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一頁
前一頁
回目錄
附錄三 吳起的軍事思想


  孫開泰
  吳起(約公元前440——前381年)是戰國初期著名的軍事家和政治家。
  他在任西河守期間,根据多年的作戰經驗,著了《吳起兵法》。這是一部在我國軍事史上与《孫子兵法》并列的古代軍事著作。《吳起兵法》据《漢書·藝文志》說,有四十八篇。現存《吳子》僅六篇,散失了不少。而現有這六篇,個別地方還摻雜了漢、魏晉南北朝或唐代人的話。但基本上可把它看成吳起的著作,這是研究吳起軍事思想的重要文獻。從《吳起兵法》中,充分反映了他的杰出的軍事思想。

一、進步的戰爭觀

  “戰爭——從有私有財產和有階級以來就開始了的、用以解決階級和階級、民族和民族、國家和國家、政治集團和政治集團之間、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爭形式”。(《毛澤東選集》第一卷164頁)在階級社會里,由于階級地位不同,對待戰爭的看法也就不同。吳起的戰爭觀是為新興地主階級服務的,是進步的。
  在戰爭的起源問題上,吳起力圖從社會方面去尋找原因。他說:
  凡兵所起者有五:一曰爭名,二曰爭利,三曰積惡,四曰內亂,五曰因饑。(《吳子·圖國》)
  吳起認為戰爭是一种社會現象,對戰爭的根源作了論述。這在世界軍事史上對戰爭根源的探索是最早的。當然,吳起這种看法還停留在表面上。他對“爭名”、“爭利”、“積惡”、“內亂”,是何原因引起,“因饑”的根源何在?并沒有深入分析。列宁說:“私有制引起了戰爭,并且永遠會引起戰爭。”(《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360頁)又說:“當階級統治還存在的時候,戰爭是不會消除的。”(《列宁全集》第八卷第35頁)吳起由于他的階級和歷史的局限性,不可能認識到戰爭的真正根源,也找不到消滅戰爭的途徑。但是,他從社會方面去尋找戰爭產生的原因,在當時還是有進步意義的。
  在戰爭与政治的關系上,強調把政治放在首位。他說:
  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有扈氏之君,恃眾好勇,以喪其社稷。(《吳子·圖國》)
  意即一個國君若是只講求文德而廢棄武備,或者依仗兵多能戰,都會亡國。要使國家治理得好,必須既要看視政治,也要重視軍事。從這個思想出發,吳起在西河一方面注重軍事改革,一方面從事政治、經濟的改革,為魏國的富強奠定了基礎。吳起從戰爭實踐中認識到,只有一支訓練有素的軍隊還不夠,還必須有安定的后方,因此,他說:“必先教百姓而親万民。”只有國內人民和前方軍隊團結一致,才能打胜仗。
  他主張:
  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吳子·圖國》)
  他又說:
  不和于國,不可以出軍;不和于軍,不可以出陣;不和于陣,不可以進戰;不和于戰,不可以決胜。(同上)
  就是說,國內各种意見不統一,不可以出兵打仗;軍隊內部不團結,不可以出陣作戰;出陣以后,軍隊不互相配合,不可以進行戰斗;進行戰斗以后,各部分戰斗動作不協調,不能奪取胜利。他還進一步說:“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則戰已胜矣。”(同上)吳起闡明了國家、軍隊和人民三者的關系,并認為人心向背是軍事上取得胜敗的關鍵。總而言之,就是政治決定軍事。
  在如何統一中國的問題上,吳起主張只有用武力才能達到目的。在這一點上,他与儒家思想是不一致的。吳起的這种思想,對稍后的孫臏“舉兵繩之”,“戰胜而強立,故天下服矣”(《孫臏兵法·見威王》)這一主張有直接的影響。
  吳起一方面看到了戰爭的重大作用,同時也看到了戰爭給人民帶來的痛苦和災難,因此他認為對待戰爭要持慎重態度,反對輕率發動戰爭。他總結歷史上戰爭的經驗,說:
  天下戰國,五胜者禍,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是以數胜而得天下者稀,以亡者眾。(《吳子·圖國》)
