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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淡路丸上,鄭孝胥講了一整天治國平天下的抱負。十三日早晨,我們到達了遼宁省營口市的“滿鐵”碼頭。 為什么去沈陽要從營口登陸,這個問題我根本不曾考慮過,我想到的只是東北民眾將如何在營口碼頭上來接我。在我的想象中,那里必定有一場民眾歡呼的場面,就像我在天津日租界日僑小學里看到的那樣,人們搖著小旗,向我高呼万歲。但是船身越靠近碼頭,越不像那么回事。那里并沒有人群,更沒有什么旗幟。等到上了岸,這才明白,不但迎接的人很少,而且全是日本人。 經過上角利一的介紹,才知道這都是板垣派來的人,為首的叫甘粕正彥。此人在中國知道他的不多,在日本卻大有名气。他原是個憲兵大尉。日本大地震時,日本軍部趁著震災造成的混亂,迫害進步人士,遭難的大杉榮夫婦和七歲的孩子就是死在他手里的。震災后,這個慘案被人揭發出來,在社會輿論壓力之下,軍部不得不讓他充當替罪羊,交付軍事法庭會審,處以無期徒刑。過了不久,他獲得了假釋,被送往法國去念書。他在法國學的是美術和音樂,几年之后,這位藝術家回到日本,隨即被派到關東軍特務机關。据二次大戰后日本出版的一本書上說,作為“九一八”事變信號的柳條溝鐵道的爆炸,就是他的一件杰作。在營口碼頭上,我怎么也不會想到,這個彬彬有禮的戴細腿近視眼鏡的人,會有這么不平凡的經歷。如果沒有他的杰作,也許我還不會到東北來哩。 甘粕正彥把我和鄭氏父子讓進預備好的馬車,把我們載到火車站。坐了大約一個多鐘頭的火車,又換上了馬車。一路上沒听到任何解釋,稀里胡涂地到了湯崗子溫泉療養區。我怀著狐疑的心情走進了對翠閣溫泉旅館。 對翠閣旅館是日本“滿鐵”的企業,日本風格的歐式洋樓,設備相當華麗,只有日本軍官、滿鐵高級人員和中國的官僚有資格住。我被帶進了樓上的非常講究的客房,在這里見著了羅振玉、商衍瀛和佟濟煦。羅振玉給我請安后即刻告訴我,他正在和關東軍商洽复辟建國的事,又說在商談結束前,不宜把我到達這里的消息泄露出去,而且除了他之外別人也不宜出頭露面。他這話的真正用意我沒有領會,我卻自以為弄清了一個疑團:怪不得沒有熱烈歡迎的場面,原來人們還都不知我來。我相信和關東軍的談判是容易的,不久就可以宣布我這大清皇帝在沈陽故宮里复位的消息,那時就不會是這樣冷冷清清的了。我想得很高興,全然沒有注意到鄭氏父子的异樣神色。我痛痛快快地吃了一餐別有風味的日本飯菜,在窗口眺望了一會這個風景區的夜色,就心曠神怡地睡覺去了。 過了一宿,我才明白這次又樂得太早了。 漱洗之后,我招呼隨侍祁繼忠,說我要出去蹓躂一下,看看左近的風景。 “不行呵,不讓出去啦!”祁繼忠愁眉苦臉地說。 “怎么不行?”我詫异地問。“誰說的?到樓下去問問!” “連樓也不讓下呵!” 我這時才知道,對翠閣旅館已經被封鎖起來,不但外面的人不准進到旅館范圍里來,就是住在樓下的人也休想上樓(樓上只有我們這几個人住)。尤其令人不解的是,為什么連樓上的人也不許下去呢?找羅振玉,羅振玉已不知何往。鄭孝胥父子都很生气,請我找日本人問問這是怎么回事。陪我們住在這里的日本人,帶頭的是上角利一和甘粕正彥。