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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車奔馳著。外面，是白雪覆蓋著的平原，光明、遼闊，正如展現在我面前的生活前程。車內，我身前身后都是普通的勞動人民。這是我平生第一次和他們坐在一起，坐在同一列客車上。我將同他們共同生活，共同建設，我將成為他們中間的一個，不，我現在就是他們中間的一個了。 在撫順上車不久，身旁的一件事情立刻說明我是邁進了一個什么樣的社會，我是列身于什么樣的人之間。列車員和一位女乘客攙扶著一個小姑娘，走進我們這個車廂找座位。在我身后有個空座，空座旁的一位乘客把自己的位子一齊讓了出來，給她們坐。那婦女讓孩子在座位上躺好，自己側身偎靠著她，神情十分焦灼。鄰座有人向她探問，孩子是不是有病？有病為什么還要出門？那婦女的回答是出乎人們意料的。原來她是車站附近的一個小學的教師，小姑娘是她的學生，剛才在課堂上小姑娘突然腹痛難忍，學校衛生人員怀疑是闌尾炎，主張立即送醫院。小姑娘的父母都在很遠的礦上工作，通知他們來帶孩子去看病怕來不及，直接把孩子送到能動手術的礦上醫院，也費時間，于是女教師毅然做出決定，立刻帶孩子搭這趟客車去沈陽。站台人員讓她先上車后補票，同時叫她放心，他們將打電話告訴沈陽照應她們。這個簡單的插曲叫我想起了陶淵明說的“落地為兄弟，何必骨肉親”的胸怀，在今天已不是少數人的胸怀。我更想起孟子說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這在今天也已成為現實。我現在所邁進的社會，我現在所參加的行列，原來比我所想象的更高更美呵！ 十二月九日，我來到祖國的首都。這是我別离了三十五年的故鄉。在輝煌壯麗的北京站台上，我看見了三年多不見的五妹和二十多年不見的四弟。我和他們緊緊地握著手，听到叫喊“大哥”的聲音。這是前半生中，妹妹弟弟們從來沒對我叫過的稱呼。我從這一聲稱呼中，感到了在自己家族中也開始了新的生命。 我告別了伴隨我們來的李科員，也告別了同行的老孟。老孟是我們同所的蔣介石集團的八名蒙受特赦的戰犯之一（連我和前偽滿將官郭文林，撫順管理所赦出共十人）。他和前來迎接的妻子走了。四弟給我提起那只黑皮箱，五妹和老万走在我兩旁，我們一起走出站台。在站外，我對著站台大鐘，掏出我的怀表。离開撫順前，所長從我獻交給政府的那堆東西里面揀出這只表，叫我收下，我說這是我從前用剝削的錢買的，我不能要。所長說現在是人民給你的，你收下吧！這是我在一九二四年從父親家里逃人東交民巷那天，為了擺脫張文治，在烏利文洋行想主意時買的那只法國金表。從那一刻起，開始了我的可恥的歷史。如今，我讓它也開始一個新生命，用北京的時間，撥正了它的指針。 所長發給我這只表的那天，對我們蒙赦的十個人說，你們回到了家，見了鄉親們和家里的人，應該給他們道個歉，因為過去對不起他們。他說：“我相信，家鄉的人會原諒你們，只要你們好好地做人，勤勤懇懇地為人民服務。”我到了五妹和老万的家里，所長的話完全證實了，同院的每個人對我都是和藹可親的。第二天早晨，我很想和這些鄰居們一起做點什么，我看到有人拿著笤帚去掃胡同，就參加了打掃。我一直掃到胡同口，回來的時候，找不著家門了，結果走進一個陌生的人家。這家人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便十分熱情地把我送了回來，并且告訴我用不著道謝，說“咱們還是街坊，就不是街坊，新社會里幫這點忙又算什么呀！” 我還見到了七叔七嬸，堂兄堂弟和妹妹、妹夫們。我從七叔這里知道了家族最新的興旺史，知道了他在人民代表大會上關于少數民族地區視察情況的發言。