  經常輕率發動戰爭,就會耗費大量人力物力,從而使人民疲弊不堪,國家貧弱,而且會招來禍患。因此,多次發動戰爭而取得天下的少,亡國的多。比吳起稍早的軍事家孫武也說:“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孫子兵法·計篇》)可見吳起繼承了孫武的思想,并有所發展。這對比他稍晚的軍事家孫臏也有所影響。孫臏看到了戰爭的胜負決定國家存亡的一面,同時又指出:
  樂兵(好戰)者亡,而利胜(貪圖胜利)者辱。兵非所樂也,而胜非所利也。(《孫臏兵法·見威王》)
  由此可以明顯地看出他們之間思想的繼承關系。

二、朴素唯物論和朴素辯證法的戰略戰術思想

  毛澤東同志在《矛盾論》中指出:“辯證法的宇宙觀,不論在中國,在歐洲,在古代就產生了。但是古代的辯證法帶著自發的朴素的性質。”吳起的戰略戰術思想,可以說是古代自發的朴素唯物主義和朴素辯證法在軍事上的運用。
  吳起從戰國時代頻繁的戰爭形勢出發,認識到隨時都有爆發戰爭的可能。因此,他在戰略上很重視戰爭的准備。他說:“夫安國之道,先戒為寶。”(《吳子·料敵》)要使國家安全,先要在平時做好戰爭的准備。他說:
  簡募良材,以備不虞。昔齊桓募士五万,以霸諸侯。
  晉文召為前行四万,以獲其志。秦繆置陷陳三万,以服鄰國。(《吳子·圖國》)

  對于軍隊,吳起主張“教戒為先”(《吳子·治兵》),注意平時訓練。他指出:“備者,出門如見敵。”(《吳子·論將》)這些戰備思想,反映了他為建立和鞏固新興地主階級的政權的積极進取精神。
  吳起在指揮作戰時屏棄唯心主義的主觀臆斷,從朴素唯物主義觀點出發,十分重視了解敵方的情況。他指出“用兵必須審敵虛實而趨其危”(《吳子·料敵》)。就是說,只有清楚敵人的力量部署情況,才能選擇其薄弱環節狠狠打擊。為了了解對方情況,吳起非常重視使用間諜,深入敵后搜集敵方各种情報,“急行間諜,以觀其慮”(《吳子·料敵》)。同時,在戰場上還注意采用武力偵察的辦法,《吳子·論將》記載:
  武侯問曰:“兩軍相望,不知其將,我欲相之,其術如何?”起對曰:“令賤而勇者,將輕銳以嘗之,務于北,無務于得,觀敵之來,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其追北佯為不及,其見利佯為不知,如此將者,名為智將,勿与戰矣。若其眾喧華,旌旗煩亂,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縱或橫,其追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此為愚將,雖眾可獲。”
  即派出一支小分隊去佯攻敵人,而又假裝敗退,引誘敵人來追擊,從敵人追擊的情況來觀察其虛實,然后決定對策。
  吳起說:
  臣請論六國之俗,夫齊陣重而不堅,秦陣散而自斗,楚陣整而不久,燕陣守而不走,三晉陣治而不用。(《吳子·料敵》)
  從吳起對六國軍隊狀況的分析,可以看出他對各國政治、經濟、軍事和民情風俗的了解都是相當清楚的。吳起重視調查研究,顯然是繼承了前輩軍事家孫武“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的思想。吳起注意使自己對戰爭的主觀指導,力圖符合于客觀實際的卓越見解,對引導戰爭取得胜利,有极其重要的意義。
  吳起由于經常帶兵打仗,很懂得在戰爭中發揮人的主觀能動作用。他認為在戰爭中,人必須努力掌握從事戰爭的各种技能和适應各种复雜環境的本領。他說:“夫人常死其所不能,敗其所不便。”(《吳子·治兵》)即人在戰爭中,往往因為缺少某种本領而送了性命,因為不習慣于某种情況而打敗仗。這种主張是對生死胜敗由天定的宿命論的否定。
  吳起還看到了土地遼闊,人口眾多,軍隊裝備精良等因素對戰爭的重大作用。(《吳子·料敵》)。對進行戰爭的重要因素之一的戰馬,吳起也很重視,他說:
  夫馬,必定其處所,适其水草,節其饑飽。冬則溫廄,夏則涼廡。刻剔毛鬣,謹落四下。戢其耳目,無令惊駭。習其馳逐,閒其進止。(《吳子·治兵》)
  又說:
  凡馬不傷于末,必傷于始;不傷于饑,必傷于飽。日暮道遠,必數上下。宁勞于人,慎無勞馬。常令有余,備敵覆我。(《吳子·治兵》)
