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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自我估計，又過高了。我遇到了考驗。 全國各個生產戰線上都出現了大躍進的形勢，所方在這時向我們提出，為了讓思想跟上形勢，加緊進行學習改造，有必要進行一次思想檢查，清除思想前進途中的障礙。辦法是在學習會上每人談談几年來思想認識上的變化，談談還有些什么問題弄不通。別人可以幫助分析，也可以提出問題要本人講清楚。在輪到我的時候，發生了問題。 我談了過去的思想，談了對許多問題的看法的變化，在征求意見時，有人問我： “像我們這樣出身的人，跟日本帝國主義的關系是深遠的，在思想感情上還可能有些藕斷絲連。你跟日本人的關系不比我們淺，別人都談到了這個問題，你怎么一點沒談？難道你就沒有嗎？” “我對日本人只有痛恨，沒什么感情可言，我跟你們不一樣。” 我的話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有人說：“你為什么這樣不虛心？你是不是還以為比人高一等？”有人說：“你現在是什么感情？難道你比誰都進步？”有的人舉出許多過去的例子，如我去日本作的詩，我扶日本皇太后上台階等等，說明我當時比誰都感激日本人，現在卻全不承認，令人難以置信。我回答說，我過去与日本人是互相利用，根本不是有感情；我并非看不起在座的人，只是直話直說。這番解釋，并沒有人同意。后來，當我談到逃亡大栗子溝心中懼怕的情形，有人問我： “日本人要送你去東京，先給你匯走了三億日圓准備著，你不感激日本帝國主義嗎？” “三億日圓？”我詫异起來，“我不知道什么三億日圓！” 其實，這不是一件多大的問題。日本關東軍從偽滿國庫里提走了最后的准備金，對外宣稱是給“滿洲國皇帝”運到日本去的。這筆錢我連一分錢都沒看見過，別人都知道這件事，井不當做我的罪行，不過是想了解一下我當時的思想感情而已。我如果能夠冷靜地回憶一下，或者虛心地向別人打听一下，我會想起來的，但是我并沒有這樣做，而是非常自信、非常堅決地宣稱：“我根本不知道這回事！” “不知道？”許多知道這回事的人都叫起來了，“這是張景惠和武部六藏經手的事，張景惠這才死，你就不認賬啦？”又有人問我：“你在認罪時難道沒寫這事嗎？”我說沒有，他們就更惊异了：“這件事誰不知道呀！”“這可不是三百三千，這是三億呀！” 到了晚上，我這才認真地回憶了一下。這一想，我忽然想起來了。在大栗子溝時，熙洽和我說過，關東軍把偽滿銀行的黃金全弄走了，說是給我去日本准備日后生活用的。這一定就是那三億日元了。那時我正擔心生命的危險，竟沒把這回事放在心里。第二天，我又向別人問過，确實是這回事，因此在小組會上向大家說了。 “你從前為什么隱瞞呢？”几個人一齊問。 “誰隱瞞？我本來就是忘了！” “現在還說忘了？” “現在想起來了。” “怎么從前想不起來？” “忘了就是忘了！不是也有忘事的時候嗎？” 這一句話，引起了難以應付的議論： “時間越久越記得起，越近倒越忘，這真奇怪。”“原來明明是有顧慮，卻不敢承認。”“毫無認錯的勇气，怎么改造？”“沒有人相信你的話。政府保險再不上你的當。”“你太喜歡狡辯了，太愛撒謊了！”“這樣不老實的人，能改造嗎？”…… 我越辯論，大家越不信，我想這可麻煩了，人人都認為我在堅持錯誤，堅持說謊了，如果反映到所方去，眾口一詞，所方還能相信我說的嗎？腦子里這樣一想，活像有了鬼似的，馬上昏了頭。我本來沒有他們所說的顧慮，現在卻真的有了顧慮。“以曾子之賢，曾母之信，而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也！”想起這個故事，我失掉了所有的勇气，于是我的舊病發作了——只要能安全地逃過這個難關，什么原則都不要了。