我听到了人斤大哥的古琴，看到了他給我寫的字。他的書法造詣确實又達到了新的水平。我還欣賞了人間五哥的花鳥新作。我去看了二妹，這時她已辦起了街道托儿所，据現任郵電部門工程師的二妹夫說，二妹現在忙得連頭暈的老病也沒有了。三妹夫婦，四妹、六妹夫婦，七妹夫婦，我也都看到了，三妹夫婦在區政協正參加學習，四妹在故宮檔案部門工作，六妹夫婦是一對畫家，七妹夫婦是教育工作者。更激動人心的則是第二代。過春節的那天，數不清的紅領巾擁滿了七叔的屋里屋外。在已經成為青年的第二代中，我見到了立過功勳的前志愿軍戰士、北京女子摩托車冠軍、登山隊隊長、醫生。護士、教師、汽車司机。更多的是正在學著各种專業的和讀著中學的學生。這里面有共產党員，共青團員，而其余的人無一例外都在爭取獲得這個光榮的稱號。這些成長起來的青年，又是那些帶紅領巾的弟弟妹妹們心目中的榜樣。 我還會見了許多舊時代的老朋友。商衍瀛在臥榻上和我見了面。他是文史館的館員，因為老病，說話已不清楚。他見了我，面容似乎還有點拘謹的嚴肅，掙扎著要起來。我拉著他的手說：“你是老人而且有病，應該躺著休息。我們是新社會的人，現在的關系才是最正常的關系。等你好了，一塊為人民服務。”他臉上拘謹的神色消失了，向我點頭微笑，說：“我跟著你走。”我說：“我跟著共產党走。”他說：“我也跟著共產党走。”我更見到了當過太監的老朋友，知道了他們許多人的近況。他們正在民政局為他們專辦的養老院中安度晚年。 我第一天見到的人差不多都說：“你回來了，要到各處去看看，你還沒逛過北京呢！”我說：“我先去天安門！” 天安門廣場，我是早已從電影、報刊以及家信中熟悉了的。我從銀幕上看到過舉著各項建設成績標牌的游行隊伍，在這里接受毛主席的檢閱；我還看到過這里節日的狂歡活動。我從報刊上還看到過交通民警在這里領著幼儿院的孩子們過馬路，看到過停在這里的“紅旗”牌和“東風”牌小轎車。我知道了人民大會堂的巨大工程，是在十個月之內完工的，知道了來自世界各國的外賓在這里受到了什么樣的感動。今天，我來到了這個朝思暮想的地方。 在我面前，巍峨的天安門是祖國從苦難到幸福的歷史見證，也是舊溥儀變成新溥儀的見證。在我左面，是庄嚴壯麗的人民大會堂，祖國大家庭的重大家務在那里做出決定，其中也有使我獲得了新生的決定。在我右面是革命博物館，在我后面矗立著革命英雄紀念碑，它們告訴人們，一個多世紀以來有多少英雄烈士進行了什么樣的艱巨斗爭，才給我們爭得了今天的果實，而我也成了其中的一個分享者！ 在天安門廣場上，我平生第一次滿怀自由、安全、幸福和自豪地散著步。 我和五妹、儉六弟緩步西行。走到白身藍頂的民族文化宮的時候，五妹關心地說：“大哥累不累？這是頭一回走這么多路吧？”我說：“不累，正因為是頭一回，特別不累。” “頭一回”這三個字充滿了剛開始的新生活中。“頭一回”是很不方便的，但我只覺得興奮，并不因此有什么不安。 我頭一回到理發店去理發——嚴格地說，這是第二次，因為三十多年前我在天津中原公司理過一次，但是這一次在理發店遇到的事還是頭一回。我一坐上座位，就發現了在哈爾濱百貨店里看到過的叫不出名稱的東西。我問理發員，旁位上嗚嗚響的是什么，他說：“吹風。”我問：“先吹風還是先理發？”他一听，怔住了：“你沒理過發嗎？”他還以為我開玩笑哩！后來弄明白了，我們都不禁大笑起來。等到我頭上也響起了那嗚嗚之聲時，我心里更樂了。 我頭一回坐公共汽車，給儉六弟造成了一場虛惊。我排隊上車，看到人們讓老人小孩先上，我也把身旁一位婦女讓了上去，卻不知這是位售票員。她看我不上，就跨上了車，車門隨著關上，車子也開走了。過了一會儿，儉六弟從下一站下了車跑來，我們倆离著還老遠就彼此相對大笑起來。笑過之后，我信心十足地對他說：“不用擔心，決出不了事！”在這樣多人的關怀下，我有什么可擔心的呢？