  這就是說,對戰馬要善于飼養、訓練和愛護,以達到“人馬相親,然后可使”。(同上)他注意到人、馬、車、地形等在戰爭中的相互關系,提出:
  使地輕馬,馬輕車,車輕人,人輕戰。明知險易,則地輕馬;芻秣以時,則馬輕車;膏鑭有余,則車輕人;鋒銳甲堅,則人輕戰。(同上)
  即明白知道地形的險易,并善于利用,就能使地形便于跑馬;及時喂馬,使之膘肥体壯,馬就便于駕戰車;准備好足夠的潤滑油和車軸上用的鐵,注意及時修理,就使車便于載戰士;兵器鋒銳,鎧甲堅固,就使戰士便于作戰。只有這樣,打起仗來才得心應手。
  在戰爭中的攻、守、進、退,要根据變化的客觀實際而定。吳起在頻繁的戰爭中積累了丰富的經驗,熟練地掌握了指揮戰爭的藝術。他提出了“急擊勿疑”的十三种情況:
  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既食未設備,可擊;奔走,可擊;勤勞,可擊;未得地利,可擊;失時不從,可擊;涉長道后行未息,可擊;涉水半渡,可擊;險道狹路,可擊;旌旗亂動,可擊;陣數移動,可擊;將离士卒,可擊;心怖,可擊。凡若此者,選銳沖之,分兵繼之,急擊勿疑。(《吳子·料敵》)
  這就是說,敵人遠道而來,剛剛到達,隊伍還沒有整頓好;部隊已吃飯,但還沒有設戒備;慌忙逃走;過于疲勞;沒有占据有利的地形,失掉戰机,陷于被動;長途跋涉而后繼部隊還沒有到達目的地;涉水渡河只渡一半;在險要的狹窄道路上行軍;旗幟亂動,部隊混亂;部隊的陣勢頻繁變動;將領脫离了士卒;軍心恐怖,凡是碰到以上情況,應選擇精銳的部隊作前鋒,同時配備力量進行包圍,毫不猶豫地迅速發動進攻。
  吳起反對在戰爭中莽撞蠻干,主張“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分析了碰到有利時机“擊之勿疑”的八种情況:
  一曰疾風大寒,早興寤遷,剖冰濟水,不憚艱難;二曰盛夏炎熱,晏興于間,行驅饑渴,務于取遠;三曰師既淹久,糧食無有,百姓怨怒,妖祥數起,上不能止;四曰軍資既竭,薪芻既寡,天多陰雨,欲掠無所;五曰徒眾不多,水地不利,人馬疾疫,四鄰不至;六曰道遠日暮,士從勞懼,倦而未食,解甲而息;七曰將薄吏輕,士卒不固,三軍數惊,師徒無助;八曰陳而未定,舍而未畢,行阪涉險,半隱半出。(《吳子·料敵》)
  即一是大風嚴寒,軍隊半夜出發,晝夜行軍,破冰渡河,不顧士卒艱難;二是在炎熱的夏天,隊伍出發得遲,正好烈日當頭,行軍又急,不管士卒饑渴,只是拼命赶路;三是隊伍在外時間很久,糧食吃完,民眾埋怨甚至憤怒,淫言怪事屢次出現,而將領無法禁止;四是部隊的物資耗盡,連柴草也很少,卻遇上陰雨天气,想掠搶又沒有地方;五是戰士不多,水土不服,兵馬生病,四鄰的援兵未到;六是長途跋涉,已近黃昏,士卒疲勞恐懼又不得食,都脫下鎧甲隨地休息;七是將領和官吏都沒有威信,士卒心神不定,全軍多次發生惊亂,而部隊孤立無援;八是兵力部署未定,宿營地也未安排好,爬山過險,只有一半人通過。凡是遇到以上情況,不用占卜就應立即派兵出擊。
  吳起還分析了遇到形勢不利時“避之勿疑”的六种情況:
  一曰土地廣大,人民富眾;二曰上愛其下,惠施流布;三曰賞信刑察,發必得時;四曰陳功居列,任賢使能;五曰師徒之眾,甲兵之精;六曰四鄰之助,大國之援。(同上)
  這就是說,在作戰時要避敵之所長,擊敵之所短。
  另外,吳起從實戰出發,對行軍和扎營提出了一些必須注意的事項:
  凡行軍之道,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适,無絕人馬之力。此三者,可以任其上令。任其上令,則治之所由生也。(《吳子·治兵》)
  這是說,行軍中對行程、人馬的負荷要安排得當,飲食供應要搞好,這樣才能保證軍隊听從上級的指揮,從而保證軍隊的戰斗力。吳起十分重視對地形的了解,認為:
  凡行師越境,必審地形,審知主客之向背。地形若不悉知,往必敗矣。(《太平御覽》)卷三三二,兵部六三)
  他指出,軍隊到一個地方,必須先了解周圍“五十里內的山川形勢”從而“知其險易”,“使軍士伺其伏兵,將必自行,視地之勢因而圖之”。(同上)即使軍士注意是否有敵人的埋伏,而將領則要利用地形以對付敵人。吳起還提出,軍隊駐扎“無當天灶,無當龍頭。天灶者,大谷之口;龍頭者,大山之端。”(《吳子·治兵》)即扎營不要在大山谷的口上和高山的頂端。