不是檢討一下就可以混過去嗎？好，我承認：我從前是由于顧慮到政府懲辦，沒有敢交代，現在經大家一說，這才沒有顧慮了。 三億元的事固然是真的忘了，然而在這個問題上，卻正好把我靈魂深處的東西暴露了出來。 以后小組里再沒有人對我的問題發生興趣了，可是我自己卻無法從腦子里把這件事拋開。我越想越不安，覺得事情越糟。明明是忘了，卻給說成是隱瞞；我害怕政府說我不老實，偏偏又不老實，說了假話。這件事成了我的心病，我又自作自受地遇到了折磨。 在從前，我心中充滿了疑懼，把所方人員每件舉動都看成包含敵意的時候，我總被死刑的恐懼所折磨。現在，我明白了政府不但不想叫我死，而且扶植我做人，我心中充滿了希望，不想又遇到了另一种折磨。越是受到所方人員的鼓勵，這种折磨越是厲害。 有一天，看守員告訴我，所長找我去談話。我當時以為一定是問我那三億日元的事。我估計所長可能很惱火，惱我受到如此待遇，卻仍舊隱瞞罪行不說。如果是這樣，我真不知怎樣辦才好。但同時也另有一种可能，就是所長會高興，認為我承認了錯誤，做了檢討，說不定因此稱贊我几句。如果是這樣，那就比罵我一頓還難受。我心里這樣搗了一陣鬼，等進了所長的接待室，才知道所長談的完全是另外一件事。 然而由于這次見所長的結果，卻使我陷進了更深的苦悶中。 老所長已經許多日子不見了。這次他是陪著另一位首長來的。他們問過我的學習和勞動情況后，又問起我關于除四害的活動情形。 所長說，他听說我在捕蠅方面有了進步，完成了任務，不知在這次開展的捕鼠運動中有什么成績。我說還沒有訂計划，不過我想我們組里每人至少可以消滅一只。 “你呢？”坐在所長旁邊的那位首長問。我這才認出來，原來這是在哈爾濱時，問我為什么對日本鬼子的屠殺不提抗議的那位首長，不禁有些心慌。沒等我回答，他又問：“你現在還沒開‘殺戒’嗎？”說罷，他大笑起來。笑聲沖散了我的慌亂情緒，我回答說，我早沒那些想法了，這次打算在捕鼠運動中一定消滅一只老鼠。 “你的計划太保守了！”他搖頭說，“現在連小學生訂的計划都不只每人一只。” “我可以爭取消滅兩只。”我認真地說。 這時所長接口說，不給我訂指標，我可以盡量去做。談到這里，就叫我回來了。 從所長那里回來，我心頭有了一种沉重感。這倒不是因為對平生未試過的捕鼠任務感到為難，而是我由這次談話聯想起許多事情。我想起不久前的一次消滅蚊蠅運動中，所方特意檢查過我的計划，我想起了由于學會了洗衣服而受到了所長的鼓勵，……所方在每件事情上對我一點一滴地下功夫，無非是為了我“做人”。可是，我卻又騙了一次人，我想，即使捉到一百只老鼠，也不能抵消我的錯誤。 剛下班的江看守員見我在俱樂部里獨自發呆，問我是不是有了捕鼠辦法，并且說他可以幫助我做個捕鼠器。老實說，我不但沒辦法捉老鼠，就連老鼠藏在哪儿全不懂。我巴不得地接受了他的幫助。在跟他學做捕鼠器的時候，我剛放下的心事又被勾起來了。 我們一邊做捕鼠器，一邊聊起天來。江看守員從捉老鼠說起了他的幼年生活。我無意間知道了他的少年時代的悲慘境遇。我完全想不到這個平素非常安靜、待人非常和气的青年，原來在偽滿時期受了那么大的罪。他是“集家并屯”政策的典型犧牲者。由于連續三次集家并屯，寒天住在窩舖里，他全家感染上傷寒，弟兄八個，死得只剩下了他一個。死掉的那七個弟弟，全是光著身子埋掉的。 我們把捕鼠器具做好，他的故事也斷了。他領著我去找鼠洞，我默默地跟著他，想著這個被偽滿政權奪去七個兄弟生命的青年，何以今天能這樣心平气和地幫我捉老鼠？這里所有的看守員都是這樣和气，他們過去的境遇又是怎樣的？后來，我忍不住地問他： “王看守員和劉看守員，都在偽滿受過罪嗎？” “那時候誰不受罪？”他說，“王看守員給抓了三次勞工，劉看守員被逼得無路可走，投了抗日聯軍。” 我現在明白了，不用問，東北籍的所方人員在偽滿時期全是受過罪的。 我按著他的指導，果然完成了任務，而且是超額兩倍。王看守員和劉看守員听說我捉住了老鼠，都像發現了奇跡似地來看我的“俘虜”，都稱贊我有了進步。