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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年，我是稀里糊涂進北大國際政治系的，這全怪我那九十多歲的爺爺，我爺爺畢業于京師大學堂（北大前身）文科中國文學門。當時，他老人家硬說凡是上過這所學校的人都會變得勇敢誠實，樂于助人，一輩子受用不完。其實當時我更想進石家庄高級步兵學校，象所有多夢的中學生一樣，幻想當個古德里安式的好軍官。（海因茨·馮·古德里安，普魯士貴族，第三帝國裝甲兵創始人，德國裝甲兵總監，閃擊戰創始人，由于在奧地利、波蘭、法國、蘇聯等戰役中以快速鍥入敵后而著名，有“飛毛腿海因茨”之稱。著有《閃擊英雄》、《坦克進攻》等著作）。為了能和我爺爺歷數的毛澤東、陳獨秀、胡适、魯迅、李大釗們成為校友，我狠心放棄了當裝甲師長的念頭，咬著牙進了北大。可我怎么也想不到，就因為我爺爺一句話，竟會引出那么多不可思議的故事。 開學后第一個星期天，我們宿舍全体到校園里拍紀念照。北大素有照相的傳統，六十年前劉半農就在此建立過“光社”。在末名湖南岸，我們与長眠于此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合影，斯諾早年在這里教過新聞，用相机記錄過轟轟烈烈的一二·九運動。在北大37樓，我沖了我平生第一個黑白膠卷。 在北大圖書館，一個叫羅伯特·卡帕的美國戰地攝影記者闖進了我的生活。這位18歲考入柏林大學政治系的小伙子大學一畢業就赶上納粹上台，他背著相机只身逃往西歐，与海明威一起參加了西班牙內戰。卡帕拍攝了包括諾曼底登陸在內的所有重大戰事，由于玩命而聞名于世。他的朋友從乞丐到美國總統，從英格麗·褒曼到海明威。直到1954年在印度支那踩響地雷還不忘按下快門，含笑死去。我被這家伙迷住了。我把卡帕的好友、普列策文學獎得主約翰·斯坦伯格為他寫的悼辭抄在了日記中：“他不僅留給我們一部戰爭編年史，更留給我們一种精神。” 中國佛教協會秘書長正果法師告訴我，人類的私欲不外為“名、利、色”。可象卡帕這樣早已聞名于世可仍奮斗不惜、直至粉身碎骨，他追求的是什么樣的私利呢？ 1983年我從北大畢業。家住美國加州埃爾森徹（EL CENTRO）的二伯問我需要什么幫助，我毫不猶豫地說：“給我買台好相机。”以后，我背著這台相机在中國政法大學教了四年書。直到一位北大校友將我推荐給新華社攝影部。 1986年底被新華社攝影部錄用后，我才知道，對我進行考試并決定收留我的攝影部主任徐佑珠也是北大校友。當時我向她表白我決心當中國的卡帕，可她冷冷地說：“現在我一台相机也沒有，可我知道怎么培養使用人。”就象“沒有共產党就沒有新中國”一樣，如果沒攝影部老板的知遇，就不會有今天的我。 1990年12月20日，我經伊斯坦布爾、安曼輾轉進入巴格達。在金色屋頂的中國駐巴格達大使館，神態凝重的鄭達庸大使對我的冒然前來似乎并不歡迎。我能理解這位北大畢業生的心情，他公而忘私的自我犧牲精神正是魯迅引以自傲的北大精神。鄭大使必須為在伊拉克的每一個中國人負責。自海灣危机以來，巴格達使館已組織成千上万的駐科威特、伊拉克勞務人員經約旦撤回祖國。鄭大使鑽進挂著五星紅旗的奔馳300匆匆而去，他正在為最后一批勞務的安全奔波。 巴格達使館屋頂已用紅油漆畫了一幅巨幅的五星紅旗，赤日當空，一絲風也沒有。為了求得大使同意我留守，我力陳我的四條理由：一、我是奉總社之命來采訪戰爭的，為任務理應堅守巴格達。二、我是攝影記者，其工作特點是親臨一線。三、在國內我搞了四年突發事件采訪，有應付危險的經驗。四、有老學長的幫助。我保證服從大使校友的一切命令，我想大使校友最能理解我所追求的精神。大概正是這种北大精尤的魅力，大使終于開了口：“你馬上去領一套防化服。” 在巴格達追蹤聯合國秘書長佩雷斯·德奎利亞爾為和平做最后努力，是我平生遇到的難度最大的采訪。攝影記者最大的挑戰是在恰當的時候抵達最恰當的地點，這全憑一流的通訊和交通能力。在北京我有BP机、無線電話和到處是朋友的臉，可在這里我僅有兩手空拳。 就在我孤立無援之際，撞上了我的另一位北大校友、共同社記者河野澈。河野畢業于早稻田大學，后又到北大中文系進修。89年在北京跑過新聞，90年亞運會上為我拍的毛主席外孫配寫過文字。想不到在黑云壓城的巴格達，我倆再次相遇。事后，河野告訴我，新華社播發的德奎利亞爾在巴格達机場的照片是各大通訊社中最漂亮的，日本用的全是新華的照片，為此共同社攝影記者還挨了批。其實，假如沒有河野校友告訴我德奎利亞爾行蹤，我根本無法及時赶到机場，快速突破警戒線，更不用說拍照傳真了。 1月14日，我正式接到撤出巴格達的命令。在巴格達薩達姆國際机場，我被伊拉克海關扣留，理由是我沒到移民局辦理合法离境手續，在我們最后撤出的七個人當中，我是唯一沒辦此手續的。就在這時，鄭大使的大手緊緊攥住了我，“我是中國大使，現在我擔保這個人出境。”大使一直把我拉上波音747的頭等艙，緊貼著他坐下，直到飛机起飛才松了手。這是我平生頭一回坐頭等艙，坐在我右邊的是數夜不眠兩眼通紅的中國大使，我再次感到魯迅自豪的“北大精神”。 以后，不論是在戰火紛飛的伊拉克邊境，還是一派和平景象的塞浦路斯，全能碰上北大的校友。 1月29日，我奉命由安曼飛尼科西亞，設法進入以色列。鼎力幫我的除新華社尼科西亞分社老陳夫婦外，還有一位素昧平生、畢業于北大經濟系的塞浦路斯使館經參處二秘小陸。小陸具有誠實、勇敢、樂于助人等典型的北大精神，他一直開車把我送上飛往以色列的小飛机，臨別時又告我一個令人惊喜的消息：“中國駐塞浦路斯林大使也是咱們校友。” 3月1日，在開羅中國駐埃及使館的院子，我与久別的巴格達鄭達庸大使再度相聚，鄭大使摟住我連轉了三個圈，朝中國駐埃及大使大喊：“嘿！快來，這就是我告訴你的小校友。上了人民日報的小校友。可就是頭發太長了，沒人民日報上的鴨子精神。” 更不可思議的是，3月15日重返巴格達一行六人，領頭的鄭達庸大使、武官曹彭齡、武官助理李天天竟全是北大校友。 當我們四個人聚在曼蘇爾附近一個大彈坑旁時，我猛然想起海明威的一句話：“戰爭中總有墮落的人，可還有哈佛畢業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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