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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5月28日，中央電視台宣布，我和黃繼辰作為体育組的記者，奔赴伊朗德黑蘭采訪在那里舉行的第七屆亞運會。這對于我來說，無疑是個喜事。參加工作十多年來，我還沒有出過一次國。 眾所周知，由于“文化大革命”，体育節目被撤消了，一切体育轉播解說全停止了，直到1970年体育節目才重新恢复。以前老体育組的四個人只有我和黃繼辰兩人回到了体育組，而張之老師和陳文清同志都沒有回到体育組。由于我在七十年代初期成功地轉播了一百多場乒乓球比賽，對周總理親自設計的“乒乓外交”做出了貢獻，我那時在全國范圍已小有名气，正因為這個，中央台決定派我去德黑蘭采訪報道亞運會的情況。 出國名單宣布之后，我們馬上投入到緊張的籌備當中，做好方方面面的工作。7月17日，我們即將出國的同志去新華社听形勢報告。19日、24日，我們分別听了几場關于亞洲和國內形勢的報告。我記得有一次報告是謝力夫同志講的。當時，我們的出國服裝也已定做好，還有一個來月我和黃繼辰即將奔赴德黑蘭了。 就在這時，突然听說姚文元從中央台調去了出國者的名單，說要重新審查。當年，全國上下正在搞所謂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我自己最清楚，我的家庭和社會關系是清清白白的，我的兩個叔叔一個是大夫，一個是教師，都沒問題。可万万沒料及，重新審查還真審到了我的頭上，說我的社會關系有問題。當然，這是后來知道的。 當上面重新通知我說不出國了，我連問都沒問一聲。我相信組織相信党。 但我內心還是非常痛苦。我做了這么多年的工作，這時還是挑大梁的骨干，說不讓去就不能去了。就那么一句話，連個解釋都沒有。記得不久工人体育館有一場比賽，黃繼辰找到我：“小宋，我們穿上那套出國服裝一起去！” 我有些猶疑不決。我想有這必要嗎？這有什么用呢？ 愛人鐘瑞在一邊勸我，說就按老黃說的穿去吧。 當時老黃也不知道他為什么被取消了出國資格，心里甚感不平。黃繼辰在廣播局的資歷很老，貢獻也大，他的性格不像我這樣軟弱，很剛強，非常有個性，敢于聲明自己的觀點。 那天，我和老黃就真的穿著出國服去了“工体”。我倆的衣服是一樣的：都是灰色中山裝，昂貴的派力司料子，嶄新、筆挺，十分搶眼。我們走在体育場的時候，熟悉不熟悉的人唰地一下全都扭過頭來，一齊望著我們。熟悉的人不知我倆在演什么節目；而不熟悉的人們則在交頭接耳，紛紛猜測我們是什么重要人物。 我當然明白老黃的良苦用心，他想以此舉表明一种態度，表示某种無聲的抗議。可這有何益呢？ 那個時候，我完全沒有意識到，兩年之后，還真有那么几個人別有用心地利用一樁微不足道的小事大作文章。 1976年，我國歷史上一個重要的年份。 這一年，我們敬愛的周總理、朱總司令和毛澤東主席相繼离世，党失領袖，國無舵手，群奸搗亂，民盼船長。而自然災難，也趁机襲來。 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整座城市夷為平地，數十万人喪失生命。 這個時候，我的人生道路也發生了一次大地震，給我心靈上帶來的創傷卻也不是一天兩天就可平复的。 唐山大地震的第二天，我們台要去涿州轉播一場基層体育活動。那個年代，体育轉播搞起了許多新花樣，經常到基層去報道群眾性体育活動。那天，專題部通知我去辦公室集合待命。隨后的几天，也是天天要到辦公室集合待命。 由于剛剛發生了舉世震惊的大地震，北京市政府為了市民的安全起見，動員人們不要待在家里，而是走出來住在臨時搭的簡易棚或汽車里。那時的情景非常恐怖，大街廣場到處是防震棚，到處是“無家可歸”的人，現在回想起來還讓人心有余悸。因為北京离唐山是如此之近，隨時都有可能發生余震。 那時候，我的儿子曉輝不到兩歲，女儿也僅八歲，特別是鐘瑞正好生病了，所以我那時的情形相當狼狽。 當我接到要去辦公室集合待命的通知，就對領導說，我能不能稍微晚一點到，讓我把家里安頓一下，命令一來我就走，決不耽擱。因為憑以往的經驗，這种集合待命，天知道要等多少時間，而在“待命”時，什么事也做不成。 某個負責人堅決不同意，一點通融都沒有。不通融就不通融吧，我這人素來膽小，我去還不成嗎？于是我急急忙忙冒著余震的危險，回到樓里為儿子燒牛奶，為妻子煎藥，再把牛奶和藥端到我們家臨時住的防震棚。妻子喝藥，我喂儿子喝奶。把事情料理妥當后，我急急忙忙赶到了單位。當然，比負責人通知到達的時間稍晚一點。 這就是事情的全部起因。 按說，雖然我起初表示等命令一下達我再走，但后來我畢竟在命令尚未下達的時候去了辦公室，就是說我去集合待命了。不過晚了一點，這算個什么事呢？ 霍，有人來勁頭了，找到机會要拿我開刀了。當時的某個負責人逼我寫檢查，并說，非要認真嚴肅徹底地處理我的問題不可。他們說到做到，在体育組、在專題部、在台里，甚至在廣播事業局（后改稱廣電部）全体大會上點名批判。 后來我發現我的“罪過”還真不老少，厚厚的一大本材料紙，最后給我定的調子是： “拒不執行任務，臨陣脫逃，對抗組織，拿党一把”。 當時，我的精神的确萎靡了，我感到沒希望了。我這人從參加工作開始，一直老老實實做人，規規矩矩上班，勤勤懇懇工作，從未得罪誰，怎么今天突然墮落到如此地步，竟敢拒不執行任務對抗組織臨陣脫逃？我能逃到哪儿去？ 尤其是，竟有人誣蔑我“拿党一把”。党，在我心目中占有何等神圣的地位；党，一直是我精神上的母親。我從小就會唱“沒有共產党就沒有新中國”，沒有共產党也沒有我的今天，我怎么會居然要“拿党一把”？ 那些天里，我一回到家就不出門，不吃飯，不睡覺，不說話，我雙手抱著腦袋，蜷著身子坐在小房間的一個小板凳上，一動不動，也不想事。不是不想想事，而是腦子里一盤散沙，怎么也集中不起來。 后來鐘瑞對一個作家朋友說，他當時那副樣子特可怜，真像個罪人哪。 一天上午，單位來人通知下午要開我的批判會，命令我准時到場，不得有絲毫延誤。這個中午，我是更吃不下一口東西了。 