祁繼忠把上角找來了,他笑嘻嘻地用日本腔的中國話說: “這是為了安全的,為了宣統帝安全的。” “我們在這里住到什么時候?”鄭孝胥問。 “這要听板垣大佐的。” “熙洽他們呢?不是羅振玉說熙洽要接我到奉天嗎?” “這,也要听板垣大佐的。” “羅振玉呢?”鄭垂問。 “到沈陽找板垣大住去了。現在還在討論著新國家的問題,討論出一致的意見,就來請宣統帝去的。” “糟!”鄭垂一甩手,忿忿地走到一邊去了。這個“君前失禮”的舉動很使我看不慣,不過這時更引起我注意的,卻是上角說的“新國家”問題還在討論。這可太奇怪了,不是土肥原和熙洽都說一切沒問題,就等我來主持大計了嗎?上角現在說“還在討論”,這是什么意思呢?我提出了這個問題,上角利一含糊其詞地回答說: “這樣的大事,哪能說辦就辦的?宣統帝不要著急,到時候自然要請宣統帝去的。” “到哪里去呢?”鄭垂匆匆地走過來插嘴,“到奉天嗎?” “這要听板垣大佐的。” 我很生气地躲開了他們,到另一間屋子叫來了佟濟煦,問他從沈陽拍來電報說“万事俱妥”是什么意思。佟濟煦說這是袁金鎧說的,不知這是怎么鬧的。我又問商衍瀛,他對這件事怎么看,他也沒說出個什么道理來,只抱怨這地方沒有“乩壇”,否則的話,他一定可以得到神仙的解答。 這時我還不知道,日本人正在忙亂中。日本在國際上處勢孤立,內部對于采取什么形式統治這塊殖民地,意見還不統一,關東軍自然還不便于立刻讓我出場。我只感覺出日本人對我不像在天津那么尊敬了,這個上角也不是在天津駐屯軍司令部里的那個上角了。我在不安的預感中,等待了一個星期,忽然接到了板垣的電話,請我搬到旅順去。 為什么不去沈陽呢?上角利一笑嘻嘻地解釋說,這還要等和板垣大佐談過才能定。為什么要到旅順等呢?据上角說,因為湯崗子這地方附近有“匪”,很不安全,不如住旅順好,旅順是個大地方,一切很方便。我听著有理,于是這天晚上搭上火車,第二天一早到了旅順。 在旅順住的是大和旅館。又是在對翠閣的一套做法,樓上全部歸我們這几個人占用,告訴我不要下樓,樓下的人也不准上來。上角和甘粕對我說的還是那几句:新國家問題還在討論,不要著急,到時候就有人請我到沈陽去。在這里住了不多天,鄭孝胥父子便獲得了羅振玉一樣的待遇,不但外出不受阻攔,而且還可以到大連去。這時鄭孝胥臉上的郁郁不樂的神色沒有了,說話的調子也和羅振玉一樣了,說什么“皇上天威,不宜出頭露面,一切宜由臣子們去辦,待為臣子的辦好,到時候皇上自然就會順理成章地面南受賀”。又說在事成之前,不宜宣揚,因此也不要接見一切人員,關東軍目前是這里的主人,我在“登极”之前,在這里暫時還算是客人,客隨主便,也是理所當然。听了他們的話,我雖然心里著急,也只好捺下心等著。 事實上,這些口口聲聲叫我皇上的,這些絞著腦汁、不辭勞苦、為我奔波著的,他們心里的我,不過是紙牌上的皇帝,這种皇帝的作用不過是可以吃掉別人的牌,以贏得一筆賭注而已。日本人為了應付西方的磨擦和國內外的輿論壓力,才准備下我這張牌,自然他們在需要打出去之前,要嚴密加以保藏。鄭羅之流為了應付別的競爭者,獨得日本人的犒賞,也都想獨占我這張牌,都費盡心机把持我。于是就形成了對我的封鎖,使我處于被隔离的狀態中。在湯崗子,羅振玉想利用日本人規定的限制來斷絕我和別人的來往,曾阻止我和鄭孝胥与日本關東軍的接触,以保障他的獨家包辦。