听著他們的稱贊，我心里很不受用。這些在偽滿時期受夠了罪的人，把我的“進步”看得這樣重要，而我卻仍在騙著他們！ 我每天照常到醫務室工作，照常打掃屋子，給病人量血壓，施行電療，學習中醫，那個矮個子日本戰犯照常每天向我鞠躬。可是我听不清他的話了，《中醫概論》變得難解起來了，給人量血壓時常常要反复几次。妹妹和妹夫們來信繼續告訴了他們的新成就，屢次向我表示祝愿，盼望我早日改造好，与他們共享幸福生活。這些話現在听來好像都成了責備。 秋天來了，我們像去年一樣突擊制作煤磚，副所長和干部們又一齊動手給溫室准備過冬燃料。我盡量多抬煤，卻盡量不想讓所長看見，怕听到他的夸獎。這時如果听到了夸獎是比挨罵還要難受的。 有一天，到了施行電療的時間，我忙一些別的事，晚到了一步，已經有兩個人等在那里了。其中一個是那個每次鞠躬的日本人。我知道他是每次先來的，就讓他先做。出乎我的意料，他卻向另外那個做了個手勢，同時說了一句中國話： “您請，我不忙。” “按次序，你先來的。”被他推讓的那個蔣介石集團的戰犯說。 “不客气，我不忙。我可以多坐一會儿。”他又像解釋似地加了一句：“我就要釋放了。” 我這還是頭一次知道他會說這樣好的中國話。我給那個蔣介石集團的戰犯弄著器械，一邊瞟了那日本人几眼。只見他面容嚴肅地望著對面的牆壁。過了一會儿，他的視線又移向天花板。 “這間屋子，偽滿時候是刑訊室的一間，”他用低低的聲音說，听不出他是自言自語，還是跟人說話，“不知有多少愛國的中國人，在這里受過刑呵！” 過了一會儿，他又指指屋頂說： “那時候，這上面吊著鐵鏈。牆上都是血。”他環視著牆壁，目光最后停在玻璃柜上。靜默了一會儿又說，“中國的先生們修理這間屋子的時候，我們還以為是恢复刑訊室，報复我們，后來看見穿白衣服的大夫先生，又以為是要拿我們做解剖試驗。誰知道，是給我們治病的醫務室……” 他的聲音哽咽起來。 蔣介石集團的戰犯病號療完走了，我讓這日本人電療。他恭恭敬敬地站立著說： “我不用了。我是來看看這間屋子。我沒有見到溫大夫，請您轉告他，我沒有資格向他致謝，我是替我的母親謝謝他。謝謝您，大夫先生。” “我不是大夫，我是溥儀。” 也不知他听見了沒有，只見他鞠完躬，彎身退出了房門。 我覺著再也支持不下去了。無論所方如何難于理解，我也要把我的假話更正過來。 正在這時，老所長到管理所來了，要找我談話。 我推開了接待室的門。書桌后是那個熟悉的頭發花白的人。他正看著一堆材料，叫我先坐下。過了一會儿，他合上材料，抬起頭來。 “你們小組的記錄我看了。怎樣？你最近思想上有什么問題沒有？” 事到臨頭，我又猶豫起來了。我望望那些小組記錄材料，想起了眾口一詞的小組會，我不禁想：他听了我一個人的話，總是不相信的，我說了真話，有什么好處？不過，我又怎么好再騙人呢？ “你說說吧，這次小組會開的怎樣？” “很好。”我說，“這是系統的總結思想，結論都是正确的。” “嗯？”所長揚起了眉毛，“詳細說說好不好？” 我覺得自己喘气都不自然了。 “我說的是真話，”我說，“說我有過顧慮，這結論很對，只是個別例子……” “為什么不說下去？你知道，我是很想多了解一下你的思想情況的。” 我覺得再不能不說了。我一口气把事情的經過說完，心里怦怦地跳個不停。老所長十分注意地听著。听完，他問道： “這有什么難說的？你是怎樣想的？” “我怕眾口一詞……” “只要你說的是實話，怕什么呢？”所長神色十分嚴肅，“難道政府就不能進行調查研究，不能做出自己的分析判斷嗎？你還不夠明白，做人就是要有勇气的。要有勇气說老實話。” 我流下了眼淚。我沒料到在他的眼里，一切都是這樣清楚。我還有什么說的呢？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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