  以上這些都是從實踐中總結出來的戰爭規律,它反映了吳起從客觀實際出發的朴素唯物主義思想。
  在吳起的戰略戰術思想中,許多地方閃爍著朴素辯證法的思想光輝。吳起說:
  凡戰之要,必先占其將而察其才,因形用權,則不勞而功舉。(《吳子·論將》
  他認為帶兵作戰必須首先分析研究敵人的將領,根据不同情況,決定不同的對策,這樣就能不費多大力气而獲得成功。這是對孫武用“水無常形”來比喻“兵無常形”,依据敵兵的變化而變化,從而奪取胜利的《孫子兵法·虛實》)的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在如何對待生与死的問題上,吳起非常鄙視在戰場上貪生怕死、當逃兵的可恥行為。他主張在戰場上“必死則生,幸生則死”(《吳子·治兵》),闡明了戰場上生与死的辯證關系,只有不怕犧牲,勇敢戰斗,奪取胜利才能保存自己,而貪生怕死,不敢殺敵,結果必然失敗,招致滅亡。因此,吳起在他的軍隊里提倡不怕死的精神。他說:“師出之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吳子·論將》)即從出兵打仗的第一天起,就要使戰士抱定決心戰死的光榮信念,而不要怀有苟且偷生的恥辱思想。在戰斗過程中,要使戰士“進死為榮,退生為辱”。(《吳子·圖國》)即以前進殺敵、英勇犧牲為榮譽,以后退活命為羞恥。《戰國策·齊策》談到齊國軍隊在燕破齊連取七十余城,雖然“食人炊骨”處境十分困難,但“士無反北之心”,堅持戰斗到底。認為這樣的軍隊就是“孫臏、吳起之兵也”。可見吳起的軍隊頑強戰斗的精神,在當時是很有名的。
  在多与少的問題上,吳起有不少精辟的論述。他認為以少可以胜多,《吳子·料敵》說:
  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力輕扛鼎,足輕戎馬,搴旗取將,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選而別之,愛而貴之,是謂軍令。其有工用五兵,材力健疾,志在吞敵者,必加其爵列,可以決胜。厚其父母妻子,勸賞畏罰。此堅陣之士,可与持久。能審料此,可以擊倍。
  只要軍隊治理得好,善于選拔賢能,賞罰分明,优待家屬,這樣,部隊就可以打敗數倍于我的敵人。吳起分析說:
  諸侯未會集,君臣未和,溝壘未成,禁令未施,三軍囟囟,欲前不能,欲去不敢,以半擊倍,百戰不殆。(同上)
  敵人如果沒有同盟軍會合,君臣之間意見不一致,深溝堡壘沒有修筑好,號令沒有下達,軍隊人心惶惶,想進不敢進,想退不敢退,這樣的軍隊只要用相當于它的一半的兵力就能打敗它,而且能百戰百胜。他又說:
  敵人之來,蕩蕩無慮,旌旗煩亂,人馬數顧,一可擊十,必使無措。(同上)
  倘若敵人前來,散散漫漫,毫無紀律,隊伍混亂,人馬不安,東張西望,這樣的軍隊便可以一擊十,使之毫無所措手腳。吳起認為,“愚將,雖眾可獲”(《吳子·論將》)。即如果將領不善于指揮,雖然帶兵多,也容易被俘虜。吳起說:“用少者務隘。”他重視利用有利的地形,從而造成以少胜多的條件。他說,只要“避之于易,邀之于厄”,即避開平坦開闊之地,而利用險要的地形,就可以“以一擊十”、“以十擊百”、“以千擊万”《吳子·應變》)。由此可見,吳起從他丰富的作戰經驗中,看到了多和少的辯證關系。他把這些朴素的辯證法思想運用到軍事實踐中,創造了五万人“兼(加)車百乘,騎三千匹,而破秦五十万眾”(《吳子·勵士》)的以少胜多的典型戰例。所以人們稱頌“吳起之用兵也,不過五万”(《呂氏春秋·用民》)。尉繚子說:“有提七万之眾,而天下莫當者誰?曰吳起也。”(《尉繚子·制談第三》)据楊寬統計:“戰國時代,各大國的兵額就有三十万至一百万之多。”(《戰國史》1980年7月第一版第285—286頁)吳起的五万、七万之數,可以說得上是精兵,而用之可以抵御強秦。可見其軍事藝術在當時達到了很高的水平。
  總之,吳起進步的戰爭觀,朴素的唯物主義和朴素辯證法的戰略戰術思想,在我國軍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后一頁
前一頁
回目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