就在這天上午，我從三妹家附近一個商店里，剛找回來昨天丟在那里的一個皮夾子。難道我這個人還會丟了嗎？ 北京市民政局為了幫助我們了解北京，熟悉生活，組織了特赦后住北京的一些人，包括從前的國民党將軍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等人，進行了一系列的參觀。我們看了一些新建的工厂。擴建的各种公用事業以及城市的人民公社等單位，歷時約兩個月。最后，經同伴們的請求，游了故宮，由我臨時充當了一次解說員。 令我惊异的是，我臨离開故宮時的那副陳舊、衰敗的景象不見了。到處都油繕得煥然一新，連門帘、窗帘以及床慢、褥墊、桌圍等等都是新的。打听了之后才知道，這都是故宮的自設工厂仿照原樣重新織造的。故宮的玉器、瓷器、字畫等等古文物，歷經北洋政府和國民党政府以及包括我在內的監守自盜，殘剩下來的是很少了，但是，我在這里發現了不少解放后又經博物院買回來或是收藏家獻出來的東西。例如，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是經我和溥杰盜運出去的，現在又買回來了。 在御花園里，我看到那些在陽光下嬉戲的孩子，在茶座上品茗的老人。我嗅到了古柏噴放出來的青春的香气，感到了這里的陽光也比從前明亮了。我相信故宮也獲得了新生。 一九六○年三月，我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的北京植物園，開始了每天半日勞動、半日學習的生活。這是我走上為人民服務崗位前的准備階段。在技術員的指導下，我在溫室里學習下种、育苗、移植等等工作。其余的半天有時學習，有時進行這本書的寫作。 我在前半生中，不知“家”為何物。在撫順的最后几年里，我開始有了“家”的感覺。到了植物園不久，我覺得又有了第二個“家”。我處在自上而下互助友愛的气氛中。有一次我從外面游逛之后回來，發現那只表不見了，不免十分惋惜，覺得在這么長的路線上，無法去尋找，只好作罷。同屋的總務員老劉知道了這件事，他本來正該休息，連休息也忘了，問清了我游逛的路線，立刻就出去了。許多人都知道了這件事，休息著的人都去找表，我被弄得很不好意思。后來老劉從四季青人民公社一個大隊的食堂前找到了它，非常高興地拿了回來。這時，我覺得我接過來的不是一只表，而是一顆火熱的心。 這年的夏季，植物園里建立了民兵，每天進行操練。我報名參加，別人都說我年歲超過了標准。我說：“作為祖國大家庭的一員，我也應當站在保衛祖國的崗位上。”后來人們被我說服了，我參加了操練，當上了一名超齡民兵。 我站在植物園的民兵排里，心里想著我們的隊伍有多大。這里是几十個人，但整個民兵隊伍卻是若干若干万。我想，我什么時候才可以列入那個像洪流的隊伍中，在天安門前經過呢？ 這個愿望很快得到了實現。我參加了支援日本人民反對“日美安全條約”斗爭的百万人游行的隊伍。這不僅是一百万，而是全世界參加共同斗爭的千百万人的一部分。我們高聲呼著口號，走過了天安門。在天安門上刻著我們的心聲： “中華人民共和國万歲！”“全世界人民大團結万歲！” 從此我開始了社會活動。從這些活動中，我感覺到自己同全國人民，全世界爭取和平、民主、民族獨立和社會主義的人民連在一起了。 一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我拿到了那張寫著“愛新覺羅·溥儀”的選民證，我覺得把我有生以來所知道的一切珍寶加起來，也沒有它貴重。我把選票投進了那個紅色票箱，從那一剎那間起，我覺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我和我國六億五千万同胞一起，成了這塊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地上的主人。