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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九五三年末起，我們連著學習了三個月的《帝國主義論》。一九五四年三月，學習結束后，管理所遷回撫順。過了不久，檢察机關的工作團來到管理所，開始了對戰犯的調查。 后來才知道，政府為了這次調查日本戰犯和偽滿戰犯的罪行，做了很周密的准備，組織了龐大的力量。一大批日本戰犯調到撫順來了。几年前政府人員就准備了大量材料。大約二百名左右的檢察工作人員集中起來，事先受到了政策和業務的專門訓練。 日本戰犯住在“三所”、“四所”和“七所”里，那邊的情形不清楚，我們一所偽滿戰犯這邊三月末開過了一個大會，開始了調查。調查工作——從犯人這方面說是檢舉与認罪——一直進行到年底，才基本結束。 在大會上，工作團的負責人員講了話。他說，你們經過了這几年的學習和反省，現在已經到了認罪的時候了，政府有必要來查清你們的罪行，你們也應該對過去有個正确的認識，交代自己的罪行，并且檢舉日本帝國主義戰犯和其他漢奸的罪行；無論是坦白交代和檢舉他人，都要老老實實，不擴大、不縮小；政府對你們最后的處理，一方面要根据罪行，一方面要根据你們的態度；政府的政策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 所長同時宣布了監規：不准交換案情，不准跟別的監房傳遞字條信件，等等。從這天起，每日休息時間各組輪流到院子里去，想跟別組的人會面也辦不到了。 開過大會，各組回到各自的屋子開討論會，每個人都表示了要徹底坦白、檢舉，低頭認罪，爭取寬大。有人說：“我一直在盼這天，只要能審判，就有期限了。”也有的人，比如老憲說了他相信寬大政策，卻又神色不安，顯然是言不由衷。 看到老憲面色發灰，我并沒什么幸災樂禍的想法，反而被他傳染上了不安的情緒。自從在學習心得里交代了歷史關鍵問題之后，當時我對寬大政策有了信任，現在又覺得政策還沒兌現，不知將來處理的時候，是不是仍如所長說過的，對我并不例外。如果像老憲這樣一個“軍醫院長”也值得擔心，我這“皇帝”又該如何呢？ 但是，無論如何，最大的問題我都已經交代出來了。我的情形可能跟老憲不同，他也許在考慮是不是交代，而我的問題只能是如何讓檢察人員相信，我早已就是認了罪的。 為了取得檢察人員的信任，我決定詳細而系統地把自己的歷史重寫一遍，同時把自己知道的日本戰犯的罪行盡量寫出來。我在小組會上做了這樣的保證。 完全實現這個保證，卻不是那么容易。 我寫到偽滿末期，寫到蘇聯對日本宣戰那一段，想起了一件事。那時我擔心日本人在這緊張時机對我怀疑，把我踢開，總想著法儿取寵關東軍。在得到蘇軍宣戰消息后的一天夜里，我沒經任何人的指點，把張景惠和總務廳長官武部六藏叫了來，給他們下了一道口頭“敕令”，命他們緊急動員，全力支持日本皇軍抵抗蘇軍的進攻。這件事情我該如何寫？不寫，這件事難保別人不知，寫吧，這件并非日本人授意的舉動（那時吉岡正稱病不露面），是否會引起檢察人員的怀疑，不相信我是處處受著吉岡安直擺布的呢？如果檢察人員發生了誤會，我所交代的全部歷史就變成不可信的了。 我最后決定，不能寫的太多，坏事少寫一件不算什么，把這件事也算到吉岡安直的賬上去吧。 寫完了，我又考慮寫得太少也不好。于是我把能寫的盡量寫詳細。寫完了坦白材料，我又盡量地寫檢舉材料。 材料都交上去了。我等待著檢察人員的傳訊。 在等待中，我不住地猜想著審問時候的場面。檢察人員跟所方人員一樣不一樣？凶不凶？是不是要動刑？ 在我腦子里，審問犯人是不可能不厲害的。我在紫禁城和宮內府里對待犯過失的太監、仆役，就向來离不開刑具。 我怕死，更怕受刑。不用說皮肉受苦，即使有人像我從前對待別人那樣打我一頓耳光，也不如死了的好。我曾經認為，住共產党的監獄如果受不到野蠻的虐待是不可能的。進了管理所之后受到的待遇，是出乎意料的。這里不打人、不罵人，人格受到尊重。三年多來，一貫如此，按說我不該再有什么怀疑，可是一想到審問，總還是不放心，因為我認為審問就是審問，犯人不可能跟問官一致，問官不可能相信犯人，結果自然會僵住，自然是有權威的問官要打人，這本是無可非議的。 