鐘瑞見狀，她拿了鋼鍋，提了一個大籃子，去附近的一家食堂買了糖醋肉塊、辣椒肉絲等菜，還特地用個杯子灌了一杯啤酒回來。雖說就這樣的大路菜，可在那時對我們家而言就是山珍海味了。我們當時吃什么呢？白菜、蘿卜、咸菜、饅頭。我眼噙淚花，哪里舍得吃？鐘瑞非讓我吃不可。我說，你吃我就吃。鐘瑞的個性比我強，這時也哭了。 她說：“小宋，你一定吃好，這樣才有精神接受他們的狂轟濫炸呀。” 說著，又為我找出一件衣服，我記得是藍卡嘰布的，連扣子也扣不上，表明我沒穿過几次。 鐘瑞幽默地說：“你要吃得飽飽的，穿得新新的，精精神神地去接受批斗。” 是啊，那些個特殊的日子，是我的妻子給了我力量，給了我勇气，要是沒有鐘瑞，現在我在不在世都難說啊。 時間過去二十余年，一代偉人鄧小平逝世，我作為人大代表，接到了“鄧小平治喪委員會”的請柬，讓我去人民大會堂參加鄧小平同志追悼大會。可1976年，我，一個愛党愛人民、申請入党多年而得不到批准的体育評論員，竟然不能參加毛主席的追悼會。 這還不算，我万万沒想到的是，這之后，我被停止了我所熱愛的工作。整整一年。我最害怕的就是這個，我想，不會呀，我犯什么錯誤了他們連工作都不叫我干呢？越怕，事越來，我果然被剝奪了轉播的權利。 您可以想象，這一年對我而言何等漫長何等難熬。我被迫离開了我心愛的話筒，被迫遠离了我的觀眾听眾，遠离了我的運動員朋友，遠离了我從小就熱愛的体育世界。 一個人被迫离開他心愛的事業，這是多么痛苦啊！ 回想1976年，我的心頭就很難平靜下來。我原是那么熱愛工作的人，可突然被剝奪了工作的權利，胸中的苦悶和痛楚真是一言難盡。 我現在還記得這樣一件事情。在我不能上轉播台工作的時候，有一場重大的賽事活動在京舉行，中央台一時找不到体育評論員，就從黑龍江電台借調來一個人。這個人是我過去的朋友，以往進京一般給我來個電話，寒暄一番，但這次沒有。奇怪的是他沒待兩天，就不辭而別地回黑龍江去了。 這件事我當時完全蒙在鼓里，可某個負責人以為我在當中做了什么手腳，派人專門去黑龍江調查，調查的人回來后卻沒再提那事了，就那么不了了之。我想，要是黑龍江的人和我聯系過，又是說不清楚的事，會給我增添一條罪狀，還不定怎么整治我哩。 那個朋友是為我的遭遇鳴不平呢，還是其它原故离京的？到現在還是個謎。后來在一次党組會上，廣播事業局局長張香山同志為我在1976年受到的不公正待遇重新作了結論。他說，宋世雄同志沒有錯誤，那次沒有轉播成并不是因為宋世雄沒到，而是上面后來取消了轉播，這不能怪宋世雄嘛。退一万步說，即使他真的沒來，我們也應考慮到他當時家庭的确有困難，應當理解，并給予照顧，怎么能那樣對待一個同志呢？ 1981年，我在日本轉播完中國女排第一次奪取世界冠軍歸來，張香山同志特地安排我在全局干部大會上做報告。我很理解香山同志的這個舉動。五年前，我在全局干部大會上受到點名批判，現在，卻讓我來做這個大會報告。我坐在主席台上，宣講中國女排姑娘們如何為祖國奮勇拚搏，也介紹自己為了轉播解說女排比賽，怎樣拉練式地轉戰几個城市，勞累奔波。那會儿我想，如果不是貫徹落實了知識分子政策，我就不會去日本說球了，也不能在這儿向大家做報告了，我會在哪儿我本人都不清楚哩。 的确，在那苦不堪言的一年里，我的情緒低落到了极點，我仿佛是個見不得人的罪犯，成天關在屋子里，哪儿也不去。后來生了一場大病，身体也瀕臨垮掉的邊緣。 我八歲的女儿曉梅，和她媽一樣，非常理解我的內心，希望我能早點回來工作。只有工作這副良藥，才能醫治我的病，才能恢复我的健康，才能使我的精神重新振作起來。曉梅常催她媽：您去替爸找人呀。 鐘瑞不是沒找人，而是找了許多的人。有時她找不到一些人，有時她能找到一些人，這些人都愿傾听她的訴說，都很同情她的丈夫的遭遇，為她丈夫抱不平，可說話算數的還得那些有權力的人不是？ 是的，即便在我最苦悶最痛楚的日子，我也沒有完全喪失信念。《尼克松回憶錄》中的一段話使我很受啟發：“要永遠盡你所能，永遠不要气餒，永遠不要小看自己，永遠要記住，別人可能恨你，可恨你的那些人是不會胜利的，除非你也恨他們，而那樣，你也就毀了自己。”所以那時我不恨任何人，我始終不忘自己是個体育評論員。我堅持練習，生怕荒疏了業務。 當我重新走上体育轉播台，我在友誼賓館听到新華社記者陳德保說起一件事。1978年4月，國務院副總理王震將軍在接見喀麥隆体育代表團時見到了當時的体委主任王猛同志。王震將軍問：“近來，為什么听不到宋世雄的聲音？”王猛同志回答，听說好像他有點錯，具体情況不大了解。王震將軍說，有什么了不得的錯？馬上讓他出來轉播。其時，中國乒乓球協會主席宋中同志也在場。 這之后不久，我才回到我所熱愛的工作崗位。 詩人們說，海是廣闊的，比海廣闊的是天空，然而，比天空廣闊的是人的心，愛人的心。 1990年11月11日，我和鐘瑞兩人來到北京著名的大北照相館。那儿里里外外人頭攢動，熱鬧非常，充滿了照相館常見的歡樂气氛。 那天早晨，孩子們說，你們老兩口去照張相吧，照完了別回來，在外面玩個痛快。我們倆果真听了孩子們的話，收拾整洁，衣冠楚楚地，來照相館了。 我們坐在照相室的時候，攝影師一臉笑容地跑前跑后，蹲著，側著，站立，貓腰，連續不斷地按動快門，鎂光燈頻頻閃爍。照了一遍又一遍，整整照了一上午，還堅決不收費。 以往，我經常面對攝影師的鏡頭，鐘瑞也是。我們倆一齊站在攝相机跟前的時候也很多，但這一次，我們掩飾不住內心的幸福感，臉上始終在甜蜜地微笑著。 在我們進照相館之前，就有不少群眾認出了我，他們尾隨到照相館圍觀。這時興趣盎然地議論起來：旁邊那位是誰？宋世雄娶媳婦了！ 這一天，我年滿51歲，還娶哪門子媳婦？我是和鐘瑞來照銀婚紀念相的，紀念我們一齊走過了二十五個絢麗多彩而又充滿酸甜苦辣的春秋。 1995年的11月，我和鐘瑞又度過了珍珠婚紀念日。 彈指一揮間，我和鐘瑞從朝气蓬勃的青年時代，走進了知天命的黃昏歲月。鐘瑞跟我結婚以后，許多年一直粗茶淡飯，勤儉度日，我們相濡以沫，牽手同行，遭受了數不清的委屈和磨難，也獲得了不可歷數的快樂与歡欣。那一切，都過去了，遠去了，而遙遠的過去現在都漸漸地成為親切的怀念。 