受過一個人的幫助，這個人熟知全部美洲事務；這個人，他要說，“整個歐洲由于他的知識和智慧而予之以高度贊揚，把他和我們的牛頓和波爾等量齊觀；他不僅享有英國的尊崇，而且享有人類本性的光榮。”富蘭克林感到“比起前面的過分夸張的誹謗來，我更難以承受這過甚其辭的贊揚。因此我盡可能保持一副与己無關的表情，仿佛沒有感到這是在說我。” 卡姆登、舍爾伯恩、里奇蒙德公爵和曼徹斯特公爵和其他一些貴族紛紛發言贊成對卡薩姆的計划加以考慮。但是內閣大臣們同意桑德威克的意見，達特茅斯沒有敢堅持己見來与他的同僚作對，立即表態改變先前的立場。于是，由這么重要的人物提出，受到那么多才智之上支持的建議，立即遭到了否決，“如同輕蔑地對待一個醉漢所唱的民歌樣”。 這以后，英國政府的鎮壓加劇了，武力鎮壓和商務限制雙管齊下，目的是迫使殖民地人民屈服。2月4日，富蘭克林作了最后一次嘗試，和巴克利和福瑟吉爾進行了會談。福瑟吉爾提到戰爭的恐怖。富蘭克林對其“17點”作了調整，3點被放棄了，4點得到接受，其余各點也都作了程度不一的修改。 16日，富蘭克林和巴克利、福瑟吉爾第二次會談，巴克利帶來了一份草案作為富蘭克林和內閣大臣妥協的談判基礎。根据草案，內閣壓倒一切的愿望是麻薩諸塞人認罪和屈服的行動。他們提出，那一殖民地的代理人應在給英王的陳情書中保證賠償被毀茶葉；在賠償茶葉后，波士頓港口才予開放。富蘭克林回答說他倒愿意作出保證，但恐怕沒有時間說服麻薩諸塞人同意；而且“如果這樣一個保證生效的話，那么英國國會關于麻薩諸塞的所有決議都得立即廢除”。這就是富蘭克林的最后立場。談判失敗。 其后，富蘭克林又拒絕了陪同豪勳爵赴美洲的建議，強調只有廢除關于麻薩諸塞的法案，才同意賠償茶价。2月28日，富蘭克林同豪會見，提出將馬上返回美洲。因為這時他已得知了妻子黛博勒逝世的噩耗。 1774—1775年之交，黛博勒感到身体驟然虛弱，她告訴儿子說，如果這個冬天他父親再不回來，她恐怕就再也見不到他了，因為她相信自己活不過這個冬天了。12月14日，她病倒了。到18日，她感到好了一些，可第二天就那樣無聲無息地死去了。葬禮在22日舉行。而事隔兩月，凶訊才傳到富蘭克林耳中。他得立刻回去。 一周后他禮節性地會見了豪，結束了与閣員的交涉。在离開倫敦前几天他最后同巴克利、福瑟吉爾見了一面。 3月19日，富蘭克林和柏克一道呆了几個小時。3天后，柏克在國會發言倡議和解，但沒有效果。 富蘭克林在倫敦的最后一天是和普利斯特里一起度過的。普利斯特里從富蘭克林的談話中听得出來，他為內戰即將發生而深感憂慮，可自己感到問心無愧，因為他已經盡心盡力。那天，富蘭克林談到這里感情不能自已，他含淚告訴朋友說，如果打起仗來，他相信北美洲殖民地人民將取得胜利。 的确，富蘭克林此次出使倫敦10余年，無時不牽挂著他親愛的美洲。他為北美殖民地的利益計，一直希望殖民地留在英帝國內部，和宗主國一道繁榮強盛，為此他置個人的榮辱毀譽于不顧，盡一切努力周旋于英國權貴之中。由于英國和殖民地之間的利益沖突，也由于他夢想中的英帝國內和平共處的基本前提是北美殖民地和英國本土的平等，是堅持北美殖民地人民的自由和權利，這就注定了他百般的外交努力必然歸于失敗。但是，他失敗得悲壯，失敗得光榮。這一失敗也使他多年的美夢破碎無遺，令他毅然決然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3月底，富蘭克林攜帶孫儿譚波爾從朴茨茅斯登舟返美。在6個星期的海上旅程中，前半寫他最后階段各种談判和交涉的實際，后一半他研究了海灣海流（這一研究的結論遲至10年后才有時間整理）。 當5月5日抵達費城時，列克星敦已爆發戰爭，偉大的美國獨立戰爭已拉開序幕。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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