從這塊土地上伸向世界各地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手，是一只巨大的可靠的手。 一九六一年三月，我結束了准備階段，走上了為人民服務的正式崗位，在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擔任專員職務。我做了一名文史工作者。 我參加的這部分工作是處理清末和北洋政府時代的文史資料。我在自己的工作中，經常遇到我所熟悉的名字，有時還遇到与我的往事牽連著的歷史事件。資料的作者大多是歷史事件的親歷或目擊者。對這段時期的歷史來說，我和他們都是見證人。我從丰富的資料中，從我的工作中，更清楚地看出時代的變化。那些被歷史所拋棄的人物——葉赫那拉氏（慈禧）、袁世凱、段祺瑞、張作霖等等在當時似乎是不可一世的，被他們宰割壓榨的人民似乎是無能為力的。像胡适之流的文人們曾為他們捧場，遺老、遺少們曾把复辟幻想寄托在他們身上，而他們自己更自吹為強大，認為他們背后的列強是永遠可恃的依靠。但是，他們都是紙老虎，終于被歷史燒掉了。歷史，這就是人民。“看起來，反動派的樣子是可怕的，但是實際上并沒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從長遠的觀點看問題，真正強大的力量不屬于反動派，而是屬于人民。”我的經驗使我接受了這項真理，我的工作使我更加相信了這項真理。我還要通過我的工作和我的見證人的身份，向人民宣揚這項真理。 我在工作之余，繼續寫我的前半生。 為了寫作，我看了不少資料。我的工作單位給了我种种便利，供給我許多寶貴的文史資料，我在許多外界朋友的熱情幫助下看到了許多圖書、檔案部門的寶貴材料，得到了許多專門調查材料。有的材料是不相識的朋友給我從珍貴的原件中一字一字抄下來的，有的材料是出版界的同志給我到遠地調查核實的，有的材料是几位老先生根据自己的親歷目擊認真回憶記錄下來的。有不少難得的資料則是檔案、圖書部門提供的。特別要提到的是國家檔案館、歷史博物館、北京圖書館和首都圖書館的同志特意為我設法尋找，以及專門匯集的。我受到這樣多的關怀和支援很感不安。其實，這在我們的國家里，早已是平常的現象了。 在我們的國家里，只要做的是有益于人民的事情，只要是宣揚真理，就會得到普遍的關心和支持，更不用說到党和政府了。 我的寫作也引起了許多外國朋友的興趣。曾有許多外國記者和外國客人訪問過我，問我前半生的經歷，特別注意打听我十年來的改造情形。一位拉丁美洲的朋友對我說：“從這件事情上，我又一次感到了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把你的事情快些寫成書吧！”一位亞洲的朋友說：“希望你這本書的英文版出版后立刻送我一部，我要把它譯成我國文字，讓我國人民都看到這個奇跡。” 一九六二年，我們對來自國內外的困難所進行的艱巨斗爭，取得了輝煌的成就。這一年對我來說，還有更多的喜事臨門。四月間，我被邀列席人民政協全國委員會，并旁听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于祖國建設的報告。五月一日，我和我的妻子李淑賢建立了我們自己的小家庭。這是一個普通的而對我卻是不平凡的真正的家庭。 這就是我的新的一章。我的新生就是這樣開始的。看看我的家，看看我的選民證，面對著無限廣闊的未來，我永遠不能忘記我的新生是怎樣得到的。 我在這里要補充一段，關于給我新生命的偉大的改造罪犯政策的故事。用我瑞侄的話說：“這不寫到書里是不行的。” 一九六○年夏天，我和小瑞游香山公園，談起了我們每個人最初的思想變化，哪一件事引起了思想的最初震動。 