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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里什么事情都可能發生， 這里肯定會發生什么事情。 ——丘吉爾 1990年11月27日。聯合國安理會第678號決議：如果伊拉克在1991年1月15日之前不撤出科威特，安理會准許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离聯合國決議規定的期限還有一個星期，英、美、法各國駐巴格達使館都加強了戒備。美國使館圍牆上新加了蛇腹式鐵絲网，大門緊閉，听任圍牆外口號震天。 1月7日，分社英文記者李大偉和我還有一幫記者擠在美國使館門口，請求采訪美國外交官。可直到中午11點，我們才獲准進入使館大門。 門房不許背相机進去，我奉命將器材交給一名海軍陸戰隊隊員。所有記者排隊魚貫而入通過安檢門。過道里，一名戴太陽鏡穿海魂衫的大胡子操縱著六台監視器。我們奉命在一樓簽證廳坐等。這里新辟了三排長椅，兩名使館工作人員居高臨下警惕地注視著入座的十几名記者。大廳左側是簽證繳費處，中間用英文寫著“這里不辦理經商、留學、旅游簽證”。接著是一行漂亮的印刷体“歡迎來美國”。其下是一幅巨型美國地圖。右側有一個大箭頭“听到喚你名字時，請穿過大廳去見露斯”。 11點15分，我們奉命跟一個身著筆挺西裝的男子走，穿過一層的一個工作室，兩名婦女正在用兩台文件粉碎机銷毀文件。兩名伊拉克垃圾工正在將粉碎的紙屑裝入垃圾袋。我粗粗一數，已堆起了九個，還有兩個正在裝。 二樓大使辦公室門上挂了一個半米大的美國國徽，女秘書正坐在門口的皮轉椅上緊張地打字，一頭金發在門外射進來的燈光下飄拂，猶如黎明時的曙光。我朝她笑笑，翻起她的胸脾，上寫“米勒小姐”。米勒小姐身后，接著一幅挺大的薩達姆卡通畫，畫中的薩達姆被人從椅子上掀翻在地，透著美國人的天真、隨和、霸气。 美國駐巴格達大使已經回國，在大使辦公室接見記者的是臨時代辦威爾遜，他正坐在一張大沙發上，手托一大杯礦泉水。代辦身后有一只巨大的阿拉伯大古董柜，鑲著鏤花的金屬片。柜上擺著枚迫擊炮彈，彈体上涂滿了各色油彩。靠牆的高桌上擺滿了大使家人的照片，還有一張巨幅的性感小貓瑪麗蓮·夢露的照片，片子經電子分色處理，臉部顏色簡化到黑、紅和深綠。与其相對的牆上是紀念美國什么博物館200周年的招貼畫，畫面雜亂，我只能分辨出手指前方的肯尼迪、正在著陸的82空降師傘兵和一頂穆斯林小帽。大片的紅、綠、藍色充滿了畫面。大使的辦公桌空著。皮轉椅旁是一面美國國旗，旗杆頂端是一只展翅的金色白頭鷹。當一位白人記者問：“美國使館与一個月前相比有什么變化”時，代辦懶洋洋地答道：“我知道的惟一變化是，一個月前我們有40多名工作人員，而現在只有5名。”另一位記者又問：“你對昨天薩達姆的建軍節講話有何看法？”代辦面無表情：“當時我睡著了。”接著，他揉揉眼睛：“直到今天早上我還沒睡醒。” 1月13日22點10分，當面帶倦容的聯合國秘書長佩雷斯·德奎利亞爾出現在薩達姆國際机場貴賓樓入口時，等了一天的二百多名記者蜂擁而上，當局不得不出動軍警。 身穿呢大衣的德奎利亞爾表情憂郁，說話略帶口吃，他只用英語簡述了他此行的使命，沒有人翻譯。站在他左側的是伊拉克外長阿齊茲，身穿黑大衣，面帶訓練有素的微笑。五分鐘后，德奎利亞爾消失在會議室右角的一扇門后。發瘋的記者沖上去，但馬上被身材高大的軍警驅回。記者們齊聲用英語朝阿齊茲大喊：“戰爭要來臨了嗎？”阿齊茲不作回答，依然面帶微笑，在一群著暗綠色軍便裝的持槍警衛護衛下，鑽進一輛黑奔馳揚長而去。 入夜，机場至巴格達市區的高速公路實行區域燈火管制。路旁滿是手持AK步槍的士兵和縮在灰色蘭德羅孚吉普中的共和國衛隊。我們將車開得很慢，以免刺激神經高度緊張的士兵。街面上靜悄悄的，一掃往日的繁華，商店很早就關了門。 天明，我上街搶拍戰前的巴格達。