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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不斷的夢想中生活。 ——蘇沃洛夫 出發的前兩天，我終于有空穿著亞運會發的大紅運動衣風風火火跑到北大25樓博士生宿舍，向我的女孩描繪我的軍事思想。她低眉順眼听我白唬了半天，才說：“你怎么總在做夢？”的确，我一直如俄國元帥蘇沃洛夫所云：“我在不斷的夢想中生活。” 12月20日，1990年。北京，國際机場。 沒有比此時飛往巴格達更迷人的了。 我真不懂媽媽干嗎抱著我大哭。也許戰爭中女人比男人失去的更多，我們僅失去生命和肢体，女人失去靈魂和心。對于有可能發生的意外，我有充分的精神准備。我深知，除非你犧牲一切也在所不惜，否則就別去冒險。海明威《永別了，武器》中有這樣一段話：“我們都准備獻出我們的生命，但只有少數人中選，對這些少數被選中獻出生命的人，也無需給予殊榮，因為他們是幸運儿。為祖國獻身的人的母親是世界上最值得驕傲的人，也是最幸福的人。”我心中的不怕死有兩重含義：一是明知有危險而不怕；二是不受金錢、權力等物欲驅使。我的冒險就屬于這一种，心自由嘴也自由，行動起來才有活力。臨行前，我把我的財產——從《簡式武器年鑒》到各种軍裝，分送四位同事的儿子們。像去可可西里探險時一樣，攝影部副主任林川和梁師傅拉著哥儿們一直送到机場，外事局小金用力捏了捏我的右手：“鴨子，一定回來，三個月后我在這儿等你。” 由于國際封鎖，目前進入巴格達的惟一通道只有約且，我得先乘中國民航飛到伊斯坦布爾，至于以后的路只有天知道，8點10分起飛，中國民航CA—943航班蔡机長雙手緊抓我的雙肩：“小伙子，有什么要求直說，趁還在祖國的飛机上。”他見我一人帶了這么多行李，特地給民航伊斯坦布爾孔站長寫信：“老同學，設法幫助這位記者，他要去巴格達……”烏魯木齊邊防武警免收我的出境費，并送我一張入境費交訖的憑單：“希望你還從我這儿入境，入境費我先替你交了。” 19點20分途經沙迦，降落前可以看見霍爾木茲海峽外點點油輪游弋于印度洋上。 臨近煙波浩森、戰云浮動的波斯灣，一股慷慨別燕薊的孤獨感油然而生。海水中總是浮現我老媽隨風飄舞的花白頭發，出發前一天晚上，她一直背對著我拼命地洗我換下的一大堆髒衣服。 連續飛行了17個小時后，我在伊斯坦布爾著陸。雨夜朦朧，分社的一位同志早已等候在机場，民航伊斯坦布爾辦事處幫我寄存了放大机、傳真机和裝有鋼盔、防彈背心的兩只大箱子。 土耳其，這個地跨歐亞的文明古國，悠久的歷史可溯源到公元前700年，曾歷經東羅馬、拜占庭及奧斯曼等盛极一時的帝國，隨著軍事采邑制的衰落而淪為英、法、德、俄、奧諸國的紛爭之地。 這次我匆匆逗留并在那儿轉机的城市——伊斯坦布爾，就曾為東羅馬帝國和奧斯曼帝國的首都。這座原名君士坦丁堡的古城，其城市布局与我國的長江重鎮武漢有點相似，分隔歐亞兩大洲的博斯普魯斯海峽和金角灣將其分為三個部分，呈鼎足之勢。博斯普魯斯海峽北通黑海，南達愛琴海和地中海，地勢相當險要，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根据1923年和1936年的洛桑和蒙特勒支條約，博斯普魯斯海峽歸土耳其管轄，但外國包括黑海沿岸國家如蘇聯、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的商船，均可自由出入。一旦此海峽被封鎖，黑海頓成“死海”，它的重要性由此可見。 這里比北京時間晚六小時，早晨起床對表，烏黑的煤煙裊裊而來，空气中彌漫著穆斯林的祈禱聲，想不到這座土耳其的重要港口城市居然還缺水，所有人家全用容器貯存水，浴池中也是水，飲用水得去買。在伊斯坦布爾大橋旁，停泊著一條30万吨級的伊斯坦布爾自來水公司的大船，它是專門用來運水的油船。 几只棕頭鷗在小樓上盤旋、降落，小雨猶未絕。大喇叭傳來禱告聲，庄嚴神圣。 土耳其是個穆斯林國家，伊斯坦布爾這個土耳其最大的城市里的清真寺更是數不胜數。我有幸走進了著名的古跡——“藍色清真寺”和与其隔街口對峙的“圣索菲亞教堂”。建于17世紀的藍色清真寺高43米，全寺共有260個窗門，屋頂呈圓拱形，名實一致，寺內主要色調是藍色，它是世界上惟一建有六座宣禮塔的清真寺。