1960年5月，我終于實現自己的夙愿，進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体育組。在此之前不久，台里剛分來一批北京廣播學院學播音的女學生。當年台里的情形是年輕人較少，男女比例失調：男多女少，于是好似油鍋中洒進了几滴水，引起一片嘖嘖之聲。我進体育組時，也常听見這句玩笑話：播音部來了几個姑娘，赶緊搶吧！ 別看我這個人說話時嘴皮子特別利索，人卻老實得很，平常言語不多，在男女方面更加顯得有些迂腐。每當有工作上的接触，或在走廊里碰了面，我對那些朝气蓬勃又眼界挺高的姑娘們，也就是微笑一下或者點個頭而已，話都不說的。可是，由于我的工作性質，我每天要到播音部去發新聞稿件，還要听播音員的錄音，工作上的交道很多。這么一來二去，便漸漸地和她們熟悉起來。 我那時給自己定了許多“補課”的指標，其中播音是首先要攻克的課題，這樣就沒少向播音部的姑娘們請教。她們都特熱心地幫助我，使我在播音的技巧方面有了長足的進步。而給予我最多指點的就是鐘瑞。 開始時，僅僅是工作上的聯系，她也只是在業務上幫助我。我送來新聞稿件，她播音，我在一旁邊听邊校。有時候我也想試試口播，于是我播音，她在一旁邊听邊指點，教我如何吐字發聲、怎樣運气等等。我當時就覺得，這姑娘彬彬有禮，待人挺真誠挺熱忱的，恰如當年一首革命歌曲中所唱的：“我們年輕人，有顆火熱的心……” 一年后的一個星期天，我到張之老師家去，在那里意外地遇見了鐘瑞，老師盛情地款待我們兩人吃飯。在餐桌上，張之老師少不了夸獎他的得意門生，這給鐘瑞留下較深的印象。 在我尚未向她表露心跡的時候，鐘瑞就對我頗有好感。雖然我不是大學畢業生，但我還稱得上有一技之長，不然電台不會破格破例錄用我。而且，當我不到一年就走上轉播台成功地解說了第26屆世界乒乓球賽以后，我在電台里，還是很引人注意的。我們結婚以后，鐘瑞對我說出了她當時的感覺。 她說我一來到体育組，她們播音部就傳開了，說体育組新來了一個高個子，叫小宋，人生得很帥，嘴皮子比王麻子剪刀還快，特勤奮，特刻苦，特好學，見人就喊老師，周末也不回家，就在辦公室補課，還在廣播大樓六層的陽台上，對著大街馬路練習口播。每當我來發稿，她們几個女的就特注意，但又有點害羞，故作矜持地裝作沒有看見我，等等。 漸漸地，鐘瑞在我心目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這不僅由于她具有嫻熟而純正的播音技巧，業務上很出眾，可以做我的老師，不單因為她待我親切熱情，而且，她的個儿高高的，舉手投足，說話發聲都挺瀟洒，顯示出一种大家閨秀特有的涵養与气質。此外，我還發現她性格開朗，意志堅強，這對我這种比較軟弱的個性十分合适。 俄羅斯作家契訶夫說：“面貌的美麗當然也是愛情的一個因素，但心靈与思想的美麗才是崇高愛情的基礎。” 當時我想，要是和她……那該多好，我們在事業上可以互相幫助，共同進步。的确，在那個年代，年輕人思想單純，富于革命理想，總是把愛情和事業緊密聯系在一起的。 但我又頗為猶豫，顧慮重重： 其一，鐘瑞是大學生，在大學和電台里，一直不乏追求者，我不過一個高中生，首先在學歷上我倆就不“門當戶對”。 其二，鐘瑞出生于世代書香之家，她的父親是個頗有名聲的醫學專家，擔任著北京口腔醫院的院長，而我家呢，當時相當貧苦，這一點也和她不大般配。 其三，也不知怎么回事儿，我當年奇瘦，瘦得皮包骨頭，加上我1．80米的個儿，遠遠看上去，真就是一根電線杆子。不那么逼真的是我這根電線杆子能夠活動自如，不是死死釘在地上的。 鐘瑞的小妹妹見了我以后，經常這樣開鐘瑞的玩笑：“姐姐找了根頂棗儿的竹竿。”這話相當生動，相當形象，后來我在轉播体育比賽的時候，常想把這句妙語好詞運用到我的解說之中。 的确，鐘瑞那時既不在意我家的貧寒，又不考慮我沒有高等學歷，更不嫌棄我身子的瘦弱，能一心一意全心全意死心塌地地愛上我，現在回想起來還讓我感動不已。我也時常想到，當初我那副模樣，張之老師把我招進電台，真是愛才心切呀。 在那個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的火熱年代，我們每個青年人都有一顆火熱的心，都想在自己的崗位上做出优异成績，都想成為模范、標兵、紅旗手。我們那時都住在廣播大樓的集体宿舍里，家在北京的人平時也不回家，只在周末才回家一趟。那個年代，組織上非常關心年輕人的成長，不但關心我們的工作，我們的思想，我們的業務，而且關心我們的業余生活。那時的業余生活真是丰富多彩，晚上常有集体活動，像什么看戲看電影啦，開文藝晚會啦。一有活動，我們住在集体宿舍的青年人都會積极參加。這么一來，除去工作上的交往，我們也就有了更多的接触。 有時，下班后，我邀請鐘瑞去六樓的資料室閱覽報刊，或者來我的辦公室坐會儿，說說話儿。和許多年輕人一樣，剛開始，我們還是口不离工作、事業，慢慢地，談話范圍便大起來，隨意起來，也談些個人愛好、家庭狀況、心理活動什么的。我們發現，我倆很談得來，能夠互相理解，有許多共同的愛好，比如戲曲、文學等等。時間一長，兩個人之間就產生了超出一般同事關系的感情。 一個晚上，在六樓資料室門口，我按捺不住感情的沖動，向鐘瑞表白了我的愛慕之情。 我記得我的第一次表白，沒有得到反饋。鐘瑞比我小兩歲，她受其父的影響，心气頗高，要先立業而后齊家，就是說不在工作中干出名堂不想考慮個人問題。對了，那時管戀愛結婚叫“個人問題”，如果在個人問題上考慮多了，投放的精力大了，就有發展到“個人主義”的危險。我們都是年輕人，要求入党，進取心特強，所以鐘瑞暫不考慮個人問題我是可以理解的。 雖然鐘瑞口里說暫不考慮我倆的事情，但她心里還是有了我，對我的關照和愛護与日俱增。經常陪我去看球，見我練習解說嗓子嘶啞了，就給我買一种能治嗓子的秋梨膏。由此我第一次知道世界上還有秋梨膏這個東西。我感到我們的确是在談戀愛了。那些難忘的日子，那种朦朧而甜蜜的渴望，那份讓人向往和沉醉的神秘，現在想起仍如昨天。我們倆參加工作時間都不長，都想奮斗一番，有所作為。鐘瑞能在眾多的人當中被選進中央台，非常珍惜這個机會，總想在播音事業上干出成績；而我能來廣播大廈更不容易，發誓要在体育轉播上有所造就，所以我們的約會只能安排在周末晚上。 