巴格達富人居住的曼蘇爾區排起了買奶的長隊，商業部購物中心大門緊閉。軍警不許記者拍攝排大隊購物的人群和空空蕩蕩的櫥窗，貨架上有些貨物尚未拆去印有科威特字樣的包裝紙。 在巴格達附近的薩達姆城里，黑市面粉每公斤7伊拉克第納爾，比8月2日入侵科威特時上升了129倍，在拉希德大街阿卜杜·瓦哈卜雕像下，聯合國維持和平部隊的一名丹麥士兵和一名馬來西亞士兵正在以1美元5伊拉克第納爾的黑市价格与當地人換錢，与1第納爾3．228美元的官价相差近15倍。按黑市价，1美元可購得近3罐雀巢咖啡。 街頭士兵明顯增多，手端AK—47步槍的軍警甚至鑽到公路立交拐角處的水泥洞里。銀行、政府机關、慶祝廣場、無名烈士墓、超級市場門口還站上了頭戴紅色貝蕾帽的共和國衛隊。總統府大門上架起了高射炮，武裝直升机在空中盤旋，惊得鴿子無目標地亂飛。 由于英、美、法、德等使館撤离，去那里的游行已明顯減少。我想起前几日在美國使館門口的一次示威活動。六七個人組成的“和平團”在雨中示威，一個操英文的小伙子對著攝像机慷慨激昂講著什么。一個澳大利亞人頭戴牛仔帽，手握兩把手槍，問我是不是日本人，他要把這兩把手槍賣給布什和薩達姆：“No chemical wespons！（不要使用化學武器！）”一位德國老太太高擎一塊大牌子，默默仁立，我只認識德文“Ich”是“我”的意思，似乎還有個詞是紐倫堡。 Ich Habe 1945 Die Hoelle Von DreSden Ueberlebt In der Nurubegerstrsi A11e Menschen werben Brueder Wo dein Sanfter Fluegel weilt. 經人翻譯，才明白是借用了貝多芬第九交響曲的一句唱詞：“我們都是好兄弟，我是德累斯頓大轟炸的幸存者。” 1991年1月2日，伊拉克政府命令所有1973年以前出生的男孩立即到預備役報到。看著才滿17歲的半大孩子斗志昂揚奔向征兵處，我的心情怎么也明快不起來。政府已開始向民兵發槍，机場小賣部的售貨員得意地向記者炫耀屁股上的柯爾特手槍。 出租車司机惊奇地問我為什么還不离開，“因為這個城市和它的350万人口將不复存在”。 与年輕人的激動相對應，老年人則出奇的平靜甚至悲觀。我們的房東哭泣自己命苦，他只在曼蘇爾有親戚，可多國部隊已將那里列為攻擊目標，因為那儿有化學武器基地。 醫院開始把藥品集中清點，裝箱隱蔽。巴格達市中心的拉希德大街出現了軍車，開往科威特方向的軍人，在這里盡情地享用政府最近給他們增加的每月50第納爾。正在休假的列兵穆罕默德·阿里中止了他的臨時出租業務，奉命開赴前線。一位憲兵將几台名貴相机賤价拍賣給外國人。我本能地想起我那做夢都想當攝影記者的傳真員徒儿，我僅用200美元就從這位憲兵手中買了台帶馬達鏡頭口徑為1．2的尼康FE，准備戰爭結束后如果還能活著回去，就把這台相机帶給他。 一些政府部門很早就下了班。下午兩點半，伊拉克通朱用老虎鉗剪斷了三台新電傳机的電纜，又剪斷了另外几台暫時不用的老電傳机的電纜線。我則將這几台電傳机、打孔机、英阿文打字机搬下樓，裝進一輛“考斯特”車。又將一些別的物品分放在“奔馳”和“丰田”后備箱里，老朱開“奔馳”，我開“丰田”，運了兩趟。我的脊背疼极了，重東西我搬，首席管細軟。凌晨四點多我又回去收拾行李，拆暗室、放大机之類，半小時內完活儿。我又去叫醒房東，將防化服、食品等送給她。房東老太太問道：“You'll leave really（你們真的要走嗎）？”說著嗚嗚哭了起來。 1月13日凌晨，我和老朱將撤走的同志送到机場。几名修女正与一位老神父吻手告別，她們計划飛往梵蒂岡。机場安檢沒收了英文記者李大偉的手表，“因為怀疑是爆炸物”。李大偉指著我說：“這個戴眼鏡的大個儿是拉馬丹（伊拉克副總統）的朋友，他的武裝帶都是拉馬丹送的。”我就勢撩起上衣，露出地攤上買來的有飛鷹搭扣的共和國衛隊軍用腰帶。李大偉見士兵不信，忙著打開手提行李，摸出一張拉馬丹敬軍禮的10寸傳真片。