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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諾貝爾獎的設立，傳說是諾貝爾為了贖其發明炸藥，以致成為可怕的殺人武器之罪而撥款成立的，但獲頒港貝爾獎者無疑被世人极度另眼相待，被尊崇、被羡慕是很自然的，而得獎者也大都認為得獎是一生至高的榮音。盡管經環學獎并非諾貝爾本人所設，而是瑞典中央銀行為慶祝成立300周年，在1968年出資創設的“瑞典中央銀行紀念諾貝爾經濟學獎”，于1969零開始頒發，其間也常有反對的“异聲”出現，但諾貝爾經濟學獎仍被世人极度看重，尤其在經濟學界更被尊為無上成就。盡管諾貝爾原先希望獎勵的是特殊的成就，而不是杰出的個人，但不可可認的是，成就是附著在人身上，終而似乎反客為主，世人倒反而較在乎得獎人。 因此，對于有幸獲獎者，其身价“暴增”，世人也往往認為他們高人一等，甚至是無所不能，這在經濟學這門社會科學的得獎者身上更是明顯。也就是因為如此，我們就很容易理解1974年經濟學獎得主哈耶克（F．A.Hayek）在受獎宴席上會這樣說： “……諾貝爾獎給某一個人的這种權威，就經濟學這門學科來講，誰也不應該享有。在自然科學部門，這沒有問題。自然科學家當中某一個人所產生的影響，主要是影響到他的同行專家們。……但是，經濟學家的影響之關系重大者，卻是影響一些外行人：政客、記者、公務員和一般大眾。 在經濟學家方面有了一點特殊貢獻的人，沒有理由就成為全能者，而可以處理所有的社會問題。可是新聞界卻如此看待他，而他自己也終于自信是如此。甚至于有人被捧昏了頭，居然對一些他素未專研的問題發表意見，而認為這是他的社會責任。 用這樣隆重的儀式以宣揚少數几位經濟家的成就，使之舉世矚目，因而加強他的影響力，這樣做，我不相信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想建議，凡是獲得諾貝爾這項榮譽的人，必得做一謙虛的宣誓，誓不在自己的學術以外對于公共事務發表意見。 或者，授獎人在授獎時至少要求受獎者謹記住我們經濟學的大師之一——馬歇爾（A．Marshall）的一句嚴正忠告：‘社會科學者必須戒懼赫赫之名：當眾人大捧之時，災禍亦將隨之。’” 哈耶克有感而發的這番話應不只是說給得獎者听，也特別告訴普通大眾，尤真是新聞從業者，不要將他們這些得獎者視為無所不知、無所不曉的超人。我相信哈耶克也應在告誡他自己時刻緊緊守住分寸，以免過度膨脹，畢竟凡人都很難抗拒被捧的誘惑！不過，正如哈耶克所說，經濟事務關系人生，千頭万緒難以弄清，一旦提出錯誤建議而化為政策施行，危害大矣，而被奉為上賓的諾貝爾獎得主最具此种條件，他們的話最易被視為真理。 真正的經濟學家 已故的自由經濟學前輩夏道平先生曾被通常被稱為經濟學家的那群人，就其思想言論的底蘊分成三類，一是真正的經濟學家，二是經濟工程師，三是特定經濟利益發言人。他說這三种人都同樣在使用經濟學的一些名詞、術語和某些模型，外行人看到他們發表的文章都在討論經濟問題，很自然地把他們都叫經濟學家，但實則有顯著區別。特定經濟利益發言人顧名思義大多是受雇于別人或某一集團，而為那人或那一集團的經濟利益辯護，或者只是為捍衛他們自己的利益。 經濟工程師是怎樣的人？工程師而冠以“經濟”二字，我們就可想像到：他們的專業是把公共經濟事務的處理當作一項工程來破。他無視于，至少是輕視了公共經濟事務是千千万万的行為人、形形色色的主觀意志表現。各個人的主觀意志，畢竟不同于既定的、客觀的存在，而可以規格化的物料。工程師的專業是在利用工程學的知識，就這樣的一些物料預先作成一個模型（或出自自己的創意或遵照業主的愿望），然后按這個模型來建适一座壯觀的廟堂，或一套精密的机器，或一條高速公路。由于所建造的東西不同，而有建筑工程師、机械工程師、土木工程師這些不同的稱謂。稱謂盡管不同，他們同樣地都時利用一些無生命、無意志的物料，制作他們預先設計好的東西，至于被冠以“經濟”二字的經濟工程師。則是搬弄一些經濟學名詞，而以工程師的心態、工程師的技巧，來處理活生生的人的行為所形成的公共經濟事務。 至于真正的經濟學家，起碼應有以下的認知：必須了解其所關心的“人”，与生物學或動物學家心目中的“人”不一樣。經濟學家雖也知道“人”具有一般動物的欲望、行動和本能的反應。但委重要的是，“人”還具有异于禽獸的意志、理念和邏輯思考。這是人之所以為人的一大特征。人的欲望是會自我繁殖不斷增多的，而其滿足卻要受到外在种种限制。于是在要求滿足的過程中，他不得不有所選擇。選擇，是出于不得已；選擇什么，則又力求自由。這就是說：人，并非生而自由的，但具有爭取自由的本能。 由于人性中有上述的特征，所以在漫長的演進過程中，漸漸學習了爭取個人自由的适當方法。這個方法是要不妨害別人也能爭取，否則終于妨害到自己的自由。