剛開始的日子，還不敢公開，一起出外時特像兩個做地下工作的。即便如此，也少有花前月下的浪漫，更多的是互相交流讀書体會，切磋播音技巧，思考怎樣在業務上更上一層樓。 這樣過了很長一段時間。到了1963年，鐘瑞就跟她父母提了這事。起初，她父母不同意，准确說是不很同意。主要一條，就是因為我沒有學歷，或說學歷太低。 在這個問題上，我的恩師張之也是十分關心的，他專程去了鐘瑞家，和她父母談了一次。大意是，他說我雖然沒有高等文憑，但為人正派，心地善良，很勤奮聰穎，一點就通，將來是會有出息的。 張之老師是資深新聞工作者，懂几門外語，名聲威望都很高，他的話是有分量的。再一個，是鐘瑞本人也經常做父母的思想工作。她說我人品好，特別刻苦，腦子靈敏，雖說沒上大學，可有一技之長，將來是會把握住机遇的。這樣，鐘瑞父母同意先看看我這個人，找找感覺再說。 我開玩笑說，我是不是“送貨上門”，讓她父母瞅個清楚明白以免將來冒出個真假宋世雄。鐘瑞也很幽默，說火候未到，還沒最后下定單哩，万一她父母發現貨色欠佳豈不坏事？還是采取另外一种更妥的方式吧。 有天晚上，我和鐘瑞又去人民劇院看戲，記得是杜近芳和葉盛蘭主演的《柳蔭記》。不知怎的，那天我倆遲到了，進去時戲已開始，而令我大感意外的是，我在劇院遇見了我未來的岳父母，我們的座位緊挨著。還有鐘瑞的小妹妹，就是她為我的青年時代創造了一個“竹竿頂棗儿”的鮮明形象。 由于演出已經開始，我和鐘瑞父母沒說話，只點點頭，打了招呼就坐下看戲。說實在的，我長到二十多歲，看了無數次的演出，那是最不自在的一次。我想鐘瑞也是如此，鐘瑞父母更是如此。兩位老人家（哦還有我未來的小姨子）時不時地扭頭望我，隔一會儿就望望我。弄得我心慌意亂，哪還分得清台上誰是梁山伯誰是祝英台？他們哪儿是來看杜近芳葉盛蘭，分明是來看宋世雄；人民劇院里哪儿是在上演《柳蔭記》，分明是在上演“相女婿”嘛。 我明白鐘瑞的良苦用心，她以為劇院的光線比較昏暗，父母對我“目測”時不會很清楚，我這不大合格的貨色就可蒙混過關。但她父母的眼力非常厲害，光線那么暗淡，也發現了我的“毛病”：這年輕人，太瘦了真是太瘦了，莫非患有什么病吧？可怜天下父母心。誰不希望自己的女儿找個高學歷身体棒的女婿呢？誰樂意自己的女儿嫁給一個沒出息又有病的丈夫呢？為了女儿的終生幸福，他們不得不規勸鐘瑞說：你還是再考慮考慮吧。 鐘瑞的父母，在思想觀念上可以說是中西合璧。她母親識文斷字，知書明理，嫁給鐘瑞的父親后，又變賣東西資助他東渡扶桑，攻讀醫學。鐘瑞父親學成歸國報效祖國，思想上接受了西方文明的影響，行事開明民主，不愿過多干預女儿的戀愛婚姻；而鐘瑞母親接受的是中國傳統文化，思想是東方式的、古典主義的，略有些門當戶對的陳舊觀念。所以，最初，我們的事情沒有比較快的明朗的進展。 雖然父母讓她再考慮考慮，但鐘瑞仍和我保持親密關系。我們一起去看戲、看電影，特別是，看体育比賽。鐘瑞小時曾考上天津戲曲學校，因家里反對而沒去成，但一直喜愛京劇，有時唱几嗓子，還真有那么點意思，可對体育比賽，當時興趣并不怎么濃，但為了我，也常常隨我的意愿。 那時，只要有比賽，不論是大型的，還是小型的，專業的，還是業余的，我都是要去看的。便是路旁小体育場的企業職工隊的比賽，我也不放過。 我記得有一次，我們到王府井体育場看一場職工籃球賽。我坐在場地邊，邊看邊練習解說，鐘瑞在一旁當我的唯一听眾，而且幫我做記錄，時而糾正我的吐字發音。這委實使我感動。我想，我們要是結了婚，天天在一起生活，她不僅是我的同事、同志、伴侶，還是我的听眾、老師和知音。古人說，人間知音最難覓，我得一知音足矣！ 眨眼到了1964年，組織上派我到山西去參加“四清”工作隊。臨行前，我對鐘瑞說，希望我們的關系能定下來。她基本上同意了。此前一些日子，我在星期天上鐘瑞家，去了就幫忙干活，掃院子，清洗煙囪，搬煤球儿等，什么都干，她父母見我人特別勤快，踏實，沒有其它花花哨哨的事儿，雖說人瘦，但沒什么病，也便漸漸改變了態度。當時我和鐘瑞父親也談得較多，漸漸地，我們之間得到很多理解和溝通。 當我不在北京的日子，鐘瑞以我女朋友的名義，經常去看望我的父母。我們不斷鴻雁傳書，在信上繼續我們的交談。我們覺得，時間和距离，不但沒有使我們的感情冷卻、疏遠，而是相反，更加熱烈、緊密了。兩情若是長久時，又豈在朝朝暮暮。 我記得我從山西回來的那天，鐘瑞去車站接我。我一走出出站口，她已經等在那里了。由于我思念她的感情積蓄了很久，這時激動的心仿佛要從胸膛里跳出來。我招了招手，就快步向她走去。我招手的那會儿，心中就异常明白：我們倆將終身相伴，共同走完人生之路。 某天晚上，我們接到一個陌生的電話，是北京京劇院的著名老旦演員王樹芳打來的。她將在民族文化宮舉辦個人演唱會，希望我和鐘瑞為她主持。當時我和她不是很熟，只在會上見過面。但以往常听她的戲，也算心儀多年了。我們一口答應，一連主持了三場。 以往，我主持別的文藝晚會，通常有車接送，最差的也有盒飯招待。可主持王樹芳的個人演唱會，我和鐘瑞每次乘公共汽車去，再乘車回。我們不僅不要一分錢的排練費、勞務費、出場費，而且是自帶干糧，備些面包、酸奶、雞蛋什么的。的确，雖說京劇是個高雅的藝術，是民族的瑰寶，可這些年來不怎么景气，作為京劇愛好者，我們也很著急，一直想為京劇做點什么。 當我們看到三場演唱會下來，從院長到主演，都是啃面包，有一場還吃上了餅干；而那些在后台服務的工作人員，像化妝師、布置道具的人，每人每天僅有5元報酬，連買一盒快餐也不夠，我們的心久久不能平靜。京劇界的朋友們，辛勤地勞動著，認真地工作著，默默地奉獻著，可條件是那么艱苦，我們怎么忍心要報酬哪怕是一分錢的報酬呢？演唱會結束后，王樹芳和北京京劇院代院長石宏圖向我們道謝，我干脆對他們說：您就拿我們倆當你們的編外人員，有事就叫，一定盡犬馬之勞。 細算起來，我和京劇的緣分長達四十多年。從六七歲上我便愛看京劇，一听說媽媽要帶我去看戲就特別快活。我們家住在宣武門外，常跑的園子是西單長安戲院。這個戲院雖說不大，但全是木質結构，古色古香，布局也很合理，在當年的北京就是很有名的戲院了。 