我在這些念頭的折磨下，過了十多天寢食不安的日子。終于等到了這一天，看守員來通知我去談話。 我被領進中央甬道里的一間屋子。這間屋子大約有兩丈見方。當中有一張大書桌，桌前有個茶几，放著茶碗茶壺和煙灰碟。一位中年人和一位青年坐在桌后。他們示意，讓我在茶几旁的椅子上坐下。 “你叫什么名字？”那中年人問。 “愛新覺羅·溥儀。” 他問了年齡、籍貫和性別。那個青年的筆尖，隨著我們的談話“嚓、嚓”地在紙上動著。 “你寫的坦白材料我們看了，”那中年人說，“想听你當面談談。你可以抽煙。” 就這樣開始了。中年的檢察員從我幼時問起，問到我被捕。我都說完了，他對我點點頭，樣子好像還滿意。 “好吧，就談到這里。以后趙訊問員可能有問題問你。” 總之，這种訊問的气氛是頗出乎意料的。我心里少了一個問題。 第二次訊問，當我發現屋里只有趙訊問員一個人的時候，不禁有點失望。我坐在這位訊問員面前，注視著他的年輕的面龐，心中不住地想：他行嗎？他弄得清楚嗎？他能明白我說的話是真的？他正當血气方剛之年，有沒有脾气？如果別人瞎檢舉我，他信誰的？…… “有個問題要問你一下，”他打斷了我的思路，問起我在偽滿時頒布敕令和詔書的手續問題。我照著事實做了回答。在談到一項敕令時，他問我在頒布前几天看到的，我想不起來了。 “大概是一兩天前，也許，三天，不，四天吧？” “不用立刻回答，”他說，“你想想，几時想起几時說。現在談另一個問題……” 在這另一個問題上，我又記不起來，僵在那里了。我心里不免暗暗著急：“我又想不起來啦，好像我不肯說似的，他該火了吧？”但是他并沒發火，還是那句話：“這且放一邊，你想起來再說。” 后來，我終于對這個年輕人完全服了。 已不記得那是第几次訊問了。他拿出一份我寫的檢舉材料，放在我面前，問我： “你寫的這個檢舉材料上說，在日本戰犯、前偽滿總務廳次長古海忠之的策划下，日本侵略者在一年中掠去東北糧食一千六百万吨。這件事說的太不具体。是一年嗎？是哪一年？一千六百万吨的數字怎么知道的？你再詳細說說。” 我怎么能知道呢？這不過是我從同屋的兩個偽大臣談天中無意中听來的，我自然不敢把這件事說出來，只有學一下蘇東坡的“想當然耳”，說日寇對東北財富，無不盡力搜刮，糧食是產多少要多少。說到這里，訊問員攔住了我： “東北年產糧食多少，你知道嗎？” 我張口結舌，半晌說不出話來。 “你這條檢舉的根据是什么？” 我看是混不下去了，只好說出了這條馬路情報的來源。 “那么，你相信不相信這個材料？” “我，……沒什么把握。” “哦，連你自己也不信！”訊問員睜大了眼，“那么你為什么還要寫？” 我正在吶吶然，不知說什么是好，他卻把自來水筆的筆帽套好，收拾著桌上的紙張和書本——有厚厚的偽滿的《年鑒》、《政府公報》，顯然是不再需要我的答案。這次訊問是他用這句話結束的： “無論對人對己，都要實事求是。” 我望著這個比我年齡小十几歲的人，沒有話說。我從心底承認了他的話。因為我就害怕著別人給我編造和夸大呀。 我走出訊問室，心底驀地冒出一個問題：“是不是每個訊問員都是像這小伙子似的認真呢？倘若有一個不是這樣，而正巧收到了誣賴我的檢舉材料，那怎么辦呢？” 這個問題很快就得到了答案。同屋的老元后來告訴我們一件同樣的經歷。他曾按估算寫了日本從東北掠奪鋼鐵的數字，訊問員不相信，給他一支鉛筆，叫他算一算生產這些鋼鐵需要多少礦石，東北各礦年產多少礦石……。“他帶著東北資源檔案哩！”老元最后這樣說。 因此我也明白了為什么趙訊問員的桌子上放著那些《年鑒》、《公報》之類的材料。不過工作團為了查證每件材料，使用了几百名調查人員，花了一年多的時間，跑遍了各地城鄉，翻遍了數以吨計的檔案，這還是到了我在檢察員的總結意見書上簽字時才知道的。 我在年輕的訊問員那里碰了一個釘子，由于他的實事求是的精神感到高興，又因自己的愚蠢而擔心他把我看做不老實的人。因此我赶緊寫了一個自我檢討書給他送去。 “情形不像很嚴重。”交出了檢討書，我這樣的想。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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