到了旅順,鄭孝胥和日本人方面發生了關系,跟他唱上了對台戲,于是他只好亡羊補牢,設法再不要有第三個人插進來。在防范我這方面,羅和鄭聯合起來,這就出現了鄭羅二人一方面聯合壟斷我,一方面又勾心斗角地在日本人方面爭寵。 這些事實的內幕,我當時自然不明白。我只覺出了羅振玉和鄭孝胥父子跟日本人沆瀣一气,要把我和別人隔离開。他們對于佟濟煦和只知道算卦求神的商衍瀛,不怎么注意,對于從天津來的要見我的人,卻防范得很厲害,甚至連對婉容都不客气。 我在离開靜園以前,留下了一道手諭,叫一名隨侍交給胡嗣瑗,命他隨后來找我,命陳曾壽送婉容來。這三個人听說我在旅順,就來到了大連。羅振玉派人去給他們找了地方住下,說關東軍有命令,不許他們到旅順來。婉容對這個命令起了疑心,以為我出了什么岔子,便大哭大鬧,非來不可,這樣才得到允許來旅順看了我一次。過了大概一個月,關東軍把我遷到善耆(這時已死)的儿子憲章家里去住,這才讓婉容和后來赶到的二妹、三妹搬到我住的地方來。 我本來還想讓胡嗣瑗、陳曾壽兩人也搬到我身邊,但鄭孝胥說關東軍規定,除了他父子加上羅振玉和万繩栻這几個人之外,任何人都不許見我。我請求他去和甘粕、上角商量,結果只准許胡嗣瑗見一面,條件是當天必須回大連。胡嗣瑗在這种情形下,一看見我就咧開大嘴哭起來了,說他真想不到在我身旁多年,今日落得連見一面都受人限制,說得我心里很不自在。一种孤立無援的恐懼在壓迫著我,我只能安慰胡嗣瑗几句,告訴他等我到了可以說話的時候,一定“傳諭”叫他和陳曾壽到我身邊來。胡嗣瑗听了我的話,止住了哭泣,趁著室里沒人,一五一十地向我敘說了鄭羅二人對他們的多方刁難,攻擊他們是“架空欺罔,挾上壓下、排擠忠良”。 胡嗣瑗和陳曾壽住在大連,一有机會就托人帶奏折和條陳來,在痛罵鄭羅“雖秦檜、仇士良之所為,尚不敢公然無狀、欺侮挾持一至于此”之外,總要酸勁十足和焦急万分地一再說些“當茲皇上廣選才俊,登用賢良之時,如此掣肘,尚有何希望乎?”這類的話。胡嗣瑗曾勸我向日本人要求恢复天津的形勢,身邊應有親信二三人,意思是他仍要當個代拆代行的大軍机。陳曾壽則對我大談“建國之道,內治莫先于綱紀,外交莫重于主權”,所謂“綱紀最要者,魁柄必操自上,主權最要者,政令必出自上”,總之一句話,我必須有權能用人,因為這樣他才能做大官。這些人自然斗不過鄭羅,在后來封官晉爵的時候,顯貴角色里根本沒有他們。后來經我要求,給了陳曾壽一個秘書職務,但他不干,請假走了,直到以后設立了內廷局叫他當局長,他才回來。胡嗣瑗曾和陳曾壽表示決不做官,“愿以白衣追隨左右”,我給他弄上個秘書長的位置,他才不再提什么“白衣”。由于他恨极了當國務總理的鄭孝胥,后來便和羅振玉聯合起來攻鄭。結果沒有攻倒,自己反倒連秘書長也沒有做成,這是后話,暫且不提。 我到旅順的兩個月后,陳寶琛也來了。鄭孝胥這時成了關東軍的紅人,羅振玉眼看就要敗在他手里,正當他接近全胜,他和關東軍的交易接近成熟的時候,看見威望超過他的“帝師”出現在大連,立刻引起了他的警惕。他生怕他這位同鄉會引起日本人更大的興趣,急忙想攆陳回去。所以陳寶琛在旅順一共住了兩宿,只和我見了兩面,就被鄭孝胥借口日本人要在旅館開會給送走了。 