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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蘇聯的五年拘留生活中,我始終沒有放下架子。我們后來移到伯力收容所,這里雖然沒有服務員,我照樣有人服侍。家里人給我疊被、收拾屋子、端飯和洗衣服。他們不敢明目張膽地叫我“皇上”,便改稱我為“上邊”。每天早晨,他們進我的屋子,照例先向我請安。 剛到伯力郊外的時候,有一天,我想散散步,從樓上下來。樓梯底下椅子上坐著一個從前的“大臣”,他見了我,眼皮也沒抬一下。我心里很生气,從此就不想下樓了。每天呆在樓上,大部分時間都花在念經上。不過一般說起來,那些偽大臣大多數對我還是保持尊敬的。舉例說,在蘇聯的五年,每逢過舊歷年,大家包餃子吃,第一碗總要先盛給我。 我自己不干活,還不愿意我家里這些人給別人干活。有一次吃飯,我的弟弟和妹夫給大家擺台子,就叫我給禁止住了。我的家里人怎么可以去伺候別人! 一九四七——四八年間,我家里的人一度被送到同一城市的另一個收容所里,這是我第一次跟家里人分開,感到了很大的不方便。蘇聯當局很照顧我,容許我單獨吃飯。可是誰給我端飯呢?幸而我的岳父自告奮勇,他不僅給我端飯,連洗衣服都愿替我代勞。 為了使我們這批寄生虫,做些輕微的勞動,收容所給我們在院子里划出了一些地塊,讓我們种菜。我和家里人們分得一小塊,种了青椒、西紅柿、茄子、扁豆等等。看到青苗一天天在生長,我很覺得新奇,于是每天提個水壺接自來水去澆,而且澆得很有趣味。這是以前從來沒有過的。但主要的興趣,還是在于我很愛吃西紅柿和青椒。當然,我常常想到,這到底不如從菜舖里買起來方便。 為了我們學習,收容所當局發給了我們一些中文書籍,并且有一個時期,叫我的弟弟和妹夫給大家照著本子講《列宁主義問題》和《聯共党史》。講的人莫名其妙,听的人也胡里胡涂。我自己心里只是納悶,這和我有什么關系?假如不讓我留在蘇聯,還要把我送回去,我就是能背下這兩本書,又有什么用? “學習”這兩個字,那時對我說起來,還不如青椒、西紅柿現實一些。每次學習,我坐在講桌旁邊一個特殊的座位上,總是一邊听“教員”結結巴巴地講我不懂而且也不想懂的“孟什維克”。“國家杜馬”,一邊胡思亂想:“如果能住在莫斯科,或者倫敦,這些珠寶首飾夠我用几年?”“蘇聯人不吃茄子,這回收下的茄子,怎么個吃法?”…… 不過,我還能裝出很像用心听的樣子,可有的人就不同了,他們索性打起鼾來。晚飯后,是自由活動時間,卻另是一個樣:走廊的一頭是几桌麻將;另一頭靠窗的地方,有人向窗外天空合掌,大聲念著“南無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樓上日本戰犯那里傳來“烏烏烏”的日本戲調子;更稀奇的是有人擺起測字攤,四面圍著一群人,訊問什么時候可以回家,家里發生什么事沒有。還有些人在臥室里偷著扶乩,問的全是有關回家的問題。最初几天,門外的蘇聯哨兵被吵聲惊動,曾經十分惊奇地瞅著這群人,直搖腦袋,后來連他們也習慣了。 在這种時候,我多半是在自己的屋子里,搖我的金錢課,念我的金剛經。……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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