与它遙遙相對的是被譽為“世界七大建筑奇跡”之一偽的索菲亞大教堂。這座代表東羅馬帝國建筑藝術高峰的教堂、外觀宏偉，內部裝飾精致富麗，為伊斯坦布爾最大的教堂。我對伊斯蘭清真寺与基督教教堂在一個廣場上和睦相對大為贊歎。 托普卡琅宮則是奧斯曼帝國時期留下的建筑，距今約有500多年歷史。据說，宮內有很多房間，可住4000人以上。与北京故宮一樣，托普卡珀富也設有“珍寶館”，陳列歷代皇帝收藏的古玩珍器。在那里，我惊喜地發現還有中國明清兩朝送給歷代蘇丹王的瓷器。 次日，我乘約旦航空公司波音—727飛往安曼。安曼机場的警察將我的六包行李全部打開，直弄得防化服上的滑石粉白煙亂冒才甩手而去。 如果人生的樂趣在于這二秒鐘不知道下一秒鐘會發生什么，我的巴格達之行則飽嘗這种提心吊膽的樂趣。在安曼小住一日，我登上了飛往巴格達的伊拉克班机。遇到的安檢更加嚴厲。盡管我已把防化服和傳真机都扔在了安曼分社，可我托運的行李還有48公斤重，按規定伊航只許托運20公斤。看到我前面的日本NHK記者大把地從西裝上衣口袋中揮洒出成疊的綠票子繳超重托運費，我卻分文沒有。我耐著性子娓娓動听地給工作人員解釋為什么我現在沒錢，其窘態不亞于李鴻章簽訂《馬關條約》，他同情地將48公斤改成了30公斤，在收了我一把清涼油之后，又改成20公斤。 自聯合國安理會第660、661號決議，（8月3日，安理會通過第660號決議，譴責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并要求伊拉克立即無條件撤軍；8月6日，通過第661號決議，下令對伊實行貿易禁運及國外資產凍結——作者注）生效以來，安曼成了伊拉克与外界交往的惟一通道。為了保住這條生命線，伊航別出心裁地要求旅客親手將自己的行李搬上飛机貨艙，以免有炸彈混入，這害得我又一通忙乎。坐在身旁的加拿大電器工程師埃爾薩第，是回來清理他在科威特的財產的。听說我要在巴格達呆上三個月，他猛地吹了一聲口哨，說1月15日以后巴格達就不存在了。在飛机上，我像其他旅客一樣得到一張白色的指令：“根据革命指揮委員會第229號命令，在你抵達巴格達五天之內，必須到指定地點做血液檢查。”我這才發現，此時逆著外逃的人流進入巴格達，決不是件輕松事。 一下飛机，我和日本NHK記者榎木丸吾及一名法新社記者就被帶到候机室一角填寫各种表格，并交了一張標准像。我們被告知，所有記者必須住進指定的拉希德飯店，每天費用180美元。日本人“嘿嘿”地連連點頭，可我全身上下僅有300美元。因為接慣例新華社外事局僅給我300美元現金。也許這的确能阻止貪污，可對我這樣的戰爭暴徒則無异于送死。窘极無奈，我挺直胸脯走上前：“我是中國人，我沒有那么多美元，我的同事在机場外等我。”一位西裝男子轉身去請示日本記者榎木趁机對我說：“We are controlled （我們被軟禁了）。”我忙朝他擠了一下右眼：“Help each other （互相幫助）。” 在中國使館幫助下，我終于獲准暫住新華社巴格達分社，一座英國式的三層洋房。巴格達的冬夜寒冷刺骨，可中國駐巴格達使館的小客廳卻溫暖如春。大使鄭達庸是北大東語系校友，他熱情地表示“歡迎小字輩”，對我這個膽大包天又四處搗蛋的小師弟自然格外照顧。武官曹彭齡亦北大畢業，其父曹靖華當過北大俄語系主任。武官本人一身儒風，怎么看也不像武官，更像個文化參贊。在曹武官宿舍的地毯上。他用茶杯、咖啡罐、腰帶擺了態勢圖，向我介紹一触即發的戰爭。在最近的140天里，伊拉克已在南方修了2200公里的甲級公路。在北緯31度線集中了它的全部裝甲單位，如著名的麥地那光明師、大漢漠拉比師；依賴真主師則進駐庫特，擺出決戰的架勢。北部三省庫爾德人居住區僅部署了一個輕裝甲師。我不禁對這种面對進攻卻分散兵力的防御表示意外，怀疑這种依靠三條縱向公路的戰術原則。曹武官點頭同意，因為僅從圖上作業看，伊拉克將一戰即敗。 呼吸著冰涼的夜鳳，我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一位日本海軍將領的詩句：“戰未畢，雨季之郁悶天空，猶在頭上。”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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