小瑞先談了小固和小秀。据他知道，小固在綏芬河車站上發現中國列車由中國司机駕駛，感到了第一次的震動，小秀則是從沈陽車站上群眾對一個失掉一只手的女工的迎接，感到過去自己生活的無味。說到他自己，他說：“我難忘的事情很多。第一件事是我剛干活不久，有一回揩窗子打破了一塊玻璃。玻璃掉在地上，看守員听聲就跑來了，我嚇得要死，誰知他過來問我：你傷著了沒有？我說人沒傷，可是玻璃破了。他說，玻璃破了不要緊，下次留神別傷著人。” “這類事我也遇到過。”我說，“可是對我說來，最初我最關心的是生死問題，是寬大政策對我有無效驗的問題。讓我最初看到生机的，從此一步步看到希望的，是交出了那箱子夾底的東西后，受到了出乎意料的寬免。說起這個，還不能不感激你的幫助。” “我的幫助？”小瑞睜大了眼睛，“你還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嗎？難道所長沒跟你說嗎？” “說過這件事。檢舉認罪時，因為小固質問，我在大會上交代之后，向所長做了檢討，過了年，我又向所長說，我交東西時候沒敢說收過你的紙條，是因為怕你受處分。所長說，這件事他全知道，是他讓你寫那紙條來幫助，以便促使我主動交代。這是所長的苦心，但也有你的幫助啊！” “這么說你還不知道其中詳細情形。你根本不知道，寫那紙條本來是不合我心意的，我的意思是搜查你，沒收東西，好好懲罰你一下。可是……這件事我得告訴你，這不寫到你的書里是不行的！” 這件事的詳細過程，我這時才明白。原來小瑞早就向所方談出了我的箱底的秘密，要求所方搜查沒收。所長卻不這么干，他說：“搜查是很容易的，但這并不見得利于他的改造。等等吧，搜查不如他自動交代，要他自覺才好。”以后等了好久，小瑞又找所長談，要求搜查。所長說，每個人思想發展速度不同，不能急。共產党人相信，在人民掌握的政權下，大多數罪犯是可以改造的，但每人有每人的過程。問題不在于珠寶和監規，而是要看怎樣更利于對一個人的改造。所長說：“你要知道，由于他的特殊身份，他很難立即相信政府的坦白從寬的政策。如果我們去搜查了他，這就是讓他失去了一次体驗政策的机會。還是把主動讓給他吧！你著急搜查，不如用用腦子設法來促進他自覺。”結果，就想出了由他寫紙條給我的辦法。紙條遞出之后，多日不見動靜，小瑞又急了，對所長說：“溥儀這人至死不悟，既然毫不自覺，為什么不搜他？”所長說：“原來不能著急，現在更不能著急。”后來的情形就是那樣，結果是我著急了，交出了那批東西。我從那時開始看到了一條新的出路。 “從那時起，我就明白了，政府是堅定地相信多數人可以改造的。”小瑞激動地說，“你自己知道，那時你還一個勁儿地對抗。欺騙，可是所方早知道了你那些事。我們几個人還在檢察人員到來之前，全都告訴了政府！可是從那時起，所方就相信你是可以改造的，就為你的學習、改造操著心了。” 我站在香山的山腰上，遙望太陽照耀著的北京城，我心中十年來的往事又被一件件勾起。我想起老所長的花白頭發，年輕的副所長的爽朗語音，我想起了每位看守員，每位大夫、護士，每位所方人員。在我欺騙他們的時候，在我用各种可恥的方法進行對抗的時候，在我完全暴露出自己的無知、無能、愚蠢的時候，在我對自己都已感到絕望到极點、不能活下去的時候，他們，這些共產党人，始終堅定地相信我可以改造，耐心地引導我重新做人。 “人”，這是我在開蒙讀本《三字經》上認識的第一個字，可是在我前半生中一直沒有懂得它。有了共產党人，有了改造罪犯的政策，我今天才明白了這個庄嚴字眼的含義，才做了真正的人。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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