我小時候看的戲有李少春、袁世海的《野豬林》、《連環套》；李万春的《鬧天宮》；尚小云的《雙陽公主》；荀慧生的《紅娘》；譚富英、裘盛戎的《失空斬》。每次看完了戲，回到家里我總要學上一兩句，比試一兩個舞台動作。我還記得，過年逛廟會，媽媽總要給我買一支木頭長穗槍，或是一把木制大刀，拿回家就像張飛關云長那么耍弄一番。 那時，我到戲院去看戲還是少數，更多的是從戲匣子里听戲。經常听馬連良的《借東風》、《群英會》；梅蘭芳的《霸王別姬》、《貴妃醉酒》等。老生戲的唱詞尚能听個半懂，青衣戲就不大懂了。開始時也分不清什么是“西皮流水”，什么是“二黃導板”，不過听個熱鬧而已。 我二叔宋汝良是醫生，三叔宋汝禮是教師，他們都在天津工作。每年寒、暑假我都是在天津度過的。我父親兄弟三人特別和睦，我又机靈好動，兩個叔叔都很喜歡我。他倆是戲迷，我三叔更喜愛京劇，最迷的是馬連良。 五十年代初，馬連良先生每逢春節必去天津演出。有時在天津第一工人文化宮，有時在中國大戲院。不但票价昂貴，而且很難買到。 我記得有一年春節，馬連良先生演唱《春秋筆》，我帶著小板凳，排了一夜的隊才買了兩張票。排隊的時候，總有人自告奮勇出來維持秩序，當然他也是擔心自己買不到票。他事先從家里帶來了粉筆，在每個排隊人的衣袖上寫上順序號碼，以免后來者“夾塞”。這一夜，戲迷們聊天，說三道四，說西道東，但更多的是談戲。有的說馬先生滿臉都是戲，唱腔瀟洒；有的說李慕良先生的胡琴動听，拉得滿弓滿調，有的說馬先生家住西單，有的為馬先生算了一筆帳，說這一場下來他能賺多少多少錢。我當年尚小，不大懂他們說的事情，但我聳起耳朵听，覺得很新鮮，也覺得奇怪，他們是怎樣知道那些事的呢？ 馬連良的杰出代表作《群英會》、《借東風》、《失印救火》等，我都是在天津看的。除了馬先生的戲外，我還看了奚嘯伯的《白帝城》、黃桂秋的《玉堂春》等。 到了中學時，我更迷京劇了，對京劇藝術家也特別崇拜。在看了馬先生的舞台演出后，很想看看他穿便裝是什么樣子，也想听听他沒演戲時是如何說話。有一回馬連良在北京中山公園音樂堂演《四進士》，我冒著雨排了半天隊買到票，提前一個半鐘頭等候在劇場門口，等到開了鑼也沒遇見。一打听，原來老先生是坐小汽車來的。散場之后，我又來到后台門口，直等到馬連良和李慕良一齊出來。馬先生穿著筆挺的黑色中山裝，一邊彬彬有禮地向觀眾頷首致意，一邊上了奧斯汀汽車，才算稱心如愿，想起來就激動。 我還有一次很難忘的經歷是在北京飯店看了《探陰山》彩排。五十年代中期，這出戲尚未開禁，那場戲純屬“內部參考”，就如一些進口的內部參考影片一樣。我那時還在念中學，硬是磨哥哥想轍。他也是個戲迷，當時在東單區委工作，后來居然奇跡般地弄到了兩張票，我們總算一睹裘盛戎的風采。 那是我第一次看《探陰山》這出戲。當听到裘先生唱到“小鬼卒……屈死的冤魂，項帶鐵鏈，悲慘慘，慘悲悲，陰風繞，吹得我透骨寒……”時，我真的陶醉了。從這以后，我對裘先生的唱腔非常入迷。我還學過他在《趙氏孤儿》中的那段唱腔。我覺得他的唱腔渾厚有力，韻味深遠。 裘先生還有兩件事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一次是北京京劇院到北京第二通用机械厂，輔導工人學唱京劇。當他給一位工人說《探陰山》這出戲時，他用手在腿上打拍子，一遍一遍不厭其煩地教。那時我站在窗外，像戲中唱的：“我抬頭看，看了一個清。”我一邊看，一邊听，一邊也暗暗地學。這可是花錢買票也看不到的呀。 另一件事，是以裘先生為代表的京劇演員足球隊到我們三十一中賽足球，同他一道來的還有京劇院的李宗義先生。裘先生戴著一頂毛線織的帽子，在場上奔跑如飛。他的足球技術當然遠不如運動員，但他那股認真勁頭，如同在舞台上演出一般。這場足球賽，對我的啟示很大。把体育和戲曲結合起來，我后來所走的正是這樣一條路。 鐘瑞比我小兩歲，不過“戲齡”可比我長。在我剛剛開始戲迷生涯的年歲，她已經穿上小旗袍在新新戲院（今首都電影院）舞台上唱過“蘇三离了洪洞縣”了。 童年最讓鐘瑞激動的記憶是坐在三輪車踏板上跟大人去听戲。她最迷京劇，也愛評劇、梆子、越劇、黃梅戲等。小學三年級時，天津評劇院到北京招生，她偷偷考上了，又被當北醫口腔醫院院長的父親攔阻了。她常幽默地說，要不我今儿不定在哪儿振興評劇哩。而我以解說排球賽的靈敏反應接著她的話：那么我們就沒緣分同台唱《太真外傳》哪。鐘瑞最驕傲的是小時候家住在護國寺，离人民劇場很近。近水樓台先得月嘛。她就成了人民劇場的常客。特別喜歡梅派。上學時，她很活躍，唱京劇也唱民歌，還學唱過單弦。 我常想，我最終和鐘瑞走到一起——京劇肯定是一條重要的紐帶。我認為，學點京劇對我們倆的播音大有益處。 鐘瑞播新聞，三十分鐘一二十條一人到底，怎樣讀得不單調而又有韻味？她想起了京劇念白的抑揚頓挫，疾徐輕重，吸气運气，根据新聞內容安排練不同的聲音色彩，所以很多听眾喜歡听她播音。 我呢，解說体育比賽，“貫口活”多，就借鑒馬派念白的鏗鏘清晰，武丑台詞的干脆利落，處理好“气口”，力爭做到像候寶林大師所說的那樣，“快而不亂，慢而不斷，生而不緊，熟而不油”，把每個字都送到听眾到和觀眾耳朵里。我還從京劇中學來不少語言充實到体育解說當中來。比如“諸葛從來不弄險”常被我借喻到某個教練身上，點明他的基本風格；而我對解說足球比賽那臨門一腳擦网而過時喊出的那聲“好險”就是從《淮河營》的“死里逃生我好險”里移植來的。 1992年7月，去巴塞羅那之前，我的行李箱已經被資料、剪報撐得合不上蓋子，我猶豫片刻，最后硬是塞進了几盤京劇錄音帶，張君秋的，馬連良的。因為盡管民航班机上也放京劇，可帶子翻來倒去就那么几盤，想過癮還得帶“私房”的。 到了巴塞羅那，我感到自己最終塞進京劇錄音帶的事做對了。這些帶子中有一盤京劇界老朋友楊洪鈞專門為我錄的馬派名劇《淮河營》伴奏帶。我在那里參加了運動員的聯歡會，還參加了中國駐巴塞羅那領事館的文藝晚會，我唱，這個伴奏帶伴奏，效果很不錯，受到到場者的熱烈歡迎。 他們說，老宋把京劇唱到巴塞羅那，為中國体育健儿們助了威。 近几年以來，除了轉播重大國際体育比賽以外，我也開始主持文藝晚會。