同時,天津和北京的一些想做官的遺老們借口服侍我,跑到旅順來,也都被鄭孝胥和甘粕正彥擋了駕。就連恭親王溥偉想見我也遇到攔阻。我過生日的時候,他們再找不到借口,才無可奈何地讓一部分人見了我,給我祝壽。其中有寶熙、商衍瀛、沈繼賢、金卓、王季烈、陳曾壽、毓善等人,后來在偽滿成立時都成了大小新貴。 當時互相傾軋、你爭我奪的不但有遺老,在日本浪人和特務之間也不例外,得勢的當然是板垣手下的上角和甘粕這一伙。當過我父親家里家庭教師的遠山猛雄本想到我身邊沾沾光,由于不是軍部系統的,最后都給上角和甘粕擠走了。 發生在鄭与羅之間的斗爭是最激烈的。這是這對冤家最后的殊死戰,因此都使用出了全身的力气。羅振玉利用他和板垣。上角利一這些人的勢力,對鄭孝胥一到東北即行封鎖,是他的頭一“招”。他自恃有首倡“迎立”之功,相信只要能把我壟斷在手,用我這張牌去和日本人談判,一定可以達到位居首輔的目的。可是他在談判中,一上來就堅持要大清复辟。日本方面對他這個意見不感興趣。他跟我一樣地不明白,复辟的做法和日本人宣傳的“滿洲民眾要求獨立自治”的說法,是配不上套的。這時日本人在國際上十分孤立,還不能把這場傀儡戲立刻搬上台去,因此關東軍并不急于定案,暫時仍用什么“自治指導部”、“維持會”等名目支撐著。羅振玉認為鄭孝胥被他封鎖住,其他人更無法靠近我的身邊,無從代表我和日本人去說話,他大可用獨家經理的身分,不慌不忙地和日本人辦交涉。复辟大清和另立國家之爭在懸而未決,我和鄭孝胥到了旅順,出乎羅振玉的意外,他對鄭孝胥的封鎖失了效,關東軍方面請鄭孝胥去會談。羅振玉既不知道鄭孝胥和東京軍部的關系,也想不到鄭孝胥在离津之前就認識了上角利一。就像我出宮那年,羅振玉与日本竹本大住的關系變成了鄭孝胥的關系一樣,這回羅振玉帶來的上角也很快變成了鄭孝胥的朋友,成了鄭与關東軍之間的橋梁。鄭氏父子到了營口、旅順,和甘粕正彥談了几次心,關東軍因此了解到他父子遠比羅振玉“靈活”,不像羅振玉那樣非有蟒袍補褂、三跪九叩不過癮,因此樂于以他為交易對手。鄭孝胥被看中了之后,第一次和板垣會面(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在旅順),听到板垣要叫我當“滿蒙共和國大總統”,先很惊訝,后來明白了日本軍方決不肯給我一頂皇帝帽子,便馬上改了主意,由他儿子鄭垂出面找軍方選中的殖民地總管駒井德三,表示日本如果認為“帝國”稱呼不适于這個新國家的話,只要同意他任未來的內閣首揆,一切沒有問題,他可負責說服“宣統帝”接受其他的元首稱號。順便說一句,這時搶這個首揆椅子的,卻大有人在。不但有羅振玉,還有張景惠、臧式毅、熙洽等人。熙洽几次派人送錢給我,共有十几万元,求我授他“總理”之職。鄭孝胥自然很著急,所以忙不迭地叫鄭垂從旁搶先遞“价碼”。駒井德三把這袖筒里來的价碼告訴了本庄和板垣,于是鄭孝胥便成了奉天關東軍司令官的客人。就這樣,關東軍的第一交易對手由羅振玉變成了鄭孝胥。 自然,這些真相是我在封鎖中所看不透的。我所見到的是另外一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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