只有“人”才會在個別自覺的互動中，形成分工合作而日益擴大的社會，不同于出自本能的蜂蟻社會。人類社會的形成与擴大，是由于人的自覺行為之互動。“互動”之“互”字顯示出主詞的“人”是指的多數，而且多到說不出他們是誰；決不是少許几個人，更不是像孟軻所稱為“獨夫”那樣的一個人。其互動也是在其獨特的環境，各憑其獨特的零碎知識行為，而互動，決不是靠一個人或少數人的設計、規划、指揮或命令而組織成的所謂“團隊”行為。 那么，非團隊的行為，不正是有些人所說的無政鬧的混亂狀態嗎？事實上完全相反。因為團隊的行為是受制于這個團隊主宰者個人的知識，即便他有所謂“智囊團”的幫助，也只是有限的少數人。至于分散在社會上無數個人的知識，個別看來是零碎的、瑣屑的，乃至微不足道的，當然不能与任何專家系統知識同日而語。但是那些散在社會的知識之總和，卻不是任何一個人或一個集團的知識所能攝取真万一的。即便在將來更高科技的代的電腦也不能納入那些知識的總和。之所以非團隊的行為不僅未造成混亂，反而是分工合作的社會所賴以達成、所賴以擴大的基礎。如果用亞當·斯密（A.Smith）的話講，這是“無形之手”的作用；用哈耶克的活講，是“長成的社會秩序”。 重視“無形之手”，并不意味排斥“有形之手”；尊重“長成的社會秩序”，并不意味排斥“法制的社會秩序”。以“重視”、“尊重”這樣的字眼，只是要強調“有形之手”不應牽制或阻礙“無形之手”的運作，只能為其除三障礙，使其運作順暢無阻；是要強調法制的社會秩序不應干扰或扰亂長成的社會秩序，只要提供一個有利于后者得以保持活力而無僵化之虞的架构。 這些論點用到經濟領域來講，那就是自由市場与政府之間的關系問題。自由市場就是長成社會秩序的一部分，政府就是法制的社會秩序之建立者。政府對于市場的運作只可維護或給予便利，不得有所干扰或阻撓。 在這三种分類下，夏先生曾就迄1988年的二十六位諾貝爾經濟獎得主評論說，并不全部是真正的經濟學家，甚至就他們的思路來說，有的只可說是頂尖級的諾貝爾工程師，當然這些得主應不至于是特定經濟利益發言人。 鼓勵思想的原創性 我認同夏道平先生的說法，也當然不否認這些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都是各個与業領域的佼佼者，只是覺得諾貝爾的性質應該是非常特殊的，在經濟學層面更宜將獎頒給“思想”上具原創性貢獻者，也不一定非得每年都給不可，否則會將此獎的价值往下拉，基至于与其他一般獎項的地位相同，如此就相當可惜了。話雖如此，獲頒諾貝爾經濟獎者當然在其從事的領域上都有突破性的貢獻，至少，會有“成一家之言”的成就。關于他們為何會有如此高人一等的成就，是否与他們的家庭、天賦資質、成長環境有所關聯？是否一般人也可以“有為者亦若是”？由當事人自我剖析應該比較恰當，也較為真實，尤其這些被尊為大師級的人物應不可能過于自我吹捧才是。那么，到哪里去戎這种自述呢？我們知道，這些人日理万机，尤其戴上諾貝爾獎桂冠后，身价暴漲，時間也更緊，連接受聘請發表演說都很困難了，遑論提筆為文寫自述這种瑣事！由此觀之，這本《諾貝爾之路——十三歷經濟獎得主的故事》就顯現真難得的价值了。 因為這本書是十三位得獎者以“我成為經濟學者的演化之路”為題的演講詞結集，每一篇都是當事者親自現身面對無數听眾講述其心路歷程，看罷各文真有如沐春風、親臨其境之感。每位演講者雖然并非都從小就立志走上經濟學之路，反而是偶然加机緣的成分較高，值得一提的是30年代那一場世界經濟大恐慌，不論是讓他們的家境陷入困境，或由該事件所造成的災禍之沖擊而急于了解大恐慌的原因，是好几位得獎者攻讀經濟學的触媒。至于求學過程往往得到良師引導，這些良師主要是啟發他們的思考，激發他們內在的潛能，培養他們向權威挑戰、尋找新的突破，非填鴨式的教導。雖然，這十三位几乎不同領域，但卻都強調知識的累積，以及同行、師生間相互腦力激蕩的重要性。經濟學專業讀者固然會對這些得獎者之重要貢獻的來龍去脈興味盎然，就是外行人雖可能不明其內涵，卻仍可獲得新知的脈動。說實在的，十三位大學者就同一題目演講，功力的高低無疑明顯地暴露出來，這也提供讀者評比的一大樂事。不過，讀罷十三篇自述，不知讀者們能否就上述夏道平先生所作的三种分類，將這十三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歸類？哪几應是真正的經濟學家？哪几位是經濟工程師？有沒有等而下之的特定經濟利益發言人呢？ （本文作者為中國台灣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 ------------------ 素心學苑 收集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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