比方春節聯歡晚會、春節戲曲晚會、元宵文藝晚會、梨園送春文藝晚會、三大國粹文藝晚會等等。掐指算來，我主持各類晚會居然有二百來場之多。 其中，我和鐘瑞兩人共同主持的文藝晚會也近一百場。 鐘瑞主持新聞、評論和專題等節目。從九十年代開始，她又在中央電台主持《空中大舞台》、《周末音樂天地》等綜合性文藝節目。由她策划、組織設立的《票友天地》和《歌聲連著你和我》、《空中劇場》等欄目深受廣大听眾朋友們的喜愛。38年來，鐘瑞在新聞播音与節目主持的藝術實踐中，堅持繼承优良的傳統，汲取民族文化的精粹，不斷探索和創新，廣采博收，積累了丰富的經驗，形成了獨特的風格：吐字清晰，音色柔美，發聲純正，富于感染力。 在鐘瑞從事播音工作35周年之際，李鐵映、李沛瑤等領導同志發來賀信并題詞表示祝賀。李鐵映同志賀信說：鐘瑞是具有時代特色的中國播音專業隊伍中的“一名佼佼者”，是“听眾的朋友，辛勤的園丁”。希望她繼續為中國的播音事業做出更大的貢獻。程思遠、楊汝岱等領導同志以及各界知名人士也題詞表示祝賀。程思遠的題詞是“三五周年播音生涯成績卓异，五洲四海中華儿女同聲贊賞”。楊汝岱的題詞是“聲揚四海達五洲”。 我記得1995年2月22日，在鐘瑞走過35年播音路程之際，有關方面在北京政協禮堂舉辦了鐘瑞播音藝術研討會。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程思遠、全國政協副主席万國權、國務院副秘書長徐志堅、文化部副部長高占祥、統戰部副部長劉延東、廣電部副部長同向榮等200人与會，榮高棠、吳祖光、袁世海、李光羲、王鐵成等人在研討會上發言，高度評价了鐘瑞的虔誠敬業精神和奉獻精神，指出她在播音創作方面功力強，有很深的造詣。她的新聞播音字正腔圓，自然流暢，有大家風范；她主持的節目熱情洋溢，清朗爽快，貼近生活。一位藏族听眾日戈圣光向鐘瑞獻上了表達美好祝福的哈達。 鐘瑞不但在電台主持綜合文藝節目，而且還到現場主持各种文藝晚會，既有中央台新聞播音的大家風范，又有文藝節目主持人的輕松活潑。這樣，她和文藝界特別是戲曲界的接触日益增多。每逢戲曲界有事，我們總是當自己的事來辦，痛痛快快。不少是為了幫朋友們的忙，完全盡義務。 由于我和鐘瑞在主持節目時一剛一柔，配合默契，風趣到位，特別是我們不收這費那費的，在影視戲劇界名聲很好。很多人，我們開始并不認識，只是知道他們的名字，听過他們的唱段。他們把電話打到家里來，或寫來請柬，懇求幫忙，假如和工作不沖突，我們一般是有求必應欣然前往的。 就在我登机前往巴塞羅那報道奧運會的頭兩天，還和鐘瑞一道為北京京劇院演奏員艾兵主持了一場京胡音樂會。雖說出國前我有很多事情要辦，又是体檢，又是理發，特別是要准備在國外服用的藥品（打從我得了甲亢之后，我出國除了一箱子材料，又多了一箱子藥物），忙得不可開交，但我還是抽出時間主持了這場個人演奏會。 那天從劇院回來，時間已很晚了，到家電梯早停止運行，我們倆只好爬樓梯。爬上九樓，兩人气喘吁吁，腿都抬不起來了。正應了一句成語：樂不可支。我們心里頭委實高興。我們圖個什么？不就是希望能為中國的戲曲事業做點事嗎？ 為了提高我們的主持水平，我們也從事一些藝術實踐，參加一些演出。雖說是荒腔走板，但我愿意學樂意唱，因為這有助于我的節目主持工作。有一年，北京電視台的“正月十五元宵戲曲晚會”，導演讓我演《淮河營》中的一個唱段。我在錄音棚里唱了，這是我第一次公開展示“戲”喉，“票”一把戲癮。 后來，這种粉墨登場的事就很多了，有時是和鐘瑞一起表演。比方我們在北京電視台的一個晚會上唱了《武家坡》，在另一個晚會上唱了姜鳳山先生教給我們的那出《太真外傳》等等。 我個人唱的更多一些。比如中央台的《熒屏心相印》節目，他們策划要演一折《智斗》，讓我演刁德一。當時我也沒怎么學，唱起來很吃力。剛唱時，調上不去。那天是直播，我覺得更難了。既要注意動作，又要注意表情，還要化妝。那天是北京京劇院的劉長江幫著我們，把馬長禮先生當年的服裝和道具全拿給我們。臨上場他還提醒我這手套怎么拿，打火机在右衣兜里，我別掏錯了。上場后，我心里的确緊張。胡琴一響，就得唱，到了“新四軍久住沙家濱”這句，嗓子就“劈”了。后來一位京劇界的朋友教我唱這句唱腔時“走腦后音”，我一試，果然靈驗。 那是1993年2月24日，“梅蘭芳旦角金獎大賽”決賽晚會上。我和鐘瑞是節目主持人，導演嚴德成不知從哪儿得知我們私下的保留節目，非要讓我和鐘瑞助助興，在晚會上來一段《坐宮》對口不可。那天可是現場直播，我們有點心虛，但推辭不過，也就應承下來。然后，我們請教了梅葆玖、梅葆鑰先生，還請教了李維康伉儷和姜鳳山先生，以及其他一些師友。著名老旦演員王樹芳還特別推荐了她的琴師楊洪鈞為我們說戲合弦。我們得到這么多熱心朋友的鼓勵支持，也做了認真而細致的准備。到了晚會那天，我和鐘瑞粉墨登場，夫唱婦和。說實在的，我這個“四郎”唱得不咋的，可鐘瑞的“公主”還頗像回事儿。 后來，我們在北京電視台的“元旦文藝晚會”上演唱了一段《太真外傳》，效果倒不錯： 楊玉環，長生殿，今宵盟定， 与妃子，結夫婦，世世生生。 念妾身，似黃鶴，鵲橋聘定， 賢妃子，何止是，天上星辰。 天雖長，地雖久，有時而定， 好誓盟，永結下，恩愛青春…… 1982年，某雜志記者冬青來我家采訪，提到我為電影《沙鷗》配解說詞一事。她說：“我看了電影《沙鷗》，有您一段比賽的解說，電台的体育解說員上了電影，這倒是很有意思。有您的解說，那個比賽場面讓人感到更真實了。” 的确，為故事片配解說詞那還是頭一次。劇本中的人和事，都是我經歷過的，我很喜歡。恰巧影片的導演張暖忻來找我，希望能為影片中一個比較長的比賽場面配解說。我很高興地接受了。 我邊讀劇本邊想，影片雖說只寫了一個沙鷗，但她是許多運動員的典型、縮影，從她身上，我仿佛看到了許多我所熟悉的運動員朋友們的音容笑貌。我當時就想到了中國女排，想到了“鐵榔頭”朗平。 十年之后，當我有一回在人民大會堂和著名導演謝晉先生交談，得知他一直想拍一部反映足球運動員生活影片時，我卻又一次想到了女排，想到了郎平。很多記者問我：“哪一場比賽您印象最深？”