這張照片是1月9日世界穆斯林大會開幕升國旗時，我鑽到拉馬丹前面用200毫米鏡頭拍的，仿佛是拉馬丹朝我敬軍禮。值勤士兵接過照片細細一看，頓時傻了，轉過身來“啪”的一個立正。 黑云壓城，拍攝、沖晒、放大、傳真之余，我開始采寫文字新聞。戰爭狀態下，我越來越感到僅靠圖片已無法胜任大戰在即的特殊要求。隨著巴格達走向戰爭深淵，日益淪為全世界矚目的焦點，我的狗屎文章裹挾著照片登上了國內外報刊的版面。連當時很少用新華社通稿的《北京晚報》也在1991年1月15日頭版刊登了我的《臨近攤牌的巴格達》。事后，中央電視台正大綜藝創始人辛少瑛問我在通訊阻絕的巴格達是怎么把稿子發出來的，我說這有賴于我一流的漢語拼音。 進入到1991年1月，伊拉克國際通訊全部中斷，由于沒有了電話，以往新華社向外界發稿的傳真机無法工作。此時，惟一能与外界交流的僅有大使館的無線電台。可惜電台僅能發密電碼，這讓平素以文傳發稿的新華社記者束手無策。就在我熱鍋上螞蟻般四處亂撞之際，鄭大使把我招進了官邸。他問我是否可以用漢語拼音寫文章并用打字机編碼打孔。我說我的漢語拼音至少在新華社中東地區名列第一，至于打字、編碼、打孔更何足道哉。大使听罷說：“小子，從今天起每天我用使館電台幫你發一篇稿子。不過報務員只管發打完孔、編好碼的紙帶。每天下午5點前把你的紙帶給我拿來。”于是從此，我每天把所見所聞都縮編成一厘米寬的紙帶，几十米長卷成一卷，輸進使館的發報机，通過高揚的無線天線變成電波，發往世界。万里之外的北京外交部抄收后，再將其還原成一厘米寬的紙帶，火速送往北京新華社總社，交譯電室將漢語拼音翻譯成漢字，再編發給各家報紙。這一招儿是任何記者沒有的，戰時我之所以能偶作蛩鳴而惊天下，我的老學長、中國駐伊拉克大使鄭達庸功不可沒。 可好景不常。新華社中東分社社長把電話打進巴格達命令我立即撤出，我盡量和聲悅色地解釋我留下的必要性。可中東分社社長一言九鼎，命令我把電話交給巴格達分社社長：“馬上把電話給首席記者，不要耽誤工夫！”言外之意我根本不夠与他理論的級別。我跑到使館大罵新華社派駐中東的封疆大吏只領傣祿，墨守成規。武官曹彭齡夫婦是我北大校友，夫人原來也當過新華社記者。兩位前輩勸我千万不可以小抗上，惟一能做的只有服從。他們就是這么一輩子服從過來的。直到1998年中央電視台請大使、武官和我做嘉賓紀念海灣戰爭，武官与我在CCTV大演播廳相遇，他突然雙眼含淚：“當初我也許不該勸你。” 1月14日凌晨，我們全上了“考斯特”直升机場，撤离巴格達，飛往約旦。我手提鋼盔和防彈背心，這樣可以避免超重。我想混進机場拍些撤退的場面，可士兵攔住不讓，一個小特務惡狠狠地說：“為什么讓你進？！”我突然發現一伙西方電視記者走進來拍電視，一個新聞部的家伙在前面引路，他們長驅直入。我也把三個相机全挂在身上，晃著往里走。小特務又出來擋我：“我看你像旅客。”“我是記者。”我推開他就往里走。 在机場，我由于沒辦离境簽證手續而被扣押。在戰時伊拉克，常駐人口出入伊拉克都得辦簽證手續。我由于想抗拒上司撤退命令沒有隨其他同事辦出境手續，打算潛伏下來，現在被大使“押解”著前往約旦，交給新華社約旦分社。不想在邊境上被捕。使館几位同胞上前理論毫無用處，還被赶出辦公室。鄭大使不得不親自出馬：“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巴格達大使，我擔保這個人……”我已經數次看到大使躬親擔保勞工等人，鎮靜、靈活、耐心、堅定而又不失風度。 中午時分，我們抵達安曼机場，全体去使館吃飯，我沒去，先回分社赶發傳真照片。下午英文記者李大偉与首席老朱繼續飛往開羅，約旦分社的老楊去大馬士革，我則留守約旦——這次海灣戰爭的“瑞士”，伺机而動。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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