我不假思索地回答：1981年世界杯女排賽。很多記者問我：“哪一位運動員您印象最深？”我脫口而出：郎平！ 1978年，在曼谷舉行的第8屆亞運會上，中央電視台通過衛星向全國轉播中日女排比賽實況。在轉播比賽前后，我同女排隊的姑娘們朝夕相處。我看她們練球，找她們談心，知道了誰是恬靜文雅的隊員，哪個又是幽默執拗的選手。但僅僅了解簡單的人物性格還不夠，廣大听眾和觀眾更需要的是有血有肉有靈魂的人物形象。要做到這一點，不但要訪問她們，要記，要看，還必須細心觀察她們的生活，深入了解運動員的心理脈搏。就在那一次，我第一次同郎平有了較長時間的接触。這位身材頎長、結實、健美的北京姑娘，不滿18歲，渾身洋溢著青春的話力和少女特有的蓬勃朝气。為了突破歐洲攔网大關，郎平每天的連續起跳扣殺，變位跑動扣殺，相當于承受一万公斤的重量級訓練。真累真苦呀，超負荷的訓練使得她吃不下飯，登不了樓。但她默默忍耐著。她深知“苦”和“累”是提高身体素質、攀登技術高峰、奪取光輝胜利的必經之路。在運動場上，是沒有捷徑可走的。 中日比賽前的一天下午，在中國運動員房間里，隊員們正抓緊時間進行身体訓練和治療。我看見郎平為了提高身体机能，增強腿部力量，躺在地毯上，讓醫生站在她的腿上踩來踩去。郎平疼得直掉眼淚，但她咬破了嘴唇，也沒有喊叫一聲。一分鐘、二分鐘、三分鐘……她堅持著，頑強地堅持著。在郎平訓練的間隙，我問她：“這時候，你在想什么？”她果斷而響亮地告訴我：“敢打、敢拼，還得敢贏！” 听了郎平的話，一种埋藏在我感情深處的東西，終于被触發了。這是多么可敬的小將啊！從她身上不正是可以看出新中國運動員剛毅而勇敢的气質、机敏又豪爽的個性嗎？ 与此同時，我覺得朗平年齡雖小，但很不簡單，不單有鮮明的個性，而且有超人的毅力，有自己的思想，她的將來不可限量。 在泰國曼谷，郎平就像一顆奇异的光彩奪目的新星，在世界排壇迅速地升起。在与南朝鮮隊的比賽中，她那力大勁猛的劈殺，防范嚴密的攔网，為中國隊的胜利立下汗馬功勞。她被稱為“中國女排的新武器”。 我懂得什么叫“用汗水換取成功”，也看清了体育世界誰是最可愛的人，我明白包括郎平在內的中國女排姑娘們的胜利來之不易。我在轉播解說中，情不自禁地向听眾觀眾介紹了她們的拼搏精神： “親愛的听眾、親愛的觀眾：當你看到中國女排運動員在場上的精彩表現，可曾想到，她們是付出了多少代价啊！年輕的小將郎平，為了提高身体机能，讓醫生踩她的雙腿，疼得她流出了眼淚，咬破了嘴唇，也不哼一聲。她曾經這樣說：我是個新隊員，要接受嚴格的考驗，接受最艱苦的訓練，絕不被困難嚇倒……” 講到這，我再也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我的感情是真摯的，我的聲音是顫抖的，我的解說几乎是一個字一個字地從嘴里蹦出來的。 1979年12月，我赴香港報道在那里舉行的第二屆亞洲女子排球錦標賽。作為主攻手，郎平為中國隊榮獲冠軍立下顯赫戰功，被人們譽為中國的“鐵榔頭”。在比賽的時候，場內場外一片“郎平！郎平！”的歡呼聲。她的确像一把當當響的鐵榔頭，砸地有聲。她的進攻力度，得到了世界排球界人士的高度評价。人們把郎平与美國的海曼、古巴的玻瑪列斯相提并論，稱她為世界三大主攻手之一。 12月8日，在香港，我和郎平交談了長達6個小時。她對我講述了自己的童年、作為運動員的成長史以及將來的打算，還展示了她丰富而成熟的內心世界。 從孩提時代起，郎平練過繪畫，迷過音樂，也曾幻想當飛行員。13歲那年，父親領她去体育館看了一場國際排球賽。她惊喜地發現平日上体育課托不了几下就往地上掉的排球，在運動員手上那么听話，覺得又新鮮又富于魅力，于是，心里頭萌發出要當排球運動員的理想。 她先到北京市第二業余体校學習，在張媛慶教練的指導下，進步神速，兩年后就進入北京女排隊，而且成為主力隊員。一年后，袁偉民教練起用了不滿18歲的她，讓她參加第8屆亞運會，頂替當時的主攻手楊希，打四號位。郎平對我說，她14歲時，身高就1．73米，她覺得自己高，但不笨，對自己很有信心。進了國家隊以后，她感到了集体的溫暖，認識到一個人的力量再大，也不能脫离集体。她對自己要求很嚴，常想平時刻苦訓練，賽時才能充分發揮。袁指導安排了一個男運動員陪練，她不把他當男的，而是當美國主攻手海曼。排球比賽當中的跑動進攻難度大，還在很少有人運用時，郎平就及早訓練。她說早點掌握跑動進攻，就多了一條腿。 香港長談之后，我和郎平后來還交談了數次。第三屆世界杯排球賽在日本舉行。中國女排到達的第三天，我利用中午吃飯時間再次采訪了郎平。她說：“這次我們有條件奪取世界冠軍。這是老一代排球運動員為我們創造的机會，我們要去奪，毫不猶豫；即使奪不下來，也要為年輕運動員提供教訓。”她還這樣談到自己：“對方攔网把我當重點，我不能沒有信心。我要發揚敢打敢拼的精神，從困難中擺脫出來。” 通過這一系列的談話，一個堅毅頑強、無私無畏的戰士形象出現在我的眼前。我感到郎平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她很有思想境界，有自己的見解。除了刻苦訓練，她還特別重視加強文化修養。閒空時讀了許多書刊，像《飄》、《我的前半生》、《基度山伯爵》、《人民文學》等等。 郎平很有愛心，有一次她被評為“十佳”運動員，獲得100元獎金，她拿出一半給女排伙伴，另一半給了男排。在這些問題上，不計較個人得失。中國女排能夠連續五次奪得世界冠軍，這与郎平的奮勇拼搏分不開的。女排的許多場重大比賽，我都隨團作了轉播報道。郎平見了我，稱我為“福星”。她說看見我就能贏。這當然是開玩笑，但說明我們之間感情融洽。 郎平在國外的一段時間，每年圣誕節，我總要收到她寄來的賀卡。雖只寥寥數語，但越洋過海，表達的是深厚的友情。 在郎平出任中國女排主教練的時候，我再次采訪了她。事實證明，郎平擔任女排主教練是合适的，工作是出色的，成績斐然，有目共睹。現在，在郎指導的帶領下，新女排正茁壯成長，越來越成為世界排壇一支重要的隊伍。在此，我衷心祝愿郎平再接再勵，再上一層樓，再立新功。 1992年2月，國務院組織科教文衛体各界知名人士到三峽考察，在“西陵號”輪船上，同船員們一道開了一個聯歡會。考察團里有許多文藝界名人，紛紛上台獻藝，有獨唱的，合唱的，獨舞的，朗誦的。我記得著名舞蹈家資華筠表演了一個舞蹈，受到在場一百八十多人的歡迎。 大家要求謝添導演也出個節目。謝導走到台前，說他當然要表演個節目，但必須讓宋世雄和他一塊儿演才行。，大家就喊“宋世雄！宋世維！” 謝導點將，我忙站出來，一點沒准備，心里沒底儿，不知謝導要導演什么出人意料的精彩節目。 謝導說，他“精通”七國語言，像俄語、英語、法語、德語、西班牙語、阿拉伯語、意大利語等，就在這儿給大家伙儿演說一番；宋世雄呢，是他特邀的翻譯。他說一句，翻譯現場就得譯出來。我頓時一愣，這可打了我個措手不及。我倆事先不曾通气几，謝老連一點暗示也沒給我，我如何“翻譯”呢？ 我以前看過謝老演的電影和他拍的《林家舖子》等一批优秀電影，在我心中是一尊偶像，但沒听說他還精通七國語言啦？我靈机一動，心里頭馬上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几，笑立一旁，靜等好戲開場。 謝導嘴中“嘰哩哇啦”一番，說他這是俄語，然后以手示意，讓我翻譯。我流利地“翻譯”說：謝老說非常高興能夠和大家一起參加這次長江三峽的考察。 謝導在一邊笑著听完我的“譯文”，接著“咕嚕嗚噥”講了一段。我說：謝老這回說的是法語。他說，這次考察中，特別要感謝“西陵號”的船長和全体員工對我們考察團提供的熱情而又周到的服務。 謝導再來一句“叭咪嚀嚶”。 我說：謝老用西班牙語講，昨天晚上，我們要穿過長江最大的險灘，我們經驗丰富的船長胸有成竹游刃有余地駕駛著這條巨輪，安全平穩地駛過了險灘。我“翻譯”完，全体船員紛紛起立鼓掌，气氛非常高漲。 接下來，謝導又講了几种“外語”，我都流暢地“翻譯”出來。這場長達數分鐘的“雙簧”，其實是我自個儿表演，謝導卻輕松，“信口開河”，而我得根据我們在“西陵號”上的所見所聞以及受到的良好服務即興編詞儿。我們合演的“外語翻譯節目”完了，全場掌聲如雷，歡聲笑語不斷。大家紛紛要求我們“返場”。謝導興頭正濃，就拉著我加演打乒乓球的口技。這回輪到我輕松了，解說球賽可是我的拿手活儿。于是謝導嘴里嘀嗒響個不停，我為他配解說：“現在李富榮發球，徐寅生挑起一個大腕把球接過來……” 那場聯歡會，我和謝導合演的節目是最精彩的，受到最熱烈的歡迎。不少人問我，翻譯那個節目是事先准備好的吧？我說沒有，謝導搞了個突然襲擊。也有人問謝導：你們在底下商量好了吧？謝老說，真沒有商量，像宋世雄那樣机敏過人的人，我們還用商量嗎？ 謝導非常高興，聯歡會結束時，他說走，小宋，我給你寫一幅字。 謝導多才多藝，一筆草書龍飛鳳舞。他特地為我寫了四個大字：松濤鶴舞。 打這以后，謝導對我格外親切、友好。后來中央台舉辦了一台文藝晚會，請謝添表演節目。謝導說：“我演可以，但必須有宋世雄做搭檔。” 那時，我正在密云參加一個學習班，于是他們打電話讓我回來，和謝導同台演出。我們的節目是：謝導表演啞劇——一會儿打乒乓球，一會儿投籃球，一會儿又是高爾夫球；而我干我的老本行——實況解說。我們配合得相當默契，珠聯璧合，天衣無縫。 1982年9月，我從秘魯轉播世界女排錦標賽回來不久，一位解放軍戰士不知從哪儿打听到我家的地址，特地給我送來兩包糖。他人生得魁梧健壯，濃眉大眼，一副風塵仆仆走了遠道的樣子。我深受感動，就詢問他的姓名、部隊番號，他只說在某鐵道工程兵部隊當班長，但執意不講出姓名。最后，他向我敬了個軍禮，就走了。 我站在門口，望著那位言語不多但感情深沉的班長漸漸走遠，心里泛上一股子甜味，比吃了糖還要甜蜜。那兩包糖，我轉送給了街道的幼儿園。我對幼儿園的阿姨說：跟孩子們講，這是解放軍叔叔特地送給他們的。 1985年5月，我得了急性腸炎，在人民醫院住院治療。還是老人民醫院，在白塔寺。住院部樓房沒有電梯。而我上四樓。這時，有几位住院病人的家屬，他們認出了我，說是解說比賽的宋老師呀，我們抬您上樓。于是，我坐在一張凳子上，几個熱心听眾就呼儿嘿喲地把我抬上了四樓。 在此之前和之后，我坐過小轎車，坐過軟臥車廂，坐過運動員舒适的專机，但是，只有這一次，几個陌生人把我抬上四樓的這一次，我坐得最舒服，我的心頭感到最舒坦。 兩天后，鐘瑞正陪同我在病房里說話，一個護士進來說樓下來了几位海軍戰士，要求見見我，問我怎么辦。鐘瑞就下了樓。原來，几個海軍通訊兵在“5·19”中國足球隊同香港隊那場震動全國的比賽中沒听到我的轉播，就往中央台打電話詢問。他們得知我生病住院了，于是就從公主墳步行到白塔寺人民醫院來探望我。 他們四個人，一進病房就排成一隊，齊唰唰地向我敬了個軍禮。這几個通訊兵后來我們還經常聯系。听說我要從复興門搬到崇文門，他們說不用請別人幫忙了，他們全包下來。那年頭北京還沒有搬家隊，几個海軍戰士在一個星期天幫我搬了家，飯不吃，煙不抽，水也沒喝。 現在我想起這事儿心里頭還充滿感激。多好的軍人啊，他們愛足球，他們也愛听我的轉播解說，一旦發現在大型的比賽中我沒有露面，就給中央台打電話，而一旦得知我生病住院，又風塵仆仆地從部隊駐地步行到醫院。當他們知道我要搬家，再一次做出了無私的奉獻，利用休息時間為我們搬家。 近兩年，我一年當中有三分之二的時間奔波于全國各地和世界各地，我听不到他們的音訊了。我曾根据他們給我留的電話號碼打電話，我希望再見到他們。然而，電話號碼變了，而他們也复員了，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家鄉。 啊，朋友們，你們現在好嗎？我相信你們雖然脫下了軍裝，但還像以前一樣熱愛足球，熱愛体育，熱愛我的實況轉播。我多希望你們某一天能讀到我這本《自述》，你們就會知道，你們的宋老師常常在思念你們！要是哪天你們來北京出差，或者領著妻子孩子來旅游，一定來我們家做客好嗎？我今天